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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一日，張作霖由于孫傳芳領銜，閻錫山等十六人聯名通電擁護之下，在天津就任安國軍總司令，同日發表命令：以孫傳芳、張宗昌、閻錫山為副總司令；至于參謀長，不用說，當然是楊宇霆。 張宗昌受命回到濟南，亦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要求部下核實陳報兵力，一人一槍，究有多少？清查以來，有十七万多支，這就可以大加擴充了，一口气委出十几名軍長；第八軍軍長畢庶澄并兼海軍司令。前敵總司令褚玉璞，參謀長是李藻麟。大軍分三路南下，褚玉璞到南京；張宗昌到安徽；畢庶澄則循海道至上海。奉軍則由張學良、韓麟春率領第三、第四方面聯合軍團，進入河南支援吳佩孚。 名為支援，其實是來接收地盤；原來吳佩孚由于孫傳芳的坐觀成敗，以致處境日蹙，由湖北退入河南，先至信陽，后到鄭州，而且与他手下的大將靳云鶚失和，駐軍河南中部，司令部設在郾城的靳云鶚，將吳佩孚的衛隊都繳了械。他的另一員大將寇英杰，亦不大合作。為此，依附直系的官僚如夏壽田、張廷愕等人，特地將直系的“家長”曹錕，撮弄到鄭州，來挽救直系的分裂。 曹錕到得鄭州，住在旅館里，患了重感冒；偏偏吳佩孚忙得一時沒有工夫去看他，以致曹錕大為不悅。兩天以后，方始晉見，吳佩孚探問病情，問了兩遍，曹錕才答非所問地說：“今天的風好大！” 吳佩孚沒有听出他弦外有音，天真地答說：“今天天气很好，沒有風。” “沒有風，怎么把你吳大帥吹來了？”曹錕即時板起臉來：“你是大帥，我從前也是大帥。當年有了功勞都是你們的；我不把功勞分給你們，你哪里去當大帥？如今你呢，有功勞都是自己的，不能容人，也不能開誠布公，自大狂妄，以致于大家离心离德，你得好好想一想！” 這一頓聲色俱厲的訓斥，將吳佩孚說得啞口無言，夏壽田与張廷鍔赶緊把話扯了開去，以免吳佩孚過分難堪。不過訓斥歸訓斥，回護歸回護，曹錕還是將靳云鶚找了來，好言安慰之外，囑咐他要顧全“團体的利益”，尊重吳佩孚的地位。 當曹錕由鄭州回保定后，局勢已經有了變化；保定是在吳佩孚。討赤時攻下來的。特派齊燮元坐鎮，這一帶的稅收，是吳佩孚的重要響源。但直隸督軍褚玉璞認為保定是直隸的疆界，應該收回；在曹錕离開保定到鄭州時，派了一師人開入保定，接收了防務；等住在天津的齊燮元得知消息，已無可挽救了。 但是，吳佩孚最大的打擊，是來自奉張。本來吳佩孚南撫孫傳芳，北聯張作霖，這個三角關系，以他為中心，怎奈孫傳芳私心忒重，坐山看虎斗的結果，使得革命軍能用個別擊破的策略，造成吳、孫的兩敗俱傷；在這樣的態勢之下，張作霖面臨了一個必須作出抉擇的局面，如果不甘于坐守關外，便須入關有所作為。結果是張作霖選擇了后者，也就是擔當起對抗革命軍，挽救北洋軍閥的主要責任。 其時國民革命軍對大局有一個极其精當的分析与判斷，認為張作霖組織安國軍，是孫傳芳全力策動的結果。但張作霖目前對迫近潼關的西北軍，較之對革命軍，更為緊張；因為潼關一下，西北軍開入河南，北方便大受威脅，所以奉軍必先全力對付西北軍，一定要待到河南穩定后，才會對革命軍采取行動。 因此，革命軍當前的戰略是，第一、先肅清湖北西部；等西北軍經營陝南告一段落，兩軍在鄂北取得聯絡，再定攻河南的計划；第二、乘此奉軍無暇南顧時，革命軍在東南方面，先定閩浙，再圖蘇皖，暫定划江而守，以待時局的變化；第三、上海勢在必得，否則長江閉塞，海外交通亦難自如，一得上海，全面皆活，可立于不敗之地；第四、南京及皖南收复后，進軍河南，逐鹿中原，此時不但西北軍可以取得聯絡，山西亦必響應，然后北定燕云，統一全國。 果然，初步顯示，局勢的發展，悉如預料，張作霖以孫傳芳的主力守淞滬；直魯聯軍守南京，而以入河南防西北軍，作為奉軍的主要目標。這一來，就非將擋道的吳佩孚請開不可了。 盡管張作霖函電交馳，表面詢問吳佩孚的動向，實際上是請他讓路，甚至表示入豫的奉軍，可以歸吳佩孚指揮。但有南口的經驗在，吳佩孚頗具戒心，所以一再表示，自己的實力足以擋得住革命軍，還不需要奉軍。 但是，他的實力在哪里呢？寇英杰、靳云鶚兩軍，都指揮不動，而且靳云鶚反奉的態度十分強烈，甚至自行組織了“保豫軍”，准備對抗張學良、韓麟春的部隊。 張作霖忍無可忍，下令三、四方面軍，肅清黃河北岸，渡河進占鄭州。于是奉軍先頭部隊于一月底進駐河南彰德；全部兵力五万人，由京漢、隴海兩路陸續南下，前敵總指揮是第十軍軍長于珍，而張學良則不時往來于前線与北京之間。 三月五日，張學良到達河南衛輝，此地南濱大河，西控上党，號稱天下之中，他与韓麟春召集第十軍軍長于珍、第十七軍軍長榮臻、第五軍軍長趙恩臻及炮兵司令鄒作華等高級將領會議，決定分三路前進，于珍指揮中路、趙恩臻指揮西路、榮臻指揮東路，限一星期內渡過黃河，進逼鄭州。 在會議中，張學良下了极嚴厲的命令：嚴守軍紀，不礙害民扰民。原來張學良雖未正式受過西方教育，但從青年會到京奉鐵路，他的外國朋友很多，頗為向往西方文明；革命軍出師以來，只為部下恪守軍紀，到處受到百姓的歡迎与支持，以致所向無敵，對他是個极大的啟示。再細想一想，馮玉祥的部隊打不散，亦是由于紀律嚴明；此外孫傳芳的部隊，軍紀比較好，戰斗力就比較強。奉軍的裝備、訓練、士气都是第一流的，就是軍紀太坏，以致于楊宇霆在江蘇，地方上一聲號召，群起而攻，不須有什么行動，就垮下來了。因此，他這一回決心要洗刷“奉軍紀律最坏”的名聲。 因此，這一回奉軍由于黃河鐵橋已斷，不得不用船只渡河時，破天荒地是用相當合理的价格，雇用民船，而非蠻不講理的征用；同時亦停止了拉伕，出价雇用伕子來運輸輜重，使得河南老鄉，大感惊奇。 三路泰軍，由于珍所指揮的中路開始，分別在鄒作華的重炮部隊支援之下，強行渡河，直扑鄭州，還發動了飛机助攻。同時張作霖給了吳佩孚一封電報，指責他“敵來犯境，則退讓不遑；友來假道，則屏絕不許”，措詞很不客气。見此光景，吳佩孚黯然退出鄭州，轉往豫西鞏縣，暫時歇足。 哪知馮玉祥的部隊，已由陝西出動，而潼關守將張治公則投降了奉軍；但在洛陽的所謂“鎮嵩軍”劉鎮華部，卻又響應馮玉祥。雙方部隊一層夾一層，形勢搞得非常复雜，如果吳佩孚未离豫西，奉軍不能自鄭州攻洛陽的鎮嵩軍，張治公便有為馮玉祥、劉鎮華夾擊之危。因此，張學良派人持專函去見吳佩孚，信中很客气地請“吳老伯移居鄭州”，實際上是要他讓路。吳佩孚置之不理，韓麟春等人便老實不客气要動武了；以關云長自許的吳佩孚，變成了兵敗的“劉皇叔”，栖栖皇皇地遁往南陽。 其時國民革命軍的發展，真所謂“順天應人”，大軍所到，無不歡迎，以致孫傳芳一敗于江西，再敗于福建，三敗于浙江，四敗于安徽，五敗于江蘇，三月什三日國民革命軍克复南京后，于四月十八日由國民党正式發表文告，國民政府決定奠都南京；軍事方面繼續北伐，肅清了黃河以南，而山西的閻錫山，亦已決定与國民革命軍合作。在這樣的情況下，奉軍不能不放棄隴海退守河北。 北洋軍閥，如今只剩下一個張作霖了。時移勢轉，他只有在兩條路中挑一條走，不是退守關外，便是獨挑大梁。張作霖挑了后面的一條路。 挑這一條路，是由于張宗昌的慷慨陳詞。六月十六日下午，張作霖在順承王府召集會議，商討“最高問題”，亦就是否自封“海陸軍大元帥”組織軍政府？張宗昌站起來發表議論：“現在的敵人，跟以前不一樣了，似前不管是哪一系，打來打去都是北洋自己人。吃了敗仗的，過一陣子照樣再起來：現在敗給革命軍，可真是把命都革掉了。与其坐著等死，不如痛痛快快大干一番，干不過人家，再回關外也不遲。老帥有了“大元帥”這個銜頭，就算出關，也跟孫中山在廣東一樣，仍舊可以撐起一個場面來。” 張作霖連連點頭，“最高問題”便這樣決定了。當天張作霖發表通電，表示討赤到底；但對反共者，暗示可以妥協。同一天由孫傳芳、張宗昌領銜，會同奉軍將領通電擁護張作霖。北洋政客梁大詔、曹汝霖等亦支持張作霖為北洋最高領袖。 兩天以后，張作霖在西苑怀仁堂就任“陸海軍大元帥”，當天發表兩道命令，一道是“制定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今”；一道是特任潘复為國務總理，負責組閣。 其時馮玉祥、閻錫山已先后加入革命陣營。但馮玉祥与蔣介石，在意見上有嚴重的歧异；原來國民党內部正在鬧“宁漢分裂”。 蔣介石与馮玉祥在徐州初次會晤，雖經李烈鈞等人极力溝通，一而馮玉祥始終拒絕蔣介石的要求，即是不愿率軍沿京漢鐵路肅清武漢。最后鬧到馮玉祥不辭而別，徑回開封。 因此馮玉祥之加入國民革命軍，對奉軍并不构成新的威脅，但閻錫山加入國民革命軍，便成了奉軍的肘腋心腹之患。張作霖几次派代表勸閻錫山回頭，不得要領之后，終于在十月初“明令討伐”。 閻錫山亦知晉奉之戰勢不可免，在軍事上早有部署，但晉軍自民國以來，一貫采取守勢，備多力分，加上力量原不及奉軍，所以一經接触，首先在京漢路上，為張學良、韓麟春殺得“軍資遍野，骸骨積山”；接著京綏路亦告失利。 但正當張學良在保定發出捷報時，晉軍第四師師長傅作義，突襲涿州得手；北京与保定之間的交通，被攔腰切斷，張學良急派三十軍軍長于芷山，率兵赶往琢州，一戰成功，但得而复失；再度進入涿州的傅作義，就不好相与了。 傅作義的兵力，共計三個步兵團、一個炮兵團，以及工兵營、机槍營各一，連同涿州城內的百姓，共計軍民八万之眾。自古以來，守城以糧食為先，所以傅作義實施糧食管理，預計可以供應一個月。他构筑的防御工事，周密堅固。守一個月亦并不困難。 奉軍由張學良指揮，五次猛攻，不能得手，乃采取長期圍困的策略。戰火殃及人民，最苦的還不是道路流离，而是困在孤城中挨餓。 一個月以后，糧食不繼，改以雜糧充饑，士兵吃的是黑窩窩頭，到了十二月初連雜糧都吃完了，只能吃酒糟。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被圍整整兩個月的那天。琢州婦孺數百人環跪在司令部外面泣訴，說他們肚子已經空了三天，要求結束戰爭，以維殘生。但傅作義不為所動。 到了一月，傅作義實在撐不下去，派人向奉軍談判停戰條件，二月四日達成協議，共計五條：第一、即日起停戰；第二、涿州人民在戰事中的一切損失，由奉軍清償；第三、涿州守城軍改稱“國防軍”，永不參加內戰，一切軍械糧響，由奉方補充發放；第四、“國防軍”駐地為軍糧城；第五、奉方付現大洋二十万，作為開拔費。 這二十万元的一部分，落入若干老名士的荷包中，一個是樊增祥，湖北恩施人，他的父親叫樊燮，在湖南當提督。這個職位是“綠營”——八旗以外，漢人兵營，使用綠旗，所以稱為綠營——中最高的，掌管一省兵馬，正一品。其時湖南巡撫是洪秀全的小同鄉駱秉章，重用幕友左宗棠，獨斷獨行，跋扈非凡，外號“左都御史“；一次召見樊燮，談論軍務，話不投机，左宗棠舉起手來，就摔了樊燮一個耳光；接著以“目不識丁”的考語，參劾樊燮，竟致革職。 樊燮以一品大員，受辱于僅僅舉人的左宗棠，認為奇恥大辱，回到恩施老家，對他的獨子樊增祥說：“你將來如果不中進士，就不是我的儿子。”同時延聘宿學老儒，教樊增祥讀書；對西席的禮遇甚隆，感于東主的雅意及苦心，悉心教導；樊增祥亦能不負父志。光緒三年中進士、點翰林，但散館以后，改官知縣，以后一直當外官。辛亥革命時，以江宁藩司署理兩江總督，入民國后，一直保持著遺老的身分。 樊增祥詩才甚美，且以詩篇丰富著稱，与易順鼎齊名，傅作義為了沽名，特意托人致送大洋五千，請樊增祥寫一首詩來榆揚，樊增祥最擅長的是梅村体的長歌，代表作是詠賽金花的前后彩云曲，以傅作義守琢州的艱苦，本可大大舖敘一番，但他心輕武夫，只做了一首七絕：“新收琢州七千人，百日燕南集大勳，十六年來千古戰，英雄我愛傅將軍。” 對于這首贈詩，傅作義自然應該稱謝，于是另一位名士夏壽田亦收到了五千元。此人字午詒，是王湘綺的門生，他的科名比樊增祥高，是光緒二十四年的榜眼，但沒有做過什么官，而且命運多乖，先入端方幕府，而端方在四川遇難；入民國后，入袁世凱幕府，結果一場洪憲春夢。袁世凱一死，夏壽田也失意了。只以奔走于皖系軍閥門下，靠周濟度日。受了傅作義五千大洋，為他寫了一封謝函，驕四儷六，文采可觀；但流傳得廣的，還是樊增祥的那首詩。 其時，有一項重大挫折，便是南北樞紐的重鎮徐州，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路總指揮何應欽部下所攻克。 本來當安國軍成立，張作霖就任總司令時，商定的戰略，除由張學良、韓麟春入河南，接替吳佩孚反攻湖北以外，三名副總司令的任務是：閻錫山固守晉綏，以防馮玉祥；孫傳芳坐鎮南京；張宗昌的直魯聯軍，沿津浦線南下，進出南京、上海，協助孫傳芳，抵抗北伐的國民革命軍。 張宗昌兵分三路，自己往安徽去解決當地的小軍閥；褚玉璞往南京；畢庶澄往上海，他的銜頭是直魯聯軍第八軍軍長兼海軍司令。 其時國民革命軍已策定了肅清長江上下游的作戰計划，首先攻取杭州，其次占領上海，然后會師南京。當畢庶澄于二月甘四日抵達上海時，杭州已在六天以前，為國民革命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東路總指揮何應欽分別自浙東、閩北進兵，順利克复。畢庶澄當前的主要任務，便是防守松江三十一號鐵橋，准備阻攔自嘉興方面前進的革命軍，所以司令部設在上海北火車站；像吳佩孚一樣，在數節車廂中辦公。 但沒有兩三天，畢庶澄一跤跌進溫柔鄉，只在富春樓老六的香閨中盤桓——原來當時上海的情況极其混亂，共產党領導的總工會，到處發動罷工，甚至奪取警察局的槍械，准備武裝暴動。加以直魯聯軍与革命軍有在上海大戰之可能；租界當局為恐波及，都加強了戒備：英、法兩國并派兵增援。上海工商界的有力人士，為求自保，必須多方疏通，以求免于戰禍；而“三大亨”眾望所歸，尤其是杜月笙，正嶄露頭角，他与各方面都結有香火因緣，雖在闤閨而得“政通人和”之妙，所以自保之計，多向他求教。 當時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取得共識，國民革命軍紀律最好，而且白崇禧、何應欽都有表示，希望上海不致糜爛；因此只要策動畢庶澄投向革命軍，上海即可避免戰火。至于總工會，以三大亨在上海的社會勢力，自有收拾他們的辦法，不足為憂。 將畢庶澄誘入脂粉陣，便是預定的計划；除了富春樓老六以外，北里四小金剛張素云、芳卿、云蘭芳，輪番周旋，畢庶澄一擲万金，毫無吝嗇，北站的司令部早已置諸腦后。北洋海軍總司令楊樹庄，想跟他見一面，竟不可得。不久，楊村庄歸入革命陣營，受任為國民革命軍的海軍總司令，并派軍艦三艘，駛往九江，歸北伐軍指揮。 在富春樓的香閨中，枕邊膩語，她勸畢庶澄投降革命軍，這一來便可留在上海不走，雙宿雙飛，直到天荒地老。”畢庶澄不免心動，正在談判投降條件時，不道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薛岳所部，已攻占滬南龍華，隨即開赴閘北；畢庶澄得報，狠一狠心，丟下富春樓老六，赶到北站，下令開車，經南京轉往江北。他的第八軍，為革命軍包圍繳械，一部分想沖入租界，為英、法軍隊以机槍掃射，死數百人之多；另有兩千人繳械以后，為租界所收容，此外日本在上海的駐軍，亦繳械收容了第八軍的一團人。 國民革命軍在南京方面，亦頗有進展，東路軍由宜興向常州、無錫方面直攻；江右軍的湖南部隊，則由襪陵直追江宁，在南京的孫傳芳，一看勢頭不妙，通往揚州。接著蔣介石乘楚同軍艦，由江西至采石礬江面督戰，直魯聯軍由浦口倉皇退卻，革命軍一面渡江追擊；一面向南京進攻，終于在三月甘三日由中華門沖入，當晚光复全城。 直魯聯軍這一回南下的任務，徹底失敗，褚玉璞由浦口退保徐州；張宗昌久攻合肥不下，退回濟南；畢庶澄自上海逃出后，不敢去見張宗昌，一直躲在青島。 憋了一肚子悶气的張宗昌，認為最可惡的是畢庶澄，有兩件事坏在他手里，第一、三月初，張宗昌、孫傳芳在上海發行庫券一千万元，以江海關二五附稅作抵，令上海各銀行、錢庄、商會攤認；那時上海是在畢庶澄控制之下，加一點壓力，不難勒索；而結果是江蘇各團体紛紛表示反對，而且要求免征各縣軍糧。 第二件是當南京危急時，張宗昌電令畢庶澄派兵支援，而畢庶澄置之不理。張宗昌認為，這一切都是畢庶澄私通革命軍，准備叛變的證据，非殺他不可。 到了四月里，張宗昌打電話到徐州，將褚玉璞召至濟南，開口說道：“俺有一件很要緊的事，你能給俺辦一辦嗎？” “只要督辦有命令，我都能辦。” “好！”張宗昌說：“畢庶澄這個免崽子，在上海讓富春樓迷昏了，誤了俺的大事，也讓咱們的團体，受害不淺。你想，三月初，上海全在他手里，俺跟孫馨遠發一千万庫券，有海關的稅作抵；畢庶澄這個小子只要發個帖子，把上海有勢力的人請了來吃飯，當場叫他們認數目，誰敢不認？不認就拿机關槍掃他個娘的。你想，有了一千万，咱們什么事不好辦？” 褚玉璞覺得他說得太容易了，但無論如何硬逼軟商，一千万沒有，兩三百万應該是有的。結果弄得一文不名，畢庶澄多少是有責任的。 “你看，”張宗昌拿一個卷夾，使勁往桌上一摔，“這都是那兔崽子跟蔣介石來往的電報。”他問：“你說，陣前通敵，該當何罪？” “督辦吩咐吧！” “你把這免崽子斃了！” 褚王璞不免遲疑。原來他跟畢庶澄以前的交情很深，自關外五站時期開始，便是形影不离的，但自二次直奉戰爭以后，情形不同了，畢庶澄自以為任何條件皆比褚玉璞优越，但地位卻不如褚玉璞；尤其是褚玉璞當上了直隸督軍，畢庶澄心里最不舒服。此外跟褚玉璞在賠錢、玩女人這兩件事上，也常有摩擦；但無論如何，要叫他下手去殺畢庶澄，實在強人所難。 但他一想到自己，感覺就不同了。他在想，張宗昌知道他跟畢庶澄交情不淺，有意出這么一個難題給他，极可能就是試試他的忠心；如果設詞推托這個任務，可能畢庶澄未死，他先送命了。 轉念到此，褚王璞將心一橫，“督辦交代，我一定辦妥當。不過，督辦得給我一道正式命令。”他解釋理由：“我可以正式宣布他的罪狀，讓他死而無怨，別人也知道督辦是整頓紀律。” “說得不錯。俺馬上給你辦。” 收到了書面的正式命令，褚玉璞略略作了一番部署，隨即打電話到青島，約畢庶澄第二天上午到濟南，有要事面商。畢庶澄答應當晚由膠濟鐵路專車酉去，預計第二天一早可到濟南。 褚玉璞特為親自到車站去迎接，他在濟南有個留守司令部；但接到畢庶澄后，同車到他的私宅。畢庶澄下車到客廳一看，知道事情坏了，因為槍兵環立，還有個軍法官坐在寫字台后面，仿佛等著記錄口供似的。 “華舫，”褚玉璞說。“我是奉命辦事。” 接著軍法官便宣讀張宗昌的命令，寫得非常詳細，畢庶澄邁敵的證据，都刊在上面。畢庶澄面如死灰，一言不發；等到軍法官讀完命令，褚玉璞的干儿子劉振邦，在畢庶澄腦后開了一槍。 這個自命周公瑾复出的畢庶澄，終于唱了一出“周瑜歸天”。但雖死于非命，卻有個紅粉知己——富春樓老六特為赶到濟南去為他收尸。 張宗昌連番失利，退守濟南后，地方上的有力人士，主要的是張怀芝的弟弟，當過煙台鎮守使的張怀斌，聯絡在河南失敗的靳云鶚，以及一班士紳，勸告張宗昌組織山東省保安司令部，意思是要求張宗昌，脫离安國軍政府，宣布獨立，保境安民。張宗昌不肯背叛張作霖，事實上亦不敢与奉軍為敵；恰好南京國民政府發表，以陳調元為山東省主席，張宗昌認為以他跟陳調元的交情，此舉等于代他看管地方，只要整個局勢有利于北方，山東隨時可以回來，陳調元亦必拱手相讓。因此，決定將直魯聯軍撤到直隸，屯扎京奉線的灤東一帶。 張宗昌雖仍是直魯聯軍的統帥，但直隸在名義上是褚玉璞的地盤，所以他不無奇人篱下之感。有一回對褚玉璞說：“俺把山東賠光了，來到你們直隸，俺是在這里吃‘勞金’。”所謂“勞金”是山東商場的術語，作伙計的以勞力換取酬金之意。這雖是牢騷，但亦包含著對褚玉璞不滿的意味在內；因而張、褚之間，逐漸形成矛盾。 民國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國民政府正式宣布奠都南京，兩天以后，日本田中內閣成立。 田中義一出身于日本陸軍最大派系的長州，原為陸軍大將，退役后加入日本最大的政党政友會。當政友會總裁橫田病歿后，公推田中繼任；但政友會的實權，握在一個与軍部有密切關系的野心分子森恪手中，在田中被選后，他公然表示：“此后閣下居党魁之名，我任党務之實。”田中同意了。 因此，田中組閣后，自兼外相，而以森恪擔任外務省次官，掌握對華外交政策。田中內閣的使命有二：一是謀求金融恐慌的緊急對策；二是改變對華政策。日本的軍閥，一直認為政府的對華政策太軟弱，如要轉變，當然是轉往強硬方面。 于是，在一個多月以后，正當國民革命軍，將直魯聯軍攆回山東，安徽、河南方面著著進展之際，田中派出第十師團兩千人，借口保僑侵入山東，接著田中自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在東京外相官邸，召集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沈陽總領事吉田茂，以及陸海軍及參謀本部首腦舉行了五次“東方會議”。 此會實際上由森恪一手主持，會中通過了他所提出的四點建議，作為“對華政策綱領”：第一、田中內閣為保護在華利益，不論在中國本部，或滿蒙均應出兵；第二、東三省、內蒙古為日本國防安全線、各該地的治安秩序，日本必須确保；第三、東三省本地人的政權，如能保障日本的特殊利益，日本應予支持；第四、國民政府如變更東北政治組織，日本應不惜滿蒙与中國分离，另行制造傀儡政權。 到了七月下旬，田中將此“對華政策綱領”，上奏于繼位才只一年的昭和天皇。同時積极展開在中國爭取特殊利益的活動。 十月間，田中派新任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及張作霖的顧問町野武馬到達北京，通過楊宇霆的關系，向張作霖提出包辦“滿蒙新五路”的要求。這五條鐵路是：敦化至圖門江的敦圖路；長春至大連的長大路；吉林至五常的吉五路；延吉至海林的延海路；眺甫至索倫的洮索路。其中敦圖路對于日本由長春經大連至大皈的航路，有節省三十五小時行程的重大軍事、經濟价值，更是志在必得。 由于楊宇霆的全力干旋，張作霖對于締結“奉日政治經濟同盟”，以及五路地价一千万日金先付五百万這兩個條件，已有應允之意。但談到訂立文件卻触了礁；張作霖識字不多，也會寫自己的名字，但日本人如果要他簽署什么文件，他會故意發怒，指責對方，明知他不認識字，故意要出他的丑。其實是避免有筆跡流落，成為把柄。這時楊宇霆就會出來轉圓，說一句：“大帥說了算！”事實上是不是說了算呢？他對朋友与部下，确是如此；但對日本人就不一定了，如果只是他個人吃小虧，當然會守諾言；但如遇到喪權辱國的事，他就不承認了。話當然是說過的，但只是逼到無法時的緩兵之計；到要他履行承諾時，再由楊宇霆設法來搪塞。 不過山本條太郎，這回著急的倒不是怕張作霖不肯簽約，因為他現在是軍政府的領袖，將來可以由軍政府与日本政府簽訂正式文書，張作霖是無法以不識字來推托的；他著急的是，森烙在他所主持的大連會議中，不知道田中另有計划，因而決定采取急進的手段。山本條太郎怕功敗垂成，急急赶到東京，說知原委；森格承諾，暫緩行動，但日本軍部并不知道這件事。 山本條太郎從十一月回到北京后，繼續交涉到第二年，也就是民國十七年的二月間，條件大致就緒；地价五百万元，由奉天以興筑吉會路最后一段，也就是敦圖路為由，為滿鐵借款五百万元的方式來支付。 但其時中國的局勢，正在醞釀大的變化，國民革命軍的積极籌划北伐，張作霖亦金調兵遣將，分頭防御。同時國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長郭泰棋，正式發表聲明，不承認向滿鐵借款一事。由于這兩個原因，新五路簽約之事，便擱了下來。 日本軍閥，當然不愿見國民革命軍順利完成北伐，因而早有計划，便是在革命軍北伐途中，攔腰截斷，當革命軍于四月間在津浦線發動猛攻，直魯聯軍望風而潰時，駐濟南的日本武官酒井隆，及領事藤井，以保僑為名，連電東京增兵，于是四月十九日，日本派出第六師團五千人，指揮官福田彥助奉到的命令，是駐扎青島，是一种示威性質。哪知酒井隆蓄意要制造事端，拔弄福田移兵濟南。而其時第二集團軍孫良誠已抵達濟南，直魯聯軍業已撤退，革命軍變成与日軍形成對峙之勢。 于是，包藏禍心的酒井隆，命日本特務机關，在中日對峙中間開槍，引起雙方誤會，以致發生沖突。中國的軍隊及官員備受屈辱，但蔣介石洞悉日本的陰謀，在阻撓北伐；所以在忍辱負重的原則下，采取了出敵不意的戰略，繞過濟南，直指北京，三個集團軍，全面猛扑，張作霖的大勢去矣。 日本知道奉張的政權，朝不保夕；趁火打劫的机會，稍縱即逝，因此滿鐵代表江藤丰三，于五月十二日赶到北京，逼簽五路協定。交通部長也是楊宇霆心腹的常蔭槐，故意避往天津；路政司長劉景山則臨時辭職，為的是不愿意作日本人的工具，有意杯葛。但江藤丰三豈肯干休，拉了楊宇霆向“大元帥”坐逼。以不准奉軍通過南滿路相威脅，張作霖無奈，只好命航政司長趙鎮兼次長，再兼代部務的名義，于五月十三日深夜到部，在“敦圖”、“長大”兩路包辦合同上，蓋用了交通部的大印。 但這份合同，頗有暇疵，第一，命趙鎮兼代部務的生效日期是五月十五日；第二，簽約日期的五月十三日是星期日，因而提出要求，更改為五月十五日。 但田中對張作霖的逼迫，還不止此；五月十七日那天，芳澤謙吉去看張作霖，提出忠告，也是警告，督促張作霖全師撤出關外，否則戰敗時，日軍將在山海關一帶，解除奉軍的武裝。 第二天，日本向中國南北政府，及歐美列強，發出一件“党書”，略謂如果動亂波及滿蒙，日本即將在該地采取維持治安秩序之有效措施。接著，東京參謀本部，下令秘密動員，命駐屯滿洲各地部隊，以及由濟南撤至大連的“外山旅團”，向奉天移動；并派勁旅在錦州、山海關、熱河朝陽等地，擔任奉軍警戒。關東軍司令部亦移入沈陽。所謂“擔任奉軍警戒”，實際上便是占領上述各重要地點。預定五月甘二日發布東京大本營的“奉敕命令”、當日午夜開始行動。 結果奉敕命令未到，主要原因是美國仗義執言，認為東三省的主權，屬于中國政府，日本此舉“未免大膽”。美國國務院要求日本在實際行動以前，須告知美國。因此日本外務省邀集陸海軍有關部門會商對策，代表外務省的森俗及陸軍都主張按照原定計划進行，但海軍极力反對。最后取決于首相田中，他在別庄的游廊中，徹夜沉思，終于作了保留奉張地位的決定。關東軍大感失望。 其時在奉軍看，情勢已經非常明顯，一唯一的上策便是三十六計中的第一計，退保關外。但棘手的是直魯聯軍，張宗昌已拉著隊伍，退到灤河以東，白崇禧指揮的革命軍，亦已追到，隔灤河而對峙，白崇禧要求張宗昌投降遭拒絕后，准備渡河追擊，這樣且戰且走，就會把戰火帶到山海關外。因此張學良電請革命軍暫勿渡河，由他負責來解除直魯聯軍的武裝。白崇禧同意了。 由于有張學良、楊宇霆負責善后，張作霖決定盡快退回關外。話雖如此，他走得還是很從容，電召在保定的張學良、楊宇霆、孫傳芳，在大元帥府舉行入關以后最后的一次軍事會議，發出前線總退卻的命令后，隨即邀請北洋元老王士珍，商量臨時維持北京治安的辦法。 原來此時的局勢，非常复雜，也非常微妙，張作霖雖有意退讓，但日本軍閥卻正在想盡花招，阻止革命軍進入北京，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新井，邀集各國駐軍司令，舉行聯席會議，提議划天津周圍二十里為“聯軍警備區”，不許華軍侵入；但英美等國司令，都認為應以防守租界為限。及至得悉張作霖決定一總退卻”時，又提議由各國聯軍分別把守北京各城門，不准任何軍隊進入；這完全是庚子年八國聯軍攻北京的辦法，侵略的形跡，更為明顯，自然越發不能為各國駐軍司令所同意。 另一方面，革命軍因應的措施，頗為謹慎，蔣介石与馮玉祥、閻錫山在徐州、石家庄等地會晤后，一致同意由日本軍閥及政府并無任何重大沖突的閻錫山接收北京，以期減少日軍的敵意。于是閻錫山釋放以前扣留的奉軍高級將領于珍，賦与他一項与張作霖接洽和平接收北京的辦法，終于達成了協議。 當然在這一個龍蛇混雜的時期，總還有人打著乘机崛起的如意算盤，其中最熱衷的兩個人，都住在天津租界，一個是齊燮元，向革命軍輸誠，希望收編孫傳芳及直魯聯軍的殘部，成立第五集團軍；一個是段祺瑞，派安福系政客姚震，五度密訪芳澤謙吉，希望在此政權將成真空之際，由日軍保護他到北京組織臨時政府。當然，這是妄想。 六月一日，張作霖在居仁堂以茶會招待外交使節團話別；接著又傳見北京商會會長，表示他即將离開北京，政務交國務院代行，北京的秩序，請王士珍負責。各國使節及北京商會會長，提出同樣的要求，希望張作霖派他的衛隊鮑毓麟旅，暫駐北京，維持治安。使節團并且提出保證，鮑旅將來可以安全退出關外。張作霖也同意了。 日本自然不甘心他們的种种陰謀落空，因此芳澤謙吉奉令作最后的掙扎。原來自森烙主持的大連會議結束后，即由芳澤代表日本向張作霖提出一份“滿蒙党書”，除了新五路問題以外，另外還提出四項要求：第一，所有東三省境內中國鐵路与日本利益相抵触者，一律不許建筑；第二，日方有權開發東北礦產及建立大型鐵厂；第三，由奉方委托日本銀團代為整理奉票；第四，日僑在東北与本地人雜居。 張作霖對這項“覺書”自然不能接受，但亦不愿明顯拒絕，以致引起嚴重沖突。因此，仍舊使出与楊宇霆合作慣了的“太极推手”，你推我，我推你，一味敷衍；在交涉過程中，消息外泄，以致東北各地展開了風起云涌的反日浪潮。張作霖一方面利用此种情勢，作為拖延對日交涉的借口；一方面撤換了對日態度強硬的奉天省長莫德惠，代之以較為緩和的劉尚清來敷衍日本。 敷衍拖延到張作霖正式宣布自我解除政權，便到了圖窮而匕首見的日子，所以勞澤在居仁堂的茶會以后，秘密拜訪張作霖，勸他接受“滿蒙覺書”中的條件，否則對他不利；但如接受，則日本可以保護他由大連返回沈陽。張作霖一口拒絕，態度非常堅定。不管芳澤如何以暗示方式作威脅，他仍是那句話：“我姓張的不會賣國，也不怕死。” 等芳澤黯然而去以后，張作霖立即召集親信密商，大家都認為芳澤所說由大連回沈陽，是坐南滿鐵路的火車；這是否意味著京奉路會出問題呢？于是分別電詢負責北京至山海關警戒責任的第五方面軍團軍團長張作相，及作為看守后方的第六方面軍團軍團長吳俊升，有何情況。 張作相及吳俊升相繼電复，保證北京至山海關及山海關至沈陽的安全；張作霖決定仍循京奉路出關。雖然也有人建議，坐汽車取道古北口出關，但這條路坎坷險峻，不但顛簸之苦，難以忍受，而且在山路中有傾覆之虞，并不安全，因此，說過也就算了。 不過，為了防備万一起見，決定了兩項行車的原則，第一，起程日期及時間保密；第二，行車途中，或快或慢，机動調度。專車是早就預備好的，一共兩列，停在前門東站，都在升火待發的狀態之下，六月二日傍晚，京奉路局接到電話通知，專車要出發了。七點多鐘人到了，但不是張作霖，而是當家的“五夫人”。張作霖是在半夜一點鐘，已是六月三日了，方始乘車离開順承王府，十分鐘后便已到達前門東站，張學良、楊宇霆、孫傳芳等著在送行。一時十五分開車，專車共十八輛，同行人員有北洋政府“送終內閣”的總理潘复、莫德惠、劉哲、于國翰，以及日本顧問町野武馬、嵯峨誠世。 清晨到達天津，潘复及町野武馬下車，而上車的是楊宇霆的心腹，總管東北交通的常蔭槐。當天下午車到山海關；在沈陽的吳俊升，特地赶來迎接，列車經過重組，張作霖的座車改在第四輛。 吳俊升雖是山東歷城人，但在張作霖的一班“老弟兄”中，兩人的感情特厚；郭松齡倒戈，兵迫沈陽時，吳俊升的黑龍江騎兵，星夜急馳，及時赶到，活捉了“郭鬼子”更是奇功一件。從張作霖進京以后，他們有半年多未見了；從訂交以來，從未有這么長的日子的睽隔，所以一見了面，親熱异常，吳俊升一直在張作霖的車廂中，抽大煙、聊天，還來了一場牌九，在這歡然敘舊，渾不覺漫漫長夜的气氛中，他們怎么樣也想不到，离鬼門關是越來越近了。 暗殺張作霖的陰謀，是軍部的主張；甚至可說是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的主張，日本政府及田中義一，事前絲毫不知。 這個陰謀的策划及執行者，是第九師團司令部附員陸軍步兵大住河本大作。最初是由村岡派駐哈爾濱的武官竹下義晴，赴北京執行，但河本大作認為北京耳目眾多，暗殺的責任不易掩飾，因而建議改在張作霖回奉天途中實行，同時這件事也就歸河本接手了。 首先是地點問題，初步選定在巨流河的鐵橋上，但以中國的軍警監視甚嚴，頗難下手；几經研究，終于找到一個相當理想的地點。 這個地點是沈陽以西的皇姑屯。京奉路東西向，南滿路南北向，兩路交會的十字路口，便在皇姑屯。南滿路是架設吊橋，京奉路便在吊橋之下穿過。行動計划的第一步是派爆破專家的工兵隊長菅野，花了六個小時，在吊橋下面裝上兩百磅黃色炸藥的藥包，通以電流，由那里的獨立守備隊東宮大尉下手。 偵察行車時刻，亦有專人，是兩名武官建川美次与竹下義晴；此外在山海關、錦州、新民等地都派有密探，所以張作霖的專車，雖說時快時慢，行蹤仿佛難以捉摸，事實上在河本是能夠充分掌握的。 另一方面為了嫁禍起見，由河本所派的浪人安達理盛，找到一個失業軍人劉戴明，此人是吉林督軍孟思遠的舊部，孟恩遠在民國八年為張作霖所驅逐，劉戴明既然能為故主复仇，又有兩万元日金的獎賞可得，所以在安達來找他時，一拍即合，先收定金一千元，余數事成以后補足。 于是劉戴明弄到三個吸毒的乞儿，在六月三日晚上，讓他們過足了癮，帶到一家澡塘子洗澡換衣服，其中一個頗為机警，在澡塘子中溜走；另外兩個于深夜帶到吊橋附近，用刺刀刺殺，棄尸而去。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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