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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古剎重逢


  九年過去了。
  北京的陰歷七月又到了,正南正北的天河又改變了方向,天气又快涼了。
  七月一日是立秋了。立秋是鬼節的前奏。鬼節總帶給人一种肅殺的气氛。家家都要“供包袱”,跟死人打交道。跟死人最有肅殺關系的菜市口,更是令人注目的地方。
  這天立秋正是陰天。菜市口的街道,正像北京的大部街道一樣,還沒舖上石板。雖然已是一九二六年,清廷玉朝已被推翻了十五年,可是,菜市口還是前清時的老樣子。街上的浮土,晴天時候就像香爐,一陣風刮來,就天昏地暗;雨天時候就像醬缸,一腳踩下去,就要吃力地拔著走。
  路不好是一回事,每個人都得走。為他們的現在与未來而走。但有一個老人不這樣,他在為過去而走。
  十五年來,他每次來北京,都要一個人來菜市口,望著街上的浮上、望著西鶴年堂老藥舖,凄然若有所思。他兩腳踩的泥土,本該是他當年的刑死之地。而西鶴年堂老藥舖前面,也正是監斬者坐在長桌后面、以朱筆勾決人犯的地方。但是,偶然的机遇,他死里逃生,躲過了這一劫,除了西鶴年堂的老屋和他自己的一對老眼,當年的物證人證,已全化為泥土。西太后化為泥土、監斬官化為泥土、六君子化為泥土,整個的保守与改良、倒退与進步、絕望与希望、怠情与辛勤,都已化為泥土。剩下的,只是老去的他,孤單的走上丁字路口,在生离死別間、舊恨新愁里,面對著老藥舖,在泥土上印證三生。
  這一次來北京、來菜市口,他已經六十九歲了。中國的時局又陷入新的混亂,北方的舊大將走馬換將、南方的新軍閥誓師北伐,來勢洶洶,中國的一場新浩劫或几場新浩劫,是指日可待的。而他自己,已來日無多,又不為人所喜,避地于域外。也不得不早為之計。他這次來北京,感覺已和過去不同,過去每次來,都有下次再來的心理,可是這次卻沒有了。他覺得他与北京已經緣盡,這次來,不是暫留、不是小住、不是怀舊,而是告別、永別前的告別。在菜市口,他是向二十八年前的烈士告別、向二十八年前的刑死之我告別、向過去的自己告別。
  离開了菜市口,他到了宣武門外大街南口,走進了南北方向的北半截胡同,胡同的南端西側,一座地勢低矮的房子出現了,那是譚嗣同住過多年的地方——瀏陽會館。會館里的莽蒼蒼齋,三十年前,正是他們商討變法維新的地方,多少個白天、多少個晚上、多少個深夜,他和譚嗣同等志士們在這里為新中國設計藍圖。三十年,這么快就過去了,莽蒼蒼齋老屋猶在,可是主人已去、客人已老,除了蛛网与劫灰,已是一片死寂。唯一活動的是照料會館的老佣人,在收了這位陌生老先生的賞錢后,殷勤的逐屋向他介紹。老佣人一知半解的述說三十年前,這是大人物住過來過的地方。他吃力的細數莽蒼蒼齋主人交往的人物,他口中出現了“一位康先生”。他做夢也夢想不到,那位“康先生”,正含淚站在他的身邊。
  莽蒼蒼齋的匾額還在,旁邊的門聯,卻己斑駁不清,但他清楚記得那門聯上的原文。當時譚嗣同寫的是“家無儋石,气雄万夫”,他看了,覺得口气太大,要譚嗣同改得隱晦一點,譚嗣同改成“視爾夢夢,天胡此醉;于時處處,人亦有言”。他大加贊賞,認為改得收斂。如今,三十年過去了,譚嗣同“气雄万夫”而去,“視爾夢夢”的,正是他自己。“再見了,莽蒼蒼齋;再見了,复生。”這里塵封了他們早年的歲月、這里寄存了當年救國者的歡樂与哀愁、這里凝結了譚嗣同被捕前的剎那,在那從容不迫的迎接里,主人迎接捉拿欽犯的,一如迎接一批客人。在天地逆旅中,人生本是過客,只有舊屋還活現主人,而主人自己,卻長眠在万里朱殷之外,在蒼蒼的草莽里,默然無語,“人亦有言。”
  在陰天中,他又轉入西磚胡同南口,沿著朱紅斑駁的牆,走進了法源寺。
  四十年前,他初來北京,就住在宣武門外米市胡同,就愛上附近的這座古廟。廟里的天王殿后有大雄寶殿,在寬闊的平台前面,有台階,左右分列六座石碑,气勢雄偉。他最喜歡在舊碑前面看碑文和龜趺,從古跡中上溯過去,渾忘現在的一切。過去其實有兩种,一种是自己的過去、一种是古人的過去。自己的過去雖然不過几十年,但是因為太切身、太近,所以會帶給人傷感、帶給人悵惘、帶給人痛苦。從菜市口到莽蒼蒼齋,那种痛苦都太逼近了,令人難受;但古人的過去卻不如此,它帶給人思古的幽情、帶給人凄涼的美麗和一种令人神往的幸會与契合。怀古的情怀,比怀今要醇厚得多。它在今昔交匯之中,也會令人有蒼茫之情、滄桑之感,但那种情感是超然的,不滯于一己与小我,顯得浩蕩而恢廓。但是怀今就赶不上。智者怀古、仁者怀今,仁智雙修的并不排斥任一种,不過怀今以后,益之以怀古,可以使人傷感、悵惆、痛苦之情升華,對人生的悲歡离合,有更達觀的領悟。“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正因為結局是從今而古、從古而無,所以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用來怀古,反倒不是減少而是加多。你自己生命減少,但一旦銜接上古人的,你的生命,就變得拉長、變為永琱云漱@部分。即使你化為塵土,但已与古人和光同塵,你不再那樣孤單,你死去的朋友也不那樣孤單。你是他們的一部分,而他們是自古以來志士仁人的一部分。那時候,你不再為他們的殉道而傷感、悵惘、痛苦,一如在法源寺中,你不會為殉道于此的謝仿得而傷感、悵惆、痛苦,你也不會跟謝枋得同仇敵愾,以他的仇敵為仇敵。你有的情感,只是一种敬佩,一种清澈的、澄明的、單純的、不拖泥帶水的敬佩。那种升華以后的蒼茫与滄桑,開擴了你的視野,綿延了你的時距,你變得一方面极目千里,一方面神交古人,那是一种新的境界,奇怪的是,你只能孤單一人,獨自在古廟中求之,而那古廟,對他說來;只有法源寺。
  “康先生又來法源寺看古碑了。”說話聲音來自背后,康有為轉身一看,看到一個中年人,在對他微笑。
  中年人中等身材,留著分頭,但有點雜亂,圓圓的臉上,戴著圓圓的玳瑁眼鏡,眼睛不大,但极有神,鼻子有點鷹勾,在薄薄的嘴唇上,留著一排胡子。下巴是刮過的,可見頭發有點雜亂,并非不修邊幅,而是名士派的緣故。他身穿一套褐色舊西裝,擦過的黑皮鞋,整齊干淨,像個很像樣的教授。
  康有為伸出手來,和中年人握了手。好奇的問:“先生知道我姓康?”
  “康先生名滿天下,當然知道。”中年人笑著說,非常友善。
  “你先生見過我?能認出我來?”康有為問,“你剛才說我‘又’來法源寺看古碑了。你好像看我來過?”
  中年人笑起來,笑容中有點神秘。他低下了頭,又抬起來。兩只有神的眼睛,上下打量著康有為。慢慢他說:
  “我當然認得出康先生,在報上照片看得大多了。何況,我還見過康先生,不過,那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康先生恐怕不記得了。”
  “多早以前?”
  “算來康先生會嚇一跳,近四十年以前。准确的說,是三十八年前。”
  康有為圓睜了眼睛,好奇地間:“可能嗎?看你先生不過四五十歲。近四十年前你只有十多歲,你十多歲時見過我?在哪里見到的?”
  “就在北京。”
  “在北京哪里?”
  “就在北京這里。”中年人把手指地,“就在北京這法源寺里。就在這石碑前面。”
  康有為為之一震。他抓住中年人的手,仔細端詳著、端詳著。“你是一一”
  “我是——我是當年法源寺當家和尚余和尚的小徒弟!”
  康有為愣住了。他大為惊訝,仔細盯住了對方。突然間,他擁上前去,抱住中年人:“啊,我記得你!我記得你,你就是那位從河南逃荒出來、被哥哥放在廟門口的小弟弟!”
  中年人不再故作神秘了,他抱住康有為,眼睛濕了。抱了一陣,兩人互抱著腰,上半身都向后仰,互相端詳著。中年人贊賞地搖搖頭:“康先生博聞強記,真名不虛傳,康先生記性真好!近四十年前的一個小和尚,你還記得。”
  “也不是記性多好,而是你當年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太深刻了!”
  康有為雙手拉著中年人的雙手:“你當時叫什么來著,你叫一一”
  “普淨。我叫普淨。”
  “對、對!你叫普淨,你叫普淨!”
  “普淨是我做小和尚的名字,我的本姓姓李,我叫李十力
  “李十力?李十力是你?”康有為又一次大為惊訝,他用手指點著中年人的前胸,“你不是北京大學的名教授嗎?”
  李十力笑著點了點頭,“教授倒是濫竿,名則未必。”
  “你太客气了。”康有為說,“大家都知道中國現代有個搞‘新唯識論’的大學者,我也一直心儀已久,并且一直想有緣一見的,原來就是你,就是我四十年前見過的小法師啊!久別重逢,并且重逢在四十年前的老地方,真大巧了、太巧了!”
  “《墨子》中說‘景不徙’,《庄子》中說‘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都是把過去的投影,給抽象的凝聚在原來地方,表示形离開了,可是影沒离開。如今四十年后,康先生和我的形又重現在這儿,我們簡直給古書提供了形影不离的今證了。”
  康有為拍著李十力的肩膀,笑著說:“你說得是。這正是形影不离啊!可惜的是,我老了,余法師也不在了。余法師若活到現在,也八十開外了吧?”
  “正好八十整壽。并且正好就是今天——今天正是余法師八十冥誕啊!”
  “太巧了、太巧了!所有的巧事,今天都集合在一起了!余法師八十冥誕,廟上一定有紀念儀式吧?”
  “設了一個禮堂,大家行禮。這几天我從學校過來,住在廟上,一來幫忙照料,二來也清淨几天,好好想些問題。正好碰到康先生來廟上,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了。”
  “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我這次從青島到北京,目的也是看看老朋友。前天——八月五日——一位老朋友袁勵准翰林請我吃飯,回想二十八年前的八月五日,正好是戊戌政變我出亡上輪船那天,船到上海,英國人開來兩條兵艦救康有為,可是沒人認識康有為。正好袁勵准在船上,經他指點,我才能死里逃生。我跟袁勵准近三十年不見了,這次故人重逢,在座的有大畫家溥儒,當場畫了幅英艦援救圖,我還題了字。當時大家都說再見到近三十年不見的老朋友,真值得慶祝,沒想到才過了一天,就見到你這位近四十年不見的老朋友了。我們也該慶祝一下。怎么樣?等我到禮堂先向余法師行個禮,如蒙賞光,我們就到附近吃個小館。”
  “承蒙康先生賞飯,是我的榮幸。不過今天廟上備有素席,我們就在廟上吃吧。現在時候也近晌午了,先陪康先生行禮吧!”
  禮堂設在一個想不到的地方——廟上最后一進的藏經閣。原因是余法師生前說他讀書沒讀夠,死后盼与書為伍。廟上的人為了成其遺愿,就把他供奉在藏經閣。閣前有百年古銀杏一棵,枝干搓丫,蔭覆半院。階前有兩株西府海棠,也兩百多年了。當年大詩人龔定盦有一天整理舊物,發現一包這兩棵海棠落下的花瓣,他感而有詞,寫道:

  人天元据,被儂留得香魂住。
  如夢如煙,枝上花開又千年。
  千年千里,鳳痕雨點斕斑里。
  莫怪怜他,身世依然似落花。

  這位天才橫溢的大詩人死后六十年,余法師“身世依然似落花”的魂歸古廟;他死后二十六年,他當年的小徒弟与一飯之緣的康有為,并肩而至,來向他行禮了。
  飯廳還是當年的老樣子,方形紅漆桌仍舊簡單而干淨。牆上謝枋得的絕命詩還在挂著。從焦黃的紙張与墨色看,已經無從斷定它的年代。當年余法師說它是一百年前廟上一位和尚寫的,如今再加四十年,對它也沒什么。這廟里到處都是古物,一百四十年的,又算老几?歲月只有對生命有意義,一旦物化,彭殤同庚、前后并壽,大家比賽的,不再是存在多久。而是存不存在。一幅字挂在那儿,就象征了它的存在;海棠在生意婆娑中存在;佛經在燭照香熏中存在;古碑在風吹雨打中存在;而廟中那最古老的兩個蓮瓣形的青石柱礎,更在千年百眼中存在。建憫忠寺時代的所有建筑,全都不存在了,只剩下這兩個石礎,令人据之想像當年。從它們巨大的尺寸和精美的雕刻上,人們想像到古廟的盛世,千百年后,只留下兩個石礎,從個体存在中憑吊它們整体的不存在。
  如今,余法師個体不存在了,但是他“若亡而實在”,在飯廳中,他一直是他當年的小徒弟与康有為的活題。
  康有為問:“余法師到底怎么死的?我只依稀听說他死在庚子拳變里,并且還是死在廟門里,其他都不清楚。十力兄你一定清楚。”
  李十力點點頭。沉思了半晌,才開口說話:
  “我師父死得很离奇,直到今天,我還無法清楚全貌,但是也連接得有了輪廓。
  “記得三十八年前康先生見到我師父那年,他正四十一歲,那時他已做了十一年和尚了。他三十歲出家。三十歲以前的事,他絕口不提,我問他,他有一點凄然,只是說:‘我三十歲以前的歷史,有一天你會知道。’師父平時修養功深,總是平靜和煦,可是問到他的過去,他就皺著眉頭不愿說,那种平靜和煦,好像就受到很大的干扰。后來我就想,師父年輕時一定受過一次大刺激,才會看破紅塵,出了家。那次大刺激一定很大很大,所以他雖然出家十多年,一提起來,還面現不安。那次大刺激直接跟他的死有關。直到師父死后,我才銜接出完整的真相。得知以后,我非常感慨。
  “記得三十八年前康先生和我師父在這桌上吃飯那一次嗎?吃飯時我師父只把蛋給康先生和我吃,他自己不吃。問他為什么,他說他出家人吃全齋,所以連蛋也不吃。當時我插嘴說我和師父一樣是出家人,我也最好不吃蛋。但師父說我還年輕,需要營養,該吃蛋。并說我那時年紀大小,還不能算是正式和尚。我問那我什么時候算,師父說你不一定要算。我問為什么,師父說因為你不一定要在廟里長住。當時我緊張起來,問師父是不是有一天可能不要我了。師父說,不是,當然不是。師父說他只是覺得,做和尚的目的在救世,救世的方法很多,住在廟里,并不一定是好方法,至少不是唯一的方法。那時候我十六歲,十年以后,師父叫我出外做一件重要的事,我就离開廟里了。
  “什么重要的事,康先生一定很奇怪。原來我師父雖是義人余家的后人,可是從小就喜歡活動,喜歡結交江湖中人,在外面混。他出家后,跟人說他一直住在北京,是有所隱諱的,事實上,他十五歲就离開北京,到了南方,并且加入南方的起義陣營——太平天國。由于他小時候念過些書,粗通文墨,便被‘長毛賊’看中,做了石達開幕中的小師爺。太平天國內訌,石達開出走,他也一直追隨。后來到了四川,日暮途窮。石達開被俘,他流亡返回北京,后來便在法源寺出家了。”
  “真沒想到余法師是‘長毛賊’,并且跟石達開有那么親近的關系。”康有為插了一句。
  “更沒想到的是,他跟石達開僅存的女儿有過一段生死戀,可是傳說在官兵打來時,他對石小姐見死不救,以致被大刀王五他們看不起,但是誰想到三十年后,他卻勇敢的義救王五,被義和團暴民砍死在法源寺這里的石階上。他含羞忍辱三十年,最后用行動證明了他的偉大人格。”
  “真了不起!”康有為贊美著,“可惜余法師年紀大了、死了,不然的話,他也許跟你走上同一條路。”“是嗎?”李十力怀疑著,“我看我師父如果肯出來,他走的路,可能是康先生這一條——他畢竟是与康先生同一時代的人。”
  “你不和我們同一時代嗎?”
  “不瞞康先生說,我不跟你們同一時代,你們把自己陷在舊時代里,我卻比較能夠開創新時代。例如我參加革命,辛亥革命時,我就正在武昌從事奔走。可是,辛亥革命下來,發現中國還是不行,革命革得不徹底。要救中國,只有再來一次新的革命。新的革命,是共產党的革命。你康先生是自己人,在你面前,我不必隱瞞,但請代我隱瞞,我在五年前,就參加了這种革命了,那時我四十九歲,做為革命党,年紀好像太老了一點,可是李大釗說我參加過辛亥革命,如今又參加共產党革命,這种轉變与進步,有示范的意義,因此也歡迎我加入。我現在就在北方做地下工作,表面是北大教授,骨子里卻是革命党。不過,不論教書或革命,都是把自己拋到外面的工作,都是一种塵緣。塵緣久了,我就到廟里來靈修几個小時。
  “我每次回到廟里,就像回了家、回到自己的世界、回到我同我師父的世界。我喜歡法源寺,喜歡過廟里的清淨生活,我就希望我能終老在這里,不再到外面去。但是,清淨不了几個小時,外面就有一股力量吸我出去,里面就有一股力量推我出去。那股力量來自佛法的正覺、來自我師父的督促、來自我內心的吶喊,使我譴責我自己,叫我不要到法源寺來逃避。法源寺不是避難所,法源寺是一個前哨、一個碉堡、一個兵工厂。雖然我那么喜歡去做楊仁山,去弘揚佛法,但是,我自己永遠無法只做廟里的人,沒有自己的參与,弘揚又怎么夠?有時候,參与就是一种最好的弘揚,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在地獄外邊弘揚十句,不如朝地獄里面邁進一步。二十八年前,譚先生為這种佛理做了最偉大的先行者,他為走改良的路而死,卻以身首异處,指示我們此路不通,要走革命的路。十五年前,我參加了辛亥革命;五年來,我又參加了共產党的革命。從第一次革命到第二次革命,我從三十九歲參加到五十四歲,做為革命党,我有點年紀大了,但是,我無法停止,我好像不革命就沒把一生的事情做完。我希望我能盡快把第二次革成功,革命成功后,我告老還廟,完成我在法源寺終老的心愿。不過,看到國家局面如此,我想我的希望恐怕太奢求了。也許有一天,我不能老著回來了,如能死著回來,那便像袁督師那樣能在廟上過個境,我也于愿已足了。”
  听完李十力的這番話,康有為沉思不語。他站起來,走到窗前,望著院中的丁香,別有所思。半晌過后,他轉過身,直視著李十力:
  “戊戌前后以來,快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做的,不是你們流行的革命,而是改良。但在西太后那些人眼中,其實与革命也差不了多少。革命就是我們那一代的所謂造反。造反也不過殺頭。但我們沒造反,還不是殺了頭。后來譚嗣同他們死了,你們都相信改良是一條死路,都相信只有革命才成,如今一革不成,又要再革,再革真能成功嗎?我老了,我看不到了。我看到的,只是改良也不成、革命也不成。但我仍相信改良,雖然改良的基礎——兩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培養的基礎,已經被摧毀得七零八落、但是,魯莽滅裂的救國方法,還是很可疑的,至少那种代价是慘痛的、是我們付不起的。并且,人民的信仰和信念,人民的价值觀念,不是一朝一夕硬造起來的。清朝天下造了兩百六十八年,才有了那么點規模,你們想在短短的十几年或几十年里造出天堂來嗎?我真的不敢相信!只怕造到頭來,造到千万人頭落地,造到人心已死,那時候再后悔也來不及了。”
  “康先生的話,我能明白。”李十力慢慢他說,“但是,我們又有什么選擇?我們的處境,就好像我小時候在家鄉逃難,任何可以聊慰饑渴的,我們都要去追求、都要去采行、都要去拼命。我們不敢說我們今天信的主義,一定可行;但是我們清楚知道昨天的法子,一定不可行。因此我們一定要去試一試
  “國家大事,”康有為打斷他的話,“豈可以嘗試出之?試出麻煩,誰負責?”
  “我們負責。就好像二十八年前,你們負責一樣。你們當年豈不也是試一試?”
  “我們是試一試,但我們試驗失敗了,流的只是我們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惊的。可是你們呢,你們流的,是人民的血。值得嗎?”
  “流血是難免的,值不值得要看從哪個角度看。即使你們只流自己的血,志士仁人的血也是血。現在看來,你們二十八年前的試一試,是否值得,也不無可疑。其實你們的試一試,在大前提上,就全錯了。你們以為說動光緒皇帝,得君便可行道,其實,即使光緒皇帝有心變法又怎樣?那么大的集團中,覺悟的只有他那一個人,一個人又能怎樣?你別忘了,他們是一個大集團,一個靠著壓迫別人的不平等与保護自己的特權共生著、互利著的大集團。整個大集團不能改變,一個人的覺悟,鬧到頭來,只是一場悲劇而已。一個人帶著一個大集團做坏事,坏事對大集團有好處,雖然不合正義,他會得到擁護;可是,一個人帶著一個大集團做好事,好事對大集團有坏處,雖然合乎正義,他會得到反對。西太后正代表著帶著大集團做坏事的前者,光緒皇帝正代表著帶著大集團做好事的后者,結果呢,光緒皇帝到頭來會發現他代表不了大集團,大集團僵在那儿紋風不動,他只代表了他自己!想做理想主義者嗎?好的,但理想主義者是低低在下的人做的,不是高高在上的人做的。高高在上的人只能繼續同流合污,帶頭共謀大集團的私利,不這樣干,卻想更上層樓,到頭來會發現,沒人同你上樓,你想下樓,梯子也給偷跑了。
  “你康先生精通經史,但你沒注意到,我們中國政体是:個最缺少變法彈性的政体,中國的政治有一個底色,那就是當政集團,當政的不只是個人而是一個集團,這個集團也有特色,特色也許是家族、也許是宦官、也許是士大夫、也許是滿洲人,不管是哪一种,都是集團,不只是個人。集團中任何一兩個人的覺悟,如果只是個人,都沒有用,這個個人甚至是集團的頭子也不行,除非整個集團變色,但整個集團變色談何容易?既得利益与保守觀念早就封殺了這种可能。
  “你康先生方法的行不通,毛病就出在你忽視了中國政治中這种集團特色,忽略了滿洲人的集團特色,你犯了中國變法政治家王安石的老毛病,以為只要上面說動了皇帝一個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就可以變法了。你把問題看得大簡單了。你想跳過皇帝下面百姓上面那個中間集團而想和平轉變,這是很不可想像的。和平的轉變不能靠一兩個覺悟的個人立竿見影,你必須得先改變那個集團,但集團又十九不見棺材不流淚,所以談變法,簡直走不通。
  “王安石變法,上面說動了皇帝一個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可是在朝的士大夫集團反對他,大臣文彥博向皇帝說過一句話,文彥博說皇上你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百姓治天下。這話說得一針見血。想改革,你想越級跳,跳不成的。甚至最上層的大官支持你改革,可是下層通不過,也行不通。最好的例子是滿洲人道光皇帝要禁鴉片煙。道光不是坏皇帝,他儉朴,朝服破了要人補,不換新的,他連唱戲都不准,禁止一切浮華。鴉片煙危害中國人,人人知道,道光要禁煙,最上層的大官也都沒話說,可是下層因為有利可圖,你就再禁也禁不住。道光初年鴉片進口不到六千箱,十几年下來進口超過七倍,四万多箱,為什么?中國官商有利可圖,上下包庇。你皇帝再威風,也行不了新政。”
  “照你這么說,你又怎么解釋俄國呢?俄國在彼得大帝時代,豈不也是高高在上的人帶頭嗎?可是俄國人卻成功了。”康有為不服气。
  “不錯,可是彼得大帝与光緒皇帝的處境完全不同。彼得大帝雖然也是幼年登基,但是他只碰到大他十五歲的同父异母姐姐的七年攝政,而不是像光緒皇帝那樣碰到大他三十六歲的大姨媽的四十七年專權。這是不能比的。反正,總歸一句話;中國是一個最難變法的民族,能在中國搞變法,縱是大英雄豪杰也沒辦法。所以,為中國計,絕不要走改良的路,改良是此路不通的,我們要用霹靂手段去革命,提醒中國人:當一個政權從根爛掉的時候,它不能談改良,當它肯改的時候,都太遲了。就如一個人在被逼得沒法的時候才肯做好事,可是那時候做,十次有九次,都太遲了。我們不要相信這种政權會改良,我們要革命!只有革命,才能解決一切問題!”
  “照你把革命說得這么神奇、這么包醫百病,”康有為夷然說著,“那么,照你說來,你對我們過去的作為,一筆抹殺了?”
  “也不是。你們是我們的先行者。沒有你們,哪有我們。改良失敗的終點,其實正是革命成功的起點。你們證明了改良此路不通。能用几個人的死,證明了一條國家大事的路走不通,這是多么幸運、這是多大的功德?也許有一天,我們千万人頭落地,才能證明此路不通,那時候,我們真愧對你們、愧對人民、愧對中國了。”
  “另一方面,”李十力接著說,他手指著康有為,“是你個人顯示給我們的特殊意義。由于你康先生的高明与長壽,近三十年來,你雖然被我們拋在后面,認為你落伍了,但你畢竟曾在我們前面,你是我們的先知、是二十世紀中國第一先知,只可惜三十年下來,時代跑得比你快,先知變成了后衛,但你仍是一面鏡子,從你那儿,才看清了我們自己。你的不幸是生不逢辰,生得太早;你的幸福是健康長壽,活到今天。從生不逢辰、生得太早看,你生在中國,卻不早不晚,碰到了西太后的集團。
  “人們談西太后的罪惡和她這個集團的罪惡,都犯了一個毛病,就是只談他們當政后他們自己做的,而不談他們當政后自己做不出來卻攔住別人不許別人做的。我覺得他們這個集團本質是反動的、無能的、低能的,他們自己做出來,實在沒有什么高明的,所以從這個觀點談來談去,都乏善可陳;但如果從另一個觀點,就是他們自己做不出來卻攔住別人不許別人做的觀點來看,因他們攔路所造成中國的損失,我覺得反倒更值得研究。這就是說,不必從正面來看,而該從反面來看;無須從已成的來看,不妨從假設的來看。這樣一看,人們會惊訝的發現,根本的問題已經不在他們為中國做了多少,而在他們攔住別人,攔別人路,不許別人做的有多少。
  “西太后的集團的另一個罪惡,是他們除了耽誤中國現代化的時間以外,又拆下了大爛污,使別人在他們當政時和當政后,要費很多很多的血汗与時間去清場、去補救、去翻做、去追認、去洗刷、去清掃、去還債、去平反冤假錯。這就是說,他們禍國的現遺症和后遣症非常嚴重,說粗俗點,就是你要替他們做過的‘擦屁股’。他們做攔路虎于先,又到處拉大便于后,他們的可惡,不做的比做出的,其實更多。他們是一塊頑固的絆腳石,自己不前進,卻又使別人不得前進。你正好為這一局面做了證人,直到今天,還清清楚楚的證明給人們看,頑固的絆腳石政權,是多么的可恨!
  “你的不幸,是你一生都跟這死老太婆密不可分。你同她好像是一塊硬幣,兩人各占一面,她朝天的時候你就朝地、她朝上的時候你就朝下、她走運的時候你就倒霉,你生來就和她完全相反,但又被命運硬鑄在一起,難解難分。如果同鑄在一塊硬幣上的比喻恰當,那么,你和她正好一体兩面,代表了你們那時代,如果沒有了她那一面,這塊硬幣,也不能在市面上當一塊錢用了。不錯,雖然在市面上這塊錢不能用了,但它變成了變体,在博物院和古董店里反倒更有价值。但那种价值只有博物院古董店的价值、是歷史的价值,不是現實的价值、實用的价值。”
  康有為突然一惊,兩眼茫然地望著李十力,專心听李十力繼續說。
  “你們被命運硬鑄在一起,這就是說,盡管你們相反,有榮有枯,但你們屬于同一個時代,也象征同一個時代、也构成同一個時代,如今她那一面沒有了,你這一面,代表的只是斷代,不是延續;只是結束,不是開始。
  “這也許是宿業,你命中有這么毒辣的敵人擋住你,她專制、她毒辣、她手段高、她有小集團擁護、她運气一好再好、她長壽、她只比你大二十三歲,一輩子罩住你,使你那一面硬幣永遠朝地朝下。你的整個青春都用來同她斗法,但你一直不能得手。好容易,熬了多少年后,她死了,但你青春已去,你老了,江山代有才人出,時代比你去得快,你是落幕的十九世紀里最后一個先知,但二十世紀一來,你就變成了活古董。
  “你命運注定要為時代殉難,你超不過你的時代;譚嗣同精神和身体都早為時代殉難了,你身体活下來,但你的精神卻早已同譚嗣同一塊坐化死去,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康有為茫然不語,想了很久,只說了六個字:
  “那么,梁啟超呢?”
  “梁啟超不同。梁啟超不算是先知,他不代表時代,但他离先知最近,所以他能老是花樣翻新:他十六歲前是神童式的小學究,碰到你,大夢初醒,搖身一變變成維新派,然后是保皇派,然后跟你分開,擁護民國,變成共和派,比革命党還革命党。他整天求新求變、絕不頑固、有服善之勇,他的口號是‘不惜与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戰’,一點都不難為情。尤其在你和張勳复辟那段日子里,他公然‘當仁不讓于師’,罵你是‘大言不慚之書生’,這种气魄,真是直追孔子呢!基本上,梁啟超和你不同,嚴格說來,他和西太后不屬于同一個時代,而你,你卻跟西太后同一個時代。他從那個時代變出來,你卻陷在那個時代。我無法說這是宿命,但這真像是一种孽緣,就好像我們中國神話里愚公移山故事,愚公想移這座山,是一种偉大的精神;但他生命里正好碰到這座擋住他的大山,則是一种孽緣。我說你和西太后同一個時代,她就像那座擋在愚公眼前的大山,終生在你眼前攔路。你的整個青春都浪費在開路找路上面,這是你的大不幸。如果沒有這條攔路虎、這塊絆腳石,你們的青春与才干一開始就可以用來為中國建國,不會浪費。
  “你的不幸也許是跟他們相見恨早,所以你的青春就在搶灘時消磨掉了,像是接力賽跑,你跑起步的人,就不可能跑到終點,你只能跑四分之一,就交棒出場。你生來就不是看到最后胜利的人。
  “戊戌政變本質是不可能成功的,這一點那邊西太后知道、榮祿知道、袁世凱知道,這邊譚嗣同知道、王五知道,但只有光緒和你不知道。所以理論上,除非奇跡,政變一定失敗,政變失敗,你一定死,最后光緒知道了,逼你出京,你本人九死一生,在你本人生死上出了奇跡,你沒死,但并非說明你不該死,所以你的生命,早已在六君子濺血時候一起結束。你命中注定要在接力跑中跑的是那一段、那第一段,而不是以后的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所以,事實上你沒死,但在感覺上和理論上,你早已是古人。人們看到你,是看到歷史,你并不比戲台上的你更真,報上說南邊演戊戌政變的戲,你也去看了,看到台上的自己,你康先生淚洒戲院。其實,戲台上的你,才是真的你;而真的你,卻已經變成了活古董。康先生啊,我是你的小兄弟,我們古剎結緣,近四十年后又再續前緣于古剎,今天以后,可能勞燕分飛,此生相會,恐已無多,我一定要講出我心里的真話,來給你康先生做歷史定位。佛門里說:‘有情來下种,因地果還生,無情亦無种,無性亦無生。’如今四十年前的‘因’与‘地’,生下今天我們重逢的‘果’,讓我們最后以‘無情’道別,也算是一种古今罕見的因緣。也許多年以后,康先生和我都歸骨于法源之寺,那時候,我們再來相會,也應了譚嗣同‘直到化泥方是聚’的指點,康先生說是嗎?”
  康有為面容悲戚,無奈地點了點頭。他走出法源寺的時候,譚嗣同的舊句,一直在他嘴邊:

  柳花夙有何冤業,
  萍末相遭乃爾奇。
  直到化泥方是聚。
  只今墮水尚成离……

  在人世的滄桑中,他与大半的同志墮水成离了,近四十年后,還在今天補上當年的小普淨!普淨今天的一席話,使他突然頓悟到:他的一生,總是与時代相錯,不是早于時代,就是遲于時代。在三十年前,人們說他是洪水猛獸;在三十年后,人們說他是今之古人。其實,在他內心深處,他不同意他已遲于時代。他深信他的救國方法,“我們試驗失敗了,流的只是我們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惊的。”但是,他們呢?他們要千万人頭落地,落地以后,還不知要多少年的全國陸沉魚爛之慘,才能有個眉目。當然,他是看不到了,看不到,倒也是幸運。中國三十年前在舊一代的禍國者手里,三十年后在新一代的禍國者手里,現在又有新一代的革命者出來救國,救國者要打倒禍國者,像普淨這种人,他們的真誠、他們的熱情、他們的努力、他們的勇于犧牲,都是令人敬佩的、都是沒問題的。問題是誰能把握住未來的發展,會如其所愿?設計未來是容易的,從設計角度看,他不相信時代跑得比他快。他現在還是先知,他寫的《大同書》,二十万字之多,是對世界未來最詳盡的設計。他十九世紀在中國搞變法,卻在二十一世紀為世界畫藍圖,這才是先知。先知的眼光就是要遠,在人們只關心朝廷的時候,他關心到中國;在人們只關心中國的時候,他又關心到世界。他總是朝前去了,可是人們還回首朝背后指點他,他覺得好孤立。現在的人們只知道欣賞過去的他;只有未來的人們,才能追怀現在的他。那時候,他早已不在人世了——這就是先知的下場,他只有未來,卻只能活在現在。在這次來菜市口、莽蒼蒼齋、法源寺以前,他先到廣東義園,憑吊了袁崇煥的墓,憑吊“有明袁大將軍”,表達他對當年到北京救國而犧牲的廣東前輩的敬意。他登上廣渠門,面朝北,左右望著。廣渠門左邊是袁崇煥的墓地,廣渠門右邊就是袁崇煥為保護北京皇帝、人民而血戰的舊沙場。誰能想到,當年拼命在沙場上保護皇帝、人民的人,卻在八個月后,被皇帝下令千刀万剮而死。而在執行千刀万剮之時,人民誤以為他是賣國賊,爭著跑上前去咬他的肉,甚至出錢買他的肉來咬!只不過一牆之隔,卻隔掉了多少人間的情義与是非!記得余法師說過:“袁督師的不幸是,他生前死后正好碰上明清兩個朝代,明朝說他是清朝的,清朝說他是明朝的……個人在群体斗爭的夾縫中,為群体犧牲了還不說,竟還犧牲得不明不白……”如今,輪到他康有為自己了,他也正好碰上清朝,清朝說他太前進,民國又說他太落伍,在夾縫中,他也為群体犧牲得不明不白。清朝時候說他太前進,他承認;可是民國到來說他太落伍,他卻不服气。原因只是他過去做先知帶路,帶得与人們距离近,大家跟得上;可是,現在他做先知帶路,卻帶得与人們距离遠了,大家跟不上了,跟不上卻還誤以為他落伍,這不是他的悲哀,這是追隨者的悲哀。自戊戌以來,他亡命十六年、歷經三十一國、行路六十万里,全中國讀万卷書又行万里路的,他是唯一的一個。他深信他的見解是深思熟慮的、是無人可及的。可是,他見解日新、人卻日老,沒人再听他的了,普淨是他最后一個听眾,也是最好的,但普淨不是追隨者。最后,康有為走在落日前面,連追隨他的自己身影,也不在自己背后了。
  普淨送他到了門口,站在法源寺門前,他轉過身,面朝著寂靜的古剎,朱紅的大門半開著,正襯出人的庄嚴和廟的庄嚴。“再見了,普淨;再見了,法源寺。”他有一點哽咽,但還是說完了內心的自語:“你們曾看到我青年的夢幻、中年的夢碎,卻未必看到我老年的夢境,我老了、我走了、我不會再來了。”
  轉過身來,他沒有回頭,但卻揮手告別。普淨眼眶濕了,靜靜地看著他遠去的背影。“康先生老了,他走得那么慢——”普淨突然若有所悟,“可是,在最后這段路里,他還是走在我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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