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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96年1月18日。 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 早晨，在總部的公共大廳里，聯合國開發計划署為開展國際消除貧困年活動，新豎起了一只兩米多高的大型電子數字顯示鐘——貧困鐘。鐘面上顯示出的醒目的紅色數字，隨著秒針的跳動，世界貧困人口的數字飛快地往上增長。一分鐘47個數字，一小時2,820個，一天約67,000個。触目惊心的數目引起了所有過往行人的關注。 下午一時，聯合國為這只貧困鐘舉行了啟動儀式。開發計划署署長在啟動貧困鐘時提醒人們：“啟動這只鐘使人感到警覺。它提醒我們每天有67，000人，每年有2，500万人加入原本已十分龐大的貧困隊伍中來。它也表明，國際社會已認識到這個問題的緊迫性，正在采取措施阻止和扭轉這一趨勢。” 聯合國決定，這只貧困鐘將一直擺放在公共大廳里，作為96國際消除貧困年的一個重要標志。 世界依然是貧富不均。 据聯合國統計，全世界57億人口中，有13億人生活在貧困之中。7億多人食不果腹；10億多人缺乏安全飲水等基本生活條件；每年約有2，000万人餓死，每天約有4万名儿童因食品匱乏和得不到治療而死亡；還有1．3億名儿童因貧困無法得到初等教育。 窮國有增無減。聯合國國際農業發展基金會，近年在全球114個發展中國家進行調查，這些國家有40億人，其中10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比40年前進行類似調查時增加40％。 貧困落后已對世界的安全、和平与穩定构成威脅，嚴重阻礙人類社會的發展。因此，1965年3月，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的聯合國社會發展世界首腦會議上作出決定：將1996年定為“國際消除貧困年”。180多個國家的首腦和代表，在共同《宣言》及《行動綱領》等文件中表示，要以果斷的國家行動和國際合作達到消除世界貧困的目標。 消除貧困！ 消除貧困！！ 人類從邁入文明時代的第一天起，便為這個目標在苦苦地追求著。這其中，或許沒有比中華民族對于上這個目標的追求更顯得急迫和痴情！ 翻開厚重的歷史巨冊：陳胜、吳廣揭竿而起；李自成揮師北京；林則徐虎門銷煙；康有為戊戌變法；孫中山建立國民政府；四万万同胞奮起抗日……每一次起義，每一次變革，每一次抗爭，無不為了消除壓迫和貧窮！ 百年离亂，百年屈辱，百年抗爭，終于喚來了新中國的誕生。 “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當時，站起來的中國人几乎人人都相信，伴隨著舊時代的終結，貧困將會一起被埋葬在腳底。 然而，對于這個剛剛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沼澤地走出的東方大國來說，解決几万万同胞的溫飽問題談何容易？ 醫治戰爭創傷，迅速恢复生產，新中國所進行的大規模的卓有成效的經濟建設，其成就令世界矚目。 盡管，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影響，使中國的經濟一次又一次陷入危机之中，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所產生的反作用，至今尚未消除于淨；但是，在近半個世紀的歷程中，這個世界人口最多的農業大國，基本解決了絕大多數民眾的吃飯穿衣問題，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跡！ 奇跡和成功不能掩蓋依然存在的貧困。由于歷史的、自然的、政治的、人為的諸多因素，直至今天，我國依然是世界上貧困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二。 兩年前的那個早春——1994年3月3日，貧困鐘的憂患之聲，便在中國廣袤的大地響起。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上，中國政府向全世界宣告： “社會主義要消滅貧困，為進一步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縮小東西部地區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國務院決定：從1994年到2000年，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動員社會各界力量，力爭用七年左右的時間，基本解決目前全國農村八千万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這是一場難度很大的攻堅戰。為此，國務院制定《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划》。” 把解決貧困問題作為一場攻堅戰來打，表明了中國政府的決心和魄力！离2000年，只剩下不到五年的時間了。 為了告別貧困； 為了讓貧困鐘停擺； 我們需要再一次吹響沖鋒號！ 貧困是什么？ 是由于交不起几十元學費而失學的儿童那一雙雙饑渴的眼睛？是日复一比年复一年辛勤耕耘的鄉村教師們那清貧的背影？是八千万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房不遮風雨，尚未解決溫飽問題的民眾那苦澀的人生？ 為了考察、探尋我國的貧困現狀，四年中，我的足跡延伸到了21個省的50余個國家級貧困縣。從太行山、沂蒙山到大別山，從呂梁山到黃土高原、青藏高原，翻過一座又一座厚重、深沉的大山，這個命題一直苦苦地在折磨著我…… 那是個細雨紛飛的夜晚，我結束了在瑤寨一天的采訪，拖著疲憊的身軀走進廣西平果縣簡陋的招待所。縣團委書記打開了電視机，熒屏上几位營養學專家正在大談人的營養結构問題。看著看著，團委書記突然冒了一句：“我們這里的老百姓現在連玉米糊糊都吃不上，可城里人卻在研究營養結构問題，人生真是不公平啊……”听后，讓人感慨系之。 我不由得想起了毛澤東，這位忠誠的農民儿子，本世紀初葉，便在《湘江評論》的創刊號上，大聲疾呼：“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大？吃飯問題最大！” 1995年11月8日，立冬。 我來到甘肅省定西縣時，一場經由蒙新沙漠的西伯利亞冷空气，剛剛襲擊了黃土高原中部的隴西大地。 在以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中，干旱即為貧困之源。翻開定西縣志，諸如“歲歉”、“定西大饑”、“災民掃食草籽，煮食樹皮”之類的記載触目皆是。所以，清代左宗棠歎道：“隴中苦瘠甲于天下。” 1982年，甘肅中部地區和宁夏西海固地區大旱。200多万人和近300万頭牲畜斷水，不得不靠政府組織的汽車拉水度日。拉水時間長達半年之久，僅國家補助的拉水費便高達數千万元之多。 有人說，上蒼把自己的子民降生在這里，卻不給他們生存的乳汁——水。冬春時節，家家戶戶土水窖里儲存的雨水用光了。這時候，溝里梁上，便會出現一幅悲壯的景觀：從早到晚，在那一條條土路上，到處響著吆喝牲口拉水的聲音。渴极了的鳥儿也在天空盤旋著，一旦發現拉水的隊伍，便朝著驢背上的水囊俯沖而去。 兩頓飯，減一半，一頓變成干炒面。 一月洗上三次臉，洗了碗筷喂雞犬。 衣服穿成垢夾板，室內不洒水一點。 女人小便洗手臉，一水多用度荒年。 再沒比這首流傳在定西的民謠，更能說明缺水的尷尬和苦澀了！讓我也赶上了，剛到定西，便從縣扶貧辦公室得知：一場自民國十八年以來，七十年未遇的大旱災，今年掃蕩了定西大地。 西鞏鄉离縣城36公里。 鄉党委書記羅寶科听說我是來訪貧問苦的，便說：“我們這里找富的典型不容易，看窮的到處都是。這樣吧，遠的地方不通車，你去不了，我們隨便到附近羅川村的羅川社和東坡社看看。” 或許是輕易不來生人，羅川社場院上一些正在晒太陽的村民，用好奇的目光打量著我們。 村長羅克聰指著場上几堆蕎麥，告訴我們，這里几乎年年旱，今年早得更邪乎，羅川社全社88戶人家，就打了那么點糧食。 我們來到村民馬生榮的家。 說是家，其實不過只是一間低矮的破舊的小土屋。 羅克聰說：“這屋子太破了，牆壁已經開裂，說不定哪天就塌了。去年，上頭救濟了他400元，讓他把屋子修一修。后來，家里斷糧了，顧肚子要緊，也顧不得修屋子了；只好先拿錢去買了糧食。” 我低著頭，走進屋里。只見炕上連炕席都沒有，一塊舖著的塑料布已經變得支离破碎。几塊石頭用泥巴糊了糊，上面架了一口鍋，鍋里躺著几個小土豆。我環顧了一下四周，可以說是再也找不到一件哪怕最簡單的家具了。記得大前年在廣西采訪，當地人對貧困的形象說法是，“用銃對著茅草屋打一槍，什么也打不爛”，因為家徒四壁。眼前的一切又何嘗不到如此？ 馬生榮的媳婦坐在炕上補衣服，因為冷，她用黑乎乎的破被子把身子緊緊地裹著。 “掌柜呢？”村長問她。 “清晨就上山打野兔去了。” “打野兔？”我覺得有些新奇。 村長說：“實在找不到掙錢的門路，有些村民只得上山打野兔。” “用槍打？” “哪有槍？拿石頭砍。” “一天能打几只？” “一天能撞到一只，就算謝天謝地了，賣個六七元；不走運，几天打不到一只。” 馬生榮19歲的儿子，過了春節就外出打工去了，一直沒有音信，也沒寄錢回來。 走時，馬生榮的媳婦又說了句：“村長，該發救濟糧了吧？到時，別忘了我們家。” 羅克聰說：“忘不了，忘不了的。” 東坡社緊挨著羅川社。 村口的小高坡上，住著村民沈福一家。沈福今年60歲，打了大半輩子的光棍。現在守著84歲的老母親和弟弟過繼給他的一個10歲的儿子一起過。 身材矮小的沈福眯縫著雙眼，坐在土屋前晒太陽。手里拿著一小把未經加工的羊毛，不住地捻著。 問他日子過得怎么樣，他苦著臉說：“發碼得很！……前些日子，燈泡坏了，家里連買只燈泡的錢都沒有，一直到現在夜里都黑著。” “發碼”是這里的土話，含有特別厲害、特別嚴重、也就是特別苦的意思。 他的屋里沒生火，冷得像個小冰窖似的。沈福的老母親躺在炕上，把身子蜷縮成一小團。 而這時，我的兩眼猛地一亮：在這個簡陋得不能再簡陋的小土屋里，西牆上竟赫然貼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大幅彩色像。 我問沈福老漢：“這些偉人像是您貼的？” 他點點頭。 “知道他們都是誰嗎？” “他們都是讓窮苦人過好日子的領導。” “能叫出每個人的名字嗎？” “能。”老漢挺自信地說，“一位是毛主席，一位是周總理，一位是朱總司令，還有一位是……是……是劉少奇。” 把馬恩列斯混同于毛周朱劉，要在平時，這絕對會成為一個笑談；但此時，我們誰都沒笑。我們深知，馬恩列斯也好，毛周朱劉也好，都是這位農民心中的偶像和救星。他祈盼著他們能早日帶他走出貧困的泥坑…… 我想起了敬愛的周總理。在他病重的時候，隴西又遭大旱，甘肅省領導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如實向他匯報。總理听后哽咽地說：“解放二十多年了，定西還是那樣困難，你們過去沒反映，我們國務院也沒下去了解。我們政府有責任，我這位當總理的也有責任啊……” 周總理流淚了…… 而今，尚未走出貧困的沈福一家，又斷糧了，他們老幼三代該如何度過這個寒冷的冬季？ 次日，我們前往北部山區的石峽灣。 北京吉普駛出縣城不久，便開始在帶狀的土路上盤旋。 大營、葛家岔、北坪……三小時的路程，見不到一絲綠色．滿目是裸露的黃土地。 石峽灣位于縣東北部的鐵木山上。全鄉轄11個行政村，1．02万人。4.5万畝耕地，全部為旱地。 這個离縣城60公里遠的窮鄉，至今仍有4個村不通電，鄉里同縣里的聯系，僅靠鄉政府的一部手搖電話机。由于財政困難，鄉干部和教師們，已經4個月沒領到工資了。 從去年9月初到今年7月13日，10個月，這里降雨量總共只有3毫米。2．4万畝夏糧全部絕收。有几個村頻頻告急，連吃水都接不上縣政府不得不動員机關干部捐款，往鄉里送水（每吨水運費需要7元）。 鄉長祁應保告訴我，全鄉2200戶農戶基本都缺糧，其中重災戶特困戶、無自救能力戶，合計683戶，每月需要救濟糧4．7万公斤。只是，國家也有國家的困難，從元月到現在，10個月，上級下撥的救濟糧一共才只有8．2万公斤。 祁鄉長帶我們來到三灣村的冼家社。 半山腰，一位中年漢子正帶領全家人在開荒整地。他告訴我們秋庄稼收下了，趁著冬閒，再開點地。 我問他：“您全家几口人，原先种了多少地？” “5口人，16畝旱地。” “這么多地還不夠？” “這點地算什么？人家5口人還有20多畝的呢！” “糧食夠吃嗎？” “不夠吃才得再開點地。” 我又問：“這開一畝地，到時能打多少糧食？” 中年漢子說：“打不了多少糧食，好年景，百十來斤，年景不好，三四十斤，絕收。” 用一畝地的植被，去換百八十斤的糧食，這是何等慘重的代价！ 我說：“老鄉，你想過沒有，咱們這儿水土流失本來就嚴重，再把寶貴的植被開荒開了，以后生態環境會越變越差的！” “你說啥環境？”他顯然是沒听懂我話里的意思。 我說：“如果大家都這樣無節制地開荒，以后，我們的子孫后代會罵我們的。” “子孫后代咋會罵呢！”他還是弄不明白。 樹砍光了，草割完了，連山上那層薄薄的植被也被開荒鏟得一干二淨。人們對于這塊本來就夠貧瘠的上地的榨取，實在是過于殘酷了。 起風了。寒風—陣緊似一陣，并不時地從裸露的土地上，翻卷起一大團一大團黃土。 我眯縫著雙眼，久久地眺望著腳下這塊因水流切割而呈破碎狀、溝壑密布的丑陋土地，在心底問自己： 這就是黃土高原？ 這就是深厚博大的黃土高原？ 這就是曾經創造了光輝燦爛的中華五千年文明的黃土高原？ 至今，在它的環抱里，它的一些子民們，依然在貧困中苦苦掙扎著。他們窮得冬天找不到御寒被子，夏天找不到遮丑的褲子。他們甚至窮得家里找不到一只飯碗，不得不在炕沿邊挖几個碗狀的泥窩窩，將湯湯水水倒進里面，一家人圍在炕邊，一人就著一個泥窩窩吃起飯來。 祖祖輩輩，年复一年，黃土高原造就孕育了他們的生命；他們也在黃土高原上延續著貧困和愚昧…… 有人說，人類在黃土高原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砍喬木——割灌木——鏟草皮——開荒耕种——水土流失。一言以蔽之：越窮越墾，越墾越窮。 毫無節制的墾荒，造成水土嚴重流失。緊跟而來的，便是大自然的報复…… 中國共產党人歷盡艱苦卓絕的斗爭，實現了人民大眾在這片土地上當家做主的愿望。當時，几乎人人相信，貧窮將會同資產階級一起被埋葬在腳下。時光荏苒，又過了三十多年，貧困，以及与貧困相依伴的某些消极現象，在我們這個沒有階級壓迫的社會主義國家里依舊存在。 1987年，《中國青年報》登載系列報道《西部貧困探源》。這是其中關于貧困的一段論述。 在八百里呂梁山腹地的一個小山村里，面對一位78歲老人的問話，我無言以答。 至今，老人依舊住在一間夏不擋雨、冬不遮風的小土屋。屋里的土炕沒舖炕席，露著泥巴。寒冬腊月，北風凜冽，他居然連身御寒的棉襖都沒有。 老人說：“打日本鬼子那陣子，我們為自己的隊伍送過公糧，運過傷員，差點儿連命也搭上了。當時，隊伍上的人告訴我們，等赶跑了日本鬼子就好了，老百姓就可以過好日子了。后來，日本鬼子被赶跑了，我們就盼啊盼啊，整整盼了五十年。可是，到今天也沒過上好日子。” 老人顯然是激動了，他用拐杖敲著地：“你們說說，我們還得等多久？還得再等五十年嗎？” 或許，我們可以拿出各种理由給予解釋；然而，任何解釋都是無力的。五十年，半個世紀，實在是太長了！ 國家級貧困縣靜樂縣，地處呂梁之端，境內□梁起伏，崗毗巒連。 神峪溝鄉的木樹頭村，散落在一道小山梁上。 村長呂怀俊帶我們來到一村民家。 這是一戶光棍漢，他顯然把我們當成上頭派下來搞救濟工作的了，忙對村長說：“村長，我那几畝地打了多少糧食，你可是都看見的，下回的救濟糧怎么也得給一些。” 村長說：“人家領導是來搞調查工作的。” “這我知道，先調查，再發救濟糧，哪回都這樣。” 我說：“你的兩眼光盯著救濟糧不行，應該想想辦法，怎樣才能脫貧致富。你才三十几歲，今后的日子長著呢！” “要說富吧，誰不想富？可難著呢……”他歎了口气，“庄稼人，本來是种地的，可這地也太差了；想做點小生意吧，又沒本錢；到外頭打工，還常常要挨騙。您可以問問村長，他去年到婁煩打了四個月工，也讓人坑了，錢到現在還沒拿到。” 說罷，他用一种呆滯的目光望著我。 我注意到，農村中這些可怜的光棍漢，几乎都是這么一种目光。由于貧窮迫不得已只好獨身，這難道不是對人性的最殘酷的扼殺嗎？長期扼殺的結果，必然造成心靈扭曲，目光呆滯…… 在農村，同樣可怜的還有那些被拐賣的婦女和那些用換親方式結婚的婦女。 封閉，必然導致觀念的落伍。 宁夏某縣一農民，民政部門看他一家人日子過得太艱難，救助他家—頭牛，以幫助其生產自救。三個月后，他嫌養牛辛苦，深更半夜得起來喂料，又想著花錢，便把牛賣了，換回了一只羊，以應付上級的檢查。過了半年，覺得養羊也麻煩，每天得上山，又賣了羊換回只雞，既省事又有蛋吃。到了冬天，雞不下蛋了，索性把雞也殺了，吃進肚里，他照舊過著窮日子，還四處對人說：“政府不會讓咱餓死的，會幫助咱的。” 陝西某縣，1992年組織勞務輸出，有300人去了江蘇無錫，管吃管住，每月還給300元。但僅干了3個月，就只剩下600余人，其他的全跑回家了。問其原因，有的說“活儿太苦，要三班倒，上夜班連眼睛都睜不開，咱哪受過那种罪”，有的說“生活不習慣，南方人炒菜里面都擱糖，說話嘰里狐啦听不懂”，有的說“想媳婦想孩子”…… 青海某縣，青年人宁可套著雙手靠在牆上晒太陽，閒著蹲在地上下草棍棋，也不去找活干。他們還特別瞧不起南方來的手藝人，修鞋的，理發的，賣眼鏡的，覺得他們干的都是下賤活，“每天給我個百八十元我也不干，咱丟不起那個臉。” 甘肅康縣公安部門派人下鄉了解社會治安情況，鄉干部告訴他們，我們鄉沒人出去做生意，所以也沒什么問題。在這些鄉干部的腦子里，外出經商做生意等同于搞歪門邪道、干坏事。 貴州榕江縣一位少數民族青年，參軍退伍后帶著新觀念、新習慣回到家鄉；立志改變家鄉的落后面貌。沒想到离家三年，他的服裝。發型乃至于早晨起來刷牙，都被鄉親們看成對家鄉的背叛而受到冷落。為了在這個環境生活下去，他只好重新結發挽鬢，不得不采用結繩刻本的老方法。 貧窮落后并不可怕，只要抓住机遇，奮起直追，總有出頭的日子。怕的是懶隋依賴、不思改變，那才是最可悲的。 公元1987年7月11日，一位名叫馬泰伊·加斯帕爾的男性嬰儿，降生在南斯拉夫薩格勒布一座醫院里。這是地球上第50億個居民。 這一天，被聯合國命名為世界人口日。 同時，人口專家也憂心忡忡地警告全人類：地球上人滿為患的時代已經為期不遠了！ 八年后的1995年，我們不無悲壯地向世界宣告：中國人口已達12億。 這也是一個怪圈：經濟越落后，人口就繁殖得越多；人口越多，經濟就越落后。 甘肅省靖遠縣煙洞村一位老農，不算其女儿，僅他的儿子子孫繁衍，到今天已成了有140口人的“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如果當初老太爺夫婦，兩人种地140畝的話，那么現在僅為人均一畝地了。 “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古老道德訓誡，加上傳宗接代、延續香火的宗法觀念，使得計划生育成為“天下第一難”。而在貧困地區，這种世代相沿的積習，又被推到极致。 陝北有一個安塞縣。 安塞腰鼓威震天下，但安塞腰鼓尚未震跑這儿的貧困。 順著公路旁的一條山溝溝，我們走到沿河灣鎮的白家溝村。 這是個小自然村，全村55戶，283口人。 村民延生林住在半山腰。兩孔破窯洞，給人感覺是哪天說塌就塌了。院子沒有院牆，一頭小豬在竄來竄去。 讓我沒想到的是，才35歲的誕生林竟然有4個孩子。 我說：“日子過得這么艱難，你干嗎還生這么多的孩子？” “娃儿麻……”延生林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庄稼人，一輩子不就想多建几個窯洞，多生几個娃儿？” “娃儿多了有什么好處？” “有了娃儿，我們老了就有了指望，再說……”他反問我，“要不生娃儿，您說人活一輩子干什么？” 一旁的鎮長瞪了他一眼：“你超生了，還有理呢？” 我們又來到村民白以江的院子。 我問他多大了，他告訴我37歲，可看他那模樣，滿臉皺紋，說50歲都不算多。 白以江也是個超生戶：5個孩子。5個孩子中最大的17歲，最小的7歲。除了老二在上小學，其他的全部失學。 我替他算了一筆賬：去年他家16畝地共打了2300斤糧食，7口人，每人不到400斤，當然不夠吃。如果他只生兩個孩子，每人就有近600斤的糧食，吃飯足夠了。他的5個孩子中，有4個是男孩，待他們大了，要成家娶媳婦。每門媳婦算她8千元，一共要3万多元。對于一個農民來說，這將是一筆山一般沉重的開支。也就是說，白以江每生下一個孩子，便給自己增加了一個包袱…… 這一算，把白以江也算得有些沉不住气了，他說：“是啊，是啊，沒生的時候想生，生了确實遭罪啊……” 鎮長說：“跟你們做了多少工作，講了多少道理，你們就是不听嘛！” 我又說：“如果你就要一個孩子，再把其他的錢用來培養孩子，發展生產，那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白以江抿著嘴，不說話了…… 我想起了一位從事計划生育工作干部的黑色幽默：“我們這些抓計划生育的，老要往村里跑，最后，跟老百姓的關系疏遠了，跟村里的狗卻混熟了。” 貧困地區人口自然增長率都較快，如： 橫斷山區人口自然增長率為2.0—2.9% 滇東南山區人口自然增長率為2.0—4.9％ 桂西北山區人口自然增長率為2.0—3.9％ 九万大山區人口自然增長率為2.2％ 烏蒙山區人口自然增長率為2.0—2.9％ 宁南半荒漠山區人口自然增長率為2.0—2.9％ 云南41個貧困縣，每年新增加人口近20万，如以每人每年消耗糧食200公斤計，每年要多消耗糧食4，000万公斤！ 廣西每年新增人口70万，等于睡一夜起來就增加了2，000人。這些新增人口絕大多數在山區農村，且不說需要糧食2億多公斤，單就生活燃料每年就得多消耗柴草、秸稈2200多万吨。給本來就十分惡劣的生態植被環境又增加了新的壓力。 甘肅中部地區，1949年人口為260万，到1982年，人口翻了一番多，人均產糧152公斤，比剛解放減少了100公斤。 据—系列的調查研究表明，貧困家庭人口規模与收入呈明顯負相關。貧困地區人均收入最低的家庭往往是人口眾多的家庭。過多的家庭人口依賴于有限的生活資料，使并不寬裕的生活更加拮据困難。 有人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所獲取的成果，都讓急劇增加的人口毫無意義地消耗了。 我們共和國雄雞狀的版圖，是一塊傾斜著的版圖。自西至東，青藏高原、黃土高原、太行山、大巴山、云貴高原，由高而低，然后是東北平原、華北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平原…… 如果由北向南，以大興安岭為起點，沿壩上高原，經太行山、巫山、武陵山，直到苗岭划一連線的話，這條線可以稱之為貧富分界線。以這條線為界，全國80％以上的貧困縣，絕大部分分布在它的西部地區。 根据地理、地貌和自然資源等特征，全國貧困區域又被划分成18個貧困片，它們分布為： 沂蒙山區位于山東省，有9個貧困縣； 閩西南、閩東北位于福建、浙江、廣東省，有23個貧困縣； 五指山地區位于海南省，有5個貧困縣； 努普爾虎山區位于遼宁、內蒙古、河北省區，有18個貧困縣； 毛烏素地區位于內蒙古自治區，有15個貧困縣； 太行山地區位于山西、河北省，有23個貧困縣； 大別山地區位于安徽、湖北省，有27個貧困縣； 武陵山地區位于四川、貴州、湖北、湖南省，有50個貧困縣； 井岡山、贛南地區位于江西、湖南省，有34個貧困縣； 九万大山地區位于貴州、廣西省區，有17個貧困縣； 呂梁山地區位于山西省，有21個貧困縣； 秦岭大巴山區位于四川、陝西、湖北、河南省，有68個貧困縣； 烏蒙山區位于四川、云南、貴州省，有32個貧困縣； 三西地區位于甘肅、宁夏省區，有35個貧困縣； 陝北地區位于陝西、甘肅省，有27個貧困縣； 滇東南地區位于云南省，有19個貧困縣； 橫斷山地區位于云南省，有13個貧困縣； 桂西北地區位于廣西壯族自治區，有29個貧困縣； 海東地區位于青海省，有7個貧困縣； 海西地區位于青海省，有7個貧困縣； 新疆地區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有25個貧困縣； 西藏地區位于西藏自治區，有5個貧困縣。 經濟專家們習慣于把我國的經濟結构划分成三大經濟地帶：東部地帶，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宁、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廣西、海南；中部地帶，包括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帶，包括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陝西、甘肅、青海、宁夏、新疆。 如果說50年代、60年代，甚至于70年代，東西部的發展沒有明顯差距的話，到了80年代、90年代，這种差距則明顯地拉大了。 90年代初，國務院扶貧開發辦委托國家統計局對農村貧困標准作了專題研究。以新的標准計算，1988年的農村貧困標准為260元，l989年改為285元。90年代開始使用的貧困標准要以1980年為基准，依据這個標准，全國農村人均純收入低于貧困標准的縣共有275個，貧困人口8，400万。如將標准擴大到300元，則為592個縣。 最后确定的國家扶持的基准貧困線為300元。 以這個基准貧困線為統計依据，至1994年，我國的貧困人數為8，000万人。 悠悠八千万！ 赫赫八千万！ 八千万窮人，其中絕大多數處于絕對貧困狀態。 這些人主要分布在我國中南、西南和西北的深山區，石山區，荒漠區，黃土高原區以及水庫庫區，而且多為革命老區和少數民族地區。共同特征是，地域偏遠，交通不便，生態失調，經濟發展緩慢，文化教育落后，人畜飲水困難，生活條件惡劣。人們常愛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有些地方已經陷入一方水土養活不了一方人的絕境。 更值得注意的是，貧困地區与發達地區甚至与全國平均發展水平的差距還在繼續擴大。1993年國家重點扶持的貧困縣，農村人均非農產值只有737元，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4（人均利稅91元，為全國平均水平27％）；1993年，在全國已有537個縣農民人均純收入超過1，000元的情況下，貧困縣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僅為488元，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53%。溫飽問題沒有解決的八千万人，對于正在航行的共和國巨輪來說，是一個最沉重的包袱。 “到2，000年，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半個多世紀。經過兩代人的奮斗，如果仍有几千万人沒有解決溫飽，生活在貧困之中，怎么体現共產党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怎么体現社會主義的优越性？”李鵬總理深切的話語，令每一位共產党人深思。 貧困是無聲的悲歌。 听到那陣陣蒼涼的無聲的悲歌了嗎？ 從神農氏撒下第一把谷种算起，一部几千年的中華民族史，實質上是一部中國農民史。 世世代代，中國農民卻成了貧困落后的代名詞。 “衣食足”、“倉庫實”，早在兩千多年前，古代的思想家們，就道出了農民內心深處最強烈的渴求。然而，千百年來，神農氏的子孫們卻衣食不足，倉廩不實，連肚子都難以填飽。 于是，為了擺脫貧困的困扰，中國農民一次次發起了向命運的挑戰！ 土地，被譽為人類的母親。 延續了几千年的農耕文化，將中國農民和土地緊緊地維系在一起。 中國歷代農民起義、農民戰爭，几乎都与土地有關。而新時期以來農村的變革，也是從土地開始的。 還記得那個悲壯的場面嗎？ 1978年11月24日夜，北風凜冽，天寒地凍。 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個農民，聚集在一間茅草屋里，個個神情凝重，他們為自己的命運正在作—次艱難的抉擇。 這之前，小崗村按照縣委的部署，已經實行了“包產到組”的生產方式，全村划分成4個包干組。干了不些日子，你家出力，他家不出力，他家投肥，你家不投肥，鬧得矛盾一大堆，只好又分成8個組。8個組中，有的是父子組，有的是兄弟組，可是沒干多長，還是有矛盾。 “怎么辦？難道要重新拿起討飯碗？”副隊長嚴宏昌嚴肅地問大伙。 黎明前，18個農民統一了思想，對天盟誓，簽訂了一份秘密“保證書”： 一、實行大包干到戶，瞞上不瞞下，不許任何人向外透露。 二、交納糧油時，該是給國家的給國家，該是留集体的留集体，不准任何人到時候裝孬。 三、万一走漏風聲，嚴宏昌為此蹲班房，全隊社員共同負責把他的孩子撫養到18歲。 如今，珍藏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里的這份秘密“保證書”上，18顆手指印依然顯得那么醒目，那么悲壯。 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這份秘密“保證書”，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農民与貧困決裂的宣戰書。 歷史的長河，正流經一個舊秩序即將覆滅与新秩序即將誕生的轉彎口。 山西省靈石縣靜升河畔的南山腳下，有兩個村，一個叫南浦村，一個叫南原村。兩村相隔不到五里，村民多為任姓。南浦村260戶，960人。1994年人均收入2，600元。南原村121戶，527人。村集体除了200多棵樹外，沒有任何資產，1994年人均收入不足500元。 人說南浦、南原兩村原為一個娘生的兩個儿子。如今，一個富了，奔了小康；一個依舊過著不得溫飽的窮日子…… 同在一條山溝溝里，自然、地理、交通條件几乎完全一樣，兩個村為什么會有如此大的差距？ 初訪南原村。 從南浦村往南原村走，先是柏油路，再是沙石路，最后是坑坑洼洼的土路。 溝里十分寂靜，零零落落的土屋和土窯洞，像棋子般地散布在兩旁的山坡上。 我在村口，見到一位十三四歲的男娃，我讓他帶我去老支書任万元的家。 任万元的家在半山坡。兩間土屋，一個小院。 屋里光線昏暗，任万元和他的老伴及小儿子正在吃飯，每人端著一只大海碗，里面盛著用土豆、棒子面、白菜葉熬成的糊糊，就著炕桌上的一碟咸菜。 村里的治保主任王金林赶巧也在屋里。 任万元干瘦干瘦，兩個眼窩深深地凹陷進去，臉上那一條條皺紋像是用刀刻下似的。他听說我是從北京來的，馬上說：“你是不是找錯地了？這儿是南原，不是南浦！” 我說，我就是來南原看看，找您隨便聊聊的。 任万元告訴我，南原村1950年就建立了党支部。現在溝兩旁的一些大柳樹，就是那時候老書記任貴庚帶著鄉親們种的。大集体時，南原和南浦差距還不大，南浦每個工七八毛，南原也能達到六七毛。差距是這十几年拉大的。到去年初，南原村的全部財產除了200多棵樹外，僅剩3眼土窯（后來還塌了）、3張桌子、l張床、2張凳子和頂計划生育罰款的3只爛木柜。村里倒欠民辦教師2，000多元工資和國家的20，000多元貸款。 村里沒有其他收入，只得砍樹賣。開始每砍一棵樹，支部還商量商量，后來索性是主任一人說了算。上級來人的招待費也全指望在那些樹上。 我問：“村里這些年辦過企業嗎？” 任万元說：“1990年辦了個磚窯厂，村主任自己管了三個月，賠了7，000元。后來承包給個人，不僅沒收到承包費，反倒賠給人家1，000元。” 武興宗其人。 武興宗家的三間磚瓦房，在南浦村顯然是屬于比較差的。 我們到他家時，他剛從南坡責任地里播玉米回來，門口挂著的一只小毛驢還在“灰——灰——”叫著。 我說：“你這位大書記還得親自种地？” 武興宗笑著說：“我算什么大書記？我是全中國最小的書記。再說，我還是農民，有責任田，農民不种地吃什么？” 70年代，南浦和南原沒什么區別。靈石漫山遍野都有煤，但那時候，農民被死死地捆在土地上，連种多少麥子、多少玉米都得按上頭的比例。誰要是去開窯或跑點小買賣，人家會把你當作資本主義尾巴來割。當時，有些膽大的南浦人，就悄悄做點小生意，主要是加工豆芽和糊糊辣椒，偷偷進城賣了，換几個油鹽錢，給孩子們賺點學費錢。 1979年，年僅32歲的武興宗當選為村党支部書記。在第一次支委會上，武興家對支委們說：“大抓階級斗爭的年代已經結束了，現在我們的當務之急是怎么帶領鄉親們改變貧困的面貌。”大家一致同意他的提議：抓住机遇，挖煤致富。 10月，經過有關部門批准，村辦小煤窯在虎嶼溝開挖了。當時，可以說是…無資金，二無技術，完全是白手起家。武興宗和村委一班人進東家，出西家，挨家挨戶做工作，動員村民們集資、集物，跑縣城、上太原、下臨汾去請能人、學技術。為了節省開支，武興宗外出舍不得坐公共汽車，能搭拉煤的便車盡量搭便車。寒冬腊月，坐在煤車上，胳膊腿都給凍僵了。餓了吃個冷饃饃，困了到火車站的候車室蹲一會儿。 就這樣，190米深的井巷，按當時的价格預算需要近10万元，但南浦人用了不到4万元就打出來了。 “我們的煤礦是老武帶著我們用拼命精神拼來的。”當年跟武興宗摽著膀子一起拼搏過的村民們說。有一回，鑽頭打到“古空區”，井底冒水，眼看著整個礦井將要被水淹沒。節骨眼儿上，只听得武興宗大吼—聲“快堵！”說時遲，那時快，便見他拖過一根木柱子，用胸脯死死頂住木柱子，堵住了出水口。然后又指揮大家搬來石頭和木板把木柱固定牢。井巷保住了，武興宗的胸上卻留下三個深深的血口子。像這樣的險情，記不得遇到過多少次。 轉年，南浦煤礦建成投產，并實現利潤10万元。 1982年，社會上刮起了一股瓜分集体經濟風。當時，村里有人嚷嚷：“人家縣里一些大工厂都分了，咱們的煤礦也折价賣掉算了。”個別村干部也沉不住气了，對武興宗說：“怕是頂不住了，免得將來犯錯誤，栽跟斗。” 武興宗該怎么干還怎么干，只是話比平時少了。他的床上擺滿了文件、書刊、報紙，不管白天多累，晚上照樣要學到深夜。慢慢地，終于悟出了道道來。 在村民大會上，他為大家剖析了南浦的實際情況。他說，煤礦辦成了，只能說我們才剛剛邁出第一步。現在就著急把它折价賣了，就算每人分到千八百元又能怎么樣？這是鼠目寸光，殺雞取蛋！相反的，如果我們能以此為起點，像滾雪球似的繼續發展村辦企業，南浦就有可能真正走出貧困…… 一席話，把村民們的心給說亮了。 從土地里走出來的武興宗，深知“吃大鍋飯”的弊病。企業要發展，就必須搞承包制。一個公開招標承包的方案出台了，年利潤指標為15万元。 全村900多口人，誰也沒有膽量挑這副擔子。有人又說閒話了：“武興宗不肯放權，故意把指標定得高高的，誰還敢干？” 其實，武興宗心里比誰都明白，把指標定高了，等于把自己也套住了。村里的情況他最有數，別說15万，就是10万元也不一定有人敢包。沒人干，他親自出馬，帶領几個党員，交上抵押金。拼死拼活干了一年，15万元的利潤指標，他計完成了18万元。 現任焦化厂厂長回憶起當年的情景，依然十二分感慨：“按當時煤礦的生產和經營情況看，要完成15万元的利潤，几乎不可能。是老武硬帶著我們死貼活貼，摽在一起拼命拼來的。那一年，只有上班時間，下班時間，困了就隨便找個地方貓一會儿。工人還有兩班倒，老武差不多每班都到。跟老武出差特別寒磣，每頓飯不是油條老豆腐，就是大碗面，有時甚至是涼饃饃就白開水。他胃口不好，也舍不得花錢。我們有時候勸他：‘武書記，你身体不好，就吃點好的吧。’他搖搖頭說：‘咱們這點錢掙得不容易啊！’” 1987年，南浦村利用煤礦積累的資金新擴建了一個年產25，000吨的洗煤焦化厂。總投資近50万元，沒有向銀行貸一分錢，更沒有向村民攤派一分錢。煤礦和焦化厂兩個企業共安排勞力200多人，總收入500万元，年獲利100万元。 南浦人力企業掙了錢，但他們沒有忘記農業。他們知道農業基礎還很薄弱，還需要反哺。他們從企業積累中拿出68万元用于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和綜合開發治理。先后打壩2，200米，造地近200畝。植樹造林，小流域治理達到1，300畝，全村現有成材林14万棵。村里還購置了推土机、拖拉机、收割机、播种机、脫粒机等農用机械，逐步向農業机械化邁進。与此同時，村里還大力推廣科學种田、地膜覆蓋、配方施肥等實用技術，使糧食產量逐年增加。 武興宗告訴我，1994年是南浦經濟騰飛的一年。他們及時調整了產業結构和經濟管理体制，實行政企分离，強化對農業服務功能，加強對個体經濟的引導和管理。組建了煤焦化公司、農業公司、汽車運輸公司，武興宗任總經理。各分公司實行獨立核算，自主經營，按時完成總公司下達的任務。他們在對原有企業實行股份制改造的基礎上，發動本村群眾入股，從山東青島引進技術、人才、設備，總投資800万元，興建了南浦股份制炭黑厂。該厂建成后年產值可達2，500万元，利稅500万元。 我們在交談時，武興宗家里的那部電話鈴聲不斷，來找他商量工作的人也很多，我們的談話不得不多次中斷…… 再訪南原村。 那兩天，我的耳朵灌滿了對南原村的各种評价： “南原听不到廣播，看不到報紙，人還能開化？” “別看南原、南浦就离著五里地，改革開放的春風吹到南浦就停息了，根本吹不進南原！” “南浦村開党員會，听到廣播，28個党員馬上就到。南原村党支部是土坯壘的，支部沒威信，說話沒人听。” “老支書是個老好人，沒魄力，沒斗爭性。” “南原是老人掌權（其實有權也用不出去），年輕人沒事做。” “人家南浦借改革開放之机，干了多少事業？南原的領導光知道砍樹，錯失良机！” 我決意再去南原看看。 隨便走進溝旁的一眼簡陋的土窯里。 主人叫任鎖錢，34歲，光棍漢，同老娘在一起過日子。 任額錢現在外村下煤窯，活儿特苦。他身体不好，干几天需要歇兩天，所以，掙不到多少錢。 問他為什么還不成家，他搖搖頭：“娶個媳婦需要万把塊錢，我哪有那么多錢？” 說到村里的情況，任鎖錢說：“我們村集体化前同南浦不相上下，就這十几年落下來。這個村是好人好事沒人夸，坏人坏事沒人抓。關鍵是党員不行，党員不行底下就胡來。我們村有些党員連老百姓都不如，光想占便宜。” 這時候，一個三十几歲的婦女怀里抱個孩子，手里還扯著個孩子，風風火火地進來。听他們交談，好像是什么本家親戚。 我問她：“你有几個孩子？” “六個。” “這么多？” “孩子多了有什么不好？我們村窮是窮，可有一項好處，可以隨便生孩子。我們村支部不行，是個軟班子，從來不抓計划生育……” 場院上，几個小伙子在閒聊天。我便和他們聊了起來。 任長云，33歲，1980年高中畢業后，跑到兩渡煤礦當協議工。每天要挖十几個小時的煤，覺得身体損傷太厲害，去年跑了回來。現在在縣城做水果生意，每個月能掙個千把元。 他說：“我們村不重視年輕人，多年不發展年輕人入党。” 一旁的任根明插話道：“不是我們村的人都不行，南原也有能人。像任紀旺，在部隊當兵是汽車修理工，退伍回來后，在鎮上開了個修車舖，這几年收人好得很！如果把這些年輕人攏起來，肯定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 “能發揮作用又怎樣？党支部不要年輕人啊，”說話的是初中畢業生任紅歧，“人家都評論過了，改革開放以來，南浦是每年都有新變化，厂子越辦越多，老百姓的房子越住越好，口袋越來越鼓。南原也有變化，那變化是因為村領導光知道砍樹賣，老祖宗留下的那點樹越砍越少。” 我打算再到老支書家坐坐，沒想半路上遇到了他，他正彎腰背著一捆秫秸從山坡上下來。 任万元把林秸放下，示意我一起坐下。他擦了把臉上的汗水，對我說：“前天你問過我，為啥同在一條溝里，兩個村差距這么大？這兩天我也琢磨了琢磨，要說責任，主要在我，歲數大了，又沒什么文化水平，老腦筋的确跟不上趟了。” 我問他：“一些年輕人反映，這些年村里對他們不重視，是不是這种情況？” 任万元說：“對年輕人重視的确不夠，如果選几個好苗子培養培養，他們有文化，會干得比我們好的。” 我被老人的坦誠感染了。 任万元又感慨地說：“解放這么些年來，要數鄧小平的政策最好，可著勁讓老百姓都過好日子，怪只怪我們自己沒有干好。机會錯過了，可惜啊！” 過了片刻，他又說：“前些日子，兩個村的支部合并在了一起，老武他們幫我們蓋了小學，修了路，還一起制定了脫貧措施，以后就好了……” 听到了嗎？這像號角般的聲音！ 《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划》的實施，表明了中國政府告別貧困的決心和魄力，這是關系到中國命運的一場攻堅戰！ 正如江澤民主席所指出的那樣：“到本世紀末，我們解決了八千万人的溫飽問題，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的生存權這個最大最基本的人權問題，從而就徹底解決了。” 机遇和挑戰，同時擺在中國人民面前…… 一條路，竟如此地令我魂牽夢縈。 去年8月，匆匆赶到太原，經与陵川縣聯系，告知三天前的一場暴雨，將一段路基沖垮，路暫時受阻，我不得不遺憾地返回北京。 今年4月，再赴山西。從太原經長治到陵川，出縣城，山越來越高，路越走越險。過古郊鄉后，又飄起霧來，吉普車戰戰兢兢，一再減速。 在一個岔路口，一面人牆上寫著一條標語：“錫崖溝人民歡迎您！”這時，一旁的司机告訴我：“前面就是王莽岭，從這里到山下的7．5公里路，就是錫崖溝人硬開出來的。” 我望著眼前陡如刀削、壁立千例的王莽岭，只見一條“之”字形的公路，時隱時現，順山勢蜿蜒而下。 司机試了試剎車，囑我系好安全帶，司机挂上低速檔，開始慢慢前進。拐彎，再拐彎，穿過了第一個隧道。左轉彎，緊接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右轉彎，好險！又穿過一個隧道，司机說了聲“前面就是老虎嘴”，然后，又試了試剎車，吉普車几乎是在贈著走。一邊是刀削般的岩壁，一邊是万丈深淵，令人已惊目眩。過了“一線天”，又過了“瓢皮洞”，當穿過第三個隧道后，司机那緊咬著的牙關，才慢慢放松了。 四十多分鐘后，當吉普車在山下的村口停下時，我發覺自己出了一身冷汗，但同時，心底卻升騰起—股對錫崖溝人的崇敬之感！ 百年苦盼。 “東有馬東岭之屏障，西有白樺山之阻隔，北有王莽岭之險峰，南有青峰巍之對峙。四山夾隙之地稱日錫崖溝，因地形險惡，絕路，溝人多自給自足，自生自滅。偶有壯俠之士舍命出入。” 這是陵川縣縣志里關于錫崖溝的一段描述。 站在村口，環顧四周四座險峻的大山，我似乎第一次理解了“封閉”兩字的含義。 這里地處山西与河南的交界點，通往山西的一條險徑叫椿樹爽，几乎是挂在王莽岭懸崖峭壁上不能稱之為路的“路”，令人望而生畏；去河南必須攀崖而下，走的是“螞蟻梯”和“搭溝梯”。祖祖輩輩与世隔絕的錫崖溝人，關于路，有過多少苦澀的回憶？ 村小學教師郎二虎的母親不認字，誤把“六六六”粉當作榆皮面壓了面片吃，几個壯漢抬著她往鄉衛生院赶，還沒等走出王莽岭，老人卻已經永遠閉上了雙眼；22歲的小隊會計董秋平，中秋節突然肚子疼，也是死在王莽岭上。由于沒有路，像這种急病得不到急救的，村里就死了30多口人。 村民郎万林，那年腊月從河南買了30斤煤油往回背，想讓鄉親們過年能點上煤油燈。在爬“螞蟻梯”時，腳底一滑，連人帶油桶掉進几十丈的深淵里，要不是身子被一根樹樁挂住，差點連命都搭進去。 因為沒有路，溝里人過著“原始人”般的生活。老婦聯主任王志英告訴我，那些年吃的是自家种的玉茭圪糝，穿的是自家織的土布。滿樹的黃梨和山楂，滿山的中藥材，吃又吃不完，銷又銷不出去，只好眼睜睜看著它爛在地里。 溝里只有小，上中學得到50里外的鄉里，村民們誰也不放心讓孩子們去受那個罪，好些年，村里找不出一名初中生。 沒有路，村民們不知道山外是個啥世界？汽車是個啥模樣？飯店炒出的菜是啥滋味？有一回，公社電影隊進村放映《地雷戰》。開映時，見銀幕上敵我雙方打得不可開交，一些婦女以為“鬼子”又進村了，抱起娃儿就往家里跑。 那些年，村民們常常對著大山發問：都解放了，溝里人難道還要活活被困死在這大山里？ 不愿再忍受命運擺布的錫崖溝人，一次次在心底呼喊著：走出錫崖溝！走出錫崖溝！ 難越王莽岭。 走出錫崖溝，首先得要有路。 1962年清明節，村党支部副書記楊文亮到縣城辦事。交通局的技術員楊三江听說他走了兩天才到縣城，褲子和鞋都快磨爛了，苦笑著說：“老楊啊老楊，你們支部難道就不能想想辦法，給鄉親們修條路走？” 楊文亮被說得臉上直發燒，回來后和支書董怀躍一合計，下了修路的決心。 全村25名党員，每人拿出3元錢，交了一次特殊党費，湊了七八十元作了修路的經費。村民們听說要修路，你十斤玉茭，我一袋土豆，送到了村部。 楊文亮第一個站出來請纓領命。媳婦怕他出事，和他理論：“人家沒挑頭，就你挑頭，你有几條命？你是個啥人？”楊文亮說：“我就一條命，可我是党員，党員不挑頭誰挑頭？” “開路隊”直奔王莽岭。楊文亮瞅准—塊卡在龍口上的大石頭，用繩子捆著身子，讓人把他吊到十來丈深的懸崖下，鑿了一個炮眼，炸響了錫崖溝人向大山宣戰的第一炮！ 秋天里，陵川縣委書記騎馬來錫崖溝村。走了兩天，好不容易到了王莽岭上，那匹馬便活活累死了，縣委書記几乎是連滾帶爬到了村里的。看到這個封閉的小山村里，老百姓過著如此清苦的日子，看到山里人渴望走出大山的決心，書記激動得落淚了。回去后，他從縣財政硬擠出3，000元，派人送到村里。裝錢的信封上，親筆寫著三個字：“快修路” 兩年后，溝里人硬是在荒坡亂石中開出了一條“之”字形小道。勉勉強強能走只小毛驢，大伙儿叫它“驢道”。 听說修了道，縣食品公司托人捎來話，优先收購錫崖溝的生豬。村里選派了6們最強壯的勞力，赶著27頭豬沿著“驢道”出山，累死累活赶到半山腰，生豬都全部摔死。 一盆冷水，把希望的夢想澆滅了。 1976年，王莽岭下又響起了“叮叮當當”的錘擊聲和號子聲，溝里人第二次向大山宣戰。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半，耗資4万元，但因工程量大且又艱巨，僅修了一公里路，非但人不能走，反倒將狼引下了山，被人戲稱為“狼道”。 1979年收完玉茭，不服輸的錫崖溝人重新樹起了開山鑿路的大旗。這回，他們計划在半山腰開鑿一個長2，500米的隧道，直穿王莽岭。 開工那天，老支書董怀躍跳到一塊石頭上，手一揮，喊了聲：“共產党員站出來！” 5名共產党員齊刷刷站到了隊伍最前面，董怀躍深情地望了他們一眼，說：“考驗的時候又到了，遇到危險，要死先死咱！” 沒日沒夜苦戰了一年，隧道才掘進了30米。經交通部門技術員勘測，如果僅靠村里自己力量，按這种速度，80年打不穿這個隧道，五代人不能受益。 送走了技術員，董怀躍一下子癱倒在村部。這位雷轟不彎腰的硬漢子，几番挫折，第一次怀疑起命運來：錫崖溝人難道真走不出這個窮窩窩？ 心力交瘁的董怀躍病倒了。 像是經歷了一場大風暴的襲擊，錫崖溝沉寂了…… 壯哉錫崖路。 山外的世界實在是太有誘惑力！ 屢經打擊的錫崖溝人，經過短暫的喘息之后，再一次問自己：路還修不修？ 多數支委堅持自力更生，繼續奮斗，打通出山路，一代不行兩代，兩代不行三代。共產党可以打下江山，不信錫崖溝人修不通—條路。 1982年初冬，党支部再次率眾出征。 他們吸取了以往的教訓，請來了技術人員，經反复勘測，制訂出了沿王莽岭“援岩攀壁，依山就勢，順崖鑿洞，螺旋上升”的施工方案。 缺乏資金，村委會賣掉了集体的樹木、牲口、飼養棚，連几間辦公室和几十畝山坡地都作了信用社貸款的抵押。村民們聞訊后，有的拿出了准備蓋房子的錢，有的送來了為儿子娶媳婦的積蓄。一位大娘拄著拐棍來到村部，取出一對銀手閾，說：“家里實在拿不出錢，這對手鐲跟了我快五十年了，今天交給你們，拿去修路吧。” 新支書趙全妞帶領突擊隊，從山上往山下修，到1984年3月，修通了東廟華至隧道口2．5公里的明路。1984年到1985年底，林小保任支書，接著打通132米的隧道。 用“苦”和“累”已經難以形容修路的艱辛。為了節約時間，加快速度，他們干在山上，吃在山上，住在山洞里。夜里，躺在床板上，夏大潮濕難檔，冬天被子上常常結著一層薄冰。為了節省下錢來買炸藥，他們吃的是野菜饃、野菜餅，喝的是山泉水、雪疙瘩。 五年里，董福安累垮兩個儿子，趙全妞冒死攀絕壁，楊寶玉險葬青龍溝，趙軟海窮了自己的家，楊有平吐過兩碗血……几乎每個修路人的身上都留下了累累傷痕。 路修到了地勢最險要的“老虎嘴”，在這節骨眼上，四年前應征入伍的宋志龍退伍回到了村里。一放下行李，他便投身到施工工地，并被党員們選為新一任支部書記。 在北京工程兵部隊摸爬滾打鍛煉了四年的宋志龍，看到全村擠在一個工作面施工，難免要影響工程進度，他改變戰術，采取從上而下。自下而上、從中間向兩頭的方法，重新將全路段划分成5個作業面，5個作業面同時施工，實行承包制，公開張榜招兵。 由趙軟海、董水成組成的复員軍人隊，由董福安、董書平、董書軍組成的父子隊，由宋鈺紅、宋喜平組成的共青團員隊，由郎二有。董三玉組成的光棍隊，紛紛揭榜請命。 回想起當年的艱難歲月，村支書宋志龍依然是感慨万端。他說：“為了修這條路，鄉親們愁過、哭過、怨過、恨過、吵過、鬧過；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錫崖溝人大苦大難、大悲大痛、死去活來都經受過塌方頻頻發生，隨時都有砸傷砸死的危險。一些人害怕了，打起了退堂鼓。党支部決定，支部委員、党員、干部帶頭上，哪里危險上哪儿！宋志龍帶著兩個親兄弟、妹夫、本家叔叔，首先沖上了“老虎嘴”。群眾看到党員、干部不怕險，不怕死，也紛紛跟了上來。結果，用了一年四個月，硬是打通了“老虎嘴”。 1988年8月的一天夜里，大雨如注，山洪暴發。 第二天，雨停之后，大家上山一看，禁不住都傻了：誰也沒有想到，几年功夫好不容易修起來的3公里路基，一夜之間便被大雨沖垮了。一些人蹲在地下，傷心地“嗚嗚”哭了起來。 宋志龍一下子火了：“哭有什么用？眼淚能改變得了命運？” 還是這些硬漢子們，用自己的雙手和汗水，在半個月內就把沖垮的路基全部修复。 在村部，我專門采訪了修路老英雄宋來銀。57歲的宋來銀顯得比他的實際歲數要老得多。臉上滿是皺紋，腰也彎了。他的那雙瘦骨嶙峋的手已經變形，手掌上一個個老茧像銅錢般堅硬。 宋來銀告訴我，為了修路，他落下了坐骨神經疼和胃下垂病。不過，他不后悔，也不怨誰。鄉親們盼路盼了几代人，現在路修成了，自己受點苦不算什么。修路的后几年，他帶人人伙兩次承包打洞，一個150米，一個180米，不但沒掙到一分錢，為了還貸款利息，還把家里的三頭牛都賣了。修路苦，鑿山鑽洞，他們長年睡在山洞里。搬塊石板，舖些柴草將就著睡，時常頭頂滴水，石板下流水，冬天洞口吹進刺骨的寒風，早晨起來被子上結—層薄冰。 1990年11月3日，董怀躍和宋雙保雙雙犧牲在爆破現場。 1991年6月10日，錫崖溝人終于盼來了這一天。 清晨，全村800多口人早早就等在山下公路旁，人們顯得既焦急又興奮。連平日里嬉嬉鬧鬧的娃儿們，這時也停止了歡叫，靜靜地望著隧道的出口處。 “來了”不知誰輕輕喊了聲。人們朝王莽岭望去，只見山頂上，一輛汽車像小甲虫似的在移動。穿過第一個隧道，拐彎，穿過第二個隧道，拐彎，再拐彎，穿過第三個隧道…… 9時整，隨著震天響的喇叭聲，解放牌大卡車終于穩穩地停在村口。人們全都圍了過去，看不夠，摸不夠，一個個樂開了怀。 忽地，人群中不知誰“哇”地哭了起來，像受了傳染似的，一時間，全村男女老少，竟擁在一起抱頭痛哭…… 這是辛酸的淚水！ 這是喜悅的淚水！ 這是對新生活充滿期盼和信心的淚水！ 讓思想“走出大山”。 為了修通這條路，錫崖溝人經歷了漫長的30余個春秋。僅從1962年到1991年，這個只有200來戶的小山村便投入資金59万元，投義務工10．8万個，動土石方23万立方。 路通后，村委買回一輛面包車和一輛工具車，村民們買回三輛大卡車和十几輛三輪卡。汽車運出了山里的黃梨、山楂、中藥材和青石板，拉回了城里的工業品和日用品。 路通后，村里的小學新蓋了教學樓，并開辦了初中班。 路通后，全村的人均收入1992年300多元，1993年490元，1994年650元，1995年達到753元。 錫崖溝人嘗到了走出大山的甜頭。 不過，村党支部并未由此而滿足。宋志龍說：“潞通了，只能說是山門打開了，真正走出大山，還得要有個過程。鄉親們才剛剛解決溫飽問題，村里至今還不通電，我們還沒有一個村辦企業。更重要的是，長期在封閉的大山里生活慣了，要讓鄉親們的思想和觀念‘走出大山’，比什么都困難。” “讓鄉親們的思想和觀念‘走出大山’！”說得真好。 宋志龍又說：“我們現在又提出了第二次創業的口號，錫崖溝人不甘心听天認命，也不怨天怨地怨爹娘。我們既然能夠修通錫崖路，我們同樣能改變自己的命運，讓錫崖溝真正富起來！” 春天的聲音。 這里沒有冬天。一月的鵬城，依然郁郁蔥蔥，春意盎然。 1992年1月19日，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又一次踏上了深圳這塊最富活力的土地。21日上午，小平同志游覽了中華民俗文化村和錦繡中華微縮景區后，在驅車回返途中，又和陪同的負責人談到了東西部共同富裕的构想。 鄧小平說：“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极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极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 世界各國的歷史進程表明：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總是不平衡的。改革開放以來，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由于區位优勢和起步早，獲得高速飛躍。東部与中西部地區的差距由此不斷拉開。 党中央、國務院決定從1994年開始實施的《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划》，便是最重要的步驟。 《國家八扶貧攻堅計划》的奮斗目標經過反复測算和研究，廣泛征求地方各級政府和各有關部門的意見和建議，最后确立了以下標准： 到本世紀末解決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 絕大多數貧困戶年人均純收入達到500元以上（按1990年不變价格）。 扶持貧困戶創造穩定解決溫飽的基礎條件。 有條件的地方，人均建成半畝到一畝穩產高產的基本農田。 戶均一畝林果園，或一畝經濟作物。 戶均向鄉鎮企業或發達地區轉移一個勞動力。 戶均一項養殖業，或其他家庭副業。 牧區戶均一個圍欄草場，或一個“草倉庫”。与此同時，鞏固和發展現有扶貧成果，減少返貧人口。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基本解決人畜飲水困難。 絕大多數貧困鄉鎮和有集貿市場、商品產地的地方通公路。 消滅無電縣，絕大多數貧困鄉用上電。改變教育文化衛生的落后狀況。 基本普及初等教育，積极掃除青壯年文盲。 開展成人職業技術教育和技術培訓，使大多數青壯年勞力掌握一到兩門實用技術。 改善醫療衛生條件，防治和減少地方病，預防殘疾。 嚴格實行計划生育，將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國家規定的范圍內。 《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划》的實施，意味著中國以解決溫飽為目標的扶貧開發工作已經進入了最后攻堅階段。 党中央、國務院明确提出要求：實施《八七扶貧攻堅計划》，要實行省長負責制。能否如期完成計划，解決本地區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是衡量各級領導干部是不是真正為人民謀利益、關心人民群眾疾苦的一項硬指標。 1995年歲末之際，國家主席江澤民長途跋涉，風塵仆仆，赴陝西。甘肅兩省，慰問災區，体察民情。 穿過一道道溝，翻過一座座梁，江澤民來到商洛地區丹鳳縣資峪鄉白依寺村。這個村自然條件差，旱澇災害頻繁，生產水平低下。由于持續干旱，全村人均口糧僅90公斤，人均收入僅487元。318戶人家，貧困戶和特困戶占79戶。 江澤民走進一間間簡陋破舊的土坯房，看到屋里空空蕩蕩，一貧如洗，心情十分沉重。他把帶去的棉衣、棉被、面粉和現金送到老鄉手中，深情地說：“東西雖不多，但這是党和政府的一份心意。請你們好好包頓餃子，過個年吧！” 在定西縣魯家溝鄉太平村，江澤民來到受災戶李奎家。听說李奎老伴得了白內障，雙目已經失明時，馬上把帶來的一床新棉被放在老人跟前：“老人家，您看不見就用手摸一下吧！” 在支秀珍家，江澤民關切地問她：“明年春天的种子准備了沒有？”支秀珍答：“還沒有。”江澤民馬上對地區的領導交待：“准備种子關系到明春的農業生產，這是一件大事，一定要千方百計解決好。” 江澤民每到一地，總要摸摸農民的炕頭熱不熱，看看鍋里有沒有吃的，瞧瞧冰窖里有沒有水。他語重心長地對當地干部說，想到還有許多群眾尚未解決溫飽，還有不少地區由于自然條件惡劣經常遭受災害的侵扰，我們的各級領導干部都應有“寢不安席，食不甘味”，“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奉獻和奮斗精神。 窮則思變。在陝甘貧困地區的几天里，當地干部群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給江澤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多次談到：“只要群策群力，再困難的地方也能找到發展的出路，而且會越走越寬闊。” 返回北京之前，江澤民從戰略的高度對當地干部發表了關于西部發展的重要意見。 党中央、國務院一直在關注著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在最近剛剛制定并通過的《“九五”計划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中，就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專門制定了有關政策措施，其內容包括： —优先在中西部地區安排資源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 —理順資源性產品价格，增強中西部地區自我發展的能力。 —實行規范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對中西部地區的財政支持。 —加快中西部地區改革開放的步伐，引導外資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區。 —加大對貧困地區的支持力度，扶持民族地區經濟發展。 —加強東部沿海地區与中西部地區的經濟聯合与技術合作。 中外經濟學家預測：未來几十年間，中國西部經濟增長步伐將大大快于東部地區。 消除貧困不是夢。 北京。人民大會堂。 1996年3月5日上午。 李鵬總理在全國八屆人大四次會議上宣告：“我國的貧困人口已經由‘七五’末期的8，500万降低到目前的6，500万。” 在共和國沉重的貧困大包袱上，又解決了2，000万人的溫飽問題，這的确是一個值得自豪的消除貧困的重大成就！ 半個月后，從山東省農村工作會議上又傳來消息：位于沂蒙山區的沂水、沂南、蒙陰、平邑、費縣、蒼山、泅水、山亭終于摘掉了戴在頭上11年的貧困縣（區）帽子。至此，沂蒙山區的國家重點扶貧縣已全部脫貧，在全國18個重點連片扶貧區中率先實現整体脫貧。 沂蒙山區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主戰場。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約，沂蒙山區一直十分貧困，1984年被列為全國18個重點連片扶貧區之－。 今天，我們已听到了沂蒙儿女走出貧困的腳步聲，看到了沂蒙儿女擺脫貧困后，臉上綻開的笑容！ 以臨沂市所轄6個貧困縣沂水、沂南、蒙陰、平邑、蒼山、費縣為例，198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不足300元，去年已達到1，544元，最高的蒙陰縣達1，700多元，超過全省平均水平。目前，這6個縣的財政收入也全部突破億元大關。現在，沂蒙山區已實現戶戶通電村村通路，過去的“吃水難”問題已得到根本解決。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為沂蒙山區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曾經以革命和貧困而聞名的井岡山地區，也已走出了貧困的泥沼。去年，該地區的農民人均收入達到1，350元，原來的21個貧困鄉只剩下11個，五百里井岡已經看不到茅草屋。 在一個農民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國家，農民的遭遇實際就是這個國家的命運和歷史。而今，當千百万農民兄弟終于掙脫貧困的桎梏，終于不再為溫飽問題而愁眉苦臉時，我們的共和國又扎扎實實前進了一大步！ 不過，中國的人口基數實在是太大了，中國的貧困人口實在是太多了，徹底解決這一難題，依然任重而道遠。 從今年到本世紀末，用5年時間基本解決剩余的6，500万人的溫飽問題，這意味著今后每年要解決1，300万人。而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是：在1993年到1995年的3年中，我國能夠走出絕對貧困的人口每年只有500万人左右。從500万到1，300万，今后的一年要抵過去的兩年半。 另据國家統計局統計，在1993年和1994年兩年減少的1，000万貧困人口中，東部和中部占了80％，西部僅占20％。也就是說，全國每年減少的500万貧困人口中，西部只有100万。然而，我國貧困人口的絕大多數在西部。 六千五百万，這一現實存在的龐大的貧困群体，构成了本世紀末中國的一大難題！順，則成就跨世紀的偉業；敗，則是留給后人，留給下一世紀的一大敗筆！ 身后已無退路，只有背水一戰！ 巨大的艱難与崇高的使命，在96世界消除貧困年，同時擺在了中國人民面前。 在剛剛結束不久的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李鵬總理強調，解決貧困人口的生活困難特別是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仍然是“九五”時期的一項艱巨任務。他指出，從中央到地方，都要加大扶貧工作的力度，認真落實國家扶貧攻堅計划，加強開發性扶貧，繼續增加并管好、用好各項扶貧資金，動員全社會關心和支持扶貧工作，促進貧困地區經濟發展，并逐步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幫助城市貧困人口解決生活困難。 國家計委主任陳錦華在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時，充滿自信地指出，通過不懈的努力，全國的貧困人口“八五”末已減少到6，500万人，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加強，扶貧力度也將增大，“九五”期間國家將增加投入50億元，加之我們已經有了丰富的扶貧經驗，2000年消除貧困的目標一定能夠實現。 一個飽經滄桑、飽經憂患，一個十几億人口的泱泱大國，能夠根本解決自己子民的溫飽問題，那將是何等地令人歡欣鼓舞！ 我們期待著21世紀第一個明媚春天的到來！ 本篇為同名作品節選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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