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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人


  我們是替朋友的太太去上墳的。
  朋友坐輪椅,到了墓園的大門口,汽車便不能開進去,我得先將朋友的輪椅從車廂內拖出來,打開,再用力將他移上椅子,然后慢慢的推著他。他的膝上放著一大束血紅的玫瑰花,一邊講著閒話,一邊往露斯的墓穴走去。
  那時荷西在奈及利亞工作,我一個人住在島上。
  我的朋友尼哥拉斯死了妻子,每隔兩星期便要我開車帶了他去放花。
  我也很喜歡去墓園,好似郊游一般。
  那是一個很大的墓園,名字叫做——圣拉撒路。
  拉撒路是圣經上耶穌使他死而复活的那個信徒,墓園用這樣的名字也是很合适的。
  露斯生前是基督徒,那個公墓里特別圍出了一個小院落,是給不同宗教信仰的外國死者安眠的。其他廣大的地方,便全是西班牙人的了,因為在西班牙不是天主教的人很少。
  在那個小小的隔离的院落里,有的死者睡公寓似的墓穴一層一層的,有的是睡一塊土地。露斯便是住公寓。在露斯安睡的左下方,躺著另外一個先去了的朋友加里,兩個人又在做鄰居。
  每一次將尼哥拉斯推到他太太的面前時,他靜坐在椅上,我便踮著腳,將大理石墓穴兩邊放著的花瓶拿下來,枯殘的花梗要拿去很遠的垃圾桶里丟掉,再將花瓶注滿清水。這才跑回來,坐在別人的墓地邊一枝一枝插花。
  尼哥拉斯給我買花的錢很多,總是插滿了兩大瓶仍有剩下來的玫瑰。
  于是我去找花瓶,在加里的穴前也給放上几朵。
  那時候尼哥拉斯剛剛失去妻子沒有几個星期,我不愿打扰他們相對靜坐的親密。放好了花,便留下他一個人,自己悄悄走開去了。
  我在小院中輕輕放慢步子走著,一塊一塊的墓碑都去看看,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有一天,我在一塊白色大理石光洁的墓地上,不是墓穴那种,念到了一個金色刻出來的中國名字——曾君雄之墓。
  那片石頭十分清洁、光滑,而且做得体面,我卻突然一下動了怜憫之心,我不知不覺的蹲了下去,心中禁不住一陣默然。
  可怜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曾先生,你怎么在這里,生前必是遠洋漁船跟來的一個同胞吧!你是我的同胞,有我在,就不會成為孤墳。
  我拿出化妝紙來,細心的替這位不認識的同胞擦了一擦并沒太多的灰塵的碑石,在他的旁邊坐了下來。
  尼哥拉斯仍是對著他的太太靜坐著,頭一直昂著看他太太的名字。
  我輕輕走過去蹲在尼哥拉斯的輪子邊,對他說:“剛剛看見一個中國人的墳,可不可以將露斯的花拿一朵分給他呢?”我去拿了一朵玫瑰,尼哥拉斯說:“多拿几朵好!這位中國人也許沒有親人在這儿!”
  我客气的仍是只拿了一朵,給它放在曾先生的名字旁。我又陪著曾先生坐了一下,心中默默的對他說:“曾先生,我們雖然不認識,可是同樣是一個故鄉來的人,請安息吧。這朵花是送給你的,异鄉寂寞,就算我代表你的親人吧!”“如果來看露斯,必定順便來看望你,做一個朋友吧!”
  以后我又去過几次墓園,在曾先生安睡的地方,輕輕放下一朵花,陪伴他一會儿,才推著尼哥拉斯回去。
  達尼埃回來了——尼哥拉斯在瑞士居住的男孩子。而卡蒂也加入了,她是尼哥拉斯再婚的妻子。
  我們四個人去墓地便更熱鬧了些。
  大家一面換花一邊講話,加里的墳當然也不會忘記。一攤一攤的花在那儿分,達尼埃自自然然的將曾先生的那份給了我。
  那一陣曾先生一定快樂,因為總是有人紀念他。
  后來我做了兩度一個奇怪的夢,夢中曾先生的确是來謝我,可是看不清他的容貌。
  他來謝我,我歡喜了一大場。
  以后我离開了自己的房子,搬到另外一個島上去居住,因為荷西在那邊做工程。
  曾先生的墳便沒有再去探望的机會了。
  當我寫出這一段小小的故事來時,十分渴望曾君雄在台灣的親屬看到。他們必然因為路途遙遠,不能替他掃墓而心有所失。
  不久我又要回到曾先生埋骨的島上居住,听說曾先生是高雄人,如果他的親屬有什么東西,想放在他的墳上給他,我是十分愿意代著去完成這份愿望的。
  對于自己的同胞因為居住的地方那么偏遠,接触的机會并不多,回想起來只有這一件小小的事情記錄下來,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
  后記
  上面這篇小文章是朋友,作家小民托付我要寫的,為了赶稿,很快的交卷了。
  這件事情,寫完也忘記了,因為文短。
  過了很久很久,快一年多了,我有事去《聯合報》,在副刊室內碰到編輯曼倫,她說有人托她找一篇三毛去年在報上發表的短文。
  曼倫翻遍了資料,找不到刊過這篇文章的事實。其實,它當時發表在《中華日報》上,并不在《聯合報》。“有人打電話來報社,說三毛寫過一個在西班牙姓曾的中國人的事情,名字是他失蹤了多年的兄弟,听說在西班牙失蹤的,你有沒有這個記憶?”曼倫問我。
  我很快的將在西班牙認識的中國人都想了一遍,里面的确沒有一個姓曾的。
  我告訴曼倫,大概弄錯了,沒有姓曾的朋友,也沒听說有什么在西班牙失蹤的中國人。
  沒有想起這篇文章,他們在找的是一個失蹤的兄弟,我完全沒有聯想。
  過了不久,收到一封寄去報社轉來的信,拆開來一看,里面赫然寫著曾君雄的名字,當我看見這個全名出現了時,尖叫了起來:“他家屬找的原來是這個人——他早死了呀!一九七二年還是七一年就死了呀!”
  那封家屬的信,是一九八○年的五月收到的。
  高雄來的信,曾先生的兄長和弟弟,要答謝我,要我去高雄講演時見見面,要請我吃飯,因為我上了他們兄弟在海外的孤墳。
  面對這樣的一封信,我的心緒非常傷感,是不是我上面的文章,給他家人報了這個死亡的消息?是事實,可是他們心碎了。
  見了面,我能說什么?那頓飯,曾家人誠心要講的,又如何吃得下去?
  結果,我沒有再跟他們連絡。
  去年夏天,一九八二年,我又回到迦納利群島去。一個酷熱的中午,我開車去了圣拉撒路公墓,在曾君雄先生的墳上,再放了一朵花,替他的大理石墓碑擦了一下。
  今年,一九八三年的夏天,我又要重返那個島嶼,請曾君雄先生在高雄的家屬一定放心,我去了,必然會代替曾家,去看望他。
  人死不能复生,曾先生的家人,我們只有期望來世和親人的重聚。那個墓,如果您們想以中國民間的習俗,叫我燒些紙錢,我可以由台灣帶去,好使活著的人心安。
  因為讀者來信太多,曾家高雄的地址已找不到了,請看見這篇后記的南部朋友代為留意,如果有認識曾家的人,請寫信到皇冠出版社來与我連絡。謝謝!
  上墳的事,不必再挂心了,我一定會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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