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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丁澎遣戍的時候，湯斌也動了“驛馬星”，朝命調任江西岭北道。他的移交很順利，庫有存銀，案無積牘；造一份“四柱清冊”，連印信交給了后任，仍舊跟到任時那樣，雇兩頭騾子，一肩行李一箱書，帶著湯本，悄然就道——事先得到消息，當地百姓預備跪香遮道，攀留不舍；這是辦不到的事，同時他也不愿惊動地方父老，所以在公開宣布的行期前兩天，半夜里開潼關，出函谷，取道湖北，入江西到任。 岭北道駐贛州。湯斌得以調此官職，有著無限的興奮，因為這就是陽明先生王守仁做過的官；明朝的贛南巡撫与此時的岭北道，官稱不同，事權相仿。他為學不薄程朱愛陽明，如今得能追步前賢，效法懿行來印證所學，實在是難得的良机。 這是有名的一個難治的地方，“十月先開岭上梅”的大慶岭以北的地區，深山長谷，荒翳險阻，為兩廣通吳越的要道，所謂“接甌閩百越之區，介谿谷万山之阻”，那里的風俗，一方面是儒良秀美，尚義工巧；另一方面，勁悍習武，嗜勇好斗，對死生看得甚輕，所以是個著名的盜藪。 王陽明巡撫南贛時，文治武功，冠絕一時。武功之首，自然是五十大平宁王宸濠之亂，其次就是平盜，當時盤踞在崇山峻岭，鳥道叢篁中的土匪，共有左溪、桶岩、橫水、水利頭四大股；王陽明判斷形勢，廣用間諜，親破賊巢八十余處，自正德十二年受命，至十三年年底，江西的土匪，完全肅清。湯斌對王陽明的這些業績，早已研究得爛然于胸；所以一到任，首先要查訪的就是地方的治安。 治安果然不好。在零都縣北的零山，有一股土匪，頭目叫做李玉廷，手下有一万多人，時常下山，劫掠行旅。因此，由福建長汀、西人贛州的這條要道，大受威脅；商販裹足不前，市面蕭條，地方的生計，大受影響。 湯斌心里在想，要辦這一股土匪，不能期望動用官兵，首先沒有這么多官兵可以調遣；就算能調到了，官兵的紀律如何不可知，未蒙平賊之利，先受騷扰之害，而且地方上要辦軍需供應，一樣攤派，不如拿這筆錢來辦民兵。 這有王陽明、戚繼光等人的成法可循，只要實心實力，地方上無有不踊躍從事的。湯斌也讀過兵書，親自招募選練；布衣蔬食，起居生活比哪個都要苦，僅是這一分感召，就足以昂楊士气了。 于是，意想不到的，李玉廷派人上書，自愿投誠。湯斌抱著与人為善的宗旨，自然接納；李玉廷倒言而有信，單身自縛，來見湯斌，表示負荊請罪。 這只是投誠的初步，他手下有一万多人，如何安置？得有善策。談到這一點，李玉廷言語支吾，只說“弟兄相從多年，不忍舍棄”，意思是要派他的官職，供他的糧餉；不說一句愿意“賣刀買犢”的話，那就大為可疑了。 因此，湯斌一面安撫李玉廷，一面去見巡撫蘇宏祖，面稟經過，斷言李玉廷投降，并非心悅誠服，隨時可以生變，不可不預作防備。 “貴司飽學，識見超卓。”蘇宏祖很誠懇地答道：“如有所見，盡請直言；贛州、南安兩府，全靠老兄保障。” “大人過獎了。”湯斌直抒所見：“倘或李玉廷包藏禍心，必扑南安。南安無兵防守，寇至即下，危險之至。我請大人立刻下令調兵；我今夜就走，先回南安設防。” “好！就這么辦。我派中軍替你安排行程。” “多謝大人，只恐耽誤戎机，不必費事了。” 蘇宏祖還要設宴為他犒勞，留他第二天一早再走。湯斌堅決辭謝，當夜就騎馬帶領八名親兵，直馳南安。 走了兩夜一天才到，到時已值深夜；叩關進城。人馬俱乏，但湯斌不暇投店，由地保領著，一直來到南安知府衙門。知府已經人夢，听家人喚醒了說：“湯大人駕到”，頓時又惊又喜！惊的是湯斌此刻到府，必有极緊急的大事；喜的是有湯斌在，一切可以放心。 于是急急起身，匆匆穿戴，開了中門，在燭火下迎謁上司。 “大人想來還不曾用飯？請先休息，等我派人去找廚子。” “不必太費事。”湯斌說道，“請先派人招呼我那几個親兵的飲食。我跟老兄先談一談。” 知府親自引入書房，在明亮的燈光照映下。只見三十三歲的湯斌，臉色熏黑憔翠，敝衣破靴，手上還受了傷，用塊中衣上撕下來的布條縛住傷口，上面血漬殷然。這副樣子像個遭遇災難，倉皇逃命的難民，哪里像個掌管半省民政的地方大吏？ “大人勤勞王事，著實辛苦！”那知府感動之下，一揖到地。 “好說，好說！”湯斌一把扶住他，“老兄，不必再講這些客套，我們談正事！” 于是湯斌談到如何設防。雖有鄉兵，打硬仗不是勁悍的土匪的對手；湯斌指示，多設疑兵，加強巡邏。城內要清查保甲，監視奸充。只要示賊以有備，或者可以讓土匪知難而退；万一李玉廷要硬攻南安，只要能守得十天，蘇巡撫所調遣的官軍，必可赴援解圍。 “我請問老兄，”湯斌重提一句：“万一有變，能不能守到十天？” 受了湯斌的鼓舞，那知府毫不遲疑地答道：“我盡力而為。倘或守不到十天，与城共亡。” 有此必死的決心，南安一定可以守住。湯斌欣然稱許，只見他的臉上，一雙憔悴眼睛，神采奕奕，顯得极有信心似的。 第二天一早，湯斌親自幫著部署；旗幟鮮明，號令嚴整，士气极好。也就是在剛剛部署完成的第三天，李玉廷大股，遠遠而至。瞭望守卒發覺敵情，馳報知府，知府又轉報湯斌，急急赶到城上。 果然，湯斌棋先一著，發生了嚇阻的作用，李玉廷和他弟弟秀廷所率領的土匪，一看城頭刁斗森嚴，旗旗密布，知道硬攻無益；而且他們亦沒有打硬仗的准備，只好悄然退去。 危机雖暫時得解，湯斌卻不敢絲毫疏忽，督率南安知府、大庾縣知縣，夜以繼日地把防務上的“缺口”都堵塞起來。這樣過了十天才部署完成，正待回贛州時發生了一件很嚴重的命案。 這件命案的嚴重，是因為凶手為平南王尚可喜的部下。尚可喜駐兵廣東，派了一名姓董的游擊，帶領小隊買馬回廣州；經過南安時，他的部下兩名“旗軍”，一個叫孫大，一個叫陳報國，不守紀律，持槍帶刀，闖入民居，強取鴨子——南安的腊鴨，遠近馳名；鴨子是老百姓生計所關，有人強取了一只，開了個例，凡是兵卒都可恃強而取，豈不斷絕生計？因此為一只鴨子起了沖突。 那家姓鐘，弟兄三個，老大叫鐘應貞，在向孫大討回鴨子時被殺；鐘應光喊了聲救命，結果又為陳報國殺死。于是老三針應堯陪著寡嫂到董游擊那里喊冤。 董游擊一听大怒，馳馬到了現場，陳報國已經逃走；董游擊拔出腰刀，住孫大脖子上就砍。但就在利刃加頸的剎那，他變了主意，收足腰刀，吩咐親兵將孫大捆了起來，移送大庾縣辦罪。 這倒也是正辦。只是隨帶的隊伍，蠻不講理，紛紛向游擊去陳訴，說是旗軍因為与百姓爭斗，為了一只鴨子，鬧出命案，如果要旗軍抵命，以后必受百姓欺侮，寸步難行了。因此，要求董游擊無論如何耍擺“威風”出來。 董游擊不但答應了部下的要求，還听從了部下的設計，首先就把“威風”擺在苦主身上，說是孫大為了鐘家吃官司，一切要歸苦主招待。到坐堂問案那天，命案被告孫大是坐了轎子去的，自然，轎子是苦主所雇；入獄以后，又要苦主為孫大送牢飯，每天一只肥鴨，如果敢支吾一聲，立刻就以白刃相向。 另一方面大庾縣知縣，也受了脅迫；判的不是強取鴨子，致人死命，說是“索鴨必致爭鬧，疑于毆斗，故依律擬絞。”而以當時的赦例，絞刑可以不死，同時兩條人命由孫大一人承當，陳報國竟能置身事外。這就是說，鐘家弟兄，等于白死！不但白死，還要花錢供養凶手。 湯斌得報，大為震怒。等公事報到，親自提審；董游擊的部下，与當地老百姓來看審，擠得水泄不通。 一聲“帶原告”，只听鐘家的親屬，哭聲震天；上堂一問，除了敘述當時命案經過以外，又說，為了供養孫大，已賣掉兩個親生儿子。世間哪有這樣的不平之事？要請“青天大人作主伸冤”！ 湯斌不置可否，先請董游擊上堂問道：“一面是貴部，一面是百姓，你看人數多寡？万一發生毆斗，如何收場？” 董游擊一听這話，心里著慌，躬身答道：“請大人示下。” “士卒須受約束，不宜干預民政。請貴官將所部帶回營地；千万注意紀律，倘滋事，本道斷難回護。” 湯斌是兵備道，下馬治民，上馬管軍，職兼文武，而且大庚的義兵正被湯斌訓練得生气勃勃；万一發生沖突，自己過境的少數人馬，不是對手。即令事后能倚仗平南王的勢力，找回面子，無論如何眼前虧是吃定了。因此董游擊表現得很合作，把夾在老百姓當中看市孫大的士兵，都集中在一起，帶隊回營。 就這一下，便令大庾百姓，心折無已。一個個伸長了脖子，等著看湯斌是如何大快人心地平反冤獄。 “提孫大！” 堂上一呼，階下齊諾，把孫大從“班房”里提了出來；只見他起初傲然不以為意，等向堂下一望，頓顯惊慌——一大家都明白，他仗的就是旗軍的勢；每次“過堂”都有人助威，如今同伴一個不見，自然气餒。 問明姓名年籍，湯斌問道：“鐘家兄弟，是你殺死的嗎？” “是因為買鴨子起了爭執，我一時失手傷人。” 湯斌已把全案連件作所填的“尸格”，何處受傷，傷痕如何，緣何致命，都記熟在心里；這時不用檢机案卷，便可洁問：“鐘家老大，左乳下中槍，直透后心；這致命之傷是怎么來的？” 孫大無法抵賴，依然這樣回答：“是我一時失手。” “听你的供詞，好像在跟人比武似的，左一個‘失手’，右一個‘失手’！我且問你鐘家老大那時手中拿著什么東西？” “拿著一只鴨。” “照此說來是赤手空拳，并無武器？” 孫大無法狡辯，只好答應一聲：“我不曾細看。” “不曾細看，便是毫無防備；你一個毫無防備的人，把個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殺掉了，還說是‘失手’？”一說到這里，湯斌不提此事；問到第二條人命，“鐘家老二是誰殺掉的？” “也是我一時失手。” “喔，又是你！你的‘失手’何其之多？” 這句帶著譏諷意味的話，鴉雀無聲的老百姓听得明明白白，都高興地笑了。 “鐘家老二尸身只有刀傷，莫非你是一手持槍，一手持刀，帶著兩樣武器？” 這一問把孫大問住了，低著頭好久不響。 “是陳報國是不是？說！”湯斌第一次動用了惊堂木。 “是。” 湯斌點點頭，大聲宣示：“案情已明，原告飭回，孫大收押，不准任何人接見，亦不得食用外送食物。听候本道提取陳報國到案，再行定罪。” 這一宣布，等于是說要抓陳報國一起來抵命。堂下無不撫掌稱快，交頌青天。但湯斌的處置卻很慎重，第二天就离了南安，去見巡撫蘇宏祖，提出兩項要求，希望得到支持。 “凶手有槍，死者空手，力不相敵，不能謂之爭執斗毆。”湯斌的第一要求是：“凶手應依‘故殺’律定罪。” 第二個要求是行文平南王府，要求將另一凶手陳報國交出來，歸案訊辦——當然，汛辦也是故殺，要孫大和陳報國雙雙為鐘氏兄弟抵命。 蘇宏祖是個好長官，但稟性微嫌游移懦弱，雖然對湯斌信任而又佩服，但他怕這樣嚴厲執法，會引起平南府的不滿，鬧出事來，是件大案，前程不保之外，還有別的禍事，因而顯得极其為難。 “潛庵！”蘇宏祖的態度不像上司，倒像個一向依恃湯斌的老朋友，所以稱他的號，用商量的語气說：“是不是可以緩和一點儿呢？” “大人！”湯斌答道：“我不敢有絲毫成見，亦不敢有絲毫愛憎之心，只記著‘持法務平’四字，民不平則起民憤；民憤不泄則必釀成民變。此案一時因可以硬壓下去，只是將來的糾紛層出不窮，愈演愈烈，那時大人或者有悔不當初之歎了！” 蘇宏祖人雖懦弱，卻不是不能激勵的人；一听湯斌的話，再細想一想將來的利害關系，壯起膽气答道：“也罷！我依舊听你的。” 于是湯斌“客串”蘇宏祖的幕友，代為擬了一道致平南王府長史的咨文，細敘案情，同時強調為了以后彼此和諧，辦理軍差方便起見，必須依法處置，請求將陳報國移送歸案。 這個咨文繕好用印，派專差度大慶岭到廣東投遞，立等回文。當時約定，湯斌仍回南安；平南王府的回文一到，就近交湯斌拆閱處理。 不久，平南王府复文到達楊斌手中，拆閱一看，答复出人意外，說是陳報國因為剿匪中炮，業已陣亡，無從移送。其事真假不可知，但就复文來看，并未表示陳報國無罪；這樣在法理上已有交代。湯斌既然無法親自到平南王府問明真假，就只有依律“免究”。 孫大自然難逃一死，正法之日，万民歡呼；都認為朝廷畢竟能重民命，更當奉公守法，做一個好百姓。而平南王府所屬的官兵，只要一人江西，也大為安分，深怕犯在湯斌手里。到這時，蘇宏祖真的佩服湯斌，見識超卓。 然而這樣一個好官，不能再在南贛了。因為湯斌接到家書，他父親的便血的舊疾复發——一自從他母親趙太夫人殉難后，父子倆相依為命；回想當年艱苦倍嘗的光景，湯斌孺慕之心，無法抑制，憂思成疾，因而上書，請求辭官歸里，省視老父。 蘇宏祖自然不允。湯斌重复上書，再三再四，到第五次上書他是這樣陳情： 斌母趙氏，壬午殉難最慘，已負終天之恨；赴任時歸省，老父抱病，馬首南馳，方寸已亂，留之終無益于地方，且老父聞斌病，病必劇，是斌貽誤岭疆，不可為巨；病貽親憂，不可為子也。 蘇宏祖看到這樣的哀詞，再也不忍心了；于是代為出奏，讓湯斌“予告”。部中复文一到，立刻准備回鄉；而一筆盤纏，卻無著落。 如果說要讓家里寄錢來，往返數千里，緩不濟急；而且也怕傷了老父的心，在外服官，窮得連回家的川資都沒有，這不太慘了嗎？ 万般無奈，只有賣去所騎的一匹馬——這匹馬是湯斌因為地方不靖，山路崎嶇，為了應變和視察的需要，到任不久用官俸所買的私產；這時馬价又漲了，賣掉了勉強可供還鄉之用，便叫湯本從槽頭上牽到市集上去處分。 “湯本，這匹馬不可胡亂賣掉。”他說，“第一，不可跟人多要价錢。” 湯本知道他的脾气，答一聲：“知道。” “第二，要替這匹馬找個好主人。” “這就難了。”湯本問道：“大少爺，怎樣才是好主人？我不大明白。” “這匹馬很馴良，就年紀大些的人騎也不妨。你看有那長厚積善之家，老主人要覓座騎代步，你就賣了給他。” “如果沒有這樣的人呢？” “那就要挑那愛馬的，自然不會虐待牲口。若有這樣的買主，就減些价也不妨。” 湯本遵照主人吩咐，剛要牽走，湯斌又把他喊住，還有一句話囑咐。 “千万不可說，賣馬充作川資！” 這一點湯本也明白，如果那樣一說，必有人自愿獻贈川資；而且可以料定，像這樣的人還不會少。主人當然絕不肯接受，結果推來讓去，無非平添許多麻煩。 “我這樣說，我家主人打算由水路回河南，用不著這匹馬。” “對了，就是這么說。” 果然，湯斌有先見之明——馬一牽到市集，想買的人真不少；也都認得湯本，第一句話就是問：“湯大人為什么要賣馬？” 這也難怪大家問。都听過隋唐故事，秦叔寶困在天堂州，客中資釜不繼，只好賣馬。湯斌官居三品，如果也是像秦叔寶那樣受困，就是件不可想象之事；無論如何要問個清楚。 “我家主人從水路回鄉，馬匹無用。” “那我買。請湯二爺說价，要多少就是多少。” “慢來，馬价不貴，我且請問，你買了這匹馬干什么？” “自然是當座騎。”那人說，“我儿子在驛站當差，得要有匹好馬，伺候貴人；官馬都不好，自己備一匹馬，當差便有許多好處。” 湯本心想驛馬最苦，絕不能賣，但也不必說明原因，只搖著手說：“不行、不行！對不起，我這匹馬不能賣給你。” 這個也不行，那個也不對，最后來了個地方上有長者之稱的“張老好”；他買馬的用意，只為敬愛湯斌，想留一點去思，睹物思人，愿意把馬養在槽頭上，逢到春秋佳日騎著出去逛一逛。 這是教這匹馬去享福，付托有人，湯本把馬賣了給他。 于是在百姓遮道攀留，父老涕泣相向的場面下，湯斌离任回鄉。抵達睢州，已在年底；父子相見，無不悲喜交集。從此湯斌閉門侍父課子，琅琅書聲与湯夫人的軋軋机聲相應和，肅然的門庭中，自有盎然的生机。 家居不問外事，更不涉足官場；因此，湯斌對于京師的情形，十分隔膜。這樣過了一年多，忽然听說有“哀詔”頒到，皇帝殯天了——是在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亥刻。 事起突然，因而許多离奇謠言，說是順治皇帝在五台山出了家。湯斌不信這樣的說法；皇帝好佛，曾延請玉林、木陳兩高僧人禁中講法，而且由玉林以“龍池祖法派”的行輩，為皇帝取法名叫做“行痴”。這是湯斌所知道的。但好佛不一定出家，尤其以万乘之尊，棄天下如敝展，不顧社稷臣民，遁人空門，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而謠言越來越离奇，甚至說順治皇帝的寵妃，薨于上年八月十九的董鄂妃，就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如皋冒辟疆的愛姬，出身秦淮的董小宛。皇帝在五台山出家，就是為了董小宛香消玉殞，以致万念俱灰的緣故。湯斌与江南文士，雖不甚接近，卻与汪堯峰极熟；他曾作冒辟疆“水繪園”中的座上客，對董小宛的生平，知道得很清楚，為湯斌談過，董小宛早在十年前就已下世，死時得年二十八，那年順治皇帝才十四歲。 不久，民間傳抄著四首吳梅村的《清涼山禮佛詩》，詩是五言古風，迷离倘。況，不知隱藏著什么“本事”，而有人說第一首、第二首，都有很明白的線索，第一首開頭是這樣八句： 西北有高山，云是文殊台。台上明月池，千葉金蓮開，花花相映發，葉葉同根栽。王母攜雙咸，絲蓋云中來。 雙成是仙女，姓董。所以這一句是切一個董小宛的董字。 第二首開頭是這樣六句： 傷怀惊涼風，深宮鳴蟋蟀，岩霜被瓊樹，芙蓉凋素質。可怜千里草，萎落無顏色。 “千里草”自是一個董字。“萎落”明指身死，而開頭的“涼風”和“蟋蟀”則更指明死的時間。 談到第三首，就更神乎其神了，其中有一段說： 路盡逢一峰，杰閣圍朱欄，中坐一天人，吐气如旃檀，寄語漢皇帝：何苦留人間？ 皇帝不留煙火人間，就是已人禪門。但也有人說，這正是皇帝駕崩，未曾出家的明證，“不得留人間”，當然是仙去，所以下面又有：“房星竟未動，天降白玉棺”的話，房里是“天駟”，是說皇帝將巡幸某一個地方，而未曾啟辟，突然晏駕。 對于這些傳說，自然有親友鄰居，來問湯斌。他只能就事論事作解釋；心知為非，卻不愿肯定地說，到底如何？因為那是妄言。最后，終于明白了真相，是京中來客所談，大行皇帝死于痘。起病于正月初四，到了初七，傳諭民間；不得炒豆、不得點燈、不得潑水。才知是出痘。 同時下令刑部及京師地方衙門，開釋系獄的囚犯，這是皇帝的生母孝庄太后的意思；但即使這樣大行仁政，并不能為皇帝卻病延年，到了初七夜里，特召學士兩人至養心殿御榻前受命草遺詔。這兩個人一個是滿洲正黃旗的麻勒吉，當順治九年滿漢分榜時，他是滿洲狀元；還有一個叫王熙，是京師的土著，順治四年的進士，會講滿洲話，通滿洲文。 到了正月初八，是各衙門開印之期，百官上朝，得知凶信，大行皇帝在前一天晚上亥刻駕崩，于是宮中治喪，一片縞素；文武官員照滿洲的習俗，首先摘去帽子上的紅纓，然后依禮成服，朝夕哭臨。 第一大事是立嗣君。大行皇帝共生四子，只留下了兩個，皇二子福全九歲，皇三子玄燁八歲；皇位反常地落在較幼的玄燁身上，這是出于一個日耳曼人的建議。 這個西洋人的華名叫湯若望，是天主教士；明末來華傳教，以徐光啟的推荐，被征參与修改歷法的工作。人清以后，完成修歷的偉績，被授為欽天監；以后又得封號“通玄教師”，升官進秩至正一品。這些恩寵之來，都由于孝庄太后信了天主教，而場若望是她的“教父”的緣故。選立嗣君之際，孝庄太后征詢湯若望的意見；他指出福全未曾出痘而玄燁出過，以立玄燁為宜。眼前就有令孝庄太后悲痛的實例在，所以此一建議，從太后到滿洲親貴大臣，無不接納。 在嗣君于正月初九接位以前，先頒遺詔；而公開的遺詔已不盡是大行皇帝的“末命”——滿洲的從龍之臣，不滿皇帝生前的作為，在取得孝庄太后的同意后，趁死無對證的机會，假借皇帝之口，完成若干制度上的改革，所以這道遺詔，“罪己”的意味特重。一開頭就說： 朕以涼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首矣！自親政以來，紀綱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謹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漸習漢俗，于淳朴舊制，日有更張，以致國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開宗明義就已表明，要糾正順治朝漢化的傾向；當然這也就是表示滿洲人將掌握更多的權力。所以接下來就特別提到疏遠親貴，重用漢人之非。 宗室諸王貝勒等，皆系大祖太宗子孫，為國藩翰，理宜优遇，以示展親。朕于諸王貝勒等，晉接既疏，恩惠复鮮，以致情誼睽隔，友愛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滿洲諸臣，或歷世竭忠，或略年效力，宜加倚托，盡厥猷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李失國，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為戒，而委任漢官，即部院印信，間亦令漢官掌管，以致滿里無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另有一款，則不但滿人，漢人亦認為异常明智，那就是廢除“內十三衙門”。明朝以太監為家奴，而滿洲則以擄掠而得的漢人為家奴，稱為“包衣”；上三旗的包衣，為天子私人的奴仆，掌管了宮內的一切庶務，但自“內十三衙門”一出現，上三旗包衣就失勢了。 “內十三衙門”仿照明朝宦官“四司六局”的編制，由太監主持。所以設立“內十三衙門”，就明顯地表示出來，明朝留下來的太監，复得當權；“上三旗包衣”自然很不服气。只是大行皇帝樂于親近漢人，性耽翰墨，而明朝宮內設“內書堂”教太監讀書，在“司禮監”辦事的太監，代批章奏，更非知書識字不可；其中出類拔萃，經史嫻熟的頗不在少，久而久之皇帝便遠包衣而親太監了。特別是寵任吳良輔這么一個太監，內十三衙門就是吳良輔勾結一個在宮內辦事，頗見信任的滿洲人佟義所創設的。 大行皇帝駕崩，上三旗包衣，自然要趁此机會翻案，在遺詔中便有這樣一款： 祖宗創業，未嘗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國，亦因妄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為戒，設立內十三衙門，妄用任使，与明無异。以致營私舞弊，更逾往時，是朕之罪一也。 明朝亡于宦官，已成定評，因此大行皇帝以此一罪自責，臣民無不額手稱慶。 遺詔的最后一款，便是指定八歲的皇三子玄燁，繼承皇位；并指定“內大臣”索危、蘇哈薩克、遏必隆為“輔臣”，也就是所謂“顧命大臣”。 在四輔臣主持之下，嗣君接位，定年號為“康熙”。接位后的第二個月，裁撤“內十三衙門”，恢复內務府，由上三旗包衣主持，接收了前明屬于宦官的一切職掌。其中供應皇家綢緞的衙門稱為“織造”，分設江宁、蘇州、杭州三地。蘇州的織造，放了一個正白族的包衣，名叫曹璽；他的妻子是八歲的小皇帝的保姆，有個儿子名叫曹寅，隨著他母親一起進宮，是小皇帝的最好游伴。 哀詔頒到睢州，在縣衙門大堂開讀；湯斌以卸任官員的身分，也到場伏地听宣。一面听，一面想起在出任潼關道的時候，曾奉朱筆親加的考語：“品行清端，才猷贍裕”，不由得起了知遇之感，流淚不止。 然而也因為這道哀詔，湯斌絕了复出之心，覺得滿人的權力更見擴張，漢人仰承鼻息，不堪忍受。同時他也有件大事需要經紀，那就是重建他母親的“節烈祠”。 趙太夫人誥封為“趙恭人”。在順治五年，由河南提學使檄令睢知州，在湯家故居的東面，興建“趙恭人節烈祠”。湯斌只要在家，每年都要敬謹祭祀。到他辭官回里，正好巡按河南御史，表揚節烈忠義，將趙太夫人殉難的事跡，奉報朝廷；奉到旌表，題湯家的門楣為“節烈之門”。睢州知州戴斌因為舊祠湫隘，特地改建新祠；湯斌親自監工，其時正是流火爍金的盛暑，湯斌每天衣冠整齊地站在烈日下看工匠操作，整天不休。這分孝心和慘重將事的精神，感動了工匠，所以這座新祠，建筑得格外堅固。 到了奉主人詞那一天，地方官員，一起都來行禮。然而死者的哀榮，無補于生者的思慕，湯斌想起母親的慈愛，殉難的慘烈，放聲大哭，昏倒在地；大熱天又中了暑，因此生了一場大病。 病起對他的父親是越發孝順了，因為對慈母的哀念，并諸于嚴父的膝下，他要盡雙倍的孝思。而他父親便血的宿疾，越來越嚴重；湯斌便開始學醫，窮研藥性，可是他父親還是去世了。 這在湯斌是個無与倫比的嚴重打擊，朝夕流涕，哀毀骨立。葬了父親，在墳上种了五百株樹；每隔數天，便要去省視一遍，倘或枯死一株，便會掉淚，接著是補植一株。在他看，仿佛那五百株樹，就是他父親的精魂憑依之處。 在守制的日子中，他視繼母軒大夫人如生母，家事大小，都要請命而行；軒太夫人慈愛而謙虛，稱他“大少爺”。對這位大少爺，她事事滿意；唯一的例外是，大少爺似乎絕了仕宦之想，讀書人不肯做官，在她覺得是一件不可解的憾事。 湯斌對這一層也感到疚歉和為難——難的是有些道理，解釋不清楚；他在南安的一年，曾痛自反省，認為自己雖以王陽明為法，但處事或嫌操切，或用權術，或者是碰運气，口中說得极有把握，其實內心不免彷徨，不能像王陽明那樣，達到“圣賢亦不過如此”的境界而能夠心安理得，無時不保持著一股“浩然之气”。這些毛病的根源，還在學養不足；所以他不愿做官，只顧讀書。果然到了有把握的那一天，再為國為民做一番事業，也還不晚。 這些道理對足跡不出里門，識字也不多的繼母，如何講得明白？無可奈何，只好編一套說詞。 “娘！”他說，“不是我不愿意做官。官場風波甚險，我又不會弄錢；接娘到仟上，沒得享福，倒替我擔惊受怕，儿子的心里怎能得安？倒不如在家粗茶淡飯，至少也讓娘過几天清閒日子。倒不是好？” “好倒是好！只是總說望子成龍，榮宗耀祖，你怕我替你擔惊受怕，我就不跟你到任上去。” “難道，”湯斌笑道：“娘在家就不會替我擔心了？” 軒太夫人語塞，想了想說道：“官你還是要做的。你不做官，就少了一個好官，不可只為自己打算。既然你處處為我著想，將來等我跟了你爹走了，你可不要忘記我今天的話！” 這几句話，說得湯斌肅然動容，“不可只為自己打算”，這話是何等襟怀！他站起身來答道：“娘教訓得是！等儿子自覺出去做官，凡是艱難險阻，都有把握應付了，儿子一定听娘的話，做個榮宗耀祖的好官。” 有了复出的打算，湯斌課子越勤；因為只有儿子有了自立的基礎，他才可以脫然無累，一心奉職，“我不是望你們早貴；少年要吃苦，苦則志定，將來不會失足。”他總是這樣對儿子說：“你們將來長成后，我未必還能教你們。所以我現在教你們的教法，跟別人不一樣。” 平常人家教子弟，最重“開筆做文章”，這文章不是什么“班馬文章”，是號為“代圣人立言”，而實際上“天地者宇宙之乾坤”之類的陳腔濫調八股文，學會了這樣的文章，才可以進學、中舉早早發達。 而湯斌不是，他課他的十四五歲的長子湯溥，十歲左右的次子湯浚，先讀四書，以為立身之本，然后讀《尚書》，讓他們知道古代的典誥制度。讀完這几部書，為學的基礎，已經扎得很結實，然后才講做文章，由他親選的一百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的古文開始，再讀《史記》、《漢書》，及于先秦諸子。到最后才學“舉子業”，也就是八股文。 但是課子越嚴，湯斌越覺得在性理之學上的功夫還不夠；因此在康熙五年，他父喪服滿的四十歲那年，賃了一匹驢子，直上到河南藥門山的夏峰，從孫奇逢受業。 孫奇逢字啟泰，直隸容城人。生來有快气，而內心謹飭篤行，以圣賢自期。前明天啟年間游京師，与“東林”君子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等定交；其時正是魏忠賢与熹宗的乳母“奉圣夫人”客氏，穢亂宮闈、無惡不作的時代，魏忠賢的爪牙，包括馮銓在內，被稱為“閹党”，專与東林作對。由于天啟四年，左副都御史楊漣，參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因而興起大獄，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慘死獄中，而閹党誣以受賄，向家屬追贓，孫奇逢与鹿正、張、果中代為募捐贖罪；對東林死難者的家屬多方調護，一時俠名震動河北，有“范陽三烈士”之稱。 孫奇逢自明末至清初，曾被征召十一次之多，而他不愿做官，只愿做事，屢次號召地方有志之士，保衛桑梓。后來為避流寇，遷住易州五峰山，親戚故舊門生，相從的有數百家之多；守望相助，力求自保，同時日日講學，又不尚空談，注重力行，因此到了清初，稱為“北孫南黃”，与余姚黃宗羲，并為海內儒宗。又与關中的李二曲，合稱“海內三大儒”。 孫奇逢的為學，本于陸九淵、王陽明，而兼采程朱，從慎獨上著手，在体認天理上下功夫、窮則勵行，出則經世，真正能做到坦誠悱惻，言行一致。這些理論与實際，一向為湯斌所欽佩，所以趁壯年之時，不肯廢學，特地到藥門山中去親承教誨。 藥門山在河南輝縣西北——這已是孫奇逢的三遷，由五峰山遷居新安縣，由新安縣遷居藥門山，其時為順治七年。兩年以后，有個做工部郎中的馬光裕，以藥門山夏峰的一大片田園相贈，孫奇逢便辟了一座“兼山堂”作為講學之所。以七十余的高齡，親自率領子弟，躬耕其中；四方慕名來請益的，孫奇逢因材施教，同時分給困地，耕种為生，因此夏峰成了一片气象蓬勃的世外桃源。海內學者，為了尊敬其人，多稱他為“夏峰先生”。 湯斌來受業的那年，夏峰先生已經八十三歲了，但精神矍鑠，不异壯年。 到了夏峰，直登兼山堂上，道明來意，獻上贄敬，是湯斌那位馬氏夫人親手所織的兩匹細布，以及加工精制的兩雙布履、一頂暖帽；孫奇逢欣然接納，卻不肯受湯斌的大禮，他的理由是、一久慕湯斌是躬行苦學的有道君子，愿為切磋講學的朋友，不敢當老師的稱呼。 湯斌一片誠心，十分敬意，不由分說就跪了下去，端端正正地磕了三個頭。定下了師弟的名分。 孫奇逢确是看重湯斌，在松風白云之間，從容論道，隱隱然有傳以衣缽的意思。但又勸他，說“內圣外王”，原無二致，只看各人的气質机遇而定；為學不宜獨善其身，所以有适當的時机，還得出山；以圣賢的大道，見之于化民易俗的經世大用，更是弘道的要端。 “老師訓誨得是！”湯斌答道，“家母也是如此教我。” “這就是天理。令堂雖不曾讀過多少書，只出于坦誠至性的話，自合乎天下之大道。因此，我常常勸人，要從日用倫常中去体認天理。” 講到倫常，湯斌便覺心頭自有一股無可言喻的溫暖和欣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湯斌對這四倫，自覺一無所缺；各盡其分，雍雍和煦，真所謂“名教中自有樂地”；如今得投這么一位老師，補足了師生這一倫，使得五倫一無所憾，豈非幸事！ 除了老師以外，湯斌亦頗得友朋之樂，覺得同門師兄弟，沒有一個不是令人心折不已的。最投契的是魏一鰲，字蓮陸，他是明朝的舉人出身，做過山西忤州知州，頗有惠政；去官之日，也跟湯斌一樣，一匹馬一個書僮，蕭然回鄉。 他的家鄉是河南新安，也就是孫奇逢從易州再遷之地。等老師遷到夏峰，他雖不能移家追隨，但隔一年必到夏峰，每到必有几個月的勾留；在夏峰他构筑了一幢簡陋的茅舍，取“程門立雪”之意，命名“雪亭”。湯斌就受邀住在雪亭。 魏一鰲是湯斌的“大師兄”，年齡比他大得多；但用功之勤，与正在壯年的湯斌，一式無二。他精于史學，孫奇逢說他“上下古今，視千秋如旦暮”，因為有這樣超脫的心情，所以對眼前的一切，都能視為浮云；湯斌原來亦是有意于史學的，在他這位“大師兄”處，很得了些益處。 第二個是趙御眾，字寬夫，他是孫奇逢的同鄉；真隸灤州人，中過秀才，因為絕意仕進，所以就不再應考。他很早就是孫奇逢的學生；為學的功夫，講究“事心如事天”，經常念著兩句詩：“垂名千古易，無愧一心難”。為此每日惴惴然，唯恐此心墜落；自我檢討不止于“日三省吾身”，自覺做錯了一件事時，往往千方百計去彌補。孫奇逢曾拿他与湯斌并稱，說“湯孔伯之端亮，趙寬夫之善補過。求之古人，不可多得。”而湯、趙二人与魏一鰲亦被公認為孫奇逢的三大弟子。 不久，又來了一個同門，是湯斌的同年好友，名叫耿介，本名沖壁；因為有“耿介拔俗”這句話，所以改了單名。他是河南登封人，順治九年与湯斌同時成為進士，在翰林院時，与湯斌同住一間屋，彼此以淡泊宁靜相砥礪，成為金石之交，情誼极深。 翰林院散館，兩人都授職檢討，只是分發的衙門不同，湯斌派在國史院，耿介派在秘書院。當順治皇帝選派學行俱优的翰林出任地方官時，耿介亦在名單之中，被任為福建按察副使，轄區是福州、興化、泉州、漳州、延平、建甌六府，經常出巡，事先下札，嚴厲禁止迎送饋贈，真正耿介拔俗，不愧其名。 到了康熙元年，由福建調到江西，做鄱陽湖東岸的“湖東道”。這個缺后來裁掉了，耿介因為治績优，調為直隸大名道，轄區當河北、河南、山東交會之處，自古以來就是軍事重鎮，也是有名的煩劇難治之區：他的居官信條是：除積弊、革冗費、戒貪墨。恩威并用，政績大著，是個響當當的清官。 在大名道任上，自然也遇著“逃人”的案子，而且因為地處沖要，比湯斌在潼關遇到的多得多，一年工夫，有三百多件，平均每天就有一件。 耿介也跟湯斌一樣，認為“功今固嚴，曲其全由我”；三百多件“逃人”案，本地的百姓，沒有一個牽連在內。光是這一項惠政，就使得屬下百姓感戴不止了。 在任只有一年多，由于他的母親去世，丁憂告歸。服滿以后，家居不出；這年想起湯斌，由登封到睢州專誠訪晤，登門才知道他“仕优而學”，到了夏峰。耿介也是久仰孫奇逢的，回里以后，摒擋就道，跟湯斌做了同窗。 湯斌接到消息，親到山下迎候，接著了歡然道故，喜不可言。 三藩亂起，朝廷詔舉賢才赴軍前效力。這時最得康熙皇帝信任的一個大學士熊賜履，奉旨主持此事。 熊賜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他比湯斌晚兩科，是順治十五年的進士，也是個“道學先生”，由于皇帝崇尚理學，熊賜履深受敬重，他著過一部談心性的書，題名《聞道錄》，說“圣賢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為神也。”這個議論很新奇，但其人之庸，也是可以的了。 他跟湯斌的理學，路數不同，只是湯斌并無門戶之見，所以篤信程朱的熊賜履，對他并無惡感；問到左都御史魏象樞說：“我從前讀過湯斌的文章，只是不識其人，你看此人如何？” “湯斌是有道之士。” “那好极了！我想上奏章舉荐他。” “舉荐此人，誠然适當。一不過，”魏象樞顧念湯斌的境況，代為辭謝，“他此刻在蘇門讀書，家貧親老，恐怕到軍前效力的行裝都辦不起。我看免了吧！” 熊賜履听得這話，只好死了舉荐湯斌的心。 但即令征召，湯斌也一定會辭謝，因為這時孫奇逢下世，夏峰子弟，無不哀思濃重，失了常度，在孫奇逢死前的那几個月，湯斌日夕所思的，就是如何從老師那里多得一些教益。而孫奇逢也持著約略相同的想法，他已經九十二歲，除了重听以外，看來身体還相當健旺，每天一早起身，拜謁過祠堂，就端然坐在兼山堂上，應接問業的弟子。或者遠道慕名而來的賓客，仿佛整日都無倦容。其實那是憑多少年修養的功夫在支持；他是最知天命的，得此高壽，已覺上天眷顧特厚，抱著隨時可以撒手塵寰的想法，就更不肯虛耗寸陰，想到理學上的一些成就，大致都已傳授了弟子，但平生所經歷的憂患艱險，所見到忠烈義行，沒有机會能夠紀錄下來，流傳千古。是一大憾事，要趁有限余生，加以彌補。 這就很容易地想到了湯斌，因為他一向有志于表揚忠臣義士，而且兼具史識、史學、史才之長處，是記述他的遭遇的最适當的人選。 “孔伯！”他說，“行年九十有二，家近京畿，頗有見聞，不忍湮沒；如果我不告訴你，許多惊天地、泣鬼神的義烈之行，不為后人所知，想來你亦當引為憾事！” “是！”湯斌興奮地答道，“固所愿也，不敢請耳。” “等我細細告訴你，此亦是千秋之業，我們定一個日課，我迷你記，記好了我再看一遍，如有說漏，我替你訂正。” “是！我照老師的吩咐做，時間我看不必固定，老師得閒，或者興致好的時候，隨時喚我好了。” “不！還是每天定個時候的好，就在晚飯以后吧。”孫奇逢征詢湯斌的意見，“我們從哪里談起？” 湯斌想了想說：“就從‘范陽三烈士’談起。” “也好！”孫奇逢說：“‘范陽三烈士’是他人所賜的美名，實在愧不敢當。當時畿南負鄉里重望的是鹿忠節公鹿善繼的老太爺，名諱一個‘正’字，大家都稱他鹿太公，急公好義，极有肝膽，不曉得暗中救了多少人。我与張果中，亦是受了他老人家的感召，勉襄義行。當時的情形是如此 東林与閹党之爭，也就是君子与小人之爭；當熹宗即位之初，東林的聲勢甚盛；但君子坦然疏略，敵不過小人的晝夜環伺，到了天啟三年“京察”，正人被斥，顧秉謙、魏廣微入閣，東林便可危了。 天啟四年，左副都御史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結論中說： 積威所劫，致掖庭之中，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即如前月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其既旋，詔旨始下。天顏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靈，尚尊于忠賢否耶？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為受制于么魔小丑，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敕刑部嚴訊，以正國法。 這個彈章一上，接連上疏攻魏忠賢的，不下一百多人。魏忠賢頗為恐懼，但終以“奉圣夫人”客氏的力量，蠱惑熹宗，竟得無事，而魏忠賢跟東林的結怨，則到了勢不兩立的地步。 其時遼東經略熊廷弼正罷職待罪，他本無罪，是受人的傾軋排擠。在他當御史時，對東林并不和睦；而東林君子，反以熊廷弼有膽略，知兵事，有守遼之功，頗為看重。于是由于馮銓与熊廷弼有仇，勸魏忠賢借熊廷弼興大獄，殺异己，把楊漣等人竟牽連羅織在內了。 這是出于閹党徐大化的建議。魏忠賢的意思，本想加以別的罪名，徐大化認為不如指楊漣等人受了熊廷弼的賄，事涉封疆，殺他們更加容易。魏忠賢深以為然，指使錦衣衛北鎮撫司的主管許顯純，逮捕楊漣、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下獄，指楊、左受賄二万銀子，其余亦多少不等。 閹党的手段极其惡毒，先“追贓”，五日一追比，等“贓銀”追出來以后，再送到刑部治罪。東林君子，無不清貧，哪里來這筆“贓銀”繳納，因而每隔五天，便受一次毒刑——明朝錦衣衛的鎮撫司，是個暗無天日的地方，所以都被拷打得体無完膚。史可法曾經花了五十兩銀子，買通獄卒，入監見了他的老師左光斗一次，所見到的，已是“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了。 其時群情憤激，甚至有痛哭流涕的；于是孫奇逢置了一個大柜子，上面貼一張紙條，寫的是：“愿救左公者，納銀此中。”左光斗對于京畿有許多善政，老百姓感思圖報，踊躍輸將；三天工夫就捐到了好几万銀子，但赶到京師，已經來不及了。最為閹党所切齒的楊漣、左光斗、魏大中三人，已經死在獄中。楊漣死得最慘，土囊壓身，鐵釘貫耳；時間正在鑠土流金的七月里，隔了几天才能進獄收尸，尸首已腐爛，面貌不可复識。 喪事是由孫奇逢一手所經理。以魏忠賢的勢焰熏天，孫奇逢敢作此舉動，真可說是不怕死了！但孫奇逢自道是宮內大監多為近畿同鄉，暗中為他多方調停，才不致被禍。結論是好人到處都有，公道終在人心；所以在任何黑暗惡劣的情況之下，都不必灰心，只要勇往直前，行心之所安，自有否极泰來的一天。 非常可惜的，孫奇逢只講了這一些親身經歷，便已去世；還有許多珍貴的史料，竟未能傳給湯斌。 在山中料理完了喪事，湯斌才回家鄉。第二年主修了一部《睢州志》，家居讀書養親，到了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弘詞，左都御史魏象樞和湯斌的同年，副都御史金金求，交章相荐；詔命下達之日，州官親自上門敦請。湯斌這年已五十二歲，想起軒太夫人的訓誡，決定入征出山，拜別繼母，入京應征。一到就住在那座野廟中，除了偶爾訪晤魏象樞這些少數講學的朋友以外，從不參加酒食征逐的應酬。 此外就只像陸隴其、万斯同等人，慕名來訪，除談學問以外，沒有一句話及于利祿。其中有一個是同鄉舊交，過從較密。此人姓宋，單名一個犖字，號叫牧仲，河南商邱人，是大學士宋權的儿子。 宋權是前明天啟五年的進士，崇禎十七年當到順天巡撫，駐于密云；到任第三天，李自成陷京師，崇禎帝殉國。宋權不敢棄官自全，用計殺了李自成的部將黃錠，維護地方治安。多爾袞入關，命宋權仍舊當順天巡撫，在任內上了一道有名的奏疏： 舊主御宇，十有七年，宵表旰食，聲色玩好，一無所嗜。不幸有君無臣，釀成大亂，幸逢圣主殲亂复仇，祭葬以禮；倘蒙敕議廟號，以光万世，則仁至義盡，天下成頌。 因此，清朝謚崇禎帝為“庄烈憋皇帝”，陵寢名為“思陵”。宋權在同一奏疏中又說： 明朝軍需浩繁，致有加派，有司假公經私，明征多怖暗征，公派外有私派，民團已极！請照万歷初年為正額，其余加增，悉予蠲免。 明朝末年在田地上的加派，搞成老百姓不得不棄田而逃的怪現象，一方面田地荒蕪，連年災荒；一方面鋌而走險，為流寇所裹脅，所以宋權這一建議，實在是經世濟民的謨猷；多爾袞欣然嘉納，而天下有多少人受惠于宋權這一番話的，已無從估計。 到了順治四年，宋權擢升為國史院大學士；那時宋犖己十四歲，以大臣子弟而被派為侍衛，以后調任外官，這時复調回京，任職理藩院院判，他跟湯斌從小就熟識，又最佩服湯斌，如今异地重逢，倍覺親熱，所以經常到野寺中來相訪，論關系在師友之間，每來總要請教文章政事，湯斌知無不言，視如兄弟。由于投契的緣故，兩人結成了親家，宋犖將他的長女，許配給湯斌的第三個儿子，今年十九歲的湯沆。 禮部書吏，特地到野寺來通知，博學弘詞的試期，已經決定，定在三月初一。接著，宋犖帶來了更詳細的消息。 “儀制是，先在太和殿前行禮，然后在体仁閣下應試。”宋犖說：“試畢賜宴，待遇十分优厚。” “喔。”湯斌問道：“應試的一共有多少？” “大概只有五十個人左右。”宋犖又說：“陸稼書不幸，老太爺在原籍故世了。訃音一到，他痛哭失聲，當天踉踉蹌蹌，徒步出都，赤足麻鞋，雙目盡腫，看樣子竟如瘋了似地！”他不斷贊歎：“孝子！孝子！” 湯斌嚴肅地點頭，心里的感想很复雜，既為陸隴其悲哀，又為陸隴其欣慰——或者說是他自己感到欣慰，有陸隴其這樣一個言行一致，無忝倫常的道義之交。 “還有一個孝子是李因篤。他是這次應征的四布衣之一。”宋犖問道：“湯大哥可知道李因篤其人？” “李天生，如何不知？”湯斌答道：“他是陝西富平人，与顧炎武至好。其人慷慨重气節，為學精于音韻；又熟于明朝史事。我在潼關的時候，曾數次想見他一面，因為分不開身，未能如愿。听說他也是孝子，十分可敬。” “是的。這一次被荐，他以母老的理由辭謝，地方大吏，必欲羅致；李天生決心一死，不肯上路。后來是他老母垂涕以道，七十老人，何所倚靠？李天生才迫不得已就征！” “唉！”湯斌忽發感慨，“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倫常与修齊治平的大道一樣，原是一貫的；而有時偏偏忠孝不能兩全！” “那么，”宋犖問道：“到底是盡忠呢？還是盡孝？” “這要看各人的机緣、境遇，有時盡忠，有時盡孝，不可一概而論。如李天生這樣的情形，自以盡孝為是。” “是！”宋犖心悅誠服地說：“湯大哥這話，才是講恕道的持平之論。” “所謂‘四布衣’，還有三位是何許人？”湯斌問說。 “這三個人，早已簡在帝心，稱之謂‘三布衣’，是慈溪姜宸英，無錫嚴繩孫，嘉興朱彝尊；真是‘英雄出少年’，如今聲名最盛的是朱彝尊。” “是跟陳其年合刻《朱陳村詞》的朱竹詫么？” “是的。”宋犖接著又介紹姜宸英和嚴繩孫—— 姜宸英字西溟，浙江慈溪人，經史百家，無所不覽，詩与古文，都是一代能手。為人孝友而耿直。宋犖說他亦頗佩服湯斌。 嚴繩孫字蓀友，是個神童，六歲就能寫徑尺的大字。他讀書不重記誦，一卷書能夠讀一天，讀了想，想了讀，所以一卷書不經他的眼則已；一經眼，精義便都在他腹筒中了。他的性情高洁，不慕榮利文字如其人，古文詩詞，無不蘊藉深秀，丰神獨絕，而且能書善畫，多才多藝。 湯斌雖對這些風雅之事，不甚愛好；但听了宋犖的話，亦不禁神往，心里打算，到應試那天，要見識見識這些文采風流的江南才子。 三月初一，應試的征士，一早齊集太和門前，由禮部官員引到太和殿，排班行禮，在臚唱聲中，行了九叩首的大禮。接著，又被引導到太和殿東面的体仁閣下；每人一張矮桌，席地而坐。不久，翰林院掌院學士葉方藹，捧著寫在黃紙上的試題出臨，一賦一詩，賦題是“璇璣玉衡賦”；詩題是“省耕”，限五言二十韻的排律。 “你們都是荐舉人員，原來不必考試，但經過考試，愈顯才學，所以皇上十分敬重。”葉方藹這樣宣示：“皇上特為賜宴，這是會試、殿試的三鼎甲和點了翰林的，都沒有的榮寵，你們都要知道皇帝的誠意。” 宣旨完畢，荐舉人員先赴宴、后就試——体仁閣中，已設下五十張高桌，東西向而坐，每席十二色肴撰，由光祿寺承辦，异常丰盛。正中有一席，稱為“主席”。由禮部尚書及翰林院掌院學士，滿漢各二人陪宴。 宴罷賜茶，飽襖天廚，然后從容應試。到傍晚還有十几人不曾完卷，如果是進士殿試，照例“搶卷”，由監試在未完卷之處，鈴蓋名章，作為識別；但這一次詞科，格外优容，都給了蜡燭。到最后一個人交卷時，天已經黑透了。 五十本卷子分為四束，當夜呈進御前，皇帝親自瀏覽過一遍，分交“讀卷官”李囗、杜立德、馮溥三大學士，及翰林院掌院葉方藹評閱。 卷子看得非常仔細，首先是嚴繩孫的那一本，不曾完卷。“璇璣玉衡賦”未出；“省耕詩”應作二十韻，只做了八韻。 這就不能不研究其中的道理了！考試那天，并不曾限定時間，而且以嚴繩孫的才學，何至于一首二十韻的五言排律都不能交卷？ “自是有意如此！”葉方藹說，“嚴蓀友本來就不愿就征；應考那天，自陳目疾，其實是托詞，功令所關，我看是愛莫能助了。” 大家都同意他的話，于是嚴繩孫一卷首先被擯落。 “這一卷有麻煩了！”馮溥面色凝重地說。 其余三個人湊過去一看，卷子是施閏章的。此人是安徽宣城人，從小父母雙亡，由祖母撫養成人；順治六年中了進士，授職刑部主事。以后外放山東學政，轉為西湖西道；居官的惠政极多，為百姓稱頌為“施佛于”；公余之暇，喜歡用詩歌來教化部屬黎庶，提倡文教，不遺余力。 康熙六年，江西湖東、湖西兩個道缺裁撤，施閏章失去了官職。卸任之日，所駐的臨江百姓，傾城相送；環城的那條江，其清無比，當地百姓以為江水清如施閏章，命名為“使君江”，但這天的使君江卻与施使君為難——一江上水漲，施閏章所坐的，他的朋友所送的船太輕，竟無法渡過。于是臨江百姓爭著去買當地所產的石膏，為他“壓艙”，方得安然渡過。 由于居官清廉，施閏章家居极苦，這十年賦閒的罪，實在不大好受，因此被征舉后，以花甲之年，披一件老羊皮襖，單身就道。到了京師，向朋友借了錢，才能置辦一副過冬的被褥。 從這些地方看，可知這一次考試，對施閏章來說，得失索怀，所關不細，但偏偏就是他的卷子出了大紕漏。 詩的結句用了“清夷”二字。稱皇帝及八旗族為“夷”；這是大逆不道的罪名。 “不然！”李囗獨持异議，“這‘夷’是化險為夷的夷字，与四夷的夷無關。清是清平的清，亦不是指國號。望文生義，無非說天下太平，沒有什么！” “不然。”馮溥膽小，“倘或說是借以隱射，這話就很難說得清楚了。我看還是棄置為妙！” “有卷如此，何忍言棄置二字？” “誠如葉學士所說，愛莫能助！” “只要有擔當，如何不能相助。倘或皇上詰責，我獨任其咎好了。” 官位是李囗最高，既然他如此說，大家自然無話，把施閏章取在里面。 這不過是其中有瑕疵的兩卷，還比較容易處理；文字的高下优劣，見仁見智，大不相同，那就更費斟酌爭議了。 因為，第一，皇帝雖有搜羅山林遺賢，消除漢人反抗之意的用心，卻更重的是選拔其才，以為國用。其次，這一次制科，雖有許多志行高洁之士，宁死不就，或者就征而不應試；應試而不望取中的，卻也有許多熱中的人，更多的是妒嫉的人，言詞文字；往往語涉譏刺，如果選拔不慎。必致惹出許多閒是閒非，說是主司無眼，不配衡文；甚至造謠說是有意徇私——已經有這樣一個謠言，主試四學士各擬詩賦兩題，御筆點定李囗所擬的賦題，杜立德所擬的詩題；試期前一日，題目已經泄漏，說哪一個哪一個詩文，有如“宿构”，即是皮里陽秋的話。因此，四讀卷官相約，取中的名次，必須彼此同意，這樣，就很費工夫了。 半個月過去，尚無動靜，沉不住气的，便設法到各處打听。消息自然甚多，但人言人殊，大部分是由揣測而演變出來的謠言。 又過了半個月，四讀卷官，方始擬定名次；決定分為一等二十名；其余的列為二等，至于嚴繩孫未曾完卷，應否錄取，奏請御裁。 复奏以后，皇帝又親自細閱全卷子，召見四讀卷官，有所垂詢。 這時已經決定，凡是錄取的，不論授何官職，都人“明史局”修史；因此，皇帝不拿一般科舉的功令來看五十名“征士”；嚴繩孫的名字，早已簡在帝心，他說：“史局不可沒有這個人！” 這就是嚴繩孫也錄取了，換句話說，應試的五十人，無一不取。當然，嚴繩孫是“背榜”。 “名次也還有斟酌的余地。”皇帝說：“詩賦的韻腳，亦是學問中很要緊的，何以都檢點。賦韻且不論，詩韻則取在上上卷里的，亦有出入。你們看這一卷。” 發下來的一本卷子是潘丰的，此人是江蘇吳江人，也是個布衣；而應試的仍為“四布衣”，因為姜宸英原由葉方藹与韓狀元韓艸炎相約，共同列名荐舉，誰知葉方藹被宣人禁中，半月不得歸家；韓艸炎久等沒有消息，獨自上書舉荐，但已過了期限，所以未得應試，恰好江蘇舉到潘丰，便補足了“四布衣”的名稱。 潘丰這本卷子中，“省耕”詩上一個“宮”字上有朱筆圈出。李囗這才明白，他這首詩用的是“二冬”的韻，而“宮”字在“一東” 無獨有偶，另一本則以“二冬”的韻，誤為“一東”，那本卷子是李來泰的，“逢”与“濃”字上亦有朱筆圈出。 施閏章的“清夷”二字，皇帝倒不甚措意；但指出一個字錯了，這個字是“旗”字，誤書為“囗”；旗屬“四支”，旅屬“五征”，亦算出韻。 李囗等人，自然引咎；并為犯錯的人解釋，說是“大醇小疵”，皇帝亦以為然。于是重新定了名次。上上第一名叫邵吳遠，湯斌取在上上第二名。 名次定了，便得授官，由吏部議奏。由于旗籍大官，對此冷淡；而漢人中存著妒忌之心的甚多，所以吏部不敢授以較好的職位，建議的辦法，一共四條： 第一、有官者各照原任官銜。 第二、已中過進士、舉人而未曾出仕，俱授職內閣中書。 第三、貢生、監生、布衣，俱授職翰林院待詔。 第四、未試而年老者，授職司經局正字。 這四條辦法奏達御前，皇帝頗為不滿；詔諭煌煌，數百年未曾舉行的盛典，落得這樣的結果，何足為征士之榮，更失朝廷禮賢尊士的原意。因此召見有關大臣，面諭“再議”。 于是再次商酌，盡翻前議，齊人翰林，一等第一名邵吳遠授職讀翰林院侍講；以下湯斌、吳來泰、施閏章授職翰林院侍講，此外援職為翰林院編修的十八人，授職為翰林院檢討的二十八人，合計五十名。另外來試而年老者，俱授職為內閣中書，准予回籍。 點翰林是好難的事，三考出身，御筆親點；十年寒窗的辛苦，未見得能夠如愿，而五十征士，憑一賦一詩，半天的工夫，就能高坐清秘堂上，這就更使得未曾被荐的人，既妒且恨了。 于是這五十新貴，被稱為“野翰林”，而且有一首七律，流傳眾口，譏嘲李囗、杜立德、馮溥、葉方藹四主司外，當然也要攻擊“野翰林”： 自古文人推李杜，如今李杜亦希奇、葉公懵懂遭龍嚇，馮婦痴呆被虎欺；宿构零軿衡玉賦，失黏落韻省耕詩。若教此輩來修史，胜國君臣也皺眉。 在這五十征士中，尤其為人所妒的是“四布衣”；只是入史館的只有三個，李因篤堅決“告終養”，得能如愿，回鄉侍母。 不愿受職的，也還有得是，其中有一個叫孫枝蔚，當他被荐時，以年老為借口，請求免試；吏部官員說他不老。到了授職那天，那官員看他須眉皆白，便笑著說道：“孫先生老了！” “我不老。” “須眉龐然，怎說不老？” “我四十歲就是如此。”孫枝蔚大發脾气，“我要求免試，你們說不老；現在又說我老了！老了不能做官，連辭官都不可以。這叫什么話？” 吏部官員唯有笑著道歉，而孫枝蔚亦終于帶著內閣中書的街頭，回到家鄉。臨行之前，做了一首詩： 一官如寵鶴，万里本浮鷗。獻賦曾非晏，童年況异劉。山人今上路，小婦免登樓。臨水看蝌蚪，惟添錯字愁。 這些逸事妙聞，或者譏刺的詩文，對湯斌都不發生影響；得官不足為喜，令他興奮的是，明史終于要開館纂修了。 修明史開館，以內閣學士徐元文為監修，翰林掌院葉方藹、右庶子張玉書為總裁，五十弘博及右庶子盧傳等十六人為纂修。于是搜集史料、訂定体例，積极展開了記錄一代興亡、以為鑒戒的史學大業。 史館中最起勁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朱彝尊，連上總裁好几封信，談体例、談史料、談前朝公案的真相和是非，議論侃侃，鋒芒畢露，頗道同事的妒忌。再一個就是湯斌，他的議論平實，作了一篇《明史凡例議》，認為官吏“紀、傳、表、志”四大部分，“必君臨天下方稱紀，則系統分明”，因此，明太祖長子，被立為太子的朱標，雖被建文帝尊為“興宗”，當稱為“懿文太子”；世宗人承大統，追尊本生父為“睿宗”，仍當稱為“興獻王”，因為這兩“宗”，實際上不曾做過一天皇帝。 當時引起爭議最烈的是，立不立“道學傳”？有人主張照宋史体例，“將明儒學術醇正，与程朱吻合者，編為‘道學傳’”，這是存著門戶之見，意在貶斥王陽明一派；湯斌不以為然，但在体例中的議論。卻并無成見，只說如立“道學傳”，應該如何；不立“道學傳”，只立“儒林傳”又應該如何？最后當爭議得相持不下時，湯斌提出了黃宗羲的一封信，方始定議。 黃宗羲的那封信，解釋“儒”之一字，与圣賢并稱，他說：“統天地人曰儒，以魯國而止儒一人，”這是指孔子；所以“儒之名目，原目不輕。儒者成德之名，猶之曰賢曰圣也。”而“道學者，以道為學，未成乎名也，”換句話說，“道學”是個虛泛籠統的名詞，与“儒”的成為一种“成德”的尊稱不同。“以道為學”，不過表示有志于道，并不能顯示出此人在學術上有何成就；好比有志做圣賢，究竟不是圣賢。所以“道學”不可以作史傳的篇名，否則，就是“欲重而反輕、稱名而背義。”元朝修宋史特立“道學傳”，是元人之陋，不足取法。 這番議論，比朱彝尊所說的“儒林足以包道學、道學不可以統儒林”更見精警，因而由湯斌公開以后，“道學傳”三字，便從預定的明史目錄中刪除。 編纂明史稿，以洪武至正德為一期，紀、傳兩部分，刊出人名，分別拈鬮，巧得很，湯斌拈到的是開宗明義第一篇：“太祖本紀” 于是湯斌以明太祖實錄為根据，通覽當時有關的公私記載，冥搜默索，數次易稿，都覺得不能滿意。便先撰作比較簡單的史稿，著手“天文志、歷志、王行志”的編纂。 皇帝對修明史的進度，非常注意，常常召見葉方藹、徐元文等有所垂詢。知道勤慎將事的是那几個人，補為日講起注官，可以專折奏事。湯斌是其中之一。 康熙二十年辛酉，逢到鄉試的年分，照例點翰林官為各省主考，這是個好差使，除了地方官辦供應以外，錄取的舉人皆為門生，謁見“座師”時，要送上一封贄敬，數目多寡不一，但集腋成裘，是一筆可觀的收入。 各省錄取舉人的名額，稱為“解額”；以省分大小、人口繁簡而定解額多寡，最多的是順天和江南，都有一百六十余名，最少的是貴州，只得四十名；浙江列為第二等，有一百名左右。每一名新舉人送座師的贄敬，通扯十兩計算，湯斌此行就有一千兩銀子的收入。 這是皇帝特加的恩惠。當然也因為詞科出身的，品學兩胜，能夠端正科場風气，為國選拔真才，所以十五處、三十名正副主考，詞科出身的占了十三個，而且以正主考居多，除了湯斌以外，泰松齡放到江西，李來泰放到湖廣，施閏章放到河南，曹禾放到山東，嚴繩孫放到山西，方象瑛放到四川，邵吳遠放到廣東，喬萊放到廣西，米漢雯放到云南。年紀較輕的，像朱彝尊則放到江南當副主考。 湯斌奉旨即行，隨帶了史稿，坐船由運河南下。到了杭州，總督李之芳，巡撫李本晟，都在碼頭上迎候；主考等于欽差，照例接入接官廳，將湯斌引入上首西南而立，然后地方大吏行三跪九叩的大禮，報名“恭請圣安”。 “朕安！”湯斌代表皇帝回答。 行過這套儀注，方始有私人的酬酢；李之芳是湯斌的同年，自然分外親熱，但巡撫李本晟是順治六年的進士，官職比總督低，科名卻比總督早，所以湯斌稱他“前輩”，非常客气。 寒暄既畢，正副主考被護送到“公館”休息；椅子還沒有坐熱，總督派“戈什哈”送來了一桌燕菜席；接著是杭州府的錢塘縣知縣，持著手本來謁見。 省城的知府稱為“首府”，首府的第一縣稱為首縣。凡有達官貴人蒞省公干，或者路過，照例由首縣“辦差”，供應一切。這個規矩，湯斌自然知道；因而了解首縣此來是談辦差的事，不能不見。 未見之前，得先邀副主考于覺世來談一談，“子先兄”，湯斌喊著他的號說，“三藩之亂，雖已平定，瘡痍滿目，民生凋敝；浙江為人閻的要道，這几年平服耿精忠，大軍由浙江經過，軍需供應，頗費民力。你我該當体諒！” 于覺世是山東新城人，順治十六年的進士，科名既晚，又是副手，自然唯命是從，所以在了解湯斌的意旨以后，很爽快地答道：“老前輩莫問俺！老前輩怎么說，俺怎么听！” “既如此，我就自作主張了！” 當首縣的都是极能干的人，一見面先把湯、于二人恭維了一頓，然后請示：“兩位大人有什么吩咐，盡請明示。” “多謝老兄關愛。”湯斌指著簇新的湖色杭紡的門帘說：“貴縣備辦的東西太華麗了，實在受之有愧。等試事完畢，請老兄都收了回去；下科鄉試，還可以用。” 首縣一听，大為詫异。向來“辦闈差”是件最苦的事，公館中里里外外，都要新制；考完了捆載以去，還要首縣出一張“甘結”，說是考官未曾白要地方的東西，一切供應，都已照實价付款。在闈期前后，多主需索，視為當然。獨獨這位湯主考，反嫌供應過于華麗，而且不愿帶走，這是什么道理？ 那首縣靈机一動，自以為已默喻于心，便恭恭敬敬地答應一聲：“是！” “我曾兩任監司，”湯斌又說，“對地方上的情形，也還不隔膜，公私交征，無非取之于百姓，本院如今正告貴縣，行館的一切伙食供應，我們自己備辦。下人及闈中役使人等，如有藉故需索，或者委托代辦事項，不照實付价的，請隨時鎖拿，或者告訴本院，一定嚴辦。” “是！”首縣答道：“久仰兩位大人弊絕風清，絕不致有此情事。” “但愿無此情事。”湯斌正一正臉色又說：“不過貴縣亦不得有任何攤派，否則本院要嚴參的！” “是！”首縣懍然應聲，“遵大人的諭。” 口中遵命，心里另有打算；回到縣衙門，悄悄封了三百兩銀子，派一個親信家丁。送到主考公館，叮囑面交湯斌的管家。 去不了一個時辰，那名家丁哭喪著臉，跑回來跟主人說：“碰了老大一個釘子，差點被湯大人給抓了起來。” “為什么？” “還不是為了送紅包！” 首縣深深透了口气，把戶房書辦找了來，關照他說，這趟“闈差”很省事，不可有任何攤派。此外也要當心，主考照例采風問俗，可以專折奏事；地方上有何劣跡，落入湯主考眼中，須防他參劾。 三場試畢發榜，杭州人大為惊奇，取中的寒士特多。 雖說“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科場的風气，還是富貴人家的子弟占便宜；即使有“辛西科場案”那樣的大獄，闈中畢竟還不能沒有關節，只是不如以前那樣肆無忌憚。而況最公平的考試，亦不能免賄賂，不能免人情，所以賣關節的事沒有，送關節還是有的；唯有湯斌是例外。 他自己絕不送關節，也不理房官送關節；凡是荐了卷來的，只憑文章定去取。富貴人家子弟的關節，歸于無用，大家憑本事角逐，寒士的机會多了，相形之下，就顯得取得多了。 出了闈，湯斌便即吩咐：“收拾行李，明天就走。” “老前輩，”于覺世這下可忍不住了，“西湖山水甲天下，俺還不知道西湖是在城里，還是城外呢！” 這一說，湯斌倒覺歉然，“既如此，我們自己載酒作一日之游。不必扰地方上。”他問，“你看如何？” “俺听老前輩的。”于覺世答道，“索性不扰，一清如水。” 話雖如此，到底不曾瞞得住首縣，陪著去逛西湖；湯斌拒絕不了他的人，卻拒絕得了他的物，堅決不受首縣的供應，自己叫廚子做了四樣菜，帶著一壇酒去見識了西子的面目。 等游罷歸來，門生來謁見的，已不知多少，贄敬一大堆，多到上百，最少也有八兩；湯斌不能叫于覺世不收，但他自己的那一份，卻另有處置。 湯斌是這手來，那手去，收了富家門生的贄敬；分送給清寒的門生，勉勵他們敦身立本，力學勵行。那些寒士自是不肯收受的居多，害得湯斌費了好些唇舌，才得安排妥當。 闈事全部處理完畢，巡撫李本晟要盡地主之誼，約請正副主考作兩日盤桓，第一天游山，第二天玩水，到一處名叫西溪的地方，看蘆花，吃螃蟹。 湯斌說什么也不肯，堅持“事竣复命”的昭官正則；下一天上船，仍舊由運河回京。 湯斌未曾到京，皇帝已知道他在浙江主持鄉試的經過了。 這是出于杭州“織造”的密奏——織造是沿襲前明的一項敝政，原由宮中直接指派太監，分駐江宁、蘇州、杭州三處，負責織制禁中所用的一切綢緞；清人廢除了許多不當的供應，而織造卻被保留。由于這是皇室的一個私人机构，所以由作為皇帝奴仆的內務府包衣掌管。織造的經費報銷，与戶部無關；工務亦与工部無涉。但在地方上，織造与總督、巡撫、將軍、學政，几乎處于同等的地位；或者說，織造是受命監督這些地方大員的。 江南富庶，是國家的要區；但离京師甚遠，皇帝有鞭長莫及之苦。付托得人，自然不須煩心；如果地方大員貪污虐民，官官相護，則皇帝就無由了解實情，因此，利用織造為耳目，定下一套极周密的制度，可以使得皇帝在万里以外，了解江南和兩浙地方官的一舉一動。 這個制度是規定織造應將本地的政情，按時奏報。奏折必須親繕，絕對不得假手于人；專差遞到京城，交由指定的太監進呈。皇帝用朱筆批諭，有時是一個簡單的“閱”字；有時長篇大論，或者指示，或者垂詢。批完發出，原折由原差帶回，到滿一年，將這些經過朱批的折子繳回，不得私留一件。 地方上可以專折奏事的，還有督撫、將軍、學政；如果遇到天時變化，与民生有密切關系的，必須奏報，如久旱之后喜雨，或者瑞雪初飄，要報明得雨几寸几分，得雪几天几寸，有時所報的各不相符，便以織造所奏為准，而從這個比較上，皇帝就可以知道，誰是所言不實，辦事馬虎？于是此人奏報其他政情，皇帝也持存疑的態度了。 杭州織造根据耳聞目見，奏報湯斌在浙江當主考，說是闈中弊絕風清，闈外一介不取，清廉公正，极其罕見。寒士而有真才的，無不揚眉吐气。當然，他不收清寒門生的贄敬，反助以膏火的這段美談，也敘在密折內。 因此，皇帝對湯斌有著發自衷心的敬重。深信他是言行一致，不欺暗室的真理學，將他升為翰林院供讀，選任為經筵講官，表示承認他可作帝師。 不久，由于葉方藹病故，徐元文罷職。湯斌又被派為明史總裁官之一，并受命纂修世祖實錄。就這樣由侍讀升為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再升為內閣學士，充大清會典副總裁官，其時為康熙二十三年二月。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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