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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傳會 第一章 一百万雙饑渴的目光 又回來了，又回到了古老而現代的北京。僅僅是在兩個小時前，我還站在黃土高原的中川机場上，擠擁著我的是焦旱赤裸的山□和滿目的蒼涼。 明媚和煦的三月陽光，刺得我有些睜不開眼。 一切都顯得不怎么和諧。 從首都机場開往城里的豪華型大巴的揚聲器里，傳來了《黃土高坡》，歌者唱得慷慨激昂。我想，唱我家住在黃土高坡的，必定沒在黃土高坡住過，否則，她決不可能唱得這般瀟洒。 大街上行人匆匆。大巴在東單路口停住，一隊穿著天藍色校服的小學生，從車頭魚貫而過。這些無憂無慮的孩子，不必為每學期几十元學雜費而發愁，不必為買一只文具盒或几本課外書或一件什么玩具而憂心。在中國，他們稱得上為幸運儿。 剛進家門，便接到一位朋友的電話，她責怪我為什么不能早几天回來，否則，可以赶上她寶貝儿子的生日。她說，過生日那天，孩子爺爺送的那只蛋糕，是專門在一家四星級飯店訂的；姥姥送的玩具槍是托人從香港買來的……面對琳琅滿目的禮品，儿子對她說：“媽媽，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先挑哪件好？” 那几天，我老愛痴痴地望著讀小學六年級的女儿，女儿發現了，便問我：“爸爸，你怎么老盯著我？” 痴痴地望著女儿，心頭老在琢磨著那個古老的命題－－什么叫命運？ 生在北京樓房里的是北京孩子，降落在陝北窯洞土炕上的是陝北娃儿。對于命運的注釋，還有比這更通俗、更准确的嗎？ 五個少女的灰色故事 切諾基駛進了平果縣新安鄉湯那屯，或許是難得有人開著小車到這里來，一大群孩子怯生生卻又好奇地圍了過來，村民們三五成堆，也遠遠站在一邊指指點點著。 我的腦際閃過的第一縷思緒是：原來廣西并非到處都是桂林山水，原來廣西居然還有這么貧困的地方！ 正赶上開學的第二天，小學校王尚松校長告訴我，全校一百二十九名學生，來報名的只有八十人，交了費的還不到一半。 我問：“一名學生每學期收費多少？” 王校長說：“一、二年級書本加學雜費是十八元，三、四、五年級十九元。不過，我們這里書本一般只買語文、算術、思想品德，像自然、地理、歷史、音樂、美術都不買。不是不想買，是買不起。” “那這些副課都不上了？” “只能這樣。”王校長歎了口气。 一二十元，對于城市的孩子來說，不過是買一件玩具的錢；但在這里，對于多數家庭卻是不輕的負擔。特別是那些同時有兩三個孩子上學的家庭，負擔更像山一般沉重。 “九分石頭一分田”，惡劣的自然條件，使全村三百六十九戶人家，去年的人均收入還不到一百四十元，人均糧食僅只一百四十公斤。解放四十多年了，村里至今不通電。普查人口時曾做過統計，全村二千零十八人，四十五歲以上的除了村長、會計等五個人稍識几個字外，其余的全部為文盲。 我提議到几位交不起學費的學生家看看。 農加學家原先住的是土改時分的地主的房子，去年八月塌了，父子倆（農加學父親農上團因貧窮至今未娶，加學是他領養的）四處打“游擊”，親友們實在看不下去，剛剛幫他們蓋了一間木房子。 這里的木房子分上下兩層，下層或養豬或養牛，上層住人。空蕩蕩的屋里四面透風，找不到一件能值十元錢的稍像樣點的家具。農上團不過四十五歲，卻滿臉黝黑的皺紋，佝僂著背。我問他去年的總收入，他掰著手指頭算給我听：承包的兩畝山地打了六百斤玉米，賣了三只雞得了十九元錢。 “除了這些再沒其它的？” 農上團搖了搖頭。 “六百斤玉米哪夠吃一年？” 農上團說：“去年我們吃了三個月國家返銷糧，修房子還借了四百元貸款。” 一旁的王校長告訴我，這里的村民一年到頭都喝玉米粥，一般是早晨起來熬一鍋粥，全家人喝一天。說著，他走到鍋台前，掀開鍋蓋，果然可見半鍋結著嘎巴儿的玉米粥。 我說：“老農，你才四十五歲，正是干活的時候，農閒時可以到外頭找點活干嘛。” 農上團的頭搖得像撥浪鼓，“山里人，做生意，不會，不會！再說，我走了，這個家怎么辦？房子叫誰看？” 我們又來到梁盛炳的家。建在山腳下的兩間木房子，有一面連山牆都沒有，用几張破竹席圍著。屋里最引人注目的是牆上貼著的一張毛澤東的畫像和一位孩子得的獎狀。 梁盛炳全家五口人，去年只收了八百斤玉米，加上鄉里分給的五百斤返銷糧，這才剛剛開春，就已經快斷糧了。三個儿子，老大念小學五年，老二念四年，老三九歲了，還在家失學。 這時，老三躲藏在他父親的身后，用一雙惊奇的目光悄悄望著我們。 我對梁盛炳說：“老三都九歲了，得想想辦法讓他去念書。” “念書是要緊，吃飽肚子比念書更要緊。老大、老二的學費已經夠我發愁的了，老三，”低聲說，“實在是顧不上了。” 回來的路上，我問王校長：“你這一百二十九個學生，估計最后要流失掉多少？” “好好再做做工作，恐怕還得二、三十名來不了，主要是女生。” “為什么？” “村民們重男輕女，覺得女孩子將來反正是人家的人，念不念差不多。一般女生念到四年級、五年級就不讓再念了（這里的小學是五年制）。” 我又問：“上學期四年級的女生，這學期几個沒來？” 王校長說：“一共就七個女生，來報名的只有兩個。” “那五個就不來了？” “每家我都去了，家里都說缺錢，負擔不起。” 我忽然閃過了一個念頭，見見這五名已經流失的女學生。 屯子不大，王校長不一會儿便讓人把她們喊來了。 梁紅亮、王笑榮、王雪蓮、農英明、王美愛，五個女孩儿站在我面前，顯得有些拘謹。 她們當中最大的王美愛十四歲，最小的王笑榮才十一歲。早春二月，我穿著厚厚的羽絨服，可她們沒有一個穿毛衣或絨衣，都只穿著薄薄的單衣。 王校長在一旁插話：“剛才，听說北京來的記者要見見她們，她們都換上了最好的衣服，這是過年過節穿的，平時舍不得穿。” 我問她們到過縣城沒有，她們都搖頭。 我問她們坐過汽車沒有，她們也搖頭。 我問她們平時在家都干什么，梁紅亮回答放牛，王笑榮回答上山砍柴，王雪蓮回答打豬菜，王英明回答砍柴，王美愛回答一邊放牛一邊砍柴。 我說：“叔叔給你們出一道題：你們現在最想的是什么？” 梁紅亮、王笑榮、王雪蓮、農英明几乎异口同聲地回答：“想讀書！” 王美愛想了想，低聲說：“我想讀書，可是家里沒錢，爸爸說：‘沒有飯吃，怎么讀書。’要是讀書不要錢就好了。” 我再也問不下去了。 走前，我還到王笑榮的家看了看，她的父親王安壯對我說，他的四個孩子都該上學，加起來七八十元的學費實在負擔不起，想來想去只好讓笑榮停學。 切諾基起動了，要走了。一大群衣衫襤褸的孩子又圍了過來，村民們用漠然的目光望著我們，算是送行。小車駛出了村口，將要拐彎時，驀然，我看見那五位女孩子站在路旁，正向我們招手。 “停下，停下！”我喊了起來。 還沒待車輪停穩，我便跳下車，急迫地朝她們迎去。 女孩儿們顯然是哭了一場，一個個眼角挂著淚花，用一种渴望而又充滿著企盼的目光凝望著我，她們的嘴角囁嚅著，想說什么卻又說不出來。 是該安慰安慰她們？還是該鼓勵鼓勵她們？一時，我也不知該說什么好？ 沉思良久，我正欲說：“孩子們，現在，我們國家還比較貧困，過几年一定會慢慢富起來的”，卻又止住了。要是她們說：“叔叔，過几年，我們就永遠沒有讀書的机會了”，我該如何回答？ 我搖了搖頭，分別握了握她們的手，再也沒有勇气抬頭正眼看她們一下。我覺得我自己，還有我們，都欠了這些山里孩子一筆債，一筆永遠無法償還的債。于是，便逃也似地回到車上。 切諾基轉了一道彎又一道彎，我禁不住往窗外瞥了一眼，天呀，五位女孩儿依然站在山頭，依然在向我們招手…… 雨中訪瑤寨 到新民村瑤寨采訪，得先坐車到海城鄉，然后還得走十五里山路。 車上，陪同的團縣委書記小梁給我講了這樣一件事：六十年代，一位大學生分配到平果縣，縣里征求她意見：是留城關還是到海城？她琢磨了片刻，心想，海城顧名思義一定是建在海邊的一座小城，于是選擇了海城。待她到海城一看，卻原來是窮鄉僻壤，后悔不已。 春雨瀟瀟，從縣城到海城鄉七十公里，汽車走了快三個小時。 出鄉政府行不多遠，便開始爬山。山道崎嶇，且又下雨，极不好走。 鄉教委辦覃主任向我介紹全鄉的教育情況。這個貧困縣里的純少數民族鄉（全部為壯、瑤族），學生的入學率僅維持在百分之八十五。全鄉八十三所小學，一個教學點一名教師的就占了六十三所。其中离鄉里最遠的百潭村那定教學點，一名代課教師教了二十一名學生，到鄉里開次會，來回要走一百里公路。 走了兩個多小時，出了一身汗，近中午，我們來到了這個寂靜的瑤寨。 一排低矮的平房（三間教室），便是村小學。學校前的几株桃花不畏寒冷，開得正艷。沒想到的是，教室的窗戶居然還貼出兩幅鮮紅的標語：“歡迎中國作家來我校采訪”、“歡迎縣團委、教委領導來我校指導工作”。 我禁不住心頭一熱。 本想先找村長談談，覃主任說：“村長沒有文化，村里的情況還不如黃校長知道的多。” 黃校長介紹，新民村共有十個自然屯，人口一千一百三十八人。去年人均有糧不到九十公斤，收入不足八十元。這几年地沒增多，人口卻添了不少，所以，人均糧食反而少了。這里的山地，除了种种玉米，什么都不長。村民們想喂豬，可是人都吃不飽，豬吃什么？喂羊，山上光有石頭不長草。 貧窮使許多家庭交不起每學期五元的學雜費（這里的學費比其他學校少），全村一百五十二名适齡儿童，只有九十九名能上學，入學率僅占百分之六十五。 來前，我在一份簡報上看到，村里有三個孤儿盧秀金、盧興海、盧興兵，兩年前父母相繼去世，留下姐弟三人相依為命。今年才十五歲的姐姐盧秀金，不得不用瘦弱的雙肩過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擔。為了支撐起這個家，她既當爹又當娘，沒日沒夜地干活。大弟弟盧興海該上學了，學雜費該怎么辦？思來想去，她只好拆掉圍房子用的木條當山柴賣了；待到小弟弟盧興兵也要上學時，她再也想不出辦法，因為那些木條子已經差不多賣光了…… 站在盧秀金家那間歪歪斜斜的茅草房前，真叫人擔憂來一陣稍大一點儿的風，就會將它掀倒。 屋里光線昏暗，一個八九歲的小男孩儿，赤著腳，穿一件髒兮兮的單衣，坐在灶前，正凍得發抖。 黃校長用土話問了小男孩儿几句后，告訴我，他就是盧興兵，他的姐姐和哥哥幫別人家干活去了。 “他們還幫別人忙？”我有些納悶。黃校長說：“可能是過去人家幫了他們忙；也有可能他們借了別人糧食，用幫工交換。” 里屋是孩子們睡覺的地方，一張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木床上舖著半領破草席，草席上堆著几塊黑乎乎的破棉絮，真想象不出姐弟仨是如何度過寒冷的冬夜的？ 我的眼睛一陣酸澀。 我蹲下身子，拉過盧興兵的手，問他：“興兵，你想上學嗎？” 盧興兵木然地望著我。 “讀書，想讀書嗎？” 他眨巴了一下眼睛，很快朝我點了點頭，顯然，這句話他听懂了。 我留下點錢，請黃校長代盧興兵把學費交了，剩下的再幫他買點學習用品。 我唯一能盡到的只有這么點力量。 寨子里像這樣的孤儿還有三個，半孤儿（父母一方在）六個。 我們走進一間間破舊的茅草房，無一不是家徒四壁，空空如也。 陰雨翻飛，雨絲淋濕了我們的頭發和衣服…… 第二章 燭光里的憂思 當貧窮像潮水般涌來時，是誰，挺起自己的胸脯，為孩子們組成了一道防波堤？ 當流失的儿童即將匯入文盲大軍時，又是誰，最先伸出溫暖的手臂，把孩子們拉進自己的怀抱？ 是他們－－生活、工作在貧困地區的教師們。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然而，貧困地區教師所付出的，卻遠遠不止這些。論物質享受，他們清貧到不能再清貧的地步；論奉獻精神，個個到了一种無私無我的境地。 都陽山鐫刻著一個男人的名字 韋造祥急急火火從鄉里回來，一進屋，先是捧起缸子“咕咕嘟嘟”灌了一肚子水，然后，朝妻子沒頭沒腦甩了一句：“我辭職了！” 正在煮豬食的妻子抬頭問了一句：“什么辭了？” “我把村党支部書記的職務辭了。” “你想做什么？” “辦學校、當教師。” 妻子有些急了，“這可當真？” 韋造祥說：“鄉里和縣里都批准了。” 妻子嘀咕道：“怎么也不商量商量？” 韋造祥激動地說：“還商量什么？孩子們實在是再耽誤不得了！” 一提到孩子們，妻子也不吭聲了。 二十八戶壯族和瑤族人家，散居在都陽山深處的十二個弄場里，組成了這個“世外桃源”，組成了這片“文盲區”。 一九八四年秋，在村民的迫切要求和上級教育部門的支持下，這里開設了有史以來第一個民辦教學點。可是好景不長，孩子們才念了一年書，那位老師卻因為受不了大山的苦，走了。學校被迫停辦。 家長找到了韋造祥，几乎是在苦苦哀求：“書記啊，可怜可怜孩子們吧，代我們下山去請個老師來！” 鄉政府跑了，鄉教育組跑了，他們都挺為難地說：“外地人不愿進弄場，你們本地又無人頂上，難呀！” 一個月過去了，兩個月過去了，一學期過去了，教師卻依然沒有著落。 望著鄉親們一雙雙熱切的目光，望著孩子們一雙雙渴望的目光，韋造祥比誰都著急。 山區窮，除了自然條件外，韋造祥覺得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山里人沒有文化，沒有知識。如果這一代孩子再耽誤了，作為村的党支部書記，自己將成為歷史的罪人。沒有其它辦法可想了，唯一的只有自己頂上去。于是，韋造祥選擇了辭職這條路。 听到這個消息，不少人為他惋惜：當村支書，即能分到責任地，領到村干補貼，享受公費醫療，將來還有可能轉為國家干部。無論從哪點講，都要比當民辦教師強。 韋造祥決心已下，毫不動搖。 說是叫弄甫屯小學，其實只有一間不足十五平方米，四面透風，搖搖欲墜的茅棚教室。原來有十二名學生，現在一些家長听說韋造祥要辦學又送來了几名。要想進行正常的教學，非建新校舍不可。 可要建校，錢從哪里來？向上級伸手，國家也不富裕；要群眾集資，這里許多村民連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哪還拿得出錢？他同妻子商量，妻子非常通情達理，最后商定：錢自家拿，物自家獻，力自家出，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把校舍建起來。 韋造祥把自己最好的一塊自留地讓出來，作為教室地基。他掏出多年來舍不得花的退伍費買了四千多斤石灰，兩根橫台，十多根橫條；又利用節假日，早晚時間開了七十多方石頭。最后，把家里養的兩頭豬全都殺了，所得的錢一部分用于買瓦片，一部分用于請人工砌牆。整整忙了一年，一九八六年五月，一座七十多平方米的教室石牆砌好了。上梁那天，附近的村民像過節日似的全都赶來了。 村民們被感動了，幫助開辟了一塊小運動場。后來，又建了一間二十平方米的石瓦房作閱覽室。 為了建校，韋造祥瘦了一圈，几乎到了傾家蕩產的地步。但是，看到孩子們背著書包走進明亮的教室，坐在自己親手為他們制作的課桌椅上，他和妻子欣慰地笑了。 弄甫山高岭峻，有人把弄甫小學形容為“挂在天邊的小學”。 一場暴雨整整下了一夜，第二天上課時，韋造祥發現有五位离校較遠的同學沒來上課。這些孩子不知离開家了沒有？他們要是被阻在半路上怎么辦？他越想越不放心，同妻子匆匆交待了几句，抓過一只斗笠，轉身便消失在雨幕之中。 山里的村民點遠的相隔一二十里，韋造祥把五位孩子的家全跑了一遍，懸著的一顆心才放了下來。待他返回學校時，天都麻麻黑了。 夜里，韋造祥對妻子說：“山里老要刮風下雨，孩子們老來不了，日子長了要影響學習的，得想個法子。” 妻子也說：“是得想個法子。要不，以后刮風下雨，我們去接孩子，怎樣？” “路近的可以，路遠的哪接得過來？” 妻子眼睛一亮：“要不，就在我們家准備几張床，讓那些路遠的孩子住家里。” 韋造祥高興地說：“我們想到一塊了！” 說干就干，兩口子又絞盡腦汁籌備木材，做了十一張床舖。 一個星期后，十一個家离學校遠的學生高高興興住進了韋老師家。吃當然也在學校吃，韋造祥只讓學生從家里帶些玉米面，其它的他全包了。 也夠難為韋造祥的妻子，她不得不兼任炊事員，有時遇特殊情況，連路近的孩子都在學校吃午飯。 那天中午，縣教委主任上山檢查工作，他見四十名學生全在韋造祥家吃飯，感動得熱淚盈眶，他拉著韋造祥兩口子的手，說：“你們的心真比金子還金貴呵！” 里龍村有個孩子叫覃日努，父親病故后，母親又改嫁走了，他成了孤儿。常常是走東村逛西村，饑一頓飽一頓。 韋造祥听說了覃日努的不幸遭遇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讓人把覃日努找來，問他：“你想上學嗎？”“上學？”覃日努回答，“飯都沒得吃，還說什么上學。”韋造祥拍了拍他的肩膀，說：“從現在起，你就是這里的學生了。” 韋造祥收養了覃日努，并為他起了個新的名字覃志堅。 弄甫小學現有十二個孤儿、半孤儿，對于他們，韋造祥均給予特殊的照顧。他說：“他們都是山區的孩子，山區要想擺脫貧困，以后主要靠他們。” 當過兵的韋造祥是位能人，他能加工糧食和飼料，還會看病，本來，他完全可以讓自家的小日子過得殷殷實實。現在顧不上這些了。他每月代課金三十六元，基本上用于學生身上。這几年農業副業收入的一千二百多元也全用在辦學上。對那些因家庭困難交不起學費而不能入學的儿童，他實行免費入學。使這里的入學率由原來的百分之五十上升到百分之百。韋造祥是個初中畢業生，為了提高教學業務水平，保證教學質量，他堅持在職自學，參加自治區中師自學考試并已獲得了《語文基礎》、《教育學》、《心理學》等單科合格證書。 韋造祥一人教三個班，實行三級复式。學生念完三年級后，要走四五個鐘頭的山路到中心小學去讀四、五年級。家長放不下心，學生也不愿去，往往中途輟學。一九八八年秋季，他增設了四年級。四十五名學生，四級复式，備課、批改作業，工作量多大。韋造祥長期超負荷工作，沒睡過一次午覺，沒過過一個星期天。有時，他下山開會，他的妻子便放下農活儿，到教室里坐班當“編外”教師。 每周一的早晨，弄甫小學都要舉行一次升旗儀式。那面國旗還是韋造祥的妻子親手縫制的。 迎著初升的朝陽，韋造祥和他的四十五名學生注視著徐徐上升的五星紅旗，顯得格外的庄嚴。 這時從學校旁經過，上山干活儿的村民們全都停下腳步，一個個也變得庄嚴起來。 是啊，這所學校寄托著他們的希望！ 這些孩子寄托著他們的希望！ 師 魂 一堆黃土，埋著一位年輕教師的魂靈。 雖還不到清明，鄉親們卻已紛紛帶著紙錢和供果，來到墳前，用最原始卻又最真誠的方式，寄托著他們對他－－原蓮花鄉中心小學校長蔡海山的緬怀之情。 大別山的許多孩子上學要“披星戴月”，早晨天不亮就出發，晚上回到家已是繁星滿天。況且，深山里還不時有野狼出沒。為了讓家長們放心，蔡海山任教九年，堅持每天往返三四十里的山路，翻越十六座山岭，風雨無阻接送孩子。 一九八八年六月三十日下午，暴雨連天。蔡海山把三個孩子送到了指定地點，他已經往回走了，可想想他們還小，讓人放心不下，又赶回來，准備把他們送到家。誰料在經過一條山溝時，為保護學生，他自己反被暴發的山洪吞噬了。 犧牲時，蔡海山還不到二十八歲。 站在蔡海山的墳頭，我們都默默無語，我們都在思索著…… 有人說：在中國，最能忍受的是教師；最有良心的也是教師！ 請看看這是怎樣的一种良心？ 康樂縣胭脂鄉庄頭小學校長馬希民，教了大半輩子書，教出的學生起碼有千把人。但是誰敢相信，他自己的五個孩子，有四個卻都先后失學了。 在庄頭小學見到馬希民時，他听說我是從北京來的，激動得嘴唇都有些顫抖，握著我的手，說：“我沒做什么，我不就是教教書嘛，還要勞你這么遠來看我。” 他僅僅是在教書嗎？ 一九八三年秋季開學時，馬希民從西坡村小學調到那那亥村小學。 那那亥村是個近千人口的大村，可小學卻只有一、二兩個年級總共八名學生。三間土房算是教室，沒門沒窗，連課桌椅都沒有。 馬希民到村里轉了一圈，比他想象的還要貧困，心不由得涼了半截。 這一夜，馬希民在土屋子里整整坐了一夜。是去是留？苦苦斗爭。他知道，如果自己甩手一走，勢必連這八名學生也讀不成書了。一咬牙，終于留了下來。 首先要把這八名學生給穩住。他使出了渾身的解數，精心組織每一節課，認真輔導每一個孩子，期末，那那亥村小學的成績列全鄉第一名，全縣第四名。 然而，一想到村里還有那么多孩子沒來上學，馬希民的眉心又蹙緊了。 那天，他對學生們說：明天，你們把村上想上學的小伙伴統統喊來。 第二天，一大幫衣衫襤褸的孩子果然涌進了學校里。 馬希民問他們：“孩子們，你們想上學嗎？” “想－－”孩子們几乎是异口同聲地回答。 馬希民又問：“那你們為什么不到學校來？” “爸爸說：家里沒錢。” “我爸說等以后有錢了再上學。” “我媽說要我在家帶弟弟。” 听著孩子們的回答，馬希民落淚了，他說：“孩子們，老師一定想辦法讓你們都來上學。” 走進村民馬來太的家，一家五口人正圍在鍋台邊喝棒子面粥，那粥稀得能照出人影子來。 家里連條板凳都沒有，馬來太尷尬地說：“馬老師，炕上坐，炕上坐！” 馬希民把馬來太十歲的大儿子和八歲的二儿子拉到身旁，說：“孩子都該上學了。你已經不識字，難道還想叫孩子們也不識字？” 馬來太苦著臉，“怎不想讓孩子念書？可錢呢？每日三頓飯都已經叫我發愁。” 馬來太的妻子在一旁直抹眼淚。 馬希民歎了口气，說：“這樣吧，你把兩個孩子送來，學費、書本費我來承擔。” 馬來太抓過了馬希民的手，“馬老師，叫你來負擔，這哪行？” “別說客气話了，孩子們耽誤了是一輩子的事。” 出門時馬希民又回頭叮囑了几句：“明天，一定把孩子送來！” 他又來到馬東山的家，這是他第三次來馬東山家。 馬東山的女儿馬貴蘭九歲了，還不能上學，爸爸媽媽要她留在家里照看六歲的弟弟。馬貴蘭“饞”讀書，隔几天就要到教室外偷偷“听”堂課。 一見馬希民又來，馬東山主動開了腔：“馬老師，真夠難為你的。實在是家里騰不出人手來，我和她媽一下地，那小的沒人看。” 馬希民說：“這回我想好了，明天，你讓貴蘭帶著她弟弟到學校來，她一邊上學一邊照看弟弟。” “這能行？”馬東山有些不相信。 “只能這樣了，要不，就把孩子耽誤了。” 第二天，馬貴蘭帶著她弟弟來到學校。 就這樣，馬希民以他的菩薩心腸感動了一戶又一戶村民，找回了一個又一個失學的孩子。 那那亥村小學的學生從八名，發展到二十名、四十名、六十名，最多時達到九十名。年級也從一、二兩個年級擴展到五個年級。 可是就在這十年間，馬希民自己的四個孩子卻先后失了學。 馬希民一心扑在學校里，家中的一切全靠他妻子一個人支撐著。大儿子讀到四年級，由于家中缺少勞力，被他媽拉了回去。二儿子讀到三年級，他媽說家里的地种不過來，也被叫了回去。 三儿子好不容易上到初一，卻赶上大哥、二哥分家，家里的地等著他回去种。那天，三儿子從學校跑到庄頭，剛對馬希民說了聲“爸爸，我想上學”，就“哇”地哭開了。 “你不想想，你大哥、二哥分家了，你再上學，家里的地誰种？” “我种、我种……我早晨上學前种、晚上放學后种，星期天种……”三儿子說。 馬希民不停地歎息著。 “爸爸，我求求你好不好……”三儿子一下子跪在了地上。 馬希民把儿子摟進了怀里，心如刀絞。他何嘗不想讓孩子繼續讀下去，可一想到妻子体弱多病，自己又常年顧不了家，實在想不出其它辦法。 三儿子終究沒能逃脫失學的命運。 至今，一談起這事，馬希民依然是万般內疚，他說：“我這個人大半輩子沒做什么坏事，我最對不起的是那几個孩子。當爸爸的是名教師，可自己的孩子卻沒讀成書。現在，每次回家，我都不敢正眼看他們，我覺得欠著他們呢……唉，不說了，不說了……” 馬希民把臉側到了一旁，眼里閃爍著淚花。 第三章 “希望工程” 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一九八九年三月就教育問題答中外記者問時說：我國有二點二億文盲；在全部二點二億學生中，三分之一左右只能讀到小學，三分之一讀到初中，再能讀到高中的不到三分之一；全國平均受教育程度不足五年。 而且，我國中小學生流失量近年仍呈上升趨勢。据國家統計局一九八九年三月發表的統計數字，一九八八年全國普通教育各級各類學校學生流失數達七百五十七點七万人，比一九八七年增長百分之三十四點五，比一九八六年增長百分之三十八。從一九八零年到一九八八年，全國中小學流失生達三千七百多万名。尤其令人憂慮的是在每年四百多万名流失生中，有約一百多万名學生是由于家庭貧困而輟學的。這些不該成為文盲的孩子，涌進了本來就已触目惊心的文盲大軍。 經濟落后和沉重的人口包袱，使我國教育的發展步履維艱。我國的在校生，比美、英、法、日和前蘇聯等國在校生的總數還要多。由于絕對值大，盡管政府已經逐年增加教育投資，但按人均計算就捉襟見肘了。以一九八八年為例，國家教育財政拔款三百二十一億人民幣，加上其它渠道籌資一百零二億，共計四百二十三億，人均不足四十元。到一九九零年，人均教育經費仍只有五十二元，約合十美元，而在發達的工業化國家，目前的人均教育經費已以千美元計。 全國的平均水平尚且如此，至于那些尚未解決溫飽問題的貧困地區（全國目前由國家和各省、自治區重點扶持的貧困縣有三百七十九個，其中，國家重點扶持三百二十八個），基礎教育條件之差，則更加令人目不忍睹。 這是塊久旱的土地，多少缺水的幼苗，正期待著雨露的滋潤！ 一九八九年三月，由共青團中央、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和全國少先隊工作委員會聯合創辦的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在北京正式成立。該會的宗旨是：爭取海內外關心中國青少年事業的團体、人士的支持和贊助，促進中國青少年工作、社會教育、科技、文化和福利事業的發展，推動現代化建設的祖國統一，促進國際青少年間的友好關系，維護世界和平。 三月的北京，春天已經邁著急匆匆的步子赶來了。 徐永光、郗杰英、李宁、楊曉禹等工作人員，也是怀著一种急迫的心情，在描繪著基金會這一剛剛出苞的新事物的藍圖。 為青少年服務，該作的工作太多了，應該先撿哪一件辦？ 他們不約而同地把目光盯在了同一個目標上：教育。 一陣熱烈的議論過后，又陷入一陣冷靜的思索。 徐永光站在窗前，久久地凝思著。忽然，他覺得一座座若隱若現的山巒在眼前晃動著。像是大瑤山，不錯，是大瑤山…… 兩年前，也是春寒料峭的三月。 團中央組織部部長徐永光帶領考察組，前往廣西大瑤山少數民族貧困地區考察。 每座大山都在向他們傾訴。 那一天，他們走進金秀瑤族自治縣的共和村。站在村中心小學那几間破爛不堪的教室前（有兩間的牆壁都塌掉一半），給人的感覺是這里好象剛剛被敵机轟炸過。寒風中，有些孩子就站在稻草團里听課。 這個四千多人的村子，解放后還沒有出過一名初中生。有一年縣里統考，全校二百五十名學生中，語文、算術兩門全科及格率為零，單科及格率僅為百分之四點八。 學校現存的教具只有兩件：一只已經轉不動的地球儀；一架珠子已掉了一多半的算盤。 前年，郗杰英曾作為中央國家机關赴吉林省講師團副團長在吉林工作了一年。在貧困的山區里調查，他深切地感受到文化的落后和群眾對于教育的渴求。 有一次，到四平伊通縣山區，正逢依耽鄉的老百姓為在農村執教二十八年的老教師劉深懋送葬。自發組成的三四千人隊伍，長達五六里地。人們舉著巨幅挽聯，上書： 一本教案、一支卷煙、一片深情，五十一歲清白為人，一生何求多富貴； 兩間茅屋、兩千弟子、兩袖清風，二十八年耕耘桃李，平身已是不貧窮。 与其說這是一幅挽聯，不如說這是貧困山區的人民對教師的禮贊，對教育的呼喚…… 李宁、楊曉禹也都曾經在基層工作過，在農村考察過。 就說不久前的那次太行山之行吧，越來越叫人感到沉重。 在桃木疙瘩村，面對那間已經是人走房空的破教室，縱然是鐵石心腸，也禁不住潸然淚下。 從韭菜山下來，張胜利、呂成山等十一名失學少年的哀求聲一直在耳旁回響著：“叔叔，我們想上學，我們想上學啊！” …… 四個人的目光交匯在一起，他們一致認為：眼前的當務之急是應救助貧困地區那數以百万計的因家庭貧困而失學的少年儿童。 從春天來到了秋天。 十月三十日，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向海內外庄嚴宣布，建立我國第一個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少年基金會，讓千千万万因貧困而失學的孩子重返校園。“希望工程”旨在集社會之力，捐資助學，保障貧困地區失學孩子受教育的基本權利。這是一項著眼未來、造福后代、發展我國基礎教育的偉大工程。 “希望工程”的資助方式是：一、設立助學金，長期資助我國貧困地區品學兼优而又因家庭困難失學的孩子重返校園；二、為一些貧困鄉村新蓋、修繕小學校舍；三、為一些貧困鄉村小學購置教具、文具和書籍。 “希望工程”的近期目標是：經過三、五年的努力，在國家重點扶貧縣普遍設立“希望工程”助學基金，以提供助學金的方式，實現救助失學少年的目的。對少數确有培養前途，而家庭又特別貧困的中小學生提供特別助學金，支持他們繼續深造，直至中學、大學畢業。 在獵獵飄揚的旗幟上，寫著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信念： 中國只要還有一名因貧困而失學的孩子，“希望工程”的崇高使命就不會結束。 藍天下涌起一片愛潮 北京。后圓恩寺甲一號，原先一個极不起眼的小四合院。 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剛成立時，知道它的人也是微乎其微。 然而，“希望工程”卻使這個极不起眼的小四合院成為社會的一個熱點，引來了中國乃至世界的關注目光。 這里，每天都在發出同一种呼喚： “請您為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儿童奉獻一片愛心！” “獻上一分一角十分愛，助我百万貧困失學童！” “挽救一個流失生，就是挽救一個未來；保住一個在校生，就是保住一個希望。” 深情、熱切的呼喚，猶如一池吹皺的湖水，泛起層層浪花。 從全國各地、從海外匯來的一筆筆捐款，一封封信函，源源不斷地送到這里。 基金會辦公室主任顧曉今動情地對我說：“在基金會工作是幸福的，我們每天都沉浸在愛的漩渦之中，我們每天都能感受到靈魂在受到淨化。” 愛，是人類情感中最高級的一种情感；愛他人、被人愛，又被視為是人類文明程度的尺度。 有人形容這里是一架感情的天平，愛在這里獲得了最重的份量； 有人形容這里是一個檢測站，時時在檢測一個民族的素質…… 同一個太陽 共獻一片愛心 基金會宣傳部的王宁，給我講了兩個故事：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五一幼儿園离休老醫生李靜，從報上得知“希望工程”的情況。 春節，孩子們帶著孫子、孫女、外孫女回家看望老人來了。 李靜把孫子李佳、孫女李蓓、外孫女劉揚揚叫到了身邊，給他們講貧困山區孩子的命運，講張胜利，講卿遠香。當她講到卿遠香失學后，白天喂豬、砍柴，晚上拿出課本自學，考試在考卷末尾寫上“我想上學”時，他們都哭了。 末了，李靜說：“往年，過春節奶奶都給你們壓歲錢；今年，不打算給了。咱們把錢寄給那些上不起學的小朋友，讓他們也上學好嗎？” 李佳、李蓓、劉揚揚眼里含著淚花，异口同聲地說：“好！” 李靜把四十元錢送到基金會，基金會用這筆錢救助了河北省完縣楊家台鄉的齊二敏同學。齊二敏是個品學兼优的好學生，由于父親雙目失明，家庭生活難以維持，不幸失學。 六月二十六日，是李靜的生日。老太太提前向儿子女儿打了招呼：“今年過生日，別給我送什么東西了，你們想孝敬我，每人給點錢，我另有用場。” 李靜把孩子們給的二百四十元錢，加上自己湊的四十元，共二百八十元，冒雨送到了基金會。她對辦公室主任顧曉今說：“我今年都六十七歲了，說不定哪天就突然死了。我想了想，決定不每年交一次了，索性把齊二敏小學連初中的學費都交給你們。如果到時我不死，齊二敏又有考上高中和大學的話，我再接著供養她。” 我來到了五一幼儿園，園領導給我介紹了這位老同志一件件感人事跡。离休十年來，她義務治病三千多人，有些農村來的病人，吃、住全在她家，連藥費她都包下來了。 每月离休工資二百多元，自己省吃儉用，花個四五十元，其余的差不多都用來接濟別人。人家稱她是“四樂老太太”：助人為樂，以苦為樂，知足常樂，自己尋樂。 故事之二－－ 中國儿童藝術劇院院長、著名儿童劇表演藝術家方菊芬，現在也已經是一名老太太了。 一九九零年三月，儿藝決定重排建院劇目《馬蘭花》，獻給六一儿童節。 困難接連不斷，特別是經費差了一多半。 那天，方菊芬無意間發現報上披露的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成立的消息，兩眼禁不住一亮，她想：既然是青少年發展基金會，肯定是為青少年服務的。現在劇院排戲有困難，何不去求他們助一臂之力？ 儿藝的兩位同志來到了基金會，接待她們的是基金部的李宁。 她們介紹了《馬蘭花》的重排情況，談到了資金的不足，希望能得到基金會的援助。 李宁有些為難了，他說：“你們也是為了孩子，照理我們應該鼎力相助。可我們基金會募捐來的錢，全是用來救助貧困地區那些上不起學的窮孩子的。”說著，李宁向他們介紹起了“希望工程”的實施情況。 听著听著，那兩位女同志落淚了，走時，她們說：“你們比我們更需要錢。我們不僅沒給你們什么支持，還找你們要錢來，實在是太慚愧了！” 回去后，她們向方菊芬匯報了“希望工程”，方菊芬坐不住了，連說兩聲：“實在是沒想到！實在是沒想到！” 第二天，方菊芬在排練場向全体演員宣讀了有關“希望工程”工程的材料，演員們的心靈受到了強烈的震撼，他們一致向領導要求：《馬蘭花》上演后，連續義演五場，所得收入全部捐給“希望工程”。 六月五日，崇文區育風小學千余學生來儿童藝術劇場觀看《馬蘭花》，小觀眾們每人都收到了一份宣傳品，上面寫著：“親愛的小觀眾們：當你們坐在這寬敞、舒适的大廳里，靜靜地等著演出開始的時候，你們有沒有想到，還有許多与你們同年齡的小朋友，此刻正為不能上學而苦惱。他們多想和你們一樣坐在窗明几淨的教室里讀書、寫字，可是他們不能像你們這樣無憂無慮地上學，因為他們生活在貧困地區……” 在演出前簡短的捐贈儀式上，方菊芬代表儿藝全体藝術家將二百盤由儿藝音像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孫敬修最后講的故事》和英雄少年《賴宁》磁帶，請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轉贈給貧困地區的孩子們。方菊芬表示，以后有机會，儿童藝術劇院一定把《馬蘭花》送到貧困山區，讓山區的孩子們与大城市的孩子們一樣，也能享受更多的歡樂。 七月七日，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午間半小時》節目里，播音員用飽含激情的聲音，播送了“希望工程”的特寫。 這邊，基金會辦公室電話鈴聲不斷，有來了解情況的，有來打听地址的。一位听眾在電話里說，听了廣播我仿佛看到貧困地區失學儿童那瘦弱的身軀、愁苦的面容、渴求的目光，讓人心潮難平，感慨良多。 馮雪蘭－－中國農工民主党党員，北京丰台東鐵營醫院內科主治醫生。她是在听到廣播后匆匆赶來的。 這位中年知識分子參加工作后，給自己立下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每年拿出一百元為人民做一件有意義的好事。她曾經給唐山地震災區寄過藥，給老山前線匯過錢，接濟過因生活困難而無錢治病的農民…… 馮雪蘭含淚將一百元錢交給了基金會秘書長徐永光，她說：“真沒想到貧困地區還有那么多的孩子，因為交不起每學期二十元的學雜費而失學。我去年有病，家庭經濟不很寬裕，捐一百元太少了，只能幫助兩名失學的孩子，實在不好意思……” 徐永光說：“馮醫生，你不要小看自己捐的這一百元，它能使兩名失學的孩子重新回到自己的校園；它有可能使這兩名孩子改變一生的命運，也許這兩名孩子都能成為對人類有貢獻的工程師、科學家……” 全國政協委員、航空航天工業部高級研究員吳大觀，同夫人華國一道，親自送來了兩千元的捐款。 作為一名政協委員，吳大觀曾在政協會議上，多次提出，希望國家狠抓國民教育，增加教育經費，挽救貧困地區的失學儿童和青少年，但是，根据中國國情，想要全部由國家來解決這個問題實在是太難了。 吳大觀欣慰地對基金會的工作人員說：“‘希望工程’獨辟蹊徑，走的是另一條路。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百人、千人、万人……大家都來關心那些失學的孩子，就將產生一种了不得的力量！年輕人，感謝你們，你們正在做的是一件關系到民族未來的前程的事業！” 華聲特种電器厂是一個以殘疾青工為主的福利工厂，當職工們得知“希望工程”后，紛紛要求捐款。 在懸挂著“贊希望工程，走希望之路”橫幅的捐款儀式上，職工們坐著輪椅，架著拐杖來了。二十六歲的殘疾姑娘賀宁，因為要去醫院做雙腿矯形手術，特意委托厂長代捐二十元錢，而她自己，每月不多的工資，不僅要養活自己，還要贍養老奶奶。王立梅捐了四十元，在頒發捐贈證書時，她說：“這份榮譽我得親自領。”坐在輪椅上，她硬是用了一分多鐘依靠雙拐自信地站起來，全場爆發起熱烈的掌聲。厂長李佩璋說：“社會給了殘疾人很多愛，我們應該回報社會、回報人民，這一千一百多元錢是我們一點小小的心意。” 也是一位殘疾人，拄著雙拐，差不多跑了半個北京城，滿頭大汗，气喘吁吁，終于找到基金會。工作人員忙迎上前，攙扶他坐下。 “我們家六口人，每人捐三元。”他從口袋里掏出了十八元錢。 他每月工資只有三十六元，一家人過得十分艱難，加上所在的鋁厂不景气，一個月要停產半個月，日子更是難上加難。這十八元錢，是他春節期間替福利公司看大門掙得一筆辛苦費。他說得很朴實：“能讓貧困地區的小弟弟、小妹妹重返校園，將來成有用的人，我心里很高興。我的身体殘疾了，我們不能眼睜睜看著那些孩子成為‘文化殘疾’人。” 他走了，堅決不留名字，只有雙拐拄地發出的“嗒、嗒”聲，在震撼著人們的心…… 一枚枚閃光的鎳幣，一顆顆純真的愛心。 工商銀行荊門支行宏圖分理處的兩位同志，花了整整一個下午的時間，才將航空航天部宏圖飛机制造厂子弟小學少先隊大隊部送來的一堆足有五公斤重的錢幣清理出來。 北京四通公司捐款一百万元； 云南玉溪煙厂捐款六十万元； 北京人文函授大學捐款一百二十万元。 在基金會財務室的捐款收据存根上，還有一些落款處只是這樣寫著： 一名有良心的中國人； 一名郊區農民； 一個海軍列兵； 一商店售貨員； 一名退休老工人； 一位也曾失過學的小保姆； 請不要問我是誰，我們都是炎黃子孫； …… 說得真好！我們都是炎黃子孫，面對艱難，只有靠我們自己的雙肩擔起！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五日，“希望工程－－百万愛心行動”計划出台。 隨著“希望工程”的社會影響不斷擴大，參与和支持“希望工程”的有識之士日益增加。許許多多的捐贈人已不滿足于間接的捐款資助，希望采取一种更直接的方式，与失學少年建立聯系，給予定向資助。 江蘇鹽城八六一八九部隊張繼軍給基金會來信建議：“希望由你們牽線搭橋，使每一個愿幫助失學孩子的人找到自己想直接幫助的對象。這种做法容易使人產生成就感，也容易調動人的積极性，并使捐助者在心靈上產生很大的慰籍。” 基金會的組織者們也清醒地看到，雖然兩年來“希望工程”已產生廣泛的影響，但被救助的失學儿童不過近四万人。這個數字相對于每年的失學儿童數，實在是微乎其微。要救助千千万万個張胜利、江峰、卿遠香那樣的失學少年重返校園，必須動員更多的民眾，人人奉獻一片愛心，攜手共筑“希望工程”。于是他們決定開展一項“百万愛心行動”－－動員百万人，救助百万失學少年！它的基本做法是，由每一個捐款者直接与被捐助者結成對子，直接聯系，直接支援。 四月十六日，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青年報》等首都十五家新聞單位以及海外新聞机构，均以頭條新聞報道了這一消息。 從這一天開始，將要在海內外產生強烈反響的“百万愛心行動”拉開了帷幕。 北京后圓恩寺甲一號，又一次成為愛心融匯的熱點…… 4033879、4035547，基金會專設的兩部熱線電話，從上午九點開始便鈴聲不斷。 “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嗎？我是郵電工業總公司的……哦，不必問姓名了，就算是一名普通職工吧。這樣吧，我馬上給你們匯去兩百元，請幫助選一名失學的孩子，我包他小學五年……” “……我剛剛做了孩子的媽媽，我想以我剛出生三天的女儿的名義資助一名失學孩子，最好是女孩子，我的小女儿叫歐陽李艟。我是這么想的，我們這個世界應該多一些愛，我想從小培養女儿的愛心……” “……基金會嗎？這是廣州的長途電話，對，我在一家合資企業工作。我們的下一代需要文化，將來的社會要靠他們出來競爭，我資助三名孩子，一包到底！” “……感謝你們，你們做了件功德無量的事。我們全家商量好了，救助一個孩子，以后他（她）就是我們家庭的一個成員……” 黑龍江、遼宁、江西、江蘇…… 工人、干部、軍人、退休老人…… 每個電話都急切地表達著一個共同的心愿：為了孩子，為了未來，拿出一點錢，奉獻一份愛！ 第一個赶到基金會捐款的是中醫學院衛生管理系的青年教師劉新社，剛剛看到報紙便急匆匆地赶來了。 他將二百元交給工作人員，說：“我老家在陝西，過去上學也是非常艱苦的。我救助一名孩子，一方面是對失學孩子的一點心意，同時也是對家鄉的一片心愿。我有個正在上小學四年級的女儿，你們最好幫助選擇一名失學的女孩，讓她們結成對子，互相幫助，共同成長！” 北京同仁醫院的一位退休老人，在儿媳和小孫儿的攙扶下，急切地赶到基金會，他說：“看了報紙的領土完整和廣告，我相信你們是真正為那些上不起學的孩子辦事的。這兩千元捐給‘希望工程’助學基金，不需結對子；這兩百元是我小孫女捐的，她希望和一名失學的女孩子交朋友，讓她也了解了解貧困山區的小朋友是怎樣生活、學習的。” 北京化工學院的一位老教師，找到基金會，交給工作人員一只信封便走了。大家打開信封一看，里面竟是一條金光閃閃的項鏈。老教師在留下的紙條中寫道：“這是我父親留下來的唯一一件遺物，現贈給你們，以解失學少年的燃眉之急。”捧著這條沉甸甸的金項鏈，大家像是捧著一顆金子般的心。 正在東海執行巡邏任務的海軍無錫艦官兵，听到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廣播后，水兵們紛紛找到艦領導，要求捐款資助。 四月十七日晚，《人民日報》總編室的八位編輯，在編發第二天的“希望工程”專版時，深深被稿件的內容所感動，當即捐款五百五十元，并向領導建議在全社會范圍內開展為“希望工程”捐款活動。 中央電視台新聞采訪部五十多名職員，以集体名義申請救助邊遠地區一個班級的失學少年。 《中國青年報》女記者馬明洁到甘肅康樂縣采訪，見到了那位為了攢錢交學費而到磚窯搬磚的小女孩馬義梅，當即為她代交了全年的學費，并保證資助她念完小學、初中。 六月七日，星期天。北京廣播電台經濟台播出了“希望工程－－百万愛心行動”特別節目。 上午九時，節目開播不久，許多听眾便赶到經濟台專設的“百万愛心行動現場報名台”前，要求捐資救助。 面對种种方興未艾的義舉，感慨之余，思緒禁不住縱橫古今，中國人民在危難時刻所表現出來的民族凝聚力，每每令人肅然。 第四章 孩子，你們的未來不是夢 這是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最新公布的兩組數字： “希望工程”實施以來，共收到各种捐款三千多万元，到今秋新學期開學時，將有二十万余名失學儿童得到救助。 建成（含正在籌建中）“希望小學”十九所。 一片片愛心，一份份深情，一股股曖流，共變成希望的甘露，從北京涓涓流向祖國的四面八方，滋潤著失學儿童久已干渴的心田。 幸運的孩子 張胜利，河北淶源縣桃木疙瘩村小學。 張胜利哭了，哭得极傷心，淚珠順著焦黃腊瘦的臉頰直往下滾－－他失學了。 這位正在讀小學三年級的十三歲孩子，從沒見過高樓大廈，沒看過電視，，沒玩過玩具。不知道山外的世界多幸福，沒個比較，自然不知道自己過的日子有多苦，他的唯一樂趣和愿望只是想讀書。 桃木疙瘩村座落在遠离淶源縣城一百多里的韭菜山上。大山隔絕了人類的文明，隔絕了現代化。全村八戶人家三十來口人，人均收入不到一百元，一年打下的糧食不夠吃三個月，過著沒有笑聲的日子。 張胜利一家六口，父親去年有病，母親是個啞巴，底下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家里窮得除了一舖土炕、一方泥壘的鍋台和一只缺了口的水缸，再也找不到一件像樣的家什。 每學期，他母親都要為孩子的十來元學雜費而操心。張胜利挺懂事，為了減輕家里的負擔，什么活儿都干，他甚至把家里人的頭發和指甲攢起來拿去賣，可那又值多少錢？ 年初，父親把張胜利叫到了炕前，對他說：“孩子，你念不念書以后也是當農民，家里實在是供不起了，就別念了吧。” 張胜利哀求道：“爸爸，你就讓我把小學念完吧，我實在是太想念書了。” 父親火了，一巴掌打過去：“這么大了，你怎么還這么不懂事？” 張胜利流著淚，說：“爸爸，你打吧，你怎么打都行，就是書千千万万還是讓我繼續念下去。” 早晨，父親見他掖著書包往外走，便一把奪過書包扔到灶膛里，張胜利死命從火中搶出了書包，哭著說：“爸爸，我要讀書，我要上學！” 放學時，張胜利再也不敢把書包背回家，只得把它悄悄寄放在姨家。 也許意識到自己快讀不成書了，他悄悄給兩次到山上來過的縣政協車志忠副主席寫了封信： 車爺爺：您好！ 您家里今年打的糧食夠吃嗎？我爹他們都不讓我上學，因為家里窮，供不起我上學，可我還想上學，念出書來像您一樣做個為國爭光的人！ 張胜利 四月，父親病故；不久，母親改嫁。 家庭的重擔落在了張胜利的肩上，挑呀挑呀，實在是挑不動了。沒有辦法，只好把二弟送給了外鄉人，把三弟和小妹妹寄養在啞巴六叔家。 張胜利終于沒能逃脫失學的命運。他每天幫鄰居干點雜活儿，換口飯吃。 張胜利一失學，三年級只剩下一個呂成山。呂成山也沒法念。這中間，由于家庭困難，又流失了七個孩子，村小只好關門了。 离開了教室，不能讀書，張胜利像個木頭人似的，整天無精打采。那天中午，在山上放羊遇到了呂成山，兩個小伙伴說著說著又禁不住淚如泉涌。 他們不知道那個專門為改變窮孩子命運的基金會成立了。 七月，山上來了几位大哥哥、大姐姐，說是來搞什么調查的。 十月初，山下傳來消息，說北京的“希望工程”要救助他們。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七日，對于張胜利來說，這個日子將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個新的重要的轉折點－－在他失學一年之后，又重新背起了書包。 穿著那套基金會剛剛發給的天藍色運動服，在《資助就讀證》的頒發儀式上，張胜利代表十一名失學儿童講話。這之前，老師已經幫他准備好了發言稿，他也背得滾瓜爛熟。但是，面對眼前伯伯、叔叔、大哥哥、大姐姐一雙雙關怀、熱切的目光，他激動得全忘了。想了半天，才說了句：“今天，我特別高興，特別激動，我又可以上學了。” 底下有人提醒他：“你就說說以后該咋辦吧。” 張胜利漲紅著臉說：“以后，我們一定努力學習，星期天不休息也要讀書。” 半年后，即一九九零年四月十八日，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在北京召開“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儿童，實施希望工程座談會”時，張胜利作為全國第一位受“希望工程”資助學生代表應邀到會。 坐在庄嚴肅穆的人民大會堂里，張胜利激動得連說話的聲音都帶著顫抖。 五月的陽光顯得格外溫暖。 張胜利來到天安門廣場，凝望著金碧輝煌的天安門城樓，覺得自己恍若走進了一幅畫里……忽然，他的眼前現出一個偏僻的小山村，哦，那不是桃木疙瘩村嗎？他的心禁不住一震！強烈的反差，讓人心潮難平…… 今年元月，我是在淶源縣上庄鄉中見到張胜利的，他已經是初中一年級的學生。 据班主任介紹，他學習相當刻苦，只是由于几次停學，基礎打得不夠堅實，還在奮力追赶。 問到將來的打算，張胜利想了想，說：“爭取中學畢業后能考上中師。” 我說：“畢業以后想當老師？” “嗯。”張胜利點點頭：“回桃木疙瘩小學當老師。現在，我的弟弟又失學了，還有其他上不起學的孩子。我要是當了老師，一定讓他們都能上學。” 但愿張胜利能實現這個小小的愿望； 但愿張胜利真成為桃木疙瘩村小學教師時，村里再也沒有失學的孩子…… 愛是不能忘記的 今年六一儿童節，廣西平果縣實施“希望工程”領導小組收到大連石化工程公司團委寄來的一張四千元的匯款單及一封熱情的來信。信中說：“這四千元是本公司職工為‘希望工程－－百万愛心行動’獻出的一份情……” 大連石化工程公司為何從遙遠的北方給平果縣失學儿童捐款？這里邊有一段動人的小插曲。 前年，貧困的平果縣被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定為全國實施“希望工程”試點縣后，二百五十名失學少年重新回到了校園。 海城鄉擁良小學曾三次失學的方元軍同學領到《資助就讀證》時，開始怎么也不敢相信這是事實，他以為這輩子再也跨不進學校的門檻了。 當晚，方元軍滿怀激動之情，給救助自己的大連石化工程公司女職工劉淑蘭寫了封感謝信，信中方元軍稱劉淑蘭為“媽媽”，表示要刻苦學習，以优异的成績來報答“媽媽”的恩情。 劉淑蘭收到信后，感慨万端，她沒有想到自己只盡一點微薄之力，卻得到如此厚報。從此，她把方元軍認作自己的“儿子”，在學習和生活上不斷給予關心和支持。而方元軍也挺爭气，他知道學習机會來之不易，學得特別刻苦。 三月十五日，北京的“媽媽”決定自費到平果縣看望南方的“儿子”。公司領導得知劉淑蘭這一舉動后，頗為贊賞，特派了一名宣傳干事和一名女同志陪同，《大連日報》社聞訊，也派記者隨同采訪。 十九日，擁良小學以最隆重的禮儀迎接劉淑蘭一行。方元軍一眼便認出了“媽媽”，他跑上前去，靦腆地喊了聲“媽媽”，便光是流淚再也不知說什么好。劉淑蘭也百感交集，她一邊擦著淚水一邊說：“今天大家都高興，不哭了，不哭了。” 劉淑蘭一行在平果住了五天，了解到了老區人民的貧困，看到了山區孩子求學的艱辛，她們是洒著淚水踏上歸程的。 大連石化工程公司團委將此事在公司內作了廣泛的宣傳，引起了廣大職工的強烈反響。“希望工程”像一根線，把大連石化工程公司和廣西平果連在了一起…… 有播种一定會有收獲，用愛的甘露澆灌的禾苗正在茁壯成長。 据對平果縣二百五十名被“希望工程”救助學生的調查，在去年期末考試中，雙科及格人數二百三十七名，鳳梧鄉怀達小學十九名受資助學生，雙科目成績都在七十分以上，及格率百分之百。 平果縣實施“希望工程”工程領導小組規定，凡是享受“希望工程”助學金的學生，均應由學校、家長、學生三方簽訂一份“入學合同保證書”，明确三方責任。學校一方除負責對學生的正常教學外，還要承擔學生失學期間的補課任務，保證這些學生能夠跟上班級同學的正常學習水平。家長要作出支持孩子上學的保證，保證孩子不缺課、不退學，直至小學畢業。學生則要端正學習態度，刻苦用功。仕仁小學五年級學生韋小雷，過去欠老師的書錢太多，不敢上學，經常缺課。受到資助后，學習成績明顯進步，去年其中考試，他的成績一躍而為全年級（八十四名同學）第四名。 失學少年被救助后，怎樣才能讓他們學得好，留得住，進步快，這是整個管理的重點。四川旺蒼縣根据農村工作的特點，把加強各級政府對該項工作的領導同具体實施的單位個人有机地結合起來，形成了工作的制度化。 他們建立《被救助學生跟蹤調查表》，對每一名學生都建立學籍檔案和學習檔案。雙匯小學學生張天成，被救助后，由于在家里呆了一段時間，缺了一些課怕赶不上，便偷跑回家。校長黃培遠立即派教師倏樹蓉兩次到張天成家家訪。在家長的支持下，三天內張天成又回到學校，通過一個學期的幫助，張天成還擔任了班長。貫子小學、鹿渡小學、汶水小學，對被救助學生實行了“三多”政策，要求社會、學校、家庭多給流失生一些關照，多給他們一點學習時間，多給他們一些鼓勵，使他們自尊、自信、勤奮學習。 他們還制訂了“旺蒼縣實施希望工程經費管理辦法”，要求務實施點，必須保證“希望工程”的資金全部用作救助失學少年，并建立專門帳戶，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挪用或亂用這筆經費。 當一筆筆資金匯到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時，群眾也在關心一個問題：他們是如何使用和管理這些資金的？ 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是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成立、由民政部登記注冊的。依照國務院頒布的《基金會管理辦法》開展籌資和資助活動，接受中國人民銀行的稽查和民政部的監督管理。 基金會以及全國各地從事“希望工程”的工作人員，其工資、福利完全是由國家支付的。“希望工程”實施中的工作經費有兩部分來源：一部分是根据國務院《基金會管理辦法》規定，從基金利息中提取；另一部分來源于社會的專項贊助，比如一些廣告費、印刷費就是由企業提供的。 “捧出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精心用好“希望工程”的每一筆資金，這是基金會二十三名工作人員，全國二十三個實施省、三百多個實施縣的上千名專門工作人員的共同心愿。 有一天，徐永光秘書長走進財務室，看到滿桌子匯款單，禁不住心頭一熱。他拿過一疊匯款單，在手里掂了掂，對財務人員說：“這可是傾注了千百万人的感情和期望呵，同時，也是對我們的最大的信賴。在這里工作不允許有絲毫的疏忽和差錯，否則，我們將負天下人……” 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對資金的管理有自己的几個特點：一是所有捐贈者的姓名、單位、金額及捐贈日期，全部實行計算机管理，輸入計算机之中；二是凡單位捐款百元以上，個人捐款二十元以上，都將收到被救助孩子的复信；三是定期向社會公布收支情況；四是定期檢查各地的資金使用情況。為了保證捐贈資金不被截留挪用，他們制訂了一整套規章制度。确定救助對象手續也十分嚴格，先要學生個人申請，然后由所在小學和村委會共同推荐，最后由縣里審批。 第五章 關于明天的話題 据專家預測： “下一個十年中國基本教育將面臨學齡儿童急速增長的嚴峻挑戰。至公元兩千年，中國小學在校生數為一點三六億。因此，在二零零零年全國范圍內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標實現有待于全社會的艱苦的努力。” “普及基本教育的困難不僅在于學齡儿童的急速增長，還在于中國地區發展的不平衡。農村貧困地區是中國普及基本教育的難點。一九八九年，全國農村人均純收入在二百元以下的貧困人口還有四千万人，大多分布在西南和西北自然條件惡劣的地區。這些地區社會發展程度低，經濟落后，縣、鄉財政非常困難，如不采取特殊政策措施，很難在本世紀末全部普及小學教育。” 三年的實踐證明，“希望工程”符合我國的國情。它為發展我國的基礎教育，為解決儿童綴學問題劈開了一條新路。 在“希望工程”實施一周年的記者招待會上，有位記者問：“你們做的是一件非常沉重的事業，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精神可嘉！但是，面對每年上百万名失學少年，‘希望工程’能起多大補救作用？” 徐永光這樣回答他：“每年救助一百多万名失學孩子，需要資金近千万美元。如果我們的事業能得到海內外更多的有識之士、友好團体的理解和支持，我認為做成此事并非可望而不可及。”當時，基金會定下的目標是：經過三、五年的努力，在三百二十八個國家重點扶貧縣普遍布點實施救助；到一九九五年，每年至少為十万名失學少年提供助學金。現在看來，這個目標已提前實現。我們是個泱泱大國，如果參与這項事業的人更多一些，那么一百万將算不了什么。 “希望工程－－百万愛心行動”計划，是“希望工程”向更深層次發展。我們想象一下，如果把貧困山區的一百万名孩子和城里的一百万個家庭結成對子，它給貧困山區帶去的不僅僅是支持教育的財力資源，還將通過千万條受、贈雙方的聯系渠道，吹進改革開放之風，滲透先進的思想、觀念和文化。如果真正把這項工作組織好，它所產生的作用將是無法估量的。 一九九零年九月三十日，聯合國世界儿童問題首腦會議通過的《儿童權利公約》，提出了“儿童优先”的原則，要求在本世紀結束的時候，讓地球上的每一個儿童都受到基本教育。七十多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以及數十個國家的外長或常駐聯合國代表在《公約》上簽了字。中國駐聯合國大使李道豫代表這個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政府簽了字，同時也代表了他們的決心。 距二零零零年只有八年了，讓我們共同去努力吧。 為了孩子； 為了明天！ 1992年盛夏于北京 附記： 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于1992年9月25日公布了“希望工程”實施最新情況： “希望工程”實施以來，收到捐款總額共計（折合人民幣）53，310，918元1角7分； 三年來直接分配并落實資助的學生計151，500名，加上地方資助數，共計23万名以上； 為改善貧困地區的辦學條件，基金會与地方共同投資建設了一批“希望小學”，已批准立項建設的共計49所，分布在24個省區的49個貧困縣，已建成19所。 －－摘自《當代》 1993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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