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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煙愁


  一九八二年的西班牙那份電報稿几乎發不出去,電信局的人和我在簿子上查了又查,并沒有發現那個地名,在這之前,也看過一般的西班牙行車地圖,找不到小村落的位置。
  我跟馬德里電信局的人說,試試看,發給村庄附近大約在六十公里距离外的小城,看看能不能轉過去。那發電報的人問我怎么知道就在那小城附近呢?我說那個山區,是我朋友的故鄉。
  于是,就那么發了電報:“邦費拉達城附近小鎮德爾·席。洛貝斯家庭收。”內容只有一個電話號碼和旅館的名字,叫我的朋友巴洛瑪和她的丈夫夏依米快快与在馬德里停留的我連絡。
  說起來,當年在沙漠結婚的時候,夏依米還是我們婚禮時簽字的證人。西屬撒哈拉結束占領之后,這一對夫婦和他們的孩子因為謀職不易,搬了許多次家。最后搬來加納利群島時,我的丈夫荷西已經過世七個月了。無形中,巴洛瑪和夏依米成了親密的家人,逢年過節總是一起度過。那時候,沙漠老友大半凋零,他們和我都是酷愛那片土地的人,相處起來,總有一份鄉愁和傷感可以了解。而,离開沙漠之后的几年,好似每一個人的日子都加倍艱難。夏依米一直沒有持續的工作都好些年了。他們的日子十分拮据。
  等到我在一九八二年由台灣回到加納利島家中去時,鄰居們一個一個奔來告訴我,說巴洛瑪病重,眼睛瞎了,雙腿麻痹。夏依米匆匆跑來拜托鄰居轉告我,他們無法再付房租,帶著兩個男孩子搬回西班牙本土,巴洛瑪母親有些祖產的小村落去居住了。而我們,平日是不通信的。
  知道巴洛瑪的情況之后,我提早离開島上,飛去了馬德里。赶去巴洛瑪父母親在城郊的花園房子,卻發現那儿變成了土地,正在建公寓。
  在出于實在找不到人的焦念心態下,發出了那封沒有地址的電報。
  第二日清晨,夏依米的長途電話就來了。他說次日一早開車來馬德里接我,一同去鄉下住几天。本來,那個叫做德爾·席的故鄉,是巴洛瑪每年孩子放暑假必回去度夏的一片夢土,照片里早已看過許多次,只是沒有跟去過。這一回,想不到是在這种情形和心境下去的。
  中午的時候我在旅社的大街上站著,跟認識多年的老門房說,車子一來接,就得赶快幫忙放箱子。那個小旅社在熱鬧的大街上,是絕對不可以停車的,一停警察立即會來罰。
  算算車程,如果夏依米清晨六時由故鄉開出來,中午一點左右便可以抵達馬德里。我住的是老地方,朋友們都曉得的。
  站到下午一點半,夏依米胖大的身影才一出現,我就跑去搬行李,匆匆忙忙將東西塞進后車廂,跟老門房擁抱了一下,就跳上車去了。以為來接的只是他一個人,進了前座,才發覺巴洛瑪半躺在后車廂。那部老破車子体型大,我從前座赶快爬過手排檔的空隙,擠到前面去。
  那么熱的天气里,巴洛瑪卻包著毛毯,用大枕頭墊著。我上去親親她的面頰,拉起她的雙手,將它們放在我的臉上,輕輕的問:“親愛的,看得清楚我嗎?”說時濕了眼睛,可是聲音是安靜的。她不說話,只是笑了笑,剪得亂七八糟的短發梳也沒梳,如同枯黃了的麥梗。想到當年我們在沙漠時一起用舊布做針線時的情形,我的心里升起一片滄桑。“帶我出城去,快點,四周太鬧了”。巴洛瑪說。我在一個比較不擠的街角下車,買了一大口袋飲料、乳酪、火腿和面包,又上了車。夏依米說一路開車去鄉下,七八小時的路,晚上十點可以到家了。巴洛瑪一直拉住我的手,削瘦的面容使她蒼老了許多。吃了一口三明治,說沒有胃口,叫我接去吃,不一會,沉沉睡去了。
  我趴在后座,輕聲和開車的夏依米說話。“怎么才离開你們不過五個月,病成這樣了?”夏依米歎了口气,說:“查不出來,身体上完全健康。焦慮太久搞出來的,你知道,失業都快兩年了。”我深知巴洛瑪的性格,在沙漠時好好的人都在隨時神經緊張的等待一切災禍——她想象出來的。這兩年靠社會福利金過日子,天天迎接一個找事無著而回家的丈夫,必然承擔不下。
  “怎么發生的?”我悄聲問。
  “福利金停了,積蓄眼看快要貼光,她天天在家發脾气。有天打了孩子,自責很深,到下午說一只眼睛看不清楚。過了几天,我又沒找到事,回到家看見她在地上爬,問她怎么了,說腿沒有知覺,眼睛完全看不見了。將她送到醫院去,從此就不肯講話,也不吃,也不問孩子,拖了一個月完全查不出毛病來,實在撐不下去,就下決心搬回故鄉來。”“有沒有再找事?”我問。
  “也是在找,她要人照顧,孩子的飯我得煮,得去城里找,村里沒有事情好做。”說著夏依米突然淚如雨下。我快快回頭看了巴洛瑪一眼,抽了一張化妝紙遞上去,夏依米很大聲的擤鼻涕,吵醒了巴洛瑪。
  “我們在哪里了?”她問,看看窗外烈日下一片枯干的大平原和不斷出現的古堡,跟她說,還在加斯底亞行政區里面開呢。加斯底亞的意思,就是古堡。
  巴洛瑪要起來,我用身体斜過去給她靠著。她說要看古堡。“你看!親愛的,你的眼睛沒有瞎,是心理上給關閉住了,乖!你靠住我,試一試,去看。”我摸摸巴洛瑪的頭發,在她耳邊說。“看不見。”說完這話又要躺下,我用枕頭墊著膝蓋,給她枕著。“你住多久?”巴洛瑪突然張開眼問我。“高興我住?”
  我問。她點點頭,將臉側過一邊去,慢慢流下了眼淚。“我來,給你剪頭發,洗小孩,煮中國菜,然后說話,講我們的沙漠,還有台灣……。”我替她擦眼淚,又輕輕的說。
  “那你住多久呢?家里房間好多。”巴洛瑪問。
  不敢講台灣學校就得開課,要赶回去。也根本沒講決定回台教書的事。我說住一陣再講。
  我們由馬德里往西班牙西北部開。在我的觀點里,阿斯都里亞的山區是人間少有的一片美土。大學時代复活節春假時,開車去過。也是在這一個山區里,看過一次成群飛躍的野馬,在長滿著百合的原野上奔跑。那一幅刻骨銘心的美,看了劇疼,只想就在那一刻死去。再也無法忘怀的地方,今生這才是第二次回去。
  “這一回,可以看到強尼,還有那個神父了!”我說。強尼是一個白痴,在村里面做泥土幫工。神父是神父,村落教堂的。這兩個人,是巴洛瑪多年來一再講起的故鄉人。巴洛瑪討厭村里其他的人,說他們自私、小气、愛管閒事又愚昧保守和長舌,她不跟他們來往。只這兩個人,白痴心好,神父談得來,是巴洛瑪所摯愛的。她最恨村里的寡婦,說她們是巫婆變的,一生穿著黑色衣服還不夠,總是包著黑頭巾,老在窗口陰沉沉的偷看別人,而寡婦又偏偏好多個。
  其實,巴洛瑪的父母家原是好的,父親是空軍少將,母親是一個畫家。巴洛瑪也學畫,師范畢業了出來教小學生的書,十九歲那年認識了孤儿夏依米——在馬德里的一個教堂聚會里,沒多久就嫁了。夏依米沒有一計之長,做的是行政工作,婚后連著生了兩個孩子,日子一向艱難。直到去沙漠做了總務方面的事情,才算安定了几年。這一回,貧病交集,出于不得已,才回到父母度夏的故居來——那個一到冬天就要被雪封去通路的小村。
  說起白痴強尼和神父,巴洛瑪噗一下笑了。說強尼分不清時間,必然整天呆站在村子口的泥巴路上等我去。強尼不是西班牙名,是有一天白痴看見電視里有一個美國兵叫這個名字,他就硬要別人也叫他強尼,如果再叫他“璜”這個本名,就在村里拿了磚頭追著人打。
  講起村里的事,巴洛瑪話多了些。我說那些寡婦們怎么啦?巴洛瑪哈哈笑起來,接著突然指著我身上披的一個花綢西班牙披肩說:“你穿這种顏色的東西,她們馬上罵你。不要跟她們講你的事,不要理她們——。”
  她不自覺,夏依米和我嚇得跳起來——巴洛瑪什么時候看得見我的顏色了?!她根本沒有瞎,她是要瞎就瞎,要不瞎就不瞎的。視神經絕對沒有毛病,是心理上的巨大壓力造成的自閉。夏依米兩年多的失業將她搞出來的。
  “你看見我了?看見了?”我用力去掐巴洛瑪的肩,拚命搖她。
  “啊,啊——”她不承認也不否認,歇斯底里的用手來推我,然后一趴下來,又不說話了。
  “媽媽爸爸呢?”我又趴上去跟夏依米講悄悄話。“爸爸在馬德里心髒開刀,不要告訴她。”當然是認識巴洛瑪全家人的,她的母親是一個慈愛又有風韻的女人,巴洛瑪不及媽媽,每天亂七八糟的也不打扮自己,可是她的家仍是极美的,她愛打扮家庭和做蛋糕。我的結婚蛋糕當年就是巴洛瑪做的。因為太敏感,不會出來做職業婦女,人也心气高傲,看不順眼的人,一句話都不講,看順的,就把心也給了人。
  天暗了,原野上的星空亮成那個樣子,一顆一顆垂在車窗外,遼闊的荒夜和天空,又使我的心產生那熟悉的疼痛。對于西班牙這片土地的狂愛,已經十七年了,怎么也沒有一秒鐘厭倦過它?這樣的事情,一直沒有答案。
  气溫開始變了,一過“加斯底亞”,那夏日的炎熱便也退去,初秋的微涼,由敞開的窗口吹進來。
  巴洛瑪好似睡去。夏依米又要我做了第七個厚三明治。他已經很胖很胖了,也不高,都九十六公斤了,還拚命吃。那种吃法,使人覺得他是個自暴自棄的家伙,很不快樂的胖子。將吃,當成了一种生命欠缺的唯一慰藉。
  經過了拍電報上寫的小城“邦費拉達”,看見火車站邊堆著煤山,相當閉塞的一种冷靜,罩著沒有一切活動的城市。
  民風保守又沉悶,是我的印象。夏依米每天就開車來這里找事,而事情不可能太多的。這個城的經濟,可能是守成多于開發,一看就猜到了。城內餐館不多,表示人們不大出來花錢。倒是藥房,看見好几家。
  穿過了城,我們彎進了一條柏油公路,小的,兩旁全是大松林。車子開始爬山,山下小城的燈火,暗暗淡淡。山區里,東一盞西一盞燈,距离得那么遠,使人覺著夜的寂寞和安詳。可是畢竟是寂寞多了太多。
  又開了四十多分鐘,來到一個小橋邊,車子向左一轉,柏油路面結束了,真正的泥巴路加上大石頭,顛醒了又不說話的巴洛瑪。她坐起來,靠在我的身上,用手摸索,摸她的毛線披肩。她用摸的。
  “教堂到了。”巴洛瑪說。“你看到?”“不,我知道。從小在這里度夏天,我知道。”黑暗中,黃泥巴的老教堂沒有一絲燈火,墳地就在教堂旁邊,十字架成排成排的豎著,不知名的大樹嘩嘩的在風里亂搖。車燈照過的一幢又一幢老破房子全很大,上面住人,下面住牛馬,那股味道,并不討厭,很農村味。
  孩子和白痴,就站在路邊一個交叉口等著。看見那兩個長高了的身影,我的心又痛起來。當年小的那個費南度,我們叫他“南”,總在沙漠里騎在我先生荷西的肩上,那時他才二歲多。而今,一個高高瘦瘦的長發大眼少年在車燈下靜靜的站著。也不迎上來。
  “南——。”我向他叫了起來,他抿抿嘴,不動。倒是那個微胖的哥哥叫西撒的,喜出望外似的一臉傻笑沖向車子。
  我要下車,夏依米也不停,說家還要得開山路上去。我說孩子呢?叫他們上車,還有強尼。說時,那等的三個根本不走山路,斜斜的向樹林里爬,抄近路跑了。
  這是巴洛瑪鄉村的家,白白的竹篱笆后面,是一個大院子,三幢有著厚木窗的尖頂小房子,建在院子的坡上。院內野花遍地。一盞小燈亮著,恰好射在一樹結實累累的苹果樹上。
  我下車,動了一下僵硬的腳,白痴不上來打招呼,搶著行李就走,也不敢看我。夏依米下了車,將巴洛瑪抱起來,用毯子蓋好,送進了一幢小房子的客廳。
  是夏天,可是山區涼,白痴拿個大鋸子進來,又沒鋸什么,對著壁爐揮了揮,這才出去抱了一堆柴進來。“巴洛瑪,我們煮好了一鍋馬鈴薯給ECHO吃。”大的那個西撒奔到廚房去。這家人,只叫爸爸,不叫媽媽的——除非是在生气。孩子一向叫巴洛瑪的名字,叫得那么自然又親愛。
  兩個孩子臉上都是泥巴,衣服也髒,倒是那個家,火爐一點上,四周的藝術風味——巴洛瑪的風格,全顯出來了。“我來弄。”我快速進了廚房。開始煎蛋。南沒有說什么,在身后圍上來一條圍裙。我忍不住轉過身去,抱住了他。“乖不乖?”我說。他深深的看了我一眼,那雙眼睛里,有一份比年齡長了太多的痛。我親親他,拍了南一下屁股,催他開飯去了。
  三幢小屋,巴洛瑪說另外兩小幢也是空的,隨我住。我挑了孩子們的閣樓。南和西撒擠一個床,另外一個床分給我。我們仍然住同一幢。那天太累了,碗也沒有洗,就上床了。夜很靜,風吹過山岡,帶來嗚咽的調子。院子里不時有聲音,砰一下砰一下的發出聲響。我問孩子,那是什么,他們說是苹果在掉。
  黑暗中,西撒問我:“荷西的鬼來不來看你?”我說來的,偶爾來。我問西撒:“媽媽怎么了?”西撒說:“我們快要沒飯吃了,爸爸有一天說銀行還有六万多塊(台幣兩万塊左右)。巴洛瑪馬上出去找事,去推銷花被單,去了一天回來,沒有賣掉一塊。后來,她慢慢病了,瞎了,也不會走路,我們就搬回來這里了。”
  夜,阿斯都里亞的夏夜,有若深秋似的涼。我起床給孩子掖好毯子,叫他們睡了。閣樓上的斜窗看出去,山巒連綿成一道道清楚的棱線,在深藍色的穹蒼下,也悄然睡去。
  苹果樹下的小桌子邊坐著南和西撒,南耐心又友善的在考哥哥:“那么,安達露西亞行政區又包括哪几省呢?”西撒亂七八糟的給答,連北部的省也搞到南部去了。
  我從廚房的窗口望出去,淡淡陽光透過樹梢,金錢斑似的光影落在兩兄弟的臉上。西撒已經留級過一年,跟南同班了,今年又是四科不及格。山區的小學不在附近,要走一個多鐘頭的路才能到,眼看九月下旬要開學了,西撒的補考還不知過不過。
  洗好了碗,我跟巴洛瑪說,我們去院子里晒太陽,夏依米馬上過來抱她,我向他輕輕一搖頭,兩人蹲下去架巴洛瑪,不用抱的。巴洛瑪的腳沒有力,可是拖著也拖了几步。
  “啊!巴洛瑪走路了。”西撒睜大了眼睛微微張著口。
  “我累。”巴洛瑪講完就躺下了,躺在一張長椅上。
  家在村落的最高處,鄰居用斜斜的屋頂層層節節的迤邐到小坡下。天那么高,遠山的松林里冒著一串黑煙也沒將天染灰。院子里爛果子掉了一地,花是野的,自己會開,老狼狗懶懶的躺著,也不理人。是老了,沙漠里抱來喂的,許多年來巴洛瑪不肯棄它,帶來帶去的。
  “有沒有看見光?”我將巴洛瑪的臉輕轉一下,叫她對著太陽。“有,感覺亮。”我跪下去,拿一枝樹枝看准巴洛瑪腳底中樞神經反射的位置,用力給她刺下去。她沒有叫痛。“南,去揀石頭,比你拳頭小的,要上面鼓,下面平的那种。”小孩立即跑開了,一會儿抱了一小堆回來。“你把我做什么?!”巴洛瑪問。“撐你站起來。”我把石頭放在地上,彎身抱她,小孩也來幫忙,撐住巴洛瑪叫她站在石頭上。才一上去,她就喊起痛來。“我看不見的!ECHO,為什么弄痛我?放我去躺呀!我看不見——”“西撒,去壓巴洛瑪的肩。”這一下,她狂叫起來,兩手向空中抓。就在那個時候,年輕的神父推開院子進來了。
  “貝尼!來幫忙!”我向他喊過去,也沒介紹自己。我們當然知道誰是誰了。巴洛瑪痛出了冷汗,我不忍心,扶她躺下,叫神父用樹枝壓她中樞神經反射的地方。那時夏依米從坡下上來了,抱著一手臂的硬長面包。“好,你做。”貝尼就讓給夏依米了。我們都已經知道在做什么了,台東吳若石神父的治療法其實去年就彼此講過了。巴洛瑪在寂靜的院子里哀叫。
  我和貝尼對看了一眼,笑笑,我向屋后的大樹林偏一下頭,說:“我們去散步?有話問你。”我們走了,听見巴洛瑪在跟南說:“你跟在他們后面遠一點,一有村子里的人走進樹林,就吹口哨,叫神父跟ECHO分開走,去——”貝尼气狠狠的說:“這些死保守党的活寡婦,連巴洛瑪跟我多講話,村里人都會亂猜——”我笑了,踩著葉子往森林里去。
  “他們怎么生活?”我問貝尼,開門見山的。
  “房子不要錢,你也知道。牛奶嘛,我父親每天會留一桶給孩子,蔬菜有人拿去的。他們買面包,還有雞蛋,不吃肉,孩子念書不用錢——水電要付,兩個月收一次,唉——。”貝尼歎了口气,掏出一支煙來。“你知道,我要回台灣了,巴洛瑪只有請你多照顧了,很對不起——”我很挂心,放不下這家人。
  走出了林子,另一個山谷出現了,那一幅一幅田野,如同各色的棋盤,夢一樣在眼前展開。貝尼跳起來,往栗子樹上拉,我們剝掉青栗子的芒刺,就生吃起來。第一次才見面的,卻十分自然而友愛。
  “村里一共几個人?”我說。“三十几家,五十多個吧!年輕人都走了,田產不值錢,活不下去。”“望彌撒的多不多?”“星期天早晨全會來。你知道巴洛瑪和夏依米最恨教堂,說是虛偽。她不來的,小孩也不來,可是她又是有信仰的。”“虛偽嗎?”我反問。“村里人的确虛偽,上教堂來坐著打瞌睡,講鄰居坏話,這是一种習慣,不是信仰。”“你到底在這個死气沉沉的村里做什么?”貝尼笑了笑,說:“做神父啊!”那副神情,十分淡漠。他是因為家貧,自小送去小修院的,是母親硬送進去的,就成了這一生。“可以再多做一點事?”我說。他笑笑,說:“人們不大需要我,臨死的時候,才想起來要一個神父,平日要的是面包。這東西,我自己也要,一份薪水養爸爸、媽媽還有三個弟妹,你說我們在吃什么?”我不說話。貝尼又說:“有几個月,我去城里做兼差,主教知道了,說要對教區專心些,后來只有不去上工,才不講了。”我知道,貝尼一個月所得的神父薪水不多,巴洛瑪告訴我的。他也養家。村里沒有人給教堂奉獻的。
  附近有牛鈴的聲音,南的口哨是把手指放在口里吹的那种,尖銳而急切的傳過來。貝尼一低頭,匆匆走了。中午吃過馬鈴薯餅,我說要進城去買東西。巴洛瑪要跟,夏依米臉上很快樂,傻子似的。巴洛瑪被我們架上車,她自己走的,很吃力的走,神經質的笑個不停。
  那天進城有如提早過圣誕節。火腿、香腸、腊肉、乳酪、蛋、冰淇淋,還有糖、油、醬、醋、咖啡、茶、面粉、毛衣一大車裝回來……。大家都開心得不得了。晚上開了一桶酒,強尼喝醉了,拿起西班牙北部的風笛叭叭叭的吹個不停。“我們去教堂玩,我們去墳場看鬼火,走嘛走嘛——”巴洛瑪叫起來,我們拿毯子把她包扎好,抱著,開車往坡下沖,一路叫下去,村里早睡的寡婦一定嚇死了。
  “小時候,我們四個姐妹就坐在這一條條板凳上打瞌睡,有一回板凳突然垮了,我跌得四腳朝天,媽媽立即上來打,口里念著圣母馬利亞、耶穌基督、天啊!巴洛瑪,你的內褲給人看見了啦呀——”巴洛瑪在教堂里大笑個不停。幽暗的教堂只有一盞油燈點在圣母面前。我跪下去,急急的禱告,很急,因為白痴在拉人的辮子,不給安靜。一直向圣母喊——繼續叫巴洛瑪看得見,她又看見了,天呀!不要叫她再關閉自己了。行行好,給夏依米一個事情做吧。
  貝尼看見我們吵鬧,也沒說圣母馬利亞會生气,一直要鎖門赶我們出去,說吵醒了村里的母親,會責罵他的。于是我們抱起巴洛瑪去了墓地。
  墓地是全暗的,那些大樹給風刮著,葉子亂響。巴洛瑪就說:“你看,牆上有一片磷火,是墳場里的泥巴砌的牆,我的祖宗統統躺在里面,有沒有藍火?有沒有?”我專心去看,什么也沒有,可是那風的聲音太怕人了。就在這時候,白痴手上拿的風笛叭一下又響了,我們哇的叫起來往車里跑,丟下了巴洛瑪。她抱住教堂走廊上的柱子,喊救命。
  家里的必須用品又去城里買了一滿車,都是可以儲存的食物。那几日,大家的心情好似都放松了。巴洛瑪也不要人抱,每天撐扶在火爐邊壓她的中樞神經。孩子們睡下時,我們在深夜里起火,圍著壁爐說話,神父和白痴還有老狗,照例是在的。問巴洛瑪眼睛怎么了,她說看得見人影和光。那一陣,她有時很瘋狂的笑鬧,有時悶悶的坐在門檻上用手剝豆子。
  “這么破費,總是叫我于心不安的。”她說。
  “万一老了,還不是來跟你住,別講啦!”我給罵一句過去。
  說到這里巴洛瑪突然喊了一聲:“這种無望的日子,要到哪一天?冬天大雪封路,孩子不能上學几天,他們的教育——。”說著說著,扑到膝蓋上去,豆子撒了滿地。而天气的确已經涼透了,暑假也快過去。
  只要那天巴洛瑪哭過,她就什么都看不見,也不能站起來,只是不響。上廁所也不叫人,用爬的去浴室。
  黃昏時我出去散步,村人怀怀疑疑的看我,一些惡狗跳出來作勢要咬。村人看上去很悶,都是些老人。我走過,一位包著黑頭巾的老婦人從家里出來,說是巴洛瑪的姨婆,硬拉我進去吃自己做的香腸,又問巴洛瑪的病,然后叫我告訴巴洛瑪,明天姨婆要去看她。
  “她來做什么?把門鎖上,不給她進來。”巴洛瑪發怒的叫:“這种樣子,誰也不給看,沒有看過瞎子和失業的,是不是?是不是?”我答應她,姨婆來只我出去應付,這才不鬧了。巴洛瑪不肯見人,除非是她信任的。
  我們散步,總是往村落相反的方向走。巴洛瑪一手挂住我,一手撐一根拐杖,走几步就休息,一直可以走到樹林后面的山岡上去看谷里的平原。她看不清,可是能看。那時候,我已在小村住了七天。
  姨婆叫我拿几顆大青椒給巴洛瑪,我收下了,又拿了另外一個老婆婆的包心菜。老婆婆怎么也弄不清我的名字,姨婆告訴她:“就是跟電視廣告上沖牛奶的那种巧克力粉一個發音,叫EKO,懂了吧!EKO、EKO!”
  等我喝完了咖啡提著菜往家里去時,那個老婆婆追出來,狂喊:“喂!你,那個叫什么來的,對——啦——雀巢咖啡——再來玩呀!”
  那個晚上,講起這個故事,大家笑得嗆出了淚,只有白痴強尼不懂,可是他看見巴洛瑪笑得叫肚子痛,就歡喜得一上一下的跳。
  許多年了,沒有那么狂笑過,笑著笑著夏依米、巴洛瑪和神父的表情,都很傷感,才知這三個人,在鄉居生活上實在是寂寞的。村里人,不是坏人,根本不是,他們懂的東西,不在村落之外的世界。我講美國人上了月亮,他們也是拚命笑,哪肯相信。
  夏日已經快過去了。火燒山是第一天到村里就看見的,燒了十天,大家就看看,也不急的。
  白天的陽光下,都穿了毛衣了,站在院子里看那股越燒越近的大火,濃煙升得很高,蔓延成十几道火了。“還不救!”我說。夏依米望著望著,說:“等一下去敲鐘吧!要燒過來了。”巴洛瑪一直十分泰然,她說她家沒有森林了,燒也不是她的事。
  “村里都是樹——”我也不敢嚇她,可是怕大火來燒屋子。
  黃昏時分的火光在暮色里沖出來了,村庄下的一口鐘這才、的敲得緊急。空气里,滿天落塵飄下來,我們退到屋子里去。關上了門窗,將巴洛瑪安頓好才走。
  跑到村子口去,看見出來的男人都是老的,只夏依米和神父還算中年。夏依米的膝蓋在兩年前開過刀,里面有鋼釘的,又胖,去了也沒有什么用。看看男人肩上扛了一些鏟子和鋤頭,覺得這些工具對待大火實在太弱了。就算去擋,只得二十几個人。
  我嗆著煙塵跑回去看巴洛瑪,她一個人把睡房的門鎖了躺在床上。“看見南和西撒沒有?”我問她。“沒有!好一會不見了!”巴洛瑪開始摸她的毛線披肩,急著要掙扎下來。“我去換球鞋,你留著,我跑——。”我脫掉了靴子,叫了一聲:“把門關好、當心趁火打劫。”就跑了。
  也看見直升机在轉,也看見鄰近山區的人三三兩兩的低頭往火光處跑。寒冷的夜里,找不到神父和夏依米,火,都燒到泥巴路那個小橋邊來了。
  我奔到公路上,拚命喘著,才看見原來有開山机一樣的大机器在壓樹林,大約兩百多個人用各种方法鋸火巷。那些人的身邊,不時落下燃燒著的小火枝。火光里,每個人都被襯成黑紙影般的一片一片晃動著。
  “南——,西——撒——”我放開喉嚨向人群里喊。煙太重了,一些人受不了嗆,鋸一回樹就奔到路上來喘气。恨這些人的愚昧,真是火急燃眉了才來救。而孩子呢?孩子呢?
  “南——”我又忙叫起來,不敢入火林去。
  一個不認識的人給我一根大棍子,說:“你守路這邊,有小火种飛過來,就上去打熄。”不停的有樹枝著火,那些頂端的不可能夠得到,路邊的小火也來不及打。女人們也來了,我們在這邊打大,男人深入那邊火林里去了。
  “西——撒——”我一面工作一面喊,總沒有回音。火,帶著一种恐怖的聲音,急惶惶的吞過來。
  “林務局是死人呀!怎么只老百姓在救!”我喊“怎么沒有,十几處在一起燒,他們來不及!”
  一面罵一面打火,等到燒得最劇烈的地方被人向相反方向也故意放了火,對燒過去,那條火巷才隔出來了。
  夜深了,村里的女人,對著自己燒焦的樹林,嚎啕大哭起來。
  想到巴洛瑪一個人在家,丟掉了棍子慢慢走回去。
  夏依米也回來了,已經深夜兩點多,孩子沒有到家。“如果孩子出事,我也不活了。”巴洛瑪也不哭,就這么一句。說時兩張烏黑的臉就那么進門來了。我走上去,捉過來就打,頭上身上給亂打,打完這個追來那個又打。孩子也不抵抗,抱住頭蹲著。
  那個晚上,怕余火再燃,大家都不敢睡沉。閣樓上的南,悄悄問我:“ECHO,你什么時候走?”我說過几天。他又說:“如果巴洛瑪死了,你來不來帶我和西撒一起去台灣?”我跑過去,將他連毯子一起抱在怀里,下巴頂住他的頭,不說什么。旁邊睡著了的西撒,身上一股重重的煙味。
  “接是快樂的,送人沒有意思,我坐火車走。”我說。
  巴洛瑪不講話,那天她一直沒有講話,把一條沙漠毯子摸出來,要我帶走。又寫了生辰八字,說平日不通信,這回到中國,一定要給算個命用西班牙文寫來。
  講好大家都睡,清晨只我和夏依米去小城的車站赶火車去馬德里。然后我飛瑞士,回台灣了。
  那個晚上,其實沒睡。將孩子的衣服、褲子都修補了一下,給廚房悄悄打掃干淨,浴室也輕輕擦了一遍。回房數了一下旅行支票,除了留下一百美金,其余的都簽好字放入一個信封里合上了。
  這些,南都看我在燈下做,他很專注的盯住我看。我們不說話。
  清晨六點二十的火車,出門時孩子都在睡。夏依米提了箱子裝上車,巴洛瑪用爬的爬到院子里來。我跑過去扶起她,摸摸她的臉,說:“親愛的,不要愁,安心等,上天不會叫人餓死的。”她點點頭,在輕微的發抖,身上一件單睡袍。我親親她,問她看得見早晨的山林嗎,她說看不見。“我走了。”我輕聲說。她揮手叫我去,一只手將身体挂在篱笆上。
  我再看了她一眼,晨霧里,巴洛瑪的眼睛張著,沒有表情,好似在看著一片空茫的未來。
  車門砰一下關了起來,我們開出小路,還看見巴洛瑪呆挂在那個門邊上,動也沒動。
  強尼守在自家門口,也只得一個寡母和他相依為命,強尼看見車經過,就去躺在路上。我下去拖他,他死也不肯起來。他的母親,包著永遠也不解下來的黑頭巾,出來拉儿子,白痴、瘋子的罵,也打得惊天動地。我們的車就這樣跑了。
  橋頭邊等著的是貝尼,我下車,笑著向他跑去,四周除了夏依米沒有別人。我們很自然的親吻了一下彼此的面頰,我對他說:“好兄弟,我走了。”他從口袋里掏出一個圣像牌來送給我,說得很輕,說:“唉!親愛的妹妹,哪年再來啊?”不知哪年再來了,拍他一下,說:“走了!做個好牧人呀!”在小城几乎無人的月台上,夏依米跟我踱來踱去的散步。他反反复复的講,希望過不久能有一個差事做,我啊啊的應著。天那么涼,鐵軌看上去冰冷的。這不過是一個夏季的結束,到了冬天,這里會是什么樣子?
  車來了,我將行李放上去。跳下來,跟夏依米緊緊的抱了一下,把那個前晚預備好的支票信封順手塞進他的口袋。他要推,看我眼睛一濕,就沒再講什么,他的眼眶,也慢慢繞上了一圈淡紅。
  “謝謝!”我說。他追了几步,火車開了,我扑在車窗上向他揮手,直到那個胖胖的身影淡成了一片落葉。
  上面過的是一九八二年的夏天。一九八三年又去了西班牙。巴洛瑪的家人,在馬德里的,沒人接電話,打了數十次,電信局說那已是空號了。發電報也沒有回音。一九八四年我在美國,寫信去小村庄,回信的是夏依米,信中欣喜若狂,說在小城的一個旅館終于找到了柜台的工作,是夜班,收入可以維持生活,不必再匯錢去。留下了旅館的電話號碼,叫我打去。
  立即撥了長途電話,那邊接話的是一位小姐,問起夏依米,她叫了起來,喊著:“你一定是他的好朋友ECHO,夏依米天天在挂念你。”我問:“那他人呢?為什么沒有上班?”她說:“哎!很可怜的,旅館生意不好,前三天把他裁員裁掉了。
  巴洛瑪又突然發病,送去醫院,說是昨天送去了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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