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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說:炮火紛飛的戰場是拂去人內心紛扰的絕妙地方。對我這樣一個沒有到過戰場、又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來說,亦深以為然。因為當人面對槍口和炮管的時候,世間万物包括自己內心的种种煩惱都變得淡薄了,只有生与死的問題凸現在人的面前,自然會排斥一切与戰爭無關的東西。然而,近讀劉亞洲的短篇小說《一個女人和一個半男人的故事》(《文匯》月刊85年2期),我卻不得不修正我曾經深以為然的看法。劉亞洲在這篇小說里,敘述了處在戰火中的我軍營長陳淮海和團參謀羅一明,以及羅一明在戰地救護所的妻子,他們三者之間發生在軍營而又帶到戰場上的一段感情糾紛。說白一點,是敘述了一個在前沿陣地上繼續演化著的“婚外戀”或者叫做“第三者插足”的故事。所不同的是,這個故事与一般的“婚外戀”故事相比,穿上了軍裝,并且掩護在炮火下了。處在這個故事當中的主角陳淮海,在死亡隨時降臨、隨時將以身報國的時刻,他的思緒并不能完全控制在眼前他所要指揮的戰斗上,卻不停地流動在羅一明与羅妻的身上,這個使他發生無限困扰的問題上,就是說,他深深地陷入了自身的困境里,面臨一場比生死還要嚴重得多的精神危机中。從這樣的描述當中,使我們看到,戰場上有比生与死問題還要重大、還要复雜的問題。換句話說,粉身碎骨的廝殺并不能排除一個軍人、即使是一個优秀的指揮員,對万千往事的縈怀。所以,戰爭并不一定就能解脫人的精神危机。 這里,我不能不再一次地欣賞劉亞洲的膽識和才情。說是再一次,是因為我曾經看過他寫的報告文學《惡魔導演的戰爭》、《這就是馬爾維那斯》和長篇小說《兩代風流》,前者描寫的是國際戰爭題材,后者則是描寫和平環境下我軍高級將領的生活。很顯然,這兩個領域并不是他的生活領域,也沒有親身經歷的可能,但他卻寫出了好几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顯示了他是一位長于描寫戰爭和軍人的能手。當然,他的國際戰爭題材的作品,并非是無懈可擊的;他的《兩代風流》在嚴格意義上說,還不能算是真正的軍事題材作品,即里面過多地描寫主人公李辰的家庭生活沖淡了對兩代軍人的描寫,与意欲表現兩代軍人之間差异的創作意圖相游离,呈現了作品的缺陷。盡管如此,在他的作品中又的确流溢著他對戰爭文學与軍人的獨特理解和表現。与海波、朱蘇進、喬良、唐棟、劉兆林、李延國這几位思想深沉敏銳、藝術素養較丰富、寫作功力扎實的部隊青年作家一樣,他也在努力地探索和表現八十年代我國軍人的內心世界和道德情操,并且与他們一起,為我們新時期的文學反映部隊生活在拓寬道路。 在《一個女人和一個半男人的故事》里,劉亞洲仍然表現著他對戰爭文學与軍人的理解。這篇小說是以“兩山”(即老山、者陰山)戰斗為背景的,作者除了表現軍人們英勇頑強的孔武精神外,更把著眼點放在探討軍人的情感与軍人的道德情操上。他筆下的陳淮海、羅一明及羅妻,這三個軍人都不是糾糾武夫的形象,而是充滿著复雜感情,有著丰富的內心世界的當代軍人。他們不是光知道訓練和打仗的机器,而是要求有丰富的精神生活的人。陳淮海愛上了朋友的妻子,卻畏懼傳言,自疚褻瀆了友誼;羅一明愛妻子,卻臨戰脫逃;羅妻愛丈夫的朋友,卻怀疑對方的光明磊落,他們都處于愛情、責任、友誼、道德的動蕩之中。這也許就是劉亞洲對“兩山”戰斗与“兩山”參戰軍人的理解,對生与愛情的渴望,對死与喪失友誼的畏懼,對責任与道德的忠誠,一句話,是失望与希望的矛盾重迭。也就是在這种不斷的重迭中,作者顯示了八十年代的軍人形象。 劉亞洲在這篇表現軍人的情感与軍人的道德的小說里,他選擇了一條十分艱難的途徑。如前所說,這是一篇穿上軍裝、掩護在炮火下的“婚外戀”小說,而“婚外戀”則是我們文學創作中一個相當敏感的地帶。盡管“婚外戀”問題,是人類婚配從群婚分化為一夫多妻、一夫一妻時,就產生了,但在道學家的眼中,卻始終是一种蠅營狗苟的勾當,沒有人去考慮“婚外戀”何以產生,對社會發展意味著什么。實際上,“婚外戀”是人類脫离生物本能的群婚之后,產生的高級情感現象。婚外發生的兩性關系往往是由于婚內的不适意而又沒辦法解除婚姻關系使然,無非是要求更舒暢、更适意、更符合人的生存和發展而已。它破坏社會的穩定,但它推動社會的運動,標志著社會的文明与進步。這僅僅是我們意識到“婚外戀”的合理因素和它對社會發展的進步影響上而言的,在現實生活中,在反映現實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中,遠沒達到這樣的一個認識水准,傳統的婚姻觀念和傳統的習見,足以將其窒息。劉亞洲卻選擇了這樣一條途徑表現當代軍人,特別是表現戰火中的軍人,能不是十分艱難的嗎?這是一個易遭物議的選擇。但是他選擇了,而且處理得很成功。 我不以為陳淮海是一個標准的八十年代的軍人形象,但他是一個敢于把自己的男女戀情牽到戰斗中去的第一個文學的軍人形象(實際是作者牽引的),真正地變成戰地浪漫曲。他不是那种認准目標就不擇手段地去達到目的的人。他還囿于傳統的道德觀念,囿于世俗的習見,而极其拘謹地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望。他還過多地考慮個人的名譽,因而使自己對待羅妻時,常常是被動的,被羅妻推動著卷進感情的漩渦。他喜歡那女人,又常常被對不起朋友的心情所折磨。他恨朋友的怕死行為,卻又不能按戰場慣例處分朋友。但他畢竟是一位有勇气的軍人,可以饒恕朋友的一次背叛,卻決不饒恕第二次,不顧身后的威脅而庄嚴地履行了自己的神圣職責。這正是一個由七十年代進入八十年代的軍人的思想与行為的表現。作者的這种分寸感,掌握得极好,過多地寫他勇敢追求羅妻或過強地描寫他對傳言的畏懼,都要削弱這個形象的內在矛盾性,不可能真實地揭示這一茬軍人的獨特特征。 但我覺得,作者對羅一明形象的描寫卻是笨拙的。按作品最初所提示的線索看,羅一明是一個從外表到內心世界都相當貧乏的人,貧乏到足以使妻子不愛他。但作品最終卻把他處理成膽小鬼,自傷、裝死,人格上有著极大缺陷的人物形象。在人物的生理和人格上做文章,固然好做,卻繞開了藝術要求的复雜化描寫,使人物性格單一,沒有性格光彩。這里,作者不去挖掘妻子不愛丈夫的實質性差异,而拿人物的人格上的缺陷搪塞讀者,這不是聰明的作法。正是這种簡單化的作法,損害了羅一明形象的刻畫,相應地也損害了對陳淮海与羅妻的刻畫。假設羅一明是一個英武的軍人,值得女人去愛,而他也仍然喜愛自己的妻子那么妻子還要跟他离异,不正可以印證八十年代的軍人生活的复雜性么?不正好完成從男子漢到軍人的自我設計過程么?不更深刻、也更“搪塞”得巧妙一些嗎? 對比之下,小說中的羅妻寫得較鮮活,也較有力度。她敢于挑逗自己所喜愛的男人,竟然嫌烤白薯不甜,還要蘸糖吃。這包涵著她對愛情的更高、也是更苟刻的要求。她也敢于向自己所喜愛的男人,赤裸裸地表白愛情,毫無藏頭露尾的忸怩作態。這明顯地是一個八十年代的新女性形象,盡管她身穿軍裝。但穿軍裝也是一個人、一個女人,用更直接更率直的態度表露自己內心的活動,更符合這個年代的青年的特點。作者不止刻畫了她的這面,同時也刻畫了她懦弱的一面。她听了陳淮海的敘述,知道了丈夫的死因,盡管她是將信將疑的,但在陳淮海問她時,她雖然說信,但聲音卻一次比一次小下去。表面上看起來,她是怀疑陳淮海所說事實的准确性,而骨子里卻是,她也畏懼傳言,因此,只是表示了仍然愛陳淮海,卻不肯再把愛情推上婚姻的船上了。作者對這個形象著墨并不多,但所選取的細節描寫卻都是相當有分量的,易于表現人物的性格。 還有一點不能不提及的是,小說對那個頭部負傷的戰士的描寫,雖寥寥數筆,卻也相當精練地刻畫出一個“兵油子”的形象。這是一個真正的兵油子。他看見羅一明想要自傷卻不加阻止,反而裝做昏迷,任其滑向錯誤的泥潭。這個兵夠陰的。但他在面對死亡時,卻毫不畏懼,最先躍出塹壕。用行動嘲笑向死亡屈膝的人。作者寫上這一筆,是不是表達某些在前線作戰的軍人當中,也有某一种人覺得命運的不公平,希圖讓死亡也平均分配給每個人呢? 總之,劉亞洲所羅織的這一曲戰地浪漫曲,委實是沉重的。他把前線的气氛、軍人的心態,活靈活現地表現出來;他所触及的問題不僅是敏感而且是相當尖銳的。這使我看到:戰爭文學的創作難度,較之一般的文學創作的難度大得多。但是,只要作者們將戰爭与軍人、軍人与社會、和平環境与戰爭環境,做為一個須臾不可分离的整体進行觀照,就能夠不斷翽出戰爭文學的新路。 (原載《作品与爭鳴》1985年第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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