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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的世界 鮑林最早收到阿爾伯特·勳弗利斯的信是在1938年12月份。信是用德文寫的，克制的語气中流露出一絲恐慌。勳弗利斯是猶太人。他的父親是一位知名的德國科學家，一個Ｘ射線晶体學的開創者，也是勞厄的朋友。勳弗利斯本人在法律界工作，曾擔任十年的德國法官，后來希特勒的紐倫堡法案剝奪了他的這一權利。他認為，這簡直是在發瘋，但是同許多德國人一樣，他覺得一切遲早會過去。他將自己的無所事事看作是強制的休假，可以和自己的三個孩子多呆些時候，并上了几門化學課程。然后他被告知猶太人不可以讀書。1938年11月的一個冰天雪地的夜晚，暗殺和毆打開始了，到處是破碎的玻璃和流血的頭顱。勳弗利斯覺醒了過來。和成千上万的猶太人一樣，他絕望地試圖离開德國。勞厄關照他給美國的科學家寫信，其中就包括鮑林，希望有人能夠給他辦理學生簽證。 在30年代末，鮑林收到過許多絕望的德國學者的來信，勳弗利斯只是其中之一；他的答复無一例外充滿同情，彬彬有禮，然而他對移民局的繁文得節卻無能為力。他對勳弗利斯的來信特別關注，因為勞厄親筆給他來信請他幫忙。鮑林接洽了一些專門解決德國難民問題的委員會，但是發現這些机构效率低下。鮑林試圖和勳弗利斯取得聯系，但是杳無音訊。直到四個月后，鮑林才再次得到勳弗利斯的消息，這時他已經置身于荷蘭的一個難民營里。勳弗利斯寫道，他身無分文，且無法從德國銀行中取出自己的積蓄，在移民美國的抽簽中號碼又非常靠后。“目前我住在這里，沒有任何謀生的手段，我非常沮喪……我的三個孩子分別為6歲、8歲和10歲，在這里他們無法上學，我也沒有机會獲得任何一份工作。……我懇請您無論如何設法拯救我于水火之中。”鮑林立刻复了信，保證將盡力而為；他給國際教育理事會和幫助難民委員會寫了信。然而，把老練的德國科學家弄進美國，相對來說要容易一些，至于前法官，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鮑林提出尋找資金來源在帕薩迪納安置這一家人，并設法首先將勳弗利斯的孩子接出來。但是，他無法讓移民官員加快辦事的進程。他在1939年春天給勳弗利斯寫信，告訴他將繼續努力。他的信被退了回來，上面敲了一個“地址不确”的章。 從30年代中期開始，許多來到美國的猶太科學家都講述著諸如此類的恐怖故事。希特勒借口維護民族的純洁性，驅逐或者監禁猶太教授和那些同情猶太人的德國學者，將德國的大學搞得支离破碎。在這一過程中，希特勒摧毀了德國科學的大部分。許多猶太學者仿效愛因斯坦，來到美國安家。許多非猶太科學家，包括索末菲，竭盡全力提供了幫助，并在早期公開譴責納粹的行徑。有些科學家，像海森伯，保持著沉默。還有一些人領導了清洗運動。這簡直是一場惡夢，動搖了鮑林對于科學理性的信念。 到了1939年，鮑林覺得必須制止希特勒的罪行。他在9月份給一位英國朋友的信中寫道：“全体美國人民都贊成英國反對希特勒的行動。我希望民主力量聯合起來，盡快結束這一場災難。”在1940年春法國淪陷后，鮑林的憂慮加深了。他深信，如果美國不直接干預的話，英國也將陷落，因為希特勒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戰艦編隊，擁有絕對的制海權。 現在的問題是應該如何行動。從傳統上來說，科學家對政治漠不關心，他們尋求的是可以求證的事實，而把世界大事留給政治家們去操心。不卷入政治旋渦是科學界一條不宣的定律，大家對此都采取默許的態度，因為這是科學態度的一种自然合理的延伸：多數科學家覺得他們在任何公共角色中應該保持公正和客觀，就像他們在進行科學研究時那樣，他們應該執著于對知識的追求，而將沒有頭緒或無可考證的政治問題留給政客們。這并不是說科學家們沒有政治觀點；只是他們并不張揚他們的觀點。鮑林同樣抱有這一態度。盡管在愛娃·海倫的影響下，他早在30年代初就偏向于左翼，但是在公眾場合，他從未宣講或者發表過任何政治言論。 然而，他對于科學家在公共事務中應該扮演的角色的認識正在發生著微妙的變化。1939年，他閱讀了《科學的社會作用》一書，作者是約翰·戴斯蒙得·伯納爾，一位英國晶体學家。伯納爾在這部長篇大論中詳盡而又嚴厲地批判了科學在對待世界事務方面的無能，徹底摧毀了科學是不受世俗雜務煩扰的理性圣地的觀念：“過去人們總相信科學研究會導致生活水平的不斷改善，”伯納爾說道，“但是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接著是經濟危机，表明科學可以同樣容易地被用來達到破坏的目的。要求停止科學研究的呼聲也日益高漲，并以此作為唯一的手段來維持一种可以忍受的文明。科學家們面對這些批評，不得不第一次認真地考慮，他們正在進行的工作如何才能有效地与身邊發生的社會和經濟發展聯系起來。”伯納爾是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一名世界統一政府的倡導者。他提議科學家應當仿效一种運用自己的才能為大眾服務的社會主義模式，而不是去為資本主義經濟添磚加瓦。他還認為科學家們本身是創建一個社會主義烏托邦的障礙。照伯納爾看來，一個科學家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屬于中產階級者的順民，而最糟糕的情況則會淪為資本家的附庸，“受雇于國家、企業或某些半獨立机构，如直接或間接依賴國家或企業的大學。因此，出于謀生的需求，科學家的真正自由被局限于其雇主所能容忍的范圍內。”伯納爾繼續寫道，科學工作者必須組織起來掌握自己的命運，認清自己的社會責任，并采取相應的行動。“讓科學獲得自由，它將更加有效地為全人類的進步作出貢獻，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服務于少數人的利益。” 鮑林一口气讀完了這本書，并將它作為自己在加州理工學院開設的討論課上的一個議題。他贊同書中大多數觀點。在愛娃的影響下，他對于世界的興趣擴展到美國的基本權利和政治問題上；現在他開始相信科學家對于這些問題也許能夠發表一些有用的言論。和伯納爾一樣，他認為現代世界的大多數發展扎根于科學進步，而科學家比其他人更加了解這些進步，因此他們在公共辯論中應該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科學家還擁有一項技巧——科學方法——可以對數据進行冷靜和理智的分析。這樣，只要有足夠多的信息，他認為科學家完全可以運用自己的技巧對政治或者社會問題，如怎樣對付希特勒，進行有益的思考。 接著愛娃又慫恿鮑林閱讀《現代聯邦》一書。美國政治記者克拉倫斯·斯特雷特描述了极權主義的危險并提出了与之抗衡的一种新的思想：按照美國聯邦的模式，將世界各地的民主國家聯合成一個整体。斯特雷特提出的將美國憲法的基本內容推廣到全球的誘人前景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轟動，引發了一場“現代聯邦”的運動。到1940年，全國有六十個分會的三千名會員加入了這場運動。愛娃成了斯特雷特哲學思想的積极倡導者。夫婦兩人都成了帕薩迪納分會的創始成員，許多個下午，愛娃都坐在分會市中心沿街辦公室的柜台后。 在妻子的敦促下，鮑林在1940年生平第一次作了政治演說。他的題目是“現代聯邦”遏制法西斯和准備下一場戰爭的必要性。起初，就一個与科學無涉的題目發表演說，鮑林覺得有一些別扭，但是很快他就有些自鳴得意了。在初中禮堂或是起居室里，面對一小群听眾，他會以一种与科學演講不相稱的激情發表講話。這令他重溫了在俄勒岡農學院作為高年級學生代表發表演說時的激動与滿足。“敵人正在進攻英國，而且可能在擊敗英國后轉而進攻我們，我國是否應該立即幫助英國打擊敵人呢？”他詢問自己的听眾。“這意味著投入戰斗，而我們是理想主義者，本性是和平主義者，反對戰爭。但是，反正我們都會被拖入這場戰爭——我們正在積极地備戰，我們中間是否有人認為我們將永遠不會陷入這場戰爭呢？……必須將惡性蔓延的法西斯主義——籠統地說就是獨裁統治——從這原本有序的世界上徹底鏟除出去。”在演說最后，他提出了一個動人的遠景，一個穩定、民主的世界政府領導著一個平和有序的星球。 鮑林相信世界是“有序的”，而希特勒的罪孽在于打破了這种秩序。這一想法將鮑林萌芽的政治思想同他的科學觀統一了起來：他認為，人類世界和分子世界一樣，同樣可以被認知和理性化。問題的關鍵又是結构。如果人類生活在一個結构正确的世界上——民族主義被世界政府所取代，資本主義被科學的社會主義所取代，獨裁被民主所取代——那么人類的苦難將會減少，戰爭將會絕跡。世界將會變得健康美好。以上這些目標有些尚遙不可及，但是希特勒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威脅，必須馬上采取必要的行動。 鮑林日漸激進的左翼思想使他在加州理工學院和共和党占主導地位的帕薩迪納都處于少數派的地位。1940年秋天，理工學院學生設法組織了競選年的一次辯論，請持不同政見的教授為各自擁戴的總統候選人辯護。他們在尋找支持羅斯福的入選時碰到了麻煩，最后只得求助于鮑林，而鮑林同意試一下。擁護文德爾·威爾基的加州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教授們毫無還手之力。約翰·埃德塞爾，一位當時正在加州理工學院訪問的哈佛教授回憶道：“鮑林處處占盡先机，這是一場令人眩目的表演。”但是，威爾基最終在帕薩迪納的選舉中獲胜，事實上，在羅斯福參加的每一年選舉中，共和党候選人都在帕薩迪納獲得了胜利。不過，鮑林發現做一個反派角色同樣是非常有趣的。 鮑林最為關切的仍然是即將來臨的戰爭。有一陣子，他考慮參加全美科學工作者協會。這是一個左翼組織，屬于伯納爾在30年代晚期創建的一個英國組織的分支，旨在鼓勵科學家思考其工作的社會影響，并動員他們將科學服務于社會福利，而不是為戰爭服務。全美科學工作者協會成員包括一些知名學者，但是在1940年協會在《科學》雜志上發表文章，敦促美國在歐洲戰爭中保持中立，這使它失去了鮑林的支持，因為他認為只有通過戰爭才可能打敗希特勒。他公開抗議科學工作者學會“不惜一切代价維持和平”的計划，他還參加了幫助同盟國保衛美國協會和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組織。 大多數美國科學家對法西斯主義的看法和鮑林相仿。當1940年春天閃電戰橫掃歐洲的時候，國家科學院院長、加州理工學院校友弗蘭克·朱厄特開始游說華盛頓，動員科學家為戰爭服務。美國政府采納了這項建議，設立了國家防衛研究委員會，旨在組織并資助全國的戰爭科研工作，這一机构相當于海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立的全國科學研究委員會。卡內基學院主席、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的電气工程師几內瓦·布什受命領導這一組織，并在1941年將它与醫學研究委員會合并，建立了科學研究与發展局。 這開創了美國科學界和政府合作的新紀元。隨著戰爭的風聲越來越緊，布什開始召集起一群顧問，來決定數百億防衛開支的投向。加州理工學院的理查德·托爾曼受邀主持國家防衛研究委員會裝甲和軍械部的工作。他在1940年夏天來到首都上任，并推荐學院的核物理學家查爾斯·勞利森作副手。 鮑林也被請到了華盛頓，不過是請他出主意，而不是請他當官。1940年10月，他和另外叨名化學家一同在華盛頓參加了國家防衛研究委員會二處召集的戰爭需求討論會。鮑林終于覺得自己可以為打擊納粹作些有益的工作了，他全神貫注地听一群軍官向科研人員描述他們希望得到的一些突破，包括新的藥品、威力更大的炸藥以及更精确的監視和探測儀器。鮑林特別注意到了一名海軍軍官介紹的在潛艇中存在的一個致命的問題。那位軍官說，沒有簡易的方法來測量那些錫罐中的氧气含量，因而很難在長時間的潛水航行中監測氧气是否處于安全和有效的水平。氧气過少的話，水兵會感到無力和困倦；而氧气過多，則會增加爆炸的危險。 在回程的火車上，鮑林思考著該如何來設計一個氧气測量儀。氧气具有与眾不同的磁特性——它會被磁鐵吸引，而大多數別的一般气体會稍稍受到排斥——在對血紅蛋白的研究中，鮑林曾成功地利用了氧气的這一特性。也許通過這一點可以制作一個氧气測量儀。空气樣本中的氧气含量越高，受磁鐵的吸引就越大。但是你如何來測量呢？氧气含量的細微變化所引發的磁場變化非常小，特別是和轉動刻度盤上的指針所需的机械力相比而言。 他忽然想到了阿基米德。兩千年前，這位希腊哲學家通過在液体中懸挂一個固体測出了液体的密度：周圍液体的密度越大，其中的物体受到的浮力就越大。通過測量物体受到浮力和不受浮力之間的差异，就可以計算出液体的密度。鮑林推理道，將液体換成空气，并在其中懸挂一個可以反映磁場變化的試驗体，那么空气中氧气含量的變化將會使試驗体發生變化。他開始描繪草圖。試驗体必須很小，并保持精巧的平衡，以測量細微的變化。鮑林設想出一個小的玻璃啞鈴，兩頭充滿空气，粘在一根极細的石英纖維上保持平衡。磁場可以從一塊普通的馬蹄形磁鐵獲得。將石英纖維穿過磁鐵的兩极。這樣試驗体周圍空气磁性的任何變化都會使它在磁場中重新定位，發生旋轉直到纖維的扭轉使它處于新的平衡狀態。旋轉的程度可能非常小，也許可以通過將一束光射向試驗体并反射到刻度盤上來放大這一變化。 他覺得這不是一個坏主意，特別對他這樣一個沒有制造實驗儀器經驗的理論家而言。回到帕薩迪納之后，他將草圖交給魯本·伍德，一個更具机械才能的同事來完成這項工作。難點在于制作小的玻璃啞鈴，并在纖維上將它平衡；在完成了這一工作之后，伍德在啞鈴上粘了一小塊玻璃以反射光束，將小啞鈴穿過磁鐵，整個設備被裝入一個鐘形玻璃罩內，用一個手電筒提供光源，在瓶壁上貼了一小張紙片作為刻度。他只花了几天時間就制作完成了樣品。 几星期后，鮑林重新踏上去華盛頓的火車，隨身攜帶著第一台鮑林氧气測量儀。他既驕傲，又有些不安。离開帕薩迪納的第一個晚上，他突然惊醒，預感到自己的設計有可能失效。他擰亮頂燈，小心地取出測量儀，打開了手電筒。紙片上顯示出的氧气水平顯然太低了；在上車的擁擠中，儀器肯定給碰坏了。它過于精細，難以實用。“我最好還是下車回帕薩迪納去，”鮑林想道。他絕望地向窗外望去。突然他長吁一口气。目力所及到處是山峰。列車正在翻越大陸分水岭。測量儀是精确的——它正确地反映了高海拔的低氧气水平。他把測量儀裝了回去，如釋重負地重新陷入了夢鄉。 軍官們看到這台儀器奏效之后，即刻向鮑林訂購了几百台鮑林氧气測量儀。他申請了專利，然后讓斯特迪文特在實驗室里組織起一個小工厂。工人們將融化的玻璃吹成啞鈴的小球，并將其平衡在几乎看不見的纖維上。這項工作難度极大。首先需要鼓足所有的气才能讓融化的玻璃膨脹；而一旦玻璃開始膨脹，得馬上停止吹气，不然玻璃球就太大了。他們只找到一個研究生高手，他能夠咬住吹管，協調橫隔膜、肺和口腔的動作，吹出一個像樣的球体——大約每兩百次中能夠成功一個。 鮑林意識到這樣做無濟于事。他說服具有創新精神的理工學院化學系教授和儀器制造專家阿諾德·貝克曼——貝克曼pH計量器的發明人和貝克曼儀器設備公司的奠基人——來掌管生產。貝克曼雇佣了鮑林的工人，親自設計了世界上最小的玻璃吹制机，并找到了一种能夠拉出肉眼看不到的硅絲的方法——工人們只有通過將一張折疊的紙放到硅絲所在的位置才能找到它。他制造出的測量儀十分精确。盡管美國海軍一直到戰爭結束還在就技術規格爭論不休，從未成為大買主，但是英國海軍定購了几百套。這一儀器還被用到航空醫藥、工業厂房和早產儿保育箱內。加州理工學院、鮑林、斯特迪文特和伍德分享銷售的專利使用費——這項收入在許多年中成為加州理工學院專利使用費的主要來源。不過真正靠這項發明賺大錢的是貝克曼。他在50年代中期以一百万美金的价格出售了制造氧气測量儀的公司。 阿迪斯醫生開出的飲食方案 1941年3月，鮑林40歲生日過后的一個月，他獲得了繼朗繆爾獎十年后的又一個重要的獎項：美國化學學會紐約分會的威廉·尼科爾斯金獎。鮑林——新聞發布中稱他為“美國乃至世界杰出的理論化學家”——又一次成為獲得這一獎章的最年輕的人。當時，這一獎項被認為是美國化學界最崇高的榮譽。 頒獎儀式成了紐約化學界的一次盛典，高潮是賓西法尼亞酒店的盛裝晚宴。与會的化學家們啜飲著咖啡，而鮑林的老朋友、加州理工學院的室友埃米特則在台上講述著他們早年學生時代的趣聞軼事。在埃米特之后上台的是偉大的哥倫比亞化學家約瑟夫·邁爾，他簡要地介紹了鮑林的學術成就。 輪到鮑林發言時，每個人都期待著這位著名的演說家再次用他的宏篇大論來征服听眾，然而那些熟悉他的人很快就發覺情況有些不對勁。鮑林的臉看上去有些浮腫。他的聲調平淡乏味。他說那天早晨他張開眼睛的時候惊奇地發現眼睛腫得睜不開，自我挪揄地說政治家總是盲目的。但是他看上去精疲力盡，這并沒有什么好笑的。他的發言短得出奇，早早地就回到了旅館的房間。 第二天晚上在莫斯基家舉行的晚宴上，鮑林承認自己感覺十分疲勞，并在過去的几個星期里增加了20磅体重，連扣上襯衫領子和穿鞋都覺得困難。客人中間有一位是來自洛克菲勒醫學研究院的心髒病專家。他將鮑林拉到一邊，對他說像他這樣的浮腫表明他的心髒可能有問題，并問他能否立刻給鮑林檢查一下。他們躲進莫斯基的一間臥室，鮑林躺在地上，那位醫生触診了他的四肢，听了他的心跳。結果令人困惑。鮑林的心血管系統看來完好無恙，但是极端的浮腫肯定預示著某些疾病。醫生讓鮑林第二天到研究院自己的辦公室來，為他作一次全面的檢查。 愛娃憂心如焚，她陪著鮑林一起來到洛克菲勒醫學研究院，讓他作了那里醫生能夠提供的每一項檢查。在進行了几小時的穿刺和抽血之后，鮑林和愛娃緊張地等待著化驗的結果。最后他們被領進了一間屋子，里面滿是神態嚴肅的醫生。他們坐了下來。一位醫生開口說，鮑林的情況看來非常嚴重。他的腎髒可能感染了布賴特症，使得肌体日漸喪失過濾血液中雜質的能力。結果液体就會郁積起來造成浮腫。但是問題可能比這更糟糕。化驗顯示他的尿液中排出的蛋白質數量异常地高，表明他的腎髒可能遭到了損害。這是布賴特症最嚴重的一种症狀。鮑林沉默無語，試圖理出個頭緒。愛娃詢問是否有人從這种狀況康复過來。“有些人能夠康复，”一位醫生回答道。但是現在重要的是确定症狀的性質，并找到發病的根源。 之后的所有事情如同一場夢魔。他們又待了一天，接受了更多的化驗。結束之后，醫生告誡鮑林必須取消剩余的講演，即刻回家去。他們會幫助他在加利福尼亞找一位合适的專家。 在回程的火車上，鮑林表面上保持著鎮靜，但是內心百感交集。他的父母都英年早逝。外祖父萊納斯·達令也是由于腎病而去世的。似乎他將隨他們而去。回到帕薩迪納，他一邊等待著專家的建議，一邊以他掌握的唯一方法來對付疾病的困扰：他埋頭工作，完成了提交給洛克菲勒基金的又一項申請，并閱讀所有有關腎病的文章。所有的文章都提到了一個事實：多數專家認為對布賴特症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 鮑林的心情抑郁起來，但是他將這种情緒深埋心底，繼續工作。除了容易疲勞和長了20磅体重以外，他并沒有生病的感覺。但是他遵照醫囑躺在床上工作。后來，有人安排他去見西海岸最出色的腎病專家。專家名叫托馬斯·阿迪斯，是斯坦福大學腎病診所的所長。 鮑林需要希望，而阿迪斯就是給他帶來希望的人。他是一個高大、英俊、魅力十足的蘇格蘭人，看上去讓人難以相信他已經60歲了。他和藹可親，令人信賴，有些心不在焉的樣子，對布賴特症的分類和治療有著丰富的知識。阿迪斯對于布賴特症二十年的研究使他确信，這一疾病不是單一的疾病，而是具有不同症狀的几种疾病的并發症。在鮑林看來，他的診斷方法非常科學：他在一段時間里對尿樣沉淀物進行定量分析（阿迪斯計數），這可以使他了解腎病的病因。他還測量尿樣的尿素清除率（阿迪斯尿素率），這可以使他了解病情的嚴重程度。阿迪斯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几個相信布賴特症可以治愈的醫生之一。他有一套理論，認為對這一疾病的治療應建立在組織被破坏和再生的平衡之上。治療的訣竅在于讓腎髒得到充分的休息。阿迪斯對鮑林說，腎髒的主要功能是將尿素集中起來排出体外。尿素來源于蛋白質的新陳代謝。為了治愈這一疾病，鮑林的腎髒需要處理較少的尿素，這意味著需要減少蛋白質的攝入量。 鮑林從閱讀的有關腎病的文獻中早已了解到，其他的一些腎病專家并不同意阿迪斯的觀點。他們指出，在飲食中需要蛋白質以使腎髒得到最大限度的再生。而在另一方面，另外一些專家則照例會放棄對患布賴特症病人的治療。阿迪斯至少作出了嘗試來治愈這一种疾病。 一連好多天，阿迪斯跟蹤分析鮑林的排尿量、沉淀物數量和尿素清除率，有時他把鮑林帶到自己的實驗室，親眼觀察尿樣分析的結果。他每天都和這位明星患者進行交談——有時他們一起喝茶，而喝茶是阿迪斯每日必不可少的一項儀式——兩人發現他們有很多相似之處。阿迪斯相信科學的測量是進行診斷的基礎，這正好与鮑林不謀而合。兩人討論腎髒的功能，討論血紅蛋白的新陳代謝，還討論政治：阿迪斯是海灣地區最為激烈的反法西斯主義者，民權運動的支持者和蘇維埃俄國的信仰者，他采用了社會主義的路線經營自己的診所。 在阿迪斯的診所里度過兩周后，他倆成了好朋友。一天，阿迪斯走進病房告訴鮑林可以回家了。他的測試表明鮑林的病情可以通過低蛋白和無鹽的飲食得到控制，這樣可以減少尿素的產出，并降低組織的浮腫。愛娃將确保鮑林堅持這一飲食方案；阿迪斯已經給了她一些建議。他會在斯坦福繼續關注鮑林病情的發展，每星期都會對他的尿樣進行分析。他囑咐鮑林說，躺在床上，注意飲食健康；不要過度勞累，以便讓腎髒得到修補的机會。 這听起來十分在理。回到帕薩迪納后，鮑林被安置到了書房的一張床上，開始按阿迪斯的囑咐限制飲食，主要吃些水果、谷物、蔬菜，并補充适量的維生素、礦物質和大量的水。他將通信縮減到了最低限度，將大多數的行政職責委派給了斯特迪文特，并埋頭于神秘小數，希望借此來暫時停止對科學的思考。愛娃成了他的護士和營養師，精心為他准備食物，在新買的天平上精确地稱出每樣配料的重量，計算總的蛋白質和鹽的攝入量，并把所有的數据都記在本子上。如何讓無鹽、無肉的飲食有滋味成了向她本人的一項挑戰。除了日常的香蕉和動物膠之外，她有時還從園子里抓几個蝸牛，用麥片喂養几日，然后清蒸，這對于飲食單調的鮑林而言不啻于一餐美食。愛娃對鮑林解釋說，蝸牛的蛋白質非常低。 阿迪斯的食物療法開始奏效。鮑林強迫自己呆在床上，起先是一整天，然后是半天。四個月之后，浮腫消失了；六個月之后，鮑林發現自己的精力和興致恢复到了正常的水平。他經常和阿迪斯通信，偶爾去拜訪他，并成為阿迪斯療法的信徒。后來他提名阿迪斯為國家科學院院士，并确保了他的當選，并在戰爭期間幫助他獲得政府資助以繼續腎病的研究。他堅持低蛋白飲食達15年之久，并將他的生命和健康歸功于阿迪斯的醫學思想。而阿迪斯對鮑林說，是愛娃拯救了他：其他很少有病人能夠這樣做，這樣虔誠地堅持這种飲食。 對鮑林的同事而言，他的康复被視為一种奇跡。一開始，甚至有人十分認真地在討論化學系在失去鮑林之后將何去何從。現在不到一年，鮑林就恢复了健康，而且看上去比任何時候都更好。休斯回憶說：“我們原以為會失去他，然而此后的許多年中，我發現他痊愈之后一年比一年更加年輕了。” 1941年9月，鮑林的感覺十分良好，他決定去參加芝加哥大學的五十周年校慶，慶典的高潮是向五十個學術領域中五十名佼佼者授予榮譽博士的稱號。鮑林高興地接受了榮譽化學博士學位。他重新開始投入到科研項目中，包括他的抗体研究，并開始把他給一年級新生上課的備課筆記編成了一本教材。 然而，正在此時傳來了日本襲擊珍珠港的消息，這一科研項目連同其他許多項目一起被擱置了起來。 炸彈和火箭 美國在1941年12月7日正式加入戰爭，實際上證實了加州理工學院師生的預見。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后的几天內，73歲的密立根就指派了一個委員會來保證學院的安全。人們主要擔心日本人搞破坏和轟炸，而且委員會在珍珠港事件后的狂亂中有些神經過敏。戰爭初期的几個星期有些像一出喜劇，成隊的學生手執斧頭柄在重要的建筑周圍巡邏。有人向鮑林建議說，在蓋茨大樓和克萊林大樓的每個實驗室外都配備武裝警衛，但是他說服校方，只要晚間派一個巡夜人就足夠了。學者們將他們的思想從宇宙的結构轉向國產防毒面具的制作，以及在爆炸時防止玻璃四處亂飛的方法。鮑林和每一個接受軍方合同的科學家一樣，被取了指紋并接受了安全審查。 比這些表面上的變化更為重要的是戰爭給學院帶來了大筆的金錢。在華盛頓，加州理工學院的查理·勞利森成了軍用火箭的狂熱推動者，他讓軍方确信，盡管學院在戰前對火箭的研究甚少，但是可以成為全國火箭研究的中心。在日本人進攻珍珠港后三個月，帕薩迪納收到了聯邦政府用于火箭研究的第一筆二十万美元的撥款——相當于學院戰前年度預算總額的六分之一。勞利森在帕薩迪納附近的丘陵中建立起了一個火箭推進劑工厂，并在鮑林系里的一位教師、化學工程師布魯斯·塞奇領導下徹夜不停地開展工作。一位項目參加者回憶說：“沒有什么人知道，在山上的高性能炸藥足以將帕薩迪納從地圖上抹掉。”到1944年，單是給火箭項目的經費一個月就達到了兩百万美元，雇佣的工人成千上万，分包商有上千個，在南加利福尼亞創建了一個全新的工業。正如勞利森的得力助手所言，“加州理工學院的一大部分實際上成了軍械局的一個分部。” 火箭的一大問題是不可靠。勞利森觀看海軍的射擊演習，看見火箭一個接一個，不是提前爆炸，就是偏离目標。他相信這是推進劑的問題，美國產的火藥燃燒不規律，比他看見在英國使用的火藥差得多。他認為使用更好的推進劑和更為科學的設計，火箭可以更精确，更可靠，成為戰爭的一樣利器。 鮑林也對推進劑和炸藥發生了興趣。美國宣戰之后，他將自己的才能運用于火藥的研究之中。他成為國家防衛研究委員會炸藥部的一個成員——這個委員會和新成立的醫學研究委員會一樣，是科學研究与發展局的一個下屬机构——并主持火箭項目內部彈道特別委員會的工作。他几乎每個月都要到華盛頓去，和操縱戰爭机器的那些人制定研究規划并討論研究目標。政府的撥款也開始流向他的實驗室，主要是用于炸藥分析，并開發更為穩定的推進劑。鮑林很快成了一名專家，他廣泛地閱讀各种資料，并在1942年春夏之交參觀了東部一些火藥和炸藥工厂。海軍開始經常性地將得到的德國和日本燃料送到帕薩迪納，讓加州理工學院的科學家進行分析。在鮑林指導下創造出來的新的色譜法，可以對協約國的火箭成分進行快速准确的分析——哪怕只是從炸彈碎片上刮下來的一些碎屑。將澤希邁斯特的分离法擴展到對炸藥的分析，使色譜法成為化學家的一項重要工具。鮑林說：“引進色譜分析，我們可以說是對現代化學進行了一場革命。” 1942年春天，已經康复的鮑林急切地想為戰爭作貢獻，一頭扎進了國防研究中。他發明了一种改進的火箭炸藥穩定劑，這一化合物能夠使炸藥燃燒得更穩定，火箭飛行的彈道也更理想。有好事者昵稱它為“萊納斯”，這一名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流傳甚廣。鮑林開始研究用合成物質來替代軍事觀察儀器上急需的石英晶体，并合作研制了一种穿甲彈，后來還申請了專利。 只要有可能，愛娃仍堅持讓鮑林在床上躺上半天，但是要讓他減緩工作的節奏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本來的想象力就如天馬行空，現在更有許許多多問題需要他思考。而且，他選擇的每一個課題，似乎都有源源不斷的聯邦經費。他就如同一個手執一張空白支票的男孩，闖進了玩具店。他在1942年6月寫道：“這里的實驗室已經失去了往日的悠閒。我們有數不清的戰爭研究項目，每個人都全力以赴。”他巡視兵工厂，對炸藥的生產提出建議。他分析制造氧气的化學系統。他負責一個生產煙霧劑的生產項目。他還設計了一個測定溶劑中分子量的儀器，并在空余時間發明了一种他自認為不可破譯的密碼（他將這一發明送交陸軍部，之后就杳無音訊了）。他每月一次都要登上“超級首領”列車去華盛頓，路上要用三天時間，在那里呆上一兩天開會或討論，接著就回家。他非常喜歡這一段旅程，因為他可以一邊望著車窗外的群山和平原，一邊安靜地進行思考，覺得正在為戰爭貢獻自己的力量。 隨著滾滾而來的撥款，鮑林實驗室的規模也日益膨脹。單是火藥項目就集中了大約五十個青年化學家，占滿了實驗室和辦公室的每一個空間。他們由科里領導，科里是不可或缺的。這位生性靦腆的人原來只習慣和一兩個助手共事，戰爭使他成了一個高效的經理。他設計的一整套匯報和規划体系使加州理工學院成為其他戰時實驗室效仿的榜樣。 1943年年初，鮑林的老朋友奧本海默來到加州理工學院，給鮑林帶來了為戰爭作貢獻的更好机會。自從奧本海默在十五年前試圖說服愛娃到墨西哥“度假”之后，他們兩人沒有說過几句話；但是鮑林跟蹤著這位物理學家在伯克利的學術生涯，并且通過秘密情報网得知他正在參与一項极端机密的武器項目。奧本海默仍然那么憔悴瘦削，仍然煙癮十足，仍然自以為是。他向鮑林解釋說，他正領導一個小組利用鈾的同位素裂變來制造一种炸彈。他說他們正在和海森伯領導的德國人競賽，因而至少從理論上來說，納粹面前沒有什么障礙。但是這里涉及的不光是理論。一個月前或更早的時候，費密和西拉特在芝加哥成功地控制了一次裂變連鎖的反應。現在看來，肯定能夠制造出一种核裂變炸彈，爆炸時，將原子核結合在一起的巨大能量就能夠釋放出來。 奧本海默解釋說，政府正在把巨額資金投入到這一炸彈的研制中。這將是一個巨大的項目，將涉及上千名科學家。他們都集中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鎮一處山頂上改建的一所小學里，保安措施非常嚴密。大多數工作將由物理學家完成，但是也會涉及到相當多的化學工作。他問鮑林是否對領導這一項目的化學組感興趣。他說，參加這個項目一個額外的好處是能夠得到珍稀的放射性示蹤劑氖，鮑林在化學生物學的研究中非常需要這一种物質。 鮑林很快就作出了答复。做一群物理學家的下屬——特別是直接在奧本海默的領導下工作——令他反胃。將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帶到新墨西哥州荒漠极端保密的新兵訓練營中去也絲毫提不起他的興趣。他拒絕了這一邀請。他說：“并不是因為我覺得發展核武器有什么不對，而是我手頭還有別的工作。” 鮑林有很多事情要操心。戰爭初期他就成為科學研究和發展局西部醫藥研究委員會的一名成員，成了幫助軍方解決最緊迫的醫療需求的顧問。他獲悉成千上万名士兵由于休克而死亡，原因僅僅是因為得不到血漿。而戰時的血漿供應极端匾乏。醫學研究委員會緊急設立了一個項目，旨在開發廉价、可靠的人造血漿替代品。鮑林由于在血紅蛋白和抗体的研究上積累了丰富的經驗，因而贏得了這一項目。他拉起了一支隊伍，其中包括阿迪斯，由他負責測試腎髒對人造血漿的清除率，還包括免疫學專家坎貝爾。他們共同嘗試了許多化學方法，試圖制造出能夠騙過肌体的人造血漿。他們一直沒有任何進展，直到鮑林想出一种化學方法，改變了動物膠的性質，使它不僅能夠模仿血漿的一般特性——其濃度和粘度——而且成本低廉，易于儲藏。他將這一方法稱為動物膠氧化法。在志愿人員身上進行的早期試驗相當成功，鮑林為這一配方申請了專利，并無償提供給政府使用。他通過各种媒体廣泛宣傳了這一發現，公開宣布了他的成功，并收集了全國各地電訊稿的剪報。由于這一配方中分子大小的差异极大，政府拒絕批准動物膠氧化法，這令鮑林十分失望。接著在1943年，整個血漿替代品的項目下馬了，因為已有眾多的志愿人員紛紛捐獻出真正的血漿。 “在醫藥史上第一次……” 到了1943年，鮑林的化學和化學工程系完全變了一個樣：托爾曼去了華盛頓，尼曼研究著化學戰，布赫曼和科普弗利試圖合成抗瘧疾藥，盧卡斯研究塑料，雷西專攻火箭項目。所有學生几乎都上了戰場，代替他們的是進修炸藥或者火箭課程的軍事人員。鮑林在1943年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這里的事情确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試圖將討論會繼續下去，但是很難找到合适的題目。”許多研究課題都被列入了保密的范圍。 在洛克菲勒基金會，韋弗和他的同事不安地注意到他們提供給鮑林的經費開始流向戰爭研究項目。由于科里和休斯將他們的注意力轉向炸藥和推進劑的研究上，最近一大筆經費資助的蛋白質問題被擱到了一邊，而且有机化學項目大多也停頓了下來。 只有鮑林對于免疫學的研究未受到影響。由于這一項目對戰爭有著較為直接的作用，鮑林得以在華盛頓的支持下繼續他的基礎研究。鮑林個人對于這一領域的興趣也日益濃厚。他甚至在多年以后重新開始涉足實驗室，讓坎貝爾教他如何給兔子接种，如何設法產生抗体凝結的反應。由于加州理工學院尚沒有動物試驗設施，鮑林在自家車庫附近建起了一個五十只兔子的免窩，派小萊納斯和彼得喂養和打掃。每天清晨去學校之前，他會給兔子注射抗原，有時還會親自放血，收集抗体。 “我十分高興地向您匯報，我們的免疫化學工作進展十分順利，”鮑林在1941年年末給韋弗寫信說。他的下一個目標是證明每個抗体分子有兩個鍵合點，正如他在1940年關于抗体形成過程的論文中提出的那樣，為此他設計了一种聰明的辦法。蘭德施泰納將一個經過選擇的有机分子和一個蛋白質結合在一起，完善了制造合成抗体的技巧；這樣就可以根据已知的結构來培養抗体并進行研究。鮑林叫自己的助手制作了一系列這樣的合成抗体，每一個蛋白質分別和一個、兩個或三個同樣的有机分子相結合。將這些有机分子培養出來的抗体進行各种反應，并對形成的合成物中的抗原和抗体的比例進行分析，他就能夠估算出每個抗体分子到底与多少個抗原結合到了一起。研究結果有力地表明，正如他預言的那樣，抗体是二价的，同時和兩個抗原聯結。他還發現，似乎抗体分子的兩頭能夠与不同的抗原相結合，這又支持了抗体形成的模板理論。 但是，最令人激動的消息是，坎貝爾在1941年末成功地制造出了人造抗体。根据鮑林1940年論文中提出的理論，血液中任何一种球蛋白在變性之后都會形成一种特定的抗体，這樣就能在某一抗原周圍重新成形。鮑林在11月給韋弗的信中激動地寫道，這正是坎貝爾對牛肉球蛋白進行試驗得出的結論。他說，這標志著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了抗体。鮑林在信的結尾輕描淡寫地說道，“我覺得在試管內合成抗体可以被認為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實際上他認為這項發明相當重要，完全可以申請專利，不過他并沒有將這一點告訴韋弗。 不過，坎貝爾的試驗并沒有像鮑林說的那么确定。坎貝爾制造出的東西只是有些像抗体——至少在他的手里，這种蛋白質确實能夠專一地和一种目標抗原相結合——但是從牛肉球蛋白中得到的這一產品的產量很低，而且不穩定。在最理想的情況下，鮑林所稱的“制造出來的抗体”中只有八分之一能夠与抗原結合。而且抗体和抗原之間的結合力也比自然抗体要弱，沉淀物中抗体和抗原的比例也要低得多。 然而，這一切都可以用合成技巧的不完善來解釋。證据也許不充分，但卻是實實在在的，而且大致符合鮑林有關抗体形成和蛋白質构造的理論，符合他關于氫鍵連成的長鏈构成了各种形狀的蛋白質的思想。這确證了他對世界的認識，當然也是正确的。 他認為這一實驗是正确的。人造蛋白質的成功合成引發了各种有趣的可能性。在戰爭時期，人們迫切地需要各种藥品，而人造抗体將稱為世界上最有效的藥品。鮑林為整個工藝申請了專利，這表明他深知自己這一發現的商業价值。他進而采取了一個不同尋常的舉動。1942年3月，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發表了一份新聞稿，宣布他的實驗室成功地制造出了人工抗体。他在新聞稿中寫道，盡管還不知道它的發現是否在醫藥上有用，這一研究為治療疾病“開辟了新的可能性”。 對于如此重要的一項發明，未經科學雜志發表而首先向新聞媒体宣布，這聞所未聞，但給鮑林帶來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各界的反應迅捷而熱烈。電訊社報道了這一發明，并廣為傳播。《科學》雜志在新聞欄目中進行了報道，對研究界人士說，“在醫藥史上第一次在燒瓶中人工合成了對抗疾病的物質，抗体。”《美國醫藥學會學報》的編輯用贊許的口气介紹了鮑林的發明，并期望有朝一日人造免疫血漿庫能夠出售鮑林的產品。醫藥公司的代表紛紛邀請鮑林簽訂合同，為他提供經費和技術上的幫助。 但是在完善實驗技巧，最終將其商業化之前，鮑林希望得到更多的沒有附加條件的贊助，為此他充分利用了新聞稿發布之后的知名度。有兩家机构表示出興趣，一個是科學研究和發展局的醫學研究委員會，另一個是洛克菲勒基金會。鮑林在兩家机构之間忸怩作態，一邊通知委員會他的最新發現，同時又以開發出一种有价值的對付疾病的“相當大的可能性”來引誘韋弗。韋弗在激動之余中了鮑林的計。在很短的時間內，洛克菲勒基金會將為鮑林的免疫學研究提供三万一千美元的經費，其中包括用來完善人造抗体生產工藝的兩万美元。 然而，并不是每個人都像鮑林那樣信心十足。鮑林在4月份寫道：“沒有多少人寫信來索取我們在試管中生產抗体的實驗資料。也許他們滿腹狐疑。”這話說對了。免疫界專家對鮑林這一成果一直保持緘默。8月份，鮑林在《實驗醫學雜志》上首次完整地發表了人造抗体的論文。論文表明，鮑林距离自己聲稱的研究成果還有相當大的距离。對于實驗的描述相當粗略，根本無法精确地重复，而且他的對照實驗也相當勉強。蘭德施泰納和其他一些人在試圖重复這一實驗時沒有獲得成功。 盡管人們的怀疑日益加深，鮑林仍然堅信自己是正确的。他發現了一些新的證据：他和坎貝爾人工合成了肺炎球菌抗原的抗体，發現其對感染的老鼠至少具有某种可以測量的保護作用。然而，其他的一些跡象則有些不妙。坎貝爾似乎是能夠人工合成抗体的唯一的一個人。他指導的學生和博士后則運气不佳。在進行了三個月的努力之后，一位研究人員寫信給鮑林說：“我祝愿您在人工制造抗体的工作中一帆風順，但是我必須承認自己有些悲觀……坦率地說，對于那些時而有效、時而無效的實驗步驟，我并沒有什么好感，而且我找不到任何失敗的緣由。” 1943年初，洛克菲勒基金也開始緊張起來。弗蘭克·布萊爾·漢森分擔了韋弗自然科學部的一些職責，他對于鮑林不像韋弗那么迷信。隨著免疫學資金延續期限的鄰近，漢森征詢了全國抗体專家對于鮑林理論的看法。專家們的反應并不積极。一位專家直截了當地說帕薩迪納從來就沒有制造出過人造抗体；另一位專家則擔心鮑林“對自己的工作并不十分嚴謹”。蘭德施泰納對于鮑林抗体形成的一般理論仍持贊成態度，但是他告訴漢森，如果他下注的話，“他覺得鮑林生產出抗体的可能性小于百分之五十。”著名的微生物學家勒內·迪博總結說：“鮑林教授的觀點之所以受到廣泛重視，是因為他在化學領域的崇高威望，然而我們中許多人覺得其結論的基礎非常不充分。” 漢森開始公開表示怀疑，問鮑林既然在一年的努力之后仍沒有得到結論性的成果，是不是應該削減他的經費。鮑林無言以對。實驗結果似乎預示著成功，然而過多的失敗給整個研究蒙上了一層陰云。在向全世界宣布了他已經成功地人工合成抗体之后，現在他不得不承認這些抗体不能全面地保護動物，對此他深感“失望”。他進而降低了人造抗体在他整体研究計划中的重要性。接著洛克菲勒基金會將給他的專項研究經費削減了一大半。与此同時，鮑林悄悄地收回了對抗体生產的專利申請。此后他再也沒有就此課題發表過一篇論文。 然而他也不愿意撤回自己的結論。他不明白為什么坎貝爾的實驗看似成功，而帶來的只是混亂。他覺得自己的理論是正确的。他看到的坎貝爾制造的少量人工抗体也肯定是正确的。如果這一切是錯誤的話，將會有人站出來證明這一點。 但是，在戰爭期間及戰后的許多年中，沒有人這樣做。盡管當時免疫學研究領域的頂尖科學家私下里對鮑林的研究工作持批判態度，并且對他的執迷不悟大為不滿，但是他們都不愿公開發表他們的觀點。只有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免疫學家埃爾文·卡巴特敢于發表文章，對鮑林的研究結果表示質疑。他在一篇評論文章中說，鮑林和坎貝爾觀察到的是抗原和球蛋白的非特定的結合；由于坎貝爾在實驗中使用了大量的球蛋白，這些蛋白質互相糾結在一起，同時將一些抗原也拖了下來。一些資深的免疫學專家在非公開場合對卡巴特的觀點表示贊同。那么為什么只有他公開地抨擊鮑林的觀點呢？后來卡巴特說道，“懾于鮑林的威勢，大多數不想對他表示异議。” 科學界的沉默使鮑林的聲譽不至于因人造抗体的失敗而受到過多的影響。只有對這一領域最為熟悉的免疫學家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官員才明白，鮑林在這一研究上有夸大其辭的嫌疑。 就鮑林而言，他從不認為他和坎貝爾進行的工作是失敗的。五十年后，鮑林仍然堅持他的立場：“我們确實成功地制造出了抗体——盡管非常弱，但是仍具有特异性。” 為什么那些神奇的東西只在坎貝爾的燒瓶中出現呢？在放棄研制人造抗体多年之后，坎貝爾對自己的密友，理工學院生物系教授雷·歐文提出了一种解釋。他說，一個過于積极的實驗室助手為了得到老板們預期的結果，而對實驗做了手腳。整個事件是由于“一些技術人員為了討教授的歡心”而發生的。 在放棄了人造抗体的研究之后，鮑林得以重新將精力投入到更富有成果的其他免疫學研究領域。從1943年開始，他回到了對更為基本的問題的研究上，并与普萊斯曼和坎貝爾一起得出了一些實在的研究成果。在此之后的几年中，三人小組發表了二十多篇論文，對抗体二价性以及特定分子形狀在抗体和抗原結合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有力的證据。他們比蘭德施泰納更為精确地設計了合成抗原，并運用新的定量技巧來測定抗原和抗体的反應。事實上，到了戰爭結束時，鮑林實驗室就證明了抗体和抗原形狀的互補性是其互相結合的根本原因。他們的成果支持并進一步發展了埃爾利希鎖和鑰匙的思想，确切地表明抗体和抗原就像分子拼圖游戲一樣彼此吻合著。 然而是什么力量使它們結合在一起的呢？在對打破抗体和抗原之間化學鍵所需的能量進行研究后，鮑林深信其中并未涉及強化學鍵——共价鍵或离子鍵。他的腦海中出現了一幅新的圖像。鮑林小組比較了抗体和具有特定變异的抗原之間的反應，發現抗原上哪怕是一個原子的變化也會對鍵合的力量產生顯著的影響。換句話說，這种吻合一定是极為精确的。 分子之間原子和原子的緊密接触產生了另一种附著力，也就是原子間的范德瓦爾斯引力。范德瓦爾斯引力得名于一位荷蘭科學家，他研究了气体中這种力的作用，并證明它非常弱——相當于共价鍵的十分之一到百分之——而且沒有針對性，几乎任何一對彼此接触的原子都會產生這种作用。弗里茨·倫敦在1930年用量子力學理論解釋了這种現象，提出這是由于兩個靠近的原子干扰了彼此的電子云造成的。鮑林在進行晶体衍射的研究時早已熟知這一种現象：共价鍵將兩個碘原子緊密地結成一個分子，而范德瓦爾斯力則將這些分子聯結成晶体。對抗体而言，相當重要的一點是，范德瓦爾斯力隨距离的增加而呈几何級數遞減，這樣它只有在相當近的距离內才能產生作用。鮑林意識到，如果只有几個原子在一起，那么范德瓦爾斯力沒有多少作用，但是如果像蛋白質這樣的巨型分子的表面互相接触，那么總的范德瓦爾斯力就足以將兩個分子結合在一起。假定范德瓦爾斯力是抗原一抗体作用的主要因素，也意味著如果使分子互相离開哪怕是一丁點儿——鮑林實驗室發現，如果在一個抗原的表面制造一個凸起，使抗体和抗原之間的距离達到一個原子直徑的几分之——就能顯著地削弱它們之間結合的力量。如果這种不吻合的情況更為顯著的話，抗原和抗体就會彼此脫离。 鮑林發現，由于存在這种微弱而又不确定的力，再考慮到某些氫鍵的作用以及极性相反的分子間相互吸引的作用，抗体和抗原的結合一定會具有非常特殊的形式。而且發生這种作用的根本原因是分子結构。精确、互補的形狀是至關重要的因素。鮑林相信，至少在免疫學中，分子結构決定了生物特异性。 這項研究成果具有非凡的价值和重要性，使鮑林在遭受人造抗体的失敗之后仍能在免疫學研究領域保持領先的地位。他關于形成抗体的直接模板理論繼續受到人們廣泛的承認。這一理論非常簡明易懂，盡管存在一些缺陷，仍將在以后的十五年中成為抗体成形理論中最具影響力的理論。甚至那些在私下里批評鮑林的免疫學家也不得不承認；他給這一領域帶來了新的活力，作出了一些重大的發現，引發了許多有益的討論。直到50年代中期，鮑林的直接模板理論才被一种基于一些令人惊奇的遺傳現象的抗体成形理論所替代。直到那時他才最終被證明其抗体成形理論是錯誤的。不過他關于抗体和抗原如何發生作用的理論仍是正确的。 愛娃·海倫也在為戰爭操勞著。她在加州理工學院生物實驗室里做了几個月的研究助理，幫助開發人工制造橡膠的方法。她受訓擔任了洛杉磯縣的助理消防員和空襲警報哨，并在屋前開挖了一片戰時菜園。她還從事政治活動：她認為1942年提出的拘留美籍日本人是對民權的粗暴踐踏，并志愿為當地的美國公民自由協會服務以反對這項法令。 与此同時，她對自己賢妻良母的角色仍烙盡職守。她盡力使山間的居所能夠遠离戰爭憂患，盡管這并不容易。每天，孩子們都會听見山下加州理工學院一所炸藥研究所傳來的爆炸聲。1942年一天深夜，全家人都被空襲警報惊醒。鮑林默數著高射炮的爆破聲，愛娃則安慰著孩子們。 孩子們需要安慰。戰爭爆發時小萊納斯16歲，照他后來的說法，是一個“在許多方面神經質的少年”。与父親的關系使他傷透了腦筋。父親高高在上，望子成龍，他永遠也無法讓父親滿意，同父親在一起總是讓他不舒服。鮑林對于父子關系的認識，是從學校里把一年級的化學題目帶回家，讓高中的小萊納斯解答——當回答不出的時候，小萊納斯總感到非常丟臉。盡管他的學習成績還過得去，他在學校里總感到難以安心。他前后換了三所學校，最后才在弗林特里奇，一所距帕薩迪納几英里之外的貴族寄宿學校安頓下來。暑假回家的時候，他總覺得自己像是一個陌生人，比二弟要大6歲，在年齡上更接近父親叫來看孩子的研究生。他對自己的前程也感到困惑：盡管鮑林沒有強求，年輕的小萊納斯還是感到父親希望自己能夠從事科學事業，然而他無意同自己的父親競爭。戰爭開始時，他決定學醫，這一領域“和科學密切相關，可以讓父母滿意”。18歲剛從弗林特里奇畢業時，他加入了空軍，离開了家。 別的孩子也讓人操心。彼得也在很早的時候就被送到了寄宿學校，在戰爭期間，他開始表現出古怪的行為。一個學期他帶回家的可以是弗林特里奇學校里最好的成績，而下一個學期就會下降為B和C。盡管思路敏捷，口齒伶俐，他的學校評語千篇一律地為：“他應當而且完全能夠得到全A……但是他的成績与他的能力相去甚遠。”鮑林和愛娃對他的成績深感憂慮，最后在1945年讓他從弗林特里奇轉學到一所公立初級學校——他輕而易舉地在核心課程中拿到了全A。 琳達長成了一個漂亮的孩子，是父親的掌上明珠。小儿子克萊林很早就懂事了。但是山間的住處与世隔絕，琳達和克萊林不能和別的孩子玩耍。還有另一种孤獨：父母經常外出。鮑林要么在路上，要么在學校里，要么就是關在八角形的書房里，那里是孩子們絕對禁止打扰的。盡管愛娃竭力想成為一個盡職的母親，但她也同樣喜歡旅行，利用一切机會陪伴自己的丈夫外出，一去就是几天，甚至几個星期。貝克講座讓他們在康奈爾大學一呆就是四個月，期間他們把嬰儿克萊林和別的孩子托付給鮑林的秘書阿萊塔·湯森德照看。阿萊塔像母親一樣照顧著孩子們，和三個最小的孩子非常密切，特別是琳達。 鮑林履行著他認為是一個父親應盡的職責：努力工作，為家庭提供像樣的住所和几件貴重物品，在必要的時候管教孩子們。盡管他所有的孩子都煞費苦心地博取他的歡心，他們畢竟還都是孩子。他缺乏耐心，如果他們太調皮或者缺乏教養的話，他就會大發雷霆。 科學是他的摯愛，孩子們不能与科學相提并論。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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