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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有戰爭！ 鮑林對辭職一事采取了不聲不響的態度，他對誰也沒有提起杜布里奇對他施壓的情況。他對學校里每一個人說的都是同一句話：他決定從行政事務中抽身，以便用更多的時間進行科學研究和從事政治活動。他不想讓公眾知道，他最終是被迫辭職不干的。 社布里奇讓恩斯特·斯威夫特接替了鮑林的職務。這是一位相貌嚴肅、溫文爾雅、出身于弗吉尼亞的化學家。他雖不大有名，但資格較老，曾對諾伊斯很崇拜，在鮑林手下時則一直是忍气吞聲。按照斯威夫特的看法，鮑林牌生物化學和醫療化學“只不過是沽名釣譽”的貨色，系里原先的學科重點都受到忽視。因此，他要以恢复學科的平衡為己任。為此，很快就成立了化學系系務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最早是在30年代根据諾伊斯的提議創立的，每一個化學分支學科都有代表參加，其中就包括長期受到鮑林冷落的物理化學和無机化學。此外，對實驗場地也重新進行了安排，特別注意縮小鮑林這個攤子占用場地的面積。鮑林本人也從他的大型辦公室搬到了較小的職工樓，他的工資則從系主任的18000美元降到普通教授的15000美元。 這是迎面打來的一記耳光。錢倒不那么重要——鮑林寫書的稿酬在不斷上升，已經超過他的工資了——但鮑林認為，這樣做的方式實在讓人丟臉。在他看來，杜布里奇并沒有像他在公開場合標榜的那樣要堅持言論自由，他在壓力面前卑躬屈膝了。鮑林認為自己是因為政治觀點而受到懲罰的。由此造成了這樣的局面：鮑林和杜布里奇彼此之間已沒有多大關系，兩個人只是在一些社交場合還有那么一點接触。不過，在一般情況下，鮑林并沒有公開流露出不滿和被人拋棄的情緒。表面上，他裝出了一副自我克制的樣子，給人以這樣的印象，也即發生的一切都是出于他自己的選擇。他之所以這樣做，因為他仍是加州理工學院一名优秀的戰士，因為他仍然堅信小時候在俄勒岡學到的一條准則：整天怨天尤人，就不是真正的男子漢。 辭職這件事一刻也沒有影響到鮑林爭取和平的活動。他像往常一樣，到處作演講，每周兩三次，可能是在中學里或本地的談話節目中，也可以是在猶太人聚居區或本地反核團体的集會上。他仍在向醫療界和心理學界的各方面人士談論自己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精神病冶療的想法，盡管到那時為止，他在這方面的工作還沒有取得值得稱道的成果。鮑林的名聲已經夠響了，他每天都要收到許許多多的來信。有些寫信人請求鮑林幫助停止核試驗。中學生請求他題辭，指導他們如何面對人生。也有些人征求他治病的建議，如何對付佝僂病、癲癇、抽煙、齲齒等。有人專門征集名人的簽名，要求鮑林幫助他們實現自己的愿望。電視節目《埃勒莉皇后》的劇組曾致函鮑林，詢問能不能將他的一些分子模型搬到災屏上。一位心事重重的母親來信說，因為存在著放射性塵埃和核災難的危脅，她害怕生育更多的孩子。鮑林回信說，他非常樂觀，將不再有戰爭。出版商來函請他寫一部自傳，鮑林說，只要找到時間，他一定寫。也有一些信件他沒有回复。有一封長信的字跡很潦草，洋洋洒洒寫了好几頁信紙，在一些關鍵詞句下還畫了紅線。另有一封奇怪的來信，天花亂墜地吹噓已經找到了醫療癌症的靈丹妙藥，并且還有一些使人長生不老的祖傳秘方。有一個家伙竟然异想天開，聲稱有辦法培育一种母牛，從這种母牛身上擠出的牛奶含有更多的不飽和脂肪。另外還有一個人稱發明了一种所謂的“聯合科學”，能把宗教原子物理以及人類行為的研究綜合在一門學科中。 鮑林不斷地收到邀請信，要他去龍波克、圣約瑟、波特蘭以及當地的小學里作報告。他還收到了訪問巴西、古巴、一些非洲國家和保加利亞的官方邀請。看來，各种各樣的和平組織、學術團体和醫療机构都希望他成為它們的名譽會員。 鮑林忙得不可開交了。一般情況下，他只能婉言拒絕，抱歉自己抽不出時間。他不再參加任何社團，特別是一些政治性團体。即使是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也無法說服他參加。這個組織的宗旨是充當各方面反對核試驗人士的主要發言人，在50年代后期是很有聲勢的。鮑林曾經對這個組織的一次集會講過話，但是，他對招募會員的人員說，他宁愿作為一名“不受任何團体支配的獨立人士”開展自己的活動。 有時，榮譽是強加到他頭上的。6月下旬，鮑林收到一封信，說他和國家科學院院長戴特列夫·布隆克一起，已被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他們是最早享有這一殊榮的兩個美國人。鮑林心里很清楚，在蘇聯，很少有比“院士”頭銜更高的榮譽了。他對新聞記者說，他“感到非常愉快和榮幸”。在另一方面，新聞媒体則提到，“在今天這個世界格局中，簡單而又天真地忽視這一榮譽的政治含義，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世界格局正從根本上發生變化。盡管特勒有很大的影響，原子能委員會遵循著一條強硬的路線，一貫反對禁試的談判，但是艾森豪威爾還是改變了航向。其部分原因是他受到了溫和派顧問的影響，另一部分原因則在于他注意到了公眾在放射性塵埃問題上接連不斷的抗議。由于鮑林公開發起的運動和其他方面的原因，這方面活動的力量仍是相當強大的。總結回顧了過去十八個月里的政績，希望自己在离開政壇以前能做一點實事來推進世界和平的事業。 于是，出于种种原因，美國政府在1958年夏天突然同意進行禁試的談判。1958年7月，在日內瓦召開了一次有關專家的會議，在技術上研究核查的可行性——談判雙方都需要保證，條約一旦生效，要是某一個國家有欺詐行為，就能立即被抓住，因此，核查是在這個方向上邁出的第一步。那年夏天，專家們在緊張地談判，另一方面，核試驗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不過，到了8月下半月，鮑林听到了好消息：日內瓦專家會議已認定，要識別一次非法的核試驗，甚至是地下核試驗，在技術上是可以辦到的。現在，通向禁試的大門已經打開了。美國和英國已經完成了一系列最新的試驗，因而能正式宣布，它們准備停止核試驗一年，條件是蘇聯人也這樣做。 在此之前六個月，提出禁止核試驗的任何想法都被認為是共產党顛复活動的證据。如今，這已成為政府官方的政策。 這一惊人的轉變使鮑林興奮不已。此時正值鮑林的新書《不再有戰爭！》開始上書架發售之際，鮑林旋風般地周游于全國各地，進行促銷的活動，希望能在公眾中產生一种轟動的效應。但是，也許美國政策的變化降低了這本書的吸引力，盡管它受到廣泛的好評和推崇，評論界也不乏褒詞和贊語，欽佩他勇于堅持禁試的立場，稱贊書中的“論述簡洁有力”，但這本書的銷售情況卻令人失望。鮑林最后自己掏腰包買了几百本，分發給他認為在禁試問題上有些影響的人物。他還向世界各國領導人寄送了一些，向美國參議院議員各送了一本，甚至還在加州理工學院同事的辦公台上留下了几本。 鮑林成了艾森豪威爾改革的倡導者，不過，這一地位并不意味著他將不再是一位有爭議的人物了。8月底，他抵達英國，一方面是出席學術會議，另一方面是要親自露面，支持《不再有戰爭！》一書在英國出版。他還要向“核裁軍運動”發表演說，這是以羅素為首的和平人士組成的一個團体。移民局官員強迫鮑林縮短訪問英國的時間，使他無法參加反對核試驗的群眾集會。鮑林和羅素設法將這一事件在新聞媒体上曝光，各報將其作為冷戰歇斯底里的一個例子作了廣泛的報道。結果產生了預期的影響：英國政府只好讓步，允許鮑林回到集會上講話。經過這一番吵鬧，鮑林出現在集會上，引來了一片歡呼喝彩聲。正如一家報紙報道的那樣，移民局弄巧成拙，幫助鮑林成了“在英國反氫彈積极分子面前講話的一位最惹人注目的名人”。 此時，鮑林對自己將要發表的講話完美無缺地打好了腹稿，這將是一篇標准有力的反對核試驗的政治演說，估計歷時一小時左右。開頭總是一樣的：“我們生活在一個無与倫比的世界上”，他要對在場听眾說，“一個美妙的世界！我喜歡世上的一切：星星，高山，海洋、湖泊和河流，森林，礦產，分子——特別是人。在最近几個世紀里，關于這一個世界，科學家已經發現許多神奇的事情……”他要簡單地列舉自己頗感興趣的几項新發現，談談血紅蛋白的結构，說明中微子的特性有點像小小的推進器，等等。在此之后，他還要從科學怎樣使社會進步，一直談到醫學、交通和通訊事業的發展。 不過，他希望說明，科學上也有一些發明和創造，已經將這個世界完全置于空前的危險中。他接下去就要進入中心的議題，論述1945年的原子彈和1954年的鈾彈“這兩次重大的突變”使戰爭成了人們不敢想象的事。他還打算向听眾描述一番恐怖的景象，說明放射性塵埃和全面核戰爭災難將會造成怎樣的破坏，然后再用一些具体的數字激起听眾的憤怒，讓他們了解美國正在花費多少金錢來毀滅這個世界。同時，他還要告訴听眾關于核武器研制和擴散的最新消息。“為什么要制造更多的毀滅性武器呢？”他會這樣問。“這些武器非用不可嗎？這個世界上各個大國的領導人是否想要犧牲世界上所有的人，因為他們都不愿合情合理地進行彼此之間的談判，運用人類的理性解決世界面臨的問題？我認為，這些政治家和外交家仍然生活在19世紀的世界上，他們不懂得這個世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們仍然生活在強權政治的舊世界中，而不是生活在今天這個現實世界上。” 他堅持認為，新的科學進步要求在政治上采用新的做法。“我們在處理國際事務時，應具有科學的精神，”他會這樣說，“處理國際事務，就是努力尋求正确、公正地解決國際問題的方法，決不是讓一個國家壓倒另一個國家，也不是挖空心思去損害他國的利益。我相信道德，相信正義，相信人道主義……是讓道德在國際事務中占有支配地位的時候了，是讓世界各國用國際法來規范自己行為的時候了。”最后，如果听眾是美國人的話，他還會揮舞這樣的旗幟：“我是美國人，”他將這樣來結束自己的演說，“出生在俄勒岡，居住在加利福尼亞已經多年了。我為自己偉大的祖國而自豪。我希望美利堅合眾國帶一個頭，在處理世界事務的進程中，讓道德占有优先的地位。” 這篇基調性政治演說在世界各地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每到一處，無論是英國，德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奧地利，還是法國，他都受到了許多反對核武器的團体和群眾熱烈的歡迎。他的形象与美國倫那副典型的漫畫式形象构成了鮮明的對照：美國佬在人們的心目中，不是華盛頓那樣張牙舞爪的帝國主義官僚，就是大腹便便、粗里粗气、丑陋無比的美國游客；鮑林則是身材魁梧、机智幽默、平易近人的西方人，誰也不能使他閉上嘴，無論美國政府怎樣對待他，他決不害怕把真理講出來。 与英國移民局發生的糾葛，標志著鮑林一生在公共場合最后碰到的一次令人不快的事件。隨著美國官方政策向禁試方向傾斜，只有极右派的新聞媒体仍要攻擊積极反對核武器的人士了。鮑林仍然受到聯邦調查局的秘密跟蹤，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仍在搜集和整理有關他活動的檔案。但是，聯邦調查局經過12年調查，能夠說出對鮑林最不利的結論是：“多年來，鮑林一直是渴望在公共場合拋頭露面的人……他是一個极端個人主義者，一個唯我獨尊的人物。”唯我獨尊构不成叛國罪，因此，鮑林的名字也就從這個机构的安全薄上刪去了。 日內瓦禁試談判原定于1958年10月的最后一天舉行——這個日子也是希望各國暫停核試驗的起始日。在此之前的准備期內，有關各方都爭分奪秒地進行了一系列核試驗，這些也許是在一段時間里最后的試驗了。美國將自己進行的這一系列試驗稱之為“截止式行動”。單單在10月份的前三個星期里，蘇聯人就爆炸了14顆核裝置，散發出大量的放射性塵埃，由此導致洛杉磯的放射性含量的讀數比正常數字升了120倍，這是在核試驗地區以外記錄到的最高值。在万圣節來到之前，三個核大國在1958年一共進行了63次核試驗——這個數字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核試驗總數的三分之一，而且是在10個月時間里完成的。 与此同時，聯合國的一個專家委員會核對了所有的證据，得到的結論證實了鮑林發現的結果：核試驗每年大概會造成42万白血病病例，“即使是最小數量的放射性也可能造成遺傳性惡化的……效果” 日內瓦談判開始時，媒体報道稱，1958年進行的各种核試驗生成的放射性煙云正在向各方飄散。這使公眾感到焦急和不安，鮑林也乘机在火上澆油。他知道，談判在以前曾經破裂過，特勒和原子能委員會新任主席麥科恩仍在拼命鼓動有關方面恢复核試驗。鮑林還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只有公眾不斷向有關方面施壓，才能保證談判不出軌。他發表演說的時間表仍然是排得滿滿的，他照樣經常地与接受原子能委員會資助的研究人員進行小范圍內的爭論，這些研究人員對他提供的核試驗影響健康的數据表示有怀疑。那一年秋天，鮑林与那些認為他的估計數据不可靠或者有政治動机的人經常有書面的交鋒；為了支持自己的論點，他每一次都會引用有關方面認真研究后發表出來的資料，例如，聯合國公布的報告，還有原子能委員會自身發表的數字。這類爭論的最終結果總相同：在缺乏更精确資料的情況下，鮑林的數字和別人的數字都是有案可查的，他在《不再有戰爭！》一書中提出的論點和事實是正确的。“我可以高興地說，自從我這本書面世以來，發表的任何新信息都沒有推翻我在書中得出的任何一個論點，”他在1959年1月這樣寫道。 日內瓦談判一直繼續到第二年春天。在此期間，鮑林在全世界各地游說，向和平團体、教會組織、學生組織、工人組織和其他各方面人士講話。前一年秋天瘋狂地進行的核試驗生成了大量放射性塵埃，此時，這些塵埃仍然飄浮在空中，散落到四面八方，因此，鮑林的講話就更有份量了。報刊几乎每天都要用這樣一些標題把這個問題帶進千家万戶：“噴气客机飛越美國上空，机身外表覆上放射性鍍層”；“明尼蘇達州小麥鍶90含量超標”；“牛奶和儿童骨骼中鍶90含量急劇上升”；“紐約鍶90含量四年翻番”。此時，原子能委員會正在采取新的行動，鼓勵人們构筑防彈設施，只因未及時發表新聞公告，就被人指摘為自相矛盾。評論界質問：同一個机构，一方面在加緊研制核武器，另一方面又要負責監測核武器對健康的影響，這到底是怎么回事？政治上的壓力也不斷加大，有人要求撤銷原子能委員會有關公眾健康方面的職責，鮑林則提議將這种職責轉交給美國公共衛生署。 反對核武器的人越來越多，他們的熱情也日益高漲。在紐約市布魯克林區舉行了一次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的集會，有二千四百多人聞訊前往當地的一個禮堂，在那里，他們屏息靜听鮑林傳達一條條令人心寒的消息：美國積聚了一個龐大的核武庫，足以殺死世界上每一個人二十多次；构筑防彈的設施，建立全民防御的体制，這類高談闊論“全是幼稚可笑的胡話”；原子能委員會是一個“反复無常”的机构；“我們孩子骨骼中鍶90的安全含量是零”。 鮑林心里想，辭去系主任之職也許并不是坏事。他現在可以自由地發表自己心里想說的話了。為了反對核試驗，為了和平的事業，他想要怎樣干就怎樣干。事情正在取得實質性進展。他在4月份寫道：“我對發生變化后自己所處的境況感到很高興。”到了6月份，他就感到更加自信樂觀了。“從一年前開始，一切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說道。“一年以前，我提出的一些建議与政府的政策相抵触，如今，我的感覺絲毫都未變，但這些建議已經成了政府政策的一部分。” 朗巴瑞納 鮑林見到過不少總統和總理，也見到過許多哲人和國王，但他還需要見見在他看來是世界上和平和道德最為有力的捍衛者：施韋策。他打算在1959年夏天實現自己這一個愿望。 施韋策是一位奇特的人，責任心极強。他出生在法國，具有典型西方文化的背景——研究過巴赫，考證過耶穌的歷史，撰寫了關于康德和基督門徒保羅的几部專著，取得過神學、音樂、哲學和醫學一共是四門課程的博士學位——他离開了歐洲，放棄了一切榮譽，只身去法屬赤道几內亞叢林中一所原始醫院，為救治當地百姓而默默無聞地工作。整整35年里，他在公眾的視野里消失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他那充滿自我犧牲精神的傳奇經歷才受到新聞媒体的注意，一夜之間他成了有口皆碑的英雄。施韋策成了人們崇拜的偶像，幫助苦難大眾的“白人奇才”，自愿放棄學術功名而投身于基督教服務的圣賢。施韋策在1952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后，被人們普遍稱頌為在世最偉大的歐洲人。他贊同的思想必定有無与倫比的威力，有他的署名——比方說，他在鮑林要求結束核試驗的請愿書上簽上名——其价值抵得上成千上万個普通人的簽名。 自從鮑林在1957年征求施韋策在他的請愿書上簽名以來，兩人就核試驗和呼吁禁試等問題一直保持著書信的往來。施韋策曾邀請鮑林去非洲訪問。愛因斯坦的逝世使鮑林失去了一位能夠在道德問題上提供建議和指導的長者；還有誰比圣賢更适合充當這一角色呢？ 1959年7月，鮑林夫婦從德國乘飛机抵達朗巴瑞納，這是位于非洲中部的一個小村庄。隨后，他倆轉乘一輛吉普車到達附近一條河流的岸邊，在那里登上一條獨木舟。兩名船工一面划槳，一面唱歌。小船在河面上飄流了最后几英里，最終來到了施韋策的醫院。 鮑林夫婦一下子為醫院的原始景象惊呆了：沿著泥泞不堪的小道，零亂地排列著一間間茅舍。煮飯的油煙，豬穢的哄鬧，鸚鵡的聒噪，孩子的啼哭，好一番异國他鄉的情調。他們看到了經過馴養的巨嘴鳥和猿猴，一個很大的菜園，不遠處，四周全是郁郁蔥蔥的叢林，從那里不斷傳來呱呱的鳥鳴，給人以沉悶的感覺。“這里的風景非常美，但實在太亂了，”愛娃在日記中寫道。 他倆与施韋策及其下屬人員寒暄了几句以后，就去其中的一間茅舍招待所里安頓下來了。看來，每天都有來來往往的客人被安置在這种招待所住宿。鮑林夫婦停留的時間比大多數客人都要長。在接下來整整一個星期中，他們由施韋策手下英俊年輕的醫務主任弗朗克·卡奇普爾作向導。在醫院四周兜了一圈，并且參觀了當地病人居住的茅房。他們与醫院的工作人員交談，并与新聞記者、作家、攝影師、國家元首、電影明星以及乘舟前來探幽獵奇的富豪大款們聊天。施韋策把大多數來訪者看作為占用他時間的累贅；他往往裝著不懂英語以避免無謂的閒談。 但是，鮑林夫婦可不一樣。“在來到朗巴瑞納的所有客人中，鮑林是最感到自由自在的人了，”卡奇普爾說。“對于我們這家非洲叢林醫院的嘈雜、肮髒和混亂，他表現出毫不在意的樣子。”正因為如此，他很快就得到了施韋策的好感。每天下午，他們開始与他和其他員工一起進餐了——愛娃注意到了一种頗具諷刺意味的現象，黑人和白人是分開用餐的——吃過飯以后，他們又待在∼起听施韋策用法語講解一些有關宗教的問題。一個星期后，鮑林應邀作一次飯后的演講，題目是鐮狀細胞貧血症。這种病在當地很流行，但醫院員工對這方面的知識卻非常缺乏。鮑林用漂亮的德語講了45分鐘，給員工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施韋策在大部分時間里一直在打瞌睡，直到講課快要結束時才醒來，正好有一點時間布道，他朗讀了使徒保羅的信件。 后來，施韋策開始邀請鮑林到他的住所作私下的交談，每晚一小時左右。他們用德語談論了核試驗。消除放射性塵埃的必要性。放射性對健康的影響、世界政治等方面的問題。就像愛因斯坦一樣，施韋策“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鮑林說，“我還記得，我們在所有問題上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然而，在其他方面，鮑林夫婦就感到不那么愉快了。愛娃始終沒有受到邀請進入施韋策住所，她只能在飯桌上有机會与他搭訕几句。“在這一點上，他比愛因斯坦要守舊得多，”鮑林評論道。施韋策對待病人的態度也是令人失望的。“很清楚，他并不認為這些人員与他是平等的，”鮑林說。“他几乎沒有做什么事使他們受到較好的教育，也沒有設法改變他們生活的方式。”一直到后來，他們才比較清楚，施韋策的醫療態度是怎樣在非洲文化背景下形成并与之适應的。不過，此時此刻，他們感到很失望。這位白人奇才并不是圣賢，看上去倒更像是一個种族隔离主義者，他自命不凡，只是向少數几個歐洲員工喋喋不休地談論一些晦澀難懂的宗教課題。如果說，鮑林想要找到一位像愛因斯坦那樣的父親式人物的話，那么施韋策顯然不夠格。 他和愛娃又從非洲直接赴廣島，去參加第五屆禁止原子彈和氫彈世界大會。會上，鮑林作了主題發言，題目是：“我們的選擇：在原子彈下死亡，還是要世界法律”。鮑林利用自己在世界上不斷提高的威望，倡議發表一篇簡短的聲明，概括介紹大會關心的問題，以易于公眾的了解。 但是，他這种牌號的科學和平主義并沒有得到每一個人的響應。廣島呼吁書第一稿是由鮑林起草的，在大會上宣讀時，听眾中的左翼分子大喊大叫地起哄，認為它口气太軟了。接著就發生了長時間七嘴八舌的爭論。有些人要求在文件中加進一些更加尖銳的詞句，也有一些人贊成鮑林這种以理服人的做法。在大會進行過程中，英國核裁軍運動的激進派代表曾一度走出會場以表示不滿。鮑林根本未料到會出現這么鬧鬧吵吵的場面，不過，他還是幫助找到了一种折衷的做法，這反映在最后擬定的呼吁書中——其中包括：點名譴責美日安全條約，反對日本裝置核彈頭，等等——呼書得到一致的通過。‘哦們都非常滿意這次會議的結果，”鮑林在隨后寫給羅素的信中這樣說。 正如杜布里奇所說的那樣，鮑林几乎完全忘了科學研究的事。在這之前的兩年里，他所作的唯一重要的新研究就是回答有關放射性塵埃的爭論中提出的問題：兩篇刊登在雜志上的文章論述了碳14和鍶90對人体健康的影響，另一篇不尋常的文章介紹了長壽与肥胖之間的關系——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擊特勒關于放射性塵埃与身体超重一盎司的危害性相同的結論。其余的文章全是以前工作的小結、書評，還有為左派刊物撰寫的大量科普性文字，主要是說明核試驗的危害性。 隨著華盛頓當局態度的改變，主流報刊終于開始刊登贊成禁試的文章了。8月下半月，《星期六晚郵》發表了一篇專門的報道，它由兩部分組成，標題為“放射性塵埃：無形的殺手”。這是第一次由一家發行量很大的雜志正式肯定鮑林和其他反對核試驗的科學家所持的主張，盡管此文仍然認為鮑林的數字大悲觀，并且引述了一些評論家的話稱，鮑林對危害的估計比有關的證据來得高。不過，一系列報道得到了共同的結論：放射性塵埃具有危險性，應當停止核試驗。鮑林本人至少也能把自己源源不斷地向通俗報刊編輯寄去的信件，還有一些較長的文章，見諸于文字，發表在具有自由思想的報刊上。 他廢寢忘食地工作，希望把禁試運動持續進行下去。1959年秋天，他和愛娃先后訪問了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從澳大利亞的悉尼到加拿大的薩斯喀徹溫，他向和平團体發表了數十次演說。此時，除了他的講話外，人們也可以經常听到愛娃的聲音了。她開始單獨發表自己的演說，起先是因為鮑林演說的日程實在排不過來，只好由她去代勞，后來她本人也收到日益增多的邀請，主要是一些婦女團体要她去講話。例如，其中就有和平与自由婦女國際聯盟，這是亞當斯１在1915年創辦的一個和平主義組織。到了1959年，愛娃演說的次數几乎与她丈夫演說的次數不相上下了，單單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訪問期間，她就發表了三十多次講話。她非常高興地看到，自己已經成為少數几位公開論述政治問題的婦女之一，而且她還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１亞當斯（Jane Addams，1860—1935），美國女社會改良家，和平主義者，曾參与制定第一個青少年法庭法和婦女8小時工作制等，1915年擔任海牙國際婦女大會主席，与另一位美國人同獲1931年諾貝爾和平獎。 兩個人的日程有時候是由一些作為發起者的團体負責安排的，其中有一個團体名為美國友人服務委員會。該會曾為兩個人的一系列講話巧妙地制定了一攬子計划。但是，有時卻非常緊張，有好几次，兩人發現彼此的日程有沖突，愛娃要到一個地方去講演，而鮑林卻要到另一個地方去赶場子。兩個人有時就只能在汽車旅館里、火車上或者赴約途中的汽車后座上見見面。有一次，他們飛到了紐約，鮑林在卡內基大廳舉行的一次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的大型集會上，作了主題性發言。他們又驅車前往好萊塢，出席電影《海灘上》的全明星首映式，接下來又到格羅曼的中國戲院參加一次在強烈的弧光燈下召開的午夜記者招待會。會上，鮑林和英國小說家赫胥黎１及另外十位被媒介稱為“杰出思想家”的人在一起，討論了有關裁軍的問題。 １赫肯黎（Aldous Huxley，1894—1963），美籍英國作家，英國博物學家赫胥黎之孫，寫有詩歌、小說、劇本、文藝評論等。所寫小說被稱為“概念小說”，代表作有《勇敢的新世界》、《針鋒相對》等，1937年移居美國，以后的作品帶有神秘主義的色彩。 懸崖 1959年秋天，日內瓦禁試談判已開始破裂。罪魁禍首是特勒——至少在鮑林和另外一些觀察家的心目中是這樣認為的。似乎在万事順利的時候，馬上就要簽訂一項全面禁止在空中、海洋和地下進行核試驗的條約了，這位氫彈之父公開了一种至關重要的情況：核試驗可以在一個巨大的地下洞穴中進行而不被人發現。根据一位名叫阿爾伯特·拉特的學者提出的理論，可以用适當大小的洞穴來隱瞞不同能級的爆炸，如用地震儀來測定這种方式的核試驗，其難度則要提高三百倍。媒体將這种理論稱為“大洞論”。由于特勒的支持，大洞論受到高度的重視。后來證明這一理論是正确的——理論上行得通，盡管要挖掘如此巨大的洞穴來隱瞞地下核試驗，費用极昂貴，因而是不大現實的——特勒又將它大吹特吹了一番，進一步談判遇到了嚴重的障礙，核查有沒有違反禁止核試驗條約，一直是非常敏感的問題。而特勒又火上澆油，強調大洞論為蘇聯人提供了回避核查和檢測的一條新途徑。要將一整套地震儀安裝成万無一失的系統，所需的花費將是一個天文數。在委派西方核查員人數和允許在他們國土上建立地震觀測站的數目問題上，蘇聯人已經死磨硬纏了很久，現在再要求大量增加，他們是無論如何不會答應的。 禁試談判一旦脫离了軌道，也就停步不前了。俄國人和美國人正在起勁地爭論時，生效了一年的暫停試驗期在不知不覺中過去了。盡管各方都同意將禁試期再延長兩個月，談判也在時斷時續地進行，但這額外的時間解決不了大問題。1959年年底，艾森豪威爾政府宣布，自愿地暫停試驗期已經結束了。 對鮑林來說，這是令人懊喪的新年。1月中旬將重開日內瓦談判，但其基礎已發生動搖；特勒的大洞論已經使全面禁試的談判走入了死胡同。由于核查地下核試驗有困難，1960年的議題將轉向部分禁止核試驗。這仍可算作在正确方向上邁出的一步——地下試驗釋放的放射性塵埃很少，甚至可以做到一點也沒有——但終究還允許繼續核試驗。對于鮑林和其他主張禁試的人來說，原本可望馬上達到全面禁試的目的，但在最終關頭泡了湯，這已經是第二次了。 年末，鮑林個人也遭到了一次意外的打擊，理查德·李普曼离開了人間。最近几年里——鮑林將他雇為助研員，讓他負責精神病項目的研究，也算是幫了這位被列入黑名單的年輕人一個忙——兩個人關系愈來愈密切，政治上休戚与共，科研上也齊心協力。1959年，李普曼成了勞爾德·杰夫勒斯十年前去世以后鮑林最后的朋友。他在圣誕節突然亡故，時年僅47歲，這對鮑林是一重大損失。當然，他像往常一樣，沒有流露自己的感情。但是，禁試談判發生逆轉，友人英年早逝，鮑林在這雙重打擊下，感到很傷心，思想上處于一种前所未有的苦悶狀態。1960年1月，他和愛娃兩個人退避到他們的大蘇爾牧場。這一次度假，花費了很長的時間。他冥思苦想，獨自一人待在廚房餐桌旁，靠近那具大木灶；有時則單身躑躅于通向海濱的小道上。 13日，星期六清晨，鮑林對愛娃說，他想要出外散散步，以便檢查一下四周的篱笆。愛娃目望著他大步流星地奔向小山坡。這些小山坐落在小屋南面的海邊上。中午時分他還沒有回來吃中飯，愛娃開始擔心起來了，但仍估摸著他大概忘記時間了。到了傍晚6點鐘，仍不見人影，愛娃的心收得更緊了，天漸漸黑了下來，卻听不到鮑林回答她的呼喊；她想，他一定在什么地方滑下了山坡，受了傷，也許跌人了大海。屋子里又沒有電話，只好心急慌忙地開車赶到當地護林員辦公處——這是能与外界取得聯系最近的地方——向他們報告了丈夫失蹤的事。 不到一個小時，一小群人在山坡上一字儿排開，開始了搜尋。他們用手電照明，抄近路赶到陡峭的山崖上。一直到半夜，仍不見鮑林的蹤影，只好暫停這次事關重大的搜索。第二天黎明，更大規模的搜尋又開始了，并且召來了直升机。有几名記者听說正在搜尋成為爭議中心的這位諾貝爾獎得主，也從舊金山赶來。几個小時過去了，仍未找到鮑林的蹤跡，護林員談論著要到崖底岩石間搜尋。被一位性急的記者無意中听到了，他馬上打電話謊稱已在懸崖下看到了鮑林的身体，估計已死亡。這一消息至少在舊金山的一家電台里廣播了出去；有人听到了這一條消息，馬上告訴了琳達和克萊林，說他們的父親已在事故中喪生。 鮑林在黑暗中听到了搜尋者發出的聲音，并且大聲地向他們叫喊，但風聲將他的喊聲吹向了大海的一邊。他試圖向他們移動，但在挪動身体時，周圍有更多松動的碎石抖落下山坡，消失在懸崖下。他只能停下來不動了。用登山者的話來講，他被“捆”住了，緊夾在陡峭的山崖上，离開海浪線300英尺。他感到，卡在這個位置上，向任何方向移動都是很不安全的。 他是沿著一條鹿走的小徑穿越海濱小山的。沿著這一條鹿道前行，突然就無路可走了，小徑消失在一塊懸空的岩石下。當他轉過身來的時候，腳下的岩石和礫粒開始松動起來。他赶緊站到了一塊也已經松動的藍頁岩斷面上。這是一种油膩粘滑的石頭——登山者稱其為“油滑石”——它突然開始向岩崖邊滑動，著實是令人心惊肉跳的一幕。鮑林想起了20年代在德國時學到的一种登山的技巧，他小心翼翼地坐了下來，使勁將手杖插進岩屑堆。岩石終于停止滑動了。 緩過了一口气之后，他試圖爬下這塊藍頁岩。然而，只要身体動一動，就會有一些碎石子向山坡下飛去。于是，他只得緩緩地向岩石上一小塊平面挪動，想方設法使自己處于比較安全的位置。每一次挪動都有帶動整塊岩石再次滑坡的危險。他的心跳得很厲害——后來他說起當時的情景時，說自己得了“恐懼症”——經過好長一段時間才鎮靜下來。然后，他琢磨了一下所處的形勢：這是非常陡峭的岩坡，他猜想大約是80度，要是不希望岩石再滑動，就只能委身在原來的地方一動也不動。身子下方是有三十層樓那樣深的崖底，周圍除了那些松動的岩石外，就是茫茫的大海。 他決定不再移動了。 他在心里想，還要等多長時間，愛娃才會召來搜尋的人呢？夜晚已經降臨。他用手杖小心地挖出了一個小坑，大約有8英寸深，大小容得了他躺下的身体。他在靠海的一邊將手杖扎進亂石中，以防睡著時身体滾下去。自從吃過早飯以后，什么東西都未下過肚。天气又漸漸轉冷，外衣只是一件薄薄的茄克衫；他從口袋中取出了一幅地圖，攤開后圍在身上擋擋寒。他開始等待起來。天黑以后几個小時，搜集人員曾在他上方經過，他非常高興；心里想，不久他就可以吃到熱气騰騰的飯菜，躺在暖和柔軟的床上美美地睡一覺。想不到，他處在懸空岩石的下方，這些護林員既沒有見到他的身影，也沒有听到他的呼喚，他們就离他而去了。 鮑林又開始恐懼起來。他知道，自己最好別睡著。說實在話，睡眠中身体要是動一動，那就危險了。于是，為了保持清醒的狀態，他開始作頭腦体操，用他所記得的各种各樣的語言，從1開始把數字一個個數下去。他還“就化學鍵問題的有關知識作了一次短暫的講座”。為了使身体暖和一點，他伸了伸四肢，先是動一條手臂，然后動另一條手臂，接著動一條腿，再動另一條腿。他還背誦了元素周期表。他傾听著下方巨浪拍擊海岸的聲音，感到一生中從來沒有這樣擔惊受怕過。 第二天中午，人們發現了他。此時，他心緒緊張，已處于精疲力竭的狀態。但是，他盡量克制著自己，絲毫沒有流露出惊慌失措的神色——對他來說，几乎已形成習慣：不去多想，將令人心煩的事和不愉快的經歷深深地埋在心底，絕對不讓人看到一個弱者的跡象——他奮力挺起身子抓住了營救人員的手，讓他們將自己拉到崖頂上。接著，他憑自己的力气堅持著走出了小山，一路上還和護林員開起了玩笑。“身体完好，精神煥發，”記者們這樣描寫他。他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中飯，并向大家介紹了事情的經過，他又恢复了常態，甚至還斷定，自己的精神很好，可以馬上開車回到帕薩迪納，根据課程表的安排，第二天就給學生上課。至于愛娃，她也算是捱過了這段提心吊膽煎熬難忍的一幕——“然而誰也沒有想到過我，”她說——她對搜尋的人千謝万謝，然后推開記者，通過無線電告訴孩子們，萊納斯已平安無事。隨后，她為鮑林准備了汽車。她想，她的丈夫不愧是一個堅強的男子漢。 星期一上午，鮑林來到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辦公地點，這時离開被營救的時間還不到24小時。他失蹤的消息曾透過新聞報道傳到四面八方，他的研究組成員人人都非常擔心。此時，他們在鮑林的辦公室門上，挂上了“歡迎鮑林博士歸來”的條幅。有一位秘書還親自烘烤了一盒蛋糕，上面裱糊了一個玩具男子懸在崖邊的景象，下方水中是一個游泳的美女。當鮑林來到時，響起了一陣短時間的歡呼致意聲。鮑林看了一下蛋糕，和誰都沒有搭理，退自走進了自己的辦公室，并隨手關上了門。這一小群聚集起來歡迎他歸來的人頓時感到很愕然。一會儿以后，辦公室門下送出一張小紙條；鮑林要求取消他當天的課和所有的約請。 誰也不知道應當怎么辦。鮑林的女婿卡姆也和大家一樣，就在不遠處。大家把他叫來后，向他說明了情況。卡姆輕輕地叩了一下鮑林辦公室的門，然后走了進去与鮑林談了一會儿。有些情況很不妙。鮑林似乎非常清楚周圍的情況，就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卡姆決定帶他回家了。 回家的路上，鮑林一言不發。愛娃料理他上了床，他仍然是一聲不吭。他的保健醫生給他檢查了身体，對大家說，懸崖事件給他帶來的惊嚇使他處于一种神經非常緊張的狀態，沒有什么大病，躺在床上休息几天，一切都會正常的。 那几天是鮑林一生中最為奇特的日子。大多數時間里，他都一聲不響地躺在床上，听憑愛娃照料自己。琳達帶著他剛生下不久的小外孫來看望外公，鮑林哭了起來。這是第一次有人看到他情緒上這么脆弱，他完全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 挂在懸崖上的那一夜炸開了他一直封閉得緊緊的內心世界。多少年來，他所經受的痛苦，情感上受到的傷害和屈辱，從他父親去世到被迫辭去加州理工學院化學系主任職務的种种經歷，對自己人格的每次政治攻擊，刺痛身心的每一件事情，曾都被他深深地埋人心底。他忍气吞聲，一切都置之度外。他強壓怒火，不讓自己的情感受到傷害，但是，實際上他還是受到了傷害。在加州理工學院，在華盛頓，在新聞媒体上，他的自尊心已受到傷害，他的人格受到了污辱。他對誰都沒有顯露自己的這种感情，也許只有愛娃是唯一的例外。這一切，雖然他都全部咽進了肚子，但畢竟未消失。許多令人不快的往事，曾經被他嚴實地隱藏在心口，現在，經過吊挂在懸崖邊的駭人經歷，滿腔苦水就一下子傾吐出來了。 在那些日子里，鮑林一生中第一次成了多愁善感的人。這是一种恢复平衡的手段。情緒一旦得以宣泄，心清也就舒暢了——事實上，他也沒有把這一切怎么放在心坎上，最重要的是，經過40年訓練和實踐，他已成了一個理性主義者，他不想讓自己跌人情感沖動的陷阱。因此，几乎是出于本能，他很快就擺脫了情緒波動的狀態，恢复了往日的平衡。這是保護自己的一种手段，也是避免痛苦的一种方式。 這一經歷反而起到了治療的作用，給了他一個非常需要休息的机會，釋放了巨大的心理壓力，使他恢复了自制的能力。在接下來的兩個星期中，他開始与人談話，下床走動，閱讀報紙，對《化學鍵的本質》作一些修改的工作，并且寫了几封信。看來，他不久就可能恢复正常的生活，開始考慮作几次已經答應下來的重要報告。 2月13日，他在公眾場合露了面，這也是他懸崖遇險以來的第一次。他在好萊塢的一次小型集會上談論了放射性塵埃和國際性協議的問題。那一天早些時候，法國在撒哈拉試驗了第一顆原子彈，成了參加原子俱樂部的第四個國家，也是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暫停核試驗以來向大气層散發放射性塵埃的第一個國家。由于這是西方挑起的行為，蘇聯人立即宣布他們不再遵守不進行核試驗的保證。 為了對付這一突如其來的形勢，鮑林再次以全副精力從事宣傳和演說的活動。在整個春天，他一共向大小不同的种种團体作了四十多次重要的講話。這類團体包括：自由論壇与和平組織，基瓦尼斯俱樂部和“扶輪國際”分社，中學生組織和教會團体，等等。盡管法國進行了試驗，蘇聯人發表了威脅性聲明，日內瓦會談在几個月時間里似乎仍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進展。艾森豪威爾看來已下定決心在他卸任以前簽署一個文件，因此，在5月份東西方首腦在巴黎舉行最高級會議時，很有希望消除掉最后几個障礙。 然而到5月初，會議又不歡而散。屬于最高机密的美國U－2型飛机在俄國上空被擊落，對艾森豪威爾來說，這可是奇恥大辱，因為他以前曾發誓不再舉行這一類飛行。這也扼殺了在巴黎高峰會議上最后簽訂禁試協議的任何机會。原子能委員會的麥科恩和特勒乘國際談判破裂之机，施加了新的一輪壓力，要求進行新的核武器試驗。公眾輿論的鐘擺又開始擺動，這次傾向于對蘇聯人采取更加強硬的路線，甚至主張拖延簽訂部分禁試的條約。 對鮑林來說，U-2事件進一步證明了美國在禁試談判中充當了頑固堅持對抗的一方，這個國家似乎總想找茬將事情搞糟。這就無异于陰謀策划讓冷戰的陰風繼續刮下去。此時，鮑林演講的中心內容不光停留在核武器的恐怖上，而且也涉及到他看到的軍界工業集團如何支配美國政策的情況。這一集團的頭目是特勒，還有鮑林所稱的“為數很少但頗具影響的一小撮人”，他們聚集在特勒的周圍。“世界各國的軍國主義者、實業界大亨、氫彈科學家和政客正在不遺余力地尋求一种繼續進行冷戰的辦法，目的是要把本國的意志強加在世界各國的頭上。”他還說，這個由軍國主義者和實業界大亨組成的集團“就是我們的敵人”。 5月中旬，鮑林和愛娃驅車前往伯克利，准備在那里發表更多的演說。他們從電台中听到消息說，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一個審判團預定在舊金山開庭，在市政廳外面引來不少人舉行強烈的抗議，其中多數人是學生。他們還听到了記者描述現場的情況，說警察使用消防龍頭和警棍驅赶示威者，抗議活動演變成一次小規模騷亂；現場一片混亂，到處是高聲尖叫的學生，許多人被揪著頭發拖到囚車上。當夜電視台就播送了這一場面，美國公眾普遍感到很震惊。 鮑林感到非常激動。在他看來，任何反對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行動都是好事。但是，這一次抗議有美國大學生參加，意義就更重大，因為在整個50年代，這個群体在政治上一直是不夠活躍的。舊金山騷亂實際上標志了一個新的反政府學生運動的開始，這也是在新左派的發展過程中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第二天，鮑林按預定計划去聯合廣場舉行的一次集會上發表演說。會后，為了聲援學生的正義行動，他和愛娃一起加入由成千上万名抗議者組成的糾察隊。大批人聚集在市政廳外，高呼口號反對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抗議政府粗暴對待學生的行徑。鮑林對記者說，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不講道德，應當解散。他又補充說：“最近几年里，美國學生在集會抗議、游行示威或參加政治活動方面是相當遲鈍的，我認為，現在美國學生開始覺醒起來了，這确實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 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 6月，鮑林在東海岸進行和平演說的巡回活動。期間，他在華盛頓對愛娃非常喜愛的一個婦女團体發表了一次講話。這個團体的全名為爭取和平和自由婦女國際聯盟。會后，他被崇拜他的与會群眾團團圍住，她們感謝他作了一次令人振奮的演說，希望得到他的具体指導，并把一些資料交到他的手中，其中有剪報，即將舉行活動的通告，還有一首專門為他寫的詩歌。鮑林對大家表示感謝，然后將大多數材料塞進了自己的衣袋。一直到他回到下榻的旅館房間脫下外衣時，他才將這些材料從袋里倒了出來。然后，開始閱讀這堆亂糟糟的資料。突然，他停了下來，就在這些會后塞給他的材料中，有一張是傳票，命令他到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的一次執行會議上出庭。他不得不兩次查看具体的日期。他必須在星期一，也就是6月20日——后天的上午到場。 用這种方式給人送傳票，确實是出人意料的事。不過，來自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的這一類干扰，已經不是罕見的事了。鮑林先前領教過這個小組委員會。它是在1951年由參議院發起成立的，為的是配合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活動，那時，后者已經以反共著稱。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先后由一系列保守派人士擔任主席，在50年代曾經上演了一幕幕轟動全國的听證會丑劇，矛頭直指外事局、青年組織和電視行業中共產党的影響。這個小組委員會曾在1956年將鮑林列為贊成共產党綱領的主要人物之一，并在1957年威脅要傳喚他到小組委員會回答几個問題，說清楚有沒有共產党人在背后支持他反對核試驗的請愿活動。最近，這個小組委員會的代理主席托馬斯·托德又威脅說，要是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不將內部赤色嫌疑分子清除出去，就要舉行一次听證會來弄清是否這個組織受到共產党影響的情況；用鮑林的話來說，這一組織的領導人諾曼·庫辛斯已經“屈服于”托德的淫威，開始對其成員實行一种本質上是忠誠審查的措施。這一決定導致了這一組織的領導層發生了分裂，使這個全國最大也是最有影響的和平組織陷于癱瘓的狀態。据鮑林的估計，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与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完全是一丘之貉，這也是政府腐敗的又一個實例。 然而，為什么在這個時候發出傳票呢？最為明顯的根子是托德。托德是一個很不一般的參議員，來自康涅狄格州第一批民主党人中的一個。看來，他想方設法要在全國范圍內為自己爭得一种獨特的地位，無論如何要人們記得他原先是一名傳統的自由党保守派人士，現在已不同尋常地一身而二任，而且他還來自于一個北方的州。他積极參与參議員的競選活動，大聲疾呼反對蘇聯人，支持研制特勒所說的“干淨的炸彈”。他很快就成了民主党中拼命叫嚷要繼續試驗以保持美國強大的人。當他被提名為擔任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代理主席一職時，他不失時机地利用了這一個机构，對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和其他反核團体進行調查和攻擊。鮑林自然就成了他下一個目標。 托德的做法還受到小組委員會研究室主任本杰明·孟德爾的鼓勵。孟德爾以前是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的高手，從1951年起就對鮑林作過跟蹤的調查，鮑林成了他得意的目標之一。他在1957年曾受小組委員會的指使傳訊過這位持不同政見的科學家；出于政治的考慮，這一做法并沒有成功，但他仍在搜集鮑林反對核武器活動的材料。在鮑林于1958年公開他發起的世界科學家請愿書的內容后，孟德爾曾給小組委員會首席顧問朱爾斯·索怀恩寫一封便箋，其中提到：“您也許已經注意到，這一文件中有一條消息，其大意是，萊納斯·鮑林運用共產党慣用的方式越過美國政府行事，關于這方面詳細的情況傳訊鮑林，一定是很有意義的。” 在孟德爾給托德審閱鮑林的檔案時，這位新任參議員很快就斷定，鮑林很可能是共產党的“同路人”，他曾征集過鐵幕背后的簽名來為他1958年請愿書壯聲勢。雖然這次請愿活動已過去兩年，但鮑林譴責美國軍國主義的言論比以往有過之而無不及。根据托德的推理，如果真要恢复核試驗，就一定要表明鮑林這類人物的活動是共產党“和平攻勢”的組成部分。托德對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的攻擊已經收到了成效，審查鮑林必將成為對這類和平團体的又一個打擊，也許還有助于在選舉年里增強民主党堅決反共的聲望，托德批准了傳訊鮑林的行動。 他并沒有料到他會得到怎樣的結局。 鮑林在看到這張傳票后，馬上就打電話給威林。第二天，威林就來到華盛頓。在鮑林居住的旅館房間里，兩個人商量了好几個小時。從傳票所用的語言來看——要求鮑林出證，“就共產党人參加或者支持的禁試宣傳活動，以及共產党或共產主義陣線的活動，提供你所了解的情況”——兩人一致認為，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一定會利用有關鮑林的全部檔案，特別是麥卡錫在以前用過的指控材料。但在接到通知后這么短的時間里就要制定一种對付的策略，而且又不清楚托德具体會問些什么，确實是一件難事。鮑林和威林以前都經歷過這一類事情，兩人都知道，以莫須有的罪名對一個人進行政治迫害，既可以損害這個人的名譽，又用不到提供任何證据。托德使用的是釣魚上鉤的策略。如果不想成為他的戰利品，唯一的辦法就是反過來將他置于受攻擊的地位。他們認識到暫時只能使用鮑林在護照問題上用得非常成功的戰術：通過新聞媒介開展一次強有力的宣傳攻勢。 在預定出庭的前一天，鮑林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會上，他對每位赶來的記者們說，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的傳訊，明顯的用意是要切斷公眾了解核試驗信息的渠道，實質上也是對人權的侵犯。這是鮑林公開進行艱苦卓絕的戰斗而開出的第一炮。 鮑林和威林到達听證會現場時，得知听證會將延期一天舉行，理由是參議院正在開全會。他們還得到通知說，第一次听證將以行政會議的形式進行，并且不對新聞界和公眾開放。這是在公開舉行听證會以前，允許小組委員會搜集和篩選有關信息而經常采用的第一步。 鮑林和威林很快就感到，他們決不能接受這樣的安排。兩個人心里都清楚，私下里開庭，小組委員會就可以一手操縱新聞的發布，因此就能控制輿論界，從而也就奪去了鮑林手中最為銳利的武器。他們立即与有關方面交涉，堅決要求進行公開的听證。 小組委員會的一些成員讀到了第二天上午《華盛頓郵報》發表的一篇社論。社論嚴厲批評了托德，認為這是“非常愚蠢的政治騷扰”。小組委員會經過秘密磋商，同意听證會公開。參議院辦公室新大樓的听證室大門打開了，爭取和平与自由婦女國際聯盟的積极分子在愛娃帶領下，蜂擁而入。不管還會發生怎樣的情況，鮑林至少得到了對自己持同情態度的听眾。 銀發滿頭的托德擊槌宣布听證會開始。首先，他要鮑林放心，表白“我們在此并無敵意，對你根本就沒有敵意”，并說“我個人對你就沒有惡意”，無論在哪种意義上，這次听證會“都不是要折磨你，或者騷扰你，或者找你的麻煩”。到此時為止，鮑林和威林的策略還是起了作用的。 接著，鮑林宣誓作證。小組委員會顧問索怀恩讓會議立即進入正題。此時，鮑林為什么出現在這一場合就變得非常清楚了，索怀恩提問的中心只有一個：要是鮑林沒有一個很可能是共產党的大型組織撐腰，怎么可能征得那么多人在他向聯合國提交的請愿書上簽名？鮑林身著整洁合身的西服，彬彬有禮而又無可挑剔地回答了每一個問題。 他是否愿意向小組委員會提供几份請愿書簽名人的名單？可以，盡管他沒有這個義務；至于這些人的名字嘛，小組委員會應當是知道的，在聯合國那里就不難搞到。 他是否愿意向小組委員會提供他曾發信征求簽名的人的名單？愿意，而且他樂意這樣做；一旦回到帕薩迪納，找到這些人的名單，就可以提供。 他是否愿意向小組委員會提供那些幫助填寫請愿書的人的姓名，還有那些簽名不止一次的人的姓名？此時，鮑林遲疑了一下。“我感到自己有義務關心曾為這次請愿服務過的人，”他說。“我擔心他們也會像我在這里受到的對待那樣，被傳訊到這個小組委員會來接受審查。”他問為什么要提這一要求。托德答道，在實際送交聯合國的請愿書上，發現了有些不一致的地方。舉例來說，他手頭就有一封信提到，鮑林聲稱在送交聯合國的請愿書上簽名的人數，与那里實際收到的請愿書上簽名的人數不符，因此他想給鮑林一個澄清這一點的机會。鮑林認為這一說法沒有道理，他可以肯定自己所說的那個數字就是實際送交的數字。（鮑林是正确的；托德從他手下人那里得到的信息有誤。） 索怀恩再次要求鮑林說出那些幫助散發請愿書的人的姓名。威林与鮑林私語了一會，然后要求暫時休庭。兩人走出所證室后，談了起來。鮑林感到，自己應當堅決拒絕交出請愿書散發者的名單，否則的話，小組委員會肯定會向其中一些人發出傳票，調查他們的背景和信仰；鮑林認為，要求提供這些人的姓名，這与當年那個麥卡錫要求提供名單如出一轍，鮑林決不做那樣的告密者。但是，威林警告說，一定要認識到這樣做你將面臨的后果：如果抗拒提供小組委員會所要的資料，他們就可以指控你蔑視法規；如果小組委員會堅持這一指控，他們就可以判你坐牢。為了避免直接回答這一問題，法律上有過的唯一先例是援引憲法第五修正案。但是，鮑林說，要是因為個人可能受到牽連而拒絕回答有關問題，我就可能馬上被人認為自己有罪。我不想援引第五修正案，到底還有沒有別的策略？兩個人一起決定采用一种比較冒險的方案。鮑林將不引用第五修正案，而是援引第一修正案有關言論自由和請愿自由的權利，拒絕回答上面的問題。到那時為止，援引第一修正案為自己辯護，尚無擊敗“蔑視國會”這一指控的先例。威林對鮑林這樣說，但是，我們可以試一試。已經沒有太多的其他事情可做了，至于第一修正案，對新聞媒体來說，總是值得歡迎的。鮑林和威林在匆忙之中擬好了一份書面的聲明。 听證會重新開始，鮑林戴上他的半邊眼鏡，開始向小組委員會宣讀聲明：“請愿書的散發是我國民主進程的重要內容，如果廢除或阻撓這一做法，那就無异于向警察國家邁進一步。無論小組委員會可能就有關人員的名單將起怎樣的作用向我們作出怎樣的保證，我确信有人會利用它來報复這些熱情奔放、理想遠大、精神高尚的和平人士。”他的聲音被愛娃組織來的听眾熱烈的掌聲所打斷。 索怀恩提醒鮑林說，拒絕回答可能導致蔑視國會的指控。有一位參議員還針鋒相對地問他是否知道維拉德·厄普赫斯的案子。厄普赫斯是一位大學教授，曾因拒絕回答類似的一個問題，而被判了一年徒刑，此時正在獄中。鮑林知道這位參議員想要對他說些什么，然而，他不予理會，照常回答其他方面的問題。他斷然拒絕了小組委員會的要求，不肯供出幫助他散發請愿書的人。 托德告訴鮑林，他必須在8月9日以前交出這份名單，隨后，听證會就結束了。 鮑林在听證室中，自始至終顯得彬彬有禮，通情達理，但在听證會結束走到大廳過道上時，他當著記者的面大發雷霆。他的請愿行動“沒有受到共產党的啟發”，他對記者說，“是我啟發了他們”。他攻擊托德和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說他們企圖扼殺言論自由和向政府請愿的自由。“你們是否認為有人對我指手畫腳——威脅我呢？是我自己拿的主意！如果我想要碰碰机會，我就會義無反顧。” 全國各地的報紙都刊登了鮑林的講話，同時還配發了數量惊人的一大批社論，對鮑林表示支持。到1960年時，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隸屬于國會的一些調查委員會多年來以國家安全為由，肆意踐踏證人的權利，將調查變成了一幕幕公開上演的鬧劇。這些委員會的顧問可以毫無顧忌地憑一紙傳票，傳訊他們想要調查的人，詆毀被調查人的名譽，將他們投入公共的論爭，并且可以隨心所欲地發表种种聲明。被傳訊听證的人被迫出庭，被迫回答一個個沒完沒了的問題。 麥卡錫濫用權力，曾經引起公眾反感；現在，鮑林敢于違抗托德的行動，促使人們更加深切地感到，必須約束和規范這些調查委員會的行為。几乎每一家全國性大報都在社論專版上對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作了憤怒的譴責。《檀香山廣告報》稱：“既然美國的官方政策都要停止核試驗……這樣的調查就實屬多余了。”托德的故鄉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時報》說：“鮑林博士是听憑良心辦事的，參議院干涉就毫無道理了。”得克薩斯《奧斯丁美國人報》說：“當我讀到鮑林博士不愿向這個專橫拔扈的委員會低頭時，我的血液沸騰了，我為他感到莫大的驕傲。”《華盛頓郵報》稱：“敢于向權勢挑戰，正義才能伸張，鮑林教授就為這一點提供了一個光輝的榜樣。”甚至頑固堅持反共立場的《時代》周刊對鮑林的態度也有所軟化，對托德把這樣“一种怪人”招示公眾的決策感到不解，說什么“天真地向左派獻媚使此人成了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只有少數几家報紙，大多位于美國南方腹地的几個州，才對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表示支持。 眼看可能遭到徹底失敗，托德開始泡制一系列長篇文章，反駁攻擊他的報紙，歷數鮑林与共產党有曖昧關系的种种活動，要人們相信他要求知道有關人的姓名是完全清白正常的。但是，他在著文、論爭和干勁方面，根本就不是鮑林的對手。6月21日夜里，就在他參加小組委員會听證會后几個小時，鮑林在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和平人士舉行的一次盛大集會上，號召听眾寫一封公開信給托德，“就說你們都不希望我因為蔑視他而進監獄，”此時，他的講話激起了全場暴風雨般的掌聲。第二天上午，他向全國廣播公司《今日》節目的電視觀眾陳述了他受到政治騷扰的詳細經過。他又開始撰寫一系列文章和信件專門介紹自己的案子。聲援從四面人方涌來，許多素昧平生的人紛紛寄來捐款，幫助他償付法律訴訟的費用。 威林經過努力，將听證會推遲到10月，以至鮑林和愛娃可以繼續到各地發表演說。小組委員會發出的威脅似乎使他們更加精神抖擻了。7月9日，他倆一起在洛杉磯領導了一次群眾性“要求裁軍的步行”活動，一共吸引了四千多人參加——這是大多數洛杉磯人看到的第一次抗議游行。隨后，他們又赴歐洲作短暫訪問。兩個人橫穿歐洲大陸，多次向許多听眾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說。后來，他們又在日內瓦停留，先后与美國、英國和蘇聯等國的大使就禁試談判問題舉行私人會談。托德的行動不但沒有消除鮑林的影響，反而促使鮑林在人們的心目中顯得更為重要了。鮑林的日內瓦之行特別令人鼓舞。鮑林注意到，大使們一個個都向他保證，他們已接近于達成協議，這就使他更有信心和決心繼續進行影響公眾輿論的活動。 8月，鮑林回國。他与托德展開了另一條戰線的斗爭。他向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提起法律訴訟，要求法官作出公開判決，認定他有權拒絕小組委員會的無理要求。這樣做的法律根据是：小組委員會的要求，不但与調查無關，而且构成了無理的搜查和扣押。除了援引第一修正案外，又加上了第四修正案，同時還利用了政府的司法部門与國會濫用權力的行為作斗爭，實在是一項高明的法律行動。但是，結果并不成功。在地方法庭上，政府律師爭辯稱，作出有利于鮑林的裁決，“將意味著任何立法程序的終結”，因為每一個參加听證的證人在接受調查前都可以跑到法院起訴。8月下半月，法官決定，鮑林的起訴不予受理，因為這是立法机關的事，司法部門不宜插手。鮑林和威林不服這一決定，又提出上訴。 与此同時，鮑林繼續利用公關手段增大壓力。每一次講話他都要攻擊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成千上万封信件開始向托德和他的參議院同事們襲來。有些信件上有几十個人簽名，甚至還有几百個人簽名的信件。在鮑林請愿書的誕生地——圣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一百多名教職員工聯名簽署了一封抗議信；賓夕法尼亞大學有17名教授也聯名寫了一封信。帕薩迪納的居民和加州理工學院教職工寄出了上百封信件。還有從世界各地傳來的抗議，從德國、日本、挪威、墨西哥、英國、印度，從諾貝爾獎得主、全國有名的和平人士和普通百姓，都傳來了正義的呼聲，齊聲稱贊鮑林“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嚴勵譴責侵犯這位“身陷麥卡錫主義囹圄的美國偉人”的粗暴行徑。 整個夏季和初秋，托德一直疲于奔命。一方面，他要應付外界的种种詰問，另一方面，又要檢查關于6月份鮑林出庭听證的總結報告准備的情況。當鮑林讀到那份報告的清樣時，他的精神更加振作起來了。托德打算將這份報告定名為“共產党的滲透与壓力集團的利用”。鮑林將這份清樣与听證會油印記錄作了仔細的對照，發現他的證詞中有些內容被刪去了——他感到，這是經過編輯整理的材料，因為被刪去的內容對他有利——再說，參議員們可以將他們自己所說的話重新整理，而鮑林卻得不到這樣的机會。鮑林在讀完這份報告以后，從中得到證据表明，托德是故意提出一些問題來誤導公眾的。舉例來說，托德將鮑林聲稱送到聯合國的請愿書簽名數与實際簽名數作了對照，此時鮑林已從聯合國搞來一份完整正确的請愿書文本——證明他報告的數字是正确的——這一文本在舉行听證會的那一天就已經放入檔案。類似的情況還有，索怀恩曾經暗示，鮑林出于某种原因，隱瞞了俄國人曾在請愿書上簽名的事實，但從小組委員會掌握的文件中已清楚說明，鮑林并沒有這樣做。 這一切，以及還有另外一些事——“你知道都是虛假的，”鮑林在給托德的一封用于更正的信件中寫道，他曾被要求對自己的證詞負責——現在，鮑林确信，托德和他的小組委員會并沒有采取誠實的態度。于是，鮑林又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會上，他指控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對他進行政治騷扰，他還將其斥為“在美國和美國人民臉上抹黑的行為”。 “無論用哪种方式，我們遲早還將為這樣的事忙碌一陣，但我們對最后結果并不感到特別擔心，”愛娃曾對一位朋友這樣說道。“然而，萊納斯的才華浪費在這种事上，實在可惜。” 夏天將過，托德受夠了鮑林的气，決定用他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論壇上開始反擊了。看來，說鮑林蔑視國會，這個罪名很難成立——況且，還需要全体參議員的一致通過，但許多參議員已從下屬選民那里收到過有利于鮑林的信件——不過，他也有別的辦法讓鮑林嘗嘗他的厲害，他要向全体國民揭發鮑林的真實用心。他手下的人開始將鮑林有共產党嫌疑的活動匯總成一份過硬的材料。 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為鮑林舉行的第二次听證會日期定在10月11日。在此之前，公關戰斗達到了高潮。鮑林打算在報紙上用半版篇幅刊登廣告，詳細闡述托德對他騷扰的經過，要求所有美國人幫助消除國會几個委員會的“越權行為以及推翻憲法与人權法案的行為”。《紐約時報》以其中含有誹謗性文字為由，拒絕刊登這則廣告，但《華盛頓郵報》將這篇文章登了出來。托德則發表了另一篇長文進行反擊，辯稱他的做法只不過是“基于名譽和理性要求對方合作而已”。鮑林要求听證會延期舉行；托德一口予以拒絕。爭取公民自由緊急委員會也刊登了一則廣告，在上面簽名的有上百位自由派人士；托德吩咐手下工作人員一個個審查這些簽名的人，看看有沒有人与共產党有牽連。《紐約時報》的編輯們將小組委員會這种追查鮑林的行動稱為“常規的騷扰政策的一部分”；托德則主動向他認為能夠影響公眾輿論的人寄去了6月份听證會的書面記錄。 10月10日夜里，鮑林在他下榻的華盛頓旅館外面，收到了一張傳票，命令他第二天上午出庭，并要他攜帶所需的簽名記錄和轉發的信件。 听證室被記者和旁听者擠得水泄不通。其中就有愛娃，她衣著整洁端庄，頭戴一頂帽子。但是，小組委員會的座位卻空在那里。托德是唯一的一個在10月11日听證會上露面的小組委員會成員，其他委員似乎個個都有要緊的事需要他們親自去處理。但是，缺乏支持好像并沒有使這位來自康涅狄格州的參議員心煩意亂。他在宣布開會以后，宣讀了一篇長達12頁的聲明，辯稱他進行這次調查是光明正大的事。讀了6頁之后，他問鮑林和威林，要是他就此打住，讓聲明的余下部分記錄在案，他們是否介意。威林表示同意，但有一個條件，就是他這份聲明在正式發表以前，得讓鮑林有机會閱讀并作出必要的答复。接下來，托德立即轉入實質性提問階段。你有沒有帶來所需的簽名原件？鮑林已經帶在身邊，一共有好几卷，且已用紅色封面裝訂成冊。 然后，听證會重要的一幕開始上演：你帶來了請愿書散發者名單的書面材料嗎？ 鮑林還來不及開口回答，听證室后排座位上站起來一個很難形容的男子，高聲宣布自己就是協助散發請愿書的人之一，并稱他因此而感到十分自豪。鮑林回過頭來想看看是誰。全場突然響起了一片掌聲。此人名為赫伯特·杰赫爾，本地的一位大學教授。他先向托德深深鞠了一躬，轉過來又向听眾彎腰致禮，然后就坐了下去。鮑林會心地笑了起來。 鮑林然后轉身面向托德，回答了他的問題。“我不想讓這些人成為小組委員會進行政治報复的對象，”他說。“我本可以同意這樣做，使自己得到保護，但是，我必須首先保護那些無力保護自己的人。”他仍拒絕提供散發者的名單。 這一時刻，人們預料托德會站起身來，指控鮑林蔑視國會。會場上鴉雀無聲，大家都在屏息等待將會發生什么結果。然而，預料的高潮并未出現。托德只是簡單地說，“很好，”然后對他的首席顧問索怀恩使了一個眼色。 這第二次听證會的真實企圖終于顯露出來了。鮑林不會背上蔑視國會的罪名，但也得不到新的机會充當自我犧牲的英雄。接下去又將是老一套的忠誠調查。索怀恩一句也沒有詢問散發請愿書的事，卻不厭其煩地查問鮑林作為共產主義事業支持者的詳細背景。你到過東柏林嗎？你是否會見過羅森伯格？你有沒有參加舊金山抗議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活動？ 中午休會時，鮑林在大廳里碰到了一個怒气沖沖的年輕人。他對鮑林說，應當將鮑林驅逐出境。鮑林回答道，那可是一個大問題，因為他本人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沒有地方可以去。 下午，索怀恩又提出了一系列索然無味的問題——有些問題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你是否清楚，在你的請愿書上簽名的蘇聯科學院院士中，有些人是共產党員？有些問題則別有所指，全是為了證明鮑林已腑首听命于共產党的目標和意圖，并且与他們一鼻孔出气。你是否知道，在你的請愿書上簽名的人中，有一個日本人湯川秀澍博士，他曾得到過列宁獎金？不，鮑林回答道，他只知道秀澍博士得到過諾貝爾物理學獎１。你是否支持過馬丁·卡門在申領護照問題上的斗爭？根据調查，他曾向俄國人傳送秘密情報，因而被剝奪了出國的權利。鮑林回答說，他參加了這一斗爭，然而，他提醒索怀恩，卡門已經得到平反昭雪，且已恢复名譽，他打贏了這場官司，后來又重新領到了護照。正如《紐約時報》專欄撰稿人穆雷·肯普頓指出的那樣，表面上看，鮑林是在“接受審查，然而，大家心里明白，他根本就不應受到審查”。 １湯川秀澍（1907—l981），日本物理學家，曾任京都基礎物理研究所所長（1953—1970），提出一种使核結合在一起的核力理論，預言介子的存在，獲194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在下午的會議上，威林搞到了托德那份開場白的全文，了解到后面六頁對鮑林進行了直接攻擊，在“与共產党控制的組織關系曖昧或支持共產党活動”的罪名下，羅列了二十几個鮑林有過聯系的可疑團体的名稱。在中午休會期間，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就向媒体散發了這份聲明。看來，參議員托德心里在打著算盤，這一次，鮑林肯定只能充當為自己辯護的角色了。 听證會在沉悶拖沓的气氛中緩慢進行。索怀恩詢問了鮑林有關三十多個團体和二十五名個人的情況。采用的仍然是好萊塢式裝模作樣的歲月里沿襲下來的那套標准的程式和節奏：你認識在你的請愿書上簽名的某某先生嗎？你知道某某先生曾被指控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共產党陣線組織的一名成員嗎？你曾是某某組織的一名成員嗎？你是否知道，某某團体曾被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列為共產党陣線的一個組織嗎？這一切，實在是全憑聯想來扼殺個性的一种訓練，极盡詆毀之能事的一幕鬧劇！ 經過五個小時的听證，這幕鬧劇總算收場了。托德大步走到鮑林跟前，說，“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是不是？”鮑林轉過身來，根本就沒有理睬，徑直走了出去。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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