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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來是件好事，但袁世凱卻怀著鬼胎，但亦無法，只好等紕漏出來以后再來想辦法——終于有一天，為吳長慶辦文案的幕僚。而且也教袁世凱讀過書的周家祿，將他找了去有話問。 “慰亭，”他問：“你是中書科中書？” “怎么樣？”袁世凱不置可否，先打听出了什么事。“你看！” 是北洋來的公事，說慶軍保獎一案，中書科中書袁世凱，保升同知，業已奉旨允准。惟本部遍查檔冊，中書科中書并無袁世凱其人；請飭該員申复云云。 袁世凱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平地起樓台，搞了個五品同知，這個職務是武職，故別稱“司馬”；但官卻是文官，前程無量，比二、三品的副將、參將還值錢；憂的是資歷上的中書科中書原是假冒的，這個底缺如果不存在，升同知的美夢也就落空了。 心里七上八下，表面卻很沉著，“周先生，”他笑嘻嘻地說：“你倒猜上一猜。” “用不著猜，你當初拿來的那張捐官的‘部照’，姓不錯，是袁，名字不是，當然是借來的。” “是，是，周先生明見万里，這件事，”他打了個千說：“請周先生成全。” “成全不用說，据實呈复，連慶公都要擔個失察的處分。”周家祿緊接著說：“現在有兩個辦法，一個容易，一個麻煩，要你自己挑。” “那請周先生指教，是怎么樣的兩個辦法。” “先說容易的，你改用部照上的名字。”周家祿說：“這個辦法，不但容易，而且方便。你方便，只要一角公文，袁世凱為袁某某的改名。恢复原名即可。” 袁世凱不愿用這個容易方便的法子，因為他在韓國已是知名人物；尤其有關系的是，朝中自慈禧太后、恭王到總理衙門章京，都知道有個在朝鮮立了功的袁世凱，一改名字，區區同知，有誰知道。 不過他拒絕的理由，卻不是這么說，“周先生，實不相瞞，”他說，“原來的部照，是我一個堂侄子的，此人業已去世，恢复原名，有許多意外的糾葛。請說難的那個辦法吧！”“難的那個辦法，就是你自己托人到吏部去活動。吏部那些書辦，花樣之多，意想不到，他們一定有辦法，不過‘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你這件事，只怕非千金莫辦。”“是、是。我照周先生的意思去辦。” “好！我暫且把公事壓下來，等你到吏部活動，看結果如何，再作道理。” “是。多謝、多謝。” “慰亭！”周家祿笑道：“我有一首打油送你。” 說完，拈起筆來，就桌上起公文的稿紙，一揮而就；袁世凱接過來念道：“本是中州歪秀才，中書借得不須猜。一時大展經綸手，殺得人頭七個來。” 等他念完，周家祿哈哈大笑，袁世凱也只好陪著干笑几聲，以示洒脫。 回到自己營帳，袁世凱自然而然想起了一個人，此人名叫徐世昌，是個舉人，辦事很扎實，托他去活動，万無一失。只是照周家祿說，花費須一千兩銀子，款從何出，卻費思量。想來想去，只好去找張謇。他兼管著支應所，糧餉出入，大權在握，只要他點頭，一千兩銀子就有著落了。見面招呼，一聲“張先生！”張謇便是一楞，原來他稱周家祿是“周先生”，叫張謇一向只“老師”二字，如今不但改了“先生”，而且還加了姓，此又何故？ 一時不便責問，只冷冷地答一聲：“有何見教？” 袁世凱也發覺自己錯了，但亦不愿再改口，只婉轉地說明了自己的困難，請張謇“成全”。 “成全不敢當，不過既然是朋友，理當相助。支應所的款子是公款，我不便私下借給你；如今只有一個辦法，你的公費每月二百兩，你寫五張‘領結’來，我把你的五個月公費先發給你。” “好！請問領結如何寫法？” 本來“印結”之結，當作承認事情已經結束來解釋，辭句上不大好听，沒有人去理會，只是袁世凱心里有病，將張謇所開的印結式樣，拿回去一看，上面寫的大意是，領到某月份公費二百兩，當面點清，成色分兩，均未短缺；嗣后倘有短缺，決不致提出任何補償的要求。倒象防他會耍賴似的，心里已經不大舒服；再翻一翻一部他當作作官秘訣來用的“六部成語”，其中“吏部”有一條常用的成語，叫做“甘結”，注解是：“凡官府斷案既定，或將財物令事主領回者，均命本人作一‘情甘遵命’之据，上畫花押，謂這甘結”。頓時大為光火；原來所謂印結是這么一种做低服小的表示，不過畫花押改為鈐印而已，他覺得支應所欺人太甚了。 再一想到，這回的保案中，張謇不過是以縣丞保用為七品的知縣；自己是同知，所謂“五品黃堂”，憑什么要向支應所具印結？ 當時大發了一頓牢騷，但不具印結，領不到銀子，只好忍气吞聲照辦。可是張謇雖然听說他背后大罵“何物支應所”，覺得小人得志的那副臉嘴，令人齒冷；但還是很幫他的忙。 “慰亭，”他問，“你這銀子是要在京里用？”“是的。” “那么你要寄給誰呢？” “我的一個總角之交。”袁世凱答說：“姓徐，大概已經是新科舉人了。” 張謇懂他的意思，他這姓徐的朋友應北闈鄉試，如今已經發榜，可能榜上有名，不過遠在异國，未得京師消息，所以用了“大概”二字。 “好！”張謇說道：“我當然不能發你現銀，用銀票呢，又怕寄遞中途失落了，也很麻煩。我有一個辦法，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喔，請張先生說。” 又是“張先生”！听慣了他口口聲聲叫“老師”，現在第二回听見這個稱呼，實在有些刺耳。不過張謇還是很耐心地說：“本軍的餉銀，都是由天津‘北洋公所’發的；我現在給你一張領据，你寄給你的朋友，由他直接到北洋公所去領，豈不方便。” “好，好！費心張先生了。” “你貴友的大名是哪兩個字？”張謇又說：“領据上指明由某人去領，比較保險。” 袁世凱覺得這話也不錯，點點頭說：“叫徐世昌。五世其昌的世昌。” “哪里人？” “這也要寫在領据上？” “不是這意思。我要寫明他的身份，赴北闈當然不是監生，就是生員，生員就要寫明哪一縣的生員，所以我問他是哪里人。 “他是生員。”袁世凱說：“他原來浙江宁波人，乾隆年間遷居天津，他高祖是河南南陽知縣，歿在任上，葬在河南汲縣，他家以后就一直寄居在那里，所以他又算浙江人，也算直隸人，或者河南人。” “這樣說，他還是天津的生員，如果是汲縣進的學，就得在河南鄉試。” 張謇開了領据，指明由“原天津生員徐世昌“具領”。等這張鄰据寄寄到徐世昌手里，他已經是新科舉人了。徐世昌是与他的胞弟徐世光一起下科場的。三場考畢，在等候發榜的那一個月之中，功名心熱，得失這念梗在胸中，有些食不甘味、寢不安枕；常常往來的一個好朋友，便勸他去求一支簽。 他這個朋友叫柯紹半，字鳳笙，山東膠州人。告訴徐世昌說：“琉璃厂的呂祖祠，那里的簽，最靈驗不過，有求必應；有應必中。你何妨去求一求看。” 徐世昌欣然樂從，到了琉璃厂呂祖祠，看香火比它西面的火神廟還盛，信心便又添了几分。當下虜誠禱祝，抽了一支簽出來，上面寫的一首詩是：“八九玄功已有基，頻添火候莫差池，待看十二重樓透，便是丹成鶴到時。”“這好象工夫還不到。”徐世昌說：“今科恐怕無望。”“不然。”柯紹半說：“照我看，這是指春闈而言，第二句‘頻添火候莫差池’，是說你秋闈得意以后，要加緊用功，多寫寫‘大卷子’，明年會試中式，殿試得鼎甲，那豈非‘十二重樓誘’出？” 徐世昌听這一解，大為高興。再看詩后的“斷曰”：“光前裕后，昌大其門庭”，益發滿心歡悅了。 到得登榜那天，由半夜等到天亮，由天亮等到日中，捷報來了，不過徐世昌卻格外難堪，原來他的胞弟徐世光中了第九十五名舉人。 當下開發了喜封，在會館中亂過一陣，等靜下來不由得凄然下淚。 “大哥，我看你的闈墨比我強。”徐世光安慰他說：“一定是五經魁，報來還早呢！” 原來鄉試發榜，彌封卷子拆一名，寫一名，從前一天半夜，一直要寫到第二天晚上。向例寫榜從第六名開始，前五名稱為，“五經魁”，留到最后揭曉，那時已是第二天晚上，到拆五經魁的卷子時，闈中仆役雜工，人手一支紅蜡燭，光耀如白晝，稱為“鬧榜”。其時黃昏未到，所以徐世光說是“報來還早呢”。 “報！”外面又熱鬧了，徐世昌側耳靜听，報的是：“貴府徐大少爺郎世昌，高中壬午科順天鄉試第一百四十五名舉人。” 這是真的嗎？當然是真的，泥金報條上所寫的，還怕會眼花看錯，報子“連三元”來討賞，賞了二十兩還不肯，說是：“大少爺、二少爺，雙喜臨門，起碼得賞個一百兩銀子。”這總不是假的吧！ 爭多論少，終于以四十兩銀子打發了“連三元”。不過這是“頭報”，接下來還有“二報”、“三報”，少不得還要破費几兩銀子。這一夜會館中很熱鬧，徐氏兄弟棠棣聯輝，他們所住的那個院子，更是賀客接踵不斷，直到午夜過后，才得清靜下來，雖然人已經非常困倦了，但徐世昌的精神亢奮，一點睡意都沒有。 “二弟，好靈啊！”徐世昌突然跳起來，大聲嚷著，倒把徐世光嚇一大跳。 “大哥，什么東西好靈？” “，二弟，你不能用‘東西’這种字眼，我是說呂祖的簽好靈。你看。”徐世昌指著簽詞：“‘光前裕后’，不明明道破，你的名次在前嗎？” “呃！”徐世光也覺得有點道理，“真的，呂祖已經明示，我要沾大哥的光。” “不過，二弟，你也別太得意。你將來的成就不及我。” 他以兄長的身份，用這樣的口吻說話，徐世光自然只有保持沉默。 “怎么，徐世昌說：“你不相信？” “不是我不相信。我將來的成就不及大哥，也是可想而知的；不過剛剛是在談呂祖的簽，大哥一定在簽上有所領悟，而沒有說出一個究竟來，我就不便置喙了。” “當然！當然是簽上透露的玄机，你看：‘昌大其門庭’，不就是我徐世昌才能榮宗耀祖嗎？” “徐世光無話可答，只有連聲應說是。 “只有大哥才能昌大咱們徐家的門庭。” “二弟，”徐世昌神情肅穆地說：“明天到呂祖祠去磕個頭，一則謝謝他老人家的指點；再則今后的行止，也要請他老人家指點。” 徐世光听兄長的話，第二天又一起到呂祖祠祝告求簽。這回是各求一支，叩問行止，徐世光求得的簽，意思不是如回家讀書，明年春天會試再來；徐世昌的那一支是：“出門何所圖，胜如家里坐，雖無上天梯，一步高一步。”“二弟，你回去，我不能回去。”徐世昌說：“簽上說得很明白，出門胜似在家。我在京用功為妙。” 徐世光自是听他作主，一個人先回家鄉；徐世昌卻尋得一個館地，是兵部尚書張之万家，他們是世交，張之万將他請了去陪他的儿子張瑞蔭一起讀書，附帶辦辦筆墨，住在張家后院。 后院很寬敞，徐世昌布置了臥室、書房以外，還有余屋，打算著設一個神龕，供奉呂祖；主意將定未定之際，夜得一夢，夢見呂祖，告訴他說：“你果真有心供奉我的香火，事須秘密；我云游稍倦，需要小憩時，自會降臨，把你這里作為一個避囂的靜室，不宜有人打攪。” 平時做夢，剛醒來時還記得，稍停一停，便忘得精光；只有這個夢，在他第二天起身漱洗時，還清清楚楚地記得。徐世昌認為呂祖托夢，非同小可，不過一定得遵照神靈指示辦事，所以一切親自動手，找一間最隱密的房間，悄悄置了一座神龕；白天門戶緊閉，晚上直到院門關緊閂住，方開密室，在神前燒香膜拜，同時置了一副“呂祖神簽”，以便疑難不決時，得以請呂祖指點。 這天接到袁世凱的來信，少不得也要求支簽，問一問這件事能不能辦？簽上指示，不但可辦，而且要速辦；遲則不及。當下便向張瑞蔭打听，吏部有沒有熟人？ “什么事？” “是一個朋友袁慰亭，有點麻煩。”徐世昌細說了緣由。“這是吏部文選句該管。”張瑞蔭說：“這种事找司官，不如找書辦。” “正是，袁慰亭信中關照，也是要找書辦；我問有沒有熟人，就是說吏部書辦之中有沒有夠交情的？” “我們這种人家，怎么會跟胥吏有交情？”張瑞蔭說：“等我來問問門上老牛。” 徐世昌知道失言了，臉一紅說：“是，是，我說錯了。就拜托你找老牛問一問吧？” 將老牛找了來一問，他說：“我們熟識一個姓何的，在吏部文選人司很吃得開。不過不知道在在京？” “怎么？吏部的書辦不在京里會在什么地方呢？”“老何原籍山西蒲州，前一陣子我听說他要請假回老家去上墳，不知道走了沒有？” “你赶快去一趟。”張瑞蔭說：“看看何書辦在不在？在呢，就跟他說，有這么一件事。” 這件事的始末，由徐世昌告訴了老牛，請老牛去談。這是有回扣的事，老牛很巴結地，當時便去找何書辦接頭。到晚來回話，“好險！”老牛說道：“只差一步，行李都上車了，明儿一大早就走。” “喔，你跟他談了？” “是的。” “有辦法沒有？” “他們怎么會沒辦法？”老牛笑道：“就怕‘盤子’談不攏。”“他開的‘盤口’是多少？”張瑞蔭問。 “何書辦說，這件事一進一出，關系极大，如果袁老爺的中書還不出娘家，不但升同知不必談，還要追究他何以資歷不符，那就不是吏部的事了。” “不是吏部的事，”徐世昌問：“是哪一部的事呢？”“刑部。” “好家伙！”徐世昌大吃一惊，“還要治罪啊！”“人家是這么說，咱們也不能全听他的。不過，袁老爺正好有這個短處非求他不可，那就只好听他獅子大開口了。”“要多少？” “兩千。” 正好差了一半；徐世昌面有難色，將袁世凱的信，遞給了張瑞蔭看。 看完信，張瑞蔭問道：“老牛，他跟你說了沒有，是怎么個辦法？” “大少爺，你倒想，他肯跟我說嗎？我倒是盯著問了好半天，他只跟我說了一句話：‘事不難辦，不過就告訴了你，你也辦不到。” “好吧，跟他講盤子吧，最多給他一個半數。”張瑞蔭又說：“徐老爺的朋友，不是外人。” 這時是暗示老牛別從中亂戴帽子：“是！既然大少爺交代，我盡力去辦就是。”老牛又說：“我得連夜跟何書辦去談，不然人家天一亮就走人了。” 連夜折沖，以一千二百兩銀子成交；先交一半，等辦妥了再交一半。徐世昌第二天到天津，去北洋公所將一千兩銀子領了出來，存在阜康福錢庄，先打了一張六百兩的票子，交給張瑞蔭。 張瑞蔭辦事也很周到，將老牛喚了來說道：“你最好把何書辦約出來，大家當面鑼、對面鼓說明白。怕的万一出了什么差錯，徐老爺對袁老爺也有個交代。” “是。” 老牛便去約好何書辦，在一家飯館見面。部中胥吏的身份甚低，盡管衣著比紈褲子弟還講究，但見了張瑞蔭稱“大少爺”，對徐世昌叫“徐老爺”，站著說話，執禮甚恭。 等把銀票遞了過去，何書辦接到手中，擺在桌上，然后請個安說：“跟大少爺、徐老爺回，事情呢？一舉手之勞，不過要經十三道關口，一關過不去就不成。銀票我暫時收著，也不會去兌，等事情辦妥了再說。” “是的，你多費心。”張瑞蔭問：“徐老爺應該怎么回复袁老爺？” “請徐老爺告訴袁老爺，說當初捐中書的名字不假，只為將門之后，投效戎行，所以改名‘世凱’。只要北洋這么咨复吏部，一准改名，袁老爺的同知就升定了。” 這個訣竅說穿了不稀奇，但如果不是在吏部打通了關節，一改名字就可能會把整個前程斷送掉，因為要刁難的話，隨便找個理由就可以折磨個一年半載，及至一關通過，又有另一關，非把錢花夠了數，不能領一張俗稱為“部照’的任官“文憑”，而在更名未确定以前，不能分發，不能赴任，只有閒等，先就是一大損失。所以考試發榜，吏部銓選，如果姓名弄錯，往往情甘委屈，將錯就錯，象袁世凱這樣順利的假“更名”，實在很少。 即令如此，公文往返，也得半年工夫。其時局勢又已有變化，李鴻章的回任已經定局了——從張樹聲父子無意間得罪了張佩綸以后，李鴻章發覺張樹聲對北洋有“久假不歸”之勢，便利用時机，极力拉攏張佩綸，走李鴻藻的路子，搞出來一個与張樹聲各回本任的結果，但李鴻章母喪尚不滿一年，而朝鮮的內亂已經平定，不必再動用武力，就沒有“墨釾從軍”而且“奪情”的理由，好在洋務上棘手之事甚多，以需要李鴻章与各國公使折沖的借口，將李鴻章留了下來，等待适當的時机再頒回任之諭。 當李鴻章自合肥老家入京時，在上海住了好些日子，對左宗棠打算驅逐李鴻章勢力出兩江的情形，印象深刻。同時，對洋務、軍務的見解，大相徑庭，象中國与法國在越南的糾紛，李鴻章認為“彼欲難饜，我餉難支”，應該和平了結，決不可用武，而左宗棠主張支持助越拒法的“黑旗軍’劉永福，不但以軍火接濟云貴總督岑毓英轉以援劉，而且正式致書總理衙門，認為“主戰主和，不難一言而決”，目前的情勢，“不但泰西諸邦多以法為不然；逆料其与中國不協，必致事無結束，悔不可追”，就是法國亦何嘗不顧慮，真要与中國開戰，危險甚大，不過勢成騎虎，不能不虛張聲勢，如果中國動搖，适中其計。他說他“默察時局，惟主戰于正義有合，而于時勢攸宜，即中外人情亦無不順” 就因為他一直有這种論調，所以朝廷特派李鴻章前赴廣東督辦越南事宜；這是一個名義，實際上李鴻章并不必赴廣東，在上海、在天津，都可以跟法國公使寶海和談。但如左宗棠不斷鼓吹武力干預，到最后恐終不免要到廣東去指揮對法戰事，那一來只怕非身敗名裂不可。 當然，總署亦很持重，不會輕信左宗棠的“正義”說，只是李鴻章跟寶海的交涉，因此而愈感困難。 對法如此，對英亦常使李鴻章傷腦筋。英商的海洋電報線希望由吳淞接一條旱線到上海，左宗棠堅持不許；英商希望減輕茧捐，左宗棠亦表反對。而最使李鴻章為難的是，左宗棠倡議洋藥土煙加厘一事。 “洋藥土煙”皆指鴉片，“加厘”便是加“通行稅”。左宗棠認為鴉片流毒無窮，主張寓禁于征，奉旨允准后，會同李鴻章与英國公使威妥瑪交涉。 威妥瑪提出洋藥進口增加稅，行銷內地在各關卡所征厘捐不增加；左宗棠也同意了，但每箱的進口稅，中國要一百五十兩；英國只愿繳八十兩。相差太巨，一直沒有成議。 以后左宗棠外放，交涉由李鴻章接辦，而威妥瑪奉調回國，希望此一交涉能如英國的條件談成功，增添他回國以后的面子，李鴻章有心幫忙，卻以左宗棠的不肯妥協，以江督的地位表示反對，搞得事成僵局。 但在事業上最大的沖突是，李鴻章原主“海防”，而張佩綸有個專設“水師衙門”創辦新式海軍之議，大為李鴻章所欣賞。但左宗棠一到兩江，巡閱過海口及長江以后，改變了他原來“陸防”的主張，特意將水師出身的彭玉麟請了來，商量造新式兵艦，而且已經開始在辦了。左宗棠首創福建船政，對此道不能說他是外行；因此可以預見的是，將來創辦新式海軍，左宗棠決不容北洋單獨掌權。“海防”、“陸防”之爭，只要打倒了他的理論，便無他慮；如今左宗棠亦主張海防，那就變成彼此競爭著辦一件事，權不能獨專、事不能由心，是李鴻章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 因此，無論看眼前，算將來，李鴻章認為左宗棠是非拔除不可的眼中釘。 這得從剪除左宗棠的羽翼著手。李鴻章手下的謀士，都有這樣一种見解；且認為第一個目標，應該是胡雪岩。 于是上海道邵友濂便与盛宣怀等人，密密商定了一個打擊胡雪岩的辦法，在洋債還款這件事上，造成胡雪岩的困窘。 其時胡雪岩經手、尚未清結的借款，還有兩筆，一筆是光緒四年八月所借的商款，華洋各計，總計六百五十万兩；洋款不借借商款，其中別有衷曲，原來光緒三年，由胡雪岩經手，向匯丰銀行借款五百万兩，借還均用實銀，條件是月息一分二厘五，期限七年，連本帶利分十四期拔還。 每期六個月，仍由浙、粵、江海、江漢四關出票，按期償還。此外有個附帶條件，即商定此項條件后，如果借方作罷，三個月內關票不到，則胡雪岩罰銀十五万兩；匯丰如果三個月內不交銀，罰款相間。 這筆借款由于兩江總督沈葆楨的介入，一波三折，拖延甚久。其時西征軍事頗為順手，劉錦棠率軍自烏魯木齊南進，并分兵与陝西提督張曜會功吐魯番，一舉克复，回亂首腦之一的白彥虎倉皇西遁；劉錦棠亦推進至吐魯番盆地西端的托克遜，回眾投降者兩万余人。但回部首腦經和碩、焉耆，出鐵門關在庫爾勒地方，跟俄國軍方搭上了線，而西征軍卻因糧餉困難，無法西進，左宗棠著急得不得了。好不容易在五月里談成功了這筆洋債，至少望梅止渴，軍心先是一振；同時在上海、湖北、陝西的三處糧台，借商款應急，亦比較容易措手了。 哪知在辦手續時，起了波折，原來英商匯丰銀行貸款，照例要由總理衙門出面，致英國公使一個照會，敘明借款條件等等，由英國公使再轉行總稅務司及駐上海領事，轉知匯丰銀行照辦。 這一來，如果貸款放出去收不回，便可由英國向中國交涉；這通照會實際上是中國政府所出的保證書，所以由匯丰銀行擬好稿子，交給胡雪岩，再經左宗棠咨請總理衙門辦理，而匯丰的稿子中，說明“息銀不得過一分”，然則左宗棠的奏折中，何以說是月息一分二厘五？為此，其中處于關鍵地位的總稅務司赫德，表示這筆借款不能成立。 這當然要查。左宗棠根据胡雪岩的答复回奏，說匯丰的息銀，只有一分，誠然不錯，但付款辦法是以先令計算，折付銀圓；這种銀圓，一向在東南各省通用，稱之為“爛番銀”，西北向不通用，所以仍舊須借以兩為單位的現銀。 但先令的市价，根据倫敦挂牌，早晚不同；到時候如果匯价上漲，胡雪岩便要吃賠帳，所以接洽德商泰來洋行，“包認先令”，這要承擔相當風險，泰來洋行得息二厘五，并不為多。 左宗棠表示，此案“首尾本屬一貫”，只是前次“未經聲敘明析”，又力言胡雪岩“息借洋款，實無別故”。很顯然的，這是左宗棠硬頂下來的，朝廷不能不買他的老面子；左宗棠心里卻覺得很不是味道，從此對胡雪岩的信用便打了一個折扣，可是卻不能不用胡雪岩。 胡雪岩當然亦想力蓋前愆，于是而有借商款的辦法，這年——光緒三年年底，左宗棠寫給胡雪岩的复信說：“今歲餉事，拮据殊常，非樞邸嚴催協餉，籌部款，大局已不可問。洋款枝節橫生，非閣下苦心孤詣，竭力維持，無從說起。“現在年關滿餉，仍待洋款頭批速到，始夠支銷，除清還鄂欠外，尚須勻撥陝賑及甘屬災黎，所余洋款，除清還滬局借款外，核計敷至明年夏秋之交而止，此后又不知何以為計？尊意以為兵事可慰，餉事則殊可憂，不得不先一年預為之地，洵切實确鑿之論，弟心中所欲奉商者，閣下已代為計之，非設身處地，通盤熟籌，不能道其只字，万里同心，不言而喻。” 原來胡雪岩早替左宗棠算過了，年底本應發餉；陝甘兩省旱災要賑濟，再還了湖北、上海兩處借款，到得明年夏秋之間，便又是青黃不接的時期了。借款籌餉要早一年便須著手。 可是洋款已不能借。借洋款是國家的責任，雖說由各省協餉，但災荒連年，各省情形都不好，欠解西征協餉，無法歸還欠款，仍須政府設法，所以根本不能再提洋款。而且左宗棠因為借洋款，要受赫德的气，自己亦不大愿意借洋款，尤其是英商的款子。 胡雪岩想到左宗棠說過，“息耗太重，如果是商款，楚弓楚得，倒還罷了。洋人賺了我們重利，還要多方挑剔，實在不甘。”同時又一再表示，“何必海關及各省出票？倒象是各省替陝甘來還債；其實還的還是陝甘應得的協餉。我主持西征，籌餉我有全權；協餉不到，先借款子來接濟，這就是所謂調度。商人如果相信陝甘相信我，由陝甘出票就可以了，何必勞動總署？” 因此他設計了一套借商款的辦法，往返磋商定議，由胡雪岩邀集商股一百七十五万兩；另由匯丰“認股”一百七十五万兩，合并三百五十万，組識一個乾泰公司負責借出。照左宗棠的計算，在七年之中，陝甘可得協餉一千八百十万以上，除還洋款以外，至少尚有千万之多，所以借几百万商款，一定能夠清償；但協餉收到的日期不一，多寡不定，所以提出來一個“机圓法話”的要求，第一，不出關票；第二，不定年限，可以早還，亦可以遲還；第三，有錢還錢、無錢暫欠，利息照算，不必定為几個月一期。 這是他一廂情愿的想法，胡雪岩只能替他辦到不出關票，此外年限定為六年，期次仍是半年一期，利息是一分二。 當然借商款亦須奏准；左宗棠于光緒四年八月十六日出奏，一個月以后奉到廷寄：“借用商款，息銀既重，各省關每年除划還本息外，京協各餉，更屬無從籌措，本系万不得已之計。此次故念左宗棠籌辦各務，事在垂成，准照所議辦理。 嗣后無論何項急需，不得動輒息借商款，致貽后累。”所謂“京餉”，即是在京的各項開支，包括文武百官的俸給、八旗士兵的餉項，以及一年三次送入宮內供兩宮太后及皇帝私人開支的“交進銀”在內，是最重要的一筆預算，由于左宗棠動輒借款之累，連京餉都“無從籌措”，這話說得很重了。 為此，一直到上年左宗棠奉召入京，為了替劉錦棠籌划西征善后，才迫不得已，在近乎獨斷獨行的情況下，借了匯丰銀行招股所貸的四百万兩。 這兩筆款子的風險，都在胡雪岩一個人身上。三百五十万的商款，自光緒五年起分期拔還，几乎已還了一半；而且每期本息約十來万銀子，邵友濂亦知道，難不倒胡雪岩，要刁難他，只有在光緒七年所借的那一筆上。 這筆款子實收于光緒七年四月，年息九厘九毫五，前兩年只付息，不還本，第三年起每年拔本一百万兩，分兩期給付；光緒九年四月付第一期、十月付第二期，每期各五十万兩。 以前各次洋債，雖由胡雪岩經手，但如何償還，不用他來操心，因為各省督撫加了印的“關票”，匯集于江海關后，稅務司還要簽押負連帶責任，如果各省的“關票”不能兌現，稅務司可以截留稅款，代為抵付。可是這最后一次的四百万兩，在借款時為了替劉錦棠解除后顧之憂，左宗棠近乎獨斷獨行，只以為未來數年協餉尚多，不愁無法償還，所以大包大攬地說：本銀“如期由上海轉運局經手交還；如上海無銀，應准其向戶部如期兌取。” 這一惟恐總理衙門及李鴻章策動棘德陰撓，但求成功不惜遷就的承諾，無形之中便將全部風險都加了在胡雪岩的肩頭上，因為各省如果不解，匯丰銀行一定找胡雪岩，他們不必多費周折，請英國公使出面跟戶部打交道；以胡雪岩的財力、信用与擔當，每期五十万兩銀子的本銀，亦一定挑得起來。 話雖如此，五十万兩銀子到底不是一個小數目。邵友濂与盛宣怀秘密商定，到時候，“擠他一擠”，雖未必能擠倒，至少可以打擊打擊他的信用。 其時——光緒九年春天，中法的關系复又惡化了。本來前一年十一月間，李鴻章与法國公使在上海談判，已經達成了和平解決在越南的糾紛的三點協議。但法國海軍部及殖民部，分別向他們的外交部表示，不滿寶海与李鴻章的協議，海軍方面且已增兵越南北部的海防。而又恰好法國發生政潮，新內閣的外交部長沙美拉庫支持軍部的主張，推翻前議，而且將寶海撤任，另派特使德理固專程來華談判。 妙的是法國公使寶海，特為自上海到天津去看李鴻章，他勸李鴻章堅持前議，不防指責法國政府違約；有了這种反對他們政府的法國公使，李鴻章覺得談和又有把握了，所以仍舊照原定計划，奏請准予給假回籍葬親。李還不肯回任，但為了開始建設旅順軍港，北洋大臣的差使是接下來了，既然請假，北洋大臣自然由張樹聲暫署。 但就在二月里李鴻章在合肥原籍時，法軍在越南复又動武，不但攻占越南南定，而且直接侵犯中國在越南權益，招商局運米的船，在海防為法軍扣押；設在海防及順安的兩處倉庫，為法軍占領，其中的存糧及其他物品，當然也被沒收了。加以越南政府除行文禮部乞援外，并特派“刑部尚書”范慎來華，效“申包胥哭秦庭”，因此，朝中震動，清議昂揚，都主張采取強硬的對策；甚至駐英兼駐法公使一等毅勇侯曾紀澤，亦打電報回來，建議派軍援越，不可對法國讓步。當時疆臣亦多主戰，云貴總督岑毓英，備戰已有多時，但署理兩廣總督的曾國荃，卻不愿輕啟戰端，清議深為不滿，因而主持總署的恭王，一面循外交途徑向法國抗議；一面奏准命李鴻章迅回直隸總督本任，接著降諭，派李鴻章以直隸總督的身分迅往廣東督辦越南事宜，所有廣東、廣西、云南防軍，均歸節制。同時命左宗棠籌划江南防軍待命南調援越。這時胡雪岩恰好在江宁，便跟左宗棠說：“好象應該還有張制軍回兩廣本任的上諭；不然，李合肥一到天津，不就是有了兩位直隸總署？” “妙就妙在沒有張振軒回本任的上諭。”左宗棠答說，“總署也知道李少荃決不會到廣東，恐怕也不會回天津。” “這，大人倒多指點指點，讓我們也開開茅塞。”“李少荃看在曾文正分上，對曾老九一向是很客气的。當年江宁之圍，師老無功，李少荃已經克复了常州，朝命赴援江宁，他按兵不動，為的是不愿分曾老九的功。你想，如今他如果一到廣東，曾老九怎么辦？” “是，是。”胡雪岩想了一下說：“大人說李合肥也不會到天津，是怕一到了，張制軍就得回廣東，那一來不是又要把曾九帥擠走的嗎？” “正是如此。” “照此說來，京里只說叫李某某回任，對于張曾兩位沒不交代，意思也就是要李合能只領虛銜，暫時不必回任。”“不錯，舉一反三，你明白了。” “那末，李合肥怎么辦呢？” 左宗棠沉吟了好了一會‘問說：“你看呢？” “我看，他仍舊會到上海。” 左宗棠點點頭，“我想他也只能先駐上海。”他說：“而且他也不能忘情上海。” 胡雪岩當即說道：“我本來想跟大人辭了行，回杭州，以后再到上海；照現在看，似乎應該直接到上海的好。” 原來各省關應解陝甘，以便還本的協款，都交由江海關代轉；所以各省解繳的情況如何，非要胡雪岩到上海去查了才知道。 “好，你到上海首先辦這件事，看情形如何赶緊寫信來。看哪里還沒有解到，好及早去催。” 胡雪岩的估計很正确，李鴻章果然奏請暫駐上海，統籌全局，察酌南北軍情，再取進止。意思是江南防軍如果力量不足，無法南調，那就不一定用武，以求和為宜。恭王懂他的用意，奏請准如所請；于是李鴻章在三月底專輪到了上海，駐節天后宮行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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