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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阿德勒与斯泰克爾


  弗洛伊德在《自傳》中說:
  在一九—一年到一九一三年間,歐洲的精神分析學運動發生了兩起大分裂。這兩起分裂是在原先居于此新興科學要津的阿德勒和容格的領導下進行的。這兩起分裂運動聲勢都很浩大,很快就有許多人追隨他們。但他們的力量并不是來自他們自己的理論上的新創造,而是借助于他們所提出的一种誘惑手段——他們說可以不必排斥精神分析學的實際內涵,而可以把其中一些令人可厭的成分驅逐出去。容格想給精神分析作一种抽象的、非人格性的和非歷史性的解釋,以便借此避免嬰儿性征、伊底帕斯潛意識情意綜以及對幼儿時期進行心理分析等重要觀點和重要方法。阿德勒似乎离精神分析更遠,他完全否認性的重要性,把人格和神經病的形成,統統歸結為人類的權力欲及彌補人体体質缺陷的欲望上。他把精神分析學所發現的心理學原則,棄之不顧;然而,他所拋棄的東西又被他以別的名義進行改頭換面,然后又強行擠進他所設計的密閉系統中,比如說,他的所謂“男性的抗議”,其實就是不正當的、帶有性的色彩的壓抑作用。……
  弗洛伊德的這一段話,已經很清楚地說明了從一九—一年到一九一三年間所發生的重要分裂。
  很明顯,這次分裂的發生并非偶然。早在“精神分析運動”興起之時,便已埋下了分裂和對立的种子。在紐倫堡大會上,阿德勒与斯泰克爾就已經對弗洛伊德把大會領導權交給“外國人”——瑞士人容格——而不滿。但是,同樣明顯的是,這次分裂不僅起于組織上的分歧和領導權的爭奪,而且,主要是起于學術觀點上的根本性分歧;由此看來,這次分裂是不可避兔的。
  同阿德勒的分裂是在一九—一年發生的。這件事對弗洛伊德的精神打擊是巨大的,因為這一分歧不僅意味著組織上的分裂,而且,更重要的,它意味著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論体系中的一個重要觀點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弗洛伊德的性的理論在他的精神分析學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現在,通過与阿德勒等人的分裂,我們將再次看到弗洛伊德的性的理論的重要內容,及其明顯的片面性。一方面,他的性的理論同他的精神分析學理論一樣是從實際工作中總結出來的,因而,它包含了某些重要的科學价值,對于治療精神病人和分析人的心理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另一方面,弗洛伊德片面地夸大了性的心理在整個人類心理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走向把“性”的問題看作一切心理問題的“決定性根源”的极端中去。顯然,弗洛伊德忽視了人的其他活動對人類心理的影響。
  弗洛伊德的理論的這一弱點,從一開始就隱藏著兩种可能的發展前途:
  第一种發展前途,就是實事求是地克服弗洛伊德理論体系中的這一弱點,來糾正、改正弗洛伊德的性理論,使精神分析學這門科學沿著健康的軌道向前發展。
  第二种前途就是抓住弗洛伊德的性理論的弱點,全部否定弗洛伊德的研究成果,另起爐灶,建立一個与弗洛伊德的整個理論体系根本對立的新理論,其結果,就是把弗洛伊德的性理論連同他的其他理論一起全部拋棄掉。
  事實證明,在二十世紀第一個十年之后,上述兩种發展可能性一直存在著,并直接關系到精神分析學這門科學的命運。換句話說,兩种命運同時存在,相互交錯,使精神分析學的發展過程呈現出許多矛盾的現象。現簡略地介紹有關人物及其觀點。
  阿弗勒德·阿德勒(187O—1973)是維也納人,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理論的早期追隨者之一。早在一九零八年,當阿德勒作為為數不多的“維也納精神分析周三討論會”的成員而參加學術討論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了明顯的分歧性意見。有一次,在弗洛伊德的寓所召開的“周三討論會”上,阿德勒堅決反對奧多·蘭克宣讀的一篇論文的觀點。阿德勒認為在人的心理發展過程中,“性起著較小的作用”。阿德勒在批評蘭克的論文時,還明确地說,蘭克的觀點無非是重复了弗洛伊德教授的觀點。這就表明,阿德勒所反對的,不只是蘭克的觀點,而是弗洛伊德的基本觀點。
  弗洛伊德也早就發現阿德勒在理論上同自己的分歧。弗洛伊德看到,阿德勒特別重視社會環境對人類心理的影響,很重視環境、教育方面的條件的作用。阿德勒是在弗洛伊德的追隨者中最早研究教育問題的人。此外,与弗洛伊德的那种不太關心政治的態度相反,阿德勒很積极地參与政治運動,据說他是一位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希望通過教育方面的改革和精神治療法的作用來改造整個社會。鐘斯說,阿德勒的妻子是一位俄國婦女;當時流亡于維也納的俄國社會民主工党的領袖之一托洛茨基經常与阿德勒的妻子拉伊莎交往。
  簡單地說,阿德勒同弗洛伊德在理論上的分歧,可以歸結為以下几點:
  第一,如果說弗洛伊德在追尋精神病根源和分析人類心理活動時很重視心理內部的因素的話,那么,阿德勒就強調社會的和實際生活過程的作用。他尤其強調儿童所受的教育与成年人所受的再教育對改造心理所起的作用。例如,阿德勒認為,環境對儿童心理所起的重要影響可以從獨生子、孤儿与有很多兄弟姐妹的儿童在心理方面的差异中辨別出來。同樣,在治療精神病症時,弗洛伊德很重視那些已經積壓成“潛意識”的“以往經驗”所起的作用,他認為只要找出導致精神病的以往經驗,就可以很自然地找出治好疾病的關鍵。阿德勒則認為以往的經驗僅僅是產生精神病的一個根源,要治好疾病主要取決于外界環境條件的改變及病人的适應能力的培養。
  第二,弗洛伊德很重視“性”的因素,而阿德勒認為促使人們行動的是“追求權力”的欲望、胜過他人的野心等等。
  第三,阿德勒的心理學以“卑劣感”為中心概念,提出了“補償論”。在阿德勒看來,人人都有“卑劣感”;只是有人能克服或超越它,有的人則只能作卑劣感的奴隸。人從小孩的時候起,就有卑劣感。例如,儿童在不會站立時,就想站起來,在不會走路時,就想要走路。其結果,屢次的失敗就會使他們產生一种“自卑感”,覺得自己事事無能。但是,在外界和環境的不斷刺激下,小孩子往往或多或少地產生一种克服“卑劣感”的心理,這就是“權力欲”的萌芽。在阿德勒看來,權力欲就是對于“卑劣感”的“補償”。在日常失活中,有很多“補償”的例子。如失去右手的人,就善于使用左手。補償的努力人人都有,但其程度和效果并不一樣。有的人的補償努力不能持久,會中途退縮,因而達不到補償的目的;有的人則努力地達到補償与“卑劣地位”的平衡;還有的人則會使補償超出原來的“卑劣性”,被稱為“超度補償”,結果,原來的卑劣地位轉化成為”优越地位”。例如,口吃的德漠斯特納斯經過艱苦努力,終于克服了口吃,成為古希腊雅典的最著名的雄辯家。他在馬其頓入侵希腊時,發表動人演說,譴責馬其頓王腓力二世的野心。所以,在阿德勒那里,德漠斯特納斯成了“超度補償”的典型。卑劣感表現在性的方面,就出現了女性的卑劣感,其結果使女性產生“男性的抗議”,意即女性拒絕當女性角色,爭取成為男性角色。
  弗洛伊德對于阿德勒的這些觀點采取了否定的態度。弗洛伊德認為,阿德勒的這些觀點必然走向對潛意識理論的否定。在給費倫齊的信中,弗洛伊德輕蔑地稱阿德勒為“小弗萊斯”。弗洛伊德還認為,阿德勒的理論同尼采的“追求權力的意志論”毫無差別。
  阿德勒也不愿向弗洛伊德妥協,他強調自己的理論体系的獨創性,并自稱他的心理學是一种“個人心理學”。但他解釋說,他所說的“個人”是“不可分割的”。他聲明,他用“個人”這個詞僅僅強調“人格”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當然,阿德勒的觀點并不是一下子全部暴露出來。它是在漫長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的。但是,他的所有這些觀點,從萌芽的時候起,就顯示出与弗洛伊德基本理論的格格不入。所以,在一九—一春天,阿德勒便与弗洛伊德公開決裂。
  同阿德勒一起与弗洛伊德發生決裂的,還有另一位維也納的精神分析學家威廉·斯泰克爾(1868-1940)。
  斯泰克爾,也和阿德勒一樣,很早就積极參加在弗洛伊德家中舉行的“周三討論會”。但嚴格說來,他并不是一個科學研究人員,更談不上是一個理論家。他和阿德勒不同,對于精神分析學的基本理論并不感興趣。他所注重的是實際問題。此外,他和阿德勒的另一個不同點是對潛意識的態度。阿德勒似乎否認潛意識的存在,斯泰克爾則承認潛意識的存在及其作用。
  由于注重經驗与實際問題,斯泰克爾在“象征學”方面有一定的貢獻。一九—一年,斯泰克爾發表了關于夢的著作,就在這部著作中,斯泰克爾提出了較為新穎的“象征學”。關于這一點,弗洛伊德也私下承認斯泰克爾的貢獻。
  斯泰克爾的性格,還是比較熱情、樂觀。弗洛伊德有一次對赫依茲曼談到斯泰克爾,說:“他不過是一個吹鼓手而已,但我仍然還是很喜歡他。”弗洛伊德的這個評价雖然有點過分,但畢竟點出了他的個性中的弱點——不踏實。他的性格只适于交際,而不利于科學研究。他的浮夸作風,使他的科學論文缺乏扎扎實實的論据和論證。有一次,弗洛伊德問斯泰克爾,在他的文章中為什么會涉及到這么多的病人。斯泰克爾毫不在乎地說:“他們都是我假設出來的”。弗洛伊德對這种不負責任的態度深感不滿,因此,弗洛伊德建議《精神分析中心雜志》不要刊載斯泰克爾的不牢靠的文章。
  弗洛伊德認為,斯泰克爾沒有主見,隨風倒,人云亦云。弗洛伊德曾說,斯泰克爾只是阿德勒的“附屬品”。
  弗洛伊德同斯泰克爾的決裂是在一九一二年五月。分裂的導火線是斯泰克爾同塔烏斯克的爭吵。弗洛德伊很討厭他們之間的爭吵。但弗洛伊德覺得塔烏斯克畢竟有獨特的才能,所以,弗洛伊德准備從一九一二年起讓塔烏斯克主辦《精神分析中心雜志》。斯泰克爾則表示,他絕不同意弗洛伊德的這個組織上的安排,他“絕不允許塔烏斯克的文章發表在師心雜志》上”。顯然,斯泰克爾已經表現出目中無人的態度,他以為他在“象征學”方面的成就已經可以使他取得与弗洛伊德平起平坐的“領導人”的地位。斯泰克爾經常說,“站在巨人肩上的一個侏儒可以看到遠比巨人廣闊得多的視野。”當弗洛伊德听到斯泰克爾喜歡說的這句話時,很嚴肅地說:“可能是這樣,但呆在天文學家頭上的虱子并不這樣。”
  最后,斯泰克爾的狂妄自大發展到這樣的程度:他竟寫信通知出版商停止出版《中心雜志》。這樣,弗洛伊德同他的決裂就成為勢在必行的事情。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六日,斯泰克爾宣布退出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弗洛伊德為此寫信給阿伯拉罕說:“我很高興,斯泰克爾終于自己走自己的路。……他是一個很不可靠的人。”
  同阿德勒与斯泰克爾的決裂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理論發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標志著精神分析學理論本身的內在矛盾的表面化,暴露了這一理論的弱點。雖然很難簡單地評論雙方的對錯,但它畢竟說明精神分析這一新理論還有待從多方面進行深入探討和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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