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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業就等于中學生活加金錢。 ——好菜塢格言 見識過了亞利桑那州于枯的景象后，斯皮爾伯格愛上了薩拉托加的小山丘和葡萄園。但這次搬家卻使李和阿諾德·斯皮爾伯格原已十分脆弱的婚姻徹底崩潰了。他們分手以后，阿諾德很難再把那張他所希望修建的房屋草圖完成。李回到了費尼科斯著手辦理离婚手續。他們的分手毀了史蒂文，他對婚姻的不安全感和以后反映在他影片中的失落感愈加深重。后來在他的影片中經常出現儿子尋找父親和孩子失去了家庭的情節。 薩拉托加城使斯皮爾伯格第一次表現出了“反內族”心理。由于李不喜歡自己的父母，她對自己這一家人并不怎么尊敬。斯皮爾伯格也稱他們猶太人的生活方式為“街頭食品店”。當拉比(猶太人對人的尊稱)聲稱：猶太圣卷已放在門框上了，燭台已放到壁爐架上了，可等人一走，他就會再把它們都取下來。斯皮爾伯格隱約知道他母親一家是從奧得薩為躲避大屠殺而逃到這儿來的。他最初對數字的記憶就是從和他姥姥一起學英語的一個男人那里學來的。他為了取悅斯皮爾伯格經常向他展示他在集中營時的紋身，還扭著胳膊讓他看6倒過來就是9字。 作為一個男孩儿，斯皮爾伯格很為自己的血緣難堪。“我姥爺經常在我和朋友們一起踢足球時來到球場門口用希伯來語喊我的名字，‘Schmeul!Schmeul！晚飯准備好啦。’朋友們說：‘那是你的名字嗎？誰是這個Shmoo？’我說：‘我不知道，他不是在叫我。’”不管什么人問他，他總說他的名字叫哲曼。他反對他姥姥讓他遵守所謂“猶太教的傳統風俗”，但同時，由于這個信仰向人們強調了家庭的价值，這點使斯皮爾伯格樂于接受。斯皮爾伯格成年后，成了一個古典的信仰猶太教的父親——而且，有時還是一個古典的信仰猶太教的母親。雖然他并不熱衷于烹任，他卻會在家為李准備好食譜，他甚至還時不時早起，在拍攝現場為150個人做一頓猶太風味的飯菜。這种近乎舉行圣餐會似的舉動再次向人們證明，一個攝制組就好比一個大家庭。 斯皮爾伯格生長的美國存在著种族歧視，這是現實。醫學和法律方面的院校都對猶太學生入校名額有所限制，各大學都有猶太人的兄弟會組織、人們偶爾還可以見到這种字樣：“只招聘基督教徒。”許多高爾夫俱樂部實行著帶有种族偏見的規定。房地產經紀人只把某個地區的房屋買給猶大家庭。威廉姆·曼齊斯特曾寫道：“對猶太人開放的地區像夏令營和冬季游覽區，都會有這樣的告示：‘嚴格遵守飲食規則’。” 在費尼科斯，斯皮爾伯格作為5個猶太孩子中的一個并不太顯眼，面薩拉托加是個反猶太活動很活躍的地區。在學校大廳里，時常會有小硬幣向他飛來。由于在体育館中經常受到莫落，因此斯皮爾伯格放棄了所有的運動，但這事對他來說倒算不上什么犧牲。斯皮爾伯格的那間在圣誕節時惟一沒有燈光的房子离學校只有几步路，自從他在回家的路上受人欺負后，他堅持讓李每天接他回家。一次，他對鄰居的惡語中傷憤怒已极，于是把花生黃油抹到了他們的窗戶上。斯皮爾伯格曾主動要求代替一個黑人導演把阿莉斯·沃克的小說《紫色》(The Colour Purple)拍成電影，他說：“因為我懂希伯來文化，所以我覺得我有資格拍這部片子，作為一個孩子即便我可能像所有孩子都會做的那樣夸大了這种痛苦，但我仍是一個從童年時就強烈地感受了歧視的人。” 由于這种歧視的影響，也由于斯皮爾伯格一向對學校學習沒有興趣，他的學習分數從未高過，在薩拉托加且繼續下降。當他沮喪地以平均分數C的成績從中學畢業時，很顯然，沒有一所專業大學愿意接受他。不上大學就意味著應征入伍。他說：“呆在越南以外的地方，我可以做任何事。”這個愿望正好与他成為導演的志向吻合。21歲前，這种志向就融進斯皮爾伯格的思想里。 ＊ ＊ ＊ ＊ 1963年暑假開始時，史蒂文請求父親阿諾德讓他和一個叔叔一起，到洛杉礬郊區的肯若格公園渡假。他的叔叔借給了他一輛1957年產的普利茅斯牌敞篷車。他本該知道開著這輛車他只能駛在慢行道上，因為它比每小時55英里的車僅快一點儿，而那時快行線上的限速是每小時65英里，可斯皮爾伯格并沒有那樣做，因此其他汽車都被他堵在路上了。斯皮爾伯格不在乎，他正得意得飄飄然呢。迪斯尼樂園是1955年開始營業的，斯皮爾伯格曾多次開車去過阿納海姆郊外那個沃爾特·迪斯尼建筑自己夢幻世界的地方。 洛杉磯，一座讓人想起縱橫交錯的高速公路的地勢平坦的城市，它使斯皮爾伯格對直線感應大開眼界。這個不喜歡文字的男孩儿卻發現自己能流利地讀出一种直線移動狀態下的手寫体。建筑歷史學家查爾斯·穆斯寫道：“多數現代化城市都是高樓大廈，而洛杉礬卻到處都是駕駛某种玩意儿的体驗……甚至在洛衫礬最嚴肅的建筑區，在某种規定的時間里你所体驗的遠遠超過你所見到的……這座城市令人眼花綴亂的景象和富有戲劇性的感受就像它的建筑物一樣多。“駕駛”的概念后來成為斯皮爾伯格拍電影的中心點。他為迪尼斯樂園和環球影業公司的觀光游客設計了游覽車。1994年，洛杉礬一個記者在評論斯皮爾伯格和杰弗瑞·凱贊伯格經營的“全新体驗”餐館時說：“斯皮爾伯格不僅制作了許多電影，而且把他的‘主題樂園’(圍繞著一個或几個主題而設計、布置的游樂園)也裝配得像電影里的景色一樣。” 有几年時間對于加入電影行業的人來說不是什么好年景，1963年就更糟了。好萊塢進行著劇烈的改組，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好萊塢就受控于几家大的電影公司：米高梅影業公司、派拉蒙影業公司、20世紀福克斯影業公司、哥倫比亞影業公司、環球影業公司和藝術家聯合會等。然而，聯邦司法部做出決定，任何從計划到發行能控制電影制片全過程的公司在自由交易方面應當受到限制。聯邦司法部強制電影制片公司与影劇院分開經營，給獨立制片人打開了自由制片的大門。 電影制片公司被削減控制制作和發行權利后，重又使自己擠進什么都能干的綜合体中扮演另一种角色。他們給獨立制片人貨款，租給他們辦公室和制作場地，并組織促銷和發行。電影制片公司借著幫助獨立制片人的理由從中所撈取的費用通常情況下簡直可算是敲詐。斯皮爾伯格從拍攝《大白鯊》的費用及分成中，也就是生意中常說的“利潤百分比”中所獲得的利潤雖然使他成了一個幸運的數百万富翁，而事實上，環球影業公司和哥倫比亞公司才是真正的受益者。《星球大戰》這部影片的美國國內收入是2億美元，可喬治·盧卡斯卻抱怨說他個人的稅后收入還不到2千万美元。 電影制片公司即便從制片人身上榨取了不少油水，但他們仍無力戰胜電視台。整個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電影制片公司為了從電視机前拉回觀眾都在拼命尋找小說作者，半個世紀前他們就竭盡全力挖掘素材，并發動全面技術改革。他們采用了70毫米攝影机、寬銀幕電影、三維技術、全景寬銀幕電影，甚至感觀感應電影，如味道電影，以及由威廉姆·卡斯托發明井使之流行起來的小把戲：把影院椅子上拴上電動蜂鳴器，從天花板上吊下—個塑料骨胳等等，但許多技術改革終因缺少投資和利潤面夭折。 在花了這么多錢，又在電影院受了這么多折騰之后，沒有人不堅定地認為還是應該呆在家里娛樂。許多電影制片公司把人們的這种情緒看作是不樣之兆，紛紛以盡可能快的速度減少這事帶來的損失。他們把50年代積壓的電影片都賣給了電視台，把所有的拍攝場地用推土机推平，土地上建起了辦公大樓。60年代末，米高梅公司和20世紀福克斯公司几乎拍賣掉了制片厂所有的東西，甚至連擱放服裝道具的倉庫和為他們服務的工作人員都沒有保留。其中還有蓋傅的睡衣、朱迪·格蘭特在影片《綠野仙綜》(TheWizard of Oz)中穿的紅拖鞋、查爾斯·福斯特·凱恩在電影《公民凱恩》(Citzen Kane)中拿的玫瑰花。這些都是斯皮爾伯格夢寐以求的收藏品，后來他花了大量錢財將這些零七八碎的東西收了回來。 在洛杉礬市郊，一些最吸引人的房地產都屬于環球影業公司所有。由于它有374公頃的拍攝場地位于洛杉礬郊外卡溫格關口的山頭頂部，并伸向舊金山遼闊平坦的山谷底部，這里有洛杉礬較高級曲居住區，所以成為每一位觀光者首先要參觀的地方。環球公司的首要人物魯·瓦薩爾曼是一個狡猾面固執的談判對手，他以追求發展而不貪圖利潤多少面聞名。作為當初MCA公司天才的代理人，他也必須開拓出一攬子与利潤挂鉤的生意來，因為所有的明星都是依照獲利情況來确定是否出場的。他要交涉的這類生意的第一樁就是關于詹媳斯·斯圖爾特出場的問題，這將使這位演員一舉成為富翁。MCA公司為向客戶證明實力，已經買下了環球影業公司，井給各電視台提供了一些電視片，給廣告代理商們提供了一些他們感興趣的生意項目。1962年，MCA公司在司法部的壓力下被迫決定，要么作代理公司要么作電影制作公司，最后他們舍棄了前者，成了一家專門的電影制作公司。 為了擴大領域，瓦薩爾曼從芝加哥有威望的斯基得摩、歐文斯和梅利爾3人公司租了一處辦公室，它是一闖用不透明的膠板和黑色玻璃圍起的辦公室。据說這辦公室里的牆是可以來回移動的。一位失寵的行政官員曾在某天早晨來到這里，而夜晚离開之前隱約發現這里比他來時狹窄了很多。 瓦薩爾曼透過他位于17層的辦公套間的窗戶向外望去，注視著他這塊領地，很想知道在這里怎樣才能財運亨通。從山丘高處那按照希區科克的影片《迷魂計》(Psycho)中半哥特式建筑式樣而建的公寓向下看，可以看見石灰板條修成的拍攝場地，在那里勞恩·肯尼拍過《鐘樓怪人》(The Hunchback of Notre Dame)，他的儿子小勞恩拍過《人狼》(The Wolfman)。另外，《不可毀滅的人》(The Invisible man)、《電气人》(Frankenshein)、《僵尸》(Dracula)等片子以及大量的續集都出于此拍攝場地。杰克·阿諾德的影片也是在這個場地和背景下拍的。60年代，歐內斯特·博格宁和他整個劇組人員一直在這個怪物出沒的黑湖里拍電視系列片《麥克黑爾的海軍》(McHale'sNavy)。在場地內部，《車隊》(Wagon Train)和《弗吉尼亞》(The Virginian)正在鮑利斯·卡羅福曾工作過的地方拍攝。環球公司大部分收人都來自樓區內几家普普通通的臨街商店，這些商店也為拍警察和間諜片提供了場景。稍稍遠离這山丘的地方是那個日漸損毀的老景地，老景地中的許多建筑都已倒塌。 為縮減費用面作出解雇人員的選擇是最汲意義的，因為在道德敗坏的卡車司机吉米·霍發協助下建立起來的那些掌管電影制作和電影技術的團体如“戲劇舞台工作者國際聯盟”(IATSE)，“全國廣播工作者与技術人員聯合會”(NABET)，在娛樂業享有近乎至商無尚的權力。他們把持了工作人員聘用的市場。因此在這個行業“額外私聘”的事隨處可見。一旦你進了他們這個圈子，并像許多人那樣讓你的孩子們做了下手，你就要用一生甚至更長的時間來為之效力。當然，一個有手腕的行政長官也可以使用放一個制片厂和另一個制片厂形成關系環的辦法來控制電影業的經營。《洛杉礬時報》曾這樣寫道：“對家庭內部成員來說，机會均等的設想在一個誰跟誰好像都有點儿關系的城鎮里是可以行得通的……一個受過良好教育或擁有較好成績的人是沒什么用的，甚至是不受歡迎的，在人們眼里，他們的价值与那些經常与圈內人一起吃飯，能獲得信息的人相比要遜色得多。”當大衛·塞茲尼克娶了米高梅公司的路易斯·B·梅杰的女儿時，好萊塢的人們開玩笑說：“女婿也有望提拔。” 在30年代，環球公司的創始人卡爾·萊默爾就以重視裙帶關系而出名。他那被人稱作“小萊默爾”的儿子經營制片厂時，工資單上就有許多親戚的姓名。“卡爾·萊默爾叔叔”這位經營著巨大虧空公司的老板“串領著一支龐大的萊默爾大軍。”作為對此事的反應；50年代公司宣布了一條反裙帶關系的規定，規定工作分配應取決于業績和經驗。然而一個強硬的登記制度很快就使之無法實行了。這個制度中規定旅費和任何其他費用都要根据在公司服務時間的長短分等級支付。拍片時如缺席一次，就意味著失去了老資格，因此在環球公司拍片時，無論公司提出的條件多么不合導演以及劇組人員的意也要繼續干下去。盡管公司擁有大量的專業后補人員，可多數制片人宁愿去雇用一個益約劇組，因為這樣一切就都可以有期限了。 1963年，MCA公司董事會一直在強逼瓦薩爾曼拿主意是否應听從一個顧問的勸告買下這座塔樓當旅館和公寓。律師阿爾伯特·道斯金德負責估价。是道斯金德娩救了這個電影制片公司。一天道斯金德在市中心的農貿市場買東西，他看到在費爾法克斯街和第3街上有許多搖搖欲墜的被用來貯藏水果和蔬菜的小屋和快餐柜台，它們就位于好萊塢外圍不遠處。道斯金德注意到許多游客從一輛帶灰條的公共汽車里涌了出來。想起環球公司的餐館每年要損失10万美元，于是他叫任“灰條”車，建議他們把環球公司的字樣貼到他們駛行的沿途各處去，來這里的觀光者可以到食堂吃飯——同明星們一起吃！除了大家的飯費以外，“灰條”車的負責人只須先付1美元。“灰條”車的負責人高興得眺了起來。餐館的經理把价格提高了20％，食堂很快就贏利了。 ＊ ＊ ＊ ＊ 1963年6月，斯皮爾伯格從“灰條”車走出來，怀著狂熱的宗教信徒走進耶路薩冷時的那种敬畏踏人環球公司的圣地。汽車開走后，他把下午所有余下的時間都用于四處了解情況，甚至還走進几個正在制作電視劇的錄音室里。他來到剪接室，編輯湯尼·馬丁尼利正在編輯《車隊》的一個片段，斯皮爾伯格問了几個問題。由于受到了斯皮爾伯格的奉承，加上他正想稍稍放松一下，馬丁尼利和其他几位編輯愉快地回答了他的問題。斯皮爾伯格告訴他們他自己已經拍過几部電影，問他們可否幫忙看一下。有一位說道：“拿來吧，孩子。”為了稍示熔耀，斯皮爾伯格打電話叫他的表兄來接他。第二天，他帶著他的《火光》和他用8毫米攝影机拍的几部片子來了。剩下的几天假期里，斯皮爾伯格穿著一身套裝，夾著一個空空的公文包開車來到環球公司。在門口，門衛以為他只是萊默爾的又一個暑假來厂里打工的外甥，便揮手讓他通過了。 在舊金山的其他地方，后來成了斯皮爾伯格的同事的那些年輕人正在向新好萊塢聚集。有些人那時還沒于這行。1962年6月，喬治·盧卡斯剛剛從莫德斯托的中學畢業。他常開著輛菲亞特圍著樹兜圈子，一次險些喪命。另一些人已經找到了与拍片有關的工作：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正在為好萊塢一個給錢最少的制片人羅杰·考曼寫一部描寫打雜小工的電影劇本，并兼任一部准色情影片的導演。但多數人都像斯皮爾伯格一樣，剛离開學校正在尋找進入這行大門的机會。剛剛從車禍中恢复過來的盧卡斯，試圖采用這樣的方法：拜訪所有文圖拉城大道兩旁的電影制片公司，那些座落在這帶狀街道上的低廉的2層辦公樓和位于圣費爾南多山谷邊界那條婉蜒而上的道路上的門臉儿。結果，他哪也沒去。 通過在電影學校學習然后進入這個行業，那只是小說里的一种概念。電影業，至少在好萊塢，它是商業，不是藝術。沒人指望那些被“法國新浪潮”、“英國自由電影紀實運動”或被正在紐約和舊金山興起的自發電影所吸引的電影學校的學生們在這方面能做些什么。 盧卡斯出事后，為了提高學習成績，他在莫德斯托的預科學院里待了兩年多，后來被全國最老的大學南加利弗尼亞電影學院錄取。盧卡斯的父親很富有，這對他很有利。南加利弗尼大學位于一個不太起眼，也不太安全的市中心邊上，它表面上像是一所高收費的私立學校；而這所配有“西部森林”高檔理發店的洛杉礬加利弗尼亞的高檔大學，實際上是一所公立大學。盡管擁有一個朴實的外表，然而它正如一位作家所寫： 這是一座特權階層的城堡。它分配在行政机關工作的畢業生統治著整 個洛杉磯。它的醫生和專業人員統治著醫學領域。這儿的學生多數都來自 白人中上階層的家庭，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躲避了60年代的社會騷亂。這所 學校的報紙曾坦白說：“南加利弗尼亞大學的高額教育費几乎篩除了所有 黑人。而被承認學位的運動員在這一點上有著引人矚目的例外。”(1967年， 有位在該校低年級讀足球學位的黑人學生就是O。J·辛普森) 南加利弗尼亞大學電影方面的課程未被這所以醫學和法律為主的大學列入重點和被投資的范圍，就更別說足球隊了。學校里電影系的50名學生大部分是來自美國第二代或第三代商業家庭中的孩子。在他們尚未占据那些等待他們按照等級制度去占据的位置之前，他們選擇了錄音、攝影等基本課程。他們在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殘留下來的材料修建的教室里上課，在一個又髒又亂的房間里用25台老式Moviola剪接机一個接一個地剪接電影膠片。校方擔保將向每位學生提供學習基金和制作15分鐘影片的設備，但要學會做這行主要得靠他們自己。在學校的老師中有几個像威爾娜·菲爾德斯那樣的好人，她曾是影片《弗里茲·蘭格》的錄音編輯。當她不再編輯安冬尼·曼的《結束》之類的影片后，她改行教了書，但多數人不贊成她這樣做。 斯皮爾伯格很久以后才認識他們。1963年夏天一過，他回到薩拉托加的中學繼續上學，在許多個假期里，斯皮爾伯格對舊金山展開了長時間的進攻，不知不覺地，他沿著喬治·盧卡斯說的那條文圖拉帶狀街道走去，他在努力尋找著某個能看他的電影的入。所到之處，那些不耐煩的紀錄片制片人對待他的片子就像對待令人討厭的瘟疫。 有個人同意去放一部分《火光》，斯皮爾伯格說：“我給了他兩個最好的盤，一個星期后他激動万分地說：太棒了！一個星期后我又來了，可他被解雇了，他的辦公室已不复存在。一家丰田汽車的經銷商占用了原來的辦公室……因此《火光》部分膠片還在；但所有最主要的內容都丟失了。” 1964年，斯皮爾伯格未來的命運被決定了。正當斯皮爾伯格在圣荷塞電影院門前排隊等著看斯坦利·庫布里克的影片《奇愛博士》(Doctor Strangeclove，又譯《密碼1141》)時，他妹妹和父親拿著一封信開車來找他。這是一份義務服役通知，通知上說：由于缺少學生免征名額，他已被分在X炮兵部隊。這之后他還是看了那部電影，盡管他沒有心思去好好欣賞它。他不知道此時此刻是應該笑還是應該害怕。“我覺得去越南是极為可能的，所以我不得不看了兩遍庫布里克的那部片子以便真正地欣賞它。”戰爭來去匆匆，但庫布里克是永恒的。 看起來上大學是唯一可能躲過征兵的選擇。南加利弗尼亞大學把他拒之門外，家里又沒錢送他到預科學院去提高學習成績，因此，家里替他選擇了一所位于長灘的比較公正的學院，一所加利弗尼亞的州立學院。 從好萊塢出發穿過洛杉礬邊緣的工業區和郊區開車半小時就能到達長灘了，它處的位置似乎不屬于加利弗尼亞了。這里的郊區帶長廊的平房沿著不規則的海岸線亂七八糟地擠在一起，那昏暗的感覺和鄉村气息讓斯皮爾伯格想起亞利桑那。几年來，長灘以用“依阿華州的野餐”來款待客人而聞名，它已經吸引了中西部約15万急于享受這种“野餐”的人們。為了吸引旅游者，提高稅收，縣里允許石油公司在离岸只有几碼遠的人工島上沉井，并把鑽探工具藏在偽裝成公寓的大樓中。企業家們也把廢棄的“瑪麗女王”號班船錨泊在此作為一個漂流協會中心，并裝配上了霍華德·休斯的巨大的、不能再飛了的“云杉鵝”飛船。 斯皮爾伯格公正地看待長灘這華而不實的環境就像看待大學教育。他承認如果應征的事早點儿結束的話，他大概根本不會去上大學。事實也是這樣，他在長灘的3年里几乎沒掀起他生命中任何一個波浪。因為這所大學里沒有電影課程，所以這個曾在英語課上把小說《紅字》變成動畫效果的漫畫冊的人開始主攻英語。他還經常到咖啡屋去工作以掙些零花錢，并制作教學片。如果他能把一個星期的全部課程擠進兩天時間完成，他就可以把其余的時間都花在洛杉礬了。 使斯皮爾伯格獲得電影方面知識的机會就是到好萊塢的奴阿特和瓦格邦得這類的影院去看重映的或定期更換的影片。他說：“一切非美國的內容都能給我印象。有段時間我每天看的都是英格莫爾·伯格曼的影片，我看了所有伯格曼的電影，因為在那段時間那個劇院放的都是他的電影，第二個星期你就得看班紐的電影了。”斯皮爾伯格緊接著說：“他的片子我看的不太多。”班紐影片糟糕的技術、古怪的情節以及嚴肅的天主教風格使他感到困惑，他宁愿去看杰奎斯·太迪沒有任何對白的片子。 斯皮爾伯格攢夠錢后，租了一架16毫米的攝影机并拍了一部片子。在長灘几年的時間，他共拍了5部片子，在其中几個片子中，他對抽象的東西進行了一些嘗試。我拍了一個關于夢是如何分离的片于。我還拍了一個關于當雨水打在地上的塵土上時會出現什么情景的片子。”另外一部是“描寫一個正被人追殺的男人，逃跑如此令他精神愉快，以至他甚至忘了是誰在追他了。”經常拍攝這种短片可以使他的拍攝技術不至于荒疏；但這些片予都缺少情趣，他早就知道自己不過是一個把一般事件拍成特殊事件的名義上的導演。他所需要的是一個好故事，而拍這种好故事資金是必不可少的。 斯皮爾伯格与環球公司的聯系對他的事業來說的确是一條最有希望的路。他把所能利用的時間都花在制片上了。瓦薩爾曼為了多掙些錢把辦公室部分空房間租給了獨立制片人。斯皮爾伯格探听到了這個消息，但听說這些能出租的空房間都在遙遠的角落里或在用煤渣磚砌成的兩層樓上，這些像制片厂四周的蘑菇一樣擠在一起的房子多數都是以前的倉庫。環球公司有几個人見到斯皮爾伯格很高興。他們所有的人都給了他忠告，卻沒有人能給他一份工作。 瓦薩爾曼經營了几年能給他帶來利潤的觀光旅游后，又發現了一個掙錢的方法。他投資了400万美元把“環球城觀光團”改成了一個公司企業。他修建了休息室和可供出租的演出場地，并設計了几輛特制橡膠胎拖車。1964年7月4日，“觀光團”正式成立，導游由學生們擔任。他們中間最早的一位導游是來自思西奴的年輕人麥克·奧威茲，他穿著一雙拖鞋，臉上接著貓一樣的撇笑。30年后，他被提拔為環球公司的經營者。 假如斯皮爾伯格能早點知道自己已經擁有一种优勢就好了，這种优勢能給他一條進入好萊塢的捷徑。作為猶太人就意味著他的身上天生帶有60年代好萊塢的文化色彩和個性色彩。如果他出身于商業家庭，他早該找到工作了，而他卻只能在環球公司的大門外默默徘徊，尋找關系，尋找擔保人，尋找資助人。 喬克·西爾弗(斯皮爾伯格認為他是剪接部的經理，但西德尼·辛伯格記得他是電影厂的圖書館長)在走廊里看見斯皮爾伯格，問他是誰，作為這個年齡的年輕人他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在這里除了學生導游，40歲以下的人就都是演員了，他顯然不屬于任何一類。被斯皮爾伯格的解釋說暈了的西爾弗給斯皮爾伯格寫了一個通行證明，并設法把他介紹給了几位行政官員，但當斯皮爾伯格拿著他用8毫米的小机器拍的作品來的時候，開始同意見他的几位官員們又都反悔了。他們正在從牆上取下那些曾被他們隨便篩選的人的畢業證書，以便為其他什么人騰出地方來。斯皮爾伯格很快就知道了，他正在与加利弗尼亞大學的畢業生們競爭。這會儿斯皮爾伯格真感謝歐文叔叔在華納兄弟公司開了那家攝影机商店，使他能夠以用35毫米机器拍出符合專業水平的作品來弦耀。 斯皮爾伯格現在膽子大了，他很想到拍攝現場去觀看導演們工作。但他卻先后被人從希區科克《被撕坏的窗帘》(Torn Curtain)和弗朗克林·紗夫納《戰爭君主》(TheWar Lord)的拍攝現場給轟了出來，當公司負責人兼音樂合成羅尼·皮爾斯給《被撕坏的窗帘》或一些較次的片于像多麗斯·戴和洛克·赫德森的喜劇《名花有主》(Send MeNo Flower)配音時才讓斯皮爾伯格坐進場里去，這事讓斯皮爾伯格產生了一种報复心理。 電視導演不像希區科克那樣喜歡挑剔觀看者。斯皮爾伯格1964年闖入羅伯特·艾麗斯·米勒的拍攝現場時沒有遇到任何麻煩，他正在与約翰·卡沙維茲一起導演《鮑伯·胡波介紹克萊斯勒影劇院》(Bob Hope Pressents the Chrysler Theater)電視劇中的一集。卡沙維茲注意到了這個臉上長著血疹、躲在暗影中的男孩儿，他向斯皮爾伯格做了自我介紹。在他們聊天時他問斯皮爾伯格：“你想干什么？” “我想當導演。” 卡涉維茲想了想，“OK！”他說，“我每拍完一段，你來告訴我，我什么地方做錯了。” 當米勒再次喊“停！”時演員們都走向斯皮爾伯格，“你認為怎么樣？我怎樣能改進些？我演的有什么不對嗎？” 斯皮爾伯格含溯其辭。“哎，卡沙維茲先生，這太讓人難為情了。別當著這么多人問我，我們為什么不能走到邊上談談呢？” 但卡沙維茲堅持這樣做，他大概很想在那位代表環球公司水平的小天才米勒的屁股底下點點火。無論如何斯皮爾伯格上了寶貴的一課。正像弗朗克斯·特拉福特說的，“一個導演就是一個回答問題的人。”如果你來到拍攝現場，你就該知道如何對付所發生的一切，几年以后，當斯皮爾伯格自己干起這行以后，他成了一個技術全面的制片專家。沒有什么人能提出任何一個他回答不了的問題。 有關斯皮爾伯格1966年到1969年這几年的資料是最少的。他自己認為這些資料應該還在。我們沒有找到談話中他所提到的有關那几年的任何資料。那些無疑讓他費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制作的東西也只能用一句話一帶而過。這段說不清的日子反映出他對好萊塢不抱什么希望，也反映出他對自己不能在21歲前實現當導演的目標的失望。 斯皮爾伯格在長灘交了几個朋友，一個叫卡爾·高特雷伯，他曾打算与別人一起合寫劇本《大白鯊》；另一個是托尼·比爾，年輕的專業演員，他曾在科波拉的影片《現在你是大人物》(Youarea Big Boy Now)中扮演過一個小角色，也曾因表演喜劇而小有名气，他的愿望就是參与制片。他与斯皮爾伯格是從一部名為《滑流》(Slip Stream)的片子開始合作的，這是一部天文方面的片子，可它卻永遠沒能完成。還有攝影師塞芝·黑格納，他是被一位名叫艾倫·達威奧的年輕人介紹來的。艾倫·達威奧也是一個能講述許多有關斯皮爾伯格經歷的人。當約翰·卡沙維茲執導他的《面貌》(Faces)時，他曾給過斯皮爾伯格几個星期的跑腿儿工作。 混進環球公司的大門后，要進南加利弗尼亞大學就容易了，即便不是在校學生，也可以時常去看個晚場電影或四處逛逛什么的。在一次南加利弗尼亞大學畢業生電影回顧展上，斯皮爾伯格結識了很多從事電影方面工作的學生，然而不包括喬治·盧卡斯。盧卡斯背地里很怕被人看做不善交際和幼稚可笑的人，他几乎不怎么跟人說話，只是全神貫注地制作片子。 斯皮爾伯格的第一撥朋友中有海爾·巴吾德和他的寫作合伙人馬修·羅賓斯，他們都畢業于洛杉礬加利弗尼亞大學。他們計划一邊當斯皮爾伯格的編劇輔導，一邊創作劇本《橫沖直撞大逃亡》(The Sugailand Express)。直到80年代初期，斯皮爾伯格的片子几乎沒有一部不是在他們的幫助下完成的。斯皮爾伯格認識了后來導過《油脂》(Grease)和《青青瑚瑚島》(The Blue Lagoon)的導演蘭道爾·克雷塞爾；《优良素質》(The Right Stuff)的燈光師和《逃跑的藝術家》(The Escape Artist)的導演卡萊伯·戴沙尼爾；《朱麗婭和現代啟示錄》(Julia and Apocalypse Now)的編劇沃爾特·默切；《奪寶奇兵》和盧卡斯其他許多影片的指定制片人霍華得·卡贊基恩；《万圣節前夜》(Halloween)和《霧》《The Fog》的導演約翰·卡波恩特；《野人科南》(Canan theBarbarian)和《非凡星期四》(Big Wodnesday)的曲作者巴塞爾·波里多里斯以及《騙中騙》(The Stiny)和《罐頭厂街》(Cannery Row)的導演大衛·S·伍得。 對斯皮爾伯格來說，最重要的是他和約翰·米留斯成了好朋友。馬斯威是一個留著胡子的易怒的好戰分子，也是一個沖浪愛好者和檢迷，當他當上導演時，米留斯主動要求讓自己成為這項交易的一部分，也就是說他自愿充當制片厂給馬斯威配的一個特殊滅火器。自稱是好萊塢美國傳奇人物專家的米留斯，是這所學校的叛逆，同時又是這個圈子不可缺少的人物。當學校因為他打了教授要將他開除時，許多人都罷課直到他被允許复學。米留斯和羅賓期就像斯皮爾伯格的兩位兄長：斯皮爾伯格有急事時，他們會出現；需要幫助時，他們靠得住；當他說話太直不夠策略時，他們給他哀告。自從斯皮爾伯格的父母關系破裂后，他一直在默默地重建著他所失去的理想的家。 1967年夏，斯皮爾伯格決定掌握法律武器。到這時斯皮爾伯格在環球公司已很有名气，因此他索性表現出就是在這儿工作的樣子。那個每天都跟他打招呼的門衛斯克蒂后來綴他開玩笑時承認，他一直把斯皮爾伯格當成了魯·瓦薩爾曼的儿子。獨立制片人的行蹤始終來去匆匆。制片厂的后面那擁擠的公寓里有几間辦公室被騰了出來。斯皮爾伯格找了一間空屋子。 他向電話交換總台的女人們做了自我介紹，并把自己在分机號告訴了她們。他從攝影器材商店買回几個常用于小型家庭影院門外的塑料字母。他將自己的名字寫在環球公司的主要名錄中，內容是：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在制片方面表現出色。 斯皮爾伯格并不清楚自己將要在環球公司徘徊多長時間；也許兩年，也許6個月，或許只用3個月。在某個時間他17歲，而在另一個時間他就21歲了。這段不清楚的日子反映出他不再對好萊塢抱有希望，也反映出他對自己在21歲前不能實現當導演的目標失望，就在他似乎不可能在21歲前實現當導演的目標日趨明确的時候，夢想反而實現了。 大概就從這時候起，人們普遍開始認為斯皮爾伯格出生于1946年而不是1947年。毫無疑問，這种錯覺和這錯覺的持續与斯皮爾伯格本人有關。他以前和現在所持的駕照都寫著1947年出生，就像他投票時登記的一樣。1981年《洛杉礬時報》的一位記者注意到了這個矛盾，他不斷地想方設法想從斯皮爾伯格的廣告員那里得到證實，但他沒有成功。1983年1月，斯皮爾伯格過了那個盡人皆知的40歲生日后不久，《紐約時報》和許多其他報紙紛紛發表了關于“斯皮爾伯格40歲”的文章。斯皮爾伯格和阿姆伯林公司沒有做任何想糾正此事的表示。1985年，斯皮爾伯格的公開發言人馬文·萊威面對大眾的疑惑最后告訴《洛杉礬時報》的記者說：“我肯定這事有答案。也許他不在乎人們如何議論他的年齡。他只在乎一件事：拍電影。”這個結論是不容回避的。斯皮爾伯格之所以把他的生日延后，是為了保留這种概念：他是在21歲以前拍了他第一部電影的。 說到在環球公司的無聊，斯皮爾伯格承認道：“我從沒做過任何生意，但我打了很多電話(為了讓人到時叫醒他)，我學會了如何玩游戲。我討厭聚聚散散這种事，我又回到長灘的大學去了，并拍了個短片叫‘阿姆伯林’(Amblin)。” 順著拍短片這條線來找工作是60年代的傳統作法。有些電影院始終抱著“全力支持各類節目”的態度，何況有一大堆節日都渴望著好而新的作品。喬治·盧卡斯曾拍過《電影人》(Filmmaker)，這是一部描述弗朗西斯·科波拉拍《雨人》(The Rain People)的30分鐘的紀錄片。諾埃爾·布萊克也曾拍過一個他自己的短片《滑板約會》(SkaterDater)，說的是舊金山一個滑滑板的少年的浪漫故事。 斯皮爾伯格現在對好萊塢已有足夠的了解，他意識到只有用35毫米攝影机拍的片子才能得到認可。他說，幸運的是，“我認識了一個像我一樣對拍電影充滿熱情的人。所不同的是他是一個百万富翁，他叫丹尼斯·霍夫曼。他有一個(特技)光學儀器公司。他看了我拍的几個8毫米和16毫米的膠片后說，他要給我10万美金去拍短片。這對我來說是一筆非常可觀的財富。然而他想占有全部名譽，那意思是這些短片的片頭必須這樣說；丹尼斯·霍夫曼的《阿姆伯林》。我說：‘好！’我拿這錢用35毫米的机器拍了這個短片。它的銀幕寬度比例是1。85：1，這是所有專門電影院所要求的銀幕寬度。這對我來說是個非常值得記念的時刻！” 后來霍夫曼為了他這項商業性實驗開了一個名叫“設計師多那茲”的分店。他向包括斯皮爾伯格在內的被投資者們聲言：他們1968年的合同不僅涉及拍攝《阿姆伯林》的事宜，還包括一部正片，這部片子將在《阿姆伯林》之后10年內根据霍夫曼的意圖拍攝。 《阿姆伯林》講的是一對相遇在莫哈韋沙漠并一起搭車去加利弗尼亞海邊的年輕戀人的故事，它只有24分鐘長，由非專業演員帕米拉·麥克梅爾和理查德·列文扮演這對情侶。艾倫·達威奧擔任攝影。由于長期從事拍攝紀錄片，艾倫很高興用35毫米的攝影机工作。這部影片風景如畫，汽車額面奪目，那對几乎沒有什么對自的漂亮迷人的情侶令人陶醉。一個簡單的愛情故事和分享大麻的情節賦予這片子一种現代感覺。斯皮爾伯格對《阿姆伯林》的金錢价值不抱什么幻想，它惟一的作用就是：集合他和達威奧的電影拍攝技術和能力赶上好萊塢的電影水平。他稱這部片子是一則‘百事可樂廣告’，并開玩笑說它就像是一根包裝漂亮但華而不實的浮木。 讓霍夫曼感到高興的是，1969年《阿姆伯林》參加了第二屆亞特蘭大電影節，并獲了獎。做過一次制片人，霍夫曼自信心大增。斯皮爾伯格記得霍夫曼把“一個過分炫耀的首映式扔給了洛杉礬所有的高級官員，他邀請他們所有人到場，但沒有人來。”幸運的是，公司里几個“級別較低的官員”來看了這個電影。喬克·西爾弗也是其中的一個，他還复制了一盤帶子帶回環球公司，給行政長官西德尼·喬·辛伯格看了。 辛伯格是洛杉礬加州大學的一個法律教員，1959年阿爾伯特。道斯金德用他當助手。辛伯格的老丈人是MCA公司几位行政長官中的商業經理。辛伯格外表体面，待人謙虛，辦事小心謹慎，還有一個永遠也不會丟的習慣：稱呼每個人，甚至他的下屬“先生”。他很快就給環球公司的決策者和專門負責電視項目分配的詹尼克斯·蘭格以深刻印象，他們委派他長期負責制片計划，同時負責發現新的天才。 辛伯格記得，一天當他正在電影厂的一個放映室中觀看一部試映片時，喬克·西爾弗拉他去長談了一晚上。“他說，有一個整天在這里閒逛的男孩儿拍了一個短片。”辛伯格說，“因此我看了這個片子，我認為它棒极了。我喜歡他逃選的演員，以及人物那种風格和這部影片中表現出來的成熟与熱情。我告訴喬克說去找這個人來見我。” 于是斯皮爾伯格這個在拍攝場上空閃爍的月亮終于被發現了。他感到緊張，他來到辛伯格黑塔樓上的辦公室。 “西德尼非常厲害，他說：‘先生，我喜歡你的電影，你怎么會拍得這么專業呢？你簽個合同，開始拍電視劇，電視劇拍好后，假如你搞了几部像樣的片子，和几部像你這次在拍攝場里拍的作品差不多的片子，你就可以去拍正片電影了。’這雖然不太容易，但听起來可太好了。” 斯皮爾伯格猶豫地說：“可我還有一年才大學畢業呢！” “你是想上大學還是想當導演？”辛伯格問。 斯皮爾伯格的正規教育就從那一刻起結束了。“我迅速地离開了學校，以至來不及把冷凍室里的東西全部拿走。”斯皮爾伯格說。几年以后，在一個偶然的時刻，他還想起那些留在冰箱里已經攔了的雞、沙拉、三明治。 在斯皮爾伯格簽了合同几個星期后，他自言自語地說：“我父親永遠不會原諒我离開學校”。辛伯格非常明白這事將引起的反應。像李的父母一樣，辛伯格的父親也曾經為了躲避對猶太人的迫害而移民它國。辛伯格和他那年輕撫媚的演員太太勞瑞恩·加里彼此相親相愛，兩人對他們的兩個男孩也是如此。 根据環球公司的意愿簽的這份合同是一份標准的“自愿服務”7年約定。在這個約定限制下，斯皮爾伯格把每一分鐘都賣給了環球公司。這在商業上被叫做“死亡條約”，只有瘋子或有著瘋狂野心的人才會鑒這种合同，而斯皮爾伯格正好兩者都是。斯皮爾伯格的《阿姆伯林》中的明星帕米拉·麥克梅爾也在環球公司的勸說下簽了這种合同。几乎是巧合，環球公司這時也向約翰·米留斯提供了這种“7年約定”，他只是被作為作者來進行交易的，但他拒絕了。 當環球公司与斯皮爾伯格簽約時他究竟多大？當他快要成為傳奇人物時有資料介紹說：斯皮爾伯格1971年公開且毫無愧色地告訴好萊塢記者說：“1969年的一天，我21歲……。”另一份材料介紹他說，在他同辛伯格簽那份合同時他告訴辛伯格：“我有一個請求，我希望您做為一种保證來答應我，李伯格先生，我想在21歲前導演出些片子。這對我很重要。”辛伯格答應了。從斯皮爾伯格簽合同這事來看，調查他的年齡已沒什么必要了。這件事已使他的生日真相大白。 現在有一件事基本上可以下定論了：為什么辛伯格明明知道斯皮爾伯格1969年10月与他簽合同時是22歲而裝成21歲，卻始終有意讓公眾保持這种錯覺？這位較年長的人從那時起就已經預感到了他們之間后來持續多年的親密關系了。由于辛伯格自己的孩子們沒有表現出和他一樣的商業才干，他開始把斯皮爾伯格看作他的干儿子。有人甚至認為這兩個人看上去長相都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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