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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冬天，我在西雅圖念書。開始膽子小，只敢修了一些英文課，后來膽子大了，跑去選了“藝術欣賞”。 在選這門課之前，我向注冊部門打听又打听，講好是不拿畫筆的，只用眼睛去看畫，然后，提出報告，就算數。這才放膽去上課了。 那堂課，大概是二十個學生，除了一群美國人之外，我是唯一的中國人。另外兩個猶太人，一個叫阿雅拉，一個叫瑞恰，是以色列來的。 阿雅拉和瑞恰原是我英文班上的同學，因為三個人合得來，就又選了同樣的課。 在“藝術欣賞”這門課上，一般美國同學的態度近乎冷淡。那個女老師，只看她那純美國式的衣著風格，就知道她不是一個有著世界觀的人，看書也相當狹窄。我猜，在美國著名著名大學中，這樣的人是輪不到做教授的。 以前也上過西班牙的“藝術課”，那個馬德里大學的教授比起這一位美國老師來，在气勢上就不知要好多少。 主要是，那個美國老師，把教書當成一种職業，對于藝術的愛之如狂，在她生命中一點也沒看見。我就不喜歡她了。 我知道，老師也不喜歡我。第一次上課時，我報出一大串偉大畫家的名字，而且說出在某時某地看過哪一些名畫的真跡。那個气量不大的女老師，深深的看了我一眼，我當時就知道——完啦。 小小的西雅圖，有人容不下我。 同學們，怎么交朋友，都談不上來。人家講話，他們只是回答：“是嗎？是嗎？”不肯接口的。冷得很有教養。 那個猶太同學阿雅拉本身是個畫家，因為先生被派到波音公司去做事一年，她好高興的跟來了。也只有她和瑞恰，加上我，三個人，下課了就嘰嘰喳喳的爭論。 阿雅拉不喜歡具象畫，我所喜歡的超現實畫派，正好是她最討厭的。我們經常爭辯的原因是，彼此說出哪一幅名畫或哪一個畫家，兩個人腦子里就會浮現出背景來。可以爭，只因為旗鼓相當。 后來我要离開美國了，阿雅拉很難過很難過。她拿起久不動的相机和畫筆，特別跑到西雅圖城里去拍照，以照片和油彩，繪作了一幅半抽象半具象的街景送給我，算是一种“貼畫”吧。 這幅《西雅圖之冬》我非常喜愛，其中當然也加進了友情的色彩。目前正在等著配個好框。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阿雅拉在西雅圖已經開過了一次個展，報紙給她好評，也賣掉了一些畫。沒多久以前，阿雅拉回到以色列去，我回到台灣。我們通信，打電話，約好一九八九年由我去以色列看看她和瑞恰，我們正在熱切的盼望著再一次的相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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