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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我才得到了大約10万馬克，但我還有希望搞到40万馬克。” ●美國所有的報刊都報道了這位舞蹈家与其新婚的詩人丈夫到達美國并被移民局扣留的消息。 ●“我宁愿全裸体地跳舞，也不愿像當今的美國婦女那樣，半裸体地、帶有挑逗性、裝模作樣地在大街上行走。” ●一天夜晚，他像個瘋子一樣打碎所有的鏡子，并損坏了房間內的木器。 1922年5月11日，伊莎多拉同詩人葉賽宁一起离開柏林坦普爾霍夫机場直奔阿德隆旅館。在那里他們舉行了慶祝活動，慶祝伊莎多拉重歸舊地，慶祝葉賽宁過上豪華、高雅、舒适的文明生活。英美各家報紙的記者紛紛云集旅館，采訪這對新婚夫婦，新房隨著鎂光燈的不停的閃亮很快便變得空气污濁了。 早在俄國革命初期，柏林便已成為從混亂不堪的俄國逃出的斯拉夫人的一大歐洲聚集地。這座城市擁有一批名副其實的俄國貴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如此——被剝奪了財產的商人，滿腔怨恨、無所事事的白軍官兵，冒險家，知識分子，作家，畫家，音樂家以及演員等。在這些四處游蕩、神情恍惚的人們中，只有一些人從事低賤然而誠實的勞動，其他人則夸夸其談，自命不凡地打發著日子，并不是都反對在他們的祖國所建立的新政權。 在該城附近的一座別墅里，居住著偉大的俄國作家、列宁的摯友馬克西姆·高爾基。葉賽宁的老朋友、詩人科烏西科夫仍舊背著那把他只能彈出几個基本音的吉他与這些流亡在外的同胞們來來往往。小說家伊利亞·愛倫堡和詩人比耶利也是這個俄羅斯人聚集地的名聲顯赫的文人。 這里還居住著許多年輕的藝術家，他們后來都蜚聲巴黎藝壇。這批身處逆境的演員和音樂家組織了一個藍鳥劇團，模仿巴利耶夫的蝙蝠劇團，舉辦了一系列晚場演出。這里還設有專門出版俄羅斯文學和俄語報紙的出版社和報社。 葉賽宁很快就适應了這里的生活，与同胞們來往密切。他到達這座城市不久，不僅与偉大的馬克西姆·高爾基以及地位稍低的科烏西科夫建立了聯系，并且舉辦了詩歌朗誦晚會。他极為成功地朗讀了自己的作品，使碰巧到會的白軍官兵都為之激動不已。他的詩作引起了轟動，柏林准備出版一本他的詩集。后來，葉賽宁借助伊莎多拉的力量，与一位比利時詩人進行了談判，內容涉及將葉賽宁的一本抒情詩選集譯成法語，由一位在巴黎開業的俄國出版商出版，費用則由伊莎多拉擔負。詩集的題名十分恰當，叫《一個粗魯的人的自由》。 一天，當葉賽宁回到柏林的那家旅館時，發現妻子正手捧藏有迪爾德麗和帕特里克的照片的像冊失聲痛哭。他粗暴地一把搶過像冊，扔進火里，帶著醉意怒吼：“你用去太多時間想這些——孩子了！”并攔住正要從火中搶救出自己的珍貴回憶的妻子。 馬克西姆·高爾基在一本專門描寫几位俄國作家的文集里記載了柏林的這些日日夜夜。在關于葉賽宁的那篇文章里，高爾基描寫了他与葉賽宁的會晤，并評論了葉賽宁的作品。他認為葉賽宁是新一代最偉大的詩人，但他与蜚聲世界藝壇的舞蹈家伊莎多拉·鄧肯的結合并不明智。据高爾基所見，伊莎多拉縱使竭盡全力也無法理解她的丈夫——一位杰出的斯拉夫天才的充滿濃郁俄羅斯气息的詩作！高爾基并不十分欣賞伊莎多拉的藝術，并未領略到她的藝術美的真諦。他評論說，在和朋友一起觀看了伊莎多拉特地為他們舉行的舞蹈晚會后，她留給他的印象不過是一個拚命取暖的婦女…… 葉賽宁夫婦對在德國生活感到無比厭倦，使南下來到著名的水濱胜地威斯巴登。在這里，葉賽宁給莫斯科鄧肯學校的秘書施奈德寫了一封信： 問候你并吻你。請原諒我很久沒有給你寫信了。柏林的气氛已經弄得我六神無主。我的精神垮了，現在几乎無法移動雙腿。目前我正在威斯巴登治療。我己戒酒并著手工作。如果伊莎多拉不這么反复無常，能讓我安靜地坐下來工作，我就可以賺許多錢。迄今為止，我才得到了大約10万馬克！但我還有希望搞到40万馬克。 伊莎多拉處境窘迫。在柏林，律師賣掉了她的房產后僅付給她9万馬克。這种情況也可能在馬黎重演。她的財產——藏書和家具——已被挪用，流失在四面八方。她的銀行存款已經告罄。現在她已派出一位密友急奔那里。赫赫有名的保羅－邦庫爾不僅沒有給她提供任何幫助，而且拒絕為她赴巴黎的簽證簽字。她的處境就是如此。但她卻若無其事，一會儿跳上汽車前往盧貝斯克，一會儿又駛向萊比錫、法蘭克福或者魏瑪。我只好服從她的決定，默默地跟著她四處奔波。只要我一反對，她就歇斯底里大發作。 這對夫婦從威斯巴登啟程，前往比利時的奧斯坦德。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時間后，他們前往布魯塞爾，隨后將飛往巴黎。 接著，伊莎多拉偕同丈夫离開巴黎，南下來到威尼斯。他們在极為時髦的游樂地麗都的一家最高級的旅館居住了一段時間。 旅游盛季結束后，他們回到巴黎，准備赴美巡回演出。盡管伊莎多拉曾計划將莫斯科學校的一批學生帶到美國登台演出，但學校已在夏天來信說，這一計划沒有得到蘇聯政府的許可，因而他們只好獨自進行這次巡回演出。 返回巴黎后，伊莎多拉馬上來到她的位于豪華大街的住宅。她發現她的俄國房客已逃之夭夭。他未付房租，將鑰匙放在了前門擦鞋的棕墊底下。 然而，他們總算在啟程前有了安身之處。況且，伊莎多拉很喜歡住在這里，因為她可以在位于這座房子后部的寬敞的大廳里排練節目。她正急需這种排練。伊莎多拉在列宁格勒舉行的演出之后還從未登台跳過舞，并且一直找不到場地為即將舉行的舉足輕重的美國巡回演出排練。 詩人弗朗斯此時正与他的俄國夫人一起致力于葉賽宁詩集的翻譯，他記敘了他在豪華大街度過的一晚。 我几乎天天見到他們，有時在豪華大街上伊莎多拉的那座小房子里，有時則在克里永旅館，以躲避瑣碎的家務。如果說葉賽宁在克里永旅館的舉止宛如一個飽經滄桑的人，沒有任何与那里的气氛格格不入的感覺，那么在那座小房子里的融洽、親密的气氛中，他則更是如魚得水，舉止出眾，富于同情心…… 當伊莎多拉為了向葉賽宁求婚，將他從俄國帶到歐洲時，我堅信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女人能像她那樣充滿母愛地扮演引人向上的角色。這是一個崇高的舉動，因為這意味著她將做出犧牲，并注定要陷入悲傷。她從未對此抱有幻想，深知這段帶有痛苦的幸福時光是短暫的，她會陷入于一种富于戲劇性的不平衡的心理狀態中；這個她极望培養長大的粗獷的男孩子遲早會振奮起來，甩掉她情不自禁地賦予他的多情的保護，他的方法也許會是殘酷的。伊莎多拉熱烈地愛著詩人葉賽宁。我發現這种愛即便在開始時也已埋下了絕望的种子。 記得一天晚上，我見到了這兩种情感——愛戀和絕望——的同時存在。葉賽宁也顯露了他的內心世界。 我到那里時他們都還未离開飯桌，兩人的情緒既古怪又嚴肅。他們几乎都沒有和我說話，宛如年輕的情侶一般緊緊地擁抱在一起，沒有任何爭吵過的跡象。片刻，伊莎多拉告訴我，她的那些仆人破坏了他們的生活。那晚發生了令人厭惡的事情，使她心煩意亂。她似乎一反常態，有些神經過敏。她的舉止失去了那种令人佩服的穩重沉著、适度的分寸感和韻律感，而這些特色正是她的藝術的基礎，是她的天性，平日對葉賽宁產生了极好的影響。詩人見到伊莎多拉有些失態，便決定將她灌醉。他并無惡意，而是出于一片好心。他本人就是這樣鎮定自己虛弱的神經的。他將酒杯端到夫人唇邊，溫柔地哄騙她喝下去。當酒力漸漸發作時，我發現在舞蹈家臉上明顯地流露出絕望的神色，而平日她很善于用一种沉靜、樂觀的風度掩飾這种情緒。 突然，伊莎多拉振作起來，邀請我們到工作室走走——在這間寬敞的大廳里，舞台設在房間的一端，一排排軟沙發倚牆而放。在這里，伊莎多拉懇請我朗誦剛剛完稿的《波烏加物斯切夫》這首詩。我在這首詩里描寫了形形色色的人物，風儿，土地和樹木。我擔心自己有缺陷的發音和怯懦會破坏這個抑揚頓挫的作品的美感，但仍違心地朗誦了這首詩。我的朗誦不十分使她滿意，因為等我朗誦完畢，她立即請葉賽宁用俄文朗誦一首。此時此刻，讓人感到多么羞愧！我的拙作怎能和葉賽宁相提并論？葉賽宁倏地詩情勃發，低吟慢詠了起來。它像是晨風吹過嫩綠的葉叢沙沙作響，是一种發乎天性的詩人气質的曲折變化的表現，我從未見到過詩歌能被這位詩人提到這樣的高度。朗誦詩歌是他對自己感受的出色的總結。他歌唱它們、贊揚它們，他使它們像雨點般落下，他尖聲抒發它們，他以動物般的溫順和力量表示這些感受，使听眾和他同樣感受，同樣如醉似狂。 我在那天晚上感悟到，這兩個存在物，盡管各不相同，不可能不帶悲劇性地分离…… 日子就這樣在朗讀詩歌、排練節目和社交應酬中一天夭地過去。 9月底，伊莎多拉通過她的老朋友、法蘭西喜劇院的塞西爾·索雷爾的強有力的社會影響，獲得一個法文證件。帶著這個證件以及必要的由領事館簽發的護照，她和她的丈夫放心大膽地登上了“巴黎號”航輪，駛往紐約。 1922年10月1日，當“巴黎號”航輪駛過自由女神銅像，緩慢地向紐約灣行進的時候，伊莎多拉·鄧肯接到移民局一位官員的通知，說她沒有獲准登陸。她的丈夫葉賽宁和秘書弗拉基米爾·韋特盧金也同樣未得到准許踏上伊莎多拉曾向他們詳細介紹過的國土。那位官員講話十分客气，但無實質內容。 船停靠在碼頭，伊莎多拉可以會見她的親屬和經紀人，并向他們訴說了自己的困難處境。“巴黎號”的莫拉斯船長向移民局官員為他們做了擔保，并邀請他們做為他的貴賓留在船上，這樣才使他們免于蒙受在埃利斯島移民區過夜的羞辱。 在來訪者离船之后，在碼頭的大門口迎接他們的是一個身材魁梧的偵探。他輕輕拍了一下經紀人的肩膀說道：“嗨，你得跟我走一趟。如果你不老實跟我走，可別怪我們不客气！” 在附近的一間辦公室里，這位不服气的經紀人的衣服全被剝光。他們將他衣服上所有的口袋和縫合處徹底檢查了一遍。 對于伊莎多拉，當時沒有任何扣留她的理由。前來采訪她的一大群記者中，有一位暗示說，當局認為伊莎多拉和她的丈夫是專門到美國宣傳可怕的“赤色”瘟疫的。 伊莎多拉駁斥道： “荒唐透頂！我們是想告訴美國人民，可怜的俄國儿童正在挨餓，決不是來宣傳俄國的政治。謝爾蓋不是政治家，他是位天才，一位偉大的詩人。我們來到美國的唯一愿望，就是告訴人們俄國人的誠意，并為恢复兩個偉大國家的友好關系而工作。既非政治，亦非宣傳，我們僅僅是為藝術界工作的。我們相信，俄國和美國的首腦正准備相互理解。” 然后，她面帶甜蜜的微笑對記者們說：“有一件事實在使我吃惊，那就是听說美國政府不同情革命。我曾經常受到這樣的教育：我們偉大的祖國是經過一場革命才建立起來的，我的曾祖父威廉·鄧肯上將在那次革命中曾盡了他崇高的職責。” 美國所有的報刊都報道了這位舞蹈家与其新婚的詩人丈夫到達美國并被移民局扣留的消息。一些新聞記者甚至指責伊莎多拉挑起此事以使她的美國之行起到廣泛宣傳的效果。然而伊莎多拉并不缺少辯護者。這座大都市的報刊上多次發表抗議社論，并在專欄上刊登了許多來信。 10月2日早晨，被扣留在“巴黎號”上的伊莎多拉一行，由兩名衛兵押送，來到海關辦公室。 那里的主要負責人將他們的行李全部打開進行徹底檢查。所有穿戴的服飾都被翻過來檢查，所有的衣兜都摸過一遍，就連用髒的亞麻布制品也未能幸免；全部書寫材料都用顯微鏡仔細看過，所有只要看來是俄文的印刷品全部沒收，以做進一步的詳細檢查；所有的交響曲与鋼琴樂譜逐頁翻看，伊莎多拉還得不時地做些解釋，諸如她寫在音譜上的旁注是什么意思等。 這种不慌不忙的。沒有找出任何罪證的檢查結果是，當事人依然由衛兵押送，重返法航碼頭。 秘書在那里迎候他們。然后，一輛出租汽車將他們帶到駁船辦公室，又從那儿赴埃利斯島。等了一會儿之后，他們終于被帶到審查局門前。在問訊室里，由移民局長和助手出面与他們進行了談話之后，伊莎多拉和她的同伴們面帶微笑，走出審查局。 伊莎多拉沖著在外面等候的經紀人和律師大聲喊道：“宣布無罪！我們是無辜的！” 坐在返回紐約的小汽艇上，伊莎多拉對隨同她前往的記者們說： 我有仿佛被宣告未犯殺人罪一樣的感覺。他們似乎認為，在莫斯科居住一年足以使我變成動不動就准備扔炸彈的凶惡的罪犯。然后他們向我提出一些無聊的問題，例如，“你是古典舞蹈家嗎？”我回答說我不知道，因為我的舞蹈具有自己的特點。他們還想知道我跳舞時的形象如何！我怎么知道？我從不看自己跳舞。 審查局還問我，當我從俄國飛抵柏林時，是否与在那里的奧地利官員談過話。我不得不講出令他們失望的真話。我在离開俄國歸來的途中，無論是在柏林，還是在別的什么地方，從未与任何一位奧地利官員交談過。其他的問題更是荒唐可笑。如，他們竟然想了解我和謝爾蓋是如何看待法國革命的！ 在我踏上埃利斯島之前，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人的大腦怎么會挖空心思想出如此之多的、向我快速襲來的問題。我從不關心政治。在俄國居住的那段時間，我全都用來照顧年幼的孤儿，并將我的藝術傳授給他們。說我是，甚至暗示我是布爾什維克，純粹是胡說八道！廢話！蠢話！ 船在巴特里靠岸時，許多朋友來迎接他們，并陪同他們前往下榻的旅館。伊莎多拉离別近五年后在美國公眾中初次露面前，雖然在那种令人厭煩的气氛中僅生活了四天，但她早就需要這家著名的旅館所能給予她的照顧以及安靜、舒适的環境了。 10月7日，星期六，伊莎多拉·鄧肯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舉行了首場演出。3000名慕名而來的崇拜者不時地報以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外面還站著數百名觀眾，他們企盼著能等到哪怕是一張站席票。 演出的劇目是大家熟悉的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第六交響曲》和《斯拉夫進行曲》。交響樂隊在內森·弗蘭科的得力指揮下，演奏了几首柴可夫斯基的早期作品，做為兩個劇目的序曲。這位俄羅斯作曲家曾于1891年在那里指揮過這些作品，奉獻給卡內基音樂廳。當演出結束時，全場觀眾起立，長時間為伊莎多拉鼓掌和喝彩，并久久不肯离去。伊莎多拉走到台前講了話。她向友好的觀眾說道： 當你們的孩子在美國同樣也需要舞蹈的時候，當經歷了并不存在的幻想之后，我為什么必須去莫斯科呢？我了解有勇气的美國儿童們，因為我本人曾是其中的一員。 我希望不久就讓你們看到由50名俄國儿童表演的舞蹈，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我可以讓那樣一支舞蹈隊在紐約出現，能使它比百老匯的舞蹈隊更加名副其實。 為什么美國不給我一所舞蹈學校呢？由于此事一直沒有答复，我才不得不接受了莫斯科的邀請。 美國擁有俄國所沒有的一切！但俄國也擁有美國所不具備的東西。美國為什么不能和我一樣向俄國伸出援助之手呢？ 几天以后，10月11日，伊莎多拉在一個与首場演出一樣觀眾爆滿、气氛熱烈的劇院里又一次演出。這次，伊莎多拉演的是几部瓦格納的作品。為了回報終場時觀眾經久不息的掌聲与喝彩聲，她跳了一曲自己最為欣賞的勃拉姆斯的華爾茲。結果，觀眾仍然不斷地歡呼、鼓掌。 伊莎多拉到波士頓交響樂廳演出了兩場舞蹈。正是這兩次演出，說得更恰當一點，是歪曲了有關演出情況的新聞報道，破坏了伊莎多拉·鄧肯在美國的巡回演出。 她向自己的觀眾講話已經成為慣例。她認為，如果演出結束時不對在場的朋友和崇拜者講上哪怕几句話，就不是一場完整的演出。伊莎多拉确實具有惊人的演講天賦。她非常善于講故事，表達方式巧妙得當，語言优美簡練。 然而在波士頓，伊莎多拉卻沒有以往說得多。她被自己的講話內容所感染，被觀眾的麻木不仁和音樂廳冷峻的灰暗所激怒，演出結束時，她在頭頂揮動著紅絲綢圍巾，大聲說道： 這是紅色！我也是紅色的！這是生命与活力的顏色。你們過去曾經是不受文明社會的約束的，現在也仍然帶著發乎天性的感情來欣賞我的藝術吧！ 此刻，一些老年人從座位上站起匆匆离去。哈佛大學的青年學生，以及來自波士頓音樂美術學校的青年男女，留在那里歡呼喝彩。 感謝上帝，波士頓的評論家們不喜歡我。假如他們喜歡我，我反而會覺得自己沒有希望。他們喜歡我的材料。我要給你們一些發自內心的東西，我給你們帶來了真正有价值的東西。 你們應該讀一讀馬克西姆·高爾基的作品。他說，世上有三种人：黑色的，灰色的和紅色的。黑色的人如同從前的獨裁者和沙皇一樣，是一些制造恐怖，喜歡發號施令的人。紅色的人則在沒有任何束縛的精神進步過程中享受著自由。 灰色的人就好像這里的牆壁，好像這個音樂廳。你們看看頭頂上的雕像，那不是真正的雕塑，將它們推倒吧！它們不是真正的希腊眾神的雕像。在這里，我几乎不能跳舞；在這里，沒有真正的生活；在這里，弗蘭科先生盡了最大的努力，但他几乎無法演奏。弗蘭科先生和我，我們都是紅色的人。 隨著帷幕的降落，伊莎多拉再次揮舞紅圍巾，与此同時，大多數觀眾在喝彩歡呼。 翌日，美國全國所有的報紙上出現的大標題聳人听聞： 紅色舞蹈家震惊波士頓 伊莎多拉的演講使許多人退出波士頓交響樂廳 頭戴火紅圍巾的鄧肯說她是紅色的人 在某些不擇手段的好撰寫奇聞軼事的作者的筆下，伊莎多拉的紅圍巾變成了全紅束腰外衣。她被詳盡生動地描繪成扯掉薄紗的紅色衣裙在頭上揮舞，渾身裸露著發表講話。 波士頓市市長向新聞界發布聲明說，他已給執照頒發部門寫去通知，如再發給鄧肯小姐執照在波士頓演出，是不恰當的，“鑒于責任，市政當局應對社會道德負責。繼伊莎多拉最近的一次不愉快的演出后發布的這一禁演決定，只要在我的市長任期內，將會一直延續下去。” 為此，伊莎多拉決定作最后一次講話。在准備离開波士頓去芝加哥之前，伊莎多拉對那些興高采烈來看望她的記者們說： 如果說我的藝術是某一事物的象征的話，那就是婦女自由和婦女從墨守成規的習俗中，即從新英格蘭清教的侄梏下解放出來的象征。 暴露一個人的身体是藝術，隱蔽它才是庸俗。每當我跳舞的時候，我的宗旨是喚起人們的尊重，而不是提倡任何庸俗的東西。我不會像你們的歌唱團中半裸体的女演員那樣，我并不以人類的低級本能來吸引觀眾。 我宁愿全裸体地跳舞，也不愿像當今的美國婦女那樣，半裸体地、帶有挑逗性、裝模作樣地在大街上行走。 裸体是真實，是美，是藝術。因此它絕非庸俗的，也絕不可能是不道德的。假如衣服沒有保暖性能，我決不會穿它。我的身体就是我的藝術神殿，我之所以將它暴露，是因為我把它當作崇拜美的神龕。 我曾想把波士頓觀眾從束縛他們的鎖鏈下解放出來。他們被套上近千條習俗与環境的鎖鏈出現在我的面前。我看到他們受著清教的束縛，受著波士頓的名門貴族的限制，他們的精神和肉体都是呆板的、受奴役的。他們早就想獲得自由，他們曾高喊著要他人來為他們解下鎖鏈。 有人說我的衣著不妥。僅一件服裝有些不妥說明不了任何問題。我為什么要關心我露出了身体的哪個部位？為什么人体的一個部位比另一個部位更邪惡呢？難說整個肉体与靈魂不是藝術家表現其美的內在信息的工具嗎？人体本身就是一种美，因為這是現實的、真實的、自由的。它應該喚起人們的崇敬，而不是恐懼。這正是庸俗与藝術之間存在的差异，因為藝術家會把他的全部生命，包括肉体、靈魂及思想毫無保留地展現在神圣的藝術寶座上。 我跳舞時運用自己的身軀，就如同音樂家使用自己的樂器；如同畫家使用調色板和畫筆；如同詩人發揮大腦的想象力。我從不穿著累贅的服裝來束縛自己，也從不讓衣服遮住我的四肢及頸部。難道我不是正在力爭把精神和肉体融為一個統一的美的形象嗎？ 今天舞台上的許多演員是庸俗的，因為他們隱藏而不顯示自己。如果他們赤身裸体的話，反而會更少具挑逗性。然而當局卻允許他們演出，因為他們滿足了清教徒隱藏肉欲的本能。 這是波士頓清教徒感染上的一种疾病。他們想要滿足自己的卑鄙粗俗而又無須公開承認。他們懼怕真理。一個裸露的軀体使他們反感，而一個挑逗性地穿著衣服的軀体卻令他們愉快。他們懼怕用正确的名稱來說出他們道德上的缺點。 我不明白，清教徒的這种庸俗作風為什么一定要制約著整個波士頓，但看來事實的确如比。其他城市則不同，那里既不存在怕美恐懼症，也無人假笑著欣賞滑稽的半裸体。 以上的講話內容，被或多或少地斷章取義，從波士頓電發或郵發到其他各州的所有報社。“紅色的伊莎多拉与清教徒的波士頓”成為許多社論的標題，無數以“大眾精神”、“美國人”、“抵抗紅色”、“熱愛真理的人”等名義書寫的信件在報上連篇累牘地刊載。 伊莎多拉從波士頓來到芝加哥時，波士頓小題大作的這一爆炸性的新聞報道達到了頂峰。她的房間里擠滿了采訪記者，他們高興地期待著采訪到更加生動的內容。与他們一同到來的新聞攝影師們則希望伊莎多拉為他們和他們的報紙擺好姿勢，并手舉据說她在受惊的波士頓人面前揮舞的舞蹈束腰外衣。 然而，伊莎多拉早已被此事搞得厭煩了，她對記者們說： “我沒有扯掉衣服并且在喊：‘我是紅色的！我是紅色的！我是紅色的！’我也根本不可能把衣服撕掉，因為它是用松緊帶固定在我的雙肩、臀部及腰部周圍的。我的所作所為根本不像評論家們講的那樣。” 然而，事態的激烈程度有增無減，人們要求立即驅逐“紅色舞蹈家”。這些人的喊叫被傳教士比利·森迪接了過去，當時，他正在華盛頓向那些政客宣講福音。 “那個輕佻的布爾什維克女人，她的衣服短得不足以蓋住胯部。我愿意擔任15分鐘的勞工部長，但愿我能把她打發回俄國，以便……”一時的感情沖動，或者說是口中吐出的唾沫阻止了一連串的髒話從這位基督徒口中脫出。 這次巡回演出的經紀人，對伊莎多拉一系列演出計划的被取消感到十分不安。他給伊莎多拉打電報說，再也不要做落幕前的講話了。但伊莎多拉是不會輕易听從他人勸告，放棄自己喜歡享受的社交生活的。加演兩個節目之后，在芝加哥觀眾的熱情鼓勵下，她再次走到台上，面帶非常天真的微笑，向他們講話： “我的經紀人告訴我，假如我再發表講話，我的巡回演出就要告終了。那也很好，我的演出是要結束了。我就要返回莫斯科，那里有伏特加酒、有音樂、有詩歌、有舞蹈。”她稍停片刻后接著說，“哦，對啦，還有自由！” 全場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伊莎多拉深受鼓舞，繼續說道： “我為什么不能發表講話？我听說你們的歌星阿爾·喬爾森比我的講話要長得多，比我的反政府情緒要強烈得多。這或許是因為他生有一張黑色面孔。只要讓我講話，我也可以帶上黑色面具嘛！” 台下又一次傳來笑聲与喝彩聲。 結束了芝加哥的演出，伊莎多拉又回到紐約的旅館。那群經常出現的記者又來采訪。 伊莎多拉對他們說：“我是來這里休息的，我需要從我整個旅行期間所遭受的、來自美國新聞界的迫害中恢复過來。我每次來到美國，他們都如同一群狼一樣圍著我嗥叫。他們就像對待罪犯一樣對待我。他們說我是布爾什維克的宣傳者，這不符合事實。我現在跳的舞蹈与布爾什維克主義尚未形成以前跳的毫無兩樣。波士頓的報紙編造說，我將衣服扯掉，并且揮舞著高喊‘我是紅色的！’這完全是謊言。我的舞蹈被全美國的舞蹈學校模仿，而當我親自登台演出時卻遭到誹謗，這是為什么？他們樂意仿效我的舞蹈构思，卻又不去幫助它的創作者。我的舞蹈，一直在激勵著全世界的藝術家對美的追求与熱愛，然而在波士頓，只因一位愛爾蘭政治家說我的舞蹈不規矩，就被禁止上演。這里包含著你們美國清教徒气質的習俗和教義。” 在紐約做了短暫休息之后，伊莎多拉再次西下踐約。她一系列需要完成的預約演出首先從印第安納波利斯開始。 她抵達那里后發現，她的經紀人已完全擺脫了上個月在波士頓發生的事件所帶來的干扰。而那里的市長卻极度興奮地警惕著，他大叫說，決不允許伊莎多拉在他的市民面前扯掉紅色衣裙，并帶有煽動性的揮舞。他告訴人們，他已經吩咐在演出之夜的舞台上及劇場內安置四名警察。他們打算設法使這位舞蹈家不能做出任何傷風敗俗的舉動，既不要摘下紅圍巾，也不要剝掉太多的衣服。但他們卻允許她不穿鞋襪赤腳跳舞，真是令人不解。 這位市長在一次對新聞界的講話中說：“伊莎多拉根本騙不了我。她也配談論藝術？哼！這种不正派的人，我見過何止她一個。我就像了解美國所有的男人一樣了解藝術，但我卻從不為了欣賞藝術去看這樣的舞蹈。不，先生，我敢斷定，去看這种所謂的古典舞的男人大都認為那是只能愚弄他們的妻子的藝術。 “關于一個女性的藝術問題，關系到她的自尊問題。脫掉那么多衣服，她的自尊也就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粗俗下流，這就是男人們在那里所能看到的。 “不，先生，這种裸体舞蹈演員在我這儿是通不過的。如果她要脫掉衣服在空中揮舞，像傳說的她在波士頓的所作所為一樣，將會有巡邏警車出動。如果她在這里干些不文明的勾當，我們將隨時干預。” “討厭透頂！”當伊莎多拉听到這位市長的聲明時，气憤地說道。“粗俗下流得令人作嘔！簡直不是人話！感謝上帝，這個人僅是印第安納波利斯的市長。在我看來，甚至連非洲人大概都會比美國中西部的一些本地人珍惜我的勞動！” 但是，劇院里的印第安納波利斯觀眾确實非常欣賞她的舞蹈藝術，因此，那四名警察也就失去了任何作用。這場具有待殊意義的演出結束時，觀眾為杰出的藝術家伊莎多拉鼓掌喝彩，而她卻十分嚴肅，不露聲色。 11月22日，伊莎多拉來到路易斯維爾，舉行了一場演出。繼而她又由那里出發，開始奔赴預約過的若干大城市，做短暫的巡回演出。這些始終沒有取消演出計划的城市有：堪薩斯城、圣路易斯、孟菲斯、底特律、克利夫蘭、巴爾的摩和費城等。她的演出預計在布魯克林結束，因為那里的音樂學校為她在圣誕節之夜安排了一場演出。 圣誕節前夜，伊莎多拉打算應思想開明的教區長威廉·諾曼·格思斯博士的邀請，在圣馬可教堂演出，同時准備就“舞蹈對人的精神及道德的影響”問題講几句話。然而伊莎多拉想就這一題目講些什么已永遠不會有人知曉，因為紐約的主教以寫給新聞界的如下聲明插手進行了干涉： 許多家報紙刊登了一則為一位其演出在我國大多數城市引起強烈反對的舞蹈演員將在紐約圣馬可教堂演出并發表講話的消息后，紐約的主教已經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极為嚴肅的抗議書。 曼宁主教希望聲明，上述的這位舞蹈演員將不會在圣馬可教堂講話，也不會在与教會組織及其宗教儀式有關的場合舉行專業性演出，主教愿以此做為對那些抗議書的答复。 1923年1月23日星期六晚上，以及隨之而來的星期一晚上，伊莎多拉·鄧肯在紐約進行了她的最后兩場演出。由于報紙上攻擊性的宣傳把她搞得精疲力竭，于是，她在葉賽宁和忠實的女仆讓娜的陪伴下，于月底乘船啟程了。在即將离開碼頭之際，伊莎多拉再次向前來采訪的記者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話： 我的确不該對你們這些記者再說一句話。你們破坏我這次巡回演出的愿望得逞了，而我對此行卻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希望賺得足夠的錢送給我那些在莫斯科處于饑餓中的孩子們。我非但沒有帶錢回去，反而被迫向朋友們舉債。 在我演出期間，你們的報紙不惜整版刊登有關我私生活的詳情細節。我吃的什么，喝的什么，同誰交往等諸如此類的事，但只字未提我的藝術活動。實用主義是美國的一大禍害。這將是你們在美國見到我的最后一次，我宁愿在俄國生活，啃黑面包，喝伏特加，也不愿住在這里最豪華的旅館里。你們對愛情、食品，甚至藝術一無所知。 在俄國有自由，這儿的人們根本不懂得自由為何物。這里有自由嗎？哼！因為我來這里教導人們懂得真正的自由是什么，你們的報刊就毀了我的巡回演出。你們這些人不需要藝術。當我抵達這里、將真正的藝術奉獻給人們時，他們將我拘留在埃利斯島上。在這個國家，如果有誰說出他的真心話，政府就會對他依法處理！ 假如我是做為一個籌借款項的外國金融家前來，我將會受到隆重的歡迎。由于我僅僅做為一位世界公認的藝術家前來這里，反而將我看作一名危險分子被送到埃利斯島上。我并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也不是布爾什維克。我的丈夫和我都是革命者。所有的天才人物都配得上這一稱號，每一位藝術家如今必須成為一個在世界上有所創舉的人。 那么，再見了，美國！我將再也不想見到你了。 伊莎多拉帶著剩余的貸款抵達巴黎后，她和葉賽宁徑直到了克里永旅館。豪華大街上的那所房子已租給一位美國婦女，租期六個月。至少得等一個月以后才有可能再住進去。 重新回到巴黎，回到歐洲，葉賽宁簡直有些受不了。他恨不得立即將對美國的全部記憶都淹沒在酒中，或确切地說，淹沒在伏特加中。一天夜晚，他像個瘋子一樣沖進他在克里永旅館的房間，打碎所有的鏡子，并損坏了房間內的木器。警察好不容易把他制服，送到附近的警察局。 美國駐巴黎的報界抓住了這一難得的消息。但是，伊莎多拉忠誠地站出來保護她的丈夫。 但是，克里永旅館的管理者態度冷淡而又不失禮貌地對她說，他們不愿接待她這位名聲遠揚的住客。 于是，伊莎多拉和她的朋友佩克夫人又搬到了萊茵旅館。在那里，靠几位有影響的朋友們的幫助，他們設法從警察的手里接回了這位狂暴雨不幸的詩人。 葉賽宁一出警察局，伊莎多拉便設法避開那些糾纏不休的新聞記者，和丈夫一起到了凡爾賽，住在特里亞農旅館。 然而，嗅覺靈敏的美國新聞記者不是那么輕而易舉就能被甩掉的，他們的報紙仍在繼續不失時机地報道伊莎多拉和她丈夫的活動。 最終決定，葉賽宁最好返回俄國，而不要再去冒險遭到法國警方糾纏的危險。不管他做為一位詩人，還是做為一位公民，警察似乎都不愿為這個狂暴的俄國人多加考慮。講一口勉強稱得上是俄語的女仆讓娜被派去陪送這位詩人的前一段旅程。伊莎多拉的那些友好而有影響的朋友替他們把證件辦妥后，他們便從法國進入德國。將詩人留給柏林他的同胞們以后，讓娜便回到她的女主人身邊。 伊莎多拉回到豪華大街后，又開始展望未來。她想要演出，可是難以找到一位經紀人。她的秘書喬·米爾沃德和她的兄弟雷蒙德決定帶上樂隊在特羅卡德羅劇場為她安排兩場演出。由于沒有精心組織好，甚至伊莎多拉·鄧肯這一富有魅力的芳名也不足以使那個遐邇聞名的劇場滿座。而經伊莎多拉的請求，為在俄國挨餓的孩子們，他們提前支付了演出所應得的收入。所以，這兩場演出沒有給她帶來任何余款，能使她再繼續演出。 這期間的伊莎多拉，還有另一個故事。它撩開了帷幕的一角，展示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和她的性格的一個側面。 一天傍晚，她的一位老朋友杜吉到豪華大街拜訪了她。他在那儿見到伊莎多拉同從柏林回來的葉賽宁在一起。這位詩人看上去情緒极佳，每天坐在那里讓他的朋友、著名的俄國畫家鮑里斯·格里戈里耶夫給他畫像。當畫家在聚會后准備离去時，伊莎多拉邀請他留下來共進晚餐。 “你也不要走，杜吉。我不知道拿什么來招待你們，可能什么也沒有。知道嗎，我欠了廚師600法郎。一周來，一直在由她提供我們的膳食，”伊莎多拉對他說。 過了一會儿，女仆拿著一塊桌市走進來擺餐桌。若是在過去，哪怕是在她的仆人們的餐桌上看到那么皺、那么髒的桌布，伊莎多拉也會覺得丟人的。 此時，門鈴響了。在連著餐室的小客廳里，伊莎多拉与來人匆忙商量了一下之后，站在門口朝里看了看，接著便請客人們原諒她出去一刻鐘。 半小時以后，她抱著大包小包的東西回來了。秘書跟在她身后，也抱著大包小包的東西，還有酒和鮮花。那塊肮髒的桌布、發皺的餐巾和半瓶已走了味儿的啤酒通通從餐桌上拿走。重新舖上了一塊剛從商店里買來的漂亮的格子花布，与之配套的餐巾放在各自的席位前。麝香石竹花插進花瓶里，擺在餐桌中央。這時，從廚房里端出了晚餐開始的頭一道菜——牛肉清湯。 接著，其他的包被打開，放在盤子上。是一只特大龍蝦、兩只大烤蟹、色拉和剛上市的草莓。還有配了一些蔬菜的淡而無味的白煮牛肉。這些東西与牛肉清湯加在一塊儿，就是這頓晚餐的全部萊肴了。為了吃掉這么多美味，還買了四瓶散裝香檳酒。伊莎多拉說，這种散裝香檳酒往往喝起來味道也很好，盡管它的价格只是名牌香檳酒价格的十分之一。 在晚餐進行過程中，伊莎多拉做了解釋。那天整個一下午，秘書都在外面弄錢，并設法從她的一個債務人那里提取了約300法郎，這僅為所欠金額的一個微薄數目。當伊莎多拉恰好在晚餐前接到這筆錢時，又想起她已邀請了格里戈里耶夫和杜吉兩位客人留下來用晚餐，可是，那時根本沒有條件達到她以往請客的標准。于是她馬上出去叫了一輛出租車，用秘書剛交給她的這點錢去購買了一塊新桌布、半打餐巾、麝香石竹花、龍蝦与蟹，草莓和酒等。若不是她身上只剩下几個法郎要付回家的出租車費，她還要去買一只烤全鴨或斯特拉斯堡的油煎鵝肝餡餅。 正當用餐期間，她的兄弟雷蒙德進來了。他以一种近乎清教徒似的不滿情緒注視著面帶笑容的就餐者。伊莎多拉拿起龍蝦爪遞給他。 “我不吃肉，”他簡慢地說。 “可這不是肉啊，雷蒙德。這是水果。泥塘里的水果！泥塘里的水果！”她一邊重复這句話。一邊笑著觀察她兄弟臉上呈現出的那不可思議的神情。 5月27日，在特羅卡德羅劇場舉行了首場演出之后，伊莎多拉接待了几位摯友——一小批藝術家和詩人。 葉賽宁發現這些客人不合他的心意，便上樓回自己的房間去了。后來，當有人彈奏貝多芬的奏鳴曲時，他怒容滿面，滿頭金發蓬亂著奔了進來，用俄語吼道：“一幫得意忘形的家伙，行尸走肉，一群懶漢邋遢鬼，你們把我吵醒了！” 他抓起一個蜡燭台，朝一面鏡子砸去。頓時，碎玻璃落了一地。有几個人試圖阻止這個拳打腳踢、難以駕馭的俄國佬，一個仆人給附近的警察分局打了電話。四名警察很快騎車來到，把葉賽宁帶走。他還輕聲地說：“好警察，我跟你們一起走！” 第二天早上，伊莎多拉在朋友們的勸告下，設法將丈夫從警察局轉送到療養院。据說，通過葉賽宁的几位朋友的努力勸說，伊莎多拉·鄧肯才允許她那可怜的丈夫被送進一家普通的精神病院。因為療養院的收費之高，令人咂舌。伊莎多拉在她因同葉賽宁的關系所造成的种种困難的情況下，她的行為所表現出的是忠誠、克制和博大的愛。 好奇的記者們仍然在刺探著她的私生活，并利用以較大篇幅登載社會丑聞和雜談的報刊進行宣揚。換了別人，也許會不事聲張，但伊莎多拉并沒有保持沉默，而是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予以駁斥。 在6月3日舉行的第二場演出——不像第一場那么成功——結束后不久，伊莎多拉決定，除了賣掉她在豪華大街的家具，將房子長期租出去，与此時已出院的葉賽宁一起返回俄國，別無其他辦法。 家具一件一件地被賣掉了，用這筆錢支付一位每天拿出那張3000法郎的帳單來催著要帳的裁縫。房子騰空了以后，租給了一個身分不明的俄國人。而伊莎多拉和她的丈夫則途經柏林回莫斯科去了。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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