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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戒毒所的治療失敗之后，我原來的丈夫決定把克麗斯蒂娜領回他家使她就范。但依我之見，這不是一個好辦法。首先，他不能白天黑夜地看著她；其次，考慮到我和他的關系，我難以忍受把克麗斯帝娜交還給他的打算。何況由于他太嚴厲，我的另一個女儿已經跑回來和我一起生活了。 但是我已走投無路了。心想，他的方法也許比我的更有效，可能還因為——我不排除這個可能性——我想用這個說服自己好暫時卸掉對克麗斯蒂娜的責任。因為從她第一次戒毒開始，我長久地處于一种發瘧疾的狀態中，不斷地從希望之峰跌入失望的深淵。當我求她的父親插手時，我的精神和肉体都已疲憊不堪了。 在首次戒毒（就是克麗斯蒂娜和戴特萊夫在家里進行的那次）之后的三周，他們的第一次開戒給了我沉重的一擊。警察局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室，通知我克麗斯蒂娜已被拘留并要我去接她。 我坐在辦公桌旁，全身顫抖，每兩分鐘就看一次表。我不敢馬上請假出去，我不能把此事告訴任何人。我的老板會說什么？我猛地一下理解了戴特萊夫的父親：開始感到羞恥，可怕的羞恥。 在警察分局，我見到了眼淚汪汪的克麗斯蒂娜。警察讓我看了她臂上還很明顯的注射痕跡并告訴我她是在動物園地鐵站被抓住的。那時，她正“令人怀疑地”在那里停留著。 “令人怀疑”是什么樣子？我想象不出來，可能我也沒有心思去想。克麗斯蒂娜又非常不幸地開戒了。再次戒毒——這次不和戴特萊夫在一起。她不离家一步，好像是認真對待了。我鼓足勇气去到她們學校，把事情告訴給她的級任老師。老師嚇坏了，但他感謝我的直率，他認為，學生中間肯定還有吸毒的人，可他們的家長沒有這么率直。他很愿意幫助克麗斯蒂娜，但他不知道該怎么辦才好。 事情還是老樣子。我去向誰求助呢？要么是別人和我一樣不知所措，要么就是對克麗斯蒂娜這樣的人完全不感興趣。這是我經常碰到的情形。 逐漸地，我發現對于青少年來說，搞到海洛因是非常容易的，在去學校的路上就行。我就見過一些毒品二道販子在努卡林區的海爾曼廣場守候著。一次我們出去買東西，一個這樣的家伙當著我的面就和克麗斯蒂娜攀談起來，連我對自己的耳朵都不相信了。這些毒品販子中有些是外國人，也有德國人。克麗斯蒂娜給我講了她是怎么認識他們的，誰賣什么？賣給誰？等等，等等。 這一切讓我覺得都是瘋狂，我們到底生存在一個什么樣的世界上。 我想讓克麗斯蒂娜轉學，至少可以使她在去學校的路上避免碰上這些人。复活節假期就要到了。我希望不同的環境可以使她減少些危險。這當然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不管怎么說，什么也沒有得到——因為另外的學校不接收她。 她非常喪气，但只是說：“這都沒有什么用。惟一能幫助我的，只有治療。”但是哪里能夠找到床位呢？我給可能的和想象得出來的服務部門都打了電話。在最好的情況下，他們給我一個反吸毒咨詢處的地址。而咨詢處要求克麗斯蒂娜自愿前往。這些部門相互說別人的坏話，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克麗斯蒂娜必須出于自愿，否則誰也不能治好她。 當我央求克麗斯蒂娜到反吸毒咨詢處去的時候，她馬上怒气沖天：“我為什么要去？他們沒有床位給我，我可不愿意在他們屈股后面轉上几個星期。” 怎么辦？我總不能把她強拉到那些人那里去吧，而且這也不符合我的原則。今天，我已經相當理解他們的態度了：當時，克麗斯蒂娜确實還不夠十分成熟，不能認真地接受治療。另一方面，我認為，像克麗斯蒂娜那樣的儿童應該接受任何幫助，哪怕這与他們的意愿相違背。 后來，當克麗斯蒂娜感到情況糟糕透頂，最好是自己去接受治療（哪怕這很嚴峻）的時候，他們卻告訴我們：“已經滿員了，再等上六到八周吧。”我只能這樣向他們說：“如果我的女儿在這期間死了呢？”“啊，當然，那就請她來和我們的顧問談談吧。讓我們看看她接受治療的愿望是不是嚴肅的。”他們的讓步使我不能報怨他們：他們的床位太少了，不得不進行一番選擇。 我什么辦法也沒有找到。但是，當克麗斯蒂娜度假回來后，我的感覺是她不需要治療了。她容光煥發，使我相信我們贏了。 她經常和我說起她的女朋友巴普西，她賣身給那些老家伙們，以便賺錢購買海洛因，她覺得這樣子令人生厭。她自己，她永遠也不會……她對我說，她很高興終于遠离了這些肮髒的東西。她的態度很誠懇。我可以向隨便什么起誓，她是認真地這樣認為的。 但這只持續了几天，我從她那縮成大頭針頭一樣的瞳孔便看出來了。我再也不能忍受她這樣的花言巧語了：你說的是什么啊，我不過吸了一支摻大麻的煙。這是一段可怕的時間的開始，她沒完沒了地撒謊，雖然知道我會戳穿她。我禁止她外出，但她不放在心上；我差點把她鎖在家里，可我又怕她從窗戶跳出來。 我已身心交瘁，我忍受不了看見她那微小的瞳孔。自從我在浴室里發現她吸毒那天起又過了三個月。至少每周一次，報紙都要報道一起因過量使用毒品致死的消息——只用几行字——海洛因的犧牲品已經變成和車禍一樣司空見慣的社會新聞了。 我害怕得要命，特別是克麗斯蒂娜再不向我說心里話了，明顯的事實也要否認，這使我要發瘋了。當她覺得被揭露了，就變得粗野而凶惡。逐漸地，她的人品變了。 我為她的生活而發抖。她的零錢——每月20馬克——我只是一點一點地給她。如果我把20馬克一下子都給她，我恐懼地想，她准會給自己注射一針，可能是致命的一針。最坏的并非是知道她已吸毒成癮——我几乎已經形成了這個概念——而是時時擔心下一次注射可能就是最后一回了。不像她的女友巴普西，她還時不時地回家，這我還得感謝她，而巴普西的媽媽常含著淚水打電話給我，問她的女儿可能在哪里。 我生活在警覺之中，電話鈴一響就心惊肉跳：這會不會是警察局，尸体認領處，還是什么其它的慘禍。直到今天，電話鈴的頭一個音符就會讓我從床上跳下來。 克麗斯蒂娜拒絕和我談話。只要我涉及到毒品問題，口答總是不變：“讓我清靜一點吧！”我覺得她在任自己墮落下去。 她堅持著不再注射，卻仍吸大麻。但我不再被假相蒙蔽。我經常翻動她的房間，總會發現一些可疑的用具。甚至有兩三次，我找到了注射器。我把它扔到她的面前，她卻像是被誰得罪了似地大喊大叫，說這是戴特萊夫的，是她沒收的。 有一天，我從辦公室回來，發現他們兩人并肩坐在克麗斯蒂娜屋里的床上，正在給一把勺子加熱。我對他們這种膽大包天的行為惊呆了，只會向他們喊：“滾，馬上滾出去！” 他們走了，我卻淚流如注。我突然覺得自己被所有的人拋棄了，心中充滿了對警察、對政府瘋狂的仇恨。這天早上，報紙又報道了一個年輕的吸毒者的死，又是一個。那年已經死去30個了，可光陰才到5月份。我真不明白：電視告訴我們，用了數額龐大的金錢來和恐怖主義作斗爭，而与此同時，那些毒品販子卻自由自在地在柏林逛來逛去，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售海洛因，就像賣冰激凌蛋卷一樣。猛地，我听到自己在大聲說：“混蛋！” 各种想法在我腦海中攪作一團，使我理不出頭緒。我坐在起居室里，一件一件地看著我的家具，我真想把它們都砸爛。“看吧，”我對自己說：就是因為這些你才自找苦吃！”我開始哭了起來。 這天晚上，我打了克麗斯蒂娜，狠狠地揍了她一通。我先是等她回來，像根木頭一樣坐在床上，心中充滿絕望和懊悔。我把一切都錯過了，我的婚姻是錯誤的，我在職業上消耗了過多的精力。再加上由于怯懦，對于克麗斯蒂娜的情況視而不見。 這個夜晚，我最后的幻想也破滅了。 直到12點半克麗斯蒂娜才回來。我看見她從一輛奔馳牌轎車上下來，車正停在我們樓前面。天啊，我想，她已經失去了最后一點自尊，這是災難啊！她被葬送了。我把她拽過來，揍她，打得我兩手發疼，然后，我們兩個面對面地站著，一起流著淚。克麗斯蒂娜完蛋了。我沖著她的臉喊她是個婊子：“別否認了，我知道。”她只是搖著頭，嗚咽著說：“可不像你想的那樣。媽媽。” 我沒有問她詳情，打發她洗澡、上床。我所忍受的痛苦，任何人也想象不出來：克麗斯蒂娜賣身給男人！我覺得這一擊比我知道她注射海洛因還要可怕得多。 我一夜沒有閉眼。絕望之中，我甚至考慮把她送到訓導學校去，但這會使事態更嚴重。人們可以等她好一些把她收容到荷朗斯特夫大街的心理醫療中心里。但一個老師對我說了很多這個中心的坏話——特別是女孩子們，她們在那里互相教唆賣淫。 我看只有惟一的可能：讓克麗斯蒂娜徹底地离開柏林，不管她愿意不愿意。把她從這個泥潭里拉出來，送她到沒有海洛因的地方去。 住在海斯的我的母親馬上就同意接待她。還有我的姐姐也愿意。當我把這個決定告訴克麗斯蒂娜的時候，她樣子很狼狽。我開始准備行裝，這時她帶著忏悔的表情宣稱她愿意接受治療，甚至為自己在戒毒所找到了一個床位。 真讓人松了一口气！我本來還擔心克麗斯蒂娜不經治療忍受不了痛苦，會從我母親或姐姐家逃出來。 對戒毒所的詳細情況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費用很高。在她14周歲的前兩天，我用小汽車把她送到那里。一個年輕人接待了我們，進行人院談話。他祝賀我們的決定并向我們保證從此之后我不必再擔心了；一般地說來戒毒所的治療是有成效的，我可以放心地走了。終于有這么一天！ 于是，他遞給我一些該簽的文件。付款保證：每天52馬克，預付四周。這已經超過我的月薪了，可這有什么要緊？再說，這個年輕人肯定地說社會保險部門會償還給我們。 第二天，我湊齊了500馬克送到戒毒所。然后，我又在銀行借了1000馬克，准備在下次家長會時把支票交給他們。 家長會議的發起人据說原來也是位癮君子，他的過去似乎在他身上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他解釋說這多虧戒毒所，是它把他改造為一個新人。這給了我們很深的印象，他告訴我們克麗斯蒂娜進步很大。 而實際上，這是在演雙簧。這些人真想得到的是我們的錢。不久之后，我通過報紙得悉，戒毒所屬于美國一個可疑的會道門。它的巨額利潤完全是對不幸的父母們的剝削。 但是，和以往一樣，我明白得太晚了，又辦了一件錯事。而當時我想象著克麗斯蒂娜落入了好人之手，我希望她在那里能住多長時間就住多長時間。但我需要錢。 我走遍了各個行政部門，但好像誰也無能為力，沒有哪一家能告訴我戒毒所的真相。看我在各种窗口之間奔波著，真像是盜竊了這些人的時間。 最后，有個人對我說，首先應該拿到衛生部門發出的診斷證明，證明克麗斯蒂娜确實是吸毒癮患者。拿著這個文件，我才能請求國家承擔醫療費用。我以為這是在開玩笑，克麗斯蒂娜的不幸逃不過任何一雙對此稍有常識的眼睛。但是，行政管理，就是這么回事。一直經過了兩個星期的努力，我終于和一位官方認可的醫生定了約會；而克麗斯蒂娜早已逃出了戒毒所。這是她第三次出走。 我哭得像個淚人。我想，又來了，一切又得從零開始。我和我的男友，我們開始尋找她。早晨，我們像梳頭發那樣在周圍尋了一遭，晚上，到市中心（公共廁所都找過了）和唱片舞廳，這中間還到了火車站和地鐵車站，所有的吸毒者出役的地方都找遍了，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我們向警察申報了她的失蹤，警察局把她列入了尋人名冊。她最終會從什么地方冒出來的。 我恨不得鑽入地底下。只有惊恐不安纏繞著我，總擔心電話里有人通知我：您的女儿死了。我變得神經質，對一切都沒有欲望，對一切都不感興趣。我強迫自己上班，我不愿意請病假。我的心髒不正常；左臂不能移動，一到夜間就感到麻木；我的胃也在折騰，腰疼，頭像是要裂開。各种不幸都集中到我的身上了。 我去看醫生，他給了我一個善意的打擊。在檢查之后，他認為這一切都是神經性的，給我開了指導女儿戒毒的藥方：當我告訴他我怎么會弄成這副樣子后，他說，几天前有個姑娘找他看病，自稱是個吸毒者，問他應該怎么辦。 “那您是怎么回答她的？” “毫無辦法，干脆去上吊。” 這就是他對她說過的話。 一周之后，克麗斯蒂娜又回到了戒毒所，我對這個消息并不高興。我身上有些東西已經死亡了。我覺得，一切能辦到的人性的方法我都辦了，但這毫無效益。而一切卻在向反面發展。 在戒毒所，克麗斯蒂娜變了，但不是變好。她一點也沒有個姑娘的樣子，她變得粗俗不堪——几乎是令人生厭。 從她進入戒毒所之后，我最初去探視她那几次開始，我的心就被刺傷了。突然之間，她變成了一個陌生人，她身上的什么東西被毀了。在這之前，無論如何，她還保留著与我之間的一條紐帶。現在，完了，斷了，就像經過一次洗腦一樣。 這時，我要我的前夫把克麗斯蒂娜領回我家，但他更愿意把她領到他那里去。他要把她制服，必要時使用強硬手段。 我沒有反對。我已經山窮水盡。我已經犯了那么多錯誤，如果頑固地堅持把她送到我母親那里，我怕會在這一連串的錯誤上再加上一環。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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