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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替劉曉慶送戰友



  那大的淋雨使我回來就病倒了。

  躺在床上,時隱時現的低熱使我渾身哆味著,卻麻痹了我的大腦,反而使我的痛苦減少了許多。
  不知過了多久。電話鈴又響起來了,是小姚。她說有件事情要找我談,我問她什么事,她說這純屬她個人的事情,和劉曉慶無關,如果我能去,她希望跟我說一說。

  從電話里听她的聲音,好像很為艙。我想,一個女孩子打電話來,尤其是找這种情況下的我說一說,說明了她對我的信任,那么即使這件事和我的利益無關,我也應該去听一听。于是,我放下電活,拖著還發低燒的身体來到了小姚的住處。
  走的時候,老巴還特意提醒了我一句,劉曉慶來電話說小姚是精神病患者。我沒有听從他的勸告,反而在心里產生了一种逆反心理,你已經棄我而去了,我和誰來往也和你無關,你越不讓我去,我反而越要去。
  在相約的地方,我看見小姚正在和几個四川老鄉在租來的房子里煮著方便面。小姚見到我時一臉窘相。原未,劉曉慶約她到北京來擔任“美的世界”總經理已經兩三個月了,在成都的丈夫一直希望她回去,現在事情到了這一步,劉曉慶連見都不愿意見她,她自然覺得在北京呆著也沒什么意思,想回四川。

  听了她的談話,我覺得:哎!人情真是薄啊!前几天還是劉曉慶信任的幫辦,今天竟落到這副樣子,我不免替她感歎。

  現在劉曉慶的許多朋友都把劉曉慶當做一棵搖錢樹,認為大樹底下好乘涼,想拼命利用和劉曉慶的關系為自己多撈一些,他們都想壟斷劉曉慶,自然要把小姚孤立起來。而小姚,冒著侵犯他人財產的罪名替劉曉慶把家分了——這是劉曉慶的任何一個在北京的朋友都不會為她做的。可是,事情結束了,小姚也物盡其用了。
  不管怎么說,小姚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劉曉慶。她為朋友不計后果,甚至冒著承擔法律責任的危險也不在意,她的身上,恰恰有那种值得朋友信賴的東西,因此,我除了為她惋惜以外.還對她這种勇于為朋友兩肋插刀的行為心存敬意。

  小姚找我談話的中心意思是:她想回家了,可是沒有錢,劉曉慶一分錢也沒有給過她。正像她所說,當初她來北京是我們請來的,現在,要走了,卻沒有錢离開,這不能不說沒有我們的責任。不管怎么說,我還是劉曉慶的丈夫,就算不是劉曉慶的丈夫,我也應該幫助她。
  我拿出家里剩下的四千塊錢的二分之一交給她,對她說:“小姚,按說你來北京這么長時間,里里外外地操心,應該得到更多的報酬,可是,你看,這四千塊錢是我全部的所有了,雖然我手里還有十二万的存折,可那存折上寫的都是曉慶父母的名字,這雖然是我和曉慶兩個人的錢,但曉慶不在,我不好自己去動它。這兩千塊錢算我代表曉慶……”

  “不,”她說,“你不能代表曉慶。小姚打斷了我的話,她的眼里有些潮。
  “那好,就算我送你的路費,回到家里看到你的愛人,給我帶個好。我可以替曉慶向你道個歉。

  這是我和小姚最后一次見面。后來她什么時候回的四川.我就不清楚了。反正小姚從此退出了劉曉慶的戰線,退出了這件事情。
  過了許多年。當我向朋友打听這個人的時候,別人告訴我,她已經瘋了。我听到這個消息,似乎也相信了劉曉慶當年給她下的斷言。我翻了很久,才找到小姚丈夫的電話,想打個電活過去,表示我的同情和理解

  我的電話打過去,真巧,接電話的恰恰是小姚。她听起來依然很健康。

  我對她說:“听說你瘋了。”她听了哈哈大笑起來。

  我把我要寫書的消息告訴她。

  她說:“你應該寫。”

  我說:“我會尊重事實的。”

  電話里還是那個既有主見又干脆利落的小姚,人沒變,聲音也沒有變。
  离開了小姚.我又回到家里,躺倒在床上,就再也起不來了。睡了醒,醒了睡。每回醒來,都覺得嘴唇干干的,很難受,整日里昏昏沉沉的。不知道自己在想一些什么,也不知道日子是怎樣挨過去的…
  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下午,我接到了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電話。他們告訴我,他們已接到了劉曉慶的离婚起訴書,讓我在規定的時間里去法院應訴。

  好像有人在我背上擊了一掌,我猛醒過來。

  現在,我已經成了一個被告。電話里李法官的聲音顯得很有修養,語言也很得体,但語气里卻透出一种堅定。我想,這种事己不以我的意志轉移的了。既然電話已經接到了,就應該算通知到我了,那么,即使我不去,他們也可以作缺席判決。
  可是,我為什么不去呢?
  我答應了法官,放下了電話。
  也可能是一种精神作用,我竟然清醒了許多,再也不愿意坐在那里听樓道里的腳步聲了,再也不會想像門會為我而開了。對方已經把我拉到了法律的面前,故事已經發展到不再是兩個人之間的恩恩怨怨了。

  好吧!既然你這樣選擇了,我還有什么值得顧忌的呢?

  我馬上像換了一個人似的,開始坐在那里精神抖擻地給我所有的朋友打電話,告訴他們我和劉曉慶之間故事的最新變化。
  不到一個小時,朋友們就聚集在我的家里。一种嶄新的、活躍的、具有生命力的气氛把几日里糾纏我的孤獨、痛苦、懦弱和自卑赶得元影無蹤。

  我的家里沸騰了,這些好多年都沒有聯系的朋友湊在一起為我出謀划策。即使是那些一直不贊成我、疏遠我的朋友們,這一回也一起義憤填膺、同仇敵汽了,他們甚至帶著包辦色彩地替我決定該怎么辦。
  我一再勸說他們,無論如何不要傷害她。即使她已經打到了法院,但在我的心目中,她仍然還是我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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