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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侏羅紀公園》和《辛德勒名單》



    納粹!我恨那些家伙。

    ——引自哈里森·福特的電影《印第安納·瓊斯和最后的圣戰》

  在1992年初的几個星期里,大家漸漸都知道斯蒂夫·羅斯快不行了。1991年秋天,他從巴黎飛回來參加了斯皮爾伯格和凱特·卡波肖在罕普頓的婚禮。但是,10月份,与日本東芝公司簽訂了一筆牽扯巨額資金的新合同后,他背部的疼痛迫使他躺到了床上。他背地里一直在治療著的那個前列腺腫瘤已擴散到脊骨,醫生開始使用化學療法,但是沒有什么希望。斯皮爾伯格心煩意亂。另一位“父親”也要棄他而去了,他又將處于孤寂無援的境地。在羅斯的最后几個月中,斯皮爾伯格讓自己扮成一個“開心果”,一直陪伴著他。《李德勒名單》已處于次要地位。斯皮爾伯格打算借助《侏羅紀公園》的技術難關使自己重新振作。

  邁克爾·克里奇頓遞交了一份自己和斯皮爾伯格都不滿意的劇本。他承認自己已經厭倦了這個故事,但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比別人更清楚如何使書中的細節趨于合理以避免過多的陳述,他們認可了這第一稿。它為特技技術人員制作恐龍和影片中環境、背景提供了參考。1991年10月,在《霍克船長》的拍攝現場,一直在負責《侏羅紀公園》事宜的凱瑟琳·肯尼迪問達斯汀·霍夫曼的劇作家瑪麗亞·斯科茲·馬默,是否對重新編寫克里奇頓的劇本感興趣。1992年3月,她交付了她的改寫本。這個文本把克里奇頓的化身,那位“生活雜亂無章”的安·馬爾克姆去掉了,并且把他的反工程生物學的對白改為与古生物學家阿蘭·格蘭特的對白,這是斯科茲·馬默塑造的一位反對使科學商業化的圣戰者。她通過插入几個植物爬上公園建筑物的鏡頭,潛移默化地把人們帶人了机械論中。她試圖強調這本書給人的啟示:人類無力控制自然。斯皮爾伯格也不喜歡這個版文,于是把這個項目交給了大衛·科普,這時他正与羅伯特·札梅其斯合寫《死亡屬于她》,這是關于使人發瘋的美容手術的幻想故事。

  科普為《保羅紀公園》寫的劇本,被標上了与克里奇頓合作編寫的字樣,而不是他獨立創作。科普堅持說,他既沒看過克里奇頓的劇本,也沒有讀過斯科茲·馬默的劇本。科普的劇本最后成了惟一被拍成影片的劇本。然而,就像往常一樣,真正的作者是斯皮爾伯格。他解釋說,這种事就像一個雕刻家把一塊大石頭變成一個美女,他只是把不橡美女的部分去掉,他所從事的工作是那种使之變小的縮編過程,實際上這部影片就蘊含在克里奇頓的小說中。英國幻想作家吉姆·紐曼詳細列舉了這部影片的基本要素以及与斯皮爾伯格其他作品的相同之處:

    把一本關于巨獸的暢銷書縮編成一部充滿懸念的机器(《大白鯊》);
  把50年代有著經久不衰藝術魁力的“B”級科幻片處理成帶有童年好奇感的
  受人歡迎的科幻片(《第三類接触》);把動作、疑難、陷阱和冒險的內容
  加上令人難以置信的危險和毛骨快然的死亡(《奪寶奇兵》);把大眼睛的
  動物加以刻畫,從笑嘻嘻樂善好施的到嚙牙喇嘴凶殘的(《小精靈》和《E.
  T.外星人》)。

  富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位20年不曾尋求政治保護傘的人,現在已成為這方面最成功的典型。

  斯皮爾伯格把1992年春天的大部分周末都花在了罕普頓与羅斯在一起,當這位企業家通過電話繼續著他的生意,以他平日的精明玩弄著權力游戲時,斯皮爾伯格就在花園里看劇本。

  作為比爾·克林頓的支持者,羅斯甚至把中立的斯皮爾伯格都影響得政治化了。斯皮爾伯格曾經把自己描述為“一個具有共和党色彩的民主主義者……在許多方面是自由的,但是……樂觀地看待美國。”在羅斯的影響下,斯皮爾伯格成為了活躍的民主党人和克林頓的狂熱支持者。這之后的第二年里,克林頓与斯皮爾伯格一起參觀了洛杉礬,而且希拉里也曾与凱特一起在海灘上漫步。影片《侏羅紀公園》在世界范圍發行的首映儀式是在首都華盛頓舉辦的,它是專為希拉里最喜愛的慈善机构“儿童保護基金會”舉辦的,總統也對此表示贊賞,他引用1994年3月14出版的《好萊塢報道》上的一句話:“斯皮爾伯格特別版發行了”。

  化學療法使羅斯的情緒低落,斯皮爾伯格挖空心思從記憶中尋找他們從前在一起時的有趣經歷來讓他高興,像乘游艇航行和出外釣魚等等。即便在這种情況下,羅斯也從不丟掉他的幽默感。有一次,當斯皮爾伯格和康特尼到南罕普頓醫院看望他時,羅斯提到了一篇關于路易斯安納的牡蠣引起食物中毒的報道,他想知道午飯時他吃的貝魚是從哪來的,是長島還是路易斯安納。這時一位醫生沖進來稱有60位病人因吃了牡蠣而中毒了,斯皮爾伯格和康特尼都表現得很害怕,直到羅斯開始大笑他們才知道上當了。

  羅斯的生命垂危,使斯皮爾伯格仔細地想了想自己,也想了想藝術和財政方面的問題。斯皮爾伯格是在60年代末進入影視行業的,他以前所了解的好萊塢而今已經變得面目全非了。米高梅公司不复存在,索尼一哥倫比亞公司在古伯和被特斯管理之下從一個災難走向另一個災難。迪斯尼公司仍處于以往的混亂狀態中,部分原因是邁克爾·艾森納和富有野心的杰弗瑞·凱贊伯格之間所發生的經常性的沖突。湯姆·波洛克已經被證明不是環球公司掌握決定權的負責人,瓦薩爾曼和辛伯格雖仍在環球公司負責制片工作,但又能維持多久呢?他們因為政策方面的問題已經与松下公司有了摩擦。

  斯皮爾伯格就是在這种心情最不安的狀態下拍攝了最有思想性的影片《辛德勒名單》。在這階段里,他完全把自己投入到工作之中,觀看有關紀錄片,重建大屠殺時的場景,直到它們看上去与當時的情景完全吻合為止。他連續看了4遍長達十几個小時的影片《舒赫》,它是1985年上演的影片,是法國制片人克勞德·蘭茲曼拍攝的,大部分史實都是由納粹集体屠殺時的幸存者提供的。大量歷史資料特別是影片《舒赫》激起了人們觀看《辛德勒名單》的欲望。《舒赫》這部影片的風格既現實又浪漫,它是由30名像奧格斯特·桑德這樣的攝影師倡導拍攝的,由蘭茲曼以及德國導演埃德加。里茲改編,他們為了自己的家園而制作了這部影片。這部史詩般的德國生活回顧片長達15個小時,記錄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70年代經濟崛起的歷史。1984年,這部影片曾在各影院放映過。

  斯皮爾伯格把那位高個子、表情冷峻、輕而易舉就能博得女人歡心并能迷住納粹將軍們的辛德勒看作品行端正的斯蒂夫·羅斯的前輩。斯皮爾伯格告訴羅斯說,如果他是一位演員,自己一定會讓他來扮演這一角色的。當斯皮爾伯格選中利亞姆·尼森來扮演辛德勒的角色時,他給尼森放映了一段羅斯的家庭影片,因為《辛德勒名單》也將獻給羅斯。

  尼森自從1987年為《太陽帝國》一片試鏡起為斯皮爾伯格工作過一段時間,他的事業一直處于“七零八落”的狀態,其中包括在好萊塢几乎毀了他身体的一年。作為一位生活在緊張狀態下的演員,他患了腸道感染,而且有40%的結腸被切除。然而,1988年,他帶著影片《滿意》卷土重來,在該片中他与朱麗婭·羅伯茨演對手戲,而且后來使她成為他眾多情人中的一個。巴巴拉·斯特雷斯坦,布魯克·舒爾茲,流行歌手施奈德·奧考諾和詹尼弗·蓋瑞都繼她之后上了他的床。“女人一看見他就要發瘋。”他的朋友,導演內爾·喬丹不無妒意地說,“他不做承諾,卻仿佛什么都是他的。”

  1990年,尼森在薩姆·雷姆的恐怖影片《黑暗中的人》中擔任主角。他被女演員娜塔莎·理查德森看上,當時,她正准備去百老匯在尤金·奧內爾的《安娜·克里斯蒂》中扮演角色,而且需要有人扮演她的海員情人馬特·布克。尼森接受了這個角色,并与理查德森墜人愛河。他們的表演天才在舞台上大放光彩。評論家約翰·拉鶴爾稱尼森為“性感的美洲杉”。尼森和理查德森這之后就結婚了。

  斯皮爾伯格帶著凱特和她的母親去看了歌劇《安娜·克里斯蒂》。演出結束后,他們來到了后台,當卡波肖夫人告訴尼森她是如此被他們的表演所感動時,她哭了,這位演員沖動地緊緊抱住了她。過后,凱特對斯皮爾伯格說:“那正是辛德勒的行為。”尼森高大的身材,低沉的嗓音和冷峻威嚴的側身像,使他像极了戰前的德國明星漢斯·阿爾伯斯。尼森還是一位在30歲就小有名气的人物的典型代表。盡管哈里森·福特、羅伯特·杜威爾、梅爾·吉普森、凱文·考斯特納以及澳大利亞的明星杰克·湯普森和丹尼爾·戴·路易斯都表現出對這個角色的興趣,斯皮爾伯格還是把劇本給了尼森,并在1992年8月動身去拍攝《誅羅紀公園》之前,拍了尼森的一段試鏡片。

  環球公司最初為《侏羅紀公園》作的5600万美元的預算很快就膨脹到了6500万美元,因為特技工程師們已開始賦予克里奇頓的恐龍以生命。3個劇本中的恐龍一律被統一到了克里奇頓史前的恐龍身上,其中包括完全成熟的和未成年的霸王龍,一個像它們的母親一樣愛鬧的三角恐龍,一些長脖子、個頭比樹還高但長相像中一樣的腕足恐龍,喜好群居的恐龍,樣子溫和形狀像小狗以腐物為食的恐龍,愛成群惊逃的加里米姆斯恐龍,以及一种最凶殘的凶猛恐龍,這些恐龍的型號從雞一般大小的小恐龍,到6英尺高的完全成熟的大恐龍。

  這部影片經濟上的利益与它在藝術上的价值一樣重要。他們放棄了小恐龍,去掉了喜好群居的恐龍,但卻樹立起了一种凶猛恐龍的形象,這种恐龍經常被稱為“迅疾強奪者”,這幫家伙實際上成了《誅羅紀公園》中真正的反面角色。1924年,最初被人們從化石上鑒定的凶猛恐龍沒有被古生物學家充分認識,直到1971年在蒙古的一次挖掘中發現了一塊恐龍遺骸的碎片,才引起了人們的重視。這种恐龍有著一副6英寸長的尖利的爪子,顯示出天生的掠奪者的本性。然而,由于很少有人知道這些動物的其他情況,因此無法更多地將它們的生活放人影片中去。他們大概成群捕獵食物,還可能用微弱而雜亂的梟叫聲像貓頭鷹那樣彼此聯絡,這部影片將這兩种推測都戲劇性地變成了一种令人信服的事實。然而,它所欠缺的是,這些恐龍大体看上去更像現實生活中的老鼠,而不像蜥蜴科動物。在保羅紀時代以前的5000万年中,它們的世界非常興盛。然而,一般來說,《保羅紀公園》從未把年歷表當回事,影片中的這些家伙被恐龍專學當·萊塞姆鄙夷地稱作是“一种動物的大雜燴,而這些動物應該生活在白堊紀時期(即公元前1。35億年到公元前6500万年),而不是快羅紀時期。”

  為了把這些動物搬上銀幕,《侏羅紀公園》推出一种有特殊效果的信封。斯皮爾伯格不喜歡電腦成像的人物形象,因為它們看上去不能百分之百地像。甚至在羅伯待·札梅其斯那部關于美容手術的影片《死亡屬于她》中,“光魔工作室”的工作人員用電腦動畫在梅爾·斯特里普身上畫出一些洞,然后把“肌肉”像繩子似地擰起來,其效果并不讓人舒服,更何況霸王恐龍還要在影片中猛烈進攻,連錘帶砸,撕破并且推翻兩輛四輪汽車,而且這一切將由一种高達20英尺的大型動物去做。

  斯皮爾伯格已經在環球公司新佛羅里達主題公園里見過這种動物,在這個公園中有一种最受洛杉礬旅游者喜歡的游戲叫“金剛游樂車”,它是由蓋爾設計公司的羅伯特·蓋爾重建和改進的。霸王恐龍的項目設計交給了蓋爾,但是想起蓋爾為迪諾。迪·克勞倫蒂斯重建金剛游樂車時索要的100万美元的荒謬价格,斯皮爾伯格放棄了机器恐龍的這一方案,他找到了斯坦·溫斯頓,他曾使H.R.吉格為詹姆斯·卡默倫1986年的恐怖片《异物》設計的大怪物獲得成功并超越了利德里·斯考特最初較含蓄的設計。溫斯頓簽了制造所有恐龍的合同,包括一個大型的用電子控制的霸王恐龍木偶。模型動畫師菲爾·蒂貝特先制作了一些小模型,用來拍攝一些靜止狀態下的動畫鏡頭,這是無聲影片時代電影制作的傳統技術。“光魔工作室”這次只接受了一個相對較小的任務,站在遠處拍攝有恐龍活動的公園遠景。

  演員們不急于去直接扮演巨型恐龍的角色。理查德·德里福斯和科特·拉塞爾因對扮演格蘭特這一角色索要价格太高而未被選用。有許多配角演員都抱怨斯皮爾伯格太小气,他強迫他們接受所謂的“合同契約”,而這一合同使演員們無法根据“演員協會”的規定收取應得的報酬。“這沒有什么好解釋的”,某個人說,“對于像斯皮爾伯格這樣的導演來說,他得付給那些擔任重要角色的演員一星期430美元。”但是,能在這樣一部票房收入絕對有保證的影片中擔任角色,沒有人會拒絕。這份工作做起來甚至比克里奇頓所寫的結局更具有吸引力。在這個結局中,那個島被炸彈炸了,只剩下一條通往公園的路,所有的動物都完好地留在那里,它們在等待一個不可避免的續集。

  當威廉姆·哈特也拒絕扮演格蘭特這個角色時,薩姆·內爾得到了它。杰夫·戈德布魯姆扮演瑪爾科姆,勞拉·德恩扮演埃麗,布里頓·鮑伯·派克扮演白人獵手馬爾頓,這個人物像電影中的許多人物一樣,按照劇本的發展而變得越來越友好。韋恩·奈特扮演肥胖的納德利,他是一位電腦呆子和貪嘴的人。馬丁·菲拉羅扮演律師吉恩納羅,一位拙劣的公司職員,皮膚粗糙、衣著破爛不整,穿著一雙不合腳的鞋子,大部分時間都在不停地吃。吉思納羅在影片中是個最丟臉的角色,他看見恐龍時躲在高處不住地顫抖,而當他在灌木叢中上廁所把褲子脫落到腳跺處時,一只巨型恐龍停在他面前大笑,然后,猛扑過來像吃一個熱狗一樣咀嚼了他。

  影片中約翰·哈蒙德的孩子們的問題已經解決了,《霍克船長》一片中9歲的約瑟夫·馬賽羅在來到《侏羅紀公園》扮演蒂姆之前,曾扮演過羅賓·威廉姆斯的儿子杰克。阿里亞納·理查德斯扮演一位善于出謀划策的人物。理查德·阿坦伯羅夫同意扮演約翰·哈蒙德。在斯皮爾伯格的堅持下,書中那位怪癖的、身材像侏儒一樣、愛抬扛的人物,那個貪婪、對任何不幸都漠不關心,以致于隨時准備再開始從頭研究那些被他秘密冷凍在貯藏室的胚胎的人物,最終變成了那個快樂的圣·克勞斯,后來他的那些玩意儿被偷走了。

  修改后的劇本也使格蘭特和埃麗這兩個人物更顯得柔和和浪漫。他們現在成為一對戀人,彼此敏感地回避著結婚的想法,最重要的是格蘭特不喜歡那些孩子。在開頭一幕中,有一個与影片完全格格不入的情節,一個古生物學家拿著一只已變成化石的恐龍爪子,向一個自以為聰明的小孩(一個胖子)講述恐龍從前是如何用它挖出人的內髒的。經歷了從恐龍手里營救哈蒙德的孫子們的過程,格蘭特開始享受父親的資格。

  杰夫·戈德布魯姆扮演瑪爾克姆,他以自己的玩世不恭和嗜性如命給劇本加了點儿人情味儿。德恩和戈德布魯姆通過拍攝該片陷入浪漫風流之事,又一次應驗了斯皮爾伯格給外景地拍攝下的“床的享受”的定義。結果,戈德布魯姆与吉娜·戴維斯离了婚,德思与她當導演的丈夫萊尼·哈林离了婚。在這之后不久,戈德布魯姆娶了德思,而戴維斯嫁給了哈林。

  《侏羅紀公園》的拍攝方案在年中突然改變了,“光魔工作室”決定反對斯皮爾伯格已做出的主要依靠有形恐龍表演的決定,利用剛剛在市場上出現的新的電腦軟盤,他們采用了溫斯頓的加里米姆斯恐龍和霸王巨形恐龍的骨架結构的設計,用激光掃描把它們拍成三維圖像,再把它們用電腦合成,然后配上一個完全能活動的恐龍支架。他們把加里米姆斯恐龍复制了一群,然后,再在一個非洲的背景下拍攝它們橫穿非洲大陸的奔逃鏡頭。最后他們把這個帶子送到阿姆伯林公司。

  斯皮爾伯格很惊訝。這是繼影片《死亡屬于她》之后的一個大的飛躍。這种支架完全可以像有生命似地活動,像生活中所有生机勃勃的生命一樣。他立即取消訂購泰貝特的木偶,并且把所有這些事情統統交給了“光魔工作室”。剩下的事只是要一些演員与一個木偶恐龍一起配合著做做動作。溫斯頓設計了活靈活現的霸王恐龍、腕足恐龍、一只生病的三角恐龍和凶猛恐龍等。《像羅紀公園》中的所有恐龍都是用電腦合成的。

  凱瑟琳·肯尼迪放棄了把考斯塔·萊卡和墨西哥作為外景地的想法后,決定去夏威夷的考艾島拍攝真人的片斷。斯皮爾伯格承認,這不是一個出于“審美”原因的決定,而是一個出于他這种年齡的人的身体“功能”原因的決定。他需要吃那些不會使他患痢疾的食物,而且每個晚上都要睡在一個舒适的飯店里。8月下旬,140名劇組人員輾轉進入了島上的峽谷地帶,拖拽著他們的沉重的設備,不只是迪恩·康德的攝影机和燈光設備,還有使攝影机和燈光設備以及能使他們打算拍攝的恐龍或是局部恐龍運作的發動机。

  這其中也包括生了病的大號三角恐龍。溫斯頓的技術人員們為制作這些動物日夜奮戰,而且他們還要讓這些正躺在一邊的家伙看上去越來越逼真,為此,他們不得不在這些家伙的眼睛、嘴以及使它們真的“呼吸”方面下功夫。斯皮爾伯格經常不斷地運用這些別出心裁的奇跡,是在向我們證明邁克爾·艾倫的那個論斷:電影是一种“視覺統治”下的体力勞動。

  影片中參觀公園的人們正好碰見獸醫与一頭有病的恐龍在一起,哈丁和德恩從它腫脹的舌頭和擴大的瞳孔判斷,它肯定是吃了一种有毒的紫丁香花。然而,在那堆獸糞里看不到任何花籽。書上的解釋是恐龍像它們進化成的那樣,咽下石頭,把它們留在自己的喉嚨里用以研磨食物。它們一次又一次地更換石頭。當它們清理喉嚨的時候,就處理掉了那些花籽。這种喉嚨与石頭的概念,影片中未作解釋,因為德思的解釋從發行版上被剪掉了。現在只有當她對咀嚼的問題感到困惑不解時,游客們在行程中遇到了霸王龍的鏡頭。有人認為讓十几歲的少年來理解喉嚨里的石頭問題實在太复雜了,這种說法是有道理的。那么,為什么不把整個這一幕都剪掉呢?是為了省錢嗎?你知道那些東西花了多少錢嗎?

  夏威夷直到拍攝的最后一天才對好萊塢的侵犯實施報复。9月11日,本世紀最嚴重的一次“依尼吉龍卷風”來了,它狂怒地以每秒鐘130英里的風速席卷了全島,陣風有時高達每秒鐘160英里的速度。20英尺高的巨浪猛烈地沖擊著海岸。影片劇組人員都躲在考艾島的怀斯汀飯店的舞廳里避難,這里是用混凝土特別加固的。甚至在風暴扯開飯店的屋頂,雨水開始從天花板傾瀉下來的時候,斯皮爾伯格還在考慮著電影。這次的龍卷風真像詹姆斯·巴塞維為約翰·福特的影片《龍卷風》制作的特技,他曾為此特技而獲得了奧斯卡特技獎。擅長哲學思考的人們可能會這樣認為,現實生活就像這部電影所表現的,大自然總是在嘲笑那些人為的特技效果如此不足挂齒。

  即使在夏威夷,斯皮爾伯格也沒有忘記斯蒂夫·羅斯。他私下里构思了一部影片,是對他的現實生活的摹寫,他一回去就開始拍攝這部電影。

    我們讓鮑伯·戴利和特里·塞梅爾當流浪漢,在垃圾桶里尋找食物。
  讓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成為一個身怀絕技的人,而不是一個傳奇人物:一
  個配角。(制片人)喬。西爾弗向他開槍,把他殺了。昆西(瓊斯)扮演科拉
  倫斯,是個天使。凱威·卡斯是上帝。我是一個眾所周知的精神病人,完
  全被束縛在約束衣中,只有手指是自由的。我一直在往外星人的臉上抹著
  肥皂沫,不完全清楚我打算試圖表達什么。我說:“他過來了……他過來
  了……他是6英尺高的外星人。”

  羅斯死于12月20日。康特尼·羅斯堅持在東罕普頓的蓋爾德會堂舉行一次奢華的儀式。為了這個儀式,那里已經被重新裝飾了。所有的繪畫都被摘了下來,一幅德·庫宁像被放了上去。斯皮爾伯格和凱特帶領一隊名人代表,其中有昆西·瓊斯、阿諾克·埃米、納斯塔薩·金斯基保爾·西蒙、達斯汀·霍夫曼和巴巴拉。斯特雷斯坦。發表了一番頌詞之后,斯皮爾伯格說:“這些天以來,我感覺很冷,我無法讓自己暖和起來;我感覺好像自己的心被抓住了一樣。我知道斯蒂夫在那儿,他正試圖找出一條能彌補所有遺憾的路。”由于羅斯希望被葬在一個新的猶太人公墓里,因此他被埋葬在綠河公墓中,埋在杰克遜·波洛克和伊萊恩·德·庫宁的墓旁。

  麻木的斯皮爾伯格繼續指導著《侏羅紀公園》的特技工作,它預計在1993年6月上演。“光魔工作室”的電腦高手們并沒有制作出他所希望的那种效果。他們的恐龍雖然動作精确,但是他們看上去就像机器人,不太靈活。菲爾·蒂貝特,這位專門研究靜態行為的專家,被招了來幫助他們使恐龍看上去更自然,后來他為此獲得了奧斯卡獎。

  就在此時,史蒂文·載里恩遞交了一個《辛德勒名單》的劇本,這是第一個把辛德勒這個人物寫得可以被人理解的劇本。有了把《彼特·潘》和《侏羅紀公園》最后拍成影片的經驗,就可以使這些難以駕馭的故事變成馴服的羔羊。人們似乎花了很長的時間才認識到,從石頭上鑿掉的那些碎片与剩下的部分相比更像美女。斯皮爾伯格把劇本給了湯姆·斯多波德,他同意斯皮爾伯格的觀點。斯多波德說:載里恩是“我所見過的最好的劇作家。”

  載里恩在斯皮爾伯格影響下完成的這個改寫本,應大大歸功于羅伯特·保爾特為大衛·里恩寫的那個劇本。湯姆斯·肯尼利為了影片的一些拍攝問題參觀了克拉考后,又一次想到了《阿拉伯的勞倫斯》。他說:“這部電影有一种很可信的感覺,即使它對時間問題做了些處理,但應該說在事實方面,它是相當准确的”。影片《阿拉伯的勞倫斯》中的人物就像斯皮爾伯格根据肯尼利的故事改寫的劇本中的人物一樣“沒有直接的動机。”肯尼利繼續說道:“所有這些人物,都表現為一种自我形象主義、机會主義和利他主義的混合物。沒有人能夠完全解釋清他或她的動机所在。”好萊塢30年代的影片与《阿拉伯的勞倫斯》相比在這方面還要明顯。以一种有神力和有魅力的形象出現在這部影片中的辛德勒,就像斯蒂夫·羅斯,像一個超越了生命的羅斯。在戲劇性的關系中,辛德勒占据著一個三角形的尖角。而另外兩個角上,一位是被他哄騙、引誘從而稀里溯徐地被他的計划所迷惑的軍營指揮官阿芒·高斯,一位是被他選來為他的公司當會計的猶大會計師愛茲哈克·斯特恩。

  簡單到只懂得經營和生存的斯特思,就像《阿拉伯的勞倫斯》一片中勞倫斯的顧問、專家和极謹慎小心的同盟者費舍爾。費舍爾很愉快地利用這位有錢的陌生人,但又處處提防他,同時還對他的動机迷惑不解。“對于勞倫斯少校,仁慈是一种辜受,”肯尼利在提到勞倫斯一心一意照顧受傷的敵人時說,“而對于我,這只是好的行為。”斯特恩不知道為什么辛德勒總是愿意与他一起去分享一瓶荷蘭杜松子酒,也不知道為什么他要感謝自己。起初,他認為辛德勒与高斯,除了一個站在他一邊,另一個是他的敵人外,他們兩人沒有什么不同,然而辛德勒的毫無怨言對于他的雇員來說是一种沉默的不滿,辛德勒就是用這种方式將他壓抑在心中的全部同情寄于爭取這位會計師的友誼之中。

  斯特恩這位在載里恩筆下管理著辛德勒事務的猶太人,是對好萊塢影片模式的一种重复,而這种重复在這部影片中不止一例。屈賽就曾于1936年在范·戴克的影片《舊金山》中扮演過一個類似的角色,即華盛頓俱樂部老板克拉克·蓋伯的牧師朋友。這部影片与《辛德勒名單》在結构上非常相似。僅僅通過一种既定公式、傳統習慣和民意測驗,加上一些起研磨作用的“石塊”,斯皮爾伯格就能夠“消化”所有的主題,盡管這些“石塊”比起其他故事因素來說效果更好。肯尼利說:“斯皮爾伯格對辛德勒的那种暖昧態度非常欣賞,這是他所喜歡的男人的一种特有气質,就是那种自相矛盾的气質,即流氓与救星、惡棍与援助者的混合体,這种人也許對自己的妻子很不好,但對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卻很好。”但是,這种矛盾的個性無助于刻畫人物,斯皮爾伯格發現了書中的這种反差,他在該片中對這方面做了許多限制。

  斯皮爾伯格和觀眾最需要得到的回答是:是什么使辛德勒從精明的投机商一夜之間轉變為無私的施主的?這個問題就像查爾斯·福斯特·凱恩在《公民凱恩》開頭不滿地提到的“玫瑰花苞問題”一樣令人困惑。具有神學背景的肯尼利,感覺這個問題無需著急去解釋。這种事情發生了,人們就會毫不怀疑。私下里,肯尼利似乎感覺辛德勒有些發瘋了,而且他的心理變化是無理性的,或許人們宁愿給他一個玄妙的解釋:超脫。斯皮爾伯格很明白他的觀眾需要一個更有依据的解釋。“這不是一個英雄,我認為不是。”斯皮爾伯格說,“但他做過一些好事,那正是他的魅力所在。”這部影片也許暗示了觀眾,他對權力概念的迷戀与幻想,正如辛德勒向高斯解釋的那樣,當你把一個過著罪人生活的皇帝殺掉后,他會釋放出更大的影響力。然而,最終,問題是無法回答的,因為辛德勒自己從未回答過這個問題。

  就在揭示辛德勒這個人物的實質的時候,這部影片沒有過多地解釋“玫瑰花苞問題”。早晨,克拉考猶太人居住區被毀滅了,那里的居民被送往高斯的集中營,辛德勒帶著他的情人也騎馬离開了。從這個城市的恐懼气氛中,他們看見士兵們在殘忍地翻騰空房子,向抵御的人們開槍,把剩余的人驅赶到卡車上。一個小女孩表情呆滯地穿梭在這惡夢般的景象中,不被任何人所理會。斯皮爾伯格通過給她的上衣著上一些紅色突出了她的形象,這种從視覺上把一件事情夸大得如此恰如其分的手法,使本來十分老套的內容也令人感動。沒有人注意到她溜出了大門,這場戲本該在這里結束了,但是我們看見她爬上了樓梯,藏在床下,這以后,在一輛裝滿尸体的手推車里有一個紅點儿向人們揭示了她的命運。

  我們推斷辛德勒的靈魂已經被他決心營救猶太人的計划所燙灼。大衛·里恩對這件事的看法是,斯皮爾伯格所做的肯定与載里恩一樣多,他确信這一場戲是在兩人去波蘭參觀后在飛机上寫的,這場戲是他們兩人的契合點。3、4頁關于猶太人居住區的狀況的描寫很快發展到30頁,斯皮爾伯格用大量的史實編寫著出現在這本書中的每個人的命運。

  里恩的手法甚至比斯皮爾伯格拍攝辛德勒的反應時所用的手法還要簡明。《日瓦戈醫生》中有一個与《辛德勒名單》相似的鏡頭,當醫生尤里·日瓦戈看到沙皇獨裁者的馬隊砍倒了示威游行的人們時,里思把鏡頭推到了奧瑪·沙利夫的臉上,使我們感覺到他极為痛苦。在拍攝《阿拉伯的勞倫斯》時,他在彼特·奧土爾身上使用了同樣的手法,為了營救反抗阿克巴的探險隊,他處決了一個人并且發現他樂于接受這一命運。在這兩個例子中都有一些關于性的表現。里思讓沙里夫去想像當他見到屠殺的情景時,他的感覺應該是既要跟女人做愛又要克制自己的情欲。而辛德勒也是這樣,他与他漂亮的情人在一起,在馬背上似乎比在行進中更讓他感到刺激。他和高斯都被色情和暴力所吸引。納粹高斯很隨便地從集中營樓上的公寓里用來福槍槍殺犯人,面對象無疑多是女人,這与辛德勒站在他工厂的樓梯上估价著那些乞求他保護的婦女們的作法一樣,除非她們很美,否則她們是不會通過這道門的。

  拉爾夫·菲納斯,一位英國演員,曾因在英國電視片《一個危險的男人》中扮演過阿拉伯的勞倫斯而引起斯皮爾伯格的注意,他扮演了高斯。猶太人本·金斯利,一位曾因影片《甘地》而獲奧斯卡獎的演員,成為理想的斯特思的扮演者。當這部影片已經完全准備好開拍的時候,斯皮爾伯格感覺一些配角人物缺乏力度,于是就在辛德勒的工厂里加了几個勞工的鏡頭,包括年輕的波爾代克·菲弗伯格。載里思正在在導演他的第一部電影《尋找鮑比·菲舍爾》,由于太忙而無法對劇本做更多的改寫,特別是這類他毫不感興趣的劇本。因此,斯皮爾伯格又打算把斯多波德找來。斯多波德回憶道:

    史蒂文給我看了這個改寫稿,我認為,它极有可能還不如從前我讀過
  的那個劇本,因此我和載里恩都面臨同一場戰斗。史蒂文讓我接過這個本
  子,但它仍然是載里恩的素材。我打算將那些我認為沒什么幫助的素材去
  掉。在這個故事中有某些邏輯問題。我只是給史蒂文寫了一封長信,指出
  問題是什么,他們應該怎么樣去做,為什么他們應該只留下某些內容,以
  及某些變化不該發生。載里恩完成了他的那部電影,回到了《辛德勒名單》
  的項目上,但它還是老樣子。有一天他們都在克拉考,那儿有一場戲,史
  蒂文從波蘭打電話給我,我按照他的需要用了一夜時間,做了件小事。但
  是,無論我与《辛德勒名單》這部影片牽涉几年,它也完全、絕對是載里
  恩的劇本,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

  斯皮爾伯格決定這部電影將完全在波蘭拍攝,用一位波蘭攝影師喬納茲·凱明斯基和一位波蘭制片人布蘭克·魯斯提格,后者本人是奧希維茲集中營的幸存者,曾被納粹連續提審過多次。為設計制作,他雇用了阿蘭·斯塔斯基,他是一位波蘭人,曾為安卓澤依·瓦依達工作過,他曾因拍攝《索菲的選擇》而贏得了好萊塢的承認,這部影片是根据阿蘭·帕庫拉的劇本拍攝的。与以往從撈回第一塊美元起就開始享受利潤的慣例相反,斯皮爾伯格告訴施思伯格,“在你那些家伙把花銷掙回來之前,我不想得到任何錢。”由于他期望這部電影超過3小時,又用了一個基本不知名的演員,而且調查報告顯示出美國高中學生,這些占他最基本觀眾的60%的人,從來沒有听說過納粹對猶太人的滅絕行為,因此,沒有人對這部影片的利潤有太高的期望。

  1993年2月,斯蒂夫·羅斯的紀念儀式在卡耐基大會堂舉行。女高音歌手貝弗莉·西爾斯是這個長達兩個半小時的紀念活動的節目主持人。在會上,紐約當時的市長戴維·迪思金斯、前任的紐約市政府官員休·凱里、來代表父親杰克的卡羅琳·蘭格及法國文化部長都發了言,斯皮爾伯格也講了話。

  也是在2月,《侏羅紀公園》已經為獲批准經營与該片有關的產品拉開了成功的帷幕。逐漸地,与這部新電影有密切聯系的軟飲料、快餐、服裝和玩具的生意,几乎都像上座率一樣重要了。環球電影公司和阿姆伯林公司取消了每個項目的6%至10%的批發价。麥當勞還打算為《誅羅紀公園》發動一場具有史無前例規模的市場營銷。在紐約的自然歷史博物館恐龍展廳里,參觀者們吃著零食測覽著,他們平靜地看著這些曾在電影上出現過、現在已被填上了肉的動物骨路,然后排隊進入博物館的“依馬科斯”寬銀幕劇院崇敬地觀看一些初期拍的膠片。

  歷時75天的《辛德勒名單》的拍攝工作始于3月1日。拍攝計划是從波蘭的奧希維茲開始的。斯皮爾伯格希望在這里重新修建一個原始的火葬場,安裝上一些煙囪,再用1500名群眾演員當犯人。在現場周圍,有一些給參觀者看的警告牌,上面寫著“這里是恐怖事件与悲劇事件發生的地方。為了神圣的紀念,請你以适當的行為方式,表現出你的敬意。”管理集中營舊址的世界猶太人聯合會向波蘭駐美國大使提出了抗議,聲稱他們擔心一部關于大屠殺的“迪斯尼影片”,會把奧希維茲變成‘好萊塢的拍攝場’。事實上,真正的問題是程序和官僚作風:阿姆伯林公司已從波蘭政府那里得到了拍攝許可,而不是從這個聯合會、博物館管理部門或是其他什么猶太人組織。斯皮爾伯格几乎能在沒有任何帶路人的情況下,去任何地方拍攝。但是,奧希維茲對他有一种能驅魔避邪的重要意義,他不打算失去這种感覺。

  在影片中,辛德勒賄賂高斯讓他將1100名工人置于自己的監護下,然后租用火車把他們運往捷克斯洛伐克。男人們安全地到達了,但是婦女卻被轉送奧希維茲,去接受典型的屠殺方式,剝去衣服,剪發,聚在一起淋浴,這一切都將在到達后一小時之內完成。辛德勒用鑽石賄賂指揮官,以求能換回她們。(實際上,辛德勒花了3個星期的時間才把她們救出去。)

  這些場景的拍攝,對斯皮爾伯格來講,是很不舒服的。當他通過攝影机的鏡頭看他所拍的內容時,他哭了。他在提到淋浴那場戲時說:“這是恐怖、歇斯底里的几個小時,我想我當時該做的一件事是告訴大家,‘停下來,我們的感情都太投入了,不能繼續拍了’。但是,我想迅速把它拍完,這對我們都很重要,我們在那個恐怖的地方呆了3、4個小時,這對每個人來講,都太可怕了。”為了保持他的精神狀態良好,他經常打電話給一位最親密的朋友,羅賓·威廉姆斯。斯皮爾伯格說:“他很能使我開心。這是一個特別好特別有效的藥方。”

  斯皮爾伯格在錄制這部恐怖影片的同時還能監督《侏羅紀公園》的制作這個事實,使人認為他的性情是同時代電影人中最變幻無常的。起初,他認為他顧不過來兩部影片,于是在剪輯《侏羅紀公園》早期拍攝的內容時,他請求理查德·阿坦伯羅來拍攝《辛德勒名單》。在阿坦伯羅不在的時候,喬治·盧卡斯負責《侏羅紀公園》的日常管理工作,為此在影片的片尾,特別提到了他的名字。

  斯皮爾伯格為保留2個衛星訊道,每周付給華沙電視台150万美元,一是為畫面,另一個是為聲音,而且每周還要為長期使用衛星地面接收器再付4万美元。通過衛星地面接收器,他在好萊塢的工作人員可以把《侏羅紀公園》的材料傳送給他。每個周末和每星期一、二夜晚,他把恐龍的膠片轉錄到錄像帶上,与他的編輯邁克爾·凱恩一起研究它;然后,在凱恩的堅持下,再在《辛德勒名單》上花上兩個小時,這樣,他就能睡著覺也想著這部影片了。在《侏羅紀公園》剪輯時,斯皮爾伯格連著3個星期天都去到巴黎,在那儿,當時已怀了他第二個儿子索耶的凱特一直与卡波肖和斯皮爾伯格的家人呆在一起,并按時進行嬰儿檢查。6月,《侏羅紀公園》上演并成為夏天最走紅的影片這一事實,給了斯皮爾伯格的工作以最好的回報。環球公司在2842個影劇院同時上演了這部影片。在第一個周末,該片就創下了一個新的紀錄,沖擊了它最大的競爭對手,阿諾德·施瓦辛格主演的影片《最后的動作英雄》,并在世界范圍內直逼9億美元的巔峰。

  無論怎樣同內心的沖動作斗爭,斯皮爾伯格都禁不住想把《辛德勒名單》拍成一個娛樂片:既不是《侏羅紀公園》,也不是《舒赫》。影片中那些最坏的人物,甚至最令人作嘔的高斯也有了魅力。即使是斯皮爾伯格,對長期存在的人類精神也不能視而不見。即使在最充滿暴行的環境中人們也自我娛樂、做生意、談情說愛。克拉考的猶太人在納粹眼皮底下,在他們最后的地方,在天主教堂的長椅上,還在進行交易。甚至在集中營里還舉行了一個婚禮,被打碎的小燈泡代替了傳統的玻璃杯。這些場面以及坐在一個炭火盆前的男人和女人們用一些荒誕的玩笑打發時間的場面,使得人們說斯皮爾伯格拍的是斯皮爾伯格式的大屠殺。

  在拍攝這部電影的時候,斯皮爾伯格盡可能地避免全部使用戰后發展了的攝影技術。“我們追求的是自然的表現手法,”他的攝影師喬納茲·凱明斯基說,“不使用像閃光燈這類東西。我一直在試想自己50年前就在這儿,帶著一個小的沒有閃光燈的照相机。我們喜歡長焦鏡頭,喜歡使用許多拍攝手法。我們想讓在15年內看這部影片的人們,看過后不知道它是什么年代拍的。”然而時間是不會倒流的。現代鏡頭的精密以及新膠片所能表現的色調范圍,即便在膠片狀況最不好的情況下,也能使《辛德勒名單》有意無意地閃現出好萊塢的光澤。

  當開始拍攝猶太人居住區時,斯皮爾伯格面對道義与鑒賞力的選擇。克拉考的真正戰時猶太人居住區是在相比之下不太令人感興趣的波德高茲地區。但是,斯皮爾伯格的目光卻被風景如畫的凱茲米爾茲地區所吸引,它位于威斯特尤拉河的另一邊,在舊城的中心。猶太人和基督教徒在那里真誠友好地共同居住已有几個世紀了,但它与現實生活相比更像是斯皮爾伯格所想像的猶太人居住區。因此,他把他的鏡頭移到了那里。

  影片中最主要的一段,襲擊猶太人區的那一幕,是一個天才的電影人被人類歷史上的慘劇以及普通小人物的命運激發出空前塑造力的集中反映。當納粹包圍了這個地區准備襲擊之時,這里的許多人消失在地板下面,天花板上,床与床之間甚至鋼琴里,一些小的珠寶被藏進面包里或被人們吞咽下去。納粹用慣用的那套挖地三尺的搜查方式,捕殺所有的人。一小部分人幸免:一些人潛進了下水溝,另一些人意外地遇上了“同盟軍”,像一個戴著納粹帽子和臂章的男孩,他從學校里救出了一個小女孩和她的母親。

  任何一种現實的輿論都會把納粹說成是种族怪物,但是,斯皮爾伯格就像對待《奪寶奇兵》中的波羅一樣半愛著他的反面人物,他禁不住著迷于他們用來追捕那些躲在天花板中的逃難者的探測器,或者著迷于那些超現實主義的瞬間——當沖鋒槍掃射在住宅的牆上時,一個納粹軍人卻狂暴而毫無負疚地彈著一架豎式鋼琴。

  “巴赫的曲子?”一個士兵問道。

  “莫扎特。”他的同事回答。

  高斯与辛德勒相比是個更加有趣的人物,因為他的動机更容易讓人理解。在討論這部影片的最初階段,高斯并沒有被斯皮爾伯格看成是一個納粹野獸,而是被看成受了挫折的官僚,這樣就使他的殘暴行徑在“效率”的幌子下趨于合理。由于他堅信他的犯人并不比羊更具人性,所以他就像現代的農場主對待他們的牲口一樣隨隨便便地剔掉弱者、殺掉儿童并且懲治那些制造麻煩的人。斯皮爾伯格通過給辛德勒和高斯兩人各自安排了与犯人海倫·海爾斯奇在一起的几乎完全相同的場面,來使他們兩人的不同之處戲劇化。海倫·海爾斯奇是高斯挑來做管家的,她住在他房子的地窖里。她是由名聲不大但演技高超的艾姆斯·戴維茲扮演的。海倫的幸存簡直讓斯特恩難以置信地倒抽了一口气。人們都只有一种感覺,知道她每走一步也許都是她最后的一步。她非常違心地去吸引高斯,但是他既不能去占有她又不能抵御她的魅力,他心煩意亂時向她解釋,畢竟,“從嚴格的意義上講你不是一個人。”在辛德勒与她的戲里,辛德勒解釋了這件事,使她相信高斯太想得到她,因而不會把她殺了。最后,辛德勒通過玩脾的方法把她從高斯手里贏了過來,救了她的命。

  相同的,我們也注意到了高斯對溫和的辛德勒的一种幻想。高斯第一個嫉妒的問題就是:“你們從哪儿搞到這套服裝的?這是什么?絲綢嗎?”他們是真正的朋友。辛德勒甚至打算寬怨高斯,他曾對斯特恩說,高斯只是一個穿著軍服的被戰爭腐蝕的騙子。斯特恩這位在這部影片中惟一能看到真實的東西的會計師,冷靜地向辛德勒描述了這位被說成是暫時中間管理人的人是如何隨便地槍殺犯人的事實,辛德勒沉默了。在一場被利亞姆·尼森說成是這部影片中最感人的高潮戲中,他們之間的關系真相大白了。

    阿芒·高斯回到工厂,他已經脫掉了軍服,并且因背地里做生意而被
  關押起來,他要看看他心目中的真正的朋友是什么樣的人,他認為只有辛
  德勒才是他心里的那個朋友。辛德勒在高斯被處決前被叫來了,而他所說
  的是:“高斯背叛了我們的國家。”這樣的遣責在這樣的場合已經足夠了。
  我認為這場戲是非常感人的,它的方式別有味道。感謝拉爾夫·菲納斯的
  表演,是他給了這個魔鬼一張人臉。

  斯皮爾伯格拍下了這一幕,但是,由于尼森提出的一個特別的理由,又把它剪裁掉了:高斯太令人同情了,一直很好的效果被他這最后一個表演全部抹殺了。一個暫時搭起的絞刑架被敷衍地懸吊著,“嗨·希特勒”,高斯聲嘶力竭地喊著,士兵們踢倒了他站的凳子。

  故事中有兩個場面部分地使用了彩色畫面。第一個展示一個古老的歐洲家庭在星期五的晚上屋內燭光閃閃,他們在安息日到來之前反复地祈禱,蜡燭漸漸溶化后熄滅了,只有一根還在亮著。在最后一幕中,斯皮爾伯格又使用了彩色畫面,他讓被“辛德勒救出的猶太人”、他們的親戚和扮演過他們的演員來到耶路撤冷附近一個荒涼的墓地,來到他們的恩人的墳墓前。當他們在兩旁列隊站好后,每人將一塊石頭放在石板墳墓上(那位排在最后做這件事的人,遠遠望去可以看出正是斯皮爾伯格本人)。然而,當斯皮爾伯格把一段獻詞安排在緊接著影片片尾的時候,當他把自己的名字放到了影片前面的時候,對演員們來說,這部影片所贊美的人生,似乎更像斯蒂夫·羅斯而不是辛德勒。

  編輯工作大部分完成之后,斯皮爾伯格動身到歐洲度假去了。威尼斯電影節授予他一個榮譽獎,他与一個美國代表團在9月份出席了頒獎儀式。這個代表團成員有哈里森·福特、羅伯特·德·尼羅、羅伯特·阿爾特曼、馬丁·斯考塞斯、米切爾·菲弗蒂那·特納和西德尼·波萊克。一個作家研討會在左翼導演吉羅·潘泰科弗的安排下召開了,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美國日益加速侵入歐洲電影的問題。

  斯皮爾伯格和斯考塞斯特別坦白地表示了對歐洲同行的不幸處境的同情——他們的飯碗正在被大量的美國出口片所搶走。但是許多台下的听眾對此表示怀疑,好萊塢一點也沒有要停止那已經席卷了全國以至全世界的影片潮流的傾向。而且,好萊塢的電影制片厂還毫不理會美國將別國的影片搬上本國銀幕的比例只有2%的事實,一味地對他們的影片搬上法國銀幕的數量加以抱怨,而法國上演的進口片數量已達到總量的50%。法國導演伯特蘭德·塔弗尼爾是反對好萊塢統治的活躍人物,他說:“我們所希望看到的是非美國影片在美國上演的比率出現,比如說,用3%代替2%的事實是我們的夢想。當我們遇到一些美國大公司的人時說:‘看,你們是怎么指責法國貿易保護政策的,外國電影在你們的市場上甚至只有2%。’我們看到了你們眼中的惊訝,你似乎在想,“2%?有那么多嗎?我們該做些什么事讓它們只有1.5%呢?”

  直到10月4日,斯皮爾伯格和斯考塞斯發表文章反對法國排斥電影方面的自由貿易,一些歐洲人才對他們不再抱希望。斯考塞斯說:“關閉邊界將不能保證地區在創造力方面的提高,甚至不能保證部分當地觀眾在興趣方面的提高,民族的愿望和不同意見應該受到鼓勵和保護,但不是在損害其他電影人的利益下進行。”一部分歐洲的電影人包括派德羅·阿爾莫多瓦,大衛·帕特乃姆,伯納多·勃多魯斯和威姆·文德斯,于10月29日在《綜藝》雜志上發表公開信,攻擊這种根据誤傳而發表的文章。

  電影《辛德勒名單》于1993年12月的第一個星期在美國上演。影片持續195分鐘。它并不是每個觀眾都夢想的電影,但是,這次,由于它是不同的主題內容,大部分人用神圣和禮貌的態度對待這部電影,因而就不必說它所獲得的惊人的利潤了。許多電影院都發布了一條“行為法規”,建議在看電影的過程中,其他行為,包括吃玉米花等將被視為不适當的行為。

  整個評論的基調是恭敬的。新聞界怕去冒犯它,一反常態地歡迎這部影片,贊揚斯皮爾伯格。猶太評論家并不這么慷慨。許多人同意哲學家喬治·斯泰納的說法,認為對于大屠殺惟一可接受的反應就是沉默。有些人不喜歡它是因為斯皮爾伯格想要改變載里恩劇本中某些重要的東西,過分強調辛德勒、高斯和斯特恩卻忽視了那些真正的人物。杰·霍伯曼在《鄉村之聲》上發表文章,他把影片中的猶太人看作是“在他們自己的災難中被降為配角,徘徊在克拉考猶太人區……開著猶太人的玩笑”的人,他批評說,《辛德勒名單》是“一部好的娛樂片,但卻是20世紀最坏的經歷”。菲利蒲·高萊維奇在一份受尊敬的猶太人報紙《前進》上抱怨道:“有影響力的場面永遠比人類歷史的真實性更有欺騙性——而納粹的暴力比起他們殺害的那些人的文明更使人震撼。”小說家霍華德·雅各布森善意地寫道:“公正地說,斯皮爾伯格在處理這些事上比你們所想的更為審慎。”但是《舒赫》的導演,克勞德·蘭茲曼,全然鄙視這部影片。他沒有像斯泰納那么過分,他認為把一場大屠殺改編成一部影片這件事將使斯皮爾伯格的項目失去可信度,也使每個与此事有聯系的人也失去了可信度。

  但是公眾并沒有被這些評論影響。到1995年3月,《辛德勒名單》在國內市場就贏得了令人滿意的效果,贏利4590万美元,奧斯卡獎也給了這部影片一個額外的推動力,在11項提名中,它就占了7項。尼森和菲納斯未能獲得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配角的大獎,服裝設計、化妝和音響也未獲成功。但是它贏得了最佳藝術指導和最佳剪輯獎,最佳作曲獎,最佳攝影和最佳劇本獎。而最重要的兩項大獎為: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獎。終于,斯皮爾伯格攀上了他事業的頂峰,手握著奧斯卡金獎,站在施萊恩大廳的領獎台上。

  《辛德勒名單》作為一部電影片它好在哪儿呢?事后聰明的人們看出,斯皮爾伯格在商業化好萊塢的“大陸上”,總是或者至少有一部分是不可避免地遭受了藝術方面的失敗。而這部影片最好的地方就是那些緊張、幽默与悲搶。尼森、菲納斯和金斯利使影片放射出了火花,而這种火花正是斯皮爾伯格在告訴我們,他的影片完全可以脫离好演員。但是,這些最有效果的場面,卻沒能讓他把這些猶太人以及他們的歷史表現得更為深刻的愿望如愿以償。在影片的末尾,當那些被辛德勒救出的人們送他去流亡時,這位商人突然因沒能通過變賣汽車、戒指等,救出更多的人而進發出一种深切的懊悔,就像克拉克·蓋博在《舊金山》結尾時悲傷地向上帝仟悔自己錯了一樣。好萊塢的英雄們是從不哀怨的。“可以使我成為世界上最棒的人,”約翰·韋恩曾經對一位導演說:“或者最差的人,但是,決不能讓我成為廉价的人。”

  無論斯皮爾伯格多么想把他的主角推到一個顯著的位置上,他的影片仍然基本屬于兩個站在道德對立面的男人最終一個被迫毀掉了另一個的“伙伴影片”。由于斯皮爾伯格對“重大時刻”和“杰出表現”有特殊偏愛,所以他對影片中大屠殺的展示無疑會讓人產生怀疑。正像波林·基爾評論吉羅·潘泰科韋1968年拍的一部表明資本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同時作用于加勒比海奴隸起義的影片奎美達時說的那句話:“任何把歷史拍成影片去娛樂的企圖都將給自己种下毀滅的种子。當你把一個決定性的歷史事件人格化時,你不是去挖掘它的實質而只是自然地表現它,使領導似乎成了歷史最重要的因素。這种方法是對歷史的一种違背。這個理論就像是一部只有英雄冒險家參加的情節劇。”

  丹尼爾·海曼在承認《辛德勒名單》是“一部制作精良,拍攝技藝卓絕的天才之作”的同時,他還抱怨“斯皮爾伯格讓我們‘誤入歧途’,當我們看到煙時,它不是焚尸爐,而是一列火車;當我們看到淋浴時,它放出來的不是煤气而是水。我們看到的所有尸体,我們都不認識,而所有我們認識的那些人都獲救了。然而歷史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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