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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軍---------------------------------------------------------------------------- 為《我認識的鬼子兵》作序 呂正操----------------------------------------------------------------------------- 《我認識的鬼子兵》一書的作者方軍，其父輩都是抗日戰士，曾任抗日區長的叔父，就是被日軍抓住后用刺刀扎死的。在日酋岡村宁次實行殺光、燒光、搶光“三光”政策期間，他的家鄉變成了“無人區”。作者對日本侵略者怀有刻骨仇恨，利用在日本留學的机會，有意接触到一些還活著的侵華日本兵，根据他們所述親身經歷和提供的材料，寫成一部紀實作品，既有极其珍貴的史料价值，更有警惕來者的教育作用。 作為一名出生在東北的抗日老戰士，我對侵華日軍的殘暴罪行，以及中國人民不堪忍受日軍侵略的英勇頑強的反抗精神，更是有著切身的体驗。在我的少年時代，曾經目睹和經歷了日本侵略者對家鄉人民的壓榨与殺害。鄉親們常常挨日本人的打罵，我的祖父、伯父都被日本人砍傷過。我的老師過鐵路人行橫道，被日本人用戰刀砍得頭破血流。門前小河漲水，水深行人難以過往，日本人卻不許中國人過橋。有個鄉親從橋上走過，碰到日本人，一刺刀挑死就推到了河里。我恨透了日本人，總想長大當兵打日本，報仇雪恨。正是怀著這樣一個目的，17歲那年我參加了東北軍。 “七七”事變，中國全面抗戰爆發。我遵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率部留在敵后開展抗日游擊戰爭。1937年10月11日，在河北蒿城梅花鎮与敵發生激烈戰斗。我軍憑借梅花鎮堅固的城牆，重創驕橫大意的日軍，致使敵人傷亡七八百名，我軍陣亡一名連長、一名班長和20余名戰士，受傷40多名。這是敵人在河北遭受的首次沉重打擊，打破了“皇軍不可戰胜”的神話。這也使當地人民看到，日本侵略者是可以打敗的，中國軍隊也是能打的，從而大長了中國人民抗日的志气，滅了侵略者的威風。但是敵人對梅花鎮的群眾，卻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報复。我部撤离梅花鎮時，曾特意掩護群眾撤出，但人們這時還不曾了解敵人的殘暴，大部分居民沒動，只有一部分群眾和給我部抬擔架的人，隨著部隊撤出來。敵人在梅花鎮連續燒殺4天4夜。梅花鎮共有550戶人家，2500人，被敵人殺死1547人，有46戶被殺絕。燒毀房屋、店舖660余間。另外，還有到梅花鎮來的外地人，打短工的、做小買賣的、討飯的等等，也被殺死400多人。敵人瘋狂報复制造的血腥慘案，燃起了梅花鎮人民熊熊的抗日烈火。不久，這一帶便組織起一支抗日的武裝。梅花鎮未遭敵人殘殺幸存的青年，紛紛走上抗日前線。他們怀著民族的深仇大恨，在抗日戰場上英勇殺敵，有的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生命。 全中國都是這樣。日本侵略者的殘暴罪行，強烈地激起了中國人民的義憤和視死如歸的抗日決心，并且升華為高昂的愛國主義精神，掀起了不可阻擋的抗日洪流。尤其是在中國共產党領導下的敵后戰場，不僅有八路軍、新四軍的浴血戰斗，更有男女老幼群眾的廣泛發動，獻計獻策，發明創造，和侵略者進行殊死斗爭。抗日高于一切，抗日需要什么，群眾就獻出什么，生死都已置之度外。 侵華日軍在中國大肆進行屠殺，這是日本長期進行武士道教育的必然后果。大多數日本人民也是被迫接受這种教育的，他們同是戰爭的受害者。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要由上層軍國主義分子負責。直到現在，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陰魂還未散盡，叫喊“中國威脅論”，這是賊心不死，倒打一耙，為其軍國主義招魂。這不能不引起中國人民的高度警惕和憤懣。中國現在不稱霸，永遠也不會稱霸。中國人民受盡百多年被侵略的苦難，不會也不可能去給別人制造戰爭創傷。中國有句古話：“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中國人民不會去侵略別人，但當別人侵略我們的時候，我們會把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長城，和侵略者進行前仆后繼的斗爭，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歷史證明，中國人民長期以來具有這种优良傳統。1997年10月15日書前要說的話 我是中國陸軍的退役軍人，自以為多年的軍人生涯已使我的心腸變得如鐵石般堅硬。但當我步入日本社會，采訪仍然活著的日本軍隊老兵，听他們回憶在侵華戰爭中犯下的罪行，講述中國同胞在戰爭中受到的苦難以及抗日將士壯烈殉國的情形時，常常悲憤得放聲大哭，情不能禁。就在東京的大街上，在無數日本人困惑的目光中…… 我想采訪侵華日軍也不是偶然的。我是老八路的后代，親人告訴我，我故鄉河北省滿城縣方順橋村，在日寇侵華期間多次被燒成一片片火海。1942年，日本鬼子對冀中平原大掃蕩時，我的故鄉方圓數百里竟成了“無人區”。 我叔父是共產党區長，被日本鬼子抓住后宁死不屈。日寇當著全村父老鄉親的面逼問他：“投降不？”叔父怒視鬼子，搖搖頭。日本鬼子兵照著他的胸膛就是一刺刀。全村的鄉親們不忍看叔父死亡前最后的抽搐，都悲憤地低下頭去。這一事件被鄉親們刻在村頭石碑上，歷經半個多世紀的風雨剝蝕，字跡依然清晰。 “日本鬼子是一伙什么樣的人？我能否有机會面對面地采訪他們？”我常這樣想。1991年初春，我以留學生的身份乘中國民航客机降落在日本東京成田國際机場。机會來了，我想。 我在日本留學6年，從未回過國，主要靠在飯店送外賣的工作掙錢交學費。送外賣使我有机會走進成百上千個日本人的家庭，接触到各行各業各种類型的人物，其中就包括原侵華鬼子兵。目前大約還有30—40万侵華日軍老兵活在世上。他們大都老態龍鐘，疾病纏身，行將就木。趁他們還活著的時候，搶救出他們侵華時的日記、照片等物證，了解他們對那場戰爭的看法和今日的心態，就成為我在日本留學期間的重要任務。 我先后采訪的十几個原侵華鬼子兵，在我回國前已有4人去世。如果我不去和他們交談的話，許多罪惡和經過半個多世紀沉淀的深刻反思，將會隨著他們离世而永遠埋進墳墓。他們中有人曾向我闡述：侵華戰爭是不能篡改的史實，戰爭使人變成鬼，發動戰爭的人才是罪魁禍首；侵華戰爭從害人開始，以害己告終；我們的青春時代是罪惡的時代……但也有人聲稱：我們在南京沒殺那么多人，中國人不抵抗，我們不會殺人…… 請讀者原諒，我在書中展示了日本軍國主義那么多的丑惡、穢行和血腥，讓親愛的同胞們污目，令他們難過得不忍卒讀。我重提那段歷史，只是為了讓人們永遠記住它，永遠避免它；只是為了警示后人，勿忘國恥。 我祈愿在今后的世紀里，在我們祖國錦繡山河之上，永不出現類似的噩夢。 **************************************************************************** 我認識的鬼子兵**************************************************************************** 方軍 一、人肉餡餃子 這個題目本來我是准備放在后面寫的。誰知身在北京的父親、姐姐看了我的寫作提綱，都非常吃惊。父親打國際長途電話跟我說：“日本人在東北的731部隊用人体作實驗，把馬血注射到人身子里，把毒品放在炸藥里，放在咱中國人身邊引爆，這些事确實有過。但鬼子兵再坏也沒听說過他們吃人肉。紀實作品要真實，一是一、二是二，千万不能有什么虛构。”父親是少見多怪。日寇在青島對中國嬰儿挖眼、剖腹，他們的肝髒大部分被日本軍官吃掉，這有照片為證。河北省阜平縣羅峪村婦救會主任劉耀梅被日軍抓去后，堅貞不屈，慘遭殺害。日軍割下她大腿上的肉，剁碎了包餃子吃。這也有當時拍下的照片作證明。這促使我把“人肉餡餃子”這一章先寫出來，寫完把草稿寄給父親他們，讓他們過目。 寫“人肉餡餃子”這一章的立意，是從給侵華日軍老鬼子包餃子而引發的，而我又是怎么認識老鬼子山下的呢？ 我6年前去日本時，遇上一位非常和善的老頭儿當保人，他又介紹我認識了一群老太太。于是我就去那幫老太太辦的工厂里打工。 那幫老太太開了一家食品公司，每天供應周圍5家工厂和兩所大學的午飯。她們才20來人，要赶做出這么多盒飯，多忙、多累自不必說，連我這個小伙子都累得腰酸腿痛，眼前直冒小金龍。金龍舞動之時，屈指一算，以一盒飯一分利為計算單位，吃了一惊!這伙老太太喝棒子面粥——發了。 正是這幫老太太給我介紹了他。 有一天，平田老太太找我，說給你介紹個老人，他家离咱公司不遠，請你去給他包餃子。包餃子也算打工，他會付你工資。到日本人家去包餃子？有意思。 那是個80多歲的老頭子，姓山下，住在离我們公司不遠的地方。平田老太太開車把我送到他家，老頭子早在門口等候了。平田老太太告訴我，山下從來不到門口迎客。你是第一個受這种禮遇的人，應該算貴客。山下老頭儿個不高，較胖，目光威嚴，看來身体還好。我們見面的第一句話，他用中文說“你好”，又用日文告訴我：“有30多年沒見過中國人了，請進。” 走進這座從外面看來挺一般的日式住宅，大吃一惊，里面一片富麗堂皇。客廳的桌子上堆著水果，老頭子說：“吃!吃!” 我一邊吃一邊說：“您讓我來是包餃子吧？面、油、菜、蔥、姜、糖、味精，我都帶來了。您有□面杖嗎？” 老頭說：“□面杖？日本人不常吃面，怎么能有那東西。” 我說：“你有和面的盆嗎？” 他說：“是不是北京的瓦盆？沒有。隨便什么盆都可以嗎？” 我說：“什么盆都可以。沒有□面杖也不要緊，有酒瓶子就成。我在中國鐵道兵時包餃子就用酒瓶子。不過那盆嘛，早晨洗臉，晚上洗腳，沒有鍋時，它就是鍋，用來煮白菜。塔克拉瑪干沙漠的冬天，白菜就是佳肴。當然那盆還用來和面，包餃子。您去過戈壁灘嗎？” 老頭子一听笑了。他說：“我在中國撫順看過中國報紙，知道中國軍隊中有個鐵道兵兵种。它建于1947年，司令叫呂正操。1937年，盧溝橋事變時，他是政府軍53軍691團團長，是堅決抗日的軍官。1950年在中國援助朝鮮的戰爭中，這個兵种也去了。好像是1984年，這個兵种在中國軍隊建制中取消了。” 我心里想：“這老頭儿是干什么的，怎么什么都知道呢？” 老頭儿說：“我半個世紀前在北京，就住在北海邊上有個叫‘東厂’的胡同。” 我說我怎么不知道東厂是什么地方，沒听說過。 老頭儿又樂了，我看見他整整齊齊的兩排假牙。“你是北京人嗎？怎么連東厂胡同都不知道。明朝時，東厂是你們中國的特務机關。當時的東厂和錦衣衛掌管詔獄，最為殘酷，可以胡作非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我們日本軍進駐是1937年秋天。” 我听了他的話，眼眶睜大得可以放進一輛自行車了。我問他：“那你曾是日本兵了？” 他說是，軍銜是中尉，是監獄長一類的小官。“1945年4月我被一名游擊隊員用手槍頂住腰眼，當時我正在一家小飯館里吃一种叫肚絲的菜，沒辦法跟他進了胡同。1949年，我被轉到撫順監獄，1954年得到中國政府的寬大，回國至今……我在中國整整住了17年哪!我十分感謝中國，我們迫害過中國人，中國人卻寬大了我們，讓人難以相信。和我們一起被捕的中國人，你們叫漢奸，卻几乎都槍斃了。我的觀點曾在日本《每日新聞》上的‘大家說話廣場’上發表過，我贊成日中之間應該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今天，我見到你這個中國留學生感到很高興。” 那團面在我手里揉來揉去，正像我那顆复雜的心。“我面前這個人是個侵華日軍，他曾是戰犯，是監獄長。那么東厂胡同在哪儿呢？”我在腦海里搜索著。 山下說：“你們北京的小吃在北海、什剎海一帶最多，在那些小胡同里商人小店排列有序，鱗次櫛比。還有很多人挑著擔子沿街叫賣。那個擔子很特別，前面有火爐，后面有鍋、碗和各种調料。” 他擔心我不懂，給我畫出這种“廚房搬家”式的“挑子”。看著他的畫儿，我感到這老頭子倒有點像個孩子。 我按中國的習慣，先做出几個餃子煮熟讓他嘗嘗。山下一吃，說：絕了，是北京的味道! 80多歲的老頭子吃得高興，就又扯起了北京胡同里挑擔叫賣人的吆喝聲。 “你為什么能背下北京人的吆喝呢？”我感到奇怪，于是向老頭子提出疑問。老頭子說他的上司叫土肥原賢二。土肥原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并且還會講几种方言。他在給北平的日本特務机關訓話時說：“要善于交際，廣泛結交中國的軍政要人，就先要從中國的吆喝學起。” “那么你所在的監獄關的都是中國人了？”對我所要知道的東西，必須單刀直入。 “那是很遙遠的事儿了，我都80多歲了，我記不清了。”他的回答無疑是我的失敗。 “那么，你能和我說說關于日本戰犯的事儿嗎？” “在中國大陸方面，我們這些侵華日軍雖然有罪，但是1956年中國政府卻把我們戰犯全部釋放了，一個也沒槍斃，一個也沒受過虐待，真是讓人難以相信。撫順收容所中有84名中國人被中國大陸軍事法庭宣布死刑，中國人把他們稱之為漢奸。意思是他們幫助侵華日軍屠殺中國人。 我們富士支部里還有兩個被中國政府釋放的人。這几年日本國內右翼勢力不斷掀起戰爭無罪的思潮，我們三人是從不附和的。” “富士支部是什么組織呢？”我問。 他說：“我們日本人特別愛組織起來。你們中國人是一人一條龍，我們日本人是10人一條龍。日中戰爭時，我們日軍在數量上并不占优勢，卻有戰斗力，是因為你們中國人之間不團結，沒完沒了地互相打。噢，你想看看我們富士支部的影集嗎？你看看我們這幫老頭儿，每年都死掉几個，越來越少，越來越少了。” 他嘟囔著，走到書房里取來影集擺在我面前。這本影集一開始介紹這個支部建立于1957年，是几個從蘇聯西伯利亞勞改營回國的日本兵創辦的。影集中還有一些照片，都是記錄富士支部成員原身份、兵种、參加不同戰斗的照片。對他們而言，悲慘也好，胜利也好，這都是歷史的軌跡。一個日本兵的歷史，正是一個國家歷史的縮影。這時，山下老頭子又去書房取來一本書，書名叫《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中國·激動的40年》。 老頭子說一幀題為《希望》的照片，他很喜歡。《希望》拍攝的是一個中國老太太慈祥地看著手中充滿生机的一只小雞，表現出對美好生活的希望和憧憬。老太太土布土衣，卻干淨安詳。這种安詳是和平的環境下才會有的心情。 老鬼子山下老頭說：1942年在中國華北丰潤縣實行三光政策，他見過同樣的老太太在村子一片廢墟的煙霧里抱著孫子燒成黑炭的尸体欲哭無淚的景象……沒有一個日本兵敢走過去，再刺老太太一刀。大家都站在那儿，看著、听著，默默無聲。只有燃燒著的房屋辟叭作響…… “日本在中國打了14年，也沒把中國人打得臥地而降，沒把中國變成大東亞共榮圈里的成員。戰事，每天都發生，每天都有抓進來的人……現在總算太平了。中國人現在生活幸福，我非常高興，我們老軍人都高興呢”。他說，“所以，我們都喜歡這張照片。” 翻到富士支部照片集的最后，有兩張照片，讓我惊呆了，一時失語。我的靈魂完全走進了照片，走進了那個遙遠但并不陌生的年代…… 老頭子說：“這兩張照片是為我而收集的，原因是我曾經在北京的一所監獄工作過。這兩張照片常常引起我無盡的回想……那個年代太殘酷了。我作為原侵華日軍的成員，實在是對不起中國人……” 把我征服的兩張照片，一張是敵人抓住女戰士成本華，這個中國女人在日本鬼子的槍口前不在乎，不屈服，置生死于不顧，代表了中國女性的英勇气概。這張照片，忠實地記錄了歷史的瞬間，表現了語言所無法表現的一切。 這張照片中的形象，是中國自解放以來被中國作家們無數次地表現過的英雄行為。中國的小說、電影、戲劇、故事里共產党員的形象都是這個模式，都是這种英雄形象。 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這种教育，所以我看到這張照片，心靈中的震動并不太強烈。讓我吃惊的只是那中日戰爭中原始的一瞬間，連鬼子的軍裝都那么破舊，与今天身著漂亮西服進出北京飯店的日本人大相徑庭。 另一張照片給我的感受只有四個字：“真實”和“沉重”。那個女游擊隊員被鬼子抓住，她面對鏡頭表現出作為女人的真實的恐懼、無奈，表現出要應付強奸、毆打、酷刑的一個女性的軟弱，表現出日本鬼子的殘暴和強悍。她面對的是日本鬼子的鏡頭，而不是你、我、他這些她的兄弟姐妹們。她的目光中充滿著絕望，———這個目光也是最真實的瞬間。日本侵略者殺害了我國3000万同胞，她將是其中的一個。她雖然表現出怯懦，但她也是英雄。她是在抗日斗爭的最前線讓日本鬼子抓住的，她不愧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好儿女。 每當我回想起我們中華民族的屈辱史，我會馬上就想到她。在她的目光注視下，我們中國的男儿們應該感到羞愧難當。她明明是你熱戀著的情人，是你的妻子，是你的姐姐或者是妹妹，或者是您的女儿呀!請你再仔細看看這張由日本鬼子兵拍的照片，你不認識她嗎？ 作為男人，我愿意在戰斗中獻出生命，但我再不愿看到侵略者拍下的這張照片。看到這張照片，我的心就隱隱作痛。我認為這是中國被外國列強侵略屈辱的見證，是中國軍人的恥辱。 經過老頭子的同意，我用照相机把這兩張照片拍了下來，用的是尼康fm2、400°膠片、1／15秒、光圈4、35—75變焦鏡頭。原照片在室內燈光反射下，不能盡善盡美地感光，實在是可惜之至。但那傳神的目光，畢竟完好地通過侵華老日本鬼子之手傳給了我們。 “您能告訴我在監獄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嗎？” 我實在不甘心，于是再一次發起試探性進攻。這是一种職業上的習慣，這是不抱任何希望的軍事性試探，這是最后一炮。他如果說“忘了”，我就再也不問了，因為已經下午3點了，才給人家包了4個餃子，而且吃了人家大量的水果!不像話，我是在給人家打工啊。 他說：“我永遠忘不了一個人，他是政府軍冀察第29軍步兵4師的机槍營長，少校軍銜。一次在和我們日本軍戰斗中他腿部中彈而被俘。這位政府軍少校宁死不屈。沒辦法，用大刑。東厂監獄里的刑具許多是中國明朝就使用的，比方老虎凳。”他怕我不懂，在紙上畫出這東西。 “打手有日本兵，但最凶狠的還是中國打手。那些流氓為了討好我們，往往下得去手，殘酷之极。這個中國軍官的另一條腿就是中國打手在老虎凳上弄斷的。” “我親自去和這個政府軍少校聊天，他一直很少說話。后來得知，他是河北省人、農家子弟，父母送他去保定軍校，畢業后就去軍隊，直至被俘。自從腿斷了，他常昏死過去。他不吃不喝，就那么一天天餓著。 “后來，他一直不說，只能槍決。執行前突然他要找我說話。 “我很高興。我跑去看他，我不希望他死。他是少數能和我交談的中國軍人之一，況且臨死前回心轉意的人很多。誰知，他的要求是穿上他那件有軍銜的破軍裝。他說，我是少校，你不過是個中尉。他說得到這個軍銜是耀祖光宗，農家子弟不比軍閥子弟，也不比財主大老爺的孩子們，晉升十分不容易。 “再一個要求就是要站著死，面對槍口。我想他兩條腿都斷了，怎么站著？于是我同意他坐著，穿軍裝，看著槍口。我們日軍崇尚武士。 “別人行刑前都是拖出去，惟獨他，我命令用擔架抬著……這不光因為他是軍官，也不僅僅是為了我們都進過軍校…… “中國軍人俘虜分几种：臨刑前一种是破口大罵，一种是苦苦哀求，一种是听任擺布。他卻要求站著死! “把他抬出去的情景，我至今鮮明地記得：他看了我一眼，并點點頭……這种人生最后的安詳、平靜和禮貌給我心靈的震撼极大……” 此時此刻我心里難過得沒辦法，我說不出話來，悲憤像一塊石頭壓在我的心頭，我喉頭發哽，他說的日語我完全听不懂了，我把頭深深地低下去。 我問山下有沒有少校的照片，我想看看。山下搖搖頭說：“沒有———很可惜，多少年過去了，我還常常想起這個人來。” 我忽然聯想到少校的母親，她一定會站在村口盼望自己的儿子，但她的儿子永遠回不來了，連張照片都沒留下來。 山下老頭說：“1944年10月，日本特務机關在北京長辛店工厂抓到一批共產党嫌疑犯，抓到后一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放狼狗撕咬。后來這批人被押送到石家庄監獄，因為有人想逃跑，所以把他們300多人都剝去上衣，反綁雙手，由40多日本兵動手，一次就砍去180多人的頭顱。然后把這些頭顱挂在監獄中電線杆子上、廁所里、食堂里、大門邊、通道上、牢房里，讓別的中國犯人天天看著。 “1944年11月，我在北平地區特務机關聯席會上，听到這些‘經驗’，都嚇出一身冷汗。 “在聯席會上听北平沙灘北京大學紅樓的日本憲兵隊隊長介紹，他們抓到抗日分子后，煮一大鍋開水，前面放一群狼狗咬，抗日分子后退，就要跌進煮著開水的大鍋，不退，就要看著狼狗撕咬自己腳上腿上的肌肉…… “長辛店憲兵隊長吉田介紹，他練就一套殺中國人不眨眼的方法，他可以砍開人的胸腔取出心髒和膽。他把中國女青年頭砍下來，放在鍋里煮，把煮熟的肉掏淨，把雪白的頭骨放在桌子上當裝飾品…… “包餃子，做餃子，給你添麻煩了，年輕人。” 我用筷子把肉攪一攪，由于時間長，肉餡表面已經變成深紅色。我的腦袋發木，我感到手中盆里的肉就是鮮紅的人肉!這是東厂監獄那吃人魔窟里的人肉呀!日本侵略中國期間，多少中國的好男儿在那里受到折磨，又有多少好男儿為抗擊日寇在那里流盡了最后一滴血呀。可我今天卻在這儿，給當年的侵華日軍老鬼子包餃子! 我把盆一下摔到桌上，我告訴老日本鬼子： “這是人肉!我看它像!老子我不能給你做人肉餡餃子!” 我大步邁出他的家，淚水隨著悲憤的情緒忍不住終于涌了出來，眼前的世界變成一片模糊。 無意中，我惊訝地發現老鬼子山下就在离我不遠的地方坐著。他坐在庄稼地里，他看見我哭了!他一直悄悄地跟著我! 他不聲不響地坐在那儿，一直注視著我。 風吹著他那銀白的頭發上下舞動，那頭發和我當八路軍爹的頭發一樣白!作為戰犯，中國政府早把他給釋放了。我的心一下軟了。在突如其來的風雨中，我真擔心把他淋病了。我几步躥過去，用背心頂在他頭上，扶他向家里走去。 平田老太太開車接我來了。她看見我們兩人走在庄稼地里，不知剛才發生了什么。平田是很善良的人，她惊呆了。她手中的傘“砰”地一聲被風倒背過去，又“嘩”地一聲被風吹走了。 把老頭儿、老太太扶回家后，我扭頭就走，光著大板儿脊梁。 拉開門，外面是一片水的世界，嘩———嘩———嘩地響成一片。呼呼作響的風把從天上落在地面上的水，吹成一片片白花花的顏色，讓人分不清這從天而降的是雨水還是淚水。 我默默在風雨中走著，走著。我不感到冷，只感到胸中有一股火在燃燒。 我認識的鬼子兵方軍二、最后的軍禮 有個朋友十分想到外國去，他常給我來信，問我到日本的体會，這樣便于他出國前做些准備。我實在編不出什么美麗的花環送給他，左思右想，只好實話告訴他：“你如果在北京活膩味了的話，不妨到日本浪漫一下；不過只能浪漫一天，因為日本是全世界生活費用最昂貴的國家。” 我在日本6年很少穿西裝，和教授談話時常因頭發里沾滿拆房子的沙土而感到尷尬；和日本同學在一起時，我摔傷的腿和壓傷的腳一瘸一拐的，狼狽不堪，慘不忍睹。除去倒霉之外，命運還捉弄我，讓我經常和一個原侵華日軍老鬼子金井互敬軍禮。現在回想起來，簡直不可思議。我父親是1939年參加八路軍的老戰士，他和日本侵略者除去兵戎相見、你死我活外，不可能互敬軍禮。他連日本侵略軍1945年投降時在中國30多處繳槍儀式上的最后一個軍禮都沒見過。父親至今說起這件事都遺憾万分。据父親回憶，1945年10月8日，在八路軍察哈爾省委宣傳部工作時，他接到上級指示，要他采訪日軍在北平的投降儀式。他披星戴月往北平赶，等赶到時已經晚了一天。父親只好從八路軍前方總部派人潛入北平的戰友那里得到前一天的消息。 后來父親以《投降的軍禮》為題，在《察哈爾抗戰報》上發表一篇通訊。 作為八路軍的老戰士，父親和侵略中國的日本鬼子進行過無數次面對面的戰斗。他目睹了多少村庄被鬼子燒毀，多少鄉親被日本鬼子殺害，多少八路軍戰友就在他身邊倒了下去，流盡了最后一滴血。他能活下來，應該說是幸運的。所以我特別理解他的仇恨，他的遺憾。日本侵華日軍放下屠刀，向中國軍隊宣布無條件投降而向中國軍民致敬的最后一個軍禮，父親确實是希望親眼見到的，可是，誰讓他晚了一天才赶到北平呢。 父親想見沒見到的事，偏偏讓我常常能見到，你說怪不怪？這事儿不是有點風馬牛不相及，“關公戰秦瓊”嗎？因為我雖曾是中國陸軍鐵道兵的戰士，和原侵華日軍老鬼子金井到底是兩個時代的軍人。命運卻偏偏安排我們不止一次地互敬軍禮，這不是一大邪事嗎？ 如果有人，在東京街頭或北京飯店門口拉住一個日本老頭儿，問他是否打過中國，十有八九會得到肯定答复。至于敬不敬軍禮就不好說了，舊日本軍禮已經很難被世人見到了，盡管目前還有40万當年的侵華日本軍人依然活到了今天。 金井老頭儿作為日本關東軍老兵曾在中國東北多年，他第一眼就認出我是中國人，而我是經過和他講話才确定他是侵華鬼子兵的。自從他知道我是中國人后，就天天給我們店來電話訂飯了。而且，這個侵華老兵還天天主動和我說話。開始階段，我們之間的談話是“管丈母娘叫大嫂子———沒話搭拉話”，慢慢地就轉入了實質性的話題。到后來，我們之間發展到還沒相見已經有許多思想要等待交流了。互相敬軍禮就是這時候發生的事。 金井有一次和我聊天時說他崇拜中國軍人，并崇拜了整整半個世紀之久。我問金井：“理由是什么？”他對我說：“我們舊日本軍關東軍司令叫東條英机。1945年9月11日他自殺時不敢雙手握住軍刀扎入自己的腹腔，而用小手槍照自己并不要害的地方開了一槍，沒有自殺成。光讓別人當武士，但自己不當武士。我一直記著東條英机的訓話：國民，要像武士那樣為了天皇盡忠赴死。武士道和武士文化是全体國民的价值標准和行動規范。‘武運長久’就是皇運和國運長久的保障，可他自己食言了。”金井接著說：“戰爭對于每個軍人來說，都有窮途末路的時候。多少舊日本軍人遵照最高指揮官的命令，效忠天皇，雙手握住軍刀扎進自己的腹部，他們真傻呀。”金井為他們表現出一臉的遺憾和惋惜。 金井老頭儿認為中國軍人才是真正的武士。我對他的“奉承”付之一笑。我說：“我們中國的東北軍不是遵照蔣委員長的指示敗退關里，拱手讓出東北三省了嗎？我們中國的大小汪精衛還少嗎？” 我說，“武士”這個詞不能像評論中國菜那樣，樣樣都說好吃。奉承菜可以，奉承人可不成。“武士”一詞按日本人的習慣有“英雄”的含義，這頂帽子不好給全体中國軍人戴上。如果中國軍人都是武士的話，中國的大部分土地怎么讓你們日本軍隊占領了14年之久呢？ 金井听了我的話搖搖頭，表示不贊成。半晌，他說：“你只是個毛頭孩子而已。” 自從他惊訝地知道我也是中國陸軍的退役軍人后，就常常立正站好，規規矩矩地給我敬一個軍禮。我們都沒穿軍裝，我們根本不是一個時代的人，但我馬上以在中國陸軍服役7年養成的習慣立正站好，還了一個軍禮。他庄重我不能不庄重，我們同是退役軍人呀。 有一次他跟我詳細描述林中打獵的情景。只見他雙手模擬端著三八槍，移動著步子追蹤跑動中的黑熊；然后右手食指扣動扳机的同時，嘴里“叭”的一聲。“倒下了”。他告訴我。我忽然想到了什么，不由得渾身一震。我問他：“向中國人射擊時是不是也這樣？”他急忙擺擺手，低下頭說：“別說了，那是罪惡。” 稍停，我對金井說：“我年年‘8·15’那天都去靖國神社，看當年的日本兵穿上當年的軍服在靖國神社內參拜，后天是‘8·15’，咱們倆一起去靖國神社呀。你如果同意，我今天就去向老板請假。” 金井說：“确切地說，我只去過一次靖國神社，那是50多年前的事了。1937年部隊去中國前，我們是在橫濱上的船。當時，我們長野大隊集体去過靖國神社參拜、宣誓。記得從那里出來，我們渾身都是勁，更緊地握住了軍刀和三八槍，我們要去保衛我們日本國的海外領土———滿洲國。我們恨不能立刻開到中國前線去，我們恨不能立刻變成靖國神社牆上的壁畫和石雕。” 金井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窗前，看著窗外。窗外是陽光炙熱的夏天，气溫高達38℃。 金井回憶說：“我1953年從蘇聯回國，船還是在橫濱港靠的岸。當年和我們一起出國的長野縣的戰友們几乎沒有几個人了。從蘇聯納霍德卡軍港坐船，穿過津輕海峽，途經函館、仙台，我在船上一看，全是俘虜營新組合的隊伍：有北海道的兵，有四國的兵，也有本州和九州的兵。在橫濱港歡迎我們的人群和歡送我們的人群場面不一樣，來的几乎全是親友，有人已經在這儿等了几周。沒有鮮花，沒有呼喊，沒有歌聲，沒有一片片閃亮的頭盔和槍刺，沒有軍樂隊，沒有揮動的旗幟，也沒有歡聲笑語。我們的軍服也由新到舊、縫了又縫。迎接者的目光飛快地在人群里尋找，找到了親屬的人，就大聲喊叫起來。多少母親眼里含著淚水在歸國大隊中找尋自己的儿子，多少婦女拉著孩子在人群中尋找自己的丈夫，多少女人想找到自己的哥哥或弟弟，多少女人在尋找自己熱戀過的男人。可是多數人沒能回來呀，他們永遠留在异國他鄉了。 “靖國神社，它留下了我的青春，我的希望，留下了我為日本流的滿腔熱血。我再不希望走近它一步，因為我從不幻想在那儿能找回我失去的一切。想起過去，我就感到悲傷。 “我可以陪你去日本的任何地方，我為你當向導，我和你在一起時感到年輕。我愛回味中國的异國風情，我雖去過中國，卻頭一次真正認識了中國人。我們去海邊、去登山，你拉我這個老頭子一把，我都感到由衷的感謝，我曾追殺過你的父老哇…… “但我不能答應去靖國神社，靖國神社是我青春的祭場。我們長野大隊一多半的靈魂都在那里呀，他們确實變成了武士。他們沒錯，我也沒錯，我們是為國家去打仗，不是為了自己!” 金井向我瞪起了眼睛，我這個人有個“從不對牛彈琴”的習慣，因此我沒說話。 “今天是什么日子？”兩天之后我又遇到金井，問他。 “今天是‘8·15’日本戰敗50周年。”他和我聊天從來沒有過“終戰”這個歪詞。 老鬼子金井曾是關東軍，后被蘇聯紅軍捉到西伯利亞，在俘虜營服了8年苦役。他說：“在蘇聯饑餓難忍的時候就挖草根吃，嚼著嚼著就落淚了，不吃不知道草根的滋味儿呀!楊靖宇將軍、馬占山的士兵胃里都是樹皮呀。”金井告訴我：“當時我們強制配給中國東北人民的糧食叫‘共和面’，里面還有鋸末呢。這种‘糧食’連我們的軍馬都不吃。 “1944年，部隊在哈爾濱南大崗駐防。一個中國老太太撥開我們日本軍馬的馬糞，從里面拾出豆子來。我看了上前一腳就把她給踢翻了。我說：滾蛋！你他媽的不是人呀，吃馬糞。老太太一邊哭一邊拾散落在地上的豆子。我說：你他媽的再哭，我就在這儿刺死你。我舞著槍刺在她眼前吼著，可老太太不走，她舍不得那些糧食。為此，老太太跪在地上一個勁儿地給我磕頭說：‘皇軍！皇軍！’ “在蘇聯俘虜營饑餓難忍時，我嚼著草根，就想到這個中國老太太，我好后悔呀……” 金井轉身打開保險柜，小心取出一幅照片。他戴上老花鏡給我講解：“這是你們中國東北抗日聯軍司令楊靖宇將軍的遺照。你是第一次看見楊將軍的照片？我也只見過楊將軍一次，而且近在咫尺，那就是楊將軍的人頭。 “那時，關東軍司令部感到楊將軍雖然死了，但是還有巨大的威脅，于是命令：把楊將軍的頭顱砍下來示眾，告訴中國人：抗日的話，這就是下場！” 金井仔細看著照片說：“我開始不喜歡他，他畢竟是我們關東軍的敵人。他所領導的抗日聯軍一直堅決抵抗，我們連隊的許多軍人都在他們的抵抗中陣亡了。你當過軍人，你應該理解我的心情。當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打死，是一定要報复的。可我一直在想，那時楊將軍如果投降了，可以去新京做官，那時，中國已經沒有了；新京就是滿洲國的首都。中國的正規軍都撤了，關東軍一共有70万部隊，日本是決心占領這片土地的，我不明白楊將軍抵抗意義何在？不理解他的同時，我卻佩服他。他的軍隊一共三千人，沒有重武器，沒有任何援助，他卻沒有后退一步。到后來，也就是現在，我的想法全變了，我感到楊靖宇是個偉大的人物。一個到外國去征戰的軍士，表現得再英勇也只是短暫的英勇；而一個為保衛自己祖國而戰的勇士，才具有永恒的意義。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這張照片我保存了55年啊。” 我看著楊將軍的照片想了許多。我在日本留學期間一直交党費。“為什么呢？”許多留學生這樣問我。今天老鬼子拿出的照片不就是答案嗎：半個世紀前中國共產党人在外國侵略者面前高舉起紅旗，宁死不投降；今天中國人民的敵人，就是貧困。我們中國的廣大農村，還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難道中國共產党人忘記了吃樹皮、吃棉花在冰天雪地里苦斗的抗日聯軍了嗎？我們中國共產党人不是先民眾的苦而苦、后民眾的樂而樂的党嗎？這樣的旗幟難道能在我們中國人民心目中倒下去嗎？ 我們中國人的旗幟上有楊將軍和几百万革命者的鮮血呀，有我們几代人為之奮斗的信仰呀！我就是為了這個堅持交党費的。 想到這儿，我立正站好，給楊靖宇將軍敬了一個中國退役軍人的軍禮。他餓死了還站在那，他是一种精神。 金井嚴肅地說：“半個世紀過去了，我一直崇敬楊將軍。他是真正的武士，他的軍銜應該和我們關東軍司令一樣高，可他和普通士兵吃一樣的飯，穿一樣的衣，睡一樣的床，實在是不可思議！作為原日本關東軍二等兵，我已經76歲了，我還活著，他卻早已离開了這個世界。我愿意把最后的軍禮敬給這位堅強的中國軍人。” 說完他也立正站好，給楊靖宇將軍敬了一個原日本軍人的軍禮。我吃惊地看著這一場面。 我不喜歡他把楊靖宇說成是武士，我糾正他說：“楊靖宇不是武士，他是我們中國軍隊的將軍，或者說是我們中國共產党的高級干部。簡稱‘高干’。” “今天是‘8·15’，為了50年前的噩夢不再重演，讓我們握握手吧。”金井小聲建議道。 “成！我代表我爹和犧牲的叔。”我把髒手在褲子上蹭蹭，于是八路儿子的手和原關東軍老鬼子的手握在一起了。這是兩只拉過槍栓的手，是兩只普通人的手，是向往和平的人的手。 握著侵華日軍老鬼子的手，我一下想起張愛萍將軍1987年5月29日接見日本防衛廳長官栗原佑幸的談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既不是中華民國那個時候的中國，更不是滿清時候的中國了。”我現在握著的這只老手，不也從根本上改變了意義了嗎？50多年前，它正揮舞著軍刀在中國的土地上殺人放火哪！ 金井鄭重地把他珍藏的楊靖宇將軍遺容照片送給了我。 這個時間是1995年8月15日。50年前的這一天，清晨，日本陸相阿南惟几大將自刃死亡；中午，日本裕仁天皇用無線電播放詔書，向全世界宣布：日本國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 我想那一天，世界的天空都應該是湛藍、湛藍的。 我認識的鬼子兵方軍三、山西遺夢 送外賣使我有机會走進成百上千個日本人的家庭，邁入机關、學校、工厂、寺廟、妓院、商場、賭場、警察所、消防隊、日本自衛隊、黑社會組織，見到職員、教授、木工、僧侶、妓女、流氓、軍人、主婦、政治家、消防隊員。他們有的文雅、有的粗俗，有的丑惡、有的善良，有的獨身、有的同居，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無所不遇。 送外賣給我的良机就是能更多地采訪侵華鬼子兵。 外地人的北京話再好，我們也可以听出他地方語中所帶來的蛛絲馬跡，更何況我們中國人在日本呢。當鈴木老人證實我是中國人后，他就再沒敢直視我的目光。可從那之后，他再不預定別人飯店的外賣，只給我們店來電話。 他想看到我這個中國人。我想。 后來，他告訴我他的右臂留在中國山西省了。而且一瞬間所發生的事情就變成了永恒。 鈴木的年齡應該在77到80歲之間。他每天還在顫顫巍巍地工作，是一家土產公司的經理。他的公司前面是個大倉庫，里面放著大豆、玉米之類的雜糧，后面是他的辦公室。辦公室寬闊敞亮，正面牆上挂著一幅大油畫，畫下白色有机玻璃上寫著“山西景色”四個字，譯成中文應叫“山西風光”。畫中表現的是秋陽下開鐮收割的情景。鈴木老頭儿告訴我：“這位日本畫家根本沒去過中國山西，可我付了錢，‘山西景色’就躍然紙上了。久而久之，我覺得這就是我印象中的山西。”老人駝背，仰著腦袋，用僅有的一只手指指划划地介紹著。“您去過中國的山西省？”我問他。 老人似乎沒听懂，他并不回答我的問題，只是茫然地看著他的畫儿發呆。我感到這里面肯定有故事，又不便開口直接問，于是也欣賞起這幅畫來。《山西風光》中的中國農民，都光著腳，撅著屁股揮鐮收割庄稼。我感到不對勁儿，便告訴鈴木老頭：“山西農民的穿著打扮不是這樣的，這有點像沖繩的農民在收割稻子。把油畫上后面的群山抹去，叫《沖繩風光》算啦。”鈴木老頭拍拍腦袋，笑了。他說：“這畫儿看了几十年，感到里面有問題，但始終沒找到它的錯誤在哪儿。” 鈴木老頭的辦公室里有各种通訊設備，計算机設備。他用一只手打英文傳真，打日本文記錄、報告書和統計表。辦公室前有個大水池，里面有悠然自得的大金魚。辦公室前后道路上种著綠色植物。盡管鈴木老頭工作條件、生活條件都好，可他卻總是很憂郁，有點像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隨時准備被拉上去，坐土飛机、挨批斗。仿佛生活給予他的毫無幸福可言，連“幸福過”都沒有。久而久之，他終于和我談起了往事，斷斷續續地說了很長時間。 我只在中國呆過一年又三個月就回國了。在中國東北遼闊的土地上，我們的師團沒有受到過任何抵抗，可以說長驅直入。由于北平的宋哲元將軍指揮的政府軍29軍在盧溝橋堅決抵抗，我們的部隊不得不奉命撤退待命，那是第一次撤退。 我們日軍一方面以和談為煙幕，一方面從朝鮮和日本國內增調部隊進關，准備大舉進攻。 當時指揮官集合隊部訓話：蔣介石一直命令宋哲元將軍執行“不屈服、不擴大”的方針，所以宋一直舉棋不定。蔣介石的發言，往往是我們日軍最關心的消息。如果他開始就強硬，把各地的部隊都調入北平，支持北平的29軍，那將會大大地影響我們的軍心。當時的局勢是，我們打到東北，東北軍敗退，華北無動于衷；打到華北，山西和華東又無動于衷。中國既大又小，一個軍閥管一片天地。宋哲元將軍決心一戰是在1937年7月下旬，并于1937年7月27日通電全國。 接著我們的師團進攻山西。在山西，共產党軍隊于1937年9月25日首戰平型關，使我們第5師團的運輸部隊一千多人戰亡。這次傷亡人數超過与29軍的戰斗。情報迅速傳達，使我們受到震撼。在中國的土地上有強勁的敵人，我們要尋找他們、消滅他們。跟著又有一支共產党八路軍在行動，120師從陝西富平地區出發，到達山西叫北神池的地區，歸山西的地方軍閻錫山將軍指揮。只一仗，我們就知道了共產党的八路軍堅強有力。他們軍隊人數雖少，但這次混同人數眾多的山西地方軍一同抗日，使我們受到很大威脅。 有一天得到一個情報，說有個山區剛剛隱藏進一批八路軍115師的傷員，他們曾參加過平型關戰役。這批人夜間行動，白天休息，已經轉移了4個地方。他們有馬匹，有槍支，還有醫務人員，看他們的最終目標可能是西渡黃河，移師陝西境內的共產党區域。 那片山區的村子窮极了，連飲用水都沒有。井深在20—30米，但听說是八路軍的据點。晨露未干，我們悄悄包圍了那個村子，被我們赶到一起的一百多男女老幼全都對我們怒目而視，沒人說出八路藏在山林里什么位置。在林立的槍刺面前，他們居然敢無視我們。 面對我們包圍的沉默人群，山田上尉大聲吼道：“開始吧！”隨即伍長命令我把面前一個僅一二歲的小男孩刺死，以此逼迫人們說出實情。白刃戰，我敢端上槍刺狂吼著迎上去。殺小孩，我可不敢，我遲疑。伍長怒了。他大喊一聲，拉出那個孩子就是一刀，孩子沒哼一聲就死了。我嚇得兩腿哆嗦。人們都低下頭去，畏縮成一團。只有一個老頭沖出人群，他不管不顧地用嘴吸吮孩子從身体里涌出的鮮血，并大聲叫孩子的名字。他滿臉都是血和淚水，几百人听他悲慘的叫喊。 伍長吼叫著命令我把老頭也干掉：“渾蛋!看看這群人說不說。”我上去一槍刺就扎進老頭的腹部，沒想到他雙手緊緊抓住我的槍不放手，他竭力嘶喊著什么，我用盡全身力量也沒能拔出槍刺，只是把老人拖了几米遠。 “轟”的一聲，人群炸了。他們頂著雪亮的槍刺赤手空拳向我們扑來。用牙咬，用手抓，用石頭，用農具……女人的哭叫，男人的狂呼、哀號与日本兵嚎叫連成一片，像地下的岩漿一下子涌進了這山村的野林。混亂中，一個青年跳過來一柴刀就砍下了我的左臂，邊上一個日本兵一聲嚎叫又一槍刺扎進他的胸膛。那一瞬間永遠記在我的腦海里：那老人自己雙手拔出了三八槍，然后睜眼倒在地上!我當時一點不感到痛，只感到有股熱流從刀砍的地方向外噴涌。衛生兵沖過來使勁勒住我斷臂上部，我立即昏死過去。 后來听說這一百多村民全部被我們三百多日軍殺了……村里的房全燒了，后來山林也起火了，燒到我們日軍撤离那一天還在燒…… 由于感染化膿，我的左臂殘余被我們軍醫徹底鋸掉了。再后來不久，我和一批戰傷者一起回國了。 半天，我問他：“那中國老頭儿喊什么呢？” “‘瓶（拼）了吧，瓶（拼）了吧!’我去過中國，我只記住這一句中文，我永遠忘不了這句話。那是在憤怒和絕望之中，我們人類由于被殘殺而發出的最后的呻吟，是一個長者面對死亡而向他的村落發出的最后命令。” 他始終看著窗外，但夜晚的窗外什么也看不清，可是鈴木還在努力地看著。他的背深深地駝下去，青筋畢露的右手放在膝上。他坐在那儿像一尊泥塑。 万籟俱寂，我能听到任何一個細微的聲音，熱鬧的東京好像已經死了。我仔細尋找那撕心裂肺的嘈雜，我想聞到血腥，我想重新回味那來自人間地獄的一切。但東京的夜晚靜悄悄，東京的夜晚像東京人，他們在本能地掩飾過去。 “人間地獄”本是人類社會所制造出來的宗教恐怖概念。自從有了日本兵，我們中國的土地上四處都變成了活生生的人間地獄。今天，我面前的獨臂老鬼子又一次重新揭開了這歷史的一幕。半個世紀前，他們就是人間的惡魔呀!天气并不冷，但我卻渾身哆嗦。我知道我的臉色是鐵青的，我捏緊拳頭，不知是怎么走出的那個辦公室。 他為什么要向我講述這些慘烈的人生經歷呢？是不是只告訴過我這個中國留學生？如果他的胳膊沒有被中國農民砍掉，他會向我講述這一切嗎？半個世紀前這非人道的故事是必須要向誰傾訴的嗎？ 那個星期是我送外賣出錯最多的日子。悲憤像一塊大石頭壓在我的心頭。有時我一邊開摩托，一邊大哭起來。就在東京的大街上，在無數人困惑的目光中，我這個男人忍不下去呀，我不斷用髒手使勁抹去我眼中涌出的淚水。我為同胞們感到悲哀，我為中國人的悲慘遭遇而感到難過。我們中國人是牛還是馬？任你們殺!我們一個堂堂大國就是因為不團結、不強大呀! 我的心情無論如何也平靜不下來。 有一天，老鬼子鈴木突然抬起頭，直視我的目光。他那混濁的目光中充滿了警惕和戒備。他說：“我看你像個記者，因為你跟我聊天時總在你的工作服上記著什么。”我說？我并沒問你什么，全是你自己告訴我的。再說，全世界您見過我這樣邋遢的記者嗎？穿一身破白工作服，騎一輛破摩托，咱是打工的窮留學生而已，何來記者？” 最后一次給他送飯，我把飯菜的包裝拆去，整齊地放好。再把衣冠不整的他收拾一下，把衣服扣子系上，把褲子給他提一提，他現在是殘疾人。戰爭的風云已經飄過去了，需要站在高一點的地方，才能看見它黑壓壓的外貌。 我要走了，和他告別，告訴他我的續任是個日本高中學生，請他多關照。請他自己也多保重，健康比錢還重要，能休息就別工作了…… 他顯出無限的傷感，告訴我：“你要走啦，你走了，我就不訂你們店的飯了，不好吃，不好吃。如果你還在東京，請你一定來看我，一定來呀。……中國人好，中國青年好。我正在聯系進口中國的大豆，第一批貨最近就要到了。只要我還有一口气，就想去山西的那個村子去看看。過去是一個不堪回首的噩夢，我要為死者的靈魂祈禱安宁，也讓自己的心靈得到安宁。你陪我一起去好嗎？”他用僅有的一只手抓著我，仿佛怕我跑掉了。 他終于直視我，讓我感到他的忏悔是真誠的。他的眼睛里充滿了混濁的老淚，右眼應該說有角膜云翳。我始終認為戰爭的罪犯不應該是他，也始終認為人類應該盡可能地避免戰爭。因為戰爭的行為是普通人之間的廝殺，而發動戰爭的人倒坐在一邊看著，而且這些人還在夢想著复活日本軍國主義。 獨臂老人，你的右臂半個世紀前留在中國山西省的土地上了，因為戰爭發動者的罪惡。你常常告訴我，那是一場不堪回首的噩夢。既然你還活著，并且有所忏悔，所以我希望你健康地活下去，并把你的故事也能講給日本青年們听听。畢竟，你已經走到歷史博物館的門口了，再上兩個台階，敲不敲門，那扇門都會自動打開了……我認識的鬼子兵方軍四、你爹是八路 老鬼子山田已經病入膏肓了。他鼻子里插著氧气管，說一句話要喘上三喘。我最后一次看見他是在离我打工的飯店不遠的街上。他拉著氧气瓶車，走兩步喘一喘，走三步停一停。我猜想他是希望最后一次看看東京的陽光、東京的街頭吧。他以軍人的習慣勉強挺起胸，風把他稀稀拉拉的白發吹得顛三倒四。我喊了他一聲，他沒听見。我又喊他一聲，他還是沒听見。我知道他已經几個月、甚至一年沒見過陽光了。我想此時他在人生最后的時刻重新体驗生活的喧鬧，一定很高興。我把車停在他跟前，他才看見我。他給我行了一個軍禮，嘴里咕嚕著什么，似乎有几只蚊子嗡嗡哼叫。我大聲說：“你能走出來，太好了。你要保重哇，感冒了可不得了。”他伸出右手放在耳邊，听著笑了，露出几顆長長的老牙。他又向我行了個軍禮，并企圖立正站穩。氧气瓶小車的車把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像一把晃動的軍刀。 “真是個老鬼子，媽的。”我心里講話。 老鬼子山田住在我們飯店后面一間小屋子里。他是每天都訂飯的客戶。他還有一個家在住宅區邊上的寺廟里。他為什么搬到我們店后面小屋里一個人生活，我不得而知。他寺廟里的老家我也去過。門口牌樓的石柱有三米高，那牌樓上的紅字匾額依稀可辨，全部是漢字。寺廟的院子里長滿野草，到處是青苔。問山田的街坊才知道他住院了，而且永遠不會回來了。 山田的老婆倒有模有樣，看上去大約比他小10歲。她一周來看山田一次，給他帶來一些常用的東西。山田的老婆在另外的地方住。他們為什么分居？是离婚了還是怎么的，我也無從問起。山田的女儿在橫濱一所大學當助教，可從來不看他。從山田口里我得知她比我小一歲。我非常想見見這位助教，可一次机遇也沒有。老鬼子山田為什么不去養老院，為什么不住進醫院，為什么一個人在小屋里挺著，我至今都弄不明白。山田每天打電話來訂飯，送一次飯就夠他吃一天。每次去送飯，他都非常有禮貌地說：“給你添麻煩了，請下班后過來聊天吧。”每次他都把用完的飯碗和方便筷子整齊地放在門口，然后接過新送去的飯。通過跟他聊天，才得知他的經歷。 1937年12月，山田參加過南京大屠殺。可他從不說南京大屠殺是對的還是不對的，從1937年到1945年間，他多次參加過与國民党軍的大戰役，無數次与八路軍以及游擊隊作戰。他是一個身經百戰的人。他講起戰爭來，很生動，常常做出一些軍事動作。 他說：“听槍聲，我就知道對方是什么部隊，是否訓練有素，是正規軍還是地方軍。中國政府軍打仗是槍炮齊鳴，他們往往拉開很大的架勢。八路軍是不到150米不開槍，在這突發的槍聲面前如果不迅速作出反應，那么几分鐘以后，八路軍就已經端著刺刀沖到你眼前。 “我們臥倒在那儿，一槍槍向目標打去。如果是逆光，不但槍尖的准星上有虛影，而且不太容易看清敵人，那時就見我身邊的人‘噗’地歪倒一個，‘當’地一聲響又倒下一個。子彈嗖嗖地從身邊飛過去，只有把身子放得更低，匍匐著移動。 “我們的長官這時候不罵敵人，他趴在那儿大聲罵我們。因為軍事動作姿勢要低，而且不能總呆在一個地方。敵人能順光清楚地看見你，他一槍打到你右邊，冒起一股土煙，他修正后打出第二槍，那時你就完了。”他笑時，我發現他几顆長長的老牙。 “如果是正面200米，子彈打中鋼盔，人也就完了。子彈“當”的一聲擦鋼盔的邊飛過去也不得了，像用大木棒朝你腦袋掄了一棍一樣。 “我發現把鋼盔摘掉好。鋼盔反光，而對方的中國軍隊都把草頂在頭上，要想看清他們很難。我照此辦理，悄悄抬起頭，不但看清了對方運動著的部隊，而且沒招來像飛蝗一樣的子彈。我的長官對我嚷‘混蛋！戴上！’我趴在地上對他比划：這東西反光，老遠就能看見。在鋼盔上面扎上草，扎少了跟本不管事，還是反光。結果，我的中尉隊長也把鋼盔摘了下來。戰后我們倆都活著。” 我問他當年最怕誰。他說：“我所在的部隊最怕民團。這些人和我們有殺父滅子之仇、辱妻之恨、燒家之憤，他們身上涂有草藥。說是刀槍不入。這些人狂呼吶喊著向我們沖來，前赴后繼，令人心悸。他們不懂戰術，不會利用地形、地物，武器是土槍、土炮、大刀、農具。民團的人甚至用原木抬著清朝的土炮來和我們作戰。他們英勇至今讓我感到心顫。……我反對對平民燒光、殺光。實施岡村宁次將軍的這一命令使我們日本軍在中國人心目中完全變了鬼畜軍隊。對正規軍是軍人之間的戰役，那另當別論。 “第二怕八路。八路軍訓練有素，英勇頑強，夜戰如神，行軍如風。” 我告訴他我父親就是八路。 “什么!你爹也是八路？”他瞪大眼睛大聲喘息著，右手下意識地往邊上摸了兩把，本能地想起身坐起來。這是軍人才有的防衛動作。 我問他：“你要找槍？”我們都笑了。 “我對八路軍印象不好，”他鎮靜下來慢慢地說，“他們往往以小股部隊吃掉我們更小的部隊，然后迅速轉移。這使我們的火炮、飛机、坦克、卡車都失去作用。戰爭打的是鋼鐵、教育、科技和指揮。八路軍狡猾地避開了我們的优勢和銳气。” “尤其是八路軍游擊隊，神出鬼沒。1942年之后，八路游擊隊更猖狂，弄得我們分不清楚什么人是游擊隊，什么人是情報人員，什么人是一般平民，好像中國人都成了八路軍游擊隊。一天夜里，我記得很清楚，槍聲在村頭不遠的地方響起，听槍聲就知道他們不過十几個人，我們一個中隊全体出動，結果誰也沒抓到。回來睡覺，槍聲又響。我們又是全体出動，還是沒找到一個對手。又回來睡，又響起槍聲。中隊長佐藤大尉說，別理他們，游擊隊沒什么大動作。果然，槍聲漸漸遠去了，可以安心休息了。連續几個星期戰斗、行軍、出擊，大家都太累了，很快都睡著了。誰知就在這時，一顆炸彈在窗台上爆炸了。我們一屋子人被炸死6個。几十年過去了，我一直心惊肉跳，從沒能安安心心地睡過覺，八路軍游擊隊那顆炸彈總響在我耳邊，八路軍游擊隊不好，最坏!” 我給山田送過一年多的飯，久而久之，熟了。我問他：“你女儿怎么不來看你，是親生的嗎？”山田用直勾勾的目光看了我好一會儿，才告訴我一個內心世界的秘密。 山田對我說，他回國后就當高中教師。由于結婚晚，1955年才有了自己心愛的女儿。他一直用心教育她，希望她上最好的大學。那年女儿高考成績不佳，他大發雷霆。女儿退縮在牆角哭了起來。山田說：“我一听到這哭聲惊呆了。這聲音讓我想起几十年前發生在中國鄉村的場面。那個被我強暴過的小姑娘也退縮成一團，惊恐万狀地渾身哆嗦。她小聲的哭泣絕對是悲慘、絕望的。從那以后，我沒責備過我的女儿，我感到我對不起她。從此我和女儿漸漸疏遠了，她不理我，從不和我聯系。 多少年來，我內心世界的東西，從來沒告訴過女儿和老婆。在她們面前，我永遠昂起男人的頭。” 外面下雨了。雨落在房頂上嘩嘩地響。雨水又順著房檐的水槽流下來，也嘩嘩地響。這是天上落下來的淚水，為了受盡苦難的中國人，為了中國人當亡國奴的悲慘歷史，為了那個被強暴過的小姑娘。在我心目中日本鬼子兵是些殺人不眨眼的家伙。被強暴過的中國婦女在提褲子之前沒再被刺一刀就算好的了。想不到他強奸完中國小姑娘后她那縮成一團、嚇得渾身哆嗦的悲慘哭聲，伴隨他整整半個世紀的人生路程，甚至影響到了他父女的關系! 山田看著窗外的無盡雨絲，呼吸艱難地告訴我：“我根本就不管你是哪國人，你怎么看這件事，只因為你常常來看我這個孤獨的老人，所以我告訴你。———她，是我的親生女儿。” 我喜歡和山田聊天。他很坦率，堅持自己的觀點。不知為什么，他罵八路軍，我听了特高興。那些日子，笑就像兩塊膏藥貼在我臉上。我在東京大街上送外賣，一邊開摩托車一邊放聲高唱： “向前向前向前!嘿! 我們的隊伍向太陽，嘿! 腳踏著祖國的大地，嘿! 背負著人民的希望，嘿! 我們是一支不可戰胜的力量……” 在牛奶公司門口，一群日本老太太看見我都說：“猴槍（我名字的日本語發音）干嗎這么高興？”我用中文說：“猴槍，還狗牌擼子呢!”日本老太太听不懂我說的中國話，知道我又犯各呢。她們聚一塊儿擔心地說：“你們看，今天猴槍哪儿不對了，他那脖子一擰一擰的，嘿!嘿!嘿起沒完了。” 為了積累資料，我拿著照相机，帶著閃光燈去拜訪山田。山田很警惕地瞄了一眼我帶去的家伙。他說：“你喜歡照相？”我說：“咱倆照張相呀。”他說：“為什么呢？”我說：“將來回國好看看呀。”他說：“可以照，但一定要換上西服，把頭發整理好。”我說：“不用，就這樣挺好。” 形容原汁原味的日語叫“搔鬧媽媽”，可是山田不同意“搔鬧媽媽”。他說你的照片一定有用意，如果用于友誼，應該穿西服；用于新聞，應該“搔鬧媽媽”，“你是什么用意呢？”他問我。 沒辦法，我對他實說：“你參加過南京大屠殺，可你從不說那次大屠殺的對与錯。我想把你的心態‘搔鬧媽媽’地介紹給中國讀者。記者的責任是如實地反映情況。我雖然不是記者，卻有這個如實反映的習慣。照片怎么樣沒關系，清楚就行了。你們日本國不是常常說‘國民有知情的權力’嗎？” 听了我的評論，山田急了，他大聲喘息著：“快把氧气給我插上。”我感到死神已經揪住了他的后脖領子，馬上就要把他押走了。過了好一會儿，他才緩過勁來： “不能照，不能照!我在南京殺過人，不能照!我不能讓南京人看見我!我說了，不能照。” 我說：“好，好，不照，放心吧。———但是咱們作為朋友，照一張，將來回國我看看，成不成？我絕對不在報紙上用。” 山田老頭子吸足了一口氧气，慢慢坐起來，瞪圓了眼睛，命令道：“不能照!”他那貼成一團的白發先倒了下去，他才慢慢地倒下去，空气凝固了。屋里有一股子酸臭的味道，老人顯然几個月沒洗澡了。我又想起他的女儿來。唉，她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呢？沒准穿得挺漂亮的吧。 我悻悻地把家伙收起來，告訴他：“我不照了，你放心吧。”他喘息地告訴我：“對不起，實在對不起，———我在南京殺過人呀。我相信佛教已經30年了，你不能讓我再回去呀!” 這次輪到我惊訝万端了，我說：“佛教能把人活生生地帶到想去的地方？!那么，我特別想回北京，佛能帶我回去嗎。” 山田說：“我指的是靈魂，是意念上的東西，它既存在又不存在。” 我一下就想到南京城的戰火硝煙和死亡的30万人，我用眼睛問他：那30万人有沒有靈魂？如果有靈魂，在同一個世界里你們相遇將會怎么樣呢？但我沒有開口，只是呆呆地站在門口。 山田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他直勾勾地看著我，又急忙回避開我的目光，空气又凝固住了。燈光不聲不響地亮在我們之間……燈光應該是人類社會進程中的歷史見證人，它目睹了一切，又都一言不發。 東京的夜晚靜悄悄，靜得連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能听見。在這樣的夜晚，人与人無聲地交流，但拿出佛教也好，什么教也好，哪個能擲地有聲地向世界宣布“一切皆無”了呢。一個病入膏肓、半個世紀前親手殺害中國人的老日本兵，此時的目光都不敢与我平和的目光對視，那么這种教義，這种信仰，這种“道義上”的護身符又怎能安慰犯罪者的心靈？ 如果能的話，我倒想讀一讀佛經了。 我向山田要几十年前的照片看看。他笑了，像個孩子。他說：“絕對不能給你看，你是一個很狡猾的人，是一個很坏的人，我要提防你。”但是他卻向我要我們家庭的照片看。我沒什么見不得人的，就拿給他看。我一共帶到日本十几張家庭照片，這十几張照片在山田手里翻來复去看，愛不釋手。其中，有父親在新西蘭和澳大利亞訪問的照片。我告訴山田其中一張雙人照，那上面叫林忠的人是駐外大使，也是個八路。山田拿著照片感慨地說：“頭發都白了，都白了，大家都成老頭子了。” 山田向我提一個要求：他想要一張我父親的照片。他說：“你父親過去是八路軍，和我們打過仗；不過從照片上，能看出原八路軍的風采。你爸爸身体健康，精神飽滿，穿著中山裝，挺起胸膛有官員的模樣和軍人的風度。”他還說他喜歡爹的灰色中山裝。他喜歡灰色？灰色是華中、華北一帶八路軍軍服的顏色。 他挑出父親的一張照片、捏在手里。我如果說不，他會失望一輩子。 山田長時間地端詳這張照片，嘴里反复念叨著：“你爹是八路，這就是五十多年前的八路軍。”他看著看著笑了。我看見他沒有門牙，沒有槽牙，只有兩顆犬牙。 我認識的鬼子兵方軍五、轟炸重慶 松井老頭儿一開始就幫過我的忙，這使我非常感激他。 事情是這樣的：開摩托車去松井家要經過一個長100米的坡道。如果中途不停車，問題倒不大，可以一直順利開上去。偏偏那天在這個坡道上有家人訂飯，我得停一下。等我再起動時，由于油門過大，摩托像一匹脫韁的野馬，大吼著從我褲襠里竄了出去。只見它“轟”的一聲，騰空而起，又重重地摔在坡道上。惊魂未定，我發現松井老頭訂的飯已從箱子里甩出來，在坡道上不緊不慢地跳著華爾茲。它一轉一歪、一轉一歪，順坡而下。陽光照著它圓潤的身体，忽明忽暗，忽暗忽明。 松井老頭的家在坡道拐彎處。我怀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按響了他家的門鈴。一個一瘸一拐的老人開了門，露出一張慈祥的臉，無疑這就是松井先生。我老實對他說：“對不起，讓您久等了。您訂的飯看著很干淨，其實它已經在馬路中間跳過華爾茲舞了———我剛才在坡道上翻過車，實在抱歉。” “華爾茲？你說它跳過華爾茲？”松井老頭樂了。他慈祥地看了我一眼，說：“你是中國留學生吧？咱們初次見面。既然這碗飯跳過華爾茲了，那么你就放在這儿吧。我吃不吃沒關系，關鍵是你的老板他要不高興的。他不會關心你翻不翻車，他關心的是這碗中華蓋澆飯的利潤。這碗先放下吧，一會儿你再給我送一碗來。小伙子，駕駛摩托和駕駛飛机一樣危險，你可要小心。” 善解人意，助人為樂。這是松井老頭儿留給我的第一個印象。 老鬼子松井眉清目秀，不過他的左腿細得像根歪扁擔。我摸過那條腿，是條沒有肌肉的真腿。通過多次聊天我才知道，松井原是飛行員，二戰中轟炸重慶時被中國軍隊擊傷飛机而致殘。我每次送飯，都要和他聊一聊。和他聊，我感到比听大學教授講課還有意思。后來聊不過癮，干脆休息日常去這個殘疾老人的家。 松井先生溫文爾雅，松井夫人也是個和善的日本婦女。她到處做臨時工，每天勤奮地早出晚歸。我就看見過她在离我們飯店不遠的一家日本料理店里洗過盤子，昏天黑地猛干。她像外國留學生那樣，她比松井先生小三十多歲。看著她輕盈的背景，我小聲告訴松井一句中國的俗話：你是“老驢吃嫩草”。 但是，她知道他在侵華戰爭時轟炸過重慶。 老鬼子松井愛飛机。他迅速從書架上找出几本雜志，信手翻出其中的章節，給我講解今日美國戰斗机、中國戰斗机、蘇聯戰斗机、北歐戰斗机的各种性能。他說今天的飛机和過去的飛机不同，備有自動裝置。即使飛行員受了傷，自動裝置也會幫助人安全降落。對此，我將信將疑。當他講到侵華戰爭中日本的各种飛机和艦只時，我就專心地听。 “戰前我受過高等教育，盧溝橋事變之后我就被卷了進去。我一開始就在空軍。我駕駛過三种飛机，轟炸過重慶市。那個年代，不去是不行的。我的轟炸机被中國政府軍地面部隊擊傷。我回國后，冷靜地思考了几十年。 “1942年我回國后，躺在東京的防空壕里，听著轟轟隆隆的美國飛机聲、炸彈爆炸聲，我就想：我們去轟炸別人，所以別人才轟炸我們。美國人為什么和中國人在一起報复我們呢？我們日本國那么多敵人，全是我們自己樹立起來的。 當時美國飛机几乎天天來轟炸日本，我的腿在轟炸重慶時被中國地面炮火擊傷的部位還在恢复中，所以就天天躺在防空壕里。那時的日本，除去地震就是轟炸，大地總在波動。整個日本列島處在恐慌和烈火之中。這烈火是我們日本兵在中國、朝鮮、菲律賓、馬來西亞和美國燃起的。如今，它燒到了日本本土。” 松井先生在談到飛机時，總用一本書或一雙筷子在空中比划著。他又拿出1945年在防空壕里寫下的日記給我看： “1945年3月10日，美軍空襲東京，一夜之間奪去10万人的生命，使100万人失去家園。 從1942年4月18日開始，美軍開始利用在太平洋上航空母艦起飛的飛机轟炸日本。空襲日本以來，美國飛机飛行一万七千多架次，共投下炸彈10万吨，使日本國民死35万人，傷42万人，有221万戶受災。” 松井先生說：“我當時一邊寫日記，一邊鮮明地感到，這地面不斷傳來的爆炸聲，正是世界人民對我們日本民族的怒吼和報复。 “1940年和1941年，我多次飛往重慶投過炸彈。我的飛机被擊傷后，我非常害怕飛机落下去。被摔死的恐懼和被中國人捉住的恐懼交織在一起，盡管缺氧，我用盡生命的力量駕机往回飛行。 現在日本右翼勢力竭力主張為當年發動的侵略戰爭辯護，我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感到，這种辯護對日本民族的將來，沒有任何好處。忘記戰爭，就沒有和平。光說東京挨炸不好，這樣會使日本年輕一代產生錯覺。我們日本產品要融入世界，心理也要融入世界，為各國人民所接受。” 松井給我看美軍在廣島投下原子彈的照片，給我看空襲日本的照片，日本兵死亡的照片和日本國民在戰爭中受害的照片，還給我看轟炸重慶的照片。 看轟炸重慶的照片時，我問他是他親手拍的嗎？他笑了。他說那時的飛机進行投彈時要俯沖，可沒有今天美國空軍在海灣戰爭中所使用的現代化軍事科技。万米以下是非常危險的，不可能自己攝影。面對轟炸重慶的照片，我心情沉重。我告訴松井：“1973年，我當鐵道兵時去過重慶，建設歌樂山火車站。那時，我們鐵道兵修建的襄渝鐵路的終點就是重慶。一個夏日的夜晚，我和一個戰友去紅港碼頭散步，看到山城的燈光和滿天的繁星連成一片倒映在江水之中。面對碼頭上一對對依偎在一起的情侶，聞著婀娜多姿的南國植物所飄散過來的陣陣幽香，我感到重慶就是人間天堂。” 我不斷翻弄著松井收集的歷史照片，可是我印象中的美麗山城与面前的被轟炸的重慶對不上號。 我這個人城府不深，是個喜怒哀樂溢于言表的人。我冷下臉來告訴松井，我在中國軍隊服役時是优秀射擊手。要是抗戰時我在重慶，今天你就別訂飯了。松井老頭儿听了并不生气，表示理解。聊到很晚，松井夫婦竟打電話讓電器商把一台音響送到我家里，說是要表達他們難言的心境。 我打開包裝，插上電源，已是滿天星斗，听著帶有重低音的提琴曲，我總感到那是松井操縱的重型轟炸机在重慶上空向下俯沖。那細細的高8度，似乎是被炸死的重慶少女冤魂的吶喊，充滿了悲憤和蒼涼。 我不能說這台cd音響上沾有中國人的鮮血，但我想到我叔叔是被侵華日軍殺死的，他被晉察冀軍區追認為戰斗英雄；村里父老鄉親為他建的抗日勇士紀念碑至今仍屹立在村頭。想到這些，我就趁著夜色，把音響端出門外，扔到垃圾堆里。抬頭望月，那個夜晚的月亮特別圓。我相信那明月就是我叔叔的目光。 每年“8．15”前，日本電視台都要播放二戰的紀錄片。看到其中有轟炸重慶的片斷，我急忙給松井去電話。天空上布滿一架架齊頭并進的日本轟炸机，緊跟著就是一架架地向下俯沖；轟炸嘉陵江和長江匯合點重慶。松井老頭在電話里大叫了起來：“這就是55年以前!”看到濃煙滾滾、烈火熊熊、尸骨遍地、斷壁殘垣的山城重慶，松井說他也很難過。他在電話里告訴我：“是我，是日本給中國人民帶去了災難，帶去了不幸。” “8·15”前后，在日本出版的中文報紙上刊登了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各地挨炸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蔣經國之母遇難經過》，我看了忙用日文電腦譯出，交給松井先生。 松井看后感慨万千。他頭一次知道，連蔣介石的老婆都讓日本空軍炸死了。 松井說每年“8·15”前日本電視网都播二戰紀錄片，雖然教科書上沒有這些歷史，但不少日本學生從紀錄片中都模糊地知道一些歷史事實。松井特別贊賞德國人對侵略戰爭認罪的開明態度。他認為這正是經濟、政治大國与狹隘島國國民心理的鮮明對照。 他給我看1996年8月21日《每日新聞》上的一篇文章。該文說德國根据納粹犯下的罪行，用法律規定下來對受害國家与個人進行認真賠償。 “從1956年《關于對納粹迫害犧牲者賠償聯邦法》制定以來，截至1993年1月，德國對猶太人付了710億馬克的賠款。對英、法、荷蘭等歐洲12個國家支付了9億9千万馬克的賠款，還對以色列單獨支付了34億馬克的賠款。東西德合并后，德國又對俄羅斯、烏克蘭等三個國家支付10億馬克，對波蘭支付5億馬克的戰爭賠款，而且沒有宣告結束。目前總共支付了905億馬克的賠款，估計到下個世紀，德國將付出7200億馬克。 “相比較之下，我們日本付了多少戰爭賠款呢？日本從1954年到今天總共向18個國家付了相當于德國戰爭賠償費零頭的6565億9000万日元的戰爭賠款費，其中包括法國、西班牙、荷蘭等歐洲國家，卻未給中國一分一文。而且，就此宣告結束了所有戰爭賠款問題。” “中國的輿論有過要求戰爭賠償的呼吁。”松井翻出一份國民党監察員于樹德等撰寫的《對日和約的意見》。這篇文章發表于《大公報》1947年9月15日，日本報紙曾經轉載： “吾國乃缺乏資金之國家。拆舊工厂，作為賠償，我國必須准備偌大資金作為搬運裝置開工等費，故賠償中不能不要求一部分現金。過去我國對日戰爭，每次締和，日本都要賠款若千万兩。他們卻以我們的賠款，發展他們的工商業。日本經濟發展之所以有今天，實多借助于我國的賠償。今日本戰敗，我們按例要求一部分現金賠償，實屬正當合理，應該据理力爭，不容稍存客气。” 松井說：“中國放棄戰爭賠款的文件、理論、談話，我至今沒有看到過書面文字。我這個侵華日軍，我這個當年開飛机轟炸過重慶的老飛行員，感到不可理解。為什么不要戰爭賠款？這不但要說服億万中國人民，也應該讓我們日本國民理解。你當過記者，請你無論如何找到相關文件給我看看。我總會死去，但离開這個世界前，我不愿再有什么遺憾了，我要堅持到頭腦清醒的最后一刻。” “最近，民間賠償和慰安婦賠償問題又重新提出，日本國應該利用這個机會對中國人民表示歉意。如果一拖再拖，死活不認賬，這既不符合中國國民的民意，也不合乎大部分日本國民的愿望。” 每一次去老鬼子松井家，我都要飛速地跑出去几次，到日夜都開門的小店里复印我記不住的東西。我對他說：“對不起，松井教授，我想复印一份可以嗎？”他說：“你管我叫教授？我可當不了那玩藝。不過，几十年來，我一直都是坐在家里看書。我想我看的書可能不比教授少。但是我的學生經常竄出竄進，這可不成。” 作為50多年前就在中國領空橫行的老飛行員，松井有他見識獨到的一面。他認為侵華日軍較之中國軍隊的第一個區別就在于有文化。日本兵大都受過初等教育，而中國兵多是文盲。在經濟力量上，至1937年，日本的現代工業產值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已占80l，各种輕重工業產品均能制造；而當時中國的現代工業產值在國民經濟總值中僅占10l。在農業方面，日本當時已使用机械，而中國几乎全部依靠人力畜力。1937年，日本工業總產值為60億美元，而中國僅13億美元。生鐵產量，日本為239万吨；中國95万吨；鋼產量，日本735万吨，中國僅55万吨；石油產量日本為39万吨，中國僅0．02万吨。 松井說兩國之間另一差距就是軍事工業。1937年，日本軍事工業投資達22億日元，能大規模生產重炮、坦克、飛机、軍艦。而中國的軍事工業薄弱，除光緒年間生產的“漢陽造”步槍外，不能制造重武器。“漢陽造”還是光緒年間中國的張之洞、辜鴻銘請德國克虜伯工厂建造的。國民党軍隊有少量飛机，還是外國制造的，而共產党軍隊一架飛机也沒有。1941年，日本已有用于作戰的飛机5088架。 听著老鬼子松井說侵華戰爭中中國的落后，我既感到無奈，又感到不高興。他不等我說什么，就敲著一大摞航空雜志，對我發議論：“不過，戰爭的最后胜敗不在武器。零式戰斗机好不好？日本國不照樣在1945年8月15日在美國密蘇里號戰艦上簽字投降嗎？戰敗50年來，我一直關注世界局勢。美國軍隊武器好不好？還不是敗在越南人手里!這和我們日本人在中國的失敗是同一個道理。” 眼前的老鬼子松井令我困惑： 他曾駕駛零式戰斗机攔截中國政府軍戰斗机，曾駕駛重型轟炸机轟炸重慶，親手炸死的中國人起碼在3位數字以上；但他今天如此的明智又在日本政府大臣之上，他究竟是怎樣一個日本人呢？我又將如何將這樣的日本人向中國的年輕一代作介紹呢？ 我一直思考著這些問題。 我認識的鬼子兵方軍六、“土匪馬占山”英雄馬占山 我用一万日元買了一台大摩托。許多中國人對一万日元的概念比較模糊，一万日元相當于一個日本男人一天的工資。中國人用一天的工資買一台舊摩托的時代還沒有到來，而在日本社會這已經是不足為奇的事儿了。我的教授借給我一本書，叫《大量生產、大量浪費》，講的就是畸形發展的日本社會。這本書用我的話簡單地說就是：一個工人白天撅著屁股猛干，下班一杯清酒下肚，轉身就把大彩電抱出去扔了，還能看呢，好好的，就是舊點。 有了摩托我就鳥槍換炮了。去大學上課或者去打工，都增加了机動性和靈活性。夏天大學放假，我就多次騎上它縱貫日本，去東京或富士山下打工去。大學開學，我再騎上它往回返。一次，在翻越富士山与東京之間的箱根山時，我遇上了瓢潑大雨。在一個急轉彎的地方，我一捏前閘，連車帶人整個橫著飛了出去。痛得休克之后，大雨又把我澆醒，拉回到人間。睜眼看看，大摩托躺在我身上睡著了。我鉚足了勁把它推開，仔細一看，完了，我右腿上全是鮮血，不用脫褲子就看見了膝關節上的白骨。“這下完了。”我心里想。我的教授常說你們中國留學生就只知道打工、賺錢，不重視學習。為了改變他這一印象，我決定爬也要爬回去。 我從背包里掏出工具修理。先在附近找了一棵合适的樹。綁上前輪，把車把正過來，然后再修別的地方。如果實在修不好，我只好和它离异了，瘸著腿自己先到東京再想辦法。 折騰了几個小時，我的摩托終于恢复了一點儿本來面目。雖然用右腿踩不了發動机起動柄，但我把它挂上檔從山上往下溜，發動机又嘟嘟地叫了起來。下山去!先去找車舖，把車燈都裝上，要不還是寸步難行。 從箱根山上下來，我的第一件事是去東京的中國大使館，我的朋友小曲、小邊在那儿，他們會幫助我。 車開到中國大使館門口，兩個日本警察用眼睛搜查我全身后，問我：“帶手槍了嗎？”他們看我右腿上包扎著毛巾，鮮血順著褲子滴下來，猜想沒准我剛才搶過哪個銀行。中國使館的醫生給我受傷的腿進行了治療，還送我兩支藥。小曲和小邊把我送上由東京駛往北海道的輪船。沒有他們的幫助，大學開學之前我是絕對回不去了。 這次坐日本船，我先瘸著腿四處參觀。絕了，到底是工業現代化的國家，造出的船就是漂亮。這艘客船有四層，長200米，只有12名乘客。連我算在內，乘客都是騎摩托或開車的人，沒有交通工具的人都坐火車或飛机。因為乘客少，所以多數客房都關著門。船里有電影院、有健身房。客廳里有大彩電，吃的、喝的要比陸上貴一倍。船內電話可以通往世界各地。船里的洗澡設備也特別好，由于沒人說，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一跳進大浴池，腿上的傷就冒血，活像一條正在分娩的大魚。一邊洗我一邊想，戈壁灘上我們鐵道兵的弟兄們什么時候能洗上這樣的澡該有多好呀。 就十几個乘客，大家都坐在客廳里聊天，于是我也瘸著腿加入進去。痛得受不了，就噴噴大使館醫生送我的藥。 由于藥勁過去了，我這一比划，腿痛得不行，只好一屁股坐在地毯上，眾人大笑。他們說你不應該當留學生，應該當漫才師（相聲演員）或是喜劇演員。這時一個日本老頭儿為我解圍，他說別笑別笑，中國的气功真能治病呢。 這個老頭儿叫吉村，從我一上船他就老跟著我，我上哪儿他准上哪。我成了瘸子，有時上樓梯時不方便，他馬上會出現，扶我上去。我不好意思，就說老先生您請到自己喜歡的地方吧。他用中國話說：“你喜歡溜達的地方，正好我也喜歡溜達溜達。”他的東北口音著實讓我吃了一惊。我說我上哪，您就上哪，那您不就成了警衛員了嗎。老頭儿笑笑說，50多年前，我正是關東軍一個師團長的警衛員。我仔細看了看這個老頭儿，身高不足1．5米，戴一副金絲眼鏡，三八槍都比他高，上前線和抗日聯軍干是不夠條件，所以天生是當警衛員的材料。于是我們成了談天的朋友，我的腿后來痛得厲害，离開他的攙扶，就寸步難行了。 盡管他對中國人友好，但他的思想卻是成問題。他的第一個觀點是日本去中國是幫助中國搞建設。他說日本在東北修建了許多鐵路，建了礦山，還建了一個滿洲國。“現在中國人用的東北鐵路不還是我們當年在中國修建的嗎？而且我們的開拓團前后去了31万人，去開墾東北的荒地。”他用一只手畫著圈圈，好像他前面有幅地圖。 我告訴我面前的關東軍小老頭吉村：日本軍隊到東北是侵略、掠奪，決不是建設。我告訴小老頭：“關于日中戰爭，有一次我和教授還爭論了起來。教授說他父親是‘滿鐵’技師，年輕時拋家舍業，嘔心瀝血，一直幫中國建設。教授讓我看看今天的中國地圖，量量鐵路線，然后寫一篇《日本人幫助中國人建設東北》的論文。” 關東軍小老頭樂了，他拍著大腿說：“你好好調查，這篇論文很有意思。”我告訴他我利用這次暑假，一邊打工，一邊去當地圖書館，調查了一個月，用了三個晚上一個星期天才寫成。 “講一講，快點講一講。”關東軍小老頭高興地用眼睛掃掃眾乘客。他用形体語言告訴大家事實胜于雄辯。 我說，据我調查，1931年10月23日，“滿鐵”在關東軍司令部支持下，拼湊成立了一個偽交通委員會。它是日本侵華日軍攫取東北路權的工具。東北的全部國有、省有和民有的十余條鐵路（總長3000公里）均被劫奪歸并入“滿鐵”。就連“中俄合辦”的中東鐵路（全長1700余公里）及其附屬財產，也于1935年3月被從蘇聯手中僅用1億7千万元的代价收買去了，改名為“北滿鐵路”。至此，“滿鐵”完全壟斷了東北的鐵路及交通運輸業。 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日本所需的38种重要軍需原料，有24种是依賴東北提供的。 日本在中國修的鐵路完全是為侵華戰爭服務的。我國東北所生產的鐵必須運往日本去煉鋼。東北冶煉的少量的鋼，也必須運到日本去軋制鋼材。 再說“開拓團”。侵華日軍侵占我國東北后，便把東北農村置于它的殖民統治之下。日本大量向東北移民，強占東北農民的土地。“九一八”前，東京的拓務省是日本向東北移民的主管机關。侵華日軍在1936年制訂了向東北移民的龐大侵略計划，計划在20年內向東北移民100万戶，500万人。到1945年8月日軍投降為止，共向東北移民10万零6千戶，31万8千人，強占土地3900多万□。 例如1932年在沈陽等地，日軍以每畝30元或40元的低价，強行租借農民土地，使我國東北廣大農民失去了土地。 侵華日軍在東北強迫農民种稻，但卻禁止東北人民吃大米。“偷運”或食用大米者，被判為“經濟犯”。“七七”事變后，隨著“糧食出荷”的加緊，擴大了“經濟制裁”的范圍。行人攜帶糧食二三斤，即被日軍指定為販運糧食，重則殺頭，輕則下獄。這就是我論文的梗概。 船上的乘客陸陸續續地來，又陸陸續續地走了，只留下關東軍小老頭和几個男人。為了緩和气氛，吉村老頭提議大家喝啤酒。船上的啤酒很貴，但小老頭不在乎，他讓服務員給所有男人送啤酒，最后他付錢。大家坐在沙發上或地毯上喝啤酒，默不作聲，空气緊張，只有我站著，或者一拐一瘸地走一走。女船員看見了走過來，她拿一條白色濕藥布把我受傷的地方包扎起來。我感到這個女船員漂亮极了，傾國傾城，她穿著黑色的船員服，肩章上兩條線是黃色的，渾身散發著淡淡的清香。她說：“下了船請您立刻去看醫生。所有的來客，都是我們的客人，包括您。但今天在船上我能提供給您的服務只能是這樣微不足道，非常抱歉，請您原諒。”听了她的話，我心里舒服之极。在船上，只要不談戰爭，中國人和日本人是能夠友好相處的，———我一直這么認為。 但是吉村不老實，他又掀起了風波。 他當著大家講起了“馬匪”的故事。他一口一個“馬匪”，一口一個“馬賊”，講起了他年輕時在中國東北的故事。他講得繪聲繪色，指手划腳，吸引著日本乘客听下去。 他說，在中國東北，日中戰爭時有個土匪叫馬占山。馬占山是個神出鬼沒的人物，狡猾之极。我們和他打了十几年仗，可到日本投降了，他還活著。當時我所在的師團的任務，是專門剿滅他。有他的部隊和楊靖宇的部隊在，關東軍就不能安靜地生存下去。大大小小，我們和馬匪不知打了多少仗，他還投降了一次。好，這下你就歸順吧。誰知第二天，又把我們小股部隊吃掉了。一問誰干的，馬占山!馬匪!你說气人不气人! 一次我們師團包圍了他們數百人。大興安岭的群山里，白雪皚皚，森林密布，連我都看見了馬匪的部隊。師團長命令：堅決圍住，全部消滅。我們圍了三天，不少日本兵手腳都凍黑了，走到近前一看，有几百人生存過的痕跡，連生過的火還在冒煙呢。可人都到哪去了，難道他們會插翅飛出去不成？我們几千人，沒吃沒喝，受累挨凍，能跟他們痛痛快快打一場也好呀!可對手跑啦!就在我們的眼皮底下! 還有一次，我跟著師團長的馬走，太困、太累，一不留神從山上滑了下去，陷進七八米深的雪窩里，差點儿被凍死。這种經歷你們誰有？他問大家。 一次，馬匪的游擊隊潛入我們軍營，在井邊立了塊牌子，上面寫著“有毒”。我們連人帶馬兩天沒敢用井水吃喝。抓來几個中國人，強迫他們喝，嗨！屁事沒有，多气人！ 一次我們一千多人行軍，居然有馬匪小部隊襲擊我們。槍聲一響，群山回蕩。師團長腿部中彈翻落馬下，等我們布置好作戰隊形，他們20多人早在雪面上飛滑而去，那速度連子彈都追不上。抬著十几個死傷者往回走時，我們憤怒之极。 “有能耐的話，咱們面對面干嘛。”他對我說。 我告訴他：“我可不是馬占山啊。” 吉村說：1940年10月，我親眼見過一次馬占山，是一次秘密接触。他約見我們師團長，卻不許我們帶槍。他的警衛部隊一律馬步槍、駁殼手槍、馬刀，一個個精神抖擻，精明強干，身高馬大，怒目而視。馬占山本人精瘦、光頭、黑胡子、黑馬褂，50歲上下，臉上沒有一點笑模樣。 我要和師團長一起進馬占山的房子，被他的衛兵抓著后脖領子給提了出來。混蛋!馬占山的兵都不會說話!你說話呀，我听得懂! 一會儿，師團長也從馬占山房里走出來，臉色鐵青。師團長說：讓我站著，他坐著!混蛋!土匪!有一天我要親手把他的頭砍下來! 我和師團長去過不少大人物家，奉天市長也好，公安局長也好，都非常有禮貌。中國的禮節不比日本人差。獨獨他，十分蠻橫，這個土匪。當天夜里，師團長親自率領馬隊急行軍50多公里直扑白天秘密約會地點，可是馬占山早就溜了。在附近几個村庄拉网搜查，還是沒有。當時漫天大雪，師團長感歎道：“不是關東軍無能，而是漫天飄來的大雪幫了馬占山的忙。”關東軍騎兵要把這几個村庄都燒掉，把村民都殺掉。師團長反對，他說漆黑的夜晚村庄要是燒起大火的話，几十公里以外都能看見。這次不燒也不殺。說不定馬占山這個狡猾的土匪頭子還會找机會秘密約見他。可是后來始終沒有找到机會報复他。 自從關東軍小老頭吉村給我講了馬占山的故事，在我腦海里“馬占山”這三個字就永遠磨滅不掉了。 再去東京，我一頭扎進國立圖書館，找到一本日本人寫的《馬占山傳》。我在國內時愣沒看過《馬占山傳》，而日本人倒寫了一本《馬占山傳》。 《馬占山傳》開篇，日本作者引用中國學者的文字介紹馬占山： 1885—1950，字秀芳。祖籍河北丰潤，生于遼宁怀德（今屬吉林）。1911年，投靠奉天后路巡防營充哨長。1913年，任騎兵第二旅連長。1918年，剿圍有功升任營長。1920年，隨吳俊升赴黑龍江，升任騎兵團長。1925年，任東北陸軍第五旅長。1928年，任黑龍江省剿匪司令。1929年，任黑龍江騎兵總指揮。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任黑龍江省代理政府主席，率軍民抗日。12月，任黑龍江省政府主席。1932年，馬投降侵華日軍，4月，在黑河通電反正，重舉抗日義旗。不久与李杜等部組成東北救國抗日聯合軍，自稱總司令。11月戰敗，12月率殘部退入蘇聯境內。1937年“七七”事變后，任東北挺進軍司令，兼管東北四省招撫事宜。1948年底，參与北平和平解放工作。1950年，因患肺癌在北京去世。 圖書館要關門了，我急忙往后看。馬占山去世前告誡?我認識的鬼子兵方軍七、日本的情報戰 在北海道留學時，讓人最感頭痛的事，不是刺骨的寒冷，漫天的大雪，中國留學生的稀少，而是工作机會的難找！找不到工作的話，別說交大學學費，連生存下去都困難。交房租水電煤气的錢哪儿來？買糧食、蔬菜的錢哪儿來？所以，必須找到工作。再苦再累的工作也要咬牙去干。 初到札幌，几周沒找到工作。眼看著坐吃山空，正急呢，找到一份洗盤子的工作。老板一看，洗得可以，就把另一位洗盤子的日本學生，調換到端盤子的工作崗位上去。上下二層的飯店，70張桌子，洗盤子至少要兩個人，現在這個繁重的任務全由我一人承擔了。看老板存心要累死我，只好自己開除自己。于是又失業月余，后來又找到一個拆房子的工作。干這個活時遇到了北海道大學的碩士老崔，我們成了朋友。但札幌并不天天拆房子，我倆只好揮手相別。后來我去扛醬油，巧遇三浦老頭儿。三浦老頭儿和我住在同一條街上，又常見面，這次到同一個公司當臨時工，自然高興。 三浦老頭儿今年76歲，身体健康，熱情善談，心胸開闊，是個充滿奇談怪論的人。我知道他家有傳真机，每天看報，愛看書，喜做筆記。他夫妻恩愛，兩個儿子、三個孫子，都在東京工作學習。由于我們兩個臨時工經常失業，所以老在札幌圖書館的同一張桌子旁遇到。 日本全國無論走到哪里，最好的建筑都是圖書館和學校。圖書館里文明优雅，冬暖夏涼，因此，從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讀者群除去學者就是失業者。作為“館友”，沒几天我就了解到他曾是日本海軍少尉，1937年11月他所在的軍艦還炮擊過上海政府軍陣地。他去過中國的南海、東海、黃海。1941年在台灣海峽，擊沉過中國海軍的几艘小炮艇。在那次海戰中，他的軍艦中彈六發，爆炸的炮彈彈片擊中他的腹部、腿部，隨即退出現役，复員回家。由于那個年代的男人都上了前線，他馬上在當地找到了一個如意老婆。本想就此安心生活了，1942年又被應征入伍，還當海軍。他的艦艇在1945年初于北緯45度、東經150度的千島群島海面上被美國飛机炸沉。他被別的日本海軍艦只救起，不久，日本投降。 所謂“扛醬油”的工作，是在一家旅日華人開的公司送貨。這家公司壟斷了札幌全市的調味。札幌全市所有的大飯店，每天把需要的調味品用傳真的方式送進這家公司。接到傳真后，這家公司迅速派人把清單上的調味品送去。由于北海道打工机會很少，所以這家公司給我的印象是比日本公司還刻薄。新年前后忙勁儿剛一完，三浦老頭就被開除了。沒兩天，我也被開除出來。 有一天早晨我和三浦老頭又在札幌圖書館我們的大辦公桌前見了面。他見我有几分沮喪，便安慰我說：“嗨!這有什么，人生就是海中漂浮的船，不要悲傷。你沒飯吃，可以去我家吃飯，不必客气。從今天起，我帶你去北海道各地觀光。我們倆這几天把‘書’開除了，好不好？” 我不同意，對三浦說：“今天不成，今天已經來了，而且教授布置的几本書不看完，開研討會時我說什么呢？”三浦說：“好，那就明天。” 第二天，我和三浦去了洞爺湖。北海道有兩個洞爺湖，每個湖的面積都有10平方公里以上，統稱洞爺湖國立公園。湖邊森林茂密，溫泉相連，賓館旅社星羅棋布。由于沒有工業污染，故湖水清澈，曲徑通幽，鳥語花香，是個旅游胜地。描寫洞爺湖的課文，我在大學三年級的精讀課里學過，那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作者是東京人，1965年曾來觀光過。步入洞爺湖畔，風光果然不凡。原始森林參天蔽日，滿目碧綠，一片幽靜。這里是鳥的天堂，鳥儿可以自由鳴叫，自由飛翔。小松鼠豎起尾巴在樹枝間來回跳躍。小汽車在林中小路上悄悄地滑行，惟恐打破了這里的宁靜。一對對情侶，腳踩陽光，眼含羞澀，手拉著手靜靜地漫步。 依山傍湖處是天然的大溫泉。這些溫泉都高于洞爺湖的湖面，故沐浴者一邊洗溫泉一邊可以极目遠眺，觀賞湖上的風光。 夕陽像漸漸冷卻的紅鍋，把微溫的余暉洒到洞爺湖水面上，反射出碎金般的閃光。 我們迎著湖邊夕陽散步，一前一后。他沉思的身影長長地落在我前面。遙望夕陽。他慢慢地回憶：“1937年11月，炮擊上海也是在夕陽之中。在隱約可聞的爆炸聲之后，在上海城市几幢高樓的后面升騰起來的是遮天蔽日的黑煙。 “作為日本海軍，我沒有踏上過中國的一寸土地，卻無數次遙望過那幅員遼闊的國家。我知道我們日本軍人在你們中國所犯下的罪行。 對于日本侵華軍人給中國人帶去的災難，中國人肯定仇恨我們，不仇恨就奇怪了。” “但是……”他看著我說，“……戰爭的責任在我這儿，戰爭的責任又不在我這儿，我不過是個海軍少尉……。我希望今后中國和日本間永不再戰，日本人、中國人都在和平的環境中生活，就像眼前的景色。”他用手指著前方回頭看我。 前方是天地之間优美的夕陽，它正慢慢地，靜靜地落入地平線。那优美、靜謐的遠方，就是我可愛的祖國。 极目遠眺，我頭一次感到那橘紅色的落日和噗啦啦飛動的白色鴿群一樣都象征著和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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