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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很大的力气來蒙騙我父親，但無論如何，很長時間以來他就對有些事表示怀疑了。我覺得他是在等著确鑿的證据，而這證据不久就落在他手中了。 那是一天晚上，我發現已經沒有第二天早晨用的興奮劑了。但是我不能出去找，因為父親在家。我偷偷地打電話給亨利，約他在克羅比小區見面。我父親在蘇爾克商店門前發現了我們，亨利剛好來得及溜走——但我父親拿到了可卡因。 從我和亨利交往的開始，我把一切都講了出來，我連扯謊的力气都沒有了。父親命令我和亨利再訂一個約會，讓他第二天，帶可卡因到哈森海德公園來。然后，他給警察打電話，把一切講給他們听，要求他們到公園去逮捕亨利。他們回答父親說，他們不能這么干，應該進行符合法律程序的搜捕，而這樣的行動又不是一夜就可以組織起來的。那么你們就不想抓住一個“少年誘拐犯”了？——這是我父親使用的詞句。警察要于的活太多了。至于我，我當然很高興能避免充當釣餌這么一個下流的角色。 我早就想象過我父親發現真情那一天的情景：我會被他打得半死，扔在樓板上。但實際上他的反應卻不是這樣。他似乎被失望攫獲了，几乎和我母親一樣。他和藹地跟我談，最后他想讓我明白，就是真心和海洛因決裂也不是那么輕而易舉的，但他還沒放棄讓我做到這一點的希望。 第二天，他又把我鎖在家中。他把吉妮帶走了，以后我再也沒有見過它。我的癮發得很凶。到了中午，我堅持不住了，就給亨利打電話。我求他給我帶海洛因來。進公寓大樓的樓門需要鑰匙，我會從我家12樓的窗子放下一根繩子去，最后我終于把他說服了。但是作為交換，他要我用那繩子送給他一封情書和我的一條內褲。沒有交換物他的興奮劑是不出手的。這可真是個商人，對吧。 我在家里東翻西找，從晾晒衣服的塑料繩到睡衣上的腰帶，一切能結成繩子的東西，我都找到了。我把這些東西連接在一起，真是長得要命。為了它能足夠地長，還得沒完沒了地打結，沒完沒了地試驗。然后，在毒品癮中，我胡亂地涂寫了一封“情書”。 亨利准時赴約。我從抽屜里拿出一條繡花內褲，那是我親手繡的，把它和那封信塞到電吹風机的套子里，然后把這個空中郵包從儿童室的窗子放了下去。還可以。亨利取出了“應付貨款”，又把興奮劑紙包塞進罩子里。很多人對我們的活計頗感興趣。可這絲毫不妨礙亨利。至于我自己，我才不在乎呢。我只想著一件事，可卡因。 它終于到手了。我正准備拿去加熱，電話鈴響了，是亨利。我們鬧了個誤會，他要的是一條我穿髒的內褲。海洛因已在我手中，其它對我都無所謂了。為了讓那個家伙別再跟我搗亂，我從衣服籃里抓了一條最舊的褲權，從窗戶扔了出去。褲權掉進了灌木叢中，亨利本來要走了，又跑回來去找它。 這小子真是個瘋子。我后來才知道，在我們使用繩子那天的前三個星期，一張逮捕證就等著他了，不過是那幫警察沒功夫來找他而已。甚至他的律師也告訴他，他已經把自己放到了不妙的境地。但是一沾姑娘的邊，他就昏頭脹腦了。 后來，在他的案件中，我不得不作證。我實話實說。一方面和其它的買主一樣，我才顧不了他那么多呢！可另一方面，我也有點不忍心這么輕易地做出不利于他的證明。說來說去，他并不比另外的販子們坏多少。他們都清楚，有毒品癮的人把那點票子都用到買毒品上去了，這些人都是些下流坯。但亨利是個不幸的癮君子，他的“毒品”，是年輕的姑娘們。我以為，他的位置不該在監獄，而該在精神病院。 一連几天，我都被關在家里。好在亨利事先已經給我帶來了海洛因儲備，我沒有斷毒。一天早晨，父親离家時沒有鎖門，我溜了出來。整整一個星期中我東游西竄，直到父親又找到我，把我領回家中。出乎意料的是，他沒有揍我。只是他顯得更加失望了。 我就對他說，我獨自一人戒不了毒。一個人整天給關在家中，這太苦了。巴普西死了，戴特萊夫進了班房，施特拉也進了班房。14歲的施特拉正在鐵柵欄后面受罪，這我是听一個曾和施特拉關在同一間號子里剛被釋放的女孩講的。施特拉的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自殺。她的唯一支柱，是恐怖主義分子——一些和她拘禁在同一監獄的紅軍派的姑娘們。她見過莫妮卡·貝爾貝里斯多次，被這個女人迷住了。很多吸毒的人都覺得恐怖主義分子了不起，甚至他們有些人在陷到海洛因里之前，還試著參加到恐怖主義分子小組里去呢。在綁架斯萊那爾那些日子里，這對我也挺有吸引力的。但是，我討厭暴力。我永遠也不能傷害人，光是看見暴力景象就能讓我大病一場。但我還是覺得波阿代爾邦的那些人可能對形勢做了不錯的分析：要改變這個腐朽的社會只能使用暴力。 施特拉的故事還真的使父親動了心。他愿意使她出獄并收養她。我還說服她，只要把我們倆人，施特拉和我，放在一起，我就能從毒品這個鉤子上下來，對他說來也是一樣，這是為最后的運气而戰了。我在父親家度過的這段日子里，他用來對付我的方法肯定并不總是好的。但如同母親一樣，他已經盡力而為了。 父親開始在各社會部門奔走，并且成功地使施特拉得到釋放。她無論在精神上還是肉体上，确實已經精疲力竭，比被捕之前還糟。我曾經答應在她來到我家之前把一切“清掃”干淨，但我沒做到。從第一天起，我就又把她拉下了水——不過，她遲早也會這樣干的。還真有那么几天，我們認真地討論“脫鉤”的事。接下來，我們卻研究出來一种几乎是無懈可擊的瞞混我父親的方法。兩個人要容易一點，我們把要干的分開干。我們甚至輪流到賽馬場去，或是到選帝侯街去。 賽馬場，去搜刮那幫開汽車的。 我對一切都無所謂，所以這個也不再讓我討厭了。我們這幫有4個姑娘：施特拉和我，再加上兩個蒂娜，她們倆的名子都是蒂娜，這純屬偶然。她們中的一個比我小1歲，剛滿14周歲。 這种活我們至少是兩個人一起干的，一個要跟客人走的時候，另一個就大模大樣地把他的車號記下來——這樣可以使那些有意要和我們惡作劇的家伙們膽寒。這不過是防備那些拉皮條的小子們的一种自衛方法。我們不太害怕警察，有些警察路過的時候還從巡邏車里向我們打個友好的手勢呢。在我的常客里就有這么一個挺友好的人，那是個非常滑稽的小伙子。他總是要求得到愛情，我就老得向他解釋，拉客是一种營生，而不是談戀愛。 需要這樣解釋的還不止是這一位客人，他們大部分都愿意瞎聊一通。一開始總是那些老一套的玩意儿。像你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干起這個來啦？總還是可以想別的法子吧，等等。這類的花言巧語最使我惱火了。有些人腦子里還冒出了搭救我們的念頭。我就收到過有些人讓我和他們合法結婚的請求。而這些美妙的感情卻并不能阻止他們利用我們這些吸毒的人的困境來達到他們個人的滿足，可他們偏偏又知道原因所在。這些家伙簡直就像拔牙的野郎中那樣說謊，他們自己已經是過著河的泥菩薩，卻還想象著能來幫助我們。 他們中間的大部分都沒有膽量去找職業妓女。總而言之，他們對付女人都有些困難，所以便來找雛妓。他們告訴我們，因為他們的老婆、他們的家庭、他們過的那种永遠一成不變的生活，他們已經徹底地絕望了。有的時候，他們甚至露出羡慕我們的神气，因為，至少我們年輕。他們向我們打听眼下年輕的一代，他們的口味、音樂、言語。流行的服裝等等。 有一回，一個50多歲的家伙，無論如何非要吸大麻，因為他覺得所有的年輕人都吸。于是他多給了我一筆錢，我們就一起去找二道販子。我們跑遍了半個柏林，我這才發覺，在我們這個隨便哪個街角都能弄到海洛因的城市，卻在哪儿都找不到大麻。我們用了差不多3個小時才弄到一點。這個家伙在汽車里抽了這顆夾心煙。這么一件小事卻使他興奮异常！ 干這一行能碰到一些莫明其妙的瘋魔。有個小子曾在騎摩托車時受過傷，他就讓人不停地敲那根接在他小腿里的鋼棍。另一個展示著一張蓋著圖章的紙片子，好像是什么正式文件：一張不育證明——他不愿意用避孕套。還有一個比他們都混蛋的小子，自稱是電影界的人物，他想讓我先試一下子。后來，他掏出手槍，強迫我兔費侍候他。 我最喜歡的客人是大學生們。他們是用兩條腿走來的，總的說來，他們相當窘迫。但我喜歡和他們聊天，談論這個社會的腐敗。我只陪他們，到他們的窩里去。而和其他的客人，都是在汽車里或旅館里。那里才真叫慘呢：客人只多給10個馬克，而我們連使用床舖的權力都沒有，只是加個小床而已。 施特拉和我是用亂寫在牆上或莫里斯商店柱子上的密碼短語來聯絡的。用這种辦法，在換班的時候，我們總能知道另一個人在干什么；要是父親發明了什么新招術更好地監督我們，我們也能夠知道。有的時候，當我真的對選帝侯街、賽馬場膩了，覺得惡心的時候，我就到一家名叫“少年挑戰者”的店里去呆上一會儿。店里分發著一些關于幼年吸毒者和美國雛妓故事的小冊子，發放的人說多虧了他們，人們才找到了通往天堂的道路。他們就在离雛妓和“音響舞廳”兩步遠的地方安置下來，以便在現場發展信徒。在“少年挑戰者”，我一邊喝咖啡，吃煎餅，一邊聊天。等他們開始大談慈悲的上帝，我就溜之大吉。實際上，他們也是在利用吸毒者：當他們發現我們走投無路時，就試著把我們招攬到他們的會道門里去。 我也看看選帝侯街和根特奈爾的大家具店的櫥窗，它使我想起了屬于我和戴特萊夫的一所住宅的舊夢。而這之后，我就更加覺得不幸了。 我已經落到一個吸毒者生涯的最后階段了。 當很難找到客人的時候，在犯罪面前我也不退縮。噢，我不會走得很遠，我天生就不能干這個，我沒有那么堅強的神經。有一天，一幫吸毒者想引我到一家銀行偷竊時，我就泄气了。我的最偉大的業績不過是用帶有鋼指環的手套打碎了一輛小汽車的玻璃，偷了一個半導体收音机而已，而那還是在喝了四分之三瓶的苦艾酒之后，鼓足了勇气才干的。我通常是幫助吸毒者銷贓，我還管給那些普通的小偷運送剛偷到的東西：把它們存放在自動寄存處去，然后再取出來。這能讓我賺上20馬克，可這比偷東西危險多了。不過，反正我不知道我到了哪一步。 在家里，我向父親胡吹，說我跟施特拉吵架，我們倆本來說定共同干活平分可卡因的，但是每人都覺得被另一個騙了。這真是像地獄一樣。 很明顯，我父親什么都知道，而且是很有一陣子時間了。但是，他完全不知如何是好。我也不知道，但有一點我是肯定的：我的父母已經不能再幫助我了。 我再也忍受不了學校了，甚至到學校露個面都受不了，我受不了什么也不干地坐在那里，我對任何人任何事都忍受不了，客人們使我怒火沖天。我變得不能像以前那樣到塞納區那邊平靜地閒逛了。我再也忍受不了我父親了。 這正是一個吸毒者山窮水盡之時，煩惱無邊，只想自殺。但我從來就是個膽小鬼，沒膽量給自己扎上“火潦潦的一針”我還在找出路。 我決心到精神病院去，到那所被人稱為“美麗牧場”的戒毒醫院去。對于一個吸毒的家伙來說，這几乎是最可怕的玩意儿了。我總听人說：宁肯蹲四年班房，而不要到“美麗牧場”過4個星期。有些吸毒者躺倒在大街上之后就被關到那里。出來的時候，他們講了不少恐怖的故事。 但是，我天真地想，假如我是出于自愿地去。至少有人照料我吧。在儿童救濟會或其它部門，他們不能對一個需要緊急救助而父母又無能為力的姑娘視而不見。而我到“美麗牧場”的決心卻有點像企圖自盡而又悄悄地希望被救的人，為的是讓人們能夠反思：“可怜的姑娘，我們以前對她照料不夠，再也不能這么惡劣地待她了。” 我去找我的媽媽，告訴她我的決心。一開始，她顯得很冷淡，我馬上哭了起來。接著，我試著把我的事講給她听，并不太歪曲真情。這回輪到她哭了。她把我摟在怀里，一直不放開。我們哭得像淚人一樣。這可真是舒服极了。我的妹妹也是一樣，她也很高興又能看到我，這夜晚我們倆一起睡在我原來的床上。 很快，我就感到了毒癮發作的初期症狀。 又一次斷毒開始了，我已經不知這是第几次了。我大概是斷毒次數最多的世界冠軍，總之，我不知道有誰，像我這樣心甘情愿地斷了這么多次毒，卻從來沒有一次成功的運气。 這几乎和第一次一模一樣。媽媽請了假，給我帶回來了我所要的一切：瓦里姆、葡萄酒、雞蛋烤餅、水果。然后，到第四天，媽媽把我領到了“美麗牧場”。這是我堅持要去的，因為我深深地知道，不這樣，我可能第二天又會開始注射毒品了。 他們馬上讓我脫去衣服，送我去洗澡間，像對待麻風病人一樣。那里已經有兩個完全是瘋瘋癲癲的老婆子在洗澡。人們把我塞進第三個浴盆，并且在我擦洗的時候寸步不离地監視著我。在那里，給了我一件仿古的睡衣和一條從肋骨到膝蓋那么長的短褲，我要是不想讓它掉下來，就只有提著它。我被帶到留診處，接受觀察。我是惟一在16歲以下的病人。除了一個大家叫她“洋娃娃”的外，其余的完全是一群瘋子。 “洋娃娃”從早到晚找活干，在留診處，她很有用，幫了護士們的大忙。“洋娃娃”是個和我能聊聊的人，她一點瘋樣也沒有，只是頭腦有些遲鈍。從14歲那年她的哥哥姐姐把她送來住院起，她就一直留在“美麗牧場”。很明顯，她沒有接受過治療，就這么隨隨便便地被留在留診處了，可能是因為她非常有用的緣故吧，但是，依我看，這事辦得不怎么樣。因為一個人頭腦有點遲鈍，就該讓她在留診處呆上15年嗎？ 最初的几天里，我在足足有一個小隊的大夫面前接受檢查。實際上，這群白大褂中的大部分是大學生，他們不顧廉恥地朝我這件仿古睡衣里面偷看。他們的頭目向我提了几個問題，我天真地告訴他，我愿意接受几天治療，然后就去寄宿學校，在那儿我能准備我的學士考試。他不斷地說：“好。好。”就像人們跟瘋子說話一樣。 一些關于瘋人的故事沖上了我的腦海。我想，我說過的這些話真能讓他們把我看成是一個自以為是拿破侖的瘋子。我突然怕了起來：我會不會也一輩子被他們留在這里，怪里怪气地穿著一件仿古睡衣和一條給巨人准備的短褲？ 但是，兩天之后，斷毒的病狀消失了。我被送到B病區。我的衣服也還給了我，我甚至有權使用刀叉吃飯了（在留診處，只發一把吃粥的勺子）。我遇到了另外3個吸毒鬼，是3個我認識的姑娘。我們總坐在同一張桌上吃飯，很快就被那些老奶奶們命名為：“恐怖分子專桌。” 她們之中有一個名叫麗姬娜的姑娘已經在監獄里度過不少時光了。她也肯定地說：“美麗牧場”比監獄更糟。特別是在牢房里還能想方設法搞海洛因，而這里，卻非常難。 除此之外，現在我們是四個人，過得挺高興。盡管如此，我慢慢地開始感到不安。每當我問醫生什么時候送我去治療時，根本就不能從他們那里得到一句意思明确的話來。他們總是說：“再看看吧。”或是諸如此類的他們整天向瘋子們說的廢話。 本來我媽媽和儿童救濟會說定，我在“美麗牧場”過四天——以保證我戒除毒癮——然后再把我送去治療。但這時，治療中心答應的床位不再是問題了。而且，我獨自斷了毒，几乎不再有毒癮了。 就這樣，有一天，他們要我在一個文件上簽字，根据這個文件，我自愿地在戒毒所醫院居留三個月。當然，我拒絕了，我宣布我要馬上离開此地：我是自愿而來，那么，我當然可以隨意而去。這樣，主任醫師來了，并且肯定地告訴我，如果我不簽字，就將要求當局給我進行6個月的行政拘留。 我覺得上當了。极度慌亂中，我想象著自己已經束手就擒，任這群傻瓜大夫擺布了。他們可以給我貼上隨便什么疾病的標簽：嚴重神經官能症啦，精神分裂症啦，誰知道還會有什么名堂。等把我關進瘋人院，就再也沒有什么權力了。隨之而來的就是和洋娃娃一樣的命運。 更糟的是，我也不知道自己瘋到什么程度了。我的神經官能有問題，這是肯定無疑的。和反毒品中心顧問們的談話至少使我知道了這個：毒品癮，這是一种神經官能症，一种強迫性沖動型的神經官能症。一想到這里，我就能解釋一些事：明知毒品會使自己完蛋，卻多次用了又戒，戒了又用；我讓母親受了那么多罪，我待人接物的態度，都明顯地不正常。我可能是莫明其妙地瘋了。 于是我就想方設法使醫生和護士們不能發現我的神經失常。 那些女護士把我當成一個白痴，就像別的白痴一樣。我控制自己，不讓自己對待她們很凶；醫生們向我提問題，我的答案与我當時所想的完全不同。我努力使自己不成為我自己，而成為另外一個完全正常的人。可等他們一轉過身，我就罵自己說的全是蠢話。這回，肯定他們會認為我是徹頭徹尾地瘋了。 關于醫療，他們建議我的不過是編織。可這對我有什么意義呢？我不相信這會有助于我。窗子前自然是裝著鐵柵欄的。但因為“美麗牧場”不是一所監獄，這些鐵條都是彎曲成渦型的，更富于裝飾性。這樣，只要把頭偏一偏，我就能從兩根鐵條的彎曲部分鑽出去。脖子卡在這樣一個鐵項圈里，我一呆就是几個小時。秋天到了，樹葉黃了，紅了。每天有一個小時，從兩棵樹間通過的陽光低低地直射在我的窗剛。 有的時候，我把我的金屬茶杯連在毛線的一頭，通過窗子，讓茶杯在牆上撞來撞去取樂。或者，花上整整一個下午，我徒勞無益地試著用一根細繩釣一根樹枝，想摘下一片葉子。晚上，我對自己說：“如果你來的時候還不是瘋子，現在可真是瘋了。” 他們甚至不允許我和那些老婆子一起到花園里轉一轉。恐怖分子還有權每天得到一瓶新鮮空气，而我沒有，我有逃跑的危險——其實他們是有道理的。 我在壁櫥里找到一個足球內胎，沒完沒了地朝著一扇上鎖的門上的窗子撞來撞去，沒准它會被撞碎的吧。不久，他們就把球拿走了。我把頭朝玻璃撞去，當然，這是加固玻璃。我覺得自己是一頭關在籠子——一個极小的籠子——里的野獸，整天地沿著牆壁跑來跑去。有一回，一种奔跑的可怕欲望控制了我，我就像一個短跑運動員那樣從走廊的這頭跑到那一頭，跑來跑去，跑去跑來，直到筋疲力盡癱倒為止。 有一天，我偷到了一把刀子。晚上，麗姬娜和我就去挖一扇門，門沒插銷也沒鐵欄的窗子，那玻璃連一絲一毫也不動。接下去的那個夜晚，我們先嚇住了那些老太婆（她們中的某些人真的把我們當成恐怖分子了），讓她們不敢嘮叨，就拆了一張床，去撬一扇沒關好的窗子上的鐵柵欄。這個活儿注定要失敗，而我們又發出了那么大的聲音，夜間看守馬上抓住了我們。 我的如此表現，這使我深深地感到，再也沒有從這家瘋人院出去的希望了。停止使用毒品也是多余，我的健康還是越來越糟：臉色蒼白，肌肉松弛，腹部脹大，全身浮腫。從鏡子里看自己，我看到的是一張在“美麗牧場”過了15年的人的面孔。我几乎是徹夜無眠，再說，几乎每夜，病區里都會出點小事故把人吵醒。我隨時都在伺机出逃。雖然知道這毫無用處，每天早晨我還是要精心打扮一番，就像要到“音響舞廳”去一樣：沒完沒了地梳理頭發，涂脂抹粉，甚至連上衣都穿好。 一天，儿童救濟會來人看我。他也找不到什么除了“再看看吧”之外的話說，但他至少告訴了我戴特萊夫在什么地方。我馬上給他寫了一封長信。剛把這封扔進了郵筒，我又寫開了第二封。把心里話都倒出來是件令人高興的事，當然也不是全部：我知道這些信是要被人拆開的，很可能在“美麗牧場”一付郵就會被拆，而到了監獄就肯定無疑地被打開了。所以我不得不說謊：比如說，我告訴他我再也不想吸毒了。 不久，我就得到了戴特萊夫的消息：同時收到了一疊信。他寫道他偷盜歐洲銀行支票是辦了一件大蠢事，但當時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到巴黎去戒毒；他想讓我大吃一惊，因為我們還沒一起到那里去過。戴特萊夫還說他很快就會獲釋，然后就去治療。我呢，告訴他我的治療馬上也要開始。我們互相約定，治療之后，我們要在我們的家里共同生活。我們又重新開始——這回是通過魚雁往返——在西班牙建設我們的城堡了。不過，當我不給戴特萊夫寫信的時候，我總覺得自己被判處終身監禁在“美麗牧場”里了。 我的机會來了：我的真菌病又复發了。我嘮嘮叨叨地對女醫生說我難受得要命，必須馬上把我送到醫院去。一天早晨，在一隊人的護送下，我被送到了魯道夫·維爾蘇醫院。院方立即留我住院，因為我的病确實相當嚴重。通過“吸毒者之聲”的廣播，我已經知道該怎么樣從醫院逃脫。我弄到了一張“花園通行證”，也就是說，允許我到醫院的花園里去。很明顯，這种通行證是不輕易發給吸毒者的，但我知道該怎么辦：我去找一個女護士——一個漂亮的眼睛已經有了魚尾紋的可愛的姑娘，向她解釋說，我很愿意幫助那些癱在輪椅上的老太太們，能不能允許我偶爾地推她們到花園里散步？那個護士絲毫也沒有怀疑，夸我有副好心腸。 我找了一個老太太，提出要給她幫忙。她稱我“是個非常可愛的小姑娘”，我把她的輪椅在園中小徑上推了几步，對她說：“老奶奶，等我一分鐘，我馬上回來。”而半分鐘后，我已經在大街上了。 我鑽進了地鐵，朝著動物園車站奔走。我從來沒有這樣一种“自由”的感覺。我推開技術大學咖啡廳的門，轉了一圈之后，坐在了一條長凳上，那上面已經坐著三個扎嗎啡的年輕人。我告訴他們我剛從“美麗牧場”逃了出來，他們惊訝得嘴都閉不上了。 我想來一針想得要命。一個當二道販子的男孩同意賒給我，條件是我給他引來別的買主。好吧，我馬上跑到食堂的廁所里給自己注射。 我只注射了他給我的一半。這玩意儿的質量不怎么樣，但我感到舒服，頭腦清楚。再說，我還得為那個小伙子搭一把手。這是個非常年輕的男孩子，16歲左右，我曾在哈森海德公園里見過他一回，他是和那些吸大麻的人在一起的。當二道販子他還是個新手，不然。他不會馬上就把海洛因給我的：我得先為他干點什么來掙這份藥。 猛地，我發現這塊地方布滿了便衣警察。那小子可什么都沒看到，他連我的警報手勢都看不明白。我得湊到他身邊去，在他耳朵根上說一聲“雷子”他才有反應。然后，我悄悄地朝動物園走，他緊跟在我身后。一個吸毒的家伙靠近我，我沖他說：“別動了，老朋友。食堂那邊正在搜捕。不過，我能幫你弄到地道的海洛因。”這時，那個二道販子已經在我身邊，并且從口袋里掏出了一大包藥。怎么能這么干呢！300米以外就在搜捕，而這個傻小子卻從口袋里掏出這么一大包海洛因！ 兩個正在這個角落溜達的便衣朝我們走來。跑是沒有用了，他們馬上就會抓著我們。那個二道販子把那些小藥包向上空扔去——真是一團淡紫色鋁鉑紙的旋風啊，他一定認為這樣就可以把這一切栽到我和那個“老癮”身上。 他們讓我們舉起雙手，靠著一輛伏爾克車站好，搜查我們的身上——因為有時這伙人是帶有武器的。可是，我們中間最大的還沒有16歲。那個混蛋的“雷子”竟乘机揉我的奶！但我顯得十分得意。藥我用過了，而經過了“美麗牧場”之后，什么也不能使我害怕了。我又重新扮起受過很好教育的小姑娘的角色。在收繳了我的身份證后，便衣們馬上變得客气起來。一個便衣說：“老天爺，你還不到15歲，在這里干什么？”我回答：“我逛逛。”我把一支煙塞進嘴里，這可讓他火了：“扔了它！這是毒藥！這么年輕！”我把煙扔了。 他們把我們帶到了艾爾恩斯特廣場的警察局，關在一間拘留室里。那個剛下海的二道販子慌了手腳，不住聲地嚷嚷：“讓我出去！讓我出去！”而我，脫掉上衣，把它卷成一個枕頭，躺在床架上，打起盹來。拘留，這嚇不倒我。他們肯定還不知道我是從“美麗牧場”逃出來的呢！ 果然，兩小時后，他們把我放了。我又轉回技術大學。路上，我的良心在折磨我：就這樣，我又一次在碰到第一個机會時就又陷進去了。熱淚從我臉上流下來，現在可怎么辦呢？我總不能去找媽媽吧？就這樣瞳孔縮得像針眼，嬌滴滴地，噘著嘴，對她說：“親愛的媽媽，我回來了，我逃出來了，美美地給我准備頓飯吃吧！” 我到了技術大學的“反毒品中心”，它就設在原來的食堂那里。在那里工作的人也很有“能耐”，他們使我有了足夠的理智來決定給我母親打電話。她得知我在技術大學，稍稍放下心來。一到家，我就睡在床上了：發燒40度。媽媽叫來了急診醫生。醫生要給我打針。我怕得要死：在胳膊上一天注射2、3次算不了什么，可是要在臀部注射，就把我嚇坏了。 体溫馬上降了下來，可這時我已經癱軟成一團了——“美麗牧場”從精神到肉体都使我完蛋了。我在床上躺了3天。等我一能起床，我馬上就跑到了反毒品中心。要到那里去，“午餐和咖啡廳”是必經之路，我是跑著經過這段路的，絕沒左顧右盼。 整整一個星期，我每天都到那里去。我終于找到一個肯听我說話的人。讓我講話，這是第一次。到目前為止，所有的人，媽媽，爸爸，戒毒所的人總是對我長篇大套地說。而這里，他們讓我講講在我身上發生的事，讓我自己試著總結一下。我還跑到傳染病醫院去，因為這時候我的臉黃得像檸檬了。那天早晨，我在咖啡廳前碰到了几個伙伴，他們全都跑開了，還一邊向我喊：“快走開，你沒看見自己得了黃疸病了嗎？” 是的，我不想看到。真是古怪，每當我怀著最近“脫鉤”的希望，停止使用一段時間的毒品之后，就會得注射毒品的人的通病。當我的腹疼已經無法忍受的時候，我就要媽媽陪我到斯特格里菲診所去（我之所以選中了這家診所，是因為那里的伙食還可以）。我們在候診室里等了2個小時，肚子疼得使我在椅子上扭來扭去。隨便哪個護士都可以給我下診斷，因為這從我黃黃的臉上就可以看出來。但是誰也不動彈。屋子里滿是人，還有一些孩子，如果我的黃疸是傳染性的——我已經得過傳染性黃疸了——那可真有傳染給所有的人的危險。 兩個小時之后，我覺得太過份了。我扶著牆朝走廊走去——我太虛弱，又疼得像個受煉獄之苦的罪人。我尋找傳染科。一個醫生從我面前經過，我對他說：“給我一張床位吧，我可不愿意傳染那些人。我有黃疸，也許您已經看出來了吧？”那家伙表示了歉意，他無能為力，我還得回到候診室去。 最后終于有個醫生接待我了。我宁愿馬上告訴他我是個吸毒者，扔給我的是冷冰冰的答案：“很遺憾，在這种情況下，我們沒有能力。” 一說到吸毒者，所有的人都沒有能力。又上了出租汽車。因為這些醫生不愿意為我診治，我媽媽非常气憤。第二天早晨，媽媽又把我送到魯道夫·維爾蘇醫院。因為我最早就是從他們那里逃出來的，這回可把小鞋穿上了。 一個年輕的實習大夫要給我抽血化驗。我一上來就告訴他：“這根血管不行，它硬得像木頭。你得在下面另找一根。而且進針也不能直著，而應該斜著刺。要不然就扎不進去。”那家伙無言以對，但這并不能阻止他去刺一根硬化的血管。他徒勞地抽針筒：一滴血都吸不出來。最后，由于針管里形成的真空，針頭整個從我手臂上脫了出來。這之后，他才問我該扎什么地方。 我整整睡了兩天。我的黃疸不是傳染性的。到了第四天，我的肝指標差不多令人滿意了，小便不那么紅了，面色也逐漸恢复了它的白色。 我如約每天給反毒品中心打電話，希望他們很快地給我找到一張治療床位。而一個星期天，在探視時間內，讓我吃了一惊：我媽媽陪著戴特萊夫來了，他剛剛獲釋。 海誓山盟，擁抱接吻，撫愛与祝賀。我們想單獨在一起，就到醫院的花園里去轉一圈，就像我們從來沒有分手一樣。而忽然間，我們就進了地鐵，朝著動物園站奔走。我們的運气不錯，頭一個碰上的就是個熟人：基雍姆，他是個走運的小子。他和一個有相公癖的人住在一起，那是個醫生，作家，非常有名气。基雍姆的袋子不單單塞滿了票子，他還在一所私立中學讀書。 基雍姆送了我們一針，然后我在吃晚飯的時候回到醫院。第二天，戴特萊夫又來了，這回我們設法弄“老海”，回到醫院已經是10點半了。我錯過了見到父親的机會，他是在飛往泰國之前來和我道別的。 戴特萊夫再來的時候，媽媽又露出滿臉的失望表情。這是厲害的一手！再加上毒品情報所的人來看我，并且把我看成是個不可救藥的人。我向他發誓，我有真誠的脫鉤愿望，我向自己和其他人發誓。戴特萊夫說這都是他的錯。他哭了。然后，輪到他去找反毒品中心的人了。再一個星期日， 他告訴我他們已經為他找到一張治療床位，第二天他就入院。 我祝賀他：“現在，一切都好。我也會有床位的，咱們再也不干蠢事了。” 我們到花園里去散步。我提議：“咱們快去快回地到動物園地鐵站去一趟怎么樣？我想買一本《從死神頭顱星球上歸來》的第三卷（這是一本我正在讀的恐怖小說），我媽媽沒有買到。” 戴特萊夫說：“好极了，老伙計。你真的非得到動物園——只到動物園——去買你的恐怖小說？你不如干脆告訴我你想來一針呢！” 戴特萊夫的這副高傲面孔，這种道貌岸然的樣子真讓我惱火，再說，我确實沒有什么其它的念頭，只想把《從死神頭顱星球上歸來》看完。我回答他：“你少胡扯。再說，你也不必非陪我去不可！” 當然，他還是陪我去了。在地鐵里，我又玩起我常玩的小把戲來了：逗弄那些老太婆。這一直使戴特萊夫討厭。他躲到車廂的另一頭去了。我呢，和過去一樣，沖他嚷嚷：“哎，老伙計，犯不上裝著不認識我，你也比我強不了多少，所有的人都知道。”這時，我又開始流鼻血了。一個星期几天，只要我一在地鐵里落腳，鼻子就流血。這真煩人，而我就老得把血從臉上擦掉。 所幸的是，我馬上買到了那本書。心情一好，我就建議戴特萊夫該去溜達溜達：“無論如何，這是你自由自在的最后一天了。”我們的兩腿自動地就把我們領到了塞納區。施特拉在那里，兩個蒂娜也在那里。施特拉看到我高興得要命，但兩個蒂娜正難受异常：她們的毒癮發作了。她們剛從選帝侯街賽馬場回來，兩手空空，一無所獲。她們忘了這天是星期日，而星期日，嫖客們正和他們的夫人及男女公子在過周未。 我很高興自己已經從這個泥塘里拔了出來。我不再怕犯癮，我用不著再去拉客。几個星期以來，我有一种优越感，感到興高采烈。這真是妙极了：我在塞納區里逛，卻不想扎一針。 我們走到了庫爾夫斯登達姆地鐵站附近的公共汽車站。我們旁邊，有兩個外國佬。他們一直在向我打手勢。雖然我有黃疸，但因為我戒毒時間相當長了，所以在四個姑娘中我顯得气色最好。還有，我沒有穿吸毒者們的“制服”，我穿的是向妹妹借來的衣服——純粹是“姑娘”式的——正為的是區別于那些癮君子。在醫院里，我甚至請人剪了發，剪得相當短。 兩個外國佬不停地向我使眼色。我向兩個蒂娜說：“要不要我給你們搭上？哪怕他們只給40馬克，你們也能兩人分一份藥了。”不管怎樣，處于當時的境地，她們已經顧不了那么多了。我很輕松地朝那兩個外國佬走去：“你們想要兩個姑娘嗎？我替你們問。50馬克，怎么樣？”我指著兩個蒂娜說。 他們倆傻笑著：“不，要你。你，睡覺，你，旅館。” 我很輕松，不愿為几個銅子而气勢洶洶。我回答他們：“好，沒問題，不過，這些姑娘，棒极了。14歲，只要50馬克。”那個小蒂娜确實只有14歲。 兩個外國佬不為我的話所動。我知道他們的心思，兩個蒂娜正在缺毒犯癮，确實吊不起胃口來。我走回到她們身邊，告訴她們事情吹了。后來，不知怎么鬼使神差，我把施特拉拉到一旁：“看蒂娜這副樣子，她們是沒法找到客人的。咱們兩個去，把他們的火勾起來，后面讓蒂娜來干。反正她們要跟客人睡的。和他們要上100克我們可以買半克藥。” 施特拉不等勸就同意了。雖然，對她對我這都是最差勁的。不過，至少我們彼此從來沒有向對方說過我們和外國佬有過什么交往。 我轉回來找那兩個土耳其人，我的建議馬上使他們興奮起來了。戴特萊夫滿面沮喪他說：“行了，你又開始拉客了。”我說：“少胡扯，我什么也不會干的，你沒有看見我們是4個姑娘嗎？”我覺得我這樣做純粹是出于對兩個蒂娜的怜憫，可能真的有一點。但是，不知不覺地，我無疑正在尋找一條迂回通往毒品的路。 我向其它的几個人解釋我們得到努爾馬旅館去，外國佬們在那里有大房間。其它的地方是不會讓6個人到一間房子里去的。那好，上路吧。突然，又一個外國佬湊了過來。那兩個聲明：“他，朋友，旅館也去。” 這個時候，我們什么也不說，我們高興的是拿到100馬克。施特拉和一個家伙去買海洛因了，她認識一個賣主，賣的半克份額的藥分量足，是這塊地方最棒的。等施特拉回來之后，8個人繼續赶路：4個女孩子和戴特萊夫在前，手臂扣著手臂，把人行道的整個路面都切斷了；3個外國佬跟在后面。 但是，气氛有點緊張。兩個蒂娜想馬上使用海洛因。施特拉不答應，當然是怕她們把我們蒙了。除此之外，還得想個主意擺脫第3個外國佬，因為我們這筆生意里沒包括他。 施特拉轉過身，用手指著他，十分干脆地說：“要是這個鬼子也去，我們可什么都不干！”她真有膽量這樣對待這個上耳其佬。 可是這3個家伙手拉手走著，什么也不想听進去。施特拉建議我們干脆把他們甩了。我的第一個反應是“好主意”。我穿的是平跟鞋——這是差不多3年以來的頭一回——我是能跑的。可是，想了一想，覺得這辦法也不很巧妙：“他們遲早會找到我們的，那么到哪一天，我們能有什么辦法呢？”我完全忘了，總的說來，我已經不常到“舞廳”去了，我也不再拉客了。 施特拉不高興了，她落在了后面，又和那些外國佬們爭了起來。到了“歐洲中心”地下通道的時候，我們再也听不到身后的聲音了。我轉過身子，施特拉不見了，她從地面上消失了，帶走了全部的海洛因。那几個外國佬也發現她不在了，顯得十分不安。 這一切都怨施特拉！我憤怒极了。依我看，她只能在歐洲中心里。我向那里沖去，戴特萊夫緊跟我。兩蒂娜停在那里不能動，外國佬抓住了她們。我像瘋子一樣在商業中心里跑了一圈。戴特萊夫從左路找，我從右路。沒有施特拉的影子。再加上那兩個蒂娜，攪得我心緒紛亂。我看見那几個土耳其人把她們拖進了一家旅館，我們等著她們干完那件下賤的活儿后出來，等了好几個小時。現在，她們真配得上那一針了！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施特拉。兩個姑娘和我走到了庫爾夫爾大街地鐵站。這里几乎空無一人，因為我們是為找施特拉而來，便直奔地鐵站的公共廁所。一走進門，我就听到施特拉的聲音，听到她正在行動，正向誰喊著什么。廁所中有很多廁間，可我一下子就找到了施特拉的那間。我一邊用雙拳猛力敲打閣子門，一邊喊：“施特拉，馬上開門，不然有你的好看！” 門開了，施特拉探出頭，小蒂娜脆脆地給了她一記耳光。施特拉正處于剛剛用完毒品的興奮中，她聲明：“看，這一整袋老海都留給你們，我并不想要它。”然后，她就走了。 很明顯，這是個彌天大謊，她用了這半克的一半還多，說來說去就是不愿意和我們均分。兩個蒂娜和我把這袋里剩下的加上我們剛才買的那包放在一起，平均分成了三份。 對于我這么一個很久沒有使用毒品的人來說，這份比我所需要的量要大得多。我的兩腿發軟，步履蹣跚。我們走到了特萊保斯，施特拉在那里。她正在跟一個商人拉買賣，我們走到她的面前：“嗨，別忘了，你還欠我們四分之一克呢！”她沒扯皮，看來她還有點良心。 我對她喊：“你是一個臭婊子，我再也不和你說話了。”然后，我就跑開去注射施特拉還給我們那份海洛因中我的那部分，又買了一瓶可口可樂。我孤零零一個人坐在一個角落里，這是過午以來剛有的几分鐘平靜。有那么一會儿，我希望戴特萊夫能來。后來，我就開始思索了。 開頭還算好。我歸結了一下：先是我最要好的男朋友扔下我不管了；接著是我最好的女朋友把我戲弄了一番。你得記住：吸毒者之間是沒有友誼。你絕對是孤身一人，永遠如此，其它一切都是廢話。下午的這場惡夢為的不過是一針“老海”！可是，這也沒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惡夢不是天天在做嗎？ 有几回，我也有意識清醒的時候，可都是在吸毒之后的興奮之際。沒有毒品，我什么都干得出來，身不由己，鬼使神差。今天的事，就更加證明了這一點。 我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之中。我很平靜——因為血液中有足量的海洛因。我不能再回醫院了，再說，已經是深夜十一點多了。 總之，他們會把我赶出來的。再不會有任何醫院愿意收留我了。醫生早就警告過我媽媽：我的肝髒已經到了硬變的邊緣。如果我這樣繼續下去，最多活不了兩年。至于毒品咨詢處，也毫無希望了。甚至沒有必要給他們打電話：他們和醫院保持著聯系，再說，他們也不愿意要我了，他們是有道理的：在柏林，有這么多的吸毒的人愿意接受治療，卻沒有几張床位。他們當然要把床位留給那些還有勇气戒毒。有希望從毒品中解脫出來的人。而我，很明顯，我不屬于這類人。可能我開始戒毒有點太早，沒有運气從中脫身。 我頭腦清醒。一邊呷著可口可樂，一邊把問題歸攏在一起，同時也沒忘記實際問題。 他們定會把我關在門外，或者說，她用不著這么著急，完全可以等到明天早晨去找警察送我到管教所去。要是在她的位置上，我也會這么干的。我的父親在泰國。施特拉？不可能。戴特萊夫？我甚至不知道他去哪里熬過這一夜。如果他真的決心脫鉤，他應該在他父親那里，無論如何，明天早晨他就走了，不論是今夜，還是以后，我連一張床都找不到。 我最后一次清醒地估量我的處境，得出的結論是：我面前只有兩條路：或者徹底地脫鉤，或者再猛猛地來一針，要命的一針。不幸的是，今晚這第一條路已經堵死了。五、六次戒毒都沒有成功，夠了，反正比起其他的吸毒者來，我既不比他們強，也不比他們差，干嘛我非留在他們已經离開了的這條窄胡同里呢？ 我走到了庫夫爾斯特拉街，我還從來沒有在夜里在這里拉過客。到了夜里，吸毒者就讓位給那些靠賣淫吃飯的老手了。可是我不怕。我很快地拉了兩個客，然后回到特萊保斯。口袋里裝著100馬克，于是我買了半克藥。 我不愿意去庫夫爾斯特拉街的廁所，也不愿意去特萊保斯那邊的公廁。因為人大多。那上哪儿？我又買了一筒可口可樂，思索著。我決定到邦代斯廣場那邊的廁所去。一到夜里，那里空無一人。 我步行到邦代斯廣場，心緒平靜。夜晚，公共廁所空蕩蕩的，給人一种奇特的窒息感。而我卻感到莫名其妙的安全，廁所清洁，明亮。這是柏林最棒的公廁，而今只屬于我一個人。廁間很大（有一次，我們在一個廁間里擠進了6個人），門一直擋到地面，隔牆上也沒有洞。很多吸毒者都選擇這類廁所自殺：因為它太棒了。 沒有拉客的老太婆，沒有偷看女人的下流漢，沒有警察，我不慌不忙地支配我的時間。我洗臉，梳頭。然后，仔細地沖洗蒂娜借給我的注射器。半克藥足夠了。肯定無疑。在我最后几次戒毒之后，四分之一克的藥就足以擊倒我了，而今天，我不但有四分之一，甚至更多。而且，黃疸使我十分虛弱。我當然希望能夠有整整一克藥，可是我覺得自己沒法再拉客了。 我平靜地選擇最干淨的廁間，我感到十分冷靜。真的，我一點也不害怕。我從沒料到自殺會連一點悲傷的气味都沒有。我即不想過去的，也不想我的媽媽和戴特萊夫。我只想要給自己注射的這一針。 照老習慣。我把衣物散亂地扔在馬桶的周圍，把藥倒在也是從蒂娜那里借來的勺子里。我忽然想到我也在欺弄蒂娜了，因為她還在等著注射器和勺子。后來，我發現忘記了檸檬。可是，海洛因的質量不錯，沒有檸檬也會溶解的。 我在自己的左臂上尋找靜脈。實際上，這一次注射和以往的一樣，惟一的區別是，這是我最后的一針了。真真正正的最后一針。第二次刺入時扎入了靜脈，注射器里馬上有了回血。我把半克藥一下子注射進去。我沒時間干第二回了：我感到心髒被撕裂，顱骨從頭上被掀開了。 我醒來的時候，天已經亮了。外面的汽車發出強烈的噪聲。我倒在馬桶邊上。我從手臂上抽下了注射器，試著站起來。我發現自己的右腿好像癱了一樣。我能略微動一動，但付出的代价是關節要命的疼痛，特別是大腿關節。我也不知道怎么會把廁所的門打開的。我向外爬了几步，然后站起身來。我靠著牆，用一條腿跳著向前走。在廁所的入口，有兩個15歲左右的穿著緊身牛仔褲和綢衫的男孩——兩個小兔子——盯著這個用單腳跳的魔鬼。在我就要摔倒的時候，他們恰好扶住了我。他們馬上就什么都明白了，其中的一個對我說：“嘿嘿，這可真是回事啊！”我不認識他們，但他們在動物園地鐵站見過我。他們把我放在一條長凳上。這是個10月的早晨，天冷得要命。一個男孩子遞給我一支万寶路。我想：“真怪，為什么這些相公都愛抽駱駝和万寶路呢？”說真的，我很高興自己沒有死去。 我給他們講了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施特拉怎么騙了我，我又怎樣給自己注射了半克海洛因。這兩個小家伙非常乖：如果我想到哪里去，他們可以送我。這個問題激怒了我，我想也沒想，便對他們說，把我一個人留在這條凳子上就行了，可是，我冷得發抖，根本走不了路，他們建議把我送到醫院去。 我不愿意要什么醫生。他們說他們認識一個非常熱心的家伙，一個相公，一個喜歡雞奸的醫生，這使我放下心來：在我當時所處的境地，這倒更讓人信賴。他們招來了一輛出租汽車把我送到了他們的伙伴那里。那家伙果真非常熱情。他把我安置在他自己的床上，然后開始給我檢查。他想讓我談談毒品，講述這一切。我可沒有這個興致，對任何人都沒有。我向他要安眠藥，他給了我一片，還給了其它的藥。 我又開始發燒和流鼻血。我几乎是一刻未醒地睡了兩天，第三天，當我的大腦几乎可以正常干活的時候，我堅持不了了。我不想思索，強迫自己不去思索。兩個念頭在我腦海里反复出現：一是善良的上帝不希望這回要了你的小命；二是下回你得注射整整一克藥。 我想出去。到大舞台去，去注射毒品，去獲取那注射后的快感——特別是不要再思索了——直到注射的极限。此刻我走路還很困難。喜愛雞奸的醫生對我十分關切，弄來了拐杖，我架著拐杖走了，可又在半路上把它們扔了：我可不愿意拄著雙拐在人前露面。只要咬緊牙關，离開拐杖也是可以走路的。 我一瘸一拐地走到動物園地鐵站的廣場上。我接了几個客人，其中甚至有個外國佬，他不是土耳其人，而是個希腊人。老實說，我不反對外國人，但我不和外國佬打任何交道，這定約可真有點古怪。不論如何，現在對我來說都是一樣，反正不過如此了。 可能我還抱著一線希望，希望媽媽來找我。她如果尋找我，就一定會到動物園地鐵站來的，所以我才沒到庫爾夫斯特拉街那邊去。但是我也深深地感到不再會有人找我了，這已經不是媽媽焦慮地等我回家的時代了。 我買了一份藥，給自己打了一針，然后又干起營生。我需要錢，准備著万一找不到過夜的客人時使用，那時我就得住旅館。 突然，我碰上了沃爾弗，他是戴特萊夫的老主顧，最近，戴特萊夫不曾到他家去過夜。不過他不再是一位主顧，他對海洛因上了癮，所以現在跑到生意線的這邊來了。可能他拉客人很難，因為他都26歲了。我問他有沒有關于戴特萊夫的消息。他的熱淚奪眶而出。不錯，戴特萊夫是在治療所，沒有他，生活就徹底完蛋了，活著沒有一點意思，他想脫鉤，他愛戴特萊夫，他想自殺。總之，他向我嘮叨了一大堆吸毒者們常說的廢話。關于戴特萊夫的那些昏話弄得我糊里糊涂。我真不能理解，這個可怜的小相公，竟然自作多情地以為他在戴特萊夫身上有著某种權力。戴特萊夫應該离開治療所回到他身邊，僅此而已。他甚至把一把公寓的鑰匙留給了戴特萊夫。听到這句話，我不禁脫口說道：“你真是一個混蛋，一個蠢貨！你把你家的鑰匙留給戴特萊夫，這樣，他就知道，万一治療所把他赶出來，他就會有落腳之處。要是你真的愛他，你就該想方設法讓他脫鈞。但是，你不過是個下流的雞奸犯而已！” 沃爾弗正當癮發之際，我不費吹灰之力就把他弄得灰溜溜的。忽然，一個念頭閃過我的腦海；如果我到他家去過夜又如何？我平靜了下來并向他提出了這個建議。為了酬答他的好客之意，我馬上接個客人，給他買上一份藥。他特別高興我能到他家去睡，因為除了戴特萊夫和我之外，他再也不認識別的人了。 我們一起睡在他的那張大床上，由于戴特萊夫不在，我還能夠和他相處。他讓我討厭，但還能忍受，這個可怜的小相公。 于是，戴特萊夫的兩個愛人就睡在一張雙人床上了。每天晚上，几乎都是老一套：沃爾弗沒完沒了地重复他多么愛戴，大哭一場然后入夢。這使我的神經焦燥不安，但我還是忍住不發火，因為我需要這張床位。甚至有一天他向我宣稱，在戴特萊夫戒毒之后他們倆將在一所漂亮的公寓里同居，我都沒有發怒。再說，左右對我來說都是一樣。此外，我想，戴特萊夫和我對他還該有點愛怜之意：如果當初他不是結交了我們，他不過是一個孤獨的小相公，偶爾地，到酒館里買個醉醺醺以忘掉他的不幸，僅此而已。 我們就這樣打發了一周的時光，注射毒品，地鐵站，地鐵站，注射毒品，晚上是沃爾弗無止無休的哀歎。 一天早晨，我醒了，因為我听到有人打開了公寓的門，在走廊里弄著什么東西。可能是沃爾弗。我喊著：“別吵了，我要睡覺！”走進來的是戴特萊夫。 我們擁抱。我們接吻。重逢的快樂。突然我明白了：“你溜出來了！” 他向我解釋。像所有新到醫療所的吸毒者一樣，人們要他擔任三周司晨員。要一個扎嗎啡的人遵守時刻，這几乎比要他登天還難。戴特萊夫必須每天在同一時刻醒來，然后叫醒其他的人。這對他來說是一場极為可怕的考驗。所方之所以制定這种制度，對接受醫療的病員進行選擇，是希望把他們掌握得太少的床位保留給那些還有些意志的人。戴特萊夫沒能經得住這种考驗，有三次他沒能按時醒來，所方把他開除了。 戴特萊夫告訴我戒毒醫療所是個不坏的地方。不錯，挺苦的，但他下回一定能夠成功地堅持下來。目前，他打算不動毒品——而且，他馬上著手到戒毒醫療所去找一張床位。他告訴我，在那里他遇到了好几個我們過去的老朋友，比如說佛朗克，在他的朋友安哥死后想試著脫鉤。安哥死的時候14歲，和巴普西一樣。 我問戴特萊夫今天他打算干什么。先來一針再說。我要他給我帶回興奮劑來。兩個小時之后，他回來了，還跟著一個叫比科的人，那是他過去的客人。比科從口袋里掏出一個塑料袋，放在桌子上。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滿滿的一袋海洛因！足足10克。我還從來沒見過這么多的海洛因。等我醒過神來，馬上向戴特萊夫喊道：“你瘋了？怎么能往家里帶10克海洛因？” “從今天開始，我當毒販子了。” “你有沒有想過警察？如果他們抓住你，那你就會再進班房，而且會是几年！” 戴特萊夫不高興了：“我沒功夫想警察，別再給我潑涼水好不好！” 他馬上干了起來。用小刀把它分成若干小份，放在小方塊鋁鉑紙上，我覺得紙裁得大小了，并讓他注意到這一點：“老伙計，你要注意。它的大小最要緊。貨的量不變，可包要大些。記得洗衣粉嗎？那么大的盒子，可里面只裝了四分之三”。 “你開始跟上我了。我的藥量一定要足。人們馬上就可以發現，我這里的服務是最好的。” 這時我才想到要問一問這些毒品屬于誰。自然是屬于比科。這個小流氓！當初，他干的是溜門撬鎖盜竊寫字間的勾當。剛剛出獄，還處于監管期間，就想利用戴特萊夫這個傻瓜干活來擺脫他自己的困境。他用二道販子的价格從他在獄中結識的波茨但街的老鴇子千里買了貨，他自己不去賣——他也不會賣，他只是個酒鬼——卻讓戴特萊夫給他干活。 等戴特萊夫把包包好，我開始數共有多少包。其中有一克一包的，半克一包的和四分之一克一包的。我的數學從來學得不好。可是我馬上就算出只有8克：他把分量給得太大了。如果不核實一遍的話，我們就得掏自己的口袋來付那兩克海洛因的錢了。 好辦，我們重新干起。因為紙上總會沾著些粉未，我就把它們收集起來留為自用。 戴特萊夫決定把包包得更大一些，并且同時贈送一瓶啤酒，這樣可以顯得他貨源充足。這回他決定只包四分之一克的，最后，共有24包。 我們馬上先注射了兩包：當然應該品嘗一下自己的貨物。這可真是質量极佳的海洛因。 晚上，我們把貨物帶到了特萊保斯。我們把大部分貨埋到了大樓后面的垃圾桶旁邊，身上所帶的決不超過3包。這樣，當突然搜查時，我們就不會被划為毒品販子。買賣開頭還不錯，頭天晚上就脫手了5克，很快人們就知道我們手里有質好量足的海洛因了。只有一個人埋怨我們的貨色不好，當然是施特拉。就是這樣，也不妨礙她提出當我們的代銷客，而我，這個可怜的傻瓜，居然接受了：她每代我們售出5包，便可以得到四分之一克。而結果是：我們自己什么也嫌不到了。我們和比科約定的是，每銷出10克，我們可以提成1克半。而我們支付了代銷者的服務之后，剩給我們這些二道販子的僅僅是能夠滿足每天需要的海洛因了。 比科每天早晨來結帳。每天晚上，我們的錢箱一般能有2千馬克——這就意味著比科能拿到1千馬克的純利；而我們，只有1克半的海洛因。比科基本上不冒任何風險，除非我們揭發他。 他是很謹慎的。他早就告訴我們，如果我們被捕，如果我們把他出賣給警方，最好是事先准備好棺材。他的波茨坦街的伙伴會承擔這項工作。就是在監獄里也逃脫不了，到處都有他們的伙汁。他還威脅我們，如果察覺我們偽造賬目，他也會讓這些伙計們來干預的。我們真的相信他的威脅。 戴特萊夫不愿意承認比科在詐騙我們：“你還想干什么？首先，這可以使你不必去街上拉客。我可不愿意你再去賣淫了，我呢，也不想再去干。那么，我們只好走現在這條路了。” 大部分的小二道販子的處境和我們相同。我們從沒有足夠的錢直接向中間人購進十克海洛因。再者，我們也不了解毒品的分配网。我們又怎么能夠与波茨坦街的保護毒品的地痞們接上頭呢。街上的毒品小販——他們自己就是吸毒者———般都需要用現金買進毒品，也正是這些可怜的上癮的家伙最后進了班房。而像比科這樣的人，基本上在警察的打擊范圍之外，而且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找到替換的代銷小販，為了每天能注射兩針，每個吸毒者都愿意干這個買賣。 几天之后，我們感到在特萊保斯附近不安全了。到處都充斥著便衣警察，這對我們是個极大的壓力。我們重新組織了銷售方式：由我在特萊保斯擔任推銷員，而戴特萊夫拿著貨在稍遠的地方等候，由我把買主打發到他那里去。 大約又過了一個星期，戴特萊夫毫不在意地在特萊保斯附近晃來晃去，口袋里裝滿了藥包。一輛汽車停在他的旁邊，司机問他去動物園地鐵站該走哪條路。戴特萊夫慌了手腳，拔腿飛跑，把貨扔進了他碰到的第一個荊棘叢中。 他向我解釋說那家伙肯定是個警察，因為不會有人不知道動物園地鐵站在什么地方。 這下糟了，我們看著每個朝著庫丹姆開車的或散步的人都像是警察。我們也不敢去取回扔掉的貨：要是警察在那里等著我們可怎么得了？ 我們真是陷進了泥淖。第二天早晨，我們沒法和比科清帳。跟他實話實說？他不會相信。我想了個主意：就告訴比科我們被外國佬搶了，他們拿走了一切，連錢帶毒品。反正事情鬧大了，干脆把手里有的這几個錢也花掉！這個混蛋真卑鄙！他每天從我們身上賺1千馬克，而我們卻一個子儿都沒有。我得買几件衣服了。我沒有暖和衣服，我總不能一冬天總穿著我從醫院里溜出來時所穿的衣服在街上逛。 戴特萊夫終于明白了給比科200馬克和一文不給沒有多大區別。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便去了舊貨市場，看到什么順眼的東西，戴特萊夫先試，然后我試。我們僅買那些他能穿我也能穿的衣服。我決定買一件黑兔皮上衣。戴特萊夫穿著正合适，顯得十分招人喜歡。后來，我們還買了香水，一個人音盒和其它雜七雜八的東西。但是，我們并沒有把錢全部花光——我們不能什么都買，僅僅是為了需要高興而已。我們把剩下的錢都藏了起來。 我們剛剛回到沃爾弗家，比科就來了。戴特萊夫說他還沒有注射，他得先扎一針然后再算帳。當然這不是真話。跟往常一樣，一起床我們就注射過了。但是，戴特萊夫對將要發生的事情怕得要死。 比科說：“好吧。”然后就埋頭去讀我的一本恐怖小說。戴特萊夫又注射了四分之一克海洛因，針還沒有從胳膊上拔下來，便坐下了。 我想，好，連著注射了兩針，想打個盹也沒有什么讓人不放心的。只不過得馬上把注射器從手臂上拔下來。不然血液就會凝在針里，要清洗就麻煩了，再說，我們也沒有備用的針。我用一塊棉花沾著酒精去擦戴特萊夫臂上的針孔。我發覺他很奇怪：我扶起他的手臂，一放手，他的手臂便無力地垂下來。我推他，想讓他醒過來，他卻從椅子上滑到了地上，他的面孔灰暗，嘴唇青紫。我解開他的襯衫听他的心律，根本沒有心跳。 我馬上闖到一個鄰居家，一個退休的女人，請她讓我使用她的電話。為了救急，我撥了警察局應急號：“我的朋友沒气了，是因為過量注射毒品造成的。”我告訴了他們這里的地址。這時比科朝我喊道：“他醒過來了，別說了。”我對警察說：“謝謝，不麻煩你們了，警報有誤。”接著便挂斷了電話。 戴特萊夫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眼睛已經睜開了。比科問我是否和警察提到過毒品，是不是已經把地址告訴了他們，“沒有，沒有直接提到，我想他們不會把兩者聯系起來。”——我說。 比科像對待神經質的蠢貨那樣待我。他給了戴特萊夫一記耳光，命令他馬上站起來。我要他不要纏住戴特萊夫，他朝我喊道：“閉上你的臭嘴，蠢貨！拿水來！”等我從廚房取回水來，我看見戴特萊夫已經站了起來，比科正在訓斥他。我真高興戴特萊夫已經恢复了常態，想去擁抱他，他把我推開了。比科朝他的臉上潑了一碗水，對他說：“來吧，傻小子，快點溜吧。” 戴特萊夫仍舊面色灰白，站立不穩。我求他還是躺下，比科喊了起來：“閉嘴！”而戴特萊夫卻對我說：“我沒時間了。”他們就這樣走了，比科攙著戴特萊夫。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渾身抖作一團。有那么一會儿，我覺得戴特萊夫死了。我倒在床上，試圖把精力集中到恐怖小說中去。有人敲門，我從窺視孔朝外看：那是警察。 這時我丟魂落魄，沒有從窗戶跳出去逃跑，反而開開了房門，我十分勉強地向他們解釋：公寓是屬于一個雞奸犯的，他出外旅行去了，把房子借給了我。今天早晨，兩個年輕人闖了進來，他們彼此注射了毒品，其中的一個倒在了地上，所以我叫了警察。 警察問我那兩個年輕人的名字，能不能描述他們的外貌，等等。我胡亂地向他們說了。他們看了我的身份證。事情馬上有了結果：“好吧，你跟我們走吧，人們已經報案說你失蹤了。” 他們對我還不錯，給我時間讓我把兩本小說塞到我的塑料包里并且給戴特萊夫留了個條子：“親愛的戴特萊夫，正如你想到的，我到底進去了。一有机會我就告訴你我的消息。溫柔地擁抱你。你的克麗斯蒂娜。”我把這個條子用膠紙貼在公寓的門上。 他們先把我帶到了弗里特里斯特拉街警察分局，然后送我到拘留所。在那里，他們把我塞進像是從西部片里借來的一間牢房：一面完全用鐵柵欄組成的牆，門開門閉總是發出《道奇城的司法官》影片里的那种聲音。我把身子貼在鐵柵欄上，雙手緊抓住鐵欄。真是讓人喪气死了。于是我躺在了那架紙床上，由于海洛因的藥勁還沒失去，我很快睡著了。人們給我拿來一個小杯，讓我在里面小便，以便化驗尿，杯子放在一個小桶里，免得把地面弄髒。無論誰從這里經過都能看見我小便。這一整天，他們既沒給我吃，也沒給我喝。 下午快過完的時候，我看到母親來了。在經過柵欄的時候，她只向我投來了無神的一眼。可能有些問題還要和警方解決吧。后來，門開了，媽媽向我說：“你好！”抓住了我的胳膊，抓得很緊。很緊。外面有輛汽車在等我們。媽媽的男朋友卡洛斯坐在駕駛座上。媽媽把我塞在后排座上，她坐在了我的身旁。所有的人都一言不發。卡洛斯好像迷了路，我們朝柏林駛去。我想：這回可好，他們全都呆了，連到克勒貝爾的路也找不到了。 我們停下來加油。我告訴媽媽我餓了。我想吃面包，她給我買了3個。在開始吃第2個的時候，我感覺不舒服。卡洛斯不得不停車讓我到外面去吐。我們走在高速公路上，他們要把我帶到哪儿去呢？到儿童教養院去嗎？我會逃出來的。后來，我看到了“特凱爾”机場的牌子，這太過分了，他們要把我赶出柏林去。 我們下了車。媽媽一秒鐘也不离開我，一直像剛下車那樣緊緊地握著我的手腕。這時我說了這天晚上的第二句話：“請您放開我的手好嗎？”我說得很慢，每個字都咬得很清楚。她放開了我，但仍舊停在伸手就可以抓住我的位置。卡洛斯斷后，也保持著警惕狀態。我更加萎靡不振。他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反正他們從我身上什么也得不到。當母親拉著我朝寫有漢堡的通道走去時，我還是朝周圍瞥了一眼，看看有沒有辦法溜掉。但是我已經筋疲力盡，不能試一試了。 漢堡！真讓人喪气。我有一個奶奶，一個嬸嬸，一個叔叔和一個表兄住在离漢堡50公里的村子里。再也不是城里人啦。他們的房子維護得如此完美無缺，真讓人作嘔。地上連個灰塵顆粒都沒有。有一天，我光著腳在地上走了几個小時，晚上，我連腳都不用洗，可見有多么干淨。 在飛机里的時候，我裝作專心致志地看我的恐怖小說，實際上我也真的看了几頁。媽媽一直像條魚一樣一言不發，她甚至都沒告訴我，我們要到哪里去。當空中小姐開始那一套慣常的花言巧語時——您的旅途愉快……希望盡快地再次為您服務，等等——我發現媽媽哭了。接著，她開始說話，用机關槍的速度。她一直是為我好。最近，她總是夢見了我死在了公共廁所里，四腳抽搐，到處是血。是讓個毒品販子害死的，而警察通知她去認領尸体。 我總是覺得媽媽有心理玄學方面的特殊才能。假如某天晚上她對我說：“孩子，不要出門，我有一种古怪的感覺。”這時，就會發生某些意外：在一次緊急搜查中被抓住啦，上當受騙啦，一件討人嫌的事故啦，等等。听她述說她的夢境，我馬上想到了比科，他的威脅，和他的那些充當保護人的地痞朋友。可能這回是媽媽救了我的命，我不讓自己想得太遠。自從我錯過了出去的机會，我就不再思索了。 我的嬸嬸在机場迎接我們。我們和媽媽一起吃午飯，因為她要乘下一個航班回柏林。我想要一瓶“弗羅里達男子酒”，可是在這個豪華級的飯店里卻沒有這种牌子的汽水。雖然我渴得要命，可是我什么也沒喝。 我媽媽和嬸嬸給我上了一大堂課。她們二位在半個小時之中，為我描繪了今后年代中我的生活計划：上學，交新的朋友，學會某种有益的技能，然后帶著職業教育證書回柏林去。這并不复雜。媽媽流著淚向我們告別，而我，我克制住自己不去受影響。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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