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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記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确定紀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就有我們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這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和自豪。
  端午節吃粽子、插艾枝、賽龍舟等古老風俗,這是為了紀念屈原,婦孺皆知,然究其所以,知者甚少,有必要寫一部《屈子傳》,記其生平,贊其美德,頌其業績,揭露封建社會的腐朽黑暗,鞭撻天地不公,人生不平。
  為了創作這部《屈子傳》,1993年秋,我南下考察鄂湘月余,足跡几乎遍及當年屈原生活、工作、流浪、放逐過的一切地方,拜訪了諸多專家學者和史志工作者,憑吊了眾多古跡,考察了楚地風俗民情,獲得了較為丰富的感性知識。
  兩千多年來,研究屈原思想和楚辭的書籍堪稱是浩若煙海,但記載屈原生平的資料卻少得可怜。即使在這鳳毛麟角的生平記載中,也眾說紛紜,讓人莫衷一是,我只好從分析比較中擇善而從。
  屈原的生卒年月及享年,史家歷來分歧很大,我從郭沫若說,即生于公元前340年正月初七日,卒于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日端午節,享年六十二歲。
  我是先整理出一個“屈原年譜”,然后依譜寫作。有關“屈原年譜”之類的書不下几十种,在整理“年譜”的過程中,我多有涉獵,以《中國歷史大事年表》和任國瑞先生的《屈原年譜》為主要依据。
  因屈原的生平資料太少,創作中不得不把許多屈原的故事和傳說拿過來加以改造,合理應用,作為史實來寫,以彌補史料記載之不足。
  陸侃如《屈原評傳》說:“他任左徒之前,當然是先任了几時較低的官職了。”据此,我安排他先到鄂渚去干了一年縣丞。這一年對屈原來說很重要,是他官為左徒、變法改革的基礎。
  盡管諸多好友批評我:“心態未完全自由,過于拘泥史實”,郭沫若也說“歷史劇不承擔傳播歷史的任務”,我還是固執一己之見,凡有史可依、有案可稽者,都謹小慎微,不敢有絲毫馬虎与苟且,更不敢肆意妄為;我反對那种不顧史實,天馬行空地胡編亂造的不嚴肅做法。
  史書上無記載的,我則鼓起幻想的彩翼,掙脫現實的疆界,向虛幻的世界飛升。在這“飛升”的過程中,我掌握兩條基本原則:一是不違背歷史的真實,力求合情合理;二是不損害所傳主人公的形象,不与史實有任何背謬与矛盾。
  文學創作固然不能媚俗,但卻不得不考慮多數讀者的接受能力、追求、愛好和興味,有較強的可讀性。接受朋友們的批評,我的“三圣傳”——《孔子傳》、《孟子傳》、《孫子傳》嚴謹有余,活潑不足,在這部《屈子傳》中,大膽地描繪了屈原与南后鄭袖的情愛糾葛。
  1992年7月下旬,工作于北京師范大學的董乃強先生寄來一《南方周末》剪報,報載《屈原死于謀殺》,言屈原与南后鄭袖私通,太子橫是他們的私生子。橫執政為頃襄王后,屈原的政敵子蘭、靳尚之流意識到自己所面臨的巨大危險,派殺手赶往汨羅刺殺屈原。乃強很希望我吸收這一屈原研究上的新成果,因為這樣“要比孔子、孟子僅從政治、教育方面敘寫要生動活潑得多”。乃強知我思想迂腐古板,凡事不敢越雷池一步,信末開導我說:“需知:一、春秋戰國時期,男女關系隨便,反映了父權制与母權制交替時代道德風俗的交織;二、文學藝術家与女人(特別是風情万种的歌舞美人)的關系一直是异常密切的,屈原才子,當然不能例外。”感激乃強的一片摯誠之心,我對這一意見十分重視和認真,很想用這一新觀點來寫,但几經推敲,最終還是放棄了:第一,頃襄王是屈原和鄭袖的私生子,在時間上對不起來;第二,屈原的突出特征之一是洁身自好,而且他“明于治亂”,定然知道与怀王寵姬私通的危害与后果。這樣寫离傳統觀念太遠,有損屈原的形象,深恐犯下“褻瀆圣賢”之過。然而,這篇“謀殺”的剪報与乃強的開導希冀,卻給了我极大的啟迪,我試探著寫成了現在這個樣子:鄭袖是野心勃勃的貪婪女人,她看准了屈原必將成為楚之朝政的主宰,他才華橫溢,美貌絕倫,為了政治上的需求及精神和肉体上的滿足,她決心占有屈原,于是向屈原發動了猖狂的進攻,施展了一個風流放蕩女人所能施展的一切手段。在這強大攻勢与非同尋常的异性誘惑面前,屈原也曾怦然心動,他几度神魂顛倒,方寸大亂,險些墜于泥潭。然而屈原畢竟不同于凡夫俗子,几經靈与肉的交鋒,是与非的拼搏,他的理智終于戰胜了感情,懸崖勒馬,迷途知返,保持了自己的圣洁与清白。在這里,我未將屈原寫成天生的圣哲,他也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軀,他也有七情六欲,有過自己的失誤与過錯,并非是盡善盡美的完人。我不知道這樣寫是否妥當,分寸把握得是否适中,心中總是惶惶惴惴……
  屈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偉大的愛國詩人,傳屈原不寫其詩賦,不僅失之偏頗,而且异常跛腳。我想,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讀了這本《屈子傳》,不僅應該了解屈原都有哪些詩賦之作,而且還要了解這些詩賦產生的背景,詩人是怎樣寫成的,它們的大体內容是什么,各有著怎樣的藝術特色,等等。我不是研究楚辭的專家,書中所寫多是借鑒他人的研究成果,鸚鵡學舌而已。
  屈原詩賦的寫作時間,學術界歷來意見分歧很大,對此,任國瑞先生在其《屈原年譜》中專門加了案語,抄錄于附錄之中,供讀者參考。
  有朋友問:你已出版的三部書都是為圣人立傳的,故世稱“三圣傳”,其中的《孟子傳》和《孫子傳》為兩千多年來的第一部,系填補國內外空白之作,而且連連獲獎。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師,為什么會在短時間內取得如此輝煌的成果呢?你不覺得是所傳的圣人們在冥冥中保祐著你嗎?問的真有意思,這我倒不曾意識到。我只覺得自己是弱苗幼株,离開了肥沃的土壤,充沛的雨水,溫暖的陽光,便不能存活,不能發育成長,不能開花結果;又像一只美麗的風箏,之所以能夠扶搖直上,飄舞晴空,逗得草地上的孩子們如痴若狂,靠的是春天強勁上升的陽气;天地間倘無升騰的陽气,蔑扎紙糊的風箏,何以能夠升空!這本《屈子傳》之所以能夠成書,得由衷地感激中國孔子基金會匡亞明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張岱年會長和董乃強主任、中國屈原學會湯炳正、魏際昌兩會長及何念龍先生、曲阜師范大學孔子文化學院駱承烈院長、湖北社科院李文瀾先生、山東省作家協會創聯部王兆山主任、湖北秭歸縣文聯何不強主席、湖南汨羅市屈原紀念館劉石林館長、本書的責任編輯張志春先生等,以及我的眾多親友、弟子,他們或給我以支持鼓勵,或幫助解決疑難困惑,或為我郵寄書籍資料,或給我提供考察上的方便,或從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幫助解決各种各樣的具体困難。如今這部四十余万言的《屈子傳》業已奉獻于世,怎不令我心潮翻涌,稱謝不已!……
                        曹堯德
                1995牛4月于龍口梅菊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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