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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我接到了劉曉慶的信，就匆忙收拾了一下，直奔阿里河与她見面。 想任何人都不會再對香山的紅葉“感冒”了。 我坐在開往內蒙古的火車上晃蕩了一個晚上。第二天，當大興安岭出現在晨晦中的時候，我真的大吃了一惊。 在小興安岭，山的感覺非常強烈。火車在層層疊疊的山岭里芽行，兩側是高高的山林，澗水在鐵路邊流淌著，翻卷著白花。 可是，在大興安岭卻沒有這种感覺。左右望去，只是在開闊地上有一些五六十米高的小丘陵，而且，山勢也不像小興安岭那樣闌娜多姿，小興安岭海拔低，全部都是闊葉林，而大興安岭上全是清一色的針葉林。 我去的時候，已經是十月份了。雖然落葉松上的松毛葉還沒有落下來，但是，已經從綠色變成了棕褐色。雖然地面上的小草還戀戀不舍地挽留住几分綠色，但那种點綴在大面積的棕褐色里的綠色，仿佛一聲無奈的歎息，更增添了晚秋遲暮的感覺。那天早晨，天色陰沉沉的，剛剛下過一場小雨，好像還有細微的雨絲從天空飄落。其實，這就是降霧，這种天气常常會延續几天，使人們無法看到太陽，那低低的云彩仍讓人窒息，讓人有一种壓抑和沉重的感覺。 阿里河車站是個很小的車站，小到連站台都沒有、乘客要從高高的列車上跳到舖滿細沙的路基上。 站前的沙土路上走著許多穿著蒙族服裝的人。有人赶著牛車，車上裝著鋁制的奶桶，還有人牽著馬…… 整個阿里河可能沒有一座高樓，印象中好像都是平房。由于是處在大興安岭山脈中，反而看不見山的影子。只有遠處綿綿的落葉松在不斷提醒著你目前所處的海拔高度。 街上的，人也不交談，只是在那里各顧各地走著。 一切都靜极了！ 在這布滿陰云的氛圍里，在這秋雨的早晨。在濕潞潞的空气中，一切都靜极了！靜得好像都沒有了呼吸，沒有了生气。 按著劉曉慶給我的號碼，我撥通了那個電話… 哈！阿里河真小。 我在車站的路口。看到遠處不到一百米的一溜平房里跑出一個人，穿著一條肥大的黑棉褲，在那一大早晨格外醒目。 她三步井作兩步跑過來，可能怕引起別人的注意，又停了下來，疾步走著。熱戀中的情人總是恨不得一下子要把對方咬在嘴罷。 可是，當她跑到我身邊，卻一下子不高興了，她責怪我。“為什么留這么長的頭發？為什么留這么長的胡子？”一下子，我有點不知所措。她讓我到路對面的招待所找她，她則去借別人的工作證，准備用別人的名字替我登記一個房間。 沒有辦法、我只有听她的。我來到了路邊的一個理發店：。 也許是地處邊疆的關系，這里的理發店還保留著我小的時候理發店的陳舊式樣，一張帶著輪于、可以躺靠在上面的椅子，那面鏡子還是有磨花花紋的。 沒出五分鐘，才花了一塊錢，我就把頭發胡干部整理停當。 阿里河，真的很像我小時候到過的很多地方… 小時候，因為父親是軍人，俗話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記憶中，我們一家好橡永遠是隨著父親搬來搬去，只要上級一個命令、我這個小隨軍家屬就知道、該收拾行李了。北安哪，華南哪．海倫哪……那些小縣城現在大概已經變了樣子了。可是阿里河還保留著我記憶中的小縣城形象，一切都是那么熟悉。 阿里河實際上是個很有名的地方。 這里有一個地方叫噶仙洞。在歷史上，北魏的拓跋氏鮮卑族的首領在帶領隊伍南下的時候，在噶仙洞壁上留下了題詞。所以，它是中華歷史上很重要的地方，只是由于坐落在邊睡，坐落在內蒙古大興安岭的山脈里，所以，這里一直不很繁榮。那個招待所也是一排低矮的平房，臨街，房間也很便宜，兩三塊錢。 關上門，又是我們兩個了…… 接下來的事我總是不知道該怎樣說。說多了，怕這本書不能和大家見面，說少了，又怕大家覺得我們接下來的生活是那么乏味。 哎！阿里河的小房間…… 由于組里的兩個男主演沒有在，不能排戲，所以，劉曉慶几乎可以一整天地陪我。 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條黑棉褲。雖然剛剛十月，但在大興安岭已經要穿棉褲 可是，那條褲于做得又短，褲腳又細，這樣，拍戲的時候，只要一膛雪，雪就會往腳脖子、鞋里灌。 相逢是美好的，只是……哼，那條討厭的黑棉褲，穿起來是那么費勁，脫也不好脫，真是礙事！真不知道是因為服裝設計師沒有當地的生活經驗呢？還是因為劉曉慶希望自己漂亮一些，特意不讓做得大肥？我真想給她改一改，可是劉曉慶不同意，而且身邊也沒有工具和材料，最后，只好作罷。 在阿里河，我們主要商議下去北京武警總部的事情。我向劉曉慶通報了長影厂的情況，毫無疑問，這個時候調到北京武警總部，是最佳出路了。所以，我們決定加緊進行這件事情。 劉曉慶說，要給我織一套毛衣，后來，的确也織完了，那是一套很不錯的毛衣，又厚又密實。她說，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給男人織毛衣，她的這套毛衣和這番活，著實讓我感動了好一陣。 為了織毛衣，她把手都磨破了。 不知道女人為什么都愛織毛衣。也可能，她們在一針一線里編織了希望，編織了愛、也編織了做女人的感覺吧。 后來，這套毛衣中的上衣被她給拆了，只剩了一條褲子… 离婚時，在整理衣服的時候，我找到了這條褲于。由于織得大厚，在北京根本沒有必要穿，但我還是把它當做一個紀念品留了下來。 在后來婚變吵架時，我曾經說：“你怎么變得讓我都不認識了？你還是當年的劉曉慶嗎？劉曉慶是不是被外墾人換走了，而你，只是一個喬裝打扮的外星人？” 說這些話，固然是因為我無法理解她的許多舉動，更是指責她那种讓人無法忍受的變化。 當然，好坏的標准對于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下一樣的。 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整理了一下她寫給前夫王某的信，才發現，她也曾經給上某織過一套毛衣毛褲，那么我的這身，并不是“史無前例”。 但是，即使不是“空前”，是“絕后”也不錯嘛！ 可是不幸的消息總是接蹬而至，又有人告訴我，我們鬧婚變的日子里，她在蘇州也是大大織毛低想來，芽過劉曉慶親手織的毛衣的男人里，我既不是第一個，電不是最后一個。 手是她的，只要她愿意，還可以繼續織下去。 說來也怪，人的感情有時候是很复雜的。自從我和她离婚以后，恍然之中，我總是有一种錯覺：以前，我娶的那個愛人死了，而我，卻和一位陌生人离了婚。 也許一個人的性格都有兩重性。一段時間里，會表現成這种樣子；另一段時間，就會表現成另一种狀態。 并不是我想詛咒准，但我總覺得，我愛過的那個人确實已經死了。這也許是我不敢正視現實的懦弱的想法，是逃避的心理依据，可是，她真的在我心里死掉了，真的！我曾經愛過的那個人真的不存在了，真的！那絕對是另外一個人……變成了另外一個人，絕對完全陌生的另外一個…… 在阿里河只能呆兩天。第二天上午，他們組里有活動。劉曉慶不能和我在一起，所以，我們統共只呆厂一天半的時間。第三天一早，我就要离開厂，這樣在星期一下午下班之前。我就可以出現在單位里。時間都是預先籌划好的，我們在那個小招待所里是只爭朝夕。 我的火車是第二大黎明的，我很早就起來，結了賬，走出了招待所。 在阿里河那條主十道上，路燈一字排開，在閃著光。她的房間外面就是一盞路燈，把她的房間照得很亮。屋里已經熄燈了。我知道她一定在里面睡得很香。 我仔細地看了看呵里河，体味著內蒙古這個熟睡的小城。轉身去了車站。 深秋的早晨還是有些濕涌脯的，听得見自己的腳踩在地上發出沙沙的聲響。 候車室只不過是一間簡陋的平房，里面零零星星擺放下几張凳子。有些等早車的人蛤縮在黑暗里，相互偎依著打瞌睡。 由于吃飯不方便，我昨天晚上沒吃東西。現在，車站里倒有一個賣麻花的，于是，我走過去，買了一個麻花。 麻花是北方人的食物。我們那儿的麻花和天津的大麻花還不一樣，酥得很。現在的不行了，記得“文化大革命”前那時的麻花，掉在地上，就會摔碎。那种麻花真是好吃！ 我剛要把那個麻花送到嘴邊，突然，旁邊的人拉丁我一下。 是一個穿著蒙族服裝的小女孩，頭上扎著一條綠頭巾。她向我伸出一只小手，一只髒乎乎的小手，手心卻白得出奇。 我就是受不了這個，連忙把麻花全部都給了她。因為我記得，在我很小的時候，也做過一件類似的事情，而且，并不是很光彩。 那是一九六二年自然災害期間，吃樹皮吃豆餅的年月，那時，我剛剛九歲。 一天，在放學的路上，我突然發現對面小舖前面停著一輛手推車，車上的食品箱子里裝的是月餅。 那個年代的月餅要是拿到現在，可能很多人看都不看。那是一种用棒于面做的月餅，又黑又硬，而且，連紅糖餡儿都沒有。只不過是代乳粉糖，當時這些月餅就擺在黃婊紙上。 我突然發瘋似地從馬路這邊跑過去了，隨手抓起一塊月餅跑得很遠很遠，三口兩口，我就把這塊月餅吞到肚里去了，可是月餅究竟是什么味道，我一點也沒嘗出來。 這是我一生中干的最不光彩的事情。 眼前的這個小女孩，一定也像我當年那么餓。 哎！阿里河的一切，總是使我想起童年，使我想起那個普普通通的，隨著父親的調令一次又一次地离開故鄉，去結交新朋友的小男孩。 由于是在夜色中登上火車的，我沒有來得及看一下阿里河的全貌，就在搖晃的車廂里，在硬條凳上進入了夢鄉…… 猛的，車身一晃，我睜開了眼睛，眼前已是一片金黃，一輪紅日剛剛從地平線上升起，似乎還在那里睡眼惺松地搖晃著，列車也晃晃蕩蕩而又一往無前地朝太陽走去。 天晴了！ 在陽光的沐浴中，我抬眼望去，啊，大興安岭終于露出厂本來的模樣。 那密密的落葉樹林綿延不斷，陽光照在針葉上挂著的水珠。一閃一閃的，仿佛樹上插滿了銀針。不時的，有一兩只喜鵲拍打著翅膀沖向藍大，在空气里留下几聲吉祥的叫白。山野中的草地也比以前綠了很多。而且，似乎能听到嵌在草地里的小溪中魚儿跳動的聲音。纏繞在山峰間的白霧，像飄在新娘頭上的婚紗…… 一切都是那樣美好，壓抑的感覺和陰纏的天气一起在太陽光的照射下。煙消云散了…… 坐在車廂里，感覺著太陽的溫度，感覺著太陽在我臉上的愛撫。我可以睜大眼睛看著天邊的朝陽，它是那樣的柔和，柔和得可以使你忘掉它就是太陽，而時時產生一种想伸出手去触摸它的欲望。 啊，大興安岭…… 這時候，你會不由得想起著名作曲家呂遠的那首歌：“走上邊高高的大興安岭……” 我在心里“听著”歌曲。望著那草地間偶爾出現的花奶牛，望著在那里孜孜不倦地擠著羊奶的蒙族姑娘…… 未來會是什么樣子？ 但愿，會像這晴朗的早晨一樣，充滿了生机，充滿了希望，充滿了邏想…… 回到長春以后，我找到了一個借口，又急匆匆地赶到北京去找我的那位張叔叔。然后，到了武警總部政治部，幫他們籌划影視部。 當時影視部里只有我和一位姓王的劇作家。當然，他領導著我。為了能夠證明我的實力，我還寫了一個電視短劇。反正，一切似乎都充滿希望按部就班地進行著，我在北京和長春兩地的跑動更頻繁了。 兩面做人真不容易。在武警總部，我不可以把調進的原因全部說清楚，而在長影厂，又要面對喋喋不休的詢問和審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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