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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后話 下面我要講一個非常曲折的故事。雖然思成夫婦都早已去世，但是他們的著作還在人間，我也以一個令人難以相信的方式与它聯系起來。 1957年3月，在冷戰的“竹幕”把我們与思成夫婦隔開8年之后，我在劍橋從一位素不相識的人那里收到思成從北京捎來的信。信很短，但很具体。他讓我將他1947年留給我的建筑圖稿和照片寄給一位“劉·C小姐”，再通過英中之間的郵遞轉交給他。劉小姐的地址是英國紐卡瑟的一條街。 我知道思成是多么珍惜這些圖稿和照片，他曾夢想著在他的《圖像中國建筑史》中把它們展示給西方的讀者。但我怎么能肯定他的信是真的呢？他真的希望我把這些無可替代的材料交給一位僅有一個名字的陌生人？而這個人的地址离中國同离我一樣的遙遠。 那個時候，美國同中國還沒有通郵或其他聯系的方式。我不可能去查思成來信的可靠性，也不可能將包裹直接寄給他本人。 我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將那些寶貴的書稿小心翼翼地包好，在1957年3月上旬寄給了那位劉小姐。在此之前，我還給她寫了一封信，叮囑她這些書稿之寶貴以及它們對思成之重要。我在焦急之中等待了六個星期，終于，她來信告訴我，包裹“平安無損”地收到了。她又說，她保證會盡快將它轉交梁思成教授，她同時還給他寫了一封信告訴此事。她還寫道，她之所以遲遲才給我复信，是因為“學院的事情很繁忙”。什么學院？我自己向著自己，她是學生還是教師？然而，從她那里我再也沒有得到更多的消息。 時隔21年之后，1978年，我在歐洲的一位朋友訪問了清華大學建筑系。他向一位教授提到了我与梁思成教授之間長期的友誼。那位教授卻毫不客气地質問他：“那為什么費女士在梁先生通知她后還不退還他的圖稿和照片？” 當我在劍橋看到這位朋友從北京給我的來信之后，頓時惊訝得目瞪口呆。那些精美的圖稿和照片是在那套萊卡縮微膠片毀于戰火之后的僅存之物。我知道，它們是思成生命的結晶。在他生命的最后14年里，不能參考這些他的研究所需的基礎圖片，他會怎樣看待我呀！ 在一個存放舊書信的盒子里，我找出了1957年3月7日給劉·C的那封信的打字底稿和她同年4月20日的遲到复信，我把兩封信的复印件寄給了清華，并寫了一封信作為解釋。但是，盡管我可以為我的名譽去辯護，卻無法使自己的內心得到解脫。 這位劉·C是誰？即使我不能找到那失蹤的包裹，我也至少應該能找到她。我想，她該是一位中年的婦女，但是在哪儿呢？她會不會，她能不能解開這個悲劇般的失蹤之謎呢？ 我問思成的儿子從誡，在北京他家和他父親的同事中能否找到那位劉·C。從誡的回答令人黯然神傷：“我們都沒有听說過在英國的這位學生。我父親一定是誤把她當成了一個負責的人。如果包裹不是丟失在郵寄的過程中，那么錯誤就只有是他自己看錯了人。無論怎樣，已經過去了21年，現在一切都太晚了。” 是啊，如果包裹是在郵寄過程中丟失的，那么一切都太晚太晚了。而且，如果她也是在思成和我警覺之前就不知去向，那這不明智的選擇只能怪思成本人了。我曾在一時間接受了這個苦果。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那珍貴的包裹卻總浮現在我的腦海里，它雖然失蹤并被忘卻，但一定會在什么地方。這就像一個牽挂著失去的珍寶的夢在紊繞著我們。我必須再多做一次努力。 既然無法從北京方面找到劉·C，我只好轉向了倫敦。我給我和正清的好友，一位退休了的大使安托尼·蘭博特爵士寫了一封信，將情況詳詳細細地告訴了他，求他幫我的忙。終于，奇跡出現了。他將我的信交給了大不列顛建筑史學會的廷·洛克先生，他記得最多在兩年之前，學會的一位秘書女士就住在紐卡瑟，而且曾經擔任過那里建筑學校的學生注冊主管人。他給她去了一個電話，碰巧她還記得一位學生，20年前的一位高年級學生。她回電話說，她查到劉后來成為一名注冊建筑師，大概在新加坡開業。洛克馬上給英國建筑師注冊處打電話查找劉的登記號，有了這個登記號，他從英國皇家建筑師學會找到了她目前在新加坡的地址。 他用极簡短的語言向我描述了這個奇跡：“三個電話，15分鐘，一位學生注冊主管人的記憶。” 安托尼爵士在1979年11月13日來信告訴我劉在新加坡的地址，毫無疑問，我馬上就給她寫了信。我將我們之間1957年的通信复印件也附在信中以喚回她的記憶。我告訴她梁思成根本就沒有收到我們的包裹，還告訴她梁的一兩位同事甚至怀疑我根本就沒想將那些材料還給他。在第二頁里我寫下了那困扰我很長時間的一連串問題： “假如你將包裹寄往了北京……是什么時候？通過什么郵路？你挂號了嗎？你告訴梁教授你已經從我這儿收到它沒有？你是否知道梁教授沒有收到它？” 接著，最后一個大問題：“它現在在哪？丟失了？毀坏了？還是落滿灰塵放在一個書架上？如果存在一線希望我可以找到它，務必要讓我知道。” 她的回信姍姍來遲，對我的問題未置一詞，“二十年實在太長了，很難記清所有的事情。收到你的信后，我便開始四下翻找，最后發現一個小包裹里有圖稿和照片。如果我沒忘的話，是在寫了几封信而沒有收到梁教授的回信后，這個包裹就留了下來。” 好一個“留了”，20年！我和思成把它托付給她，可她竟然沒有對我和思成交待一個字。它怎么會環繞世界卻又半途而止，這么多年，卻始終沒有回到它的主人手里？我怎么也不明白，她也再沒有向我解釋她是如何想的。 在包裹被重新發現后的六個月里，她一直拒不將它寄給我，也不寄去北京。她說，她把（十年后）將它親自交給梁的家人看作是自己的責任。 盡管我越發感到气憤，但我還是盡量保持禮貌，客气地与她聯系。就這樣拖到了1980年3月，她又寫信告訴我她將把原來送包裹給思成家人的計划從春天推遲到秋天。真是太過份了。我給她去了一封措詞嚴厲的信：“無論你用什么理由推卸自己在1957年的責任，你現在都再不能拿著那個包裹了。”我要求她馬上把包裹用挂號寄給梁夫人（林洙），并告訴她我要把這信的复印件寄給梁夫人和思成的接班人吳良鏞教授，他們的地址她在几個月前就已經知道了。她向他們寫信請求理解，但他們支持我的態度。終于；兩個月以后，1980年7月17日，思成寶貴的材料通過特快專遞轉回到林洙的手上。它比應到的時間晚了23年。 那年的十月，我專程到中國，和林洙一起，一邊編寫清單目錄，一邊仔仔細細地檢查了那些圖稿和照片。圖稿的紙得自于戰爭年代的中國西部，經過39年的歲月已經變舊發黃，但是那黑色的墨線和文字說明還像初繪時那樣清晰，這些圖連同那些萊卡照片還依然完整無損。就為這一點，我們最后還是勉強向劉女士表達了謝意。与此同時，思成的建筑史手稿也在清華被找出，這部散失的著作，終于复歸完璧。 四年之后，思成的書《圖像中國建筑史》由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在美國出版。在吳良鏞教授的要求下，我重新擔當了主編的責任。雖然耽誤了几十年，思成對中國建筑精辟的分析依然不失其領先地位。這本書受到了美國和其他國家公眾的歡迎以及書評的贊揚，為此，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在1984年獲得了美國出版聯合會專業和學術書籍的金獎。 清華大學建筑系和我一樣為找到那些寶貴的圖稿和出版思成的《圖像中國建筑史》而高興。為了表達他們的謝忱，他們特邀請我到山西游覽，并由林洙擔當我的導游，陪同我探訪思成曾經到過的地方。在山西南部，我再次走過1934年和正清与思成夫婦一同考察的一些地方。50年過去了，坐車在太原以北的地方游覽，我們已可以比較容易地找到重要的建筑物。我和林洙最高興的是，第一次親眼見到了思成的偉大發現：遙遠的五台山里壯美的佛光寺大殿。 在沿途的一些地方，我們受到思成過去的學生們的盛情款待。他們正在自己所在的地區繼續著他的事業。我很欣喜地看到，盡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曾受到無情的打擊，但他的影響依然存在，并未消亡。 在我們的中國建筑旅行之后，我邀請林洙來到美國，她与正清和我在劍橋住了兩個月在這邊，她和我從新英格蘭旅行直到南方弗吉尼亞的查洛特斯維爾。沿途參觀了眾多吸引人的美國建筑。自然，我們專程去了費城，去拜謁賓夕法尼亞大學思成和徽因學習建筑的地方。我從她的來信里看出，她對新漢普舍爾遍布樹林的山崗，青色的山巒和農舍非常喜愛。 林洙在思成最痛苦的晚年給予他的愛和關怀多少給他的悲劇留下了几個令人寬慰的片段。轉載在我這本書中的她的回憶錄，是一個不朽奉獻的動人表述。思成有徽因和林洙先后做為他的伴侶是多么的幸運，而對我來說，她們二人又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多么美好的記憶。 在中國与美國斷絕交往的25年里，思成的兩個孩子都已經長大成人。他的女儿再冰在倫敦進修了几年英語，又在國外工作。我們很少見面。他的儿子從誡長成為一位頗有才華的學者。在他父親和林洙遭受痛苦的時候，他真誠地与他們站在一起。他小的時候我們就很喜歡他，在北京見到他已經成人，我們的愛更加難以言表。麻省理工學院出版他父親的《圖像中國建筑史》深深地感動了他，并促使他為中國的讀者翻譯出版了中英文對照的版本。為了他親愛的父親，他中斷了自己的工作，由于他并非建筑專業出身，他是在中國建筑史家們的指導下才完成翻譯的。中英文對照本1992年在北京由建筑工業出版社出版。面世几個月就銷售一空。1992年中國出版協會也對它授了獎。現在這部書在清華大學還有一些保存，是贈送給應校長之邀來訪的貴賓的禮物。 從誡到劍橋我們的家來做過几次客。最近的一次短暫來訪是在1991年，即正清去世之前兩年。我和從誡一起為失去思成、徽因和正清這几位我們最親愛的人而感到悲傷，同時，我們也分享著對他們的成就的無比自豪。我祝愿我們兩家的友誼永遠長存，直至他和我們的子子孫孫。 費慰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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