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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家 鮑林從英國回來后，在繼續投身于科學的同時，又恢复了對政治的關注。1948年夏，舉國上下正在為歷史上最為喧鬧和最出人意料的一次總統選舉作准備。像許多支持羅斯福新政的民主党人一樣，鮑林准備退出該党。他認為杜魯門轉向右翼，出賣了羅斯福的理想。 鮑林支持的候選人是羅斯福時期的農業部長，1940年到19M年期間的副總統華萊士。華萊士來自中西部，生性孤傲，有才學，還是一個富有的農業雜志出版商和雜交玉米的培育者。華萊士是最堅定的新政支持者，堅決支持与蘇聯和解。在美國戰后反共調子越唱越高的時候，許多政界人士和報紙把他划入极端理想主義者一類——“戰后時期的夢想家”，這是一個官員用來形容當時政府中自由派人士的一個稱呼。 杜魯門上台后，華萊士任商業部長。杜魯門認為華萊士是一個优柔寡斷的知識分子，与處理政府事務相比，他學習外語的興趣更高一些。當杜魯門重新采取反共立場時，曾在日記里憤怒地提到華萊士，稱這個“百分之百的和平主義者”在內閣會議上竟然對大家說他“要解散武裝力量，向俄國人提供原子彈秘密，寄希望于克里姆林宮政治局那伙冒險主義者”。杜魯門意欲除掉他。到1946年下半年，他終于等到了机會。華萊士在麥迪遜廣場公園作了一次演講，嘲諷杜魯門對蘇聯擴張主義的“強硬”政策。一周以后，杜魯門要求華萊士辭職。 杜魯門達到了目的，但同時也分裂了民主党。華萊士宣布作為第三党候選人參加總統選舉。他和自己的支持者創建了新的進步党，聲稱自己是羅斯福的忠實追隨者。鮑林最為鐘情的政治團体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在被指責為一個共產党陣線的組織之后，傷痕累累，這時已改組為美國進步公民組織，并聚集在華萊士的麾下。剛開始時，華萊士的競選活動十分強勁。他本人是一個十分机敏和雄辯的演說家。1947年那段時間，他關于國際主義的主張以及經過修正的新政綱領迎合了群眾的情緒，在選民集會上受到熱烈歡迎。在他發表演說的体育場或大會堂里，擠滿了自由主義者和反杜魯門的民主党人，還有少數共產党人。鮑林喜歡華萊士的國際主義和新政意識，以及他處理政治的知識分子方式。于是，他成了“支持華萊士的民主党人”組織的成員，并擔任了美國進步公民組織的副主席。他參加游行，捐款支持華萊士競選，還在洛杉磯的一次大型競選集會上介紹候選人華萊士。在這次集會上，鮑林和他的女儿琳達与著名演員赫本一起坐在主席台上，備受矚目。赫本看著男孩子气的琳達，眼睛一亮，奇怪她為什么不從影。 鮑林和華萊士在很多方面十分相像。兩人都喜歡獨立思考，都是熱忱的理想主義者，都不愿意妥協。鮑林認為華萊士更為突出的优點是由于他進行農作物雜交的研究，因而他懂得科學。鮑林說：“我認為他很优秀也很明智；但如同很多科學家一樣，作為一個政治家，他尚欠火候。” 這正是症結所在。華萊士對握手拍肩、籠絡人心這一套很不在行，他過于孤僻冷峻，因而成不了一個优秀的政治家。他還始終堅定地主張与蘇聯親善。如果說在1946年初談論把原子彈移交給聯合國和援助蘇聯的大規模重建還不無道理的話，那么到1948年中期繼續鼓吹這种論調就無异于政治自殺了。 1948年的2、3月份，鮑林尚在英國訪問，華萊士的競選運動就已開始走下坡路。當時，在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了一次共產党政變，該國徹底投向了蘇聯的怀抱，這一事件在美國激起了一股反共的情緒。華萊士不僅沒有利用這种情緒，反而聲稱捷克事件是對一次預謀的右派政變的反應，而美國大使可能卷入了這一陰謀。華萊士急于指責美國并為俄國找借口，由此遭到了共和党人的譏諷和杜魯門的指責，并在報紙上受到了大舉撻伐。進步党變成了向共產党妥協的代名詞，党員人數也急劇減少。 選舉的那一天，鮑林正在華盛頓州訪問，在政府生產原子彈原料的大型設施漢弗德厂附近作有關和平問題和化學研究的報告。盡管當時愛娃出于懼怕共和党人獲胜的心理，在選舉前的最后一刻將選票給了杜魯門，并慫恿鮑林采取同樣的立場，但是鮑林仍然堅持自己的選擇，缺席投了華萊士的票。那天晚上，當鮑林准備上床睡覺的時候，電台評論員已在預言共和党將肯定獲胜。事態發展似乎將再次證明愛娃是正确的。凌晨兩點鐘，鮑林醒來，走進停在汽車旅館停車場上的汽車里打開收音机，傳出的是杜魯門宣布獲胜的消息。鮑林為此松了一口气，然而華萊士的表現令人沮喪：他得到的支持票少于百分之三，進步党未在任何一個州獲胜。与成千上万的進步党人一樣，鮑林感到很傷心，“華萊士也許是太誠實了，終究成不了一個成功的政治家。” 1948年的大選標志著新政的終結和美國排斥异己時期的開始。華萊士參加競選對杜魯門來說反而是一种解脫。他再也不用迎合党內的自由派，從而可以大膽地進一步向右轉。他向自己證實，通過整治赤色分子，民主党人可以贏得選舉。只要這种手段奏效，他將繼續這樣做。 政治形勢顯然發生了變化，但鮑林沒有隨波逐流。四年之前，他曾被普遍認為是一個典型的新政支持者，一個游移于中間派和左翼之間的自由派民主党人。但四年之后，盡管整個國家已經發生了變化，鮑林的觀念依然如故——在1947、1948兩年間，他繼續公開宣傳對原子能技術實施國際控制，反對效忠宣誓，呼吁保障公民自由權和反對反共歇斯底里。現在的形勢是，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心理左右了政治走向，根除共党分子變成了全國范圍內的陳詞濫調，与此唱反調的人則已是寥若晨星。 不是一盞省油的燈 對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１來說，這可是千載難逢的好机會。隨著人們對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恐懼与日俱增，他的權力和影響力不斷擴張，他將美國改造成他理想中的國度的能力也在增長。打著加強國家安全的旗號，胡佛開始搜集公民的材料，不管他們是否是國家公職人員，也不管他們是否真是危險分子。附上索引和交叉索引的厚厚的檔案袋裝滿了一箱又一箱，從議員、律師到碼頭工人、圖書館員的日常生活細節都成為收集材料的范圍。 １胡佛（J．Edgar Hoover，1895—1972），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1924—1972），建立指紋檔案、科學偵察犯罪實驗室及聯邦調查局國家學院，以反共為目標，對美國公務人員進行“忠誠”調查，招致進步輿論抨擊。 聯邦調查局的一份卷宗上寫著萊納斯·鮑林的名字。1948年冬季，鮑林离美赴牛津訪問几個星期之前，胡佛的得力助手托爾森向他遞交了一份告密信。信是由美國化學學會的某個會員寫來的，信中說他擔心學會的當選主席，即將赴英國訪問的鮑林，有親共傾向。托爾森告訴胡佛：“我查閱了一下檔案，結果發現我們從未對鮑林進行過調查，但是鮑林与美國進步公民組織關系密切，并在關于解散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決議上簽過名，是這個被共產党滲透的組織的成員……有足夠的證据表明他不是一盞‘省油的燈’。” 胡佛之所以未對鮑林進行調查，非不欲也，是不能也。根据效忠宣誓法案，聯邦調查局可以進行調查的美國人的范圍已經擴充到了成千上万的聯邦雇員，包括接受聯邦政府資助和与政府簽約的教授，但是調查范圍仍然是有限制的。大戰結束之后，鮑林并未從事任何涉及國家机密的科研項目，也未申請聯邦資助。根据9835號行政命令，在私立大學工作的研究人員不屬于審查范圍。 但是，當鮑林抵達倫敦之后，情況立即起了變化。美國海軍研究處助理武官辦公室的代表拜訪了鮑林。這位年輕的軍官告訴鮑林，為了國家利益，美國的科學研究必須与英國并駕齊驅。假如鮑林能夠告知海軍他對訪問過的英國實驗室的印象，那將是很有用的。這位軍官還說，這不是竊取情報，也不存在辜負對方信任的問題。鮑林所要做的只是告知他對英國科學現狀的一般印象而已。作為對他履行政府顧問職能的口報，他們將付給鮑林每天20美元的酬金，鮑林只要在一份合同上簽個字。然而，從鮑林簽字的那一刻起，他就被列入了效忠審查的范圍之內，聯邦調查局立即開始調查他的政治歷史。 由于鮑林對自己參加過的任何組織都不加保密，因此聯邦調查局進行調查十分容易。特工人員查閱了有關檔案，找到了一份1947年調查人員与鮑林進行談話的記錄，那次談話的內容涉及到另一位被怀疑有自由主義背景的科學家奧本海默的忠誠情況。鮑林在談話中稱自己是奧本海默的“親密朋友”，他告訴調查局說，奧本海默是一個“脾气多變、性格复雜而又絕頂聰明”的人，他本人毫不怀疑奧本海默對美國的忠誠。談話隨后進入有關奧本海默的政治活動。鮑林詳細講述了自己与帕薩迪納科學家協會，与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与美國進步公民組織的聯系，還談了自己對華萊士的支持。在這份談話記錄中，調查人員加了這樣的評論：秘密渠道稱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好萊塢分會是“加利福尼亞共產党的一個主要的政治和宣傳組織”，而且稱帕薩迪納科學家協會內共產党員和共產党陣線的活動分子十分活躍。 聯邦調查局從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借閱了鮑林的檔案，發現檔案內有很多《工人日報》和其他共產党報紙的剪報，在這些剪報內“無數次地引用了”鮑林關于原子彈政策和人權問題的講話。他們認為這些活動都很可疑，但是按照效忠法案的規定，鮑林唯一的非法活動是在戰時与美蘇友好全國委員會關系密切。這個組織一直被列入司法部長掌握的黑名單之中。 盡管材料不多，卻已足以使胡佛下令對鮑林進行全面調查。他要求海軍情報局跟蹤鮑林在英國的活動，下令聯邦調查局特工查閱警察局檔案和信用檔案，對鮑林在伯克利和康奈爾逗留期間的有關人員進行訪談。他還讓聯邦調查局洛杉磯分局協調在帕薩迪納進行的調查。特工人員對鮑林的同事、鄰居和加州理工學院的行政官員進行了詢問，還獲准查閱鮑林在理工學院的私人檔案。 但是他們沒有發現任何東西。他們訪談的每一個人都毫無保留地肯定鮑林對國家的忠誠。他的同事們說，盡管鮑林“毫不隱瞞自己的見解”，是“一個參与者”和“主張自由表達信仰的理想主義者”，他卻肯定不是共產党。他們所能告訴調查人員的關于鮑林的最坏的評价是他“好表現自己”，是一個“夸夸其談的知識分子”。洛杉磯分局進行的調查一直延續到1948年的夏季尚無定論，這使胡佛失去了耐心。他打來電報指責關于鮑林的調查是“本局所進行的最為拖拉的忠誠調查之一”。9月10日，一份長達27頁的調查報告終于完成了，到10月14日，胡佛將此報告遞交給了公務員委員會以采取進一步的行動。 胡佛遲了一步。鮑林与海軍的合同已于9月1日到期，因此他不再受9835號行政命令的約束。另外，此時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負責人托馬斯已經去職，他被指控犯有冒領工資罪而于1948年大選后不久被判刑入獄。這個委員會一直在尋找一個有地位的科學家作為攻擊目標，要是托馬斯不离職的話，根据聯邦調查局對鮑林的調查報告，它本來很可能對鮑林進行一次公開審查。于是胡佛采取了另一個步驟，他把對鮑林的調查報告送交司法部長辦公室，尋求刑事訴訟的可能性。但是司法部找不出違法的證据。 當鮑林從牛津返回美國的時候，聯邦調查局對鮑林的調查已經結束。他回到帕薩迪納后，同事們告訴他一條煩人的消息，就是特工人員曾來校查問過他的情況，然而特工人員當時曾同時查問過其他一些科學家，特別是那些与原子彈研究有關的科學家的情況，因此鮑林聳聳肩膀，不以為然。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胡佛企圖對鮑林的忠誠潑污水的時候，其他人卻對他的忠誠大加獎賞。1948年10月，就在聯邦調查局竭力找茬以便對鮑林提出刑事訴訟的同時，鮑林与他的四個同事一起在理工學院舉行的慶功典禮上接受了總統功勳獎章，這是由政府授予平民的最高榮譽。由杜魯門簽署的獎狀肯定了鮑林的“极具想象力的思維能力”，表彰了他在火箭固体燃料和炸藥、氧气測量儀和血清代用品方面的“杰出創造”，以及他為“美利堅合眾國的杰出服務中所作的特別值得贊譽的事跡”。鮑林對此榮譽感到無上光榮。 這將是在以后的四分之一的世紀中，鮑林從聯邦政府得到的最后一次獎勵。美國在向右轉，作為對杜魯門的聯邦效忠制度的補充，各州政府實施了更加嚴厲的效忠宣誓措施，這些措施的覆蓋面從聯邦雇員擴及到了成千上万名州。市政府工作人員。對忠誠性的審查不僅針對間諜或共產党，還針對那些批評美國內政外交政策的平民。在審查人員看來，批評美國政策就是為克里姆林宮效勞。任何批評美國政策的言論，特別是來自左翼的批評，都足以引起審查人員的怀疑。任何人只要与可疑的組織沾上點邊，那么即使沒有被人抓住犯有顛覆罪的把柄，也會招來惡毒的攻擊。1949年初，艾奇遜在被批准擔任國務卿的听證會上也曾陷入反共喧囂的漩渦，他將其稱為“野蠻人的攻擊”。實行這种高壓政策的結果是：批評政府或宣傳自由主義目標變得十分危險，人們噤若寒蟬。然而鮑林卻仍然我行我素。 到了1949年，任何人都已不敢与哪怕只是帶有一絲左傾的組織發生任何牽連，就是在這种情況下，鮑林仍然這樣寫道：“作為個人，比如像我，必須學會与共產党人和睦相處……我几乎不認識任何被确認為共產党員的人；但是我确實屬于一些被稱為是共產党陣線的組織。我親眼目睹這些組織的成員是如何親密無間，對此我深感興趣……我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受到鼓舞。假如說，這种現象确實代表了共產党人和非共產党人之間的親密合作，那么，我就有理由相信，通過建立一個有效的世界政府，世界各國人民最終將發現實現和睦共處是可能的。” 美國自由主義左翼政治團体不斷萎縮的時候，也是鮑林在美國的地位和知名度不斷提高的時候。他成了殘余的左翼分子的護衛者，一位敢于直抒己見的德高望重的科學家。他經常在各种呼吁書上簽名并發起各种集會，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公眾人物，以至于每當一個組織要尋求一個名人來支持某項自由主義行動的時候，都會向鮑林求助。英國主教約翰遜來美國訪問時，盡管鮑林傾向于無神論，他還是受人之托幫助組織歡迎活動。約翰遜主教是英國共產党員，被報紙稱為“坎特伯雷的紅色大主教”１。對他的訪問，美國右翼分子紛紛表示抗議，百般加以阻撓。鮑林卻不顧這一切，在歡迎約翰遜主教時仍然和他握手，此事被很多報紙廣泛報道（然而跑林失望地發現這位紅色教長不過是一個古板的老傳教士而已）。鮑林發起組織全國性的會議以討論公民自由權力遭到的侵害，反對政府驅逐外國人的歇斯底里狂潮。他捐款給保衛希斯２基金會，公開反對政府對在紐約受審的十一位美國共產党領導人的迫害，還在洛杉磯的群眾集會上呼吁大家“与專搞政治迫害的人和散布共產主義恐慌的人進行斗爭”。 １坎特帕雷是英格蘭肯特郡的一個區和城市，在英國圣公會体制中，坎特怕雷大主教是全英格蘭的首主教。 ２希斯（Alger Hiss，1904—），美國國務院官員，1948年曾被美國共產党員的錢伯斯（W.Chambers）指控為華盛頓特區共產党間諜网成員并且向蘇聯提供過國務院机密文件，后因偽證罪被判刑5年。 效忠制度令人討厭，造成的后果也十分嚴重。1949年春天，鮑林与他的母校（當時已更名為俄勒岡州立大學）校長之間發生了一場爭論，起因与鮑林以前的學生拉爾夫·斯皮策的忠誠審查問題有關。斯皮策在俄勒岡州立大學教化學，他的合同每滿一年就要續簽。這年校長斯特蘭德決定解雇斯皮策，理由是他曾向某科學雜志寫信，說美國科研人員在攻擊蘇聯遺傳學家T·D·李森科之前，最好先讀一讀他的原著。但是，斯皮策相信，解雇他的真實原因是院長不喜歡他支持華萊士的立場，不贊成他在學生中推動進步運動的做法。于是，他決定抗爭，從而引發了一場小小的爭論。斯特蘭德拒絕重新考慮解雇他的決定，因為“斯皮策熱衷于党派活動”，“他和妻子在校園里為蘇聯進行宣傳”。當地報紙支持校長，聲稱“對于滲入教師隊伍的赤色分子和外來同党必須像消滅白蟻一樣加以清除，不准他們在校園里毒害青年”。后來，華萊士對解雇事件表示抗議，全國性的報紙以醒目標題予以刊登。斯特蘭德立即反擊，指責華萊士是“不誠實的赤色分子”。當鮑林以校友和美國化學學會主席的雙重身份向斯特蘭德寫了一封語气強硬的抗議信后，他又立即應戰。“你采取這樣的立場是完全在我意料之中的，”他在一些給鮑林的信中這樣說道，“如果說，由于這一事件使俄勒岡州立大學失去你的尊敬和支持，那么我要說的是，你將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失去了你的幫助，我們照樣能活得很好。”斯皮策只得向美國大學教授協會求助，但教授協會害怕被人說成“顏色偏紅”而拒絕幫助他。斯皮策最終為了能在化學界覓得一個職位，只得放棄專業，离開家園，到加拿大去另謀生路。 同時，在离鮑林家較近的加利福尼亞大學，校務委員會在1947年春季宣布對雇員實行新的效忠宣誓制度。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所作的調查報告的大肆渲染下，公眾認為該校的伯克利原子研究中心庇護了赤色分子，因此校務委員會急于想通過此舉扭轉自己的形象，同時也是為了赶在議會通過更為嚴厲的效忠宣誓法案之前搶先行動。按校方的計划，每個教師都要書面保證自己不是共產党員。 盡管多數教師對此表示服從，仍然有一些教師拒絕簽字。經過校方与教師的多次談判，拒絕簽字者逐漸減少，最后只剩下少數几個人堅持不公開個人的政治觀點而拒絕簽字。校方以違規為由將他們解雇。其中有一個是鮑林以前的學生奧高曼，他被解除了在圣巴巴拉分校的教職。奧高曼是一個業務熟練的化學家，但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被迫在一個牧場當了一年之久的雇工。鮑林盡力給予幫助，為他寫熱情的推荐信并給他鼓勵，但奧高曼的職業生涯還是無可挽回地被耽誤了。 斯皮策。奧高曼和其他一些因為自己的政治信仰而失去工作的科學家，先后找到鮑林并向他訴說反共運動對他們的迫害。看到那么多人的科學生涯被效忠制度所毀滅，鮑林更加增強了与之斗爭的決心。對凡是受到政治迫害而來求助的人，鮑林總無一例外地給予幫助。他本人并不招聘這些人——他在選擇自己的研究人員時非常小心，唯恐招聘政治上有爭議的人會被理工學院董事會否決——但他确實利用自己作為美國化學學會主席和著名學者的影響力寫了許多推荐信，幫助這些人找工作。然而，這种努力收效甚微。一旦哪個研究人員，特別是剛工作不久的年輕人，被認為是威脅國家安全的危險分子，或者經效忠制度審定為需特別防范者，或同情共產党的嫌疑分子，那么大多數學校和研究机构都會拒絕聘用他們。因為雇佣這些人得冒很大的風險，特別是對那些接受聯邦資助因而受到效忠制度制約的机构更是如此。而在戰后，絕大多數大學研究机构均屬于這种性質。這一形勢与當時電影界被列入黑名單的作家和導演所面臨的情況相仿，只是在科技界涉及到的人更多，而卻較少為人所知。被列入黑名單的科學家中，少數人在私人企業的實驗室里找到了工作，而其他一些人，几十個，几百個，也許上千個，無人知道确切的數字——只得放棄努力。 只要有机會，鮑林總要公開批評效忠宣誓的制度。1949年5月，他參加了美國公民自由協會在洛杉磯組織的一次關于學術自由的小組討論會。面對眾多記者，他公開聲明反對以任何理由解雇教師——除非他不務正業，僅因某人是共產党員而把他解職是缺乏充分理由的。《洛杉磯時報》隨即在一篇社論中攻擊鮑林的立場，斷言“沒有人能夠身為共產党員而又同時貫徹學術自由”。《帕薩迪納日報》的標題是“鮑林庇護赤色教師”。 1949年秋季，鮑林宣布他將組織和率領美國代表團出席在墨西哥城舉行的有爭議的美國大陸爭取世界和平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來自西半球各國，會議內容是討論美國和蘇聯之間日益緊張的關系，這次大會很快被指責為是由共產党人發起和組織的，后來的事態也确實證明這种指責是正确的；但是這种指責對鮑林夫婦并沒有產生影響。他們喜歡墨西哥城——愛娃熱愛世界各國的民間藝術，花費了很多時間在市場上搜尋能夠丰富自己收藏的工藝品——但覺得此次會議索然無味，充斥著庇護蘇聯、攻擊美國的冗長發言。輪到鮑林發言時，他采取了自己慣常的講話風格。他的主旨發言既包含社會主義者典型的反帝言論——“我們看到世界上一些國家正致力于推進壟斷性的工業擴張計划和建立經濟帝國，在這些富裕和強大的鄰國的經濟壓力下，弱小國家被迫放棄自己的國家主權，”又包含對美國和蘇聯兩國執行的限制自由、積极備戰的政策所作的意味深長、不偏不倚的譴責。与會者沒有听到預料中的又一篇單方面譴責美國倫的講話，對鮑林的發言反響平平。 除了政治迫害以外，引起恐懼的因素确實很多。墨西哥城大會后三星期，蘇聯宣布原子彈試驗成功。再過了一周，即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被置于共產党掌管之下。 是年秋季，冷戰全面開始。美國的政界人士競相活動以便從冷戰中獲取最大的好處。共和党責難民主党人主持的國務院措施不當以致“丟失中國”，原因可能是政府內部有一小撮顛覆分子，由此掀起了一場內部清洗運動。國務院內最后一批新政分子被清除了出去，美國的外交政策進一步向右轉。 蘇聯的原子彈更加使人膽戰心涼。原子彈試驗的強光一閃，似乎美國的核保護傘——美國人用以抗衡蘇聯重兵的唯一手段一下子破裂了。其實，人們忘記了多年來美國的原子科學家對人民的不斷提醒：蘇聯擁有原子彈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冷戰斗士們堅持認為，這里面有間諜活動，必須把原子彈間諜搜尋出來。媒体更是推波助瀾，大肆渲染各种謠傳。一時間，對赤色分子及其同情者可以任意指責并羅織各种罪名。 到1950年的時候，隨著世界上事態的發展以及國內反共潮流的高漲，大多數自由主義者轉而接受一套新的、更加“強硬”的信條。然而，鮑林卻依然故我，既不改變自己的主張，也不調整宣傳自己主張的方式。他堅持說，中國人有權決定治理自己國家的方式，包括必要時通過革命來實現自己的選擇。他堅持說，蘇聯的原子彈不是一种威脅，而是“對全世界人民的一次警告，有利于推動各國政府通過聯合國組織恢复談判，以便對原子能技術建立一套有效的國際監控机制”。 更多的人從原來的立場上退縮，鮑林則成了眾矢之的。加州特尼委員會保存的有關鮑林的案卷越來越厚，里面滿是他關于原子彈和公民權利講話的剪報，其中很多來自共產党報紙。例如，作為特尼委員會重要情報來源的《工人日報》，對于鮑林發表的每次演講和參加的每次抗議集會，都要在顯著版面加以報道。到1949年下半年，特尼委員會已把鮑林定性為“加利福尼亞煽動分子”的領導人。 聯邦調查局和反共報紙也充分利用了這份鮑林檔案。鮑林的名字經常出現在右翼勢力編制的赤色嫌疑分子的名單中。然而鮑林對這一切都置之不理，他頑固堅持獨立立場，我行我素，并堅信自己是正确的。 注意分寸 然而，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杜布里奇卻不能置之不理。杜布里奇的父親來自中西部，是基督教青年會的体育教師。按照一位科學史專家的說法，杜布里奇是一個“生活簡朴、精力充沛和一味渴望從事重要工作”的人。他相對比較年輕——与鮑林年齡相仿，身材瘦削，長著一副娃娃臉，擅長募集資金，有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与華盛頓方面有著密切的聯系。他的自信心甚至可与鮑林媲美。舉例來說，談及他在大戰期間指導的雷達實驗室取得的成就時，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話是：“原子彈僅僅結束了戰爭，而雷達卻贏得了戰爭。” 杜布里奇在鑼鼓聲中來到了加州理工學院，立即全力投入了使學院現代化的工作中。他首先向學院過時的行政管理机构開刀，解散了鮑林在其中擔任重要職務的教師一董事聯合委員會，代之以相互獨立的董事會和系主任委員會。對鮑林來說，這既是一件憾事，又是一件幸事。一方面，鮑林自戰后在學校里的影響力被削弱了，但另一方面也使他擺脫了大量他所不喜歡的行政事務。杜布里奇大力精簡机构，改造密立根過時的工資体系，几乎使每個教師都長了百分之三十的工資。他的這一舉措深得人心。正如理工學院一位化學教授回憶時說的，這是學院“黃金時代”的開始。 鮑林卻對此不置一詞。他從20年代起就認識杜布里奇，當時這位青年物理學家以國家研究委員會成員的身份到理工學院訪問工作了兩年。兩人的關系說不上密切，但相互稱呼時可以略去姓氏，在社交場合經常見面，各自都仰慕對方的學識。 然而，在杜布里奇到理工學院任職后不久，兩人之間原有的一點感情卻開始冷卻起來了。鮑林与新院長就是合不來。其中部分原因可以歸之于學校建設方面的分歧。杜布里奇是物理學家，在老朽的密立根的領導下，理工學院物理系已經失去了原先的領先地位，因此他投入大量的精力和經費來重振物理系。他對化學系，特別是對鮑林的學科建設方向不太滿意。也許密立根和許多年長的校董們已經告訴他關于鮑林在諾伊斯去世時的不當行為，也許新任院長已經与托爾曼、尤斯特和其他諾伊斯時代的老教授們談過話，這些人對鮑林竭力發展化學生物學的做法不滿，認為鮑林的個人迷戀使化學系遠离了它在物理化學方面的根基。大家覺得鮑林努力爭取資助的目的僅僅是為了他所珍愛的那些項目，而化學工程和無机化學得益甚少。杜布里奇也許還听說了鮑林在免疫學研究和試制人工抗体方面進展緩慢的議論。 因此，盡管杜布里奇在公開場合稱贊鮑林和比德爾用化學生物學方法研究生命分子基礎的宏偉計划為“國內最重要的研究項目之一”，在私下對此項目卻持冷漠態度。有一次鮑林給他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謀求把學校得到的一大筆遺贈用于癌症的基礎研究，而杜布里奇的第一反應卻是要首先确保物理化學和化學工程的撥款。鮑林很快就明白杜布里奇對他并不完全信任，于是兩人之間的關系變得冷淡，甚至疏遠起來。 政治也是影響院長和化學系系主任關系的一個因素。盡管杜布里奇在共和党家庭中長大，但他自認為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竭力反對梅—約翰遜法案的早期版本，支持原子科學家聯合會傳播原子彈信息，公開反對各种政治迫害，通過這些實際行動，他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場。他像鮑林一樣致力于和平事業，認為科學家可以為實現世界和平發揮作用。他在1947年就任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時發表的就職演說中這樣說道：“雖然科學家主要不是做政治家、社會學家、軍隊將領或宣傳家的工作，”但是，“如同每個普通人一樣，科學家和工程師擔負著作為一個有用的社會成員的責任……他們應該對自己熟悉的每個問題發表意見，包括与其他公民攜起手來共同致力于世界和平事業。” 這些話鮑林听來非常順耳。但是，杜布里奇具有高超的人際工作能力，其政治手腕也因此而比較圓滑。作為院長，他必須周旋于各類人物之間，包括保守的校董、自由派教授以及各級政府官員和科學顧問等。他在其間游刃有余。他變成戰后那种所謂的知情科學家的典范，無論在教室、會議室、實驗室，還是在政府的辦公室，他都能應付自如。在他看來，必須有一些規則，即便不是明文規定的也好，來指導科學家的政治活動。在戰后的那几年里，美國公眾對原子彈的巨大魔力感到惊訝不已，對國家安全的一系列問題充滿憂慮，對發展武器的各种技術細節也十分關心，他們希望科學家給予回答。一時間，科學家被認為是高智力的超人，他們的意見受到特別的青睞。 杜布里奇認為，科學家還承擔著一种他稱之為“特別的責任”。他就任院長后不久在一封致全体教師的信中寫道，學校不會對科學家作為公民發表個人意見的權利進行限制，這不是學校所管的事；但同時告誡他們應該努力做到准确和公平，并且要“注意分寸”。特別要注意不能把個人意見与學校立場混為一談。如果一個教師能夠遵守這些原則，那么，他寫道，“學校將保護他在言論。教學和科研方面的自由權。” 這里的關鍵詞是“注意分寸”。在冷戰發展到极端的情況下，廣大科學家將“注意分寸”理解為“保持沉默”。到1949年，科學家像其他人一樣，對任何可能被認為左傾的政治活動都盡量回避。盡管沒有經過公開討論和正式成文，大多數科學家都努力遵守以下几條規則：只在華盛頓咨詢系統內開展政治活動；只占用极少的時間進行政治活動；只在自己的專業范圍內發表評論；只發表和風細雨式的意見。只要遵循這些規則，那么科技界与政府、公眾之間就能保持和睦，經費就會源源而來。 按照杜布里奇的標准，鮑林是一個不講分寸的人。杜布里奇顯然也耳聞了這种情況。早在1946年，理工學院的重要校董、具有保守傾向的聯合鋼鐵公司執行副主席泰勒就對鮑林表示不滿。杜布里奇就任院長后剛一個月就收到了泰勒寄來的一份剪報，內容是由一批人簽名的支持華萊士的廣告。他在簽名者中勾出了鮑林的名字并寫上這樣的意見：“一個私人捐助的學校里的著名學者公開參加支持一方的政治活動，在我看來是很不恰當的。”對此杜布里奇作了以下的答复：盡管我作為院長以任何方式直接參与政治活動是不恰當的，但“我不能剝奪任何教師以公民的私人身份參与政治的權利”。他隨后向泰勒保證，“我本人完全不同意鮑林博士簽名的聲明內容。” 鮑林在校外的社會活動越來越引人注目，一些校董，特別是泰勒、小胡佛１、麥考恩等人均對他的政治言論表示出強烈不滿，并對這些言論可能給學校帶來的后果深表憂慮。于是，有人議論要處分鮑林，甚至開除他。但是杜布里奇在校董會主席佩奇的支持下不主張匆忙采取行動。他們說，看來鮑林現在是有點越軌，但是可以再給他一點時間，看他能否轉變。杜布里奇把他叫到辦公室進行了一次私下談話，希望他在發表公開言論時盡可能溫和一些，特別要求他在談論政治時不得使用學校名義。這次談話不歡而散。鮑林認為杜布里奇是用動听的言辭掩蓋問題的實質，怎么講話是他自己的權利；而杜布里奇認為鮑林政治觀點激進，立場僵硬，喜歡在報上出風頭。 １小胡佛（Herbert Hoover Jr.），美國第31任總統希爾伯特·胡佛的儿子。 在理工學院內部，鮑林把自己作為教師的職能与作為社會活動分子的職能仔細地區分開來。他上課時決不談論政治，并要求報紙在發表他的政治講話時不得標出他所屬的學校。然而問題還是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有時候學生團体邀請他去作關于世界政府的報告，他不好拒絕。盡管他辯解說，這是利用自己的業余時間和作為學生的課外活動，但是顯然難以把政治和學術截然分割開來。偶爾一不小心，他的政治性報告的海報或廣告上也會寫上他在理工學院的職務。 愈到后來，鮑林愈難把政治与學術分開。到40年代末，報社記者都知道他是一個新聞熱點人物，因此常對他進行大量報道。這些記者提到鮑林的講話時，總冠以理工學院教授和化學系系主任的頭銜。 鮑林1949年在墨西哥城大會上的講話就是這樣報道的。當泰勒在收音机里听到一個保守的電台評論員猛烈抨擊鮑林出席這次大會時，他寫信質問佩奇和杜布里奇：假如鮑林不是共產党員，他怎么可能在這樣的大會上發表講話。盡管佩奇和杜布里奇再次對泰勒作了一番安撫，然而他們自己也對鮑林毫無顧忌的講話感到不安了。批評鮑林的信件接連不斷地寄到杜布里奇的辦公室。一次，當地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來信質問學院為什么允許共產党員當教師，杜布里奇對此采取了新的策略：他派鮑林去与老板共進午餐，讓老板親自体驗鮑林不是一個危險的激進分子。鮑林在飯桌上盡力避免談論政治，而把主題拉到醫學研究上去，說服老板贊助。他覺得談得很不錯。后來這位商人寫了一張字條給鮑林：“請記住我善意的警告：不要跟著那些‘可疑’組織一意孤行了。我們中有些人擁有鋸子，說不定會用一用的。” 1950年，形勢進一步惡化。一連串事件的曝光震惊了公眾并進一步加劇了冷戰：1月21日，希斯被判定犯有偽證罪；2月3日，英國物理學家克勞斯·福赫斯原子彈間諜案被公開；几天后，來自明尼蘇達州的首位參議員麥卡錫１拿出一份記有205名据說在國務院內任職的共產党員名單，一時成為轟動全國的特大新聞，麥卡錫也由此一舉成名；4月份，國家安全委員會建議進行大規模軍事集結，遏制共產主義和對付日益嚴重的原子彈間諜活動的威脅。 １麥卡錫（Joseph McCarthy，1908—1957），美國共和党參議員（1947—1957），50年代初煽起全國性反共運動，指控有大批共產党人滲入國務院和軍隊，其卑劣行徑受到參議院的譴責。 然而，對鮑林以及尚留在原子科學家聯合會（該聯合會員人數已比四年前減少了一半）內的科學家來說，最坏的消息是杜魯門在1月份的一份聲明——美國將研制一种“超級炸彈”以維護美國在武器方面的优勢。炸彈的技術細節當然屬于最高机密，然而鮑林根据所了解的情況馬上作出推斷，新型炸彈的能量不是來自于原子的裂變，如同老式原子彈那樣，而是來自輕型原子的聚合；而氫是最可能的能量來源。后來這种新型炸彈很快被人們稱為氫彈。在5月份的一次廣播談話節目中，鮑林告訴听眾：“氫彈由一枚老式原子彈以及圍繞著它的几吨甚至十几吨的氫或其他輕元素构成，這些輕元素的原子可以聚合成重原子，同時釋放出大約五倍于原子彈的能量。”他還說，從理論上說，氫彈的威力是沒有限制的。 在鮑林、愛因斯坦和原子科學家緊急委員會的其他多數成員看來，氫彈的出現并未改變原子戰爭賭博的基本規則——發展氫彈同樣是荒謬和不可思議的——所不同的是，毫無必要地增加了大筆賭注。更多的金錢被用于屠殺更多的人。此時緊急委員會內部也發生了分裂。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哈羅德·尤里１先改變了立場。他并不愉快地斷言，如果美國不發展氫彈，俄國人將把它制造出來，因此，“我們不能坐視輸掉這場軍備競賽。”盡管鮑林的回答非常簡單——“哈羅德——你錯了”《工人日報》引用了他的這個說法）——但這已損害了兩人之間的關系。鮑林和西拉德考慮成立一個將尤里排除在外的新的委員會，但是要做通經過五年論戰已變得十分厭倦的委員會成員的工作談何容易。愛因斯坦希望委員會繼續存在下去，但其他成員准備退出，認為這個委員會已經起不了什么作用。它們發表的報告和警告很少有人听，外界資助也已經枯竭。最后經過投票，終于決定解散緊急委員會。 １尤里（Harold：Urey，1893—1981），美國化學家，因發現氘（重氫）獲1934年諾貝爾化學獎，后又研究地球化學和天体物理學，對發展原子彈及地球和其他行星起源理論均有重要貢獻。 氫彈的出現似乎只是更加激勵了鮑林。關于氫彈的巨大破坏力的公眾討論使人們對美蘇之間瘋狂的軍備競賽增添了新的憂慮，因而愿意傾听鮑林關于和平和國際合作的人又多了起來。1950年2月13日，鮑林在座無虛席的卡內基大廳里作了一次報告，呼吁与蘇聯進行談判，建議國會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撥款几百万美元用于研究戰爭的起因和預防措施，這是他所作的最精彩的政治報告之一。“討論原子戰爭問題時，不應被諸如共產主義与資本主義誰胜誰負的問題所迷惑”，他說，“原子戰爭將殺死每一個人，不管他是左派、右派還是中間派。”他用有力的聲音告誡台下的几千名積极分子：“我們的世界已經最終來到了一個需要迅速作出決斷的緊要關頭，這一決斷將關系到人類走向光輝的未來，還是走向死亡和文明的徹底毀滅。”報告結束，他注視著台下的听眾，全場響起暴風雨般的掌聲。終究，他并不孤立。 1950年的整個春季，他不斷地就軍備競賽、和平的必要性、氫彈及其給世界帶來的后果等問題一場接著一場地作報告，在每次報告結束時，總要呼吁与蘇聯談判，呼吁建立世界政府。 鮑林的每次報告都有人監听，這些人包括反共報紙的記者，加州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此時仍被稱為特尼委員會，盡管特尼的主席職位已由另一個同樣狂熱的反共議員接替〕的情報人員以及聯邦調查局的特工。是年2月，海軍情報机构將一封匿名信——也許是鮑林的某個鄰居所寫——轉到了聯邦調查局，寫信者說他親眼看到“一台功率強大的無線電設備”裝在鮑林家車庫的一面牆上。“也許需要對這些教授進行一點秘密調查，”告密者這樣建議。這封告密信又引起了聯邦調查局對鮑林的興趣。雖然后來查實所謂的！司諜裝置不過是鮑林儿子的一台業余無線電設備，聯邦調查局還是決定對鮑林重新進行審查。5月18日，鮑林在由帕薩迪納無党派人士和平委員會組織的小型報告會上作了一次報告，右翼雜志《警惕》的一名記者馬上給聯邦調查局洛杉磯辦事處寫了一份備忘錄，指控鮑林在講話中“詳盡介紹了原子彈的制造過程，隨后還描述了氫彈是如何制造出來的”。這使胡佛對鮑林的講話產生了极大的疑問。他指派一名特工人員到理工學院鮑林的辦公室進行盤問，追查情報來源。鮑林實事求是地作了回答：他閱讀了很多公開發表的文件和科學報告，然后自己推斷出了一些結論。隨后胡佛建議原子能委員會審查鮑林是否已經違反國家安全法。該委員會專家審查了鮑林的講話記錄，結果沒有發現什么有价值的情報。他們告知胡佛，講話中的技術估計非常粗略，夠不上違反安全條例的行為。 反共狂熱症 雖然聯邦調查局沒能抓住鮑林的把柄，但他們決定對鮑林的密友下手了。曾當過鮑林科研助手達15年之久的西德尼·怀恩巴姆是一個共產党員。鮑林在20年代后期聘用他進行晶体結构中涉及到的复雜的數學計算。他精于此道，以至后來獲得了“精密的人工計算机”這一美譽。此外，他也是一個充滿生活情趣的人。他彈得一手好鋼琴，還兩次獲得洛杉磯地區國際象棋冠軍。他在鮑林手下工作得很愉快，認真仔細地為鮑林的研究專著補充各种數學推導。鮑林對他很友好，以一种老板對待雇員的方式不時邀請他和夫人到家里參加聚會。然而按照怀恩巴姆的說法，他們從不談政治。 后來的事實說明他們當時沒有談論政治倒是一件幸事。怀恩巴姆的父親是在俄國革命時期逃离俄國的猶太人，他本人在30年代成為一個左翼激進分子并參加了加州理工學院的“共產党俱樂部”，在那里經常与其他學生和青年教授談論政治。1941年，他退出了這個組織。兩年以后，他又离開鮑林的實驗室到航空工業工作。戰爭結束后，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噴气動力實驗室覓得一職。 1949年，怀恩巴姆的歷史問題開始帶來麻煩。從大戰開始以來，他一直持有參与保密研究的許可證。現在由于發現他在青年時期与可疑組織有關系，他的机密工作許可證被吊銷，噴气動力實驗室也立即將他解雇。鮑林為了幫助他，就將他要回自己的實驗室做一些非机密性工作，而同時理工學院將此案件上訴到軍事复審机關。怀恩巴姆在作證時否認自己是共產党員，但聯邦調查局掌握了确鑿的證据。為了破獲理工學院的間諜組織，他們要挾怀思巴姆提供同伙的名字。怀思巴姆拒絕這樣做，于是他在1950年春季以偽證罪被逮捕。。 這個案子在南加州引起了一陣小小的轟動。盡管最終未發現任何間諜活動的證据，但由于怀恩巴姆在絕密的噴气動力實驗室工作過，因此他是南加州揭露出來的最接近于共產党間諜的人物。他的案子几乎每天都出現在當地報紙的新聞標題中。 在取保候審期間，怀恩巴姆向鮑林求助。鮑林記得怀恩巴姆當時因為沒有錢供養妻子女儿而“憂心如焚”。他告訴鮑林，他的妻子萊娜（鮑林夫婦了解她是一個易于激動的女人）快要急瘋了。鮑林答應為他籌集聘請律師的費用，并立即与其他教師一起籌措一項法律訴訟基金。 在理工學院校董會內那些极端保守的董事們眼里，怀恩巴姆与鮑林的聯系是說明鮑林是共產党員的有力證据。他們找到了杜布里奇，堅持要他對鮑林采取必要措施，以免報上的不利輿論進一步損害學校的名聲。“當時學校里的情況是一些人對共產党的憎恨達到了几乎狂熱的程度，”曾經當過校董的貝克曼這樣回憶說，“萊納斯的行為使他們感到非常不滿，特別當萊納斯的親密朋友怀恩巴姆被指控并确認為共產党員后，這种不滿情緒更加高漲。很多人認為萊納斯是共產党員。而萊納斯是一個具有獨立品格的人，他根本不做任何事情去平息他們的不滿情緒。”佩奇和杜布里奇繼續勸校董們保持耐心和平和，等待進一步的證据。杜布里奇向校董會保證，如果事實證明理工學院的某個教師是共產党員，他就立即將他開除。他說，共產党員必須受到紀律制裁，因為他們不可能將真理教給學生。然而現在尚無證据證明鮑林是共產党員。這件事使校董會分裂成兩派，一派主張馬上開除鮑林，另一派主張再等一等。貝克曼回憶說，“就我所知，這是校董會內意見對立最為尖銳的一個問題。” 不管出現哪种情況，對杜布里奇都是一個災難。一方面，鮑林的最新研究成果，特別是他對鐮狀血紅蛋白的研究成果以及他關于分子病理學的整体构想，使他在科學界的地位達到了新的高峰，連帶著也提高了加州理工學院的地位。開除一個資歷淺的教師是一回事，而出于政治原因開除一個像鮑林這樣有著崇高學術地位的科學家完全是另一回事，這在美國尚無先例；如果這樣做，勢必會在國際科學界激起強烈批評的浪潮。然而另一方面，如果一點措施也不采取，那么就會激怒一些地位顯赫的校董，并造成杜布里奇對付共產党軟弱無能的印象。他以等待怀恩巴姆案件的審訊結果以便獲取鮑林是共產党的确切證据為由拖延時間，并盡力平息校董們的不滿情緒。審訊持續了整個春季，結果沒有發現鮑林是共產党員的任何證据。 隨后于1950年6月25日，共產党北朝鮮向南方推進，怀恩巴姆案件就此退出了報紙頭版。兩天之后，杜魯門宣布美國將派遣軍隊擊退共產党的進攻，由此引發了新一輪的反共浪潮，冷戰也變成了熱戰。這可不是對叛徒嫌疑分子講究溫情的時候。 就在杜魯門出兵朝鮮后兩天，理工學院校董會秘密決定成立一個委員會以“調查鮑林博士在學校的工作是否有損于學校以及是否需要終止對他的聘用，并向校董會提出相應報告”。杜布里奇擔心，由于這個委員會全部由企業界人士組成，會被人認為具有片面性，因此又成立了一個平行的由教授組成的委員會，并獨立地提出一份報告。所有這些工作均在秘密狀態下限時完成。杜布里奇希望通過這种方式靜悄悄地把這件懸案了結。這是加州理工學院歷史上第一次進行的校內政治審查。 同一天，一個秘密小組聚集在華盛頓一間毫無特征的屋子里。他們面前坐著一個臉色蒼白，神情緊張，身著一套黑色西裝的白發人。他是拿聯邦調查局薪俸的密探，名叫路易斯·布登茲。他是來告密的。 布登茲以前是共產党員和《工人日報》的執行編輯。他因揭發昔日的同志而早已聞名全國，并掙了不少錢。自從他在1946年向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敞開心扉后，聯邦調查局向他進行了三千個小時的“咨詢”。接著布登茲開始了他的“我是前共產党員”巡回演講，并開始著書揭露內部的赤色恐怖。這种生活相當不錯，不過需要他不時公開一些新的內幕。布登茲和許多瘋狂反共的人一樣，習慣于過激的言論。他在《沒有臉的人》一書中聲稱知道在美國社會高層的四百個“隱蔽的共產党人”。他在1950年6月到華盛頓的目的就是向秘密小組提供這四百個人的名單。在羅列了他所知道的所有貨真价實的共產党員之后，他開始列舉那些他覺得可能是共產党員的人。其中的一個人的名字是萊納斯·鮑林。 布登茲的證詞沒有見報，而胡佛對他提到每一個人進行了調查。聯邦調查局對布登茲證詞中提到鮑林特別感到滿意；有了這樣一份宣誓過的證詞，聯邦調查局現在可以不受忠誠調查的限制了。胡佛下令對鮑林再次進行全面的調查。1950年夏天到初秋的三個月中，他的特工人員旁听了鮑林的演講；盤問了他的朋友；翻閱了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個人檔案；复制了他的特尼委員會檔案；与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進行了交流，那里的調查人員剛剛往鮑林的卷宗內添加了從《每日人民世界》上剪下來的35篇報道；又仔細查閱了坎特伯雷紅色教長來訪的檔案；复查了他對怀恩巴姆的支持；并再次核查了鮑林參加過的每一個“共產党陣線組織”。 他們沒有發現鮑林參加共產党的任何證据。胡佛仍然不能采取任何法律行動，但是，當10月17日這份27頁的聯邦調查局報告完成之后，他建議把鮑林的名字放到安全索引中去。這份新造的名單包括美國最上層的“共產主義同情者”，胡佛認為他們有損于國家安全。國會新近通過了《國內安全法案》，史無前例地賦予政府在和平年代控制國內政治活動的巨大權力，這份名單正是這一法案的產物。被列入聯邦調查局名單的人將受到經常性的監視，他們的檔案每六個月要更新一次。 聯邦調查局的報告完成后的一個星期，鮑林接到電訊社一名記者打來的一個電話。“參議員麥卡錫對您的指控是真的嗎？”記者問。鮑林說自己沒有听到過任何指控。“他稱您和其他六位与共產党有聯系的原子科學家對安全构成威脅，”記者說道，“他說您是共產党陣線組織的成員，在這一方面您有‘几乎令人難以置信的記錄’，是真的嗎？”鮑林一直注視著麥卡錫借助新聞界不遺余力地散播隨心所欲、肆無忌憚的指控而飛黃騰達。他重复說，他從未听到過任何指控。“我一直支持能夠最終導致和平和避免核戰爭的國際政策，我想麥卡錫參議員說的就是這些吧。” 第二天，他的名字出現在全國各大報紙上。“麥卡錫說赤色分子滲透進了原子彈項目，”《紐約先驅論壇報》以醒目標題報道。這是麥卡錫的隨手一擊，報道中鮑林的名字是從布登茲的證詞中拿來的，夾雜在一些實際從事原子彈項目的科學家名單之中。指控含糊其辭，沒有給出任何證据，以后也沒有什么新的東西；在頭條報道之后，參議員又去尋找其他的目標了。 但是由此而造成的損害是不可估量的。現在全國盡人皆知鮑林是對安全的威脅，他在美國士兵正在朝鮮戰場上前赴后繼的時候為共產主義辯護。盡管他能夠處理那些接踵而至的杭議信——在戰后的日裔美國人事件后他不時地會收到此類奇怪的信件——但是接著發生了一樁令他困惑的事情。伊萊·莉莉醫藥公司給他寫來一封信，這是一家鮑林在1946年開始提供咨詢的公司。1949年，這家公司与鮑林續簽了三年合約，將他的年費提高到4800美元。相對于鮑林有限的咨詢而言，這是一筆不小的收入，但公司稱鮑林“杰出的服務”使他當之無愧。現在僅僅一年之后，他們來信告訴他合同被取消了。鮑林說，“信中沒有給出任何理由，但是后來，前研究部主任、當時的研究部主任助理告訴我取消的原因是由于我的政治活動，如果我能夠宣布在未來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的話，合同有可能得以恢复。” 鮑林的政治傾向殃及他的科學研究工作，上述事件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同年，海軍研究局化學部主任邀請鮑林主持一個委員會，評价海軍研究局資助的化學研究項目的進展情況，并幫助制定新的研究方向。這是一個具有相當威望的職位。然而海軍研究局駐帕薩迪納的主管獲悉這一邀請之后提出了強烈抗議，他隊海軍研究局和聯邦調查局檔案中收集材料，給上級送去了一份有關鮑林參加共產党陣線組織的十點報告。“讓一個忠誠度有疑問的人來主持這個海軍研究局委員會的工作實在令人難以接受，”這位主管寫道，不僅是因為有泄密的可能，而且如果國會經過調查發現海軍提名一個“共產党同情者”出任一個敏感職位的話，將會把海軍研究局置于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化學部主任被弄得狼狽不堪，被迫收回了邀請。 加州理工學院的內部調查持續了整個秋天。鮑林夫婦試圖保持往常那樣的平靜生活，但是越來越困難了。鮑林在自己的分子結构和最近剛剛修正的蛋白質模型中尋求解脫。他和愛娃繼續參加教師的聚會。他們大多數的朋友對這种政治壓力不以為然，試圖幫助鮑林夫婦坦然置之，但是也有一些教師表現出冷淡，而且情況越來越糟。當怀恩巴姆被認定犯有偽證罪而坐牢之后，鮑林注意到人們在与他擦肩而過時總是避開他的目光，疏遠他，特別是在進行內部調查的時候。鮑林屬于熟人很多但是密友很少的人；他需要同事的喜歡和尊敬。當他看到他們都在躲避自己的時候，內心受到了莫大的傷害。 被自己的學校調查的壓力，抗議信件，失去伊萊·莉莉公司的合約，校園中的敵意，所有這一切都開始郁積起來。鮑林在公開場合從未流露出他的憂慮，但是愛娃知道她的丈夫正在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她本人也同樣如此。在遭麥卡錫指控后不久，鮑林以前一個友好的學生在茶話會上詢問鮑林的近況。愛娃一時失去了自制，眼眶中充滿了淚花。“我不知道我的丈夫還能堅持多久，”她說。 內部調查終于在那年秋天結束了。兩個委員會都沒有發現鮑林參加共產党或是違法亂紀的任何證据。盡管一些董事強烈堅持開除鮑林，教師委員會最終仍決定留下鮑林，說在沒有任何證据的情況下開除鮑林不僅將使學校失去一位世界一流的化學家，還將使學校在全世界的科學家面前丟臉。在杜布里奇看來，這次調查是一個成功：既釋放了保守的校董們的怒气，又使他能夠理直气壯地為鮑林辯護。當他又收到一封信，質問他為什么不把鮑林和其他赤色分子從學校中清除出去的時候，杜布里奇解釋說，鮑林的罪名已經被洗刷清楚了，他還加上一句說，“我希望在這個國家中，一個人不會因為他的政治信仰不隨大流而遭到迫害。” 讓他認識自己的錯誤 然而這個國家已經今非昔比——即便鮑林不承認這一點。整個50年代，他繼續著自己的政治活動，好像什么也沒有發生一樣：他籌款為怀恩巴姆辯護（盡管在怀恩巴姆受審的大部分時間里他都不在城里，以免出庭作證）；同意充當好萊塢十君子之一的劇作家達爾頓·特朗勃的假釋指導人；參加了美國科學工作者協會，這是一個由法國原子物理學家，共產党員弗雷德里克·約里奧—居里１導的左翼國際組織在美國的分支；在美國進步公民協會和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委員會中保持領導地位；并繼續就那些讓他惹上麻煩的話題發表演說。 １弗雷德里克·約里奧—居里（Fiederic Joliot-Curie，1900—1958），法國原子物理學家，著名科學家，皮埃爾和瑪麗·約里奧—居里夫婦的長女婿，与其妻伊倫·居里（Irene Juliot Juliot—Curie）合作發現中子而共獲1935年諾貝爾化學獎。 在那段時間內，他是美國為數不多的几個堅持就和平和民權公開發表自己觀點的知名人士之一。當眾人明哲保身的時候，他們卻承受了個人和職業的風險。盡管人性自然地傾向于保護自己，鮑林卻堅守陣地。他當然樂意將所有的時間都投入科學，避免任何政治紛爭而專注于揭開自然之謎，并享受由此帶來的個人滿足、地位、金錢和榮譽。至少在科學上來說，鮑林并不是一個反叛者。他的勇敢表現在他敢于越過學科的界限，但是他的勇气是建立在科學的基本准則和預測上的。他的成功并不在于推翻科學秩序，恰恰相反，他在其中如魚得水。他比別人更勤奮，更敢于將自己的思想推向更高的層面，實際上，他非常希望成為這种秩序的一部分。他希望得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別人的掌聲，需要科學院和學術團体授予的獎勵和榮譽。他后來說，從這一點來說，他是一個遵紀守法的人。 与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他的政治活動表明他絕對不是一個墨守成規的人。在這一領域中，他公開地挑戰權威。拿他的話來說，在麥卡錫時代，“我性格中有兩种對立的品格彼此在爭斗：一种要我听話，一种要我相信自己的判斷。” 在政治舞台上，他妥協的欲望被另一种更為強大的力量所替代：他對自己的信心。在一种層次上，他可以簡單地說，就像他在那段時間里經常說的那樣，“我覺得投身政治是我作為一個美國公民和一個科學家的職責。”但是在內心深處，他必須為自己冒如此大的風險，給自己和家庭帶來如此大的壓力尋找一种理由。他以科學家的思維方式苦苦思索著自己的政治信仰。 如同所有科學家一樣，鮑林是啟蒙運動的產物。和許多啟蒙運動的哲學家一樣，他用理性替代了上帝，而且他相信理性的思維和科學方法的應用將促使社會不斷地進步。知識是鑰匙。鮑林的道德觀念來源于他相信的真理；他知道自己是一個理性的人，而且他相信其他理性的人只要有足夠的知識，也會得出与他相似的結論。 鮑林的信念反映了從大蕭條到60年代初期其他許多左翼人士和自由派人士的觀點。一些科學家嘗試共產主義并參加左翼政治活動，因為這一体系建立在理智和理性之上。法國的伯納爾和約里奧—居里成為左派，因為他們發現在此可以用科學方法來處理人間的事務。為最多的人創造最多的利益這一社會主義思想在統計學上是完全正确的。蘇聯在這一意義上也許稱不上完美，但是至少它采取了勇敢和必要的步驟來推進人類的進步，如將理性運用到處理人問事務中來，將科學家提升到社會的頂層，并制定出一個個理性的五年計划。相對而言，資本主義提升的是企業家，獎勵的是貪婪。 鮑林信仰科學人文主義和社會主義，并用一种獨特的美國言論自由補充這一种信仰。在此，他的政治理論相當簡單，和他的科學思想同源：建筑在已經證實的知識体系上，將問題分解為几個組成部分，將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部分上，并用新的認識重新將這几個部分組織起來。他相信美國政治的基礎——知識体系和公認的智慧——是美國憲法和《人權法案》，他推崇這些文件是啟蒙運動哲學的不朽丰碑。在麥卡錫時代，他認為代議制民主和言論自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并從一种科學的立場來分析這些概念。照他的觀點，美國的政治如同量子力學一樣，可以用統計學來解釋。“真正的民主体系運作的原則是，沒有任何人聰明到可以單獨一個人對非常复雜的問題作出正确的決定，作出正确的決定就是將民主制度下所有公民的意見加以平均的過程，”他寫道。“這些觀點對應著一條從左向右延伸的概率分布曲線。如果現在我們說所有位于右側的觀點都是不正常的，取平均值時應該剔除，那么我們得到的平均值就是錯誤的。只要理解概率，那么民主体系的運作顯然要求每個人都有對政治問題表達自己觀點的權利，不管他的觀點如何。” 因此，他現在處于概率曲線左側并沒有關系。他仍然是一個有效的數据點。他有權表達任何他喜好的觀點。至少對鮑林而言，這是一個科學事實。 這一認識激勵著他。同時，還有另外一個動因激勵他繼續發表自己的觀點。“大多數科學家停止不前了。我可以理解他們。我能夠理解為什么有人認為這一犧牲太大了。他們知道他們會失去工作。他們可能無法繼續他們的科學研究。我也有同樣的擔憂，”他如此評論麥卡錫時代，“但是我將繼續戰斗，為了繼續得到我妻子對我的敬意。” 8月，鮑林收到伯克利學術會議代表寄給他的一封信，請他支持他們，反對加利福尼亞大學校務委員會強迫他們作效忠宣誓。他們在信中寫道：“一股恐懼、仇恨和疑慮的情緒已經蔓延到全校。學者們迫于生計，不得不默許一些他們知道將摧毀他們的職業和生活的真正意義的東西。” 鮑林的反應异常激烈。“加利福尼亞大學校務委員會先前引進的政治測試已經使學校受害不淺。這些測試限制了思想自由和對真理的探求，”他在一份公開聲明中宣稱。“除非校務委員會放棄他們早先的行動，加利福尼亞大學將無法重新恢复其卓越的地位。”他將自己的言論复印了一份送交學術會議，并附上一張便箋，建議校務委員會的成員——他們主要來自工業界、金融界和農業界——應該被一批“理解教育和學術的明智人士”所替代。伯克利學術會議保證報紙廣泛地宣傳了鮑林的觀點。 過了十一個星期，1950年11月13日早晨，一個人走進了鮑林在加州理工學院的辦公室，交給他一張傳票，傳喚他到洛杉磯加州教育調查委員會出庭。鮑林將傳票讀了兩遍，才看清出庭的時間就是當天上午十點半。傳票終歸是傳票。鮑林取消了全天的活動，抓起茄克衫，朝自己的汽車走去。 鮑林以為自己大致了解將要發生什么。委員會一直在就效忠宣誓對公立學校的教師可能產生的影響舉行听證會，作為著名的宣誓制度反對者，他推測委員會將自己召去是為了听他的專家證詞。不期而至的傳票有些不同尋常，但是他急切地希望讓委員會了解自己的想法。他一邊駕著林肯牌轎車駛向市中心，一邊在頭腦里整理自己的批評言論。 他不了解的是，這一委員會脫胎于特尼委員會，主席是特尼委員會的一個成員，法律顧問也是特尼委員會的律師。听證會的意圖与其說是征詢專家證詞，不如說是搜尋赤色分子。 上午10時30分，鮑林走進了洛杉磯州政府大樓的大听證室。在宣誓講真話之后，他坐了下來，對委員會發表他的開場陳詞。鮑林真心實意地開始陳述：“我認為沒有什么比通過合适的安全措施來維護國家安全更為重要的了……然而，在做到這一點的同時，必須維護我們的個人自由。”他解釋了無視概率曲線兩側极端意見的危險，并陳述了他認為效忠宣誓是如何危險地迫使人們順從。他說效忠宣誓并不能限制顛覆活動，因為真正的顛覆分子會簽署誓言，而繼續我行我素。鮑林現在改變了對共產党的看法，他和伯克利教師們一致同意，共產党員是狹隘的教條主義者，不應該繼續教學。鮑林作證說：“我認為如果涉及共產党活動的話，每一個參与者都應該引起當局的重視，并舉行相應的听證會和審判，如果有證据表明當事人是共產党的話，就應該開除。我不認為效忠宣誓和共產党活動有什么關系……那些反對簽名的人是那些堅持美國基本信仰的人，他們堅信我們必須維護民主，必須恪守先輩們進行獨立戰爭時的精神。”最后，鮑林賣弄了一下自己的口才，將強迫教師在誓言上簽字比作是俄國強迫科學家接受李森科學說，比作30年代納粹對科學家的迫害。 接著委員會回到了正題。委員會的律師問鮑林是否在加州理工學院發現任何顛覆活動的跡象。鮑林回答說沒有。律師提醒鮑林不要忘了西德尼·怀恩巴姆，他曾經雇佣的已被判刑的共產党員。鮑林對于听證會語气的改變非常吃惊，他說怀恩巴姆的罪狀是偽證，而不是顛覆。“沒有證据表明他對于這個國家有任何不忠，”他說。 在接下去的兩個小時內，委員會盤問了鮑林對于共產主義的看法，問他如何能夠忍受赤色分子將党派路線強加給無助的年輕人，以及為什么他不同意拯救孩子比正常的訴訟程序更為重要。最后，鮑林忍無可忍了： 多內利參議員：我認為許多加利福尼亞州的納稅人會覺得与其讓孩子們在少不更事的時候潛移默化地接受教授們共產主義的教條，還不如取消一些高等教育。 鮑林：是的。您相信堅持民主的原則是錯誤的。 多內利參議員：不，我沒有說過這樣的話。我也不相信這樣的事情。 鮑林：正确的決定基于對所有人的觀點加以平均，而不排斥那些由于其意見和政治信仰受到壓制的人的觀點。 多內利參議員：一個人有一种思想，然后走上教師這一人們所信賴的崗位，這与您說的完全是另一碼事。就像今天出庭的一位教授所說的，父母把他們在這世上最珍貴的東西——他們的子女托付給教師，而這些教師卻偷偷摸摸地向這些孩子傳授共產主義的教條。根本就沒有人讓他們教這些課程，我認為沒有必要雇佣這樣的教師。 鮑林：那好。如果您手上有任何這類教師的例子的話，為什么不把他們帶到這儿來作證呢？ 委員會擔心斗不過這位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暫時休會吃午餐，讓鮑林在下午兩點鐘再回來。 下午的听證會如同一場惡夢。委員會又回到了怀恩巴姆的問題上來：他什么時候開始為你工作的？誰推荐了他？你有沒有調查過他的背景？為什么不？接著他們又轉向鮑林自己的政治活動。手里握著特尼委員會的檔案，主席開始逐一盤查鮑林值得怀疑的朋友。加州參議員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發現鮑林擔任副主席的美國進步公民組織是受共產党控制的，他是否知曉這一點？你是否支持坎特伯雷紅色教長？亨利·華萊士？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委吊會’你對共產党的策略有何感想？你對最近對共產党領導人的審判有何評論？鮑林耐心地回答了每一個問題。 接著在臨近結束的時候，中心問題被提了出來。 律師：鮑林博士，我還有最后一個問題。現在你是共產党員嗎？ 鮑林：嗯，這個問題听上去像是在詢問我的政治信仰。當然這是一個愚蠢的問題，不過我想這是例行公事。 律師：是的，我想請您回答…… 鮑林：我正在想著那些加利福尼亞大學的一個一個受到威脅的同事們——起初他們中許多人反對效忠宣誓，接著他們一個一個受到失業的威脅，被要求放棄他們作為一個美國善良公民的原則，放棄他們的信仰——我意識到這就是政治壓力。最終堅守信仰的只剩下少數一些人，大約一百名左右，他們最后落得被開除的下場。當我想起他們的時候，我就會猜測我對于效忠宣誓的反對還能堅持多久。我不知道我能承受多大的壓力。除非到了決斷的時候，不然你永遠也不知道自己會采取何种行動。我見過許多人，原先強烈地反對效忠宣誓，然而當他們看見如果不簽字的話就會失業時還是簽了字。現在我發現我面臨著同樣的困境。我覺得很難決定，僅僅是為了一條原則，是否值得無視可能帶來的麻煩。然而，我覺得自己對于民主的認識沒有錯，我們只有捍衛民主才能拯救這個國家，因此我拒絕回答任何有關我的政治信仰和組織歸屬的問題。因此，我的回答是無可奉告。 委員會決定休會片刻以商量對策。鮑林面臨著當時許多證人在國會委員會面前都曾遇到的三种選擇：問答這一個問題；援引《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五條，用憲法來保護自己，以表明自己有不自證其罪的權利；堅持認為這一問題已超出委員會的職權范圍而拒絕回答。鮑林不想回答這一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曾經使自己的一些朋友被送進監獄或受到內部流放的處罰。在委員會面前援引憲法修正案第五條也有一定的風險，因為一般人都認為這等于承認有罪，而且常常會導致證人被開除。于是，他選擇了最后一种對策，也就是達爾頓·特朗勃和好萊塢十君子所采取的對策。然而這一方法也有其危險：拒絕回答一個立法委員會的問題會被套上蔑視法律机關的罪名。 續會之后，律師試圖恐嚇鮑林，提醒他說，從法律的角度來看，他最好還是回答這一個問題。鮑林見多識廣，當然沒有上當。他堅持不回答問題。如果委員會想要得到更多的東西，他們得傳喚他。律師退了一步，又繼續盤問。鮑林冷靜、嚴密、清楚地回答了每一個問題。 委員會一無所獲。最終，大失所望的委員會成員又將討論帶回到了起點： 多內利參議員；好了，博士，現在我們正在進行一場戰爭，不管這是否是對俄國的公開宣戰，我們的國家正在和共產党斗爭，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一點，美國的年輕士兵正在异國的土地上捐軀。如果我們允許共產党人滲透進我們的大學，向我們的青年人傳授共產主義教條，這對我們有什么益處呢？……當有人提及共產主義，或是問你是否是共產党員的時候，你總是不斷地提到政治壓力和政治權術……我覺得你將共產党稱為一种政治組織是不公正的。退一步說，如果你同情共產党的話，將這稱為政治現點也是不公正的。我認為這是顛覆，是背叛，特別當我們正在進行戰爭的時候。 鮑林：好吧，我很有興趣了解你想些什么，但是我認為這不是決定性的。我再次重申，如果我犯了法，我理應受到法律的制裁。 多內利參議員：你不覺得拒絕回答你是否是共產党員，并蔑視加利福尼亞州參議院是違法的嗎？…… 鮑林：我覺得，而且我必須說，我是在沒有法律准備且沒有任何法律咨詢的條件下來到這里的。你們沒有理由詢問我的政治信仰和聯系，這一原則足夠了……即使我會將自己置于一种危險的境地，我也將堅持這一點…… 多內利參議員：如果你是共產党員，如果你繳納党費，如果你是一個宣揚以暴力來椎翻美國政府的組織的成員，你說的所有的漂亮話不會使事情的性質有絲毫的改變。 訊問的結局陷入無法擺脫的困境： 韋布賴特參議員：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轉而支持這些共產党人，而且明知他們受某一個外國勢力的操縱，那么我們會走向何方？如果我們都采取同樣的態度，那么我們將何去何從？ 鮑林：你指全國所有的人民？ 韋布賴特參議員：是的，我們將何去何從？ 鮑林：那樣的話，作為全体人民的選擇，我們將會有一种不同形式的政府。委員會討了個沒趣，占不到便宜，精疲力竭地宣布散會。 听眾中一個聯邦調查局特工合上了筆記本。几天之后，他將一份完整的報告交給了胡佛。 盡管在委員會面前鎮定自若，鮑林的內心還是受到了极大的沖擊，特別是考慮到蔑視罪的威脅。他曾經親眼看到与國會委員會作對使達爾頓·特朗勃陷于的境地——由于被認定犯有蔑視國會罪，這位劇作家在獄中服刑，妻子和三個孩子則過著凄慘的生活。在州議會這一級，鮑林還不能确定將會有何种處罰，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如被認定蔑視州議會，他肯定會被加州理工學院開除。 第二天，鮑林拒絕回答委員會提問的消息就上了報紙，傳遍了校園。鮑林不知所措，向有著廣泛社會關系的自由派物理學教授查理·勞利森求助。勞利森的辦法非常簡單：在脅迫之下向委員會陳述自己的政治主張，這樣做違背鮑林的原則，但是他完全可以自愿地向他的朋友和同事講述自己的觀點。理工學院的內部調查已經表明鮑林不是共產党員，每個人都清楚這一點。勞利森建議鮑林給杜布里奇寫一張便箋，說明你不是党員。然后讓杜布里奇想辦法對付。 鮑林考慮了勞利森的建議，起草了一個很長的聲明，在同一天送交給杜布里奇，并附上一張條子：“親愛的李：我送上這份關于我的政治信仰的聲明。你可以隨意引用。”在這份三頁的文件中，他复述了自己在委員會面前拒絕就自己的政治信仰作證的理由，剔除了對忠誠宣誓的批評，并在最后總結道：“我相信一個公民有權利在他希望的時候宣布自己的政治信仰，也有權利在他希望的時候保持沉默。就我個人而言，我并不贊同某些共產党人所信仰的极端思想和政策；但是我覺得我們必須堅定地捍衛我們民主的基本原則，包括信仰哪怕是极端的政治主張的權利。” 在文章中間，鮑林寫道：“我不是共產党員。我從來沒有參加過共產党。我從來沒有和共產党發生過任何瓜葛。”杜布里奇需要听到的無非是這些。他剛听到新的一輪校董們有關鮑林危机的抱怨，他很高興自己的化學系主任作出了這一份聲明。他建議鮑林作一些潤色——增加了一個部分：“總体來說，我并不反對效忠宣誓。我曾經自愿地就我對這個國家的服務作過許多效忠宣誓”——接著，杜布里奇對鮑林說，他會妥善處理這件事情的。杜布里奇与教育委員會進行了聯系，安排鮑林兩天后在委員會到帕薩迪納再次舉行听證會的時候出席。听證會開始后，鮑林走了進來，宣誓之后念了自己的聲明，轉過身去，走出會議室，身后議員們竊竊私語。當他走出門的時候，鮑林似乎听到有人說，“我确信他愚弄了這個委員會。”這很可能是多內利參議員的聲音，他屬下的工作人員正忙著羅織鮑林藐視議會罪。 听證會的情況經報紙披露后，照例又有一批反對鮑林的信件涌向了杜布里奇的辦公室。然而這次杜布里奇可以從容應對了，因為他握有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所鑄成的擋箭牌：鮑林已經宣誓保證自己不是共產党員。他可以寫信告知那些對鮑林不滿的校友們，盡管他們強烈反對鮑林的觀點，但是只要鮑林遵紀守法，而且不把政治帶進課堂，那么“最恰當的方法是讓他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而不宜采取過火的措施。”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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