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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政治風云突變的年份。而對于王國維來說，這一年同樣也不尋常，因為正處于壯年的王國維將他生命歷程的終點定格在了這一年的風風雨雨中。 1927年的6月2日，王國維像往常一樣，吃完早飯便去了研究院。到校后，他先記起自己忘了把學生們的成績冊帶到辦公室，于是就讓研究院的工友去家中取。此后他遇到研究院辦公室秘書侯厚培，便与侯聊起下學期招生安排的話題，他談了許多自己的設想和建議，過了許久才与侯分手。臨別時，王國維向侯厚培提出借三元大洋，但侯正好未帶現洋，只能借給他紙幣。王國維拿了錢走出校門。在校門口他雇了一輛人力車，要車夫將他拉往离清華園不遠的頤和園。到頤和園時，大約是上午十點左右。王國維給了車錢，并囑車夫在園門口等候，便徑直走進頤和園。初夏時節，頤和園青山綠水，郁郁蔥蔥。不過臨近中午，園內游人稀少。王國維來到排云殿西面的魚藻軒駐足許久，抽完了最后一口煙，然后縱身跳入昆明湖。當時有一園工（又有說是巡警）正距王國維投水處不遠，听到落水聲后，急忙跑來解救，也不過約一二分鐘的時間，可王國維卻已斷气了。盡管魚藻軒前的湖水深不過二尺，但湖底滿是松軟的淤泥，王國維自沉時頭先入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塞住，聞聲而來的園工們又不懂急救之法，王國維最終因窒息而死。當園工們將王國維從水中救出時，他的內衣還未濕透，如果能及時施以人工呼吸法營救，或許還可有救，可是這卻被貽誤了。一代國學大師就這樣悄然离去。 時至中午，王國維所雇佣的人力車仍等在圓明園外，家人等他吃飯久久不見人歸。下午二時許，家人去學校詢問。于是侯厚培到校門口問車夫們，得知載王國維的那輛車去了頤和園，還沒有返回。侯厚培立即騎上自行車，前往頤和園找人。此前，王國維的儿子貞明在校門口已打听到情況，赶去頤和園，并于中途遇上那個送他父親去頤和園的車夫，此時車夫的車上坐著警察，他們正要去學校稟報。因為車夫在頤和園外等候王國維直至下午三點，听說園內有人投水，進園一看，死者正是他要等的那個人。等貞明到了圓明園，證實死者就是他父親，這時已是下午四點了。 噩耗傳到清華園，是日晚九時許，校長、教務長、研究院諸教授、助教及學生約三十余人共乘兩輛汽車赶到頤和園，其中有王國維的好友陳寅恪教授和吳宓教授。但此時園門已閉，守兵不允進入，經過再三交涉，才准許校長曹云祥、教務長梅貽琦和守衛處的烏處長入內探視。次日，清華園教職員工、學生及王國維家屬眾多人又齊赴頤和園。這時王國維的遺体仍停放在魚藻軒亭內，家人和驗尸官從王國維的衣袋中尋出一封遺書，封面上書寫著：“送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最后落款時間和簽名是：“五月初二，父字。”遺書是王國維在死前一天就寫下的，臨行前裝在自己的衣袋內。隨后，人們將王國維遺体移送到園西北角門外舊內庭太監下處三間小屋中入殮。當天傍晚七時，王國維的靈柩被送到清華園南部的剛秉廟停靈。這一天到場送行的除王國維家屬和清華研究院的學生外，還有清華的教授吳宓、陳寅恪、梅貽琦、陳達，北大的教授馬衡，燕大的教授容庚以及梁漱溟等人。 王國維的自沉之舉震惊了清華園，更震動了學術界，人們無不為失去這樣一位卓有建樹的國學大師而感到痛惜。王國維自盡的當日，梁啟超已离開了清華，得到噩耗复又奔回清華，親自參与料理其后事，并為王國維撫恤金一事向學校、外交部力爭。他對王國維之死悲歎至极，他對自己的女儿這樣評价王國維說：“此公治學方法，极新极密，今年僅五十一歲，若再延十年，為中國學界發明，當不可限量”。當時的青年學者顧頡剛感慨地把王國維的死和同年3月康有為的去世相比較，他說：康長素先生逝世，我淡然置之。我在學問上受他的影響不亞于靜安先生，我既是佩服他，為什么對于他的死倒不覺得悲傷呢？因為他的學問只起了一個頭，沒有繼續加工。所以學術界上的康有為，三十六歲就死了。“至于靜安先生，确和康氏不同，他是一天比一天進步的。他的大貢獻都在三十五歲以后，到近數年愈做愈邃密了，別人禁不住環境的壓迫和誘惑，一齊變了節，唯獨他還是不厭不倦地工作，成為中國學術界中唯一的重鎮。今年他只有五十一歲，假如他能有康氏般的壽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現在他竟“中道而廢”，為學術界著想，他的死是一個极重大的損失，說不出代价的犧牲。梁啟超和顧頡剛的話反映了學術界對王國維之死的深深遺憾。6月16日，在北京下斜街全浙會館舉行王國維悼祭大會，人們紛紛送上挽聯，梁啟超在挽聯中特別推崇王國維的學術研究，尤其提到了王國維在甲骨文研究中所作出的突出成就，他寫道：“其學以通方知類為宗，不僅奇字譯貫，創通龜契；一死明行已有恥之義，莫將凡情恩怨，猜擬㜥雛。”陳寅恪的挽聯有著更深一層的感情：“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越甲未應公獨恥，湘累宁与俗同塵。我儕所學關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贏得大清乾淨水，年年鳴咽說靈均。”吳宓則在挽聯中表達了自己對王國維自沉的看法：“离宮猶是前朝，主辱臣憂，汩羅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國瘁，海宇同聲哭鄭君。”這次悼祭會所收到的數百幅哀挽詞聯盡訴了人們對王國維的悼念和惋惜之情。此外北京的《國學月報》、《國學論叢》以及天津《大公報》等各地報刊還先后刊出《王靜安先生專號》、《王靜安先生紀念號》、《王靜安先生逝世周年紀念》等專輯，以示紀念。王國維的死在海外學術界也引起了震惊，日本學者在大阪市召開王國維先生追憶會，王國維的日本友人、學者紛紛到會追憶或著文寫詩憑吊。1927年日文雜志《藝文》（十八卷）的8、9兩期全部用來追憶王國維的學術工作。法國學者伯希和也寫有多篇文章，向讀者介紹王國維的成就。他在《通報》第26期上撰文說：作為王國維的老朋友，我經常提到他的名字，并很多次引用他如此廣博而丰富的成果，現代中國從未產生過走得這般前面又涉獵如此丰富的博學者。這一切都表明，王國維以他那巨大的學術成就贏得了人們的普遍尊敬。 本文摘自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世紀文化名人与上海叢書”——《王國維：悲情學人》第十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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