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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國20世紀杰出的學術大師王國維，正值其學術生涯巔峰之際，卻在北京頤和園昆明湖自沉棄世。消息甫傳，頓使海內外學界同深哀悼。人們在痛惜他“中道而廢”之時，更競相揣度其不明不白自沉的原因。70余年來，猜測、推論，諸見紛陳而時有新見，又因各執一隅而難以定論，遂成20世紀中國文化界一大“公案”。 王國維自沉年代，正值中國社會處于激蕩變革之際。1924年，馮玉祥兵臨北京，遜帝溥儀被逐出宮。1926年，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開始后，北洋系統的馮玉祥、閻錫山先后易幟。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此時，王國維任教的清華校園也失去往日宁靜。 据當年的當事人回憶，其時王國維雖然日常言行無异常時，但言及時局，輒神色黯然，有“避亂移居之思”。而當時，他生活与精神上的依托者羅振玉已攜眷東渡，梁啟超養痾津門。生性孤僻的王國維与他人少有交往，唯与清華研究院主任吳宓過從頗密。6月2日早晨，王國維忽然找到吳宓，說有事將外出，需借用5元錢。接錢后就出校門雇人力車急行而去。到了下午，家人找到吳宓處，說他沒留片言出門至今未回。吳宓便著人四處尋覓，后從車夫處得知一長者去了頤和園，眾人便到頤和園，也是遍尋不得。后來又從管理員處得知，有一長者曾在排云殿魚藻軒 字走廊徘徊多時。大家又尋蹤找去，只見一地煙蒂，卻不見人影。忽見稍遠一點地方水中似有人影，有人就下水探尋，果然触到一人体，頭沒于湖底泥中，而后背衣衫還未完全浸透——正是已死多時的王國維。 王國維死后，家人在他遺物中發現了他死前一日所寫的遺書。遺書條理清晰，考慮周密，足見死者絕非倉促尋死。這与王死前几日無异常舉止相吻合。但遺書一開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十六字，卻給生者留下种种疑竇，成為70多年來其自沉之因久說紛紜，又難以确論的“謎面”。 對王國維死因，其親屬自始至終諱莫如深。而后世臆測大致又分几种： 一為“殉清”說。王為清朝遺老，更對遜帝溥儀向有國士知遇之感——王國維以秀才身份，被溥儀破大清“南書房行走”須翰林院甲科出身的舊制，召其直入“南書房”——有此思想基礎和遺老心態，逢“覆巢”之將再，以自殺而“完節”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啟超以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比之，當時的清華校長曹云祥和羅振玉、吳宓等均持此說。魯迅在《談所謂“大內檔案”》一文中，稱王“在水里將遺老生活結束”，可見也為此論。但反對此說者認為，王國維与羅振玉、鄭孝胥、陳寶琛輩有別，鄭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國維卻領清華職，心無旁騖，潛心學術。他雖“忠清”，卻不充其鷹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當時就有人說：“你看他那身邊的遺囑，何嘗有一個抬頭空格的字？殉節的人豈是這樣子的？” 二為“逼債”說。當年溥儀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說：內務府大臣紹英委托王代售宮內字畫，事被羅振玉知悉，羅以代賣為名將畫取走，并以售畫所得抵王國維欠他債務，致使王無法向紹英交待，遂愧而覓死。當時報紙還傳，王曾与羅合作做生意虧本，欠羅巨債。羅在女婿（王長子潛明）死后，羅、王已生隙，羅令女居己家為夫守節，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費2000元。王國維一介書生，債務在身，羞憤交集，便萌生短見。此說經郭沫若先生筆播，几成定論。但從王遺書對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證据表明，王國維生前并無重債足以致其自盡。 三為“惊懼”說。1927年春，北伐軍進逼北方，而馮、閻兩軍易幟，京師震動。有人認為，王國維自殺是怕自己這個前清遺老落入北伐軍手中，蒙受恥辱；又王視腦后辮子為生命，當時傳言北伐軍入城后將盡誅留有發辮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斷。但這种說當時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為不合王國維立身處世方式。 四為“諫阻”說。認為王國維投湖与屈原投江相類，是以“尸諫”勸阻溥儀听從羅振玉等人主意，有東渡日本避難打算，并認為王、羅兩人最后決裂的原因也緣于此因。 五為“文化殉節”說。与王國維同為清華導師，且精神相通、過從甚密的陳寅恪先是以“殉清”論王之死，后又認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陳寅恪的詮釋在同類者中立即得到共鳴，并在文化界產生重要影響。但陳之觀點，与其說是對王國維之死的解釋，不如說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態來觀照王國維的精神。 最后一种觀點是“諸因素”。以一遺民絕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學者絕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書生又生無所据——當王國維徘徊于頤和園長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剎那間重溫其一生之閱歷”的箴言，遂“奮身一躍于魚藻軒前”。也許，這就是王國維自沉之“謎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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