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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31日，是思成和徽因在渥太華結婚的20周年。一些親密的朋友們和梁家一起在他們清華園的家中舉行茶點慶祝會。徽因即席做了關于宋朝都城的報告使大家都很惊奇。但是老金卻很替“新郎和新娘”擔心。徽因的刀口曾裂開了差不多一英寸，正在用鏈霉素進行治療。同時，老金寫道，思成自己是非常的瘦，從星期一到星期五在清華擔任著非常繁重的課程，而“每天的生活就像電話總机一樣——這么多的線都在他身上相交”。 那一年是清華建筑系建系的第二年，就讀的學生自然只有一二年級的學生，共計41人。思成負責講授主要的歷史課，先敘述西方建筑的演變，接著就講中國建筑史。他還參加一周兩次的建筑評圖課。1948年5月他在清華的第一年快結束時寫信來說，“我從來不大喜歡教書。我宁愿做研究工作。但學生們的作品補償了我。一般來說他們都很聰明和專心，總的來說我是滿意的。但它使我忙得要命，并使我無法進行研究工作。這真是一個矛盾。” 在內戰期間野外考察當然是不可能的了，他的營造學社自從遷回北京以來還沒有搞出一個工作計划。而且，他在美國的几個月已使他研究城市和建筑學的因素的興趣增強。這些考慮促使他把建筑系改組成兩個部分——建筑和城市規划。克拉倫斯·斯坦因為新的專業捐贈了供教師和學生用的二百冊圖書。 思成一定很希望能有時間研究這個新的領域及其對中國的應用。他的眼光超越了當前建設的迫切需要。他优先考慮的是為他的人民提供一個能夠居住的健康的總環境。他要保證他的學生不僅僅是在技術上過硬，他們必須深刻理解人類對于美、舒适、空間、健康、安全以及睦鄰關系的需求。 1948年，一位新朋友進入了梁家的生活。林洙是一個剛剛從上海的中學校畢業的年輕姑娘。她到北京來是想進清華念書，她父親給徽因寫了一封介紹信。她根据對梁氏夫婦的最初印象把他們描繪得栩翎如生，同時也使我們對這位作家在她這么小的時候有個初步印象：沉默而靦腆，聰明而敏感。她成為梁家的密友是毫不奇怪的。 “我想著要去見梁思成夫婦這兩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心中不免忐忑不安，我和他們談些什么呢？我還從來沒有單獨和父輩的人打過交道呢。但是，真的見到他們之后，我所有的顧慮都消失了，林先生熱情地為我安排在吳柳生教授家借住。當她知道我的學業英語最差時，又主動提出為我補習英語，并規定每周三五兩次。因為我不善交談，所以最怕和生人打交道，但是去看林先生，我只要帶著耳朵去就行了，她是那么健談又有風趣，我除了不時發出咯咯的笑聲外，再也插不上嘴。她是我一生中所見到的女子中最美、最有風度的。當然，我見到她時她已是四十多歲的人了，病魔已把她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頭。但是一旦和她接触，實体的林徽因就不見了，你所感受的只是她的精神，她的智慧与美的光芒，我常常陶醉在對她的欣賞中。 “那時她的健康狀況极坏，下午常常發低燒，還堅持教我這個不用功的學生，我感到十分內疚。但是她又是那么吸引我，使我不愿放棄每次可以接近她的机會。我們總是在下午三點半開始上課，四點就開始喝茶。梁先生在家時就和我們一起喝。有時候賓客滿堂。當客人不多時，林先生就給我講北京城的規划，談建筑，或者談文學藝術仿佛從不考慮我那時還是個‘建筑盲’，与她相比簡直是個無知的孩子。而就在這种閒談中使我多少增加了對建筑的知識，并對建筑發生了興趣。 “有一天，林先生問我北京的古建筑都看了哪些。我說城里的基本都看過了。 “她又問我最喜歡哪几處，我說最喜歡天壇和太廟，因為天壇經過長長的神道到達仰視晴空的洁白的圜丘真正給人以通向天堂的感覺；太廟門內的大片古松是那么宁靜肅穆。 “听到談太廟的古松，林先后忽然笑著問我听過她和梁先生逛太廟的故事嗎？我搖搖頭，于是她說：‘那時我才十八九歲，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擺出一副少女的矜持，可是進了太廟的大門不久，他卻咕嚕一下，爬到樹上去了，把我一個人丟在下面！真把我气坏了。’我回頭看看梁先生，他正挑起一支眉毛調皮地一笑說：‘可你還是愛上了這個傻小子。’他們都笑了，我也早已笑得前仰后合。又有一次林先生講完了英語問我對哪個學科有興趣時我說我愛好文學，但自知不是這塊料，所以也不准備向這方面發展，只是愛好而已。她又問我喜歡哪個作家的作品。我說國外的太多了，但是中國的作家我只喜歡沈從文的，其次是曹禺的劇本。她听了非常高興，滔滔不絕地和我談論沈從文的作品，并說現在這祥對待沈從文是不公正的。解放區著名的作家趙樹理的作品就受沈從文的影響很深，她介紹我讀一讀趙樹理的作品。解放初期我逐步認識共產党正是從趙樹理的作品開始的。 “林先生是我的老師也是我生活的領路人。而且，連我當初的婚事都是她在病中一手為我操辦的。不久因為林先生病情加重，我們停止了英語課。但因為那時梁再冰已南下，梁從誡正在上大學，所以我還是常常去梁家。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們夫婦對祖國文化的熱愛，對事業的執著，以及對生活的樂觀精神。 “那時每到供暖季節梁先生的負擔就极重。因為當時清華的教工住宅沒有暖气，要靠煤爐取暖，而病弱的林先生又特別怕冷，家中必須生三、四個約半人多高的大爐子。而怎樣保證這些爐子常燒不熄只能由梁先生親自管理。我常听到他們向我描繪前一天晚上如何搶救快滅的爐子的一場‘戰斗’。現在我才体會到，按當時林先生的健康狀況，爐子滅了真是意味著生命的終止。但他們每次談論這些卻都是那樣幽默与風趣，絲毫沒有牢騷和抱怨。” 以上這些親密的家常話是在政治和軍事大動蕩時期說的。在北京的東北面，共產党正在壓倒國民党的部隊。當日本投降時，蔣介石美式裝備的精銳部隊坐著美國飛机被空運到東北三省去接收大城市，而華北的共產党人則前往鄉村。蔣在南京保持著個人的控制，從遠處指揮他的軍隊，并不和地方指揮官們商量，也不听他們的忠告。他保存軍隊和裝備的辦法是把它們集中在東北大城市中自以為堅固的据點里。共產党人控制著周圍的農村并在人民中尋求支持，包圍了這些据點并在5月至11月一次一個地予以拔除。長春于1948年10月20日易手，沈陽是11月1日。到12月1日在南京以北的江蘇徐州的一次關鍵性戰役中，共產党軍隊俘獲了好几個國民党軍及其裝備。戰爭快結束了。 思成和徽因對于政治都沒有表現出絲毫的興趣。他們在藝術的環境中長大，思想上崇尚理性，一門心思扑在個人事業上，決心在建筑史和詩歌領域中有所建樹，根本沒有時間參与政治或進行政治投机。他們在戰爭期間遭受的艱難困苦也沒能在他們身上激起許多朋友感受過的召開种政治憤怒。他們是滿怀著希望和孩童般的天真進入共產主義世界的。 因此發自徽因的下列政治議論是完全非同尋常的。“右派愚蠢的思想控制和左派對思想的有意操縱足夠使人深思和沉默好一陣子的了。你們國家享有的那种自由主義离開我們還非常遙遠，而我們的經濟生活，對于那些有幸免于忍饑挨餓的人們來說，意味著頭一天還有數万元家財，而第二天就又變得一文不名。當生活整個來說都亂了套的時候，我的臥床生涯就沒有什么意義了。” 末了，連通信也必須結束了。徽因最后一封信是在1948年11且8日和12月8日之間寫的，就是共產党軍隊來到的那個月。她是在收到第一本費正清的書《美國与中國》（第一版）之后不久寫的信。它實際上是一篇書坪，既有贊揚也有批評，就像一篇好的書評該有的那樣。 “現在我感到即使沒有郵遞困難或其它可能的阻隔也可能只有一兩個月的時間可以自由地寫信給遠在美國的你們大家了，因此感覺有些張口結百。就是這封信……我只希望它能在圣誕節之前或圣誕節時寄到。 “万分感謝你寄來的這些書，尤其是最后那本費正清的杰作，多好的一本書啊！我們大家當然很欣賞、欽佩、惊奇并對此進行了討論，它給大家的印象都是极其深刻的。有時候我們在內部用親愛和教訓的口吻說，在某處費正清必定是深深懂得我們的‘特別天朝’病症，而在另一處則是体會到‘對事物的那种感覺’，不管怎樣，這一回對于一個現代的中國人來說，這本書絕不是‘洋鬼子’的貨色，一點點都不是。（張）奚若怜愛他說他喜歡費正清的書，還（用中文）說，‘确實沒有一句話是外人的誤解，他懂得真多’，如此等等。老金說這是對我們大家的非常‘合理而科學的’總結，還說‘有些事費正清了解得非常透徹，他确實是和別的外國人不一樣’。而我必須承認，思成和我惊异地發現它一點沒有外國人的善意誤解或好心的期望或失望。我特別欣賞的是費正清以西方術語描繪西方事物，以中國術語描繪中國事物，可又是用的同一處西方語言，美國人用自己的語言研究中國的和中國人用別人的語言研究本國的都能懂得。我們對此喜歡极了。 “此外，我們常常以最大的欽羡之情而沒有任何羞愧心彼此指出有些中國的事情我們是平生第一次（！）從費正清那里知道的。‘有意思的是，我以前從來不知道玉米和番薯傳入中國是這么晚，也不知道中國和西方關系中的許多事件。’ “換句話說，我們對于費正清一定非常喜歡寫的事都喜歡得不得了。梁氏夫婦自從費慰梅重新描繪吳梁祠堂以來還從未有過這樣的惊喜。 “我的唯一遺憾是，如果有的話，那就是在書的綜述中沒有触及中國藝術，盡管我看不大出藝術和國際關系問題有什么聯系！然而，藝術是我們生活中如此重要的部分，所以要一般地談到我們，總有一個‘也在那里’混在我們潛在意識的症狀里，當我說‘藝術’的時候當然也指‘詩歌’，以此我也許還指我們的語言引起的或通過語言獲致的特殊敏感性和美學——情感体驗，這語言是指特殊的書寫字、字体、詞結构、文學、以及文字傳統和遺產。我們的語言實際上是四分之三修辭和聲韻，只有四分之一才是清楚准确的話語！……我的意思或許是，這一丰富的、包羅万象的‘語言－詩歌－藝術結合体’也造就了我們并讓我們如此思考、感受和幻想…… “簡而言之，我認為藝術對于我們的精神結构的重要性和影響力至少不亞于食譜之對于我們的生理結构。我們吃飯和豆腐這一事實，肯定不能不使我們和那些吃大塊牛排和就著奶油蛋糕喝几大杯牛奶的人有所區別。同樣地，那坐著研墨并耐心地畫好一張風景畫的人和那住在巴黎拉丁區熟悉巴爾扎克風格和后期印象派繪畫以及最近的馬梯瑟和畢加索作品的年輕造反者几乎是另一個人种。（和那遠下墨西哥去看墨西哥壁畫的年輕人也是一樣。） “以上就是為提供爭論的我個人的一點書評——是為了同費正清鬧著玩的爭論。寄這封信我可得花老鼻子了！ “至于政治觀點，這次我完全同意費正清的看法。這說明從我們上次在重慶爭論以來我已向他的觀點靠近了——或者不如說，過去兩年來我注視著眼前的日常問題使我有所改變，而且我感到費正清也比較公平了。能這樣，我真是非常、非常高興。順便說，我由于對許多事情都很無知，對于費正清就中國生活、制度或歷史的許多方面提供有教益的和材料丰富的總体看法非常感激。我們對自己很熟悉，常常就不想去得出一個清楚的圖像或描繪它，所以費正清的書對我們全体都是非常好的閱讀材料，我們還將讓年輕一代好好通讀它。 “我們現在可能要有很長時間彼此見不著……明年或下個月我們的情況可能會很不相同了，雖然我們還不知道有多么不相同。但只要年輕一代有有意思的事情可做，過得好和有工作，這才是要緊的。 共產党的人民解放軍先頭部隊在徽因最后的一封信寄出后几天解放了清華園，一個月后，1949年1月，北京交給了共產党人。來往信件已不可能；我們兩個世界不接触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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