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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6月18日，卡夫卡在布拉格卡爾·費迪南特皇家德語大學被授予法學博士學位。 然后他要按照慣例通過所謂的“法庭年”，亦即那些想要投身于律師職業的法學畢業生必須經過的無薪法律實習。卡夫卡從來沒有當律師的念頭——他只不過利用這一年作為緊張的考試后的喘息机會，并通過這個喘息机會尋找一個有工資的職位。因為他同父母達成了默契：一旦有可能，他不多一天依靠父母的錢包過日子。這連他父親也完全沒有明白，將他此舉視為最不像話的無理取鬧。我已經說到過：是否可以給這個才華出眾的儿子（但是他的父母是否了解他的才華呢？這才華有沒有顯露出來都是問題）以一种特殊的自由，比如批准他到國外去學習几年。這個家庭的物質條件那時是充分的。但是要想獲得這么一种待遇，弗蘭茨必須有足夠的甩開膀子闖路的精神。可是他最缺乏的不就是這种精神嗎？他的能力僅僅是內向的，表現為執拗、消极的堅韌。從這里可以找到他悲劇性的咎由之所在。他受著罪，默不吭聲。但是不可忽視的是，他的才能的獨特表現形式不僅僅在父母眼里、而且事實上也似乎是沒有實用价值的。而實用性与弗蘭茨在藝術中追求的純洁性是從頭到腳格格不久的，他在日記中稱“寫作是祈禱的形式”。在尋找掙錢的職業時，弗蘭茨根出要求：這個職位不得与文學有任何聯系；以文學作為掙錢的職業在他心目中是剝奪文學創作的尊嚴。掙錢職業和寫作藝術應該絕對分開，二者的“混合”，比如記者的行業，亦為卡夫卡所否定——但他從不發表教義，而只是自己微笑著退縮，聲稱他自己“卻不能這么做”。他的這种觀點給我和我的職業選擇也帶來了曠日持久的影響。我（像他一樣）出于對藝術的尊重，在最可厭的、遠离藝術的、枯燥乏味的法律職業中翻來覆去地折磨自己，直至很久以后才走上了戲劇評論和音樂評論的道路。今天我認為卡夫卡在這一點上的嚴格態度是一种高尚的迷誤，我后悔我自己像卡夫卡那樣在辦公室里任由成百上千個毫無樂趣的時辰在几乎是絕望的心情中流逝，從而褻瀆了上帝崇高的造物——時間。 我們倆熱烈追求的是一种“普通頻率”的職業——也就是說從早晨到中午二或三點上班（我把這個“或”字寫得這么輕松，其實照我們當時的想法，這一個小時決定著我們的整個內心幸福），下午空閒。私人行業的工作上午和下午上班，以致一天剩不下任何進行文學工作、散步、閒讀、看戲等事項的時間。即使三點以后回家去，這才吃飯，略略恢复摧殘神經的工作造成的疲勞，打算進入心中向往的自由狀態——然而一天時間已經所剩無几了。我們渴望的到二點為止的頻率只有在极少數工作單位存在，几乎都是國家机關，那時，在舊奧地利時期，這种机關已經是只接受由高層擔保推荐的猶太人才能進入的了。我并不想在此陳述我們尋找合适的位置的希望經常遭到破滅的故事，這些故事那時每天都像幽靈般出沒在我們的談話中。好在卡夫卡經過在最緊張的私人机构（AssicuzioniGenerali）工作中的短暫序幕后，終于在1908年7月在一個半國立的公共机构找到了合乎愿望的職業，這個机构叫“布拉格波希米亞王國工人事故保險公司”。 在這兩個崗位上，弗蘭茨都受到上司的青睞。但是事態很快就表明，他作了許多嘗試來分配時間，以便不受阻礙他從事自己酷愛的寫作，然而沒有成功。寫作需要有銜接著的許多小時，使創作力將執筆者帶入高漲的情緒，這种情緒持續上升，爾后重新消逝。然而這短暫的下午總是使人想到明天將要在保險公司度過的荒涼的日子，在這段時間里卡夫卡不能夠沉入這個過程之中；而我很快也開始過類似的日子，也只有在投入最高度的精力和思想最高度集中的情況下才勉強可以進入這個過程。于是惡劣的時期在我們倆面前展開了。我在与卡夫卡共作休假旅行時寫給這位朋友的一首詩充分表現了我們的煩惱 盧加諾湖 ——給弗蘭茨·卡夫卡 蜻蜓憩息在我們的腿上， 輕柔的雙翼伸展得筆挺， 從的熱的牆上鑽入水中， 把我們當成岩石或花來想象。 高高的公路變成鋸齒模樣， 帶著純石灰粉，燒得像發白的太陽； 沉甸甸的葡萄串向我們把腰來彎， 葡萄葉的綠蔭投下女性般的清涼。 但我們的心靈啊，親愛的朋友， 它在為痛苦的過去激動异常， 語言的音響黑暗而遙遠。 盡管我們知道，現在被晒得黑黝黑黝， 臨近的日子將強壓我們以同樣的重量， 我們被壓彎，無情地變成蒼白。 卡夫卡試著下午睡覺，夜間寫作。每一次這种嘗試總能持續一段時間，然而卻不能睡得充足（弗蘭茨深受睡不安穩和對噪音特別敏感之苦），于是出現了精疲力竭的狀態，迫使他不得不拿出他殘存的一切力量來應付辦公室內的工作。他有許多要求，包括有些物質也被他視為“卑鄙”（這是我從他那里听到過的最尖銳的表達反對意見的詞），比如當時社會保險遭到頗有几分道理的攻擊，而這种攻擊遭到新聞宣傳的圍剿，卡夫卡對此便用上了“卑鄙”一詞。故此他在日記中寫道：“寫出了一篇支持和反對本机构的詭辯文章”（這一种嘲諷，證明他其實并沒有完全脫离新聞文体的寫作）。 我作為郵局職員度過的那些年里，我下午和晚上常埋頭寫我的《圖科’布拉厄》，這些年頭在我的記憶中已是晦暗無光，我几乎記不起什么細節了。一切都被無形的力量填入了無意識的血盆大口。也許有朝一日還會有什么浮現。留在我腦子里的只有一种直接的感覺，即對工人階級遭遇的几乎不可理解的苦難的感覺。這种苦難抓握著所有不得不從事自己毫無興趣的工作的人。這种苦難經由泰勒制和“流水線”更是升入了离奇的境界。這怎么能夠忍受呢？也許我們只是想入非非，以為人們忍受著這种難以設想的苦難；因為實際上它超越了人的反抗力，超越了人的自卑可能性（可惜這与前一因素在此是一回事）。我完全同意那种對社會問題的設想，那种對勞動收益的合理分配，然而我的閱歷還指出另一個理于更深處的問題——勞動幸福的問題，對勞動、對自己的工作的快樂的問題。就此也許還可以再說一些。 相距許多年后，几年前我又來到了位于波利契旁的工人事故保險公司——弗蘭茨·卡夫卡的工作地。我以前經常到這里找他，同他一起在荒涼的、響著回聲的走廊里走來走去。這回我与一個負責官員、卡夫卡當年的同事談了話。弗蘭茨·卡夫卡（据這先生說）受到普遍的喜愛，他根本沒有敵人。他對義務的忠實堪稱楷模，他的工作得到高度評价。這位先生強調指出，弗蘭茨·卡夫卡能夠從与眾截然不同的角度來處理問題（這位先生的這個評語非常恰如其分。他還不知道，他說話時卡夫卡已經聞名世界了）。得到強調的還有卡夫卡性格中的一定程度的天真。他是“我們辦公室里的孩子”。他敘述了一段有特征性的卡夫卡軼聞：“有一次他走進房間時我正在吃黃油面包。‘你怎么吞得下這塊油脂，’他說，‘營養最好的是一個檸檬’。” 他在工人事故保險公司內的職責范圍是預防事故和撰寫關于將企業划入不同的不安全等級的上訴書。 他自己認為他的專業工作干得并不很出色，但他的上司卻對之高度贊賞。他經常以近乎五体投地的欽佩談到他的頭頭（馬爾史綱）的專業知識和“聰敏才智”。對他后來的上司奧斯特齊爾——著名的捷克指揮和作曲家的兄弟——的欽佩則更甚。 當他看到由于安全設施不足而致殘的工人時，他的社會感得到极大的激發。“這些人是多么老實啊，”有一次他對我說，眼睛瞪得溜圓，“他們到我們這儿來請求。他們沒有沖進保險公司，把一切砸得稀巴爛，卻跑來請求。” 1909年這個事故公司的年度報告中有一段是身為職員的卡夫卡寫的，我將在下面引述。報告中當然沒有提到卡夫卡。可是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卡夫卡把這份年度報告帶給我看，說明這一段是他的手筆。他的上司對草稿作了修改，然而即使在這么一篇公文中卡夫卡的風格仍确切無疑地在各個段落中顯示出來。而且那位友好地接待了我的負責官員也确認了這一段，同時他還指出1910年的年度報告中的一段為弗蘭茨·卡夫卡的文字。 文件的下面這一部分就是從几個角度看都是令人感興趣的： 我們的示意圖繪出了四棱軸和圓軸在安全保護技術方 面的區別。直接以螺絲固定在四棱軸上的刀具鋒刃裸露，每 分鐘轉三千八百至四千周。刀軸和台面的大距离對工人產 生的危險顯而易見。在這种軸旁如果處于對危險的無意識 中操作，危險可能更大；或者也可能不得不在意識到始終 存在的危險的情況下操作。特別謹慎的工人自然會留心在 刨刀頭上推移木塊時手指不超出工作件，然而主要的危險 對一切謹慎報以嘲笑。即使是最小心謹慎的工人也有可能 在一只手把刨件按在机台上，另一只手引來刀軸的情況下， 或者由于打滑或者由于并非罕見的木塊反彈而致手誤入刀 具夾縫。木塊的這种推高或反彈既無法預見，也無法阻止， 因為當木塊在不同的地方合上了裂口或劈岔時，當刀具減 緩了轉速或方向偏离時，當手在木頭上的壓力分布不勻時， 事故就會發生。這類事故不會不留痕跡地過去，每次都會 割掉几個，甚至所有手指。 但是，不僅所有安全規定，而且所有保護設施在這种 危險面前無不失靈，它們或者經證明不夠充足，或者一方 面雖然降低了危險性（通過鉛保護推手的自動送料或縮小 刀具縫），另一方面卻反而使危險性上升，這是因為未給木 屑以足夠的存放空間，導致刀具夾縫堵塞，當工人清除縫 中的刀屑時，往往造成手指受傷。 假如根据史拉德專利讓軸在后面旋轉，對刀略呈斜面， 与之找平，便可以防止軸受堵塞，同時使木塊得以輕易地 推入軸中，木屑也有足夠的落下空間。 對于保護技術方面來說最重要的一點是，刀具的突出 的部分是刀鋒，由于這些刀同軸實際上連在一起，刀可以 很薄而不必擔心折斷的危險。 很清楚，卡夫卡對世界和生活的認識以及他怀疑事物的悲觀主義很大一部分來自公務經歷，來自与遭受不公待遇的工人們的接触，來自蝸牛爬行般的公務辦事過程，來自公文停滯堵塞的流程。長篇小說《訴訟》和《城堡》中整章整章的外殼和現實主義的苞葉取材于作者在工人事故保險公司中親身經歷的環境。可以相提并論的還有腹稿《新燈》（日記111頁）和1913年7月2日的日記：“為關于一個瑪麗·阿布拉哈姆的二十三歲姑娘的審理消息抽泣了一番。她由于貧困和饑餓，解下一根她用作襪帶的男人領帶勒死了她九個月的孩子巴爾巴拉。完全是老一套的故事。還有下面那篇寫于最后几年的一個改革草案，這篇文章在卡夫卡的作品中非常孤立，這是關于一個顯然意志自由、几乎是修道院式的甚或純粹清貧的工作集体的計划： 一無所有的工入群体。 義務：不占有或接受錢和貴重物品。只允許下列財產：最簡單的衣服（根据具体情況而定）、工作必需品、書籍、自己所需的食品。其他一切屬于窮人。 必須通過勞動獲取生活費用。不畏懼任何不損害健康的工作。可以自己選擇工作，在無此可能性的情況下，服從直轄于政府的工作咨詢處的安排。 工作一天的報酬不得超過兩天所需的生活費（具体根据不同的地區而异）。 生活盡量節儉。只吃身体必須的東西，比如在一定意義上相當于最高薪金的最低薪金：面包、水、棗子。赤貧者的伙食、赤貧者的住處。 同雇主的關系建立在信賴的基礎上，從不要求法庭干預。接受任何工作后要在任何情況下完成，即使遇到對健康嚴重不利的情況亦然。 權利：最高工作量每天六小時，体力勞動四至五小時。 患病或到了無工作能力的年齡后由國立養老院、醫院負責照料。 勞動生活是良心的体現机會和同仁的相信程度的体現机會。將擁有的財產獻給國家，以便建立醫院和養老院。 當前至少要排除自立者、已婚者和婦女。 建議（沉重的義務）与政府斡旋。 即使在資本主義企業中，有兩句話無法辨認。那是可以為他人出一臂之力的地方，在荒僻的地方，貧民房子，（當）教師 最高限度五百人。 “試用期一年”。 卡夫卡從未積极參加過政府集會。但是他以觀察的方式參加所有為改善人類命運作出的一切努力。因此，他積极參加捷克群眾集會和討論會，我經常耳聞他對偉大的大眾演說家如蘇庫普、克洛法契、克拉瑪爾的具体分析（多半是尖銳的批評）。直到他死后，我在為寫作長篇小說《施蒂凡·羅特》搜集第一次世界大戰捷克無政府主義革命運動的材料時才偶然發現，卡夫卡与這一運動的一名幸存者——卡恰老先生熟識。根据他真實的、已得到其他方面證實的報道，我得以在我的長篇小說中寫下這么几行：“在另一群捷克人中，另一個操德語的客人坐在大飯館的桌旁，非常瘦，看上去很年輕，盡管他的實際歲數八成已經超過三十了。他整個晚上一言不發，只是瞪大了閃光的灰色大眼睛聚精會神地注視著，這對眼睛与濃密探黑的頭發覆蓋下的棕色臉龐形成奇特的反差。他是作家弗蘭茨·卡夫卡。他常常不動聲色地給這個團体以幫助。卡恰喜歡他，稱他為‘Kitdas’，亦即‘沉默寡言者’或‘沉默的塑像’（假如人們試將布拉格行話捷克語譯出來的話）。”這段話說的場所是那“姆拉迪奇”青年俱樂部的翻版。參加這個俱樂部的捷克作家有蓋爾納、托曼、施特拉梅克、施坦尼斯拉克·諾伊曼、馬雷斯、哈謝克等。 當然，在卡夫卡的職業生活中并非始終籠罩著陰暗色調。他有能力与同事和下屬包括与他們中間思想非常簡單或非常混亂的人相交。我的故紙堆中有這些先生中的一位給我的奇特的備忘錄。開頭的這兩句話：“Nose－culesfilllEvaeInhoelacrlmarumvalle”，結尾處載著弗蘭茨手書的筆記：“從開頭記載的作者——一個五十歲的人——的一段經歷中開了一個有彈性的、范圍更廣的綱領，根据這個綱領，可通過東方猶太民族（達利雅——猶太人當今的母親）和斯拉夫民族（烏爾蘇斯——斯拉夫人當今的父親）的結合以拯救二者，并造就西蒙——一個有宗教創造精神的新人。”弗蘭茨把這篇奇特的紀念文章作者帶到我這里來，我們三人一起去看了一場東方猶太人的話劇演出。關于這場演出后面還將予以報道。 在他寫給我的一封取消約會的信中，他給他的職業活動抹上了一層堪稱走在卓別林電影前面的幽默色彩：“我干些什么！撇開我其它的工作不談，在我四個區域的主力陣容中，人們像喝醉了似的從架子上摔下來，掉到机器里面，所有房梁都傾覆了，所有斜面都松動了，所有的梯子都滑了下來，遞上去的東西一概掉下來，送下去的東西人們自己則掉在那上面。瓷器厂的年輕姑娘們真叫人頭疼，她們不停地連同手中捧著的高高的一疊疊餐具摔倒在地上。星期一我算碰到了最气惱的事情。…… “在日記中，他詳細地記載了一個監督員年輕時的經歷。然而他很難同高層人士合得來。——有一次，他激動万分地跑到我這儿來。他告訴我，他剛闖了一個大禍，這也許會使他失去花了很多力量爭取得來的好職位（他為了父母的緣故而重視這個職位）。他被任命為設計員。理事會的一位高級人士召集了新任設計人員，向他們作了一番庄嚴的、教父施圣利般的講話，逗得他（弗蘭茨）突然大笑起來，不可抑止。我同心緒無法平靜下來的弗蘭茨共同起草了一封給這個高級官員的道歉信。事實證明這封信是寫得明智的、不乏幽默感的。奇怪的是，弗蘭茨碰到的總是好心人，好像是補償他內心的障礙似的。他們促進他，至少不有意地与他過分親近。而其他內心平衡的人一生中几乎總得同伴逆者糾纏不休。于是一切均被納入某种秩序，這就是說：誰也別想輕松自在。 在職業生活中，精神負擔日益上升，日益難以承受，有趣的或令人激動的插曲十分罕見。關于辦公室工作妨礙寫作的問題，日記中寫得惊心動魄，全無補充的必要。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平常十分謙遜的人的一段表白，他必須掙扎一番才能弄出篇把公文，就像從自己身上撕下一塊肉一樣，然后“大吃一惊”地發現：“……我身上的一切都是為文學勞動而准備的，這种勞動對于我是一种神妙的輕松，一种真正的活力之表現；而在這辦公室內，起草一篇該死的文版卻必須從我有能力享受這种幸福的軀体上活生生地奪去一塊肉。”那時他出于家庭的利益形式上接受了一家工厂的部分管理工作，后來不得不至少有時候抽時間關心一下這家企業。就在這种情況下，上述他那种語調急劇強化。這事情對他來說是根本不可忍受的。他感覺到巨大的創作力在体內膨脹，卻又為這种義務而壓下去。他的抱怨与莫扎特答复父親催促他接受“攻讀學位”而從巴黎寫給父親的那封信非常相像，莫扎特寫道：“您別以為這是懶惰——不！——而是因為它与我的天才、我的生活方式截然相反——您知道，我可以說是鑽在音樂里了——我一天到晚同它打交道——所以我樂于思索——研究——考慮。這里的這种生活方式（即閱讀）妨礙我這么做——我當然需要几小時自由活動時間，一個人——這短暫的時間用來休息比工作更重要。”——可惜永遠會有那么些庸人，認為天才有那么“几小時自由活動時間”就夠了；他們不懂，白晝黑夜所有時間統統加起來才剛夠使靈感和休息的交替來往保持寬闊的“振幅”，中途不受干扰。有些人認為卡夫卡出自真心地認為自己的文學工作是差勁的、微不足道的，并出于這個原因什么也不想發表；這些人會感到一定的惊訝：他居然像莫扎特在信中自封“天才”一樣，以同樣的自信在日記中談到他的“能力”以及由可惡的日常辦公室雜務造成的能力紊亂，這是我們接下去要摘引的。假如認為一個天才，一個目光敏銳、善于塑造的天才恰恰對他自己固有的獨特力量看不清楚，那真是可笑之至。從外表看卡夫卡确實表現出一定的自我低估；在他与所追求的目標，与宗教徹悟（說到底他的內心就是這樣的）的關系中，他感到自己渺小；但這些根本不能阻止他正确地估价上帝對他的仁慈程度及這种仁慈在人間受到的阻礙的扭曲表達。他寫道： 1911·11·15。昨天晚上怀著一种預感攤開被子躺了下去，這時重新意識到了我的全部能力，仿佛都抓在我手心里似的；它們脹滿了我的胸膛，點燃在我的腦海中，為了 不起床工作安慰自己，有一陣我反复念叨著：“那樣不利于 健康，那樣不利于健康”，顯而易見地故意強迫腦袋鑽入睡 意中去。我老是想著一頂有沿的帽子，為了保護我自己，我 使勁用手把它按緊在頭上。昨天我失去了多少東西！血液 是怎樣在窄小的腦袋里擠涌著啊！有能力于一切，卻被我 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力量阻止住了，這些力量應該說是浪 費掉了。 可以肯定，事先我即使在很好的感覺中逐字逐句或僅 僅是順便地、卻是以明确的句子形式想出來的一切，一到 伏案把它寫下來時，讀上去卻總是這般枯燥、顛倒、呆板， 妨礙整個氛圍，畏畏縮縮的，尤其是漏洞百出，盡管想出 來的東西絲毫不曾忘記。大部分原因當然是，我只有在振作的時候（雖然我十分盼望這种時候，但對它的畏懼心更甚）才能脫离書面构想出好的思路來。可是這時候文思如潮，過于充足，迫使我作出取舍。于是我盲目地、完全根据偶然机遇從思潮中抽取，抓到什么是什么。這么一來，經過考慮而寫下的成品与它存在于其中的思潮的充足相比簡直不足挂齒。沒有能力反映這种充足的思潮，這樣自然顯得很糟糕，因為它毫無吸引力。 1911·12·28。工厂給我家帶來的折磨。當他們要我每天下午到那里工作時，我為什么會容忍呢？其實沒有人強迫我，可是父親以他的責備，卡爾以他的沉默，再加上我的負疚意識給我造成壓力。我對這家工厂一無所知，今天早晨受命巡視過程中我感到自己毫無用處，如同遭受鞭撻一般。我拒不接受深入工厂企業的瑣碎事實中去的可能性。假如通過所有參与者沒完沒了的問題和糾纏使我終于這么去做，那又能達到什么目的呢？有了這么點認識，我知道能干點什么實際事情。我僅僅适于干一些虛事，我的頭頭以他正直的思維給我做的事情添油加醋，使之看上去真像是成績卓著。通過這种為工厂做出的毫無意義的努力，我將在另一方面剝奪了自己將下午的几個小時為我所用的可能性，這必然徹底摧毀我的生存；即使沒有這么回事，我的生存面業已在不斷縮小了。 1913．621。我頭腦中裝著龐大的世界。可是如何既解放我并解放它，而又不使它撕裂呢。我宁可讓它撕裂，也 不愿將它抑止或埋葬在心底。我是為此而存在的，這點我 十分清楚。 “我頭腦中裝著龐大的世界”，日記中充滿了計划、草稿、開頭部分，于細微處見全貌。莫扎特反抗頂撞父親。卡夫卡沉默不語。但是我有他的一篇文字，將他卷入賺錢職業的不幸表達得非常清楚。依我看，這里（而不是受父親的束縛）是他進一步踏入苦難世界的根源之所在。這种進展最終導致疾病和死亡。夸張的父親約束力把他接在職業的枷鎖中不能動彈，只不過起到了助長不幸的作用；這個不幸從根本上說是由這個事實造成的：一個怀著如此巨大而丰富的才情和強烈的創作欲的人恰恰在他的青春活力發展的時期被迫回复一日地從事著与內心毫不相干的事情，直至精疲力竭。給我的這封信中是這么寫的： 我從星期天到星期一的這個夜晚寫得很好——我恨不 得寫它個通宵和一天、一夜再一天，最終飛逝而去——今 天肯定也可以寫得很好——甚至完成了一頁，本來只是昨 天那十頁的一气呵成——然后我由于下面的原因不得不擱 筆。X先生——那位企業主今天早晨踏上了一次公務旅行 的途程，將外出十至十四天，先前我由于心不在焉而未注 意到這個動向。于是這段時間里工厂真的由那位車間主任 一個人管了。沒有任何投資者（只要他不像我父親那么神 經質）會對厂里那完全是騙人的經濟形勢產生怀疑。我也 有同感，盡管并不是像父親那樣擔心錢的問題，而是。心 單調乏味、良心不安。我想象中的局外人是不會怎么怀疑 又親的擔憂心情是在情理之中的；而我也不能忘記，說穿 了我也琢磨不透，為什么一個比X先生在技術上和組織上都高明千万倍的車間主任，在X先生不在時就不能將一切處置得像以往一樣井井有條，因為，歸根結蒂，我們是人，而不是賊。…… 最近曾在一次我向体聲稱，外界沒有任何東西能干扰我的寫作（當然這不是吹噓，而是自我安慰），那時我老想著，母親几乎每天晚上對我嘮叨，說我為了使父親安心應該什么時候到厂里去看看，而父親則用目光及拐彎抹角地對我說出了更嚴厲的話。這些請求和責備雖然就其絕大部分內容來說与荒唐不相干，可是我卻（這里便表現出這番話的無法消除的荒唐性）即使在最佳精神狀態中也無力承擔那种監察使命。但今后十四天中的問題并不是這么回事，這十四天中可以由任何兩只眼睛在工厂中穿梭巡視，當然也可能正好是我的眼睛。對于這個要求偏偏沖著我來，說不出任何反對意見，因為大家都認為我對這家工厂的建立負有主要責任——我感到，這种罪責我一半是在夢中接受下來的；再說，也沒有其他人可以到工厂去，父母本來就不可能去做此事，而且現在正是生意最旺的季節（新酒館中的生意好像也有起色），比如說，今天中午母親根本就沒有回來吃午飯。 今天晚上母親又開始說那老一套的抱怨，除丁暗示我的過錯使父親陷入痛苦的疾病中外，她又以X的离開和工厂的完全無人照管作為新的依据，我只感到一种苦水（不知是否只不過是膽汁而已）在全身流動，我看得很清楚，現在擺在我面前的只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在像通常那樣去臥室就寢后從窗口跳出去，另一條是在今后十四天內每天到工厂去，到X的辦公室去。第一种辦法賦予我以可能性，拋開一切責任，包括對受干扰的寫作和漠不關心的工厂的責 任；第二种辦法肯定將打斷我的寫作。十四個夜晚的睡意 總不見得輕輕一抹便能從眼皮底下消逝，使我在十四天后 或許還能接著今天中斷之處繼續下去，假如我的意志和希 望有著足夠的力量的話。 我沒有跳下去，把這封信當作告別信來寫的誘惑力也 并非十分強烈（我對此的靈感是朝著別的方向的）。我在窗 邊佇立許久，貼著玻璃，很多次我有那么一陣沖動，用我 的縱身一跳來叫橋上的關稅征收員們嚇一跳。然而我從頭 到尾強烈地感覺到，一旦下了決心落到柏油路上摔得粉碎， 我將真正無可挽回地墜入深淵。同時我感到，繼續活下去 要比死亡對我的寫作打斷得少一些（假如只不過說到“打 斷”的話），而十四天后，我在長篇小說的開頭与其繼續之 間，將在工厂里（正好面對我那滿足的父母）活動并生活 在我的長篇的最深處。 我最親愛的馬克斯，我向你和盤托出這些并不是為了 讓你作出評价，你對此是拿不出什么評价來的。但是，由 于我決定不寫訣別信而跳下去（到頭來總會疲乏的），我想 重新回到我的房間里去（扮演居民的角色），并給你寫一封 后會有期的長信，便是這封。 現在再給你一個吻，道一聲晚安，這樣我明天就可以 像所要求的那樣當上工厂負責人了。 讀著這封信，我脊背發涼。我直言不諱地給弗蘭茨的母親寫了一封信，提請她注意儿子頭上一線輕懸的自殺危險。當然我請求她不要將我的干預告訴弗蘭茨。1912年10月8日我收到的回信充滿了感人的母愛。她開頭寫著：“我剛收到您的來信，您從我顫抖的字跡上看得出來，我和您一樣激動。為了使我所有的孩子都幸福，我愿將我的心血奉獻給他們，而在此我卻束手無策了。然而我仍將竭盡全力使我的儿子幸福。”接著，這位母親設計了一個應急謊言。由于父親有病，經不起任何激動，她想給他以弗蘭茨每天去工厂的假相，同時找另一個合伙經營人。“我今天就對弗蘭茨說，明天他不必到工厂去了，但我不會提到您的信的。但愿他能贊成，從而平靜下來。我也請求您，尊敬的博士先生，給他以安撫，非常感謝您對弗蘭茨的愛……” 弗蘭茨的寫作具有什么性質，對他有著多么重大的意義，這要看怎么判斷了。 上面已經說到過，“寫作是祈禱的形式”是日記中最富啟發性的一句話。從可惜只留下片斷的弗蘭茨對他与人本哲學家魯道夫·斯泰鋼博士的談話記錄中可以看出，弗蘭茨在其工作中經歷的狀況与斯泰鋼博士描寫的“慧眼卓識狀況非常接近”。他把他的創作与一种“新的秘密學說、一种卡巴拉”相比。文學工作是他“唯一的渴望”，他“唯一的職業”，這是他在給可能的未來岳父那封奇特的、在好几個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的信中說的話。1914年8月6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表達我夢幻般的內心生活的重要意義使其他一切退居次要地位，使之萎縮，不可遏止地萎縮。沒有其他任何東西能使我滿足。可是我進行那种表達的力量是難以捉摸的，也許它一去不复返，也許它有朝一日會重新回到我的身上，我的生活狀況總之是不利于它的。我搖搖晃晃，不停地飛向山巔，卻几乎一刻也不能在那里駐足。“——我有一個使命”，他在另一處宣稱。首先給人的感覺是，這是指一個純文學的使命。人們不曾發現，實際上宗教的因素從一開始就立于文學因素的后面——這是以卡夫卡的宗教觀的獨特形式出現的宗教因素，是一种充足的生活的宗教，是有意義地充實了生活的像樣的工作的宗教，是适應与大眾團体共處的真正的生活的宗教”。 “孤寂只帶來懲罰。”這句話是一個主旋律，它在卡夫卡那儿不斷再現，在他最后寫成的短篇小說《約瑟芬——或名鼠族》中表現得最為強烈和積极。1914年1月6日，他在讀完笛爾塞的《經歷和創作》后寫道：“對人類的愛，對一切由它造成的形式的最高敬意，緘默建立于最合适的觀察位置上。”在給奧斯卡·波拉克的信件中（“与其咬舌頭，宁可咬生活”）已經反复出現主動介入這個主旋律。1913年末可以找到這么一段話：“人類的一致性為每一個人（即使是某些最易于接近、最柔順的人）所怀疑，哪怕僅僅在感覺上；可是它卻以全体人類或個別人的發展的完美的、不斷再現的共同性顯示在每一個人眼前，或似乎在顯示。即使在個人最內在的感覺中也不例外。”——說這話的作家自己的作品中老是出現最极端的人類隔閡和寂寞，比如所有動物故事（動物的靈魂無法与人溝通），比如《地洞》中策鼠的思想，或者1914年8月記載的那個以下述句子開頭的殘篇：“我生活中有一段時間在俄國內地一條小鐵路旁任職，”小說后來寫道。“嗡嗡之聲不絕于耳的寂寞越多，我便感到越可愛嗎？”——兩种背道而馳的傾向在卡夫卡心中相斗；對孤獨的渴望和追求團体生活的意愿。可是要想理解他，只有認識到，他原則上否定向往孤獨的傾向（這种傾向的存在自是不言而喻的）。也必須認識到，生活在集体中和有意義的工作中（長篇《城堡》主人公K．徒勞地試著闖入這种生活）曾是他最高的目標和理想。同樣，在他的著作中起著如此重大作用的許多關于單身漢生活的描述，也完全應該作為他真心的、刻意追求的意念的對應圖像、對應象征來理解。——卡夫卡為了他的創作勞動而需要孤寂，即一种高度的聚精會神，這种狀態有時由于一次談話便會受到干扰，由于向朋友通告便受到危害——在日記中可以讀到這類例子。但是他仔細地反省自身。1911年底他對自己作出判斷：“在過渡時期，比如最近這一周或至少目前對于我來說便是，我經常感受到一种悲傷的、然而泰然的對我的感情冷漠的惊訝。我与一切事物之間隔著一個空間，我根本不能突破它到達其邊緣。”再看1912年3月：“文學是我唯一的天職，除此以外我一概毫無興趣，因而是冷酷無情的，——誰來證實這一真實性或近似性呢？” 朋友，你太認真了！文學工作本身對于你來說僅僅是真正充實的生活的象征，當然它同時還具備更多的意義：它便是事業本身，是你的生命，是与生俱來的力量的正确利用。這正是你對自己和所有人的要求：不要濫用現存的好的力量，不要任其衰敗，而要將它投入到完成“天職”中去，并以這种方式走進“法”的大門，將企圖阻止你的凶惡的守門人推開。這當然是很困難的。存在著許多誘惑。“听信了一次夜鈴的誤響聲——便再也不可挽回了。”“沒有人，沒有任何人到得了印度，還在那時候，印度的大門已經是不可企及的了，但是它的方向已由國王的寶劍指明。今天那些個大門移到別處去了，更遠，更高；沒有人指明方向；許多人持著寶劍；他們持著只是為了揮動，而那追隨其揮舞的目光茫然不知所以了。”（短篇小說集145頁）盡管如此這般，“不可摧毀的”因素依然留在我們心中。我們尋找著它，在“遠离亞歷山大戰役的地方”閱讀，翻著“我們的舊書的書頁”，等待著“皇帝的圣旨”下達。正如塔爾封拉比在《神父箴言》中就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之間完全一樣的彈性關系所教導的一樣：“沒有交給你完成這個功業的使命，然而你卻不能束手退隱。” 盡管日記中許多可逐字逐句引證的地方似乎表明文學工作是卡夫卡的一切，其實事實并非如此。他的事業与福樓拜略有不同，對于福樓拜來說，藝術确實是核心，有著存在的根本意義，而且福樓拜几乎總是（注意，是几乎！）怀疑地、敵視地觀察著存在。卡夫卡則相反：“我們的藝術是一种被真實弄得眼花絛亂的存在，那照在畏縮的怪臉上的光是真實的，僅此而已。”藝術乃是宗教認識的反照。但是并非僅僅在這個意義上它在卡夫卡心目中是通向上帝身邊的道路（退縮者也看到了這條道路，只是他退縮了），而且也在上面陳述過的意義上：作為力量的生育者，作為根据自然狀況充實生活的導師。卡夫卡在1914年8月15日斷言：“我寫了几天了，希望持續下去。今天我并不像兩年前哪樣完全不受干扰地爬入工作之中，但我無論如何獲得了一种意義，我有規律的、空虛的、不可理喻的單身漢特點的生活得到了某种辯白。我又可以同自己對話，而不再凝視全然無物的虛無了。只有這條道路使我內心得以好轉。” 于是，藝術在此服務于賦予生活以意義的宗教原則。它作為勞動，作為上帝給予的优秀的、創造性的能力的發揮而与人類進行的其他有意義、有建設性的勞動并駕齊驅，引導寫作者脫离無所事事的荒原，回到有所作為的集体中來。根据卡夫卡的觀點，光寫得出色是不夠的。還需要其他一些事情，比如建立家庭，爭取成為地球上貨真价實的公民。我永遠不能忘怀，卡夫卡怀著多么深沉的激動給我朗讀福樓拜的侄女卡洛琳·柯曼維的《往事錄》結尾那一節。這一節中敘說的是，福樓拜如何為他的偶像“文學”而奉獻了他的一切——愛情、溫柔，一切；女作者問道：他在最后几年里是否對自己偏离《共同的道路〉”感到后悔。在福樓拜最后几次与她一起散步時，有一次激動地對她說了几句話，使她相信是那么回事。他們去看望她的一位女友，在那些逗人喜愛的孩子們中間見到了她。在沿賽納河回家的路上，他說：“他們生活在真實中……指的是這個正派的好家庭內部。‘是的’這話他著重地自言自語重复了好几遍。‘他們生活在真實中’。”卡夫卡經常引用這句話。——對于他來說，光有藝術不足以建設真正的生活。但是藝術在這個建設中是不可缺少的，仿佛是發端，是最里面的圈子，其健康与否直接影響到其他圈子。從這里可以理解深刻的悲劇，即周圍狀況阻礙著他，不讓他朝著充實的，因而在他意識中是宗教性的真正的生活邁出第一步，不讓他說完他的祈禱文，而他感覺到自己是有能力這么做的。假如他能夠得以發揮他的藝術能力，那么以后的其他一些事情也會更為圓滿。由于此事未能實現，逼迫而來的毫無樂趣的謀生職業的有害影響便漸漸地進入了超驗的深淵。 我并不是說，如果卡夫卡第一步能夠邁成，他生活中的其他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但是沒有這第一步，失敗的結局當然是肯定無疑的。只有這一點可以确認，其他則談不上。确實，看起來，卡夫卡的一些問題至少是瀕臨于絕對不可解決的邊緣。然而，一旦肉体和心靈的堅韌不拔達到最高极限（正是那不喜歡的職務像那陰影籠罩的父親一樣從一開始就阻止著那個最高极限），在卡夫卡后來的發展中會出現一些遠遠超出我們今天的預料之外，我對此堅信不疑。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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