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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思成夫婦有什么怀疑,東北大學的教職是一個特別大的挑戰。一個賓大建筑系畢業不到一年的同學,應邀創建一所新大學的建筑系并組建班子,還能指望別的什么呢?而且,這還是全國僅有的兩所建筑學訓練中心之一。另一所設在南京中央大學机械系內,也是頭一年(注1.)才開始招生的。 對于年輕的建筑學家們的挑戰不僅來自大學而且來自廣袤的滿洲大地。原來是入侵中原并從1644到1911年統治它的滿族人的保留地,這一大片北國土地盡管有大批漢族農民遷入,在1928年仍然是屬于邊疆地區。那年夏天他們以每周四万人的速率,從附近人口稠密的省份河北和山東擁入,而漢族家庭已占人口總數的90%。為了打開這個地區,俄國是首先建造鐵路的,但1905年俄國在日俄戰爭中被打敗,把南滿的控制權讓給了日本。在思成夫婦到達的時候,中長路地區的日軍駐扎成為維持秩序的主要因素。漢族的移民大部分也是沿鐵路居住,為能逃脫華北軍閥的蹂躪而慶幸。然而滿洲也有自己的軍閥張作霖,他靠日本的勢力進行統治。他不滿足于對沈陽的獨裁統治,兵分四路通過長城進逼北京,意欲打敗華北軍閥,重組政府并自任總統。當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派兵北伐時,張作霖在北京奪權的最后企圖被阻止了。他在1928年6月3日乘火車回沈陽,但火車還未到達就被炸,他因重傷而死。 日軍在這次炸彈謀殺事件中的預謀作用是眾所周知的,而且他們還發出了進一步的威脅。可是在這年年底以前,老軍閥的儿子,“少帥”張學良就使滿洲(此后叫做東三省)和中國的其他部分結成政治聯盟。沈陽于是有了一個不穩定的和平。正常的生活得以暫時恢复。 盡管有這种不安全,思成在大學里的事業開端良好。他剛來就被任命為“建筑系責任副教授”,兩年以后被提升為“責任教授”。盡管頭銜很好听,第一學年全系一共只有兩位教職員——他和徽因。他們兩人都教建筑設計,他又開了一門把西洋和中國建筑史融為一体的課程。 當春天緩解了遼宁省的北國嚴寒時,家里又增添了新的快樂。徽因有了身孕,在1929年8月生下一個女儿,取名“再冰”,以紀念她已故祖父的書房雅號——“飲冰老人”。 1929年夏天,建筑系教職員中增加了三位年輕人,他們也是賓大畢業的——思成的老朋友陳植(本杰明)、沈陽人童寯和蔡方蔭。他們全都是執教克雷式建筑學課程的內行,而他們共同的學歷和友誼預示著今后年代里有趣的和有生气的合作。不僅如此,梁思成所預見到的對建筑計划、設計和施工監督的需求至少已被認識。在沈陽需要有活躍的建筑實踐,于是“梁、陳、童、蔡營造事務所”建立了。 事務所差不多是立即接了兩項大活。第一項是給吉林省的吉林大學設計整個校舍。花崗石和加固水泥的大學行政樓、教學樓和宿舍樓的設計和施工等于1931年完成。第二項也是設計高教机构的工作。交通大學計划在遼宁的錦州建一所分校。這個項目的建筑由這個事務所設計出來并開始施工,但后來毀于戰火。徽因自始至終參加了設計。她和思成還在一項“公共設計”中合作,設計了沈陽郊區的一座公園,名叫肖何園,還替沈陽一些有錢的軍閥家庭設計了私宅。 思成對古代紀念性建筑物的強烈興趣繼續保持著。沈陽是滿洲人在北京建立清朝以前1636至1644年的“首都”。在他能夠擠出來的空閒時間里,他丈量了沈陽郊區“北陵”的建筑物。那房檐翹起的大瓦頂和有著無支撐的“幕牆”的木結构類似清宮在北京時期的陵墓。為了練習,他首次仔細丈量了建筑物并且作了最后圖稿可以依据的記錄。他是在賓大學習建筑史期間和看羅馬大獎賽參賽者的圖稿展覽學到這門技術的。但他的試驗失敗了,他發現他的丈量不合乎繪制最后圖稿的要求。他沮喪他說,“這代表我在追求我后來掌握了的技巧中的一個階段。”比如,作為改進,他立即廢棄了英尺和英寸,代之以公制。 他第一次企圖保護重要的紀念性建筑物。沈陽市長以阻礙交通為由,決定拆除漂亮的鐘鼓樓。梁思成想把它搶救下來,他向那個官員陳述了以下理由:“毀坏容易保護難。它們一旦消失就不能再恢复了。為什么你要選擇把它毀掉呢?”就像以后常常發生的一樣,他的忠告被拒絕了。 對于組成建筑企業的年輕朋友們來說,一開始就設計整座校園真是一种冒險行為。從1929年建立企業到1930年,他們的成就是輝煌的,因為發展高等學校是同日本駐扎在滿洲的帝國主義野心直接沖突的。1931年初,日本的軍事包圍已經變得更加明目張膽。顯然蔣介石并不准備用他的軍隊來抗擊在滿洲的日本關東軍。而沒有軍事抵抗,中國的東北是注定要輸給日本的。 1930年晚些時候,徽因由于診斷出肺病而不得不离開沈陽回到北京治療。1931年2月陳植走了,到上海開了一家建筑事務所。思成把家搬到北京之后又回到東北大學任教直到1930∼1931學年結束。然后他就把系里的事交給童寯,到北京去會合徽因并開始新的事業。當1931年9月18日日本開始侵占滿洲的軍事行動時,在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輕建筑師中只留下了沈陽當地人童寯一個人(注2.)。此后不久日本人就關閉了大學,他和其他教職員和許多學生一起南下進關,到了北京和其他地方。 注1. 原文如此,据別的資料說是同一年。——譯者注 注2. 童寯對作者的訪問。(198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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