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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輔導太子


  湯斌是閏年四月十九到京的,車子進了彰義門,照例先行到宮門請安,遞上折子;然后回到預先派人租下的住宅——极小极簡陋,草草安頓,立即草擬奏折,准備舉荐他在夏峰的同門,做過大名道副使、丁憂回籍的耿介,一起來擔負輔導太子的重任。
  剛剛拿起筆,忽然有數騎快馬到門,求見湯斌:是一名御前侍衛,傳旨即召湯斌進宮。
  “皇上是听九卿奏事的時候提起,說是看見湯大人在宮門請安,”那御前侍衛說:“皇上急于想見,吩咐即刻宣召;已經賜了‘紫禁城騎馬’,請湯大人馬上就走吧!”
  于是湯斌又向北磕頭謝了恩,匆匆出門;御前侍衛帶了一匹御廄的好馬來,騎上就走,進宮直到景運門前下馬,引入乾清宮西暖閣,皇帝已經等了一會儿了。
  行禮以后,皇帝吩咐起立回話,他向湯斌這樣致慰:“你在江蘇,能夠洁身自勵,統率僚屬,實心任事,這些情形,我都知道。天下官員,有才的不少;操守謹慎的,未能多見。你以前陛辭的時候,曾經向我說過:‘平日不敢自欺’這句話你說過做到。我很高興,所以特地拔擢你當禮部尚書,你以后要格外自勉。”
  “是!”湯斌答道,“臣學識庸陋,蒙皇上簡任江蘇巡撫,奉職無狀,時虞隕越;今蒙皇上,不次拔擢,不敢不盡心力,勉圖報稱。”
  “江蘇的情形怎么樣?”
  “蘇州、松江兩府,去年丰收;西淮、揚州水災,蒙圣恩減免因賦,賑恤百姓,万民歡呼,感恩不止。不過徐州一帶,地最荒瘠,今春民困,比較嚴重。”
  “你一路來,所見到的情形呢?”
  于是湯斌据實奏陳,提到安徽鳳陽、蒙城一帶,饑民遍地,謀用無策;皇帝惻然不歡,連連搖頭。
  “江蘇的風俗,可有什么改革?”
  “臣前年陛辭時,蒙皇上面諭,蘇州風俗奢侈浮華,飭臣到任后,當以移風易俗為先。圣駕南巡時,面諭臣民,敦本尚實,反璞還淳,万民百姓,無不感動。臣仰体圣意,朝夕告誡,風俗已漸漸改觀。”湯斌又說:“蘇松一帶的淫詞,臣已分別拆毀,百姓亦無惊扰;但神棍興風作浪,無時或已,臣怕离任以后,故態复萌,已特上奏疏,請旨頒諭,臣伏乞皇上,准如所請。”
  “這是對的,當然要准。”皇帝又問:“江南的吏治如何?”
  “江南吏治自于成龍、余國柱以后,有司頗知守法;臣遵奉功令,多方勸誡,吏治漸歸醇謹。”
  “你那里有好官沒有?”
  “有!”湯斌答道:“松江知府魯超,才具甚优。”
  “祖進朝呢?”
  “祖進朝是很朴實的人,操守亦很好。”
  “王新命怎么樣?”
  “王新命對政務甚為熟練,与地方甚為安靜。”
  “王新命的操守,能像于成龍那樣嗎?”
  這是指老于成龍,是王新命的前任——江南總督。老于成龍的操守,只有湯斌自己与陸隴其可比;王新命當然不及。湯斌無意傷害王新命,但亦絕不愿說假話,尤其是在皇帝面前,因此略有一躊躇,考慮措詞。
  “似于成龍的廉洁,世間原不多見。亦難以于成龍的作為來律人。”湯斌很婉轉地答道:“但能与地方相安,也很不錯了。”
  皇帝最通達人情,覺得湯斌這兩句話,既未隱瞞真相,卻又存著恕道,所以點點頭,不再多問王新命的情形;問到已放為直隸巡撫的小于成龍。
  “如今的直撫于成龍,你看他如何?”
  “成龍曾為江宁知府,臣因同事,頗知其人,清而不刻,且有才略、有擔當,皇上用他做巡撫;天下無不心服皇上知人之明。”
  這番陳奏,皇帝入耳相當高興,“對了!”他嘉許地說,“你說的‘清而不刻’這句話很好,做清官原要發自本性,有意要博清官的名聲,做出許多矯揉造作的事來,就有流弊了。至于有才具、有擔當,自是好事,但如操守不謹,恃才多事,反為百姓之累。”
  “是!”湯斌答道:“臣仰体圣意,務必与民休息;告誡部屬,亦總以不用事,安靜為言。”
  “蘇州的鄉紳呢?”皇帝問道:“我往日常听說,吳中的鄉紳,最喜歡多事,近來如何?”
  “近來皆能仰体圣意,安分守己。如大學士宋德宜,居鄉最善。”
  “宋德宜的為人,我是知道的。”
  “此外如汪琬在堯峰山中養病,不与外事。其余亦都很謹慎,臣在任一年有余,不見鄉紳以私事干瀆。”
  “那也因為你剛正的緣故,如果你自己跟鄉紳私下有什么不能与外人道的往來,他們就放不過你了。”皇帝又問:“有博學好古的人沒有?”
  “吳中素重文學,隱居著述者,亦頗有人。但操行如何,臣未深知,不妄舉。”
  “嗯,嗯!”皇帝略停一下,問到最關心的一件事,“下河開海口的事,照你看,究竟應該怎么樣?”
  提到此事,湯斌不能不据實陳奏:“皇上命尚書薩穆哈、學士穆成格等,會同漕運總督徐旭齡及臣詢問下海民情。臣奉旨后,不敢疏忽,与薩穆哈等,遍歷海口各州縣,訪問地方士紳耆老。起初人多口雜,言語不能歸一,而且各州的水道海口,深淺寬狹亦不相同。綜結地方民情,大致以開海口積水可泄,但工銀太少,今年荒歉,恐不足用。只是高郵、興化的百姓,听說筑堤開河,要毀了墓廬房舍,都說不便。當時部臣公議,以筑堤取土艱難,工必不成,且毀人墓廬,亦非皇上軫念民用的本意,至于開海口,工程浩大,需費甚巨,且恐不能奏效,不如暫停為便。臣与徐旭齡商議,以目下遍地皆水,工力難施,暫停亦未為不可。因此,共同列銜具奏。不過,臣別有建議。”
  听得這話,皇帝覺得与薩穆哈所說不符,便傳諭宣召,有所誥責。
  這等于對質;湯斌侃侃直言,根据當時經過,無所隱諱,他說:“開海口一事,是皇上南巡,親見民間房屋,淹沒水中,□同囗在抱,因命大臣相視海口,簡選賢能,開海泄水,此真是堯舜之心。所以,當時議定暫停則可,如果竟因此作為罷論,有負圣意,臣實不敢苟同。而且,上游之水,滔滔而來,下游無一出路,不但民間田地,永無干涸的日子;而且怕整個城池,都會淹沒。像去年興化城內,水深數尺,万一在三、兩年當中,再遇水災,一城汪洋,臣等豈得倭諸露雨成災,地勢太低,無能為力而逃罪?”
  “這足見你肯負責,不負我的委任。”皇帝問道,“那么,開海口一事,你的意見到底怎么樣呢?”
  湯斌從容答奏:“淮揚得天下澤國。如果說開了海口,大水就可以完全退去,臣不敢說這話。但水總要有去路,開一丈有一丈之益,開一尺則有一尺之益;假使浮溢之机,逐漸消滅,原來的湖、河之形,可以發現,再來疏溶筑堤,這才能逐漸消弭水患。”
  “你說得很好,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是主張雙管齊下,一面開海口,一面筑堤防,以為正本清源之計。可是這話?”
  “皇上圣明!”湯斌衷心欽服地磕著頭說:“臣以為民用當念,國計亦重。如果多費庫帑,而水不能盡涸,并非長策。國家財政艱難,無須多發庫努;如今只在下河七州縣的錢糧中,酌量提出款項,存貯江蘇,一兩年后,作為修河之用,不敷之數,再行設法,總之以本地居民,本地錢糧,開本地海口,不作大舉,不多設官,漸漸做去,不求速效,但務實際,總必有成。”
  皇帝深深點頭,覺得湯斌這番奏議,才是實心任事,可長久之道;与那些專務表面,既以粉飾,又便侵漁的巧宦,大不相同。
  這就到了薩穆哈難堪的時候了,皇帝問道:“你知道這番意思,跟薩穆哈說過沒有?”
  “臣与總漕徐旭齡,曾向薩穆哈說過。”
  “那么,你們會同題奏的本章內,何以不曾提到?”
  湯斌老實答道:“薩穆哈的意思,以為奉旨詢問民情,當以民間議論人奏。臣的這些話,不妨等皇上垂詢,再行答奏。薩穆哈奏特旨查問,臣等是奉旨會辦,自當以薩穆哈的意見為主。”
  話說到了這里,皇帝已經很明瞭了,“好!這件事再說。”皇帝吩咐太監:“帶湯尚書去吃飯,傳御膳房備辦。”
  于是湯斌謝思而退。飽餐御廚珍饈,回到家草了一道奏疏,陳請在閩四月廿四,請皇太子出閣,親祭先師孔子,然后開講。
  十三歲的皇太子,十分聰明,也十分敬重湯斌,所以師弟之間,感情相處十分融洽。在湯斌自覺能夠啟沃東宮,為未來造就一位賢君,是平生志業的發抒,所以志得意滿,以為這下才真是找到了安命之地,而在旁人的看法就不同了。
  旁人的看法有兩种,一种是欽佩慕名;一种是妒恨交加。欽佩湯斌的人,只在內心致敬;而妒恨的人卻在暗中有了行動。
  這些人是明珠、余國柱和徐乾學、王鴻緒之流。因為湯斌深得皇帝信任,每逢廷議大政,皇帝一定會問:“湯斌的意思怎么樣?”而湯斌總是以國計民生為依歸,侃侃直言,無所避忌;与明珠等人只為私利打算,恰好相反。
  “老湯轉眼之間,就要大用了。現在是尚書,已經如此;如果入了閣,相公,”余國柱提醒明珠:“那時候,盡是老湯一個人的主意了。”
  “一步一步來!”明珠冷笑,“我看他得意的日子,也不久了。”
  湯斌無意与任何人為敵,但偏偏遇著治下河一案,他不能不率直陳言,也就不能不得罪明珠所支持的靳輔——就由于入京第一天的奏對,揭穿了薩穆哈的复奏不實,因而皇帝震怒,革了他的職。同時,再次召見湯斌,商議如何浚治下河。
  “靳輔以為開海口,有海水倒灌,鹽分坏了田地的弊病。臣以為不必憂慮。”湯斌答道:“臣曾詢問當地土著,北宋范仲淹筑堤時,海水与堤防甚近;現在海水遠者百里,近者六七里,儲有緩沖的余地。而且海之潮汐,猶如人之呼吸,漲潮有一定時刻、一定分量,平日海潮漲時,原不甚遠。江河之水為海潮所涌,則是江河之水,并非海水。至于颶風海嘯,是非常的災异,豈能預計?”
  皇帝對于西洋的天算之學,頗有研究,深明潮汐与天時相互有關的道理,所以覺得湯斌的分析,頗為實在,因而作了開海口的決策,發帑銀二十万兩,命工部侍郎孫在丰,馳驛前往經理其事。
  孫在丰是浙江湖州府德清縣人,康熙九年的榜眼,稟性平和,也是個肯做事的好官。一到了江淮黃河下游,次第興工,溶深海口;正當工程進行得很順利的時候,下河突然在十天當中,漲了好几尺的水。仔細勘查,才知道上游的減水壩,一齊開放;諸流匯集,灌向下河,自然要漲水了。
  這是不是河道總督靳輔有意搗亂,誰也不敢說。但水勢一漲,施工便困難,孫在丰唯有飛章入奏,請降旨命靳輔封閉所有的減水壩。皇帝得奏,特開廷議;奉召与議的,有湯斌,也有戶部尚書余國柱。
  “減水壩是為了泄洪之用,作用重在流通;如果盡行封閉,水無出路,万一潰決,為害甚大。”余國柱說:“臣前在江蘇,曾周歷沿河各地,深知形勢。孫在丰所請,宜不准。”
  余國柱的意見,就是明珠的意見,頗有人附和其議。皇帝便問:“湯斌有何話說?”
  湯斌徐徐答道:“臣前在徐州一帶視察河工,就覺得減水壩太多。臣聞以前只有四壩,現在增至三十多處;漲水時,自易于宣泄,但平時如果不塞,則水勢分散,河流緩弱,泥沙易于淤積,河底漸高,于運道大有妨礙。”
  這是間接反駁余國柱之說:“水勢分散,河流緩弱”,何來潰決之虞?
  余國柱知道皇帝英明過人,一定能夠從湯斌的話里,找出言外之意,因而立即為他自己也為靳輔辯護,“減水壩乃是明臣潘季馴的成法,”他說,“行之有效,所以靳輔仿效,并無錯誤。”
  潘季馴是明朝万歷年間,受張居正的支持,治河有功的名臣;余國柱拿他來做擋箭牌,是很高明的一著。只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當場為工部尚書杜臻找出毛病。
  “靳輔的減水壩,与潘季馴的不同。”杜臻毫不思索地接口,“潘季馴的減水壩,是放水出海,靳輔的減水壩是放水人田”
  這就是說,同一減水壩,去路不同,潘季馴的泄洪道,通向海口,而靳輔所開的泄洪道,通向平衍之區,這流向的內外不同,与洪水的宣泄大有關系。
  這一來變成各持一說,而孰是孰非,似乎只有身任其事的人,才能判斷究竟。余國柱正好借此解除他眼前的困境,當即建議:“臣以為宣召靳輔及孫在丰到京,各陳所見,以定取舍。”
  “孫在丰不必回京!”皇帝作了极明快的裁決:“他的要求,不過上游不要放水而已!如果叫靳輔去治下河,試問上游不塞,他能在下河一片汪洋之中施工嗎?以前靳輔也面奏過,治下河需先堵塞上游的減水壩;如今孫在丰要這樣辦,他又說不可以,這不是明明有意阻撓,跟孫在率為難。靳輔應該進京,等我當面問他。”
  靳輔是明珠所支持的,如今落得這樣一個結果,自是對明珠的一大打擊;這個打擊,足以影響他的“買賣”,因為地方大員都恃明珠為護符,按時致送“平安錢”以保無事。現在拿靳輔的情形看,送了錢依舊不得保平安,那又何苦再花冤枉錢?
  為此,明珠門下,余國柱及左都御史佛倫等人大感恐慌,而推原論始,都因為廷議中皇帝听了湯斌的話的緣故,真如曹操說劉備的“卿不死,孤不得安!”不但要驅逐湯斌,甚至巴不得他一命嗚呼。
  這些情形,湯斌并不知道,中怀坦蕩,根本就不會而且也沒有工夫去計較個人的得失。但是,有些人是知道的;其中之一就是郭琇,為此特地去拜訪湯斌,提出忠告。
  “多謝關愛!”湯斌這樣笑道,“華野,我今年六十歲了,去日無多,不宜為此親怀。諸葛武侯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道盡千古臣節,我雖愚,竊慕此語。”
  “唉!”郭琇長歎,“潛公,我真替你著急。”
  急的是湯斌那副不在乎的勁儿。君子与小人之爭,君子往往斗不過,就因為這种不在乎,才處處予人以可乘之机。
  湯斌當然懂他的意思,反倒安慰他說:“當今皇上,不是明朝中葉以后諸帝,偏听不明,你不必為我著急。”
  這倒是實話,郭琇點點頭說:“靳輔就是。”
  大家看靳輔受皇帝洁責,以為圣眷已衰,頗有人落阱下石,說他治河十年無功,應解職听勘,皇帝不以為然。
  皇帝是這樣說:“治河甚難,靳輔看得太容易了;所以功效不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明顯。如果他這樣的人要議處,以后繼任的人,惴惴不安,更難著力。靳輔不必有什么處分,只責成他努力督修好了。”
  郭琇由于湯斌拿這個例子來說明皇帝內心自有權衡,絕不致偏听讒言,想想不錯,也就替湯斌放心了。
  靳輔被召到京,由大學士及九卿先行詢問,為了開溶海口,閉塞減水壩,到底可行与否?結果是如此复奏:
  据靳輔云:“高郵之南兩大減水壩,自正月可塞至五月;其三小減水壩,自正月可塞至三月。高郵州之北,其壩亦有可塞之處,惟高家堰,斷不可塞。”其應塞之處,前与孫在丰會議時,并未議出,殊屬不合,應將靳輔交与該部議處。
  這是明珠与余國柱所密議的避重就輕之道。皇帝心里很明白,但他不愿說破;治河是治河,党爭是党爭,后者的是非暫且可以不問,免得把情勢弄得更复雜,更曖昧,以致減水壩該塞不該塞的是非,更難搞得清楚。
  因此,他對大學士九卿所上的這道奏疏,暫且不批,只傳旨“御門”召靳輔、湯斌,及大學士問話。
  “開溶下河,其要點在塞高家堰的壩,不在塞高郵的壩。上游的這個大壩不塞,何益之有?”皇帝問道:“大學士、九卿是這樣問你的嗎?”
  不問本題,先問到問的是什么話,就見得皇帝唯恐臣下有成見,該問的不問,不該問的偏問,將是非顛倒了。而也虧得有此一問,靳輔才有机會陳述他的意見。
  “大臣所問,与皇上垂詢,有一處不同。”他這樣答道:“大臣問:‘你如果堵塞淮水人黃河之口,令水流入七州縣,則下河修治,必致遲誤。’臣謂修理正河經費尚憂不足,何能更有余款,堵塞無用之口?且黃水強則流入淮河,并非人力所能禁止。臣如阻撓溶治下河,豈能逃避國法?”
  “湯斌!”皇帝轉臉問道:“你有什么意見?”
  “臣按:高家堰減水壩,作用在讓洪澤湖与運河能夠相通,彼此調劑。今靳輔唯恐黃河潰決于南岸毛城舖等處,筑減水壩合黃河之水人洪澤湖;洪澤湖不能容納,又于高家堰筑減水壩,使水人運河;運河不能容納,又于高郵等處筑減水壩,流入七州縣。七州縣的水無所歸,不但百姓被災,兩三年之間,只怕黃水、淮水以及江淮三十六湖的水,一起停蓄泛濫,后果不堪設想。”
  說來說去要使水有所歸,唯有歸之于海;而靳輔則仍堅持海水倒灌之說,反對開海口。一場辯論,并無結果,只有命群臣再“詳議以聞”。
  在另一方面,明珠主持,余國柱設計,徐乾學執行,陷害湯斌的陰謀已經開始了。
  用來作為“凶器”的,是湯斌在蘇州臨行之前出的一張告示;徐乾學以在“南書房行走”,旦夕侍從的方便,悄然進呈了皇帝。
  事起于這年春天久旱不雨。多少年來的傳統,遇到這种天時反常,有害民生國計的情形,認作是下情壅塞,不能上達;民間怨聲,化成戾气,所以上天示警。唯有詔求直言,改正政務上的不當措施,始能感格無心,迎召祥和。
  因此,皇帝在御門听政時,面諭大學士:“傳問九卿,政務如有缺失,或有害百姓的,盡管實說。”
  于是大學士明珠,召集六部尚書、左都御史,以及翰林院、詹事府、通使司、大理事等等衙門的堂官,在內閣集會,傳達旨意。
  會中也有人發言,指出政務未盡妥善之處,但都是些無關大計的瑣務。最后,湯斌開口了,他談的是“蘆課”。在江蘇地方,特定每年自葦塘中收的稅,用來走銅報部,這本來不足以病民,但辦法不好便形成苛扰了。
  “蘆葦秋天才有,現在春天預征‘蘆課’,此非常理所應有。”湯斌解釋此一不合理的措施,為百姓所帶來的痛苦:“春耕尚未播种,田上正是下本錢的時候,責成百姓繳納蘆課,那就只有‘賣青’借錢來完納。到了秋天收獲的時候,也許盡其所人還不夠還債。所以蘆課應該恢复以前的辦法,在夏、秋兩季分征。”
  蘆課改為春征,正是余國柱在江蘇巡撫任內的“德政”之一;這時听了湯斌的話,心里自然不舒服。
  湯斌是對事不對人,依舊侃侃直言:“而且銅出在云南,江蘇不產銅。以蘆課購銅,歸各關卡走辦,關卡對于商貨進出,情況熟悉,而尚感不足;如何可以再叫地方官去采辦?地方官買不到銅,無法交差,就只好責成‘蘆戶’繳銅代稅,此更是苛求。所以不但要恢复夏、秋兩稅,而且只可以蘆戶繳現銀,不可叫蘆戶繳銅。”
  說到這里,余國柱已經老羞成怒了,站起身來,臉紅脖子粗地說:“年兄,你不必說了!要變更這個辦法,除非我不當戶部尚書。”
  一場會議,不歡而散。到了五月里,雖有小雨,無濟于事;皇帝相當著急,因而又頒一道上諭:
  朕統馭天下,念切民生,鳳夜圖治,罔敢少懈;邇來歲每不登,民食寡之。今茲仲夏,久旱多風,陰陽不調,災孰大焉!朕用是不宁,減膳撤樂,求言省過,齋居默禱,雖雨澤溥降,尚未霪足。皆因朕之涼德,不能上格天心。較特沛寬仕,務崇悼大,罷營建、恤貧窮、釋淹擊,政令有不便于民者,更之;罪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這是极大的仁政,上諭一頒,無不感奮。但皇帝的深仁厚澤,也要有實心任事的人來執行;否則就會大打折扣,甚至變成口惠。如果工部的官員私心太重,“罷營建”失去了從中克扣工料的憑借,即非所愿;而地方官倘有貪名,則“恤貧窮”适足以造成他的將救濟款項落入私囊的机會,而這些執行政策的責任,又以宰輔為主;如果監督不周,甚至他手里先私心自用,使得皇帝的意思變了質,則下面雖有好官,亦往往無能為力。
  有個欽天監的小官,官位叫“五空靈台郎”;名字叫董漢臣,稟性耿直,久已不滿居于相位、把持政事、納賄招權的明珠;此時看聲名狼藉的余國柱,新近因為明珠的援引,居然入閣拜相,內心益發憂慮憤慨,正好皇帝下詔求直言,因而便費了三天工夫,寫成一篇奏疏,要求都察院代奏。
  小官言事,必得呈請本衙門長官或都察院代奏,欽天監是個小衙門,那里的長官,除了本身業務以外,沒有資格上疏論國事,自然也沒有資格為部屬代奏,所以董漢臣只好找上都察院。
  這在董漢臣不是第一次,以前上疏,亦都因為語言激切,左都御史不愿替他代奏,每每飾詞推托,這一次因為皇帝有特旨,而且董漢臣的意志亦很堅決,所以新任左都御史,与高士奇狼狽為奸,而与明珠、余國柱亦通聲气的王鴻緒,怕壓置下來,有人參他一個“壅于上聞,阻塞言路”的罪名,非同小可,只好具疏代奏。
  董漢臣論時政得失,极其痛切:一共十件大事,其中有兩款与湯斌及明珠、余國柱有關。
  与湯斌有關的一款是“諭教元良”。元良指天子而言,董漢臣認為湯斌作東宮師傅,教法未善,尚未盡心。
  与明珠、余國柱有關的一款是“慎簡宰執”,那時的學士是兩滿三漢,滿人是明珠和勒德洪;漢人是王熙、宋德宣、余國柱。宋德宣已回蘇州養病,遙領虛銜,所以實際上是兩滿兩漢。
  這四個大學士,自然是明珠當首腦,余國柱為明珠的死党,听從指揮,不在話下;王照极會作官,看明珠勢大,見机行事,依附無違,勒德洪無足輕重,因人成事。因此,內閣中可說只有明珠一個人當權。
  由于董漢臣的指責,相當實在,特別是余國柱剛剛入閣,所以“慎簡宰執”這四個字,仿佛主要的是對他而發,格外感到刺心,同時也相當害怕,怕皇帝認真追究,是個不了之局。
  經過一番密議,明珠同意了余國柱的見解,認為此時不宜申辯,應該引罪自責,等這場風波過去,再來收拾董漢臣及其背后的指使者——他們都疑心瀝斌曾授意董漢臣發難。
  于是明珠向皇帝面奏,准備國服待罪。皇帝卻要先弄清是非,將董漢臣的原奏發交廷議。
  六部九師都到了,明珠在內閣主持會議,王熙的態度很蠻橫,“市儿妄語!”他說,“把他殺掉就完了。”
  正在這時,湯斌到了,余國柱表面上很尊重這位老同年的,赶緊起身迎接,同時將王熙的話,告訴了他。
  這是不怀好心,知道湯斌的性情,有意要讓他跟王熙發生沖突。果然,湯斌大搖其頭。
  “大臣不言小臣言!”他引用明朝的成句,“董漢臣沒有死罪,而且說實話,我亦愧對董漢臣。”
  湯斌的所謂“愧對董漢臣”,是承認董漢臣在“諭教元良”那一款上的指責有理。在他是實話,在余國柱卻認為是莫大的諷刺,越發把他恨如刺骨。
  于是有為明珠和余國柱所豢養指使的言官,上奏參劾董漢臣,說他“越職言事,妄希富貴”。又說:“漢臣不知書,必有代草其疏者。”這一枝暗箭,箭頭自然是指向湯斌。
  余國柱是有一配合的行動的,根据言官的這一道奏疏,擬議由刑部逮捕董漢臣問罪。皇帝自己下詔求直言,而直言有罪,則更無人敢于奏諫;所以皇帝不愿采取嚇阻言路的不合理措施,只命內閣重新擬議。
  “董漢臣應詔陳言,不應該有罪。”湯斌指著胸對余國柱說:“倘或治董漢臣的罪,如此中何?”
  這是問他良心何安?余國柱既慚且恨,而實在無可如何。只有在董漢臣身上打主意。
  他叫人跟董漢臣去說:“這一案很嚴重。如果有一天要對簿公堂,你只要把湯斌尚書牽出來,說是他的指使,就可以無罪了!”
  董漢臣是個硬漢,這樣答道:“我哪里識得湯尚書?我的奏疏已寫好了几年,三次請求代呈,都被拒絕。怎么好誣賴湯尚書。”他又說道:“如果上面要問我,我就這樣回答:認識御史江繁!”
  江繁是余國柱的至親,董漢臣是有意如此作答,來人無奈而去。過了几天,皇帝遣禮部官員訊問董漢臣,他果然這樣回答。皇帝免了他的罪——這表示抨擊明珠,不致招禍。對明珠的權威來說,自是一大打擊。
  一計不成,另生一計,這一次便有徐乾學參与了。
  事起于江蘇要增設一處海關,這自然要加重老百姓的負擔,所以廷議時,徐乾學以江蘇京官的身分,拜托湯斌說道。“今日之事,江蘇數百生靈,懸于老公祖之手,總求成全。”
  “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何能為力?”
  “皇上倚重,老公祖又新自江蘇來,一言九鼎。合郡生靈,敬以相托。”
  及至廷議,徐乾學閉口不言,太學生梁清標受了指使,便即說道:“湯老先生宜乎主持禁設之議。”
  湯斌為了百姓,也就說道:“海關与民爭利,這樣的事,豈有于地方有益的?倘得其人還好,不得其人,四處騷扰,害民無窮。”
  這段話由徐乾學傳到皇帝那里,深為不悅,傳旨命明珠去法問湯斌。余國柱卻又附著他的耳朵說:“有人要害年兄,到內閣只這樣說:得其人便無害。”
  到了內閣,明珠說道:“皇帝面諭:‘湯斌是道學,如何一件事兩樣說法’,他進京時,我拿海關的事問過他,他說無害。今日九卿會議,如何又說害民?命我傳問。”
  看起來余國柱像是一番好意,但無論好還是歹,對湯斌都毫無影響,在九卿會議中他是怎么說,此刻在奉旨詰問時,依然是怎么說。
  “是了。”明珠一向有禮賢下士的名聲,其實跟唐朝的奸臣李林甫相仿佛,口蜜腹劍;他視湯斌為最大的政敵,但見面時總是异常客气,即使有所爭議,臉上亦總是帶著笑容。所以听湯斌照實陳述,奉旨交辦事項已畢,隨即殷勤問訊,而且帶著他到設在內閣的辦事的書齋,取出他的詩稿,向湯斌請教。
  “此調不彈久矣!中堂的大作,何敢妄肆議論。”湯斌很謙虛地說。
  “我与湯公少親近,曾听小儿說起,湯公不僅理學;詞章一道,亦是文采斐然,何必客气?”
  明珠的長子納蘭性德,是最佩服湯斌的人;在史館的那些日子中,納蘭性德當御前侍衛,常常奉旨有事跟湯斌接触,雖然年齡相差甚多,學問路數不同,家世迥不相侔,但兩人卻极其投契。不幸納蘭性德青年早逝,現在明珠提了起來,湯斌不免傷感,欷覷不止,反倒是明珠勸他不必傷心。
  經此一番相敘,誰都以為明珠跟湯斌融洽得很——就表面看,明珠似乎也很幫湯斌的忙,而暗底下完全不是這回事。
  見了皇帝,明珠据實將湯斌的話回奏;皇帝對湯斌不滿之意消失了。
  這一來自然要對徐乾學不滿。皇帝對這件事看得很重,因為他也是念茲在茲不忘記老百姓的;但因庫用也是大事,為了江蘇的海關,他希望大家能夠諒解,如今徐乾學卻造作謠言,借他人之口,行反對之實,其心可誅!認為非加以訓斥不可。
  “都是你們蘇州的鄉紳,自己要做買賣,恐怕添個海關,于己不利。你們上牟公家之利,下漁小民之利,巧取豪奪,我都知道。”皇帝沉著臉說:“你們賴湯斌說害民,湯斌何嘗是這意思?他說:‘得其人便無害。’真是!天下什么事不是不得其人就有害?”
  本是商量好的一條計,凡此皇帝發怒責備,都在意中;徐乾學自然不會著慌,磕著頭,從容答道:“湯斌如何賴得?,廷議時九卿俱在,眾耳共聞,皇帝如以為巨言不實,可問梁清標。如果這話是臣捏造,誣賴湯斌,他在蘇州出的告示,上有他的巡撫關防,難道也是臣捏造的不成?”
  “什么告示?”
  “是湯斌在蘇州卸任出的,安慰百姓的告示。”
  “告示在哪里?”
  “臣家里就有。”
  “你怎么有此告示?”
  “是蘇州有人特意寄來,囑臣上呈,臣守皇上凡事安靜的訓諭,不敢多事。今蒙皇上垂詢,不得不据實奏聞。”
  皇帝點點頭:“明天你將告示帶來。”
  這是反激的手法,一懸一宕,才逼出告示的話來;不然不能無緣無故獻呈告示進讒。到了第二天,徐乾學將告示帶進宮去,皇帝一看“愛民有心,救民無術”這兩句話,果然大為不快。
  當然,徐乾學也還有一番歪曲的話。
  徐乾學當然先要頌圣,說皇帝屢次蠲免錢糧,又撥巨款興修水利,無一不是皇恩浩蕩的愛民仁政,而湯斌居然說他自己“愛民有心”,即是表示皇帝不愛民;而“救民無術”這句話,更為悖謬,仿佛當今天下有多少害民的苛政似的。
  這番話把皇帝說動了心,由此對湯斌起了誤會,“原來他是假道學!”皇帝口不擇言了。
  “湯斌的道學,是天下都知道的,只是欺世盜名,唯圣明在上能洞燭其底蘊。”徐乾學這樣恭維著。
  “哼!”皇帝冷笑,“古人善者歸君,過則歸己,才是臣道;如今是過則歸君,善則歸己。”
  “湯斌名心太盛,似乎太過。”
  由于徐乾學的一再煽惑,皇帝便命詹事府滿洲缺分的正詹尹泰,傳旨湯斌洁問。
  “你去問湯斌,”皇帝說:“他是大臣,說海關不好,部議不准,我依部議是常事。果然不好,何妨再三爭執,我未必就把他問罪。大臣不避斧鉞,為民請命,為何不當面說?居然把責任推在我頭上,他說‘愛民有心,救民無術’?是不是說我不愛民呢?”
  尹泰奉旨轉問,湯斌自然只有惶恐謝罪。過了些日子,湯斌見皇帝奏事既畢,湯斌打算有所申辯,余國柱提醒他說:“皇上責問,應當磕頭,為何要辯?”
  這話看來像是出于好意的衛護,其實是不叫他說話。湯斌一向在口才上吃虧,當時訥訥然無法出口,只有連聲答道:“臣不敢!臣不敢!”
  由于种种拂過,湯斌的健康,便大受影響—一他平日自奉過于節儉,營養不足,所以身体一坏,衰象畢陳,對輔導東宮之任,便有力不從心之苦。
  為此,湯斌再次荐耿介自代。皇帝准奏,特召耿介到京,授職小詹事;由于湯斌的牽引保荐的奏疏中,說他“賦質剛方,踐履篤實。家居淡泊,潛心經傳,學有淵源”,所以皇帝亦甚看重耿介,召見以后,并且面諭:“你寫一幅字來我看。”
  這不是要看耿介的書法,是要看他為學的心得,耿介寫了一幅正楷,自己所撰的辭句是:
  孔門言仁、言孝,蓋仁孝一理,仁者孝之本体;孝者仁之發用,不言仁無以見孝之廣大;不言孝無以見仁之切實。
  這四十三個字,闡明孝出于仁,表里相通的道理,簡明扼要,皇帝頗為欣賞,特書“存誠”二大字賜耿介,作為心許的表示。
  但是,皇帝心許,太子卻不“欣賞”這位師傅。耿介上了年紀,步履蹣跚,言語亦不甚利落;而且鄉居太久,形質儀容,朴實簡陋,年紀正輕,活潑好動的太子,自然覺得不對勁。當時朝中大小官員,也看不起這位鄉下土老儿的師傅,往往就在他背后訕笑戲侮,以致耿介大為不安,頗有悔此一行之感。
  對湯斌怀著成見的人,攻擊耿介,自是不在話下,但比較公正的旁觀之論,亦都覺得湯斌保荐耿介,頗欠考慮。最明白的一點是,湯斌在荐疏中說耿介“年逾六旬,精力尚健”,即非事實。
  卅二年不見,耿介已大非昔比,耳朵聾了,眼睛花了,步履瞞珊,老態龍鐘,即令寸心湛然,學問深厚,見解因年齡的增長而愈見超卓,但可以為一般士子的師長,卻不宜負輔導十四歲的皇太子的重任;因為皇太子到底還是一個少年,宜乎有個精力充沛,行動輕捷,言語便絡,能夠庄諧并作,因勢利導來啟發少年心性,如郭琇那樣的人,才是适當的人選。
  耿介當然也有自知之明,曾經具呈吏部,自陳衰老,不堪任使,請求代奏放回田里。無奈皇恩浩蕩,授職于先,賜字于后,耿介只有勉強留了下來。這一留使得妒忌湯斌的人,有了攻擊的口實;于是借海關一案發作,耿介也受了連累。
  當時攻擊湯斌的“重頭戲”,是在余國柱和徐乾學的指使之下,由左都御史王鴻緒擔任“主角”。
  第一步是對付董漢臣,當他奉旨免罪不問以后,本已無事;王鴻緒卻又另辟蹊徑,重起爐灶,就整個欽天監的低級官吏立言:
  欽天監靈台郎、博士官等,無知蒙昧者多,皆由其始不擇流品,星卜屠沽之徒,粗識數字,便得濫竿。授官之后,又不專心學習,勉盡職掌,惟行險僥幸,希圖遷擢,請敕下考試,分別去留。
  這話說得不算錯,禮部詳議,認為可行,复奏核可,便舉行了一次考試,結果有十五個人以“詞理舛誤”被革了職;不用說,其中當然包含了董漢臣。
  到了湯斌因為“愛民有心,救民無術”八個字為皇帝不滿之后,余國柱認為湯斌的圣眷已衰,正是攻倒他的時候,所以發動王鴻緒傾全力展開攻擊,由都察院滿缺左都御史絛丹和他本人聯名領銜,另外加上副都史徐元珙和鄭重,合詞上疏,說湯斌“務名鮮實”;又說他在巡撫任內,去任時“巧飾文告,以博虛譽”。這些都是針對皇帝的心理所進的讒言,相當有力;但攻擊得不分是非,顛倒黑白,就弄巧成絀了。
  其中有一句話是:“至擢巡撫,涓水矣莫報”使得皇帝大為不滿。他特地召見大學士明珠等人,神色嚴重地說:“湯斌擢用巡撫,是我重視其人的品德。湯斌在巡撫任內,縱有務名之心,但是政績昭昭在人耳目,何可因為海關一事,便抹煞了他以前的好處。果真其人不足當巡撫之任,那么,我以前用他的時候,你們為什么不奏諫?”
  這番質問,使得明珠等人,啞口無言,唯有免冠碰頭。不過,“慚對董漢臣”這句話,皇帝亦認為費解,便降旨令湯斌“明白回奏”。
  這是湯斌出于良心的“失言”,既然奉旨質問,便只有引罪;拖病草奏,深夜不眠,這篇奏疏很長,自陳昔年与耿介“同為詞臣,其刻苦自勵,杜絕交游,心竊重之,故冒昧荐舉,但自順治十二年,外轉后迄今三十二年,竟未謀面。”
  已三十二年未見的人居然保荐,湯斌自道,“臣罪何辭?”及至跟耿介見了面,“惊其衰老”,更為惶恐。提到董漢臣,他是這樣措詞:
  御史陶式玉,循其越職言事,奉旨下問,臣亦就疏論疏,以方今求言之時,越職罪似可寬。殊不思漢臣疏內各款,皆抄錄舊文,語多浮泛;惟是皇上諭教皇太子,何等精詳?以臣何咎,輒敢妄議,臣不能請旨嚴究真倩,使狂妄小臣,幸□官國憲,臣罪何辭?
  這樣說法,是違反湯斌本意的,但因董漢臣的原疏中,隱然有指皇帝縱容太子失教之意,而儲位關乎國本,如以為董漢臣所指不錯,則必將興起大獄,這正是明珠、余國柱等人所希望的。湯斌自覺一身無所惜,但動搖國本,危及朝局的事,是他絕不肯做的,同時董漢臣亦將不保首級,所以不能不這樣痛斥“小臣”,來解消一重絕大的隱憂。
  复奏疏的結論是,“自謂言動輕率,衍過多端”,惟有“席蒿待罪,請听皇上處分”。
  這個奏疏一上,皇帝尚無處置,卻以耿介上了個奏折,“引疾乞休”以致節外生枝,為詹事對正詹尹泰的彈劾,說他“僥幸求去,實無痼疾”,當時也劾指湯斌所荐非人。這樣复雜的情勢,更以第三者的介人,益發搞得嚴重。
  這個人名叫達哈塔,原是漢人,姓佟,入旗的漢人,照例在漢姓之下加“佳”氏,所以姓佟佳氏,他是原屬多爾袞的正白旗籍,以翻譯進士出點,當到吏部尚書,亦為東宮輔保之一,一則為湯斌、耿介不平,再則亦不愿卷人漩渦,所以上疏說道:“臣奉命輔導東宮,數日之內,負罪實多,以湯斌、耿介不能當其任,況庸陋如臣?乞准解退。”
  這一下皇帝大為困扰,但亦愿采取獨斷獨行的辦法,只有將有關此事的奏疏,一并交吏部議复,复奏是湯斌、耿介、達哈塔俱應“革職”。
  “耿介是東宮師傅,來了不多日子,革職回鄉,這變得對不起人了!”皇帝深体人情,這樣對吏部尚書李之芳說:“革職改為免職。他本是道員,以原品休致好了。”
  李之芳原是承受明珠的指使,本無意与耿介為難,自然連聲稱是。
  “湯斌与達哈塔,改為降五級留任。”皇帝又說,“湯斌原有些錯,眼前略示薄懲,將來我自有恩典。”
  雖然皇帝相當寬大,但明珠、余國柱、徐乾學、王鴻緒等人,卻是大失所望,認為這樣一個“大題目”都扳不倒湯斌,將來怕更難措手。需要再接再厲,再找一個題目,非把湯斌治倒了不可。
  這個消息傳到湯斌耳中,他不免歎息,湯夫人也知道這些情形,看他力疾從公,身体愈來愈坏,忍不住在侍奉湯斌的時候,要勸一勸他。
  “你的做官,辦公事,我從來不敢干預,如今必得要說了。”湯夫人問他:“你做官做得這么苦,到底為了什么?”
  “讀圣賢書,所為何事?你也應該懂啊?”
  “我懂,”湯夫人說,“不過俗語說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現在是升平盛世,又不是劉皇叔在白帝城駕崩,諸葛武侯獨力撐持,扶保幼主的情形可比,‘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那兩句話用不著。”
  湯斌不作聲,但口中無語,心頭有感,而且感触不止一端,但他的性情是從來不知天下有所謂“苦”之一字的人;也不是有意求著“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心,只是傷心人別有怀抱。
  在蘇州的時候,春天他每天采巡撫衙門后園野生的薺菜佐餐;他的長子湯溥實在于心不忍,便勸他說:“爹爹,何必如此自苦?”
  起先他戚然不答,說得次數多了,他才吐露他的本心:“你們祖母未殉難之前,每天所食,粗糲不堪,今天我幸而略有成就,但子欲養而親不待,終天之恨,無由彌補,如果稍涉奢逸,我就不能安心。這些野生的薺菜之類,都是你祖母在流寇猖狂的那兩年常吃的東西,我無可一日或
  然而生母雖死,繼母猶存,軒大夫人雖比他大不了几歲,畢竟名分是母親,他想到复起服官,外則封疆,內則八卿,亦可說是位极人臣,軒太夫人應該是丫頭老媽子一大堆跟在左右。然而從無一日的迎養,撫心自問,深為不安,如今又接得家書,說軒太夫人体弱多病,去日無多,應該及時告退回鄉,稍稍承歡,才是為人子的道理。想到這里,端然動了歸思。
  湯夫人也贊成他辭官,頤養軒太夫人還在其次,湯斌本人的病就很多,必須有個較為清靜的環境來調養。因此湯斌在她的极力勸說之下,親自動筆,上奏陳情;這個奏折的事由是:“圣息高厚未報,微臣積病日深,謹披瀝吁陳,祈賜解任回籍,以免曠職”;以下分作五段,第一段敘恩遇:
  教里草茅愚陋,謬荷圣恩,起自田間。优擢侍役,三年謀幄,五月綸扉,星豉頻屑,涓水矣莫報。三吳繁劇之地,尤非薄竊所堪,桔据不遑業胜疊見,豈期未承嚴譴,复邀曠典,入侍青宮,寵遇之隆,無以加矣!
  第二段敘病況:
  來巨草木寸質,年逾六旬,精力衰憊,心血久枯,自六月內,胃部作痛,過服克伐之劑,元气益复虛損,飲食嘔吐,怔忡健忘,神思恍惚,頭目眩暈,因懲至上心切,猶強事藥餌,力疾趨朝,冀追省德愆,薄收复效,不意于八月初七等日,嘔血數次,病遂增劇,痰火上升,虛煩喘急,聞人聲則惊懼,感微風則戰懼,輾轉床褥,形体僅存。
  皇帝看到這里,惻然心傷,略停一停再看下去,下面是敘他母親的病狀:
  臣繼母素稟怯弱,夏月得家書,忽感半身不遂之症,臣方寸已亂;八月初十日复接家信,言臣母病至委頓,四肢拘攣,轉側須人,晝夜涕泣,思臣一見面,臣聞之肝腸迸裂,嘔血几絕。按京臣省親,具有定例,臣不敢破例請假,惟是巨病勢危,万万不堪供職,仰祈我皇上圣心垂怜,賜臣解任回籍,庭母子得一相見,倘臣母得保余年,臣溘然長逝,亦無所恨。
  于是,皇帝朱筆親寫一道慰留的手諭,命侍讀學士德格勒去頒示。德格勒是旗人,跟李光地同年好友,旗人深通漢文的不多,所以德格勒自視甚高,平時最喜歡放言高論,批評別人的學問文章,但對湯斌是相當佩服的,所以皇帝派了他這樣一個差使。
  等到擺設香案,跪听宣諭以后,湯斌的心情相當复雜,感激与失望交并,而繼母的病況,頗為嚴重,考慮再三,還是要上奏辭官。
  他的第二道奏疏尚未著筆,皇帝倒先傳旨召見了,“湯斌,”他說:“我知道你純孝,視繼母如生母,不過你又何忍舍我而去。我如今有個兩全之計,我賜你一座住宅,你把你的繼母,接了來奉養,不就行了嗎?”
  皇帝是想得很好,無奈事實上辦不到,因為軒太夫人病勢很重,長途跋涉,极其勞累;加以湯斌又絕不愿利用大臣的地位,要求沿途地方官辦供應,瘦驢破車,雞聲茅店,從河南一路顛簸到京師,非送掉老命不可,而且軒太夫人足跡不出里門,也未見得能服京師的水土,所以湯斌堅辭不受。
  “臣母已老,万不能來。”他磕著頭說:“皇上不舍臣遠离闕下,臣請解職回鄉,省母以后,仍舊回京。明史大事,臣愿效余生,以白衣暫領史局。伏乞皇上天恩允准。”
  “我實在不能放你。暫且過几天再說吧!”
  這一過過了十天,不見皇帝提起,在湯斌焦急無計;在余國柱等人,卻當他是戀棧,看皇帝不准他辭官,大失所望,因而一不做,二不休,放出去一個极惡毒的謠言。
  這個謠言是說,皇帝對湯斌异常不滿,因為他不識抬舉,要拿他納入旗籍,漢人入旗,變為滿軍;歸一旗的都統管轄,指定地方居住,等于行動失去自由,從此怕回不得家鄉了。所以一時關心湯斌的人,無不大為著急。正好湯斌上朝,因為病体衰弱,由人扶著上轎,見到的人,以為湯斌是被強制執行,奔走相告,說“湯尚書入旗了!”于是有人為他掉眼淚,有人為他奔走——大多是江南的京官,集會商議,決心去擊“圣聞鼓”鳴冤。后來得到消息,說是屬于誤傳,實際上并無其事,大家方始散去。
  湯斌經此刺激,病体越發不支,但在這种局面之下,惟有委屈隱忍,抱病入宮;皇太子一看湯斌的臉,大惊失色,“師傅!”他說:“你病得這個樣子!”
  皇太子很敬重湯斌,當天就去見皇帝,將他的情形詳細奏陳。皇帝考慮之下,認為湯斌不宜再擔任輔導東宮的重任務,因而一面遣御醫為他診治;一面將他調為工部尚書。
  就在這一天,內閣奉旨議事,湯斌因為東宮進講的緣故,自然不能參加,只是忘掉聲明;這一下,左都御史王鴻緒便又算抓住他的短處了,指使御史,上奏彈劾。
  彈章一上,照例交議,余國柱等人所擬的處分是,降二級調用——降二級實在是降七級,因為湯斌原有降五級調用的處分,特旨留任,如果此時奉准調用,當然連同前案,一并計算,立刻可以降為從四品的官員。
  這是惡毒得已非常露骨的手法,蓄意要攆走湯斌,吏部尚書陳廷敬,心怀不平,要為湯斌說話,“最近剛有同樣的案子,失朝不過罰俸半年,”他說:“何以獨對湯斌尚書不公?”
  余國柱等人不听,照原議复奏,以為這下子一定可以把湯斌打下去了。
  再也沒有想到,皇帝的批示是:“著即留任。”一而再,再而三地扳不倒湯斌,明珠和他的走狗們害怕了,相顧失色地表示,這不是一個好征兆,擔心皇帝不是偏愛湯斌,是對他們的警告,言不听,計不從,禍將不遠;同時也擔心湯斌會因此報复。
  确有人勸過湯斌報复。在他病中,來探望的絡繹不絕,有人勸他委曲求全,向明珠說几句好話;或者托人出來,居間調解,湯斌當然不肯這么做,他泰然笑道:“我生平養命自安,如今年逾六十,夫复何求?”
  再有些人是勸他采取強硬的報复行動,像郭琇就是如此,“此輩小人,不給他一點顏色看,他們不曉得利害。”他說,“此輩的陰私劣跡,都在老前輩的肚子里,何不拿它一股腦儿抖露出來?倒看看誰忠誰奸,誰善誰惡?”
  “不!”湯斌不便說自己不愿多事,用軒太夫人來作推托,“老母在堂,不敢這樣做!”
  他是如此宅心仁厚,不肯傷人;而明珠、余國柱騎虎難下,准備找一個极嚴重的事由,如謀反大逆之類,掀起一場滔天的風波,置湯斌于死地。
  于是首先指使國子監祭酒翁叔元,上奏指湯斌的理學是“偽學”,也就是指湯斌為偽道學。這個昧良心的奏折,為翁叔元帶來了“加官之喜”,明珠保荐他升了少詹事,但也為他帶來了一場傳遍京師的大羞辱。
  政治有是非,或者不是局外人所能了解,所以同情湯斌的人,亦無從為他聲援,但學術是天下的公器,湯斌的理學以及他個人的修養實踐,昭昭在人耳目,豈容污蔑?而且政治的爭斗,牽涉及于學術,竟至誣指其為“偽學”,無論如何是件不可恕的事,因此翁叔元為士論所不齒,其中最不平的兩個人,除了口誅以外,還展開了筆伐。
  這兩個人,一個就是皇帝亦久聞其名的“三布衣”之一,因為保荐誤時,未能參加“博學弘詞”榮典的姜宸英。
  姜宸英字西溟,浙江宁波人。當葉方藹任明史總裁時,荐他充任纂修,食七品俸祿;并特許他參加會試,他在京師是個大名士,會試的考官,都以收錄這個門生為榮,照常理說,進士及第應如探囊取物;誰知姜西溟嗜酒如命,每次入闈都喝得醺醺大醉,試卷違誤了規定的格式,致考官愛莫能助。
  有一次倒是沒喝醉,寫作俱佳,格式也對,繳卷時,受卷官隨手翻一翻,指出一處問道:“這兩句話,有出典嗎?”
  “那兩句話出于李商隱的詩,”姜西溟不假思索地反問一句:“你沒有讀過李義山的詩?”
  受卷官大怒,但亦無可如何,只有暗箭傷人,把他這本卷子擺在一邊,不發謄錄,考官根本看不見他的文章,自然無從取錄。
  以后他又為明珠慕名延聘為西席,納蘭性德對他的文采,傾倒備至,殷殷向學,師弟倆极為相得,但終于為了一句話,姜西溟拂袖而去。
  事起于明珠有個寵仆,名叫安三,就像明朝嚴嵩的寵仆嚴年,為無恥士大夫尊稱為“萼山先生”那樣,安三亦在衣冠縉紳之列,奔走其門的,不知其數,而此人附庸風雅,希望一流大名土的姜西溟亦能假以詞色,增添聲价。
  于是納蘭性德有一天對姜西溟說:“家父素來敬重先生,卻不能有所助力,我亦不便進言,現在有一個人,如果先生肯少施顏色,則無事不諧。我亦知道這話對先生說是极大的唐突,只是先生今年六十了,尚未通籍,似不妨稍作委屈。”
  “喔!”姜西溟止杯不飲,“你說的這個人是誰?”
  “是——,”納蘭性德很吃力地說:“是安三!”
  姜西溟將酒杯一推,霍地站了起來,厲聲說道:“我原以為你是納蘭家的佳子弟,不料無恥如此!”說完奪門就走。
  納蘭性德天性醇厚,只以一時魯莽,說了不該說的話;見此光景,悔恨不及,赶緊上前牽住姜西溟的衣服,哀聲請罪:“先生,先生!我錯了,千万寬恕我這一回!”
  姜西溟掉頭不顧。事后,納蘭性德千方百計想挽回其事,而畢竟不能如愿。但納蘭性德對他,始終敬禮不改;不久姜西溟倦游南歸,納蘭性德做了三首詞送他;第一首是自創格調的所謂“自度曲”,題名《瀟湘鐘》,在倦倦之情中,隱隱有請罪之意:
  長安一夜雨,便添了几分秋色!奈此際蕭條,無端又听渭城風笛;咫尺層城留不位,久相忘,到此偏相憶。依依白露丹楓,漸行漸遠,天涯南北。凄寂!黔婁當日事,總名士如何消得?只皂帽蹇驢,西風殘照倦游蹤跡。號載江南猶落拓,歎一人知己終難覓。君須愛酒能詩,鑒湖無恙,一蓑一笠。
  等姜西溟重到京師,納蘭性德已經以三十一歲的英年,“七日不汗”而死;而姜西溟的性情,依然如他的姓那樣,“姜桂之性,老而愈辣”,他跟翁叔元本來是朋友,此時卑視其人,寫了一封長信,痛加譏責,當然,從此也絕交了。
  在翁叔元,這還不算難堪;最難堪的是他的門生何焯,當面投遞了一封“破門”——斷絕師弟關系的書信。
  何焯是蘇州人,寒素家風,終于出了一個讀書种子;他年輕時曾幫助書商訪求古籍,所以宋朝、元朝遺留下來的孤本及舊家的抄本,經他細心校讀過的很不少。只是腹笥雖寬,性情偏狹,喜歡詆毀前輩;因此落拓京華,頗不得意。
  當時京師文壇的主盟,算是徐乾學,以天子文學侍從之臣,權相府中的上賓,而財力又稱雄厚,夠資格去博禮賢下士的名聲;何焯就是他門下的食客。只以他恃才傲物,當面譏斥他人的短處,毫不留余地,因而為人在徐乾學面前進讒,彼此失歡,何焯絕跡于徐家了。
  這時翁叔元亦正在削尖了腦袋往上鑽,頗想招致若干名士,增加自己的聲勢。何焯雖是布衣,聲名盛于公卿之間,正是他想羅致的目標。而何焯方在失意之際,“長安居,大不易”,有人肯加以援手,不免起了知遇之感,所以自愿列名為弟子。
  翁叔元的儿子,是個淺薄得不知天高地厚的妄人,何焯自然看他不上眼,彼此搞得很不愉快。等到翁叔元彈劾湯斌“偽學”的消息一傳,何焯再也忍不住了,寫了极長的一封信,當面投向翁叔元,表示著有這樣一位老師,從此“請削門生籍”。那封信寫得痛快淋漓,一日之間,傳遍九城。
  何焯好低毀前輩,好輕薄快意,但對翁叔元的這個舉動,沒有人說他不對,因為學術是非,自有公論,而何焯此舉,正為公論的表現;也因為他是蘇州人,而湯斌對他的家鄉有大思,崇功報德,應該打這個不平——桑梓為公為大,門生為私為小,為大我犧牲小我,不算忘恩負義。
  由于何焯此舉,大快人心,所以一日之間,聲名大起,來拜訪道賀致意的,絡繹不絕;其中最興奮的,是何焯的一個門生,也是蘇州人,名叫陳景云,才十九歲,博聞強記,整部《通鑒》,能夠背誦。湯斌在蘇州時,曾經考試秀才,拔陳景云為第一;以此知遇之感,所以凡是為湯斌不平的舉動,他無不擁護。
  十月間,皇帝謁陵——順治皇帝的陵寢,在喜峰口以西,屬于遵化州的鳳台山,定名孝陵。謁陵事畢,皇帝由遵化南下,巡視近畿之地;指定直隸巡撫于成龍,在霸州接駕。
  皇帝巡幸各地,召見守土之官,照例先問吏治民生;首先被提到的一個人,就是陸隴其。他在康熙二十二年,被授職為靈壽知縣。這是正定府中最難治的一縣,地瘠民貧,謀生不易,權利的沖突,异常尖銳,所以民風強悍,善斗輕生;陸隴其一到任,就接到許多命案的狀子,坐堂一問,十九起于細故,甚至有為了一碗飯送掉一條命的。于是他一面推行“深耕法”,盡地力以增加農產,同時請求上官,少派差役,減輕百姓勞力的負擔;革除賦稅中附加的“火耗”,禁止私派,減輕百姓的經濟負擔。一面反复勸導,和衷共濟,化除好斗輕生的風气。這樣在任四年,風俗一變;成為直隸最安定、最富朝气的一縣。
  “臣去年親訪民間利病,陸隴其曾面陳六事,無一事不切中民生利弊。”于成龍說:“臣屬下的州縣官,論操守,論治績,陸隴其可算第一。”
  “以前直隸巡撫格爾古德,也保荐過陸隴其,我因為他到任不久,若有作為,還不到收功的時候,所以不曾調動。如今照你所說,果然是個好官,何以不見你舉荐?”
  “臣荐過的。”
  “荐過?”皇帝詫异,“凡是這些奏折,我沒有一個輕輕放過的,為什么一點都記不起來?”
  “其中的緣故,臣略有所知。”于成龍看一看隨傳在側的高士奇等人,略一遲疑,這樣說道,“容臣另繕密折奏聞。”
  皇帝有所意會,于成龍的話不便讓第三者听到,便吩咐左右待從,一概回避。
  “現在只有我們君臣二人,你有話盡管說;出你之口,人我之耳,不會有人知道。不過,”皇帝又說,“你未說之前,要作檢點。”
  這是告訴于成龍不可作不實之言,“臣不敢妄語!”他說,“几所奏陳,皆有證据。臣舉荐陸隴其的奏折,為大學士余國柱所擱置了。”
  皇帝大為駭异:“他敢?”
  “据臣所知,除卻謀反,他什么都敢!”
  皇帝還是不大肯相信:“他竟敢擱置奏疏,壅于上聞?”
  “皇上不妨徹查。京內外臣工所上奏疏,通政司皆有紀錄;跟內奏事處的檔案一查對,真相自明。”
  皇帝點點頭,愣了一會又問:“余國柱為什么要跟陸隴其過不去?”
  “因為陸隴其無從饋贈,他也從不与政府中人通問。在任四年,只進過一次京,公事一完就走,好些人想見他都見不到;魏象樞是他的荐主,他亦不曾去看他。”
  “這真是公而忘私了。”皇帝想了一下,又問到余國柱一向恭謹,雖然操守不甚好,倒想不到他這樣子肆無忌憚,他何所恃而敢如此?
  于成龍應聲答道:“恃明珠的勢。”
  “明珠!”皇帝被触及了存在心中已久的疑團,“明珠怎么樣?你可知道他有什么劣跡?”
  “這——,”于成龍答道:“一言難盡。”
  “一言難盡?”皇帝惊詫,“是說他的劣跡甚多?”
  “是!”于成龍說:“臣只說三個人,第一個是蔡毓榮,就是明珠所引荐庇護。”
  提起蔡毓榮,皇帝便生气。此人是正白旗漢軍,康熙九年就當到四川湖廣總督;吳三桂之亂,他奉旨率領綠營兵進剿,調任云貴總督;亂平處理善后事宜,對吳三桂的余党,不是徇情庇護,就是得賄縱放,而且還霸占了吳三桂的一個孫女儿作妾,此外更有妒功誣奏、納賄行賄种种不法情事,為人檢舉,下刑部審問屬實,定擬斬決的罪;皇帝雖免了他一死充軍黑龍江,但對此一直痛心疾首,現在听于成龍提到,方始恍然,蔡毓榮敢于如此無法無天,原來是明珠的庇護。
  “第二個是靳輔。”于成龍說:“靳輔治河,雖与臣意見不合,論其操守,亦有可取;只是明珠支持靳輔,与如何治河無關,作用在侵分筑堤的巨額工費。”
  “啊!”皇帝矍然,“原來有此內幕!你再說,第三個是誰?”
  “第三個是湯斌。”于成龍說,“皇上加恩江蘇百姓,蠲減錢糧;明珠居然貪天之功,由余國柱派人向湯斌致意,說江蘇蠲賦,多出于明相國的斡旋,江蘇百姓宜有以酬報。索賄四十万兩!”
  “四十万?”
  “是!”于成龍說:“臣不敢妄言,可問湯斌;或者垂詢原任江蘇吳江知縣,行取為御史的郭琇。”
  “那么,湯斌怎么樣呢?”
  “湯斌哪里來的錢給他們?為此,明珠和余國柱設計攻走湯斌,一則報复,二則便于向江蘇榨索。”
  “這就不對了!”皇帝搖搖頭:“湯斌內用是我的主意。”
  “明珠之奸詐,一直能夠欺君罔上,正以此故。窺探旨意,加以利用,其奸不露。”于成龍膝行數步,神色悲憤地說:“如今明珠、余國柱必欲置湯斌于死地而后快,若非皇上保全善類,天下將無正人好官。”
  于成龍為皇帝解說明珠招權納賄的“巧妙”,總括一句話,是貪天之功;利用他受到親信,易于窺測皇帝的意旨,從而哄嚇詐欺。皇帝預備重用某人,他必先一步去講條件,說好能以巨金為壽,便可獲得某一缺分;或者某人獲罪,皇帝寬大為怀,明珠又會預先透露可能得到的處分,說不是他從中斡旋,必將有如何嚴重的罪名。于是當事人一則感恩,二則畏威,又必以巨金為壽。
  听見這一番話,皇帝有如夢方醒之感,同時也深深感到慚愧,自以為凡事虛心体察,不易受人蒙蔽,哪知受了蒙蔽,還在鼓中。
  就這片刻之間,他心潮起伏,激動不已;最后終于作了決定,但卻不便宣布,“你的直言可嘉,”他只是獎勵于成龍,“你先下去,我有東西給你。”
  皇帝賞賜于成龍一千兩銀子,一匹駿馬。大家都以為那是酬庸他在直隸巡撫任內的政績,卻不是由于振聾發聵之功。
  御駕离開霸州,皇帝還想西行,到陸隴其做知縣的靈壽那一帶去看看;半路上接得急奏,說太皇太后政躬違和。皇帝孝順祖母,接到這個不幸的消息,五中如焚,星夜啟蹕回京;不入乾清宮,直接到太皇太后所住的慈宁宮以東的五楹新殿,在那里設榻住下,以便于朝夕侍疾。
  隨侍在他左右的是高士奇。有一天晚上,皇帝跟他談到明珠的种种劣跡,提出一個疑問:“我平日深慕唐太宗納諫的雅量,大小臣工的奏諫,無不親覽,即有逆耳之言,亦從不加罪。那么,何以不見有人奏劾明珠?”
  高士奇是极机警的人,看出皇帝對明珠的印象,已經完全改變;事態嚴重,絕非几句好話所能替他掩飾的,那就得想辦法洗刷自己,避得愈遠愈好。
  于是他說:“皇上圣明,孰不畏死?”
  “喔,”皇帝動容了,“他敢壓制言路?”
  “董漢臣即是現成的例子,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高士奇說,“皇上居寬大之名,宰相有濫權之實。”
  皇帝繞室沉吟,很想即時下詔,奪明珠之職。但太皇太后正在臥疾,宜迓祥和,不宜于嚴譴,只好暫且擱下。
  十月初八,湯斌偕同工部滿尚書阿蘭泰,專程到通州張家灣去驗看西南運到的棺木。
  宮中這時正在大興土木,皇帝預備在紫禁城東北角的空地上,造一所宁壽宮,作為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頤養天年之用;所用木料,特發內帑,交西南各省采辦,由水路運進京城,木料是否符合規格?湯斌的身体已相當虛弱,部屬和家人都勸他,有阿蘭泰去看,也就夠了;秋風多厲,何必跋涉?但湯斌因職責所在,堅持要去;于是与阿蘭泰同車出京,直赴通州張家灣。
  來去一共三天,回到京,人就不對了;咳嗽非常厲害,而且气喘不止。
  這是湯斌多年的毛病,逢秋必發,雖然咳得比平時厲害些,但也不以為意,只不過在妻儿侍奉之下,臥床休息,連醫生都不曾請。
  湯斌有四個儿子,本來都在睢州老家讀書,一則侍奉祖母,再則在河南准備應鄉試,這年七月間,老三湯沆先到京城省視;九月間听說湯斌身体不好,老大湯溥,特地由原籍赶來,正是他上疏辭官不許,而皇帝遣御醫診視,病勢已減的時候。湯斌看到儿子,心里自然高興,但仍是懸念著他的繼母的病,對湯溥表示,想辭官而不能;只要一息尚存,不能不勉力奉公,只是堂上老親,桑榆景迫,不能親身奉養,心如刀割。
  為了安慰老父,湯博說了假話,說他祖母的病,已大見好轉,所以才能安心到京師來省父。听得這話,湯斌欣慰無比,認為母子還有相見之日。
  但是,他們父子之間,雖在一起,卻一直沒有細談的机會,因為湯斌病勢稍減,立即銷假視事,公事极忙,接著便是到通州勘驗楠木。直到此刻,反因為臥疾不能看公事,父子三人,才得在病榻前閒話。
  雖是閒話,實在是講立身處世的大道理,湯斌對兩個儿子說:“孟子有言,乍見孺子人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就是天理。你們總要時時內省,養此一片真心;久而久之,做人做事,自然而然合乎圣賢的大道。如果只講表面文章,規行矩步,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外面看來是道學,其實是內心不知有真是非的鄉愿,于人于己,皆無益處。”
  誰知道這几句話,竟成了湯斌最后的遺言。
  縱使抱病,湯斌仍不肯請假,還在打算著第二天一早要到內閣去會議。
  湯溥、湯湯,憂心忡忡,卻又無法相勸;怀著心事,輾轉不能安枕。到了四夏天,突然起床探視,只听喉頭已經“上疾”了。
  “爹!爹!”
  兄弟倆連聲急喊,湯斌還能答應,但也就是答得這一聲,再也不能說話了。呼吸漸弱,很快地一瞑不視。
  合家搶天呼地般痛哭。湯溥是長子,不能不節哀料理后事。親友故舊、部屬,接到“報喪條”,紛紛赶來,只見湯斌面目安祥地躺在板上;上身穿一件舊得快破了的藍綢絲棉祆,下身穿一條黑布褲。問起身后之事,湯溥哭著訴說:只剩下八兩俸銀,連買棺材的錢都不夠。
  就在這時候,徐乾學送了二十兩銀子奠儀來。湯溥不知道他曾陷害湯斌——事實上,他在南書房向皇帝奏陳的話,外間亦絕少人知道;還都認為徐乾學古道可風,收了這筆“雪中送炭”的奠儀,湯家才能買棺成殮。
  湯斌已多年未穿新衣,唯一的一件新衣服,就是用御賜的緞子所縫制的一件朝服。人殮本可用明朝的衣冠,在這樣的境況下,只好用這件清朝的衣服。
  大臣臨終,照例應有“遺疏”;湯斌臨終一句話都沒有,但仍不能不說“口授臣男溥”奏陳,只是些感恩的話,沒有諫劾,也沒有建議。
  凡是敬仰湯斌的,都替他可惜,覺得他死非其時,死在正當他為小人讒害,皇帝不無因為与湯斌爭名而對他怀著成見的時候;他是死得如此凄涼,身為大臣,几乎無以為殮,而皇帝完全不知道,因為明珠、余國柱等人自然要蒙蔽隱瞞,就是徐乾學、高士奇之流,亦絕不敢表彰湯斌的清廉,變成自暴其貪黷的短處,所以皇帝接到遺疏,只是嗟歎不歡,而恤典并不优厚。
  也許是有意的安排,皇帝遣派兩名內閣學士,到湯斌靈前賜奠茶酒,其中之一是曾劾湯斌“偽學”的翁叔元。有人說,這是出于明珠和余國柱的建議,有意刻薄死者;這一層無從究詰,但湯斌雖死,明珠和余國柱余憾未釋,卻在內閣議恤典這件事上,表現得很清楚。
  內閣的复奏是,湯斌生前曾有降七級的處分未消,所以不應照尚書的成例賜恤。皇帝素來以寬厚出名,自然不會准奏,降了這樣一道諭旨:
  湯斌為巡撫日,廉以自守,屢加升用。忽聞溘逝,深軫朕怀,著馳驛回籍,賜祭如葬故事。
  虧得有這樣一道上諭,湯溥兄弟盤柩奉母回睢州,一切舟車轎馬,都得由驛站和地方官供給。而湯斌泉下有知,應該感到安慰的是,遺愛在民,身后的哀榮,雖不由于廟堂,卻還出于道路,靈柩所經,路人多下馬拱立,歎息目送,所過州縣,地方耆老,無不路祭。回到睢州時,士紳父老皆是白衣冠郊迎,孝衣如雪,哭聲震天,自動來迎靈的有上万人之多。蘇州百姓接到訃聞,聚哭于生祠之下;常州及其他州縣,則紛紛在書院設立湯斌的神主,舉行祭享。此外,在京里則頗有人去瞻仰湯斌的故居。板門竹篱,簡陋异常,如不說破,誰也不相信,這就是做過天下第一要缺江蘇巡撫,以及職掌大工,手下有無數名工良匠的工部尚書的住宅。
  作為一個大官而言,湯斌死得很寂寞;但是他的一死,又可說是死得其時。
  湯斌之死,對郭琇等剛直君子來說,是一大刺激;而對在慈宁宮侍疾的皇帝,卻等于是尸諫,他慢慢明白了,湯斌是死在哪些人手里的?
  因此,皇帝決定展開肅穆政風的大舉措,而以查辦湖廣巡撫張水并,獎勵陝西道御史陳紫芝作為開端。
  陳紫芝字非園,他是浙江宁波人,為人峭直,嫉惡如仇。當時的湖廣巡撫張水并,是明珠的私人,自恃靠山甚硬,在任上大事搜括,地方上運鹽、鑄錢、碼頭交通等等有利可圖的地方,無不想出名堂來舞弊;甚至漢口的商家,凡是立了招牌的,亦要分別大小,按數派錢。貪名傳播遠近,大家都畏憚明珠的勢力,不敢說話,獨有陳紫芝,上疏嚴劾,除了指陳張水江的劣跡以外,同時認為“當日保舉之人,必有賄囑情弊,請一并敕部論罪。”
  于是皇帝派了三個他相信得過的人,到湖北去查辦。一個是于成龍,一個是山西巡撫,滿洲鑲黃旗的馬齊;另一個是副都御史開音布。
  同時皇帝面諭群臣,說張餅貪污,沒有人肯揭發,唯有陳紫芝上疏彈劾,應該升官。于是升為大理寺少卿。不久,于成龍、馬齊、開音布三人回京复奏,張水并果有貪污的實跡。皇帝下令革職治罪,張濟被判處了絞刑;保舉張水江的官員,亦都丟了官。
  這是對明珠的一大打擊,也是一大警告;但明珠不理會警告,只對打擊展開報复。事由陳紫芝而起,報复便報复在陳紫芝頭上——忽然有一天,四十歲不到的陳紫芝,暴斃身亡。据說,他下朝在朝房遇見明珠,明珠殷勤接待,喝了一杯他的跟班送上來的“茶”,這就是他暴斃的原因。
  盡管明珠的勢力,依舊炙手可熱,但了解內幕的人都知道,他是走下坡了。如果負擔不重,還可以自我克制,放穩步伐,不至于傾跌;而明珠積惡累累,仿佛拖著一輛沉重的大車,一走下坡,身不由己,一定越下越快,轉眼之間就會竭蹶殞身。
  于是最見机的人開始有了行動,第一個是徐乾學。
  徐乾學本以依附明珠起家,但從納蘭性德死后,師弟的關系中斷,加以余國柱的排擠,跟明珠也就漸漸疏遠了。同時,他由南書房翰林的文學侍從之臣,轉為總司風憲的左都御史,亦頗思有所建樹,在廷議時,便与明珠一党,常有不能調和的意見,很快地被朝士分為南北兩党。
  既有党派,便成敵對,徐乾學看出明珠已呈不穩之勢,而皇帝整飭政風的決心,在查辦張水并獎勵陳紫芝一事上,表現得相當清楚,因而估量局面,斷然作了打倒明珠的決定。
  還有一個人可以利用:郭琇。
  郭琇是他的同年,此時又成了長官与僚屬,于公,他可以鼓勵郭琇配合皇帝重整紀綱的決心,提出糾彈;在私,他想到有一套說法,可以打動郭琇的心。
  這套說法是為湯斌報仇。湯斌受明珠和余國柱的迫害,是有目共睹的事,郭琇久怀不平,所以對徐乾學的話,格外容易人耳。而徐乾學又以湯斌有思于他的家鄉,跟郭琇對湯斌怀有知遇之恩的立場是相同的;這樣,郭琇便絲毫不覺得徐乾學所慫恿他的話,不是為了替湯斌報仇,而是以此因由,打倒明珠。
  一夕密談,徐乾學提供了許多關于明珠的內幕。有些話,跟李光地跟他所說的相同;有些則大相徑庭,而比較之下,郭琇宁信徐乾學,不信李光地,因為李光地“賣友”這一重公案,真相漸漸揭露,使得郭琇對他的信心大失。
  關起門來,一個人悄悄寫好了一道嚴劾明珠的奏疏,正待呈遞;卻以太皇太后的崩逝,而擱置了下來。這位太皇太后是世祖的生母,當清兵初入關時,世祖只有七歲,多爾袞大權在握,頗為跋扈。幸虧這位太后跟多爾袞是從小一起被養在宮內的青梅竹馬之交,苦心調護,才使得多爾袞不致萌生异志,篡位自立。
  世祖于順治十八年正月,出天花不治而崩,得年只有二十四歲,留下四個皇子。當時由太皇太后主持,与“四輔政大臣”定議,以八歲的皇三子玄燁嗣位,即是當今皇帝。太皇太后的作此選擇,是听從她的“教父”,來自日耳曼的天主教士湯若望的建議,因為玄燁已經出過天花,不會再遭遇大行皇帝那樣的悲劇。
  這時滿清的天下未定,外有三藩的分茅裂土,破坏政令的統一;內有輔政大臣鰲拜的跋扈專擅,八歲的皇帝,全虧祖母教養護持,得以先誅鰲拜,后平三藩。祖孫之間的關系与感情,既与尋常人家不同;而皇帝的天性又特厚,所以對這位祖母的孝順,不但在古今皇帝當中找不出來,就是上《陳情表》的李密,如果生在康熙年間,亦應自愧不女口。
  當太皇太后病重時,皇帝親制祝文,徒步到南郊的天壇上祭,祝文中吁懇上蒼,減自己的壽算,為祖母延壽;太常寺的禮官宣讀祝文時,皇帝涕泗交流,臣下無不感動。但人事已盡,天心難回,延到十二月中,七十五歲的太皇太后,終于薨在慈宁宮。
  皇帝的悲痛可想而知,真叫“悲號無間”,想起來就哭,常常哭得昏厥或者咯血。大喪的儀典,當然格外隆重,除了皇帝自己割辮麻衣,在慈宁宮席地寢言以外,最初三天百官都住在宮內,每天早、午、晚三次,到慈宁宮哭臨;第四天起,改為每天兩次,官民在家齋宿。宮內外各寺廟庵觀,無分日夜,撞鐘三万杵,虔送大行太皇太后往生极樂。
  一般的政務,當然都擱置了下來。這樣過了二十七天,皇帝不肯釋服。照多少年來的傳統,大喪是以日代月;二十七個月縮為二十七天,至此期滿。同時嫡孫為祖母服喪,只是“齊衰杖期”,期為一年,亦非父母之喪的“斬衰三年”。而皇帝下詔,定為三年之喪;哀和過重,妨礙國政,群臣交諫,國子監的太學生伏闕上書,請皇帝節哀順禮。這才勉強把皇帝勸得脫御麻衣,換了素服;由慈宁宮回到乾清宮,不入正殿,在乾清宮東廡設榻暫住。
  釋服的第二天,皇帝御門听政;政務恢复正常,郭琇才能把彈劾明珠的奏折遞了上去。
  這天恰好是明珠的生日,國喪期間,”八音遏密”,不准演戲;同時也不宜舉行正式的筵宴,但就是不拘形式的小敘,場面已經浩大非凡——明珠的府第在什剎海北岸,是京師有名的巨宅;這天車水馬龍,冠蓋相望,朝中叫得出名字的官員,几乎都到齊了。
  “郭都老爺到!”
  當司間的持著名帖,高唱傳報時,明珠一時弄不明白,“哪位郭都老爺?”他問。
  “江南道郭都老爺。”
  江南道監察御史不是郭琇嗎?明珠始而不信,從而大喜;他曾多次致意,想邀請郭琇一敘,郭琇始終拒絕,不想在這華堂春滿,賀客盈門之際,有此大名士不速而至,在他真有些受寵若惊了。
  于是明珠連聲道:“請”,降階親迎。意气洋洋的郭琇,見了主人,長揖不拜;卻故意伸手探袖,仿佛有什么文件要面遞似地。
  明珠喜動顏色,“足下今日興致不淺,”他問,“莫非有壽詩見賜?”
  “不是,不是!”郭琇一面說,一面從袖子里抽出一張紙來,遞了過去。
  滿堂賓客,盡皆注目,都猜不透那張紙上寫的什么?只見明珠讀不多時,臉色大變,既惊且窘,自然也有怒意,而郭琇卻是一臉詭秘的笑容。
  “郭琇無禮!應該受罰。”他自己這樣說,順手取了一大杯酒,一飲而盡,大笑而去。
  這是他有意折辱明珠,目的在激勵朝士不畏懼權貴的風骨;因為他顧慮到彈劾明珠的奏疏一上,可能會交九卿會議,倘或畏懼威勢,瑟縮不言,一片苦心,豈非付之東流?因此,特意出此當面投遞彈章的舉動,表示權相并不足畏。
  這自是大煞風景之事,賓主都覺得万分尷尬;壽筵草草終場,賀客紛紛告辭,偌大場面,片刻之間,冰清鬼冷,明珠退入密室,立即召集心腹會議。都覺得郭琇的奏折,指明事實,十分厲害,可能會惹起不測的天威,當務之急,該去打听皇帝的態度。
  皇帝浩歎終日,將郭琇的奏折,看了又看,反复思量,要弄清楚,他所參劾明珠的罪狀,可有虛假?
  郭琇的奏折中,刊明了“明珠与余國柱背公營私”的事實,計有八款:
  一凡閣中票擬,俱由明珠指揮,輕重任意;余國柱承其風旨,即有舛錯,同官莫敢駁正。圣明時有詰責,漫無省議。即如陳紫芝之參劾張洪,內并請議處保舉之人,上面諭九卿:“宜一体嚴處”,票擬競不之及。
  這一款是事實。皇帝清楚地記得,當時明珠的复奏,并未提到保舉張洴的人;等到自己當面追究,才提出侍郎王遵訓等人,保舉張水并不當,一体革職。
  一明珠凡奉諭旨,或稱其賢,則向彼曰:“由我力荐。”或稱其不善,則向彼曰:“上意不測,吾當從容援救。”且任意增添,以示思立威,因而要結群心,挾取貨賄。至每日奏事畢,出中左門,滿漢部院諸臣及腹心拱立以待,密語移時,上意無不宣露,部院衙門稍有關系之事,必請命而行。
  這更是事實。向湯斌索賄,說江蘇蠲賦,出于明珠的力量,就是天大的謊話。以此例彼,則窺測意旨,以示思立威,當然是可信的事。至于明珠每天出乾清宮,有許多官員等候在中左門,這是皇帝早就知道的事;原以為他是在公事上有所交代,此刻經郭琇說破,皇帝才恍然大悟,原來是利用他所預聞的机密,作出賣風云雷雨、招納權賄的勾當。
  皇帝再往下看,郭琇寫的是明珠及其党羽,賣官鬻缺的事實:
  一明珠結連党羽,滿洲則佛倫、格斯特,及其族侄如拉塔、錫珠等;漢人之總匯者為余國柱。結為死党、寄以腹心,凡會儀、會推,皆佛倫、格斯特等把持,而國柱更為之囊橐,惟命是听。
  一督、撫、藩、大出缺,余國柱等無不輾轉販鬻,必索至滿欲而后止。是以督撫等官,遇事剝削,小民柔困,遭遇圣主,愛民如子,而民間猶有未沾足者,皆倩官搜索,以奉私門之所致也。
  看到這一款,皇帝不止是生气,而且痛心:“民為邦本”,他即位以來,最重視的就是愛民,民心馴服,乃是天下能夠大定的唯一原因,而明珠了解他的苦心,卻折消他的德意,以致百姓受惠“猶有未沾足”的。照他這樣的做法,只要一脫自己的約束,必定橫征暴斂。搞的民怨沸騰,終于萌生亂源。由此看來,明珠真是賊臣?
  就這轉念間,皇帝已有了決定,但處置輕重,還要再看一看其他的罪狀:
  一康熙二十三年學道報滿之時,應升學道之人,率往論价;九卿選擇時,公然承風,缺皆預定。由是學道皆多端取賄,士風文教,周之大坏。
  一靳輔与明珠、余國柱,交相勾結,每年康費河銀,大半分肥,所提用河官,多出指示,是以极力庇護。當下河初議開時,披以為必委任靳輔,欣然欲行,九卿亦無异詞。及上另欲要人。則以于成龍方沐圣眷。必當上旨;而成龍官上臬司,不可以統攝,于是議題奏仍屬靳輔,此時未有阻撓議也。及靳輔張大其事,与成龍議不合,始一力阻撓,議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
  這一款引起皇帝絕大的警惕。他回想康熙二十四年南巡視察河工時,開下河一事,要由安徽臬司于成龍總其成,而歸靳輔節制,确是出于明珠的建議。當時還覺得他的話极有道理,誰知暗中另有這樣的內幕。自己是在不知不覺中做了他的傀櫥;看來做皇帝要虛己以听,求得一個“明”字,實在甚難。如果再有成見橫亙胸中,則耳目所及,無一而非偽飾蒙蔽,從今以后,豈可不格外謹慎?
  因此,他對郭琇的奏折,看得更加仔細,每一個字都不肯輕易放過:
  一科道有內升及出差者,明珠、余國柱率皆居功要索。至于考選科道,既与之大約,凡有本章,必須先行請問。由是言官皆受其牽制。
  一明珠自知罪戾,見人輒用柔言甘語,百計款曲而陰行螫害,意陰謀險;最畏者言官,恐發其奸狀。常佛倫為總究時,見御史李時謙累奏稱旨;御史吳霽方頗有參劾,即令借事排陷,聞者駭懼。
  看到這里,皇帝放下奏折,深深點頭,在燈下自語:“若要天下太平,實非廣開言路,培養有風骨的言官不可。”
  皇帝經過深長的考慮,決定展開一次大規模的人事革新。明珠應該受到懲罰,是毫無疑義的事;但是,皇帝自成年時就自誓要待大臣如弟兄,所以除非罪大惡极,絕不愿加以誅戳,尤其是明珠,皇帝始終念著他支持撤藩的功勞,格少要寬大處理。
  于是首先改組內閣。大學士一共五人,首輔是明珠,革職交領侍衛內大臣差遣;次輔叫覺羅勒德洪,他是皇帝的同族——愛新覺羅族以其与皇帝親屬關系的遠近,分為兩种,一种是太祖直系的后裔,稱為“宗室”,系金黃腰帶,俗稱“黃帶子”;一种疏遠的宗族,稱為“覺羅”,系猩紅腰帶,俗稱“紅帶子”,勒德洪就是“紅帶子”,隸屬正紅旗,筆帖式出身,是明珠的應聲虫,自然一并革職。
  還有個被革職的是余國柱。五去其三,剩下兩個人,一個是曾為世祖草遺詔的王熙,此人熟諳政事,小心謹慎,皇帝決定將他留了下來;還有一個是王熙的同年,順治四年的進士,當過浙江總督,在平耿精忠之亂中立過大功的李之芳,已經六十七歲,精力衰頹,囗婀取容,皇帝決定叫他退休——休致回籍。
  為了這一番大振刷,皇帝特別召集吏部尚書陳廷敬等人,作了一番极長的訓諭,他說;國家建官分職,經理庶政,必須拿出忠心來!大官守法、小官廉洁,各守職司,實心任事,才可以不負提拔。他親政以來,不敢絲毫怠忽,所以對于大小官員的行事,無不深知,一再指出缺點,諄諄告誡,然而他是失望了。
  他指朝中群臣,自大學士以下,有職掌的官員,全然不知勤慎供職,只知道早早出街,偷安自便,整天三五成群,互相交結,套同年、門生的關系,彼此援引,或者同謀陷害他人;或者徇庇同党,營私舞弊,這种种情形,他亦無不明瞭,只是隱忍不言,期望各人自己良心發現,洗心革面,改過向善。
  他又說:他最重視九卿科道的會議,期望集思廣益,斟酌至當。結果不過一兩人倡儀于前,其余的應聲附和,馬馬虎虎,敷衍了事。甚至有些人參加了會議,卻茫然無知,到散會都不了解議的是些什么?像這樣子,試問國是何憑?
  至于人才進退,關系重大,某人賢、某人不肖,或恐不盡知悉,所以凡遇緊要的差缺,特令會同推舉,一方面讓好人得以出頭;一方面亦是希望被舉的人,心里有這樣的警惕,倘或不是實心奉公,失職得罪,必定會連累推舉的人,于是勉力自勵,力為好官。六部九卿諸臣,如果体會得這番意思,理當從公選舉,才是不負委任。而歷年以來,所舉者稱職的固有;但貪黷的亦复不少,這都是由于太看重情面,或者植党受賄所致。像這些人,自反其咎,雖加正法,亦無足惜;但他實在不忍見臣下身罹法网,所以往往寬大處理。不幸地,寬大變成姑息,姑息足以養奸,積弊愈來愈深,物議沸騰,民憤憤激,以致言官列款參劾,豈能再不聞不問?
  此外,明珠的党羽,吏部尚書科爾坤,戶部尚書佛倫,工部尚書熊一瀟,平日望風承旨,甘作爪牙的,亦都一起被免了職。消息一傳,人心大快;尤其是余國柱狼狽出京,見者無不嗤之以鼻,真所謂“公道自在人心”了。
  不肖一去,賢者進用,皇帝經過慎重的考慮,選拔了三個人當大學士,第一個是伊桑阿,他是滿洲正黃旗人,跟湯斌是同年,由禮部主事,循資升任尚書,為人厚重老成,极有操守,是滿洲大臣中的佼佼者。最近在禮部尚書任內,辦理太皇太后的大喪,勤慎將事,深得皇帝好感,所以首先被拔擢入閣。
  第二個是阿蘭泰。他家是滿洲八大貴族之一,姓富密氏。阿蘭泰以筆帖式起家,能干而謹慎,當三藩亂起,承旨宣達軍机,詳查明白,而且能夠把握時机,迅赴事功。最難得的是,操行清謹;本來与湯斌同為工部尚書,這時入閣拜相,死者哀而生者榮,運气大不相同。
  第三個是漢人,名叫徐元文,字公肅。他是徐乾學的胞弟,行二;老大乾學,老二元文,老三秉義,合稱“三徐”,而徐元文是他們兄弟中,最杰出的一個。
  徐元文是順治十六年的狀元。閒雅方重,敦品勵行,与他的老兄,簡直不像同胞手足。皇帝因為他曾充經道講官,深知他的品德,特地將他由戶部尚書升任為大學士。
  這以后不久,徐乾學、高士奇等人,又為郭琇一疏,嚴劾去職,于是皇帝進行第二次改組政府,老弱貪庸的,紛紛休致回籍。起用熊賜履為禮部尚書,而郭琇則被超擢為左都御史。
  不幸的是,湯斌始終被皇帝所誤解,他說:“我待湯斌不薄,而他一直怨訕不休,不明白是什么道理?”
  就為了有這樣的誤解,終康熙朝六十一年,湯斌生前的德業,不能受到表彰。直到世宗雍正十年,方下詔以湯斌人祀賢良祠。
  高宗乾隆元年,湯斌得到了一個謚號,而且是极其難得的“文正”。
  道光三年,以湯斌從祀孔廟。有清一代,以名臣從祀孔廟的,一共只有三個人:湯斌、陸隴其、張伯行。
  陸隴其后來亦由知縣行取為御史,歿于康熙三十一年。在他死后兩年,皇帝忽然想起他,要放他做江蘇學政。死后得官,傳為美談。他的謚號叫“清獻”,照他的官位,不應得謚,是出于高宗的特旨。
  張伯行是湯斌的同鄉,也講理學,也做過江蘇巡撫,號稱“天下清官第一”;但張伯行的清官比較容易做,因為他是富家子弟,可以從家鄉帶了錢到任上去用,不如湯斌那樣堅苦卓絕。
  康熙一朝,清官最多,但清官冊上的第一名,無論如何不能不推湯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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