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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疆勇士們英雄的壯舉，激勵著無數炎黃子孫的愛國熱情，前線將士惊天動地的偉跡，激發起作家們的創作激情。一批反映前線生活的作品應運而生。劉亞洲的小說《一個女人和一個半男人的故事》（簡稱《一個》），也試圖通過自己的眼睛和語言來觀察，描繪這場壯麗的戰爭。小說的作者獨辟蹊徑，构思也頗為大膽。遺憾的是，由于沒有把握住當代軍人形象的基調，由于人物、情節悖离生活真實，小說展示在人們面前的是一幅幅變形的畫面，一個個失真的形象。 小說力圖謳歌祖國衛士們舍生忘死的博大情怀，試圖表現他們面對死神一往無前的气概。作品描述了勇士們未攻下陣地而死不瞑目的感人場景，贊美他們鋼鐵的身軀“組成了一首英雄交響曲”。這种謳歌和贊美本應是有力的，雄渾的。然而，由于活動在這些場景中的人物与這首“英雄交響曲”极不諧調，使這种謳歌和贊美失去了活力。請看小說中的几個人物：營長陳淮海，出自將門，是一位頗為稱職，在團里舉足輕重的人物，他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崇尚秦始皇軍隊的風骨和精神，他涇渭分明，嫉惡如仇。同時又扮演著一個不光彩的“第三者”的角色——愛著自己密友的妻子。在激烈的戰斗中迷戀著一雙并不屬于自己的“她的眼睛”；團作訓股參謀羅一明：一個生性懦弱的膽小鬼，令人厭惡的偽君子，狹隘自私、貪圖虛榮。在戰斗中貪生怕死，苟且偷生。先是自傷身体，爾后在沖鋒中裝死倒下，繼而在陳淮海的槍口下哀聲求饒；護士——羅一明之妻，新婚不几天便愛上了丈夫的摯友，怀著羅的孩子，卻仍偷戀，追求陳淮海。為了獲得他的愛情，竟不惜准備編造假話欺騙組織；“老兵”，一個負傷的戰士，為了滿足一种“我們死，你也得死”的心理，以裝死來等待著羅的自傷，帶著悻悻的目光看著他走向罪惡的深淵；團長，在關鍵的戰斗中，把兩個“朋友+情敵”安排在一起，竟是為了“消除前怨”，而不顧及可能產生的后果，在陳處決羅之后，竟不加分析的認為陳是為了得到羅妻……讀了這篇小說，人們不禁會問，這是我們的軍人嗎？這是收复老山的勇士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應該看看生活中的軍人，看看威震敵膽，勇奪老山，堅守前沿的軍人。被人稱為“李海欣高地將門虎子”的軍長之子楊少華（与小說中的陳淮海同屬“冰箱”一列），老山戰場隆隆的炮聲震醒了他那顆年輕的心靈，他忘卻個人得失、綿綿私情而精忠報國，他用前線勇士的熱血來呼喚人們珍惜和平時光。他的一封家信，震動了多少沉睡的心扉。某部一位入伍十七年的“老基層”，妻子長期臥床不起，生活靠年僅十歲的女儿料理。戰前，部隊本已确定他轉業回家照顧妻儿，但他說：“我是一個軍人，軍人要保衛國家。”他把家事放在一旁，帶領戰士沖鋒陷陣，在敵人的炮火下為掩護戰友而英勇獻身。一位有四年軍齡的老戰士，在連克敵堡后身負重傷，仍以惊人的毅力掩護戰友沖鋒。戰斗胜利了，他卻光榮犧牲。在他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祖國和人民的利益再小也是大事，家庭和個人的利益再大也是小事。我抱定一個念頭，讓戰斗中必須付的代价從我付起。”這樣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數不胜數，勇士們回腸蕩气的事跡舉不胜舉。而小說中的人物与他們卻有霄壤之別，無論在精神境界，品格气質，語言行動，心理狀態上都存在著很大的差距。我們的作家應該熱情地贊頌，真實地再現英雄們的丰功偉績，激發人們的愛國熱情，教育人們珍惜和平的幸福，以告慰九泉之下戰友的英靈。而讀了《一個》，人們只會迷惘，惶惑——那些為國泰民安而血洒疆場的先烈難道是這樣的形象嗎？那些在体現著民族精神，展示著軍威國威的戰斗中拼搏的指戰員就是由這樣一些人組成的嗎？顯然不是。所以，《一個》存在著令人遺憾的失誤，它脫离了現實生活，沒有准确的反映出前線將士的丰采，沒有表現出當代軍人的精神風貌。 如果把小說比作一首樂曲的話，那么由于作者沒有把握住作品的基調，由于和聲的錯位，配器的紊亂，導致了主弦律的含混。這种細節的錯位，情節的紊亂，人物的含混在作品中嚴重的存在著。 首先，我們看看陳淮海、羅一明這兩個人物及其關系。陳淮海是一個個性很強的人，自稱“少壯滾”，少年得志而頗為自負，目空一切不為常規所羈。他崇尚狂放而鄙視卑瑣，眼里容不得半點砂子，是作者著力塑造的“男子漢”。羅一明則是作者抨擊的“膽小鬼”，是一個缺少陽剛之气，性格懦弱、靈魂肮髒、貪圖虛榮的“半個男人”。現實生活中固然有性格迥异的深交之友，但這种深交是建立在共同的志趣和追求上的。陳与羅這种气質的差別，目標的分歧，對人生价值理解的截然不同，是難以形成感情的共振的。羅那种低下、卑劣的品格与陳追求豪放的格調是水火不相容的，且不說陳淮海，就一般的人也不屑与之為伍。而小說居然把他們寫成感情篤深的摯友，“友誼進入了最高境界”“朋友的就是自己的，自己的就是朋友的”，無疑是有失偏頗的。這种“冰炭同爐”的安排無非是為插入陳与羅妻關系而准備的一個契机，為戰場上陳羅沖突埋下伏筆。這樣，作品就建立在一個不完備，不堅實的基礎上了。 其次，小說把一個古老而時髦的“三角戀愛”帶入了血雨腥風的戰場，描寫了陳淮海与羅一明之妻的“愛情”糾葛。但人們從小說中卻看不出這种描寫有何積极意義，也看不出這种“愛情”產生的淵源和得以維持的基礎。試想，如果羅妻討厭“象女人一樣”的羅，那她完全可以在婚前選擇陳——陳与羅是朝夕相處的密友，她對羅的了解并不多于對陳的認識，否則就不會在新婚不几天就對陳說：“羅并不是最好的。”即使在婚后才發現羅的“劣跡”，按照她那愛陳“愛得想跳樓”的勇气和程度，也會离開羅与陳結合。而小說卻讓她一方面維系著与羅的生活并怀上了孩子，另一方面又恬不知恥的追逐陳，一會要陳拉拉她的手，一會要陳吹她的眼睛……而陳淮海呢？他一面因“朋友和上帝一樣是不可褻瀆的”而為自己的行為不道德深感內疚，一面對羅妻的追逐心安理得任其發展，甚至“心中竟有一絲竊喜”。一面頗為“真誠”的為自己開脫，“你們編造的一切差我相去太遠”，一面卻在烽煙戰火中“迷戀那雙深情的眼睛”、“渴望著她的怀抱”，這种虛偽、自我矛盾的心理，低下的操履，庸俗的情趣，与作者所要刻畫的豪放、真誠、坦蕩的性格相去甚遠，不象陳淮海，倒更象羅一明，就算我們相信“超凡脫俗”的陳淮海不念与羅的“懇摯之情”而對羅妻想入非非，那陳淮海和羅妻也是鄙俗的，應該受到指責的。而作者一再渲染這种“愛”并流露出對這种所作所為的贊歎，不斷為之開脫，仿佛陳淮海是正大光明的，是“男子漢”，是值得褒揚而不是抨擊，是應該同情而不是譴責的。這就不能不影響到作品的立意和思想力度，使本來應該光彩奪目的形象黯然失色。 再次，作品安排了這樣一個情節：羅一明自傷的見證人犧牲了，最后發起沖鋒的人也只剩下了陳和羅，故陳淮海處決羅一明就成了口說無憑的懸案，似乎印證了人們關于“一明准得為此倒霉”、“陳一定會用各种辦法把那女人搞到手”的議論，陳自己也認為“我實際敗給了自己”。小說把陳淮海為了懲罰背叛祖國，背叛人民的可恥行為而對羅一明進行的正義的宣判，變為一個被人們，被領導認為是“情殺”——為了得到羅妻的卑鄙勾當而強加給讀者。這是人們，特別是那些戰場上九死一生的人們所難以接受的，也是找不到生活原型的。這個有著明顯人工雕鑿痕跡的情節說明什么呢？戰場上英雄好當，戰場下“情人”難做嗎？是譴責陳的戰友們和領導們不理解他而讓讀者同情他嗎？還是譴責陳“居心不善”？還是讓人們同情羅一明或者羅妻？我們并不反對作者對生活進行提煉加工，而作者這种天才的想象之荒謬，這种主觀的杜撰之离奇，人們不禁為之瞠目。這种把捍衛民族气節的愛國之舉与個人恩怨，与借刀殺人相互并列，把正義与卑鄙，高尚与低劣相互摻雜，把美与丑、善与惡、真与假混為一談的描寫，沒有任何美感，它對于勇士們形象的塑造，對老山戰場的再現沒有任何積极意義。有些前線下來的同志認為這一情節是對收复老山勇士的嘲弄和褻瀆，不是沒有道理的。 作品中還有不少情節和描寫是不准确，不真實的。我身邊有不少參加收复老山戰斗的朋友，他們對我說：打起仗來什么都顧不得了，哪里有時間來想這想那，還說在各方向的進攻中沒有全連覆滅一戰。當然，我們不能要求小說象報告文學一樣以事實為准繩，但是作品把一些一般情態下的心理狀態生吞活剝的移植到戰場；在一個廣為人知的戰斗中加進自己的主觀臆想，無疑是不合時宜，值得斟酌的。 綜上所述，由于總体設計的偏差，作品中的人物、情節、細節既脫离生活找不到生活依据，又違背了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恩格斯說：“您的人物，就他們本身而言是夠典型的，但是支配這些人物并促使他們行動的環境，也許就不那么典型了。”作者离開軍隊、戰場這個典型環境去組織人物、情節，當把按主觀意念組合起來的人物、情節放回到這個典型環境時，作品出現這樣那樣的偏差和漏洞就是意料中的事了。 我們的戰士都是血肉之軀，有他們的七情六欲，喜怒哀樂，有其弱點甚至明顯缺點，軍隊也不是真空，同樣存在著矛盾和斗爭。應該提倡作家觀察他們，反映他們，塑造丰富多彩，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普通人物，甚至有嚴重缺陷的人物，繁榮軍事文學的創作。但是必須把握好這种反映的目的和分寸，正是由于《一個》的作者沒有把握好這個目的、分寸，才導致了作品的失敗。 第一，要通過龐雜的表面現象去揭示軍隊，軍人的本質，而不應自然主義的，“純客觀”的去暴露所謂“陰暗面”。雨果說：“偉大和真實這兩個要素包括了一切，真實包括著道德，偉大包括著美。”文學的目的正是揭示這种偉大和美。我們的戰士崇高的軍人道德，為祖國為人民獻出一切的美，才是真實和偉大的。描寫軍人的作品，無論從何种角度，使用何种手法，反映何种側面，都應把握住時代的脈搏，民族的精神，人民的需要，反映我們的勇士們的精神風貌，思想境界，揭示他們的本質——熱愛祖國，熱愛人民。描寫矛盾、缺點、個性、私欲等等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要通過這种描寫反映我們的軍隊生活在社會中，雖然難免沾染上各种病菌，但它又是一個偉大的、堅實的軀体，有頑強的免疫力；反映我們的軍人既是普通人又不等于一般人，他們既有一般人的情感和追求而又能因祖國和人民的需要而放棄這种情感和追求去貢獻自己的一切。也就是說，即使是對“陰暗面”的暴露，對人物缺點的描寫，也是通過它們使人們立体的，更加深刻的認識這种崇高的本質。這樣才能“符合歷史發展的真實和負起了作家的社會責任”。那么《一個》的作者是否做到了這一點呢？我們不妨再把生活中的勇士与作品中的人物進行比較：我們的勇士熱愛和平、幸福的生活，他們深愛著自己的妻子、儿女、情人，但他們更愛自己的祖國，一旦人民需要，他們便把個人的情感、利益置之度外。而作品中的人物更多的迷戀私情，貪圖安逸，甚至在戰火紛飛中向往那种令人鄙棄的個人私欲；我們的將士是新型的軍人，戰友之間有深厚的階級情誼，他們在生活中同甘共苦，互相關怀，在戰斗中生死相依，真誠相待，緊要關頭總是把生的希望留給戰友。而作品中的人物卻相互猜妒，毫不信任，以恩怨确定親疏，以私情安排生死；我們的戰士有崇高的思想品德和道德修養，有良好的作風紀律，我們的指揮員英勇而机智，膽大而謹慎。而小說中卻充斥著品質低劣，作風不正，紀律廢弛的人物，攻堅作戰只知一味瞎打猛沖，甚至擺脫上級指揮，憑著自己的感情來指揮戰斗……小說擺在我們面前的人物之所以与當代軍人相去甚遠，關鍵在于人物的描寫，事件的組合舍本求末，沒有深入的探索，發掘當代軍人的本質特征，而是滿足于對他們的淺嘗輒止的觀察，滿足于所謂“奇聞軼事”的收獵。被表面現象遮障了雙眼而沒有深入的剖析這些現象而得到升華。只听到這首“英雄交響曲”的几個不諧合音型，沒有听到或者有意放棄了它的壯美的主旋律。這樣，當然就難于塑造出真實、生動、感人的藝術形象了。 第二，不能用觀念代替真實，割裂現實主義与浪漫主義的統一。在《一個》的人物描寫中，作者特別強調“個性”，注重對多重性格的描繪，賦与人物以“雜色”，作為創作者的好惡，這本是無可指責的。我們提倡創作自由，提倡作家發揮個人的創造力，洞察力和想象力。但我們的作品既要重視寫人物丰富的細致的情感，重視寫出人物性格的多种色調，努力從社會環境与人物命運的聯系中，從生活考驗激發起人物心靈的波瀾中，去挖掘人物的內心世界，也要通過這些人物反映時代前進的要求和歷史發展的趨勢，激發人們積极進取，奮發圖強的精神。既擯棄“高大全”式的人物創造模式，也不流于平庸心理与卑瑣靈魂的展覽。而《一個》則恰恰在這一點上缺乏清醒的認識，僅僅滿足于對“矛盾人物”的刻畫，停留在“陰暗面”的暴露上。這當然反映了作者的觀念和特點，人物也确乎很“浪漫”，然而，馬克思指出：“我們不能為了觀念的東西而忘掉現實主義的東西，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亞。”我們不能割裂現實主義与浪漫主義的有机統一。如果以為多寫點“暗部”“人情味”，多來點“雜色”“矛盾性”就可以“曲徑通幽”的話，那只能偏离航向誤入迷途。這种傾向与“高大全”的模式化、概念化雖然各執一端，但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某种觀念的產儿而不是藝術的花朵。馬克思在給拉薩爾的信中指出：“与此相關的是人物的性格描繪，您完全正确的反對了現在流行的惡劣的個性性，這种個性總而言之是一种純粹低賤的自作聰明，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學的一种本質的標記，一個人的性格不僅表現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現在他怎樣做。”不顧人物所處的環境和條件以及行為的依据，人為的強加給人物以“雜色”以“個性”，似乎這樣才能有所突破，有所創新，殊不知這种所有似乎嶄新的東西，這种所謂“突破”，不過是落入了馬克思所批評的“模仿文學的淵藪”。正如胡耀邦同志指出的那樣：“一些作家總是說他寫的那些現象都是真實的呀，但是他們往往沒有想到，究竟有沒有在總体上把握了社會的真實，能不能鼓舞人民前進去創造新的生活？”若是違背歷史的趨勢去揭露所謂“陰暗面”，背离生活真實去刻畫“矛盾人物”，無視藝術規律去編造人物的悲歡离合与內心世界，是斷然寫不出有思想深度和藝術魅力的作品的。 （原載《作品与爭鳴》1985年第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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