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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7月4日，一個周五的傍晚，阿西莫夫獨自回到了紐約。他住進了克倫威爾酒店。這是他來紐約時常住的地方。但与往常只住一兩個晚上不同的是，這次他打算長住一段時間。 第一個晚上他极為孤獨。他知道自己是對的，應該离開与杰特魯德在一起時那种死水一潭的生活，离開波士頓那令人恐怖的閉塞；但下一步他該何去何從呢？寫作是他的避難所，但現在，書房正由一個運輸公司打包運往紐約，要几天后才能到。他不能在周末去出版社，正值法定假日，住在這個城市的許多朋友也已紛紛度假去了。他后來聲稱，那是他一生中度過的最可怕的夜晚，也是他自25年前在軍營中度過第一夜以來情緒最低落的一個晚上。 珍尼特再一次將他從悲慘的沮喪之境中拯救了出來。盡管她已机警地意識到杰特魯德的律師可能會對她在阿西莫夫夫婦婚姻破裂中扮演的角色提出質疑，她還是提出艾薩克在紐約安頓下來之前，可以暫時搬到她在中央公園西區80號的寓所內，但艾薩克決定不急著接受邀請。于是他只能在克倫威爾酒店度過第一夜，但他一夜未眠，輾轉反側，反复考慮著未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出現在了珍尼特的門前。 這一舉動將兩人的未來連接在了一起。在度過了孤獨的星期五之夜后，艾薩克与他的這位密友共享了一個美妙的周末。他們在中央公園漫步，從周六早上一直談到晚上；周日，他們又開車去了威斯徹斯特（珍尼特的父母住在那儿，但那時他們恰巧不在）。愉快的周末治愈了离异給阿西莫夫帶來的心理創傷。周末過完時，他覺得自己又恢复了活力和信心，隨時可以迎接這個世界及未來的种种挑戰；而有著自己心理學事業的珍尼特也得回到她的病人之中。 當意識到自己不能馬上開始寫大部頭的作品時，阿西莫夫開始陷入了煩躁不安之中。他擔心自己因為所受到的精神創傷太深而再也寫不出東西來。在克服了這种不合邏輯的迷信想法后，他強迫自己寫了一個樂觀的科幻故事，起名為《最偉大的資產》。雖然原定的雜志拒收這篇作品，阿西莫夫卻在當天將它賣給了坎貝爾。他又開始寫作了。 艾薩克与珍尼特在一起的時間越來越多，他發現自己呆在珍尼特公寓里的時間遠遠超過了克倫威爾酒店。經過一個多月的兩地奔波，珍尼特最終建議艾薩克搬到她的寓所，而將酒店的房間當做辦公室。克倫威爾可以作為他的郵件地址，還可以把他的書房也設在那儿。珍尼特的公寓离酒店并不遠，地方也足夠兩人住。艾薩克很快意識到他可以將自己的兩台打字机各擱一處，万一突然有了靈感，寫起東西來也很方便：這是個好主意。阿西莫夫接受了她的邀請。 隨著日子一天天地過去，1970年夏天，艾薩克与珍尼特都意識到，兩人墜入了愛河。當8月尚未結束，艾薩克到紐約還不到兩個月時，他們就公開了兩人的關系。艾薩克帶珍尼特出席了朋友們共進晚餐，其中有些人是她認識的。很快，他們便与戴瑞斯夫婦、本·波瓦、拉利·阿什米德及其他朋友一起出人于公眾場合了。艾薩克的朋友們都接受了這個新安排，并与珍尼特相處得很融洽。 拉斯特·戴瑞爾与艾薩克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坎貝爾任《惊奇》雜志編輯時，他們就一起為這份雜志撰稿。拉斯特的第一位妻子与艾薩克關系非常好，但在1969年的一次車禍中不幸喪生，戴瑞爾于1971年再婚，妻子朱迪·琳·本杰明也是艾薩克多年的好友。她在進伯蘭亭圖書出版公司前曾在《銀河》科幻雜志社工作過一段時間，因此像艾薩克的許多朋友一樣，她与艾薩克之間是一种公私兼雜的關系。 70年代初，艾薩克又煥發了青春。朋友們開始注意到他比以前似乎愉快多了。當然，他一貫擅長于隱藏自己的真實感情——信心十足地吹口气，掩飾自己所有的壓抑——他自以為這是個有效的辦法，而實際上并非如此。好友們都知道，他与杰特魯德的關系已是何等糟糕，逃离波士頓的生活束縛，對他來說有多必要。与珍尼特在一起，艾薩克又找回了自我。 珍尼特的愛情給艾薩克帶來了极大的幸福，但新的風暴又來臨了。70年代，艾薩克雖然獲得了解放，并与珍尼特兩情相悅，但這個年代對他而言的确是個多事之秋。 麻煩是從1971年7月約翰·坎貝爾的逝世開始的。盡管從50年代末，阿西莫夫与坎貝爾就已漸漸疏遠，但兩人仍有書信來往，并且他們的私人關系也未因為哲學觀點的不同而受到影響。阿西莫夫一向憎惡偽科學，而坎貝爾卻情有獨鐘，与紅极一時的流行作家羅恩·哈伯德創立的戴安納提克斯宗教團体及類似的一些組織過從甚密；同時月西莫夫堅決反對坎貝爾的政治、社會理論。坎貝爾是极端的親英派沙文主義者，阿西莫夫則是憎惡尼克松的极端自由主義者。但這些觀點的不同，并沒有減輕阿西莫夫在听到好友噩耗時的悲傷。 坎貝爾死于主動脈破裂，當時他正看著電視，享年61歲。成年后，他一直是個大煙鬼，且深知自己患有很嚴重的動脈硬化症，死神隨時都有可能降臨。 一些好友參加了他的追悼儀式。阿西莫夫讀了贊美詩第二十三節，然后眾人回到坎貝爾的家中喝了杯悶酒。 阿西莫夫說听到坎貝爾去世的消息時，他的悲痛僅次于兩年前他的父親朱達死時他所經歷的悲痛。他第一個聲稱，他的文學成就應歸功于坎貝爾并稱贊他是“我的文學之父”。 33年前，阿西莫夫認識了坎貝爾。盡管近15年來，他賣給坎貝爾的故事沒多少，但他知道，他欠這位《惊奇》雜志編輯的實在太多了。要不是在年輕時曾得到坎貝爾的指導和啟迪，也許他不會如此順利地取得文學上的巨大成功，并獲得丰厚的經濟收益。 坎貝爾去世后不到6個月，阿西莫夫的生活又出現了一次危机。1972年1月，在一次例行体檢中，他被發現患有甲狀腺癌，必須馬上動手術。 這是他活到52歲以來，第一次想到自己有可能英年早逝。他并不怕死，卻极其奇怪地害怕他所認為的死后的難堪，他擔心人們會嘲笑他只活了52歲，以為他是個病秧子。 手術非常成功（盡管他在開第一刀時給大夫背了一首關于他喉嚨被割開的打油詩，令大夫緊張万分）。不到三個星期，他就出了院，又回到了打字机旁邊。主刀大夫曾囑咐他好好休息，但艾薩克就是艾薩克，他抗拒不了自己生命中兩項最大的誘惑——寫作和做愛。出院后第四天，他就回到了設在克倫威爾酒店的辦公室。如果不是受到珍尼特的“人身束縛”，他可能回去得還要早。 艾薩克并不認為手術后做愛會危及健康。他開玩笑地告訴大夫，做愛沒有給他帶來任何不适。大夫卻不理睬他這一套，甚至發了脾气。艾薩克這才答應老實點。 盡管艾薩克經常用開玩笑或講滑稽故事的方式排遣焦慮（甚至于在做危險手術過程中），但他确實曾病得不輕。如果甲狀腺繼續腫大，他很可能會有生命危險。手術進行的也不是時候，正赶上他与杰特魯德圍繞离婚問題而鬧得不可開交。艾薩克聲稱，雙方應該好合好散，他最不希望的就是与已分居的妻子展開拉鋸戰。 几乎在艾薩克從西紐頓家中搬出的同時，兩人便開始辦离婚了。初始時一切看起來都還很順利。艾薩克提出給杰特魯德一筆錢，杰特魯德与其律師都認為是合理的。但沒過多久，不知何故，杰特魯德突然認為原先給的錢數不夠，并解雇了原來的律師，重又雇請了另一位，更加咄咄逼人。當這位律師凍結了艾薩克從豪頓·米弗林應得的收入以待裁決時，事情變得很棘手了。 艾薩克不服裁決，最終使得法庭改判。他并不是非要錢不可，但出于原則，他重新向法院起訴。他一向辯稱自己應該得到家中大部分財產，因為錢是他掙的。杰特魯德則稱在他寫書時，是她一直在維持著這個家并撫養兩個孩子長大成人，因此完全有權要求分得一半家產。可阿西莫夫似乎不認為杰特魯德的要求是合理的。 戰爭繼續進行著。在艾薩克的經濟与法律文件細節作為證据公開后，新聞界獲得了他的個人檔案。一家波士頓報紙披露，艾薩克每年能賺20多万美元。“只不過是”一個科幻小說作家，竟有如此惊人的收入，媒体將這一事實炒得沸沸揚揚，甚至還成了馬薩諸塞州電台廣播的一條新聞。 為辦离婚手續，艾薩克不得不經常返回波士頓，不僅耽誤了工作，也打亂了生活秩序。這對他的事業很不利。令他痛恨的是，与杰特魯德沒完沒了的爭吵使他無法保持惊人的創作量。但艾薩克喜歡戰斗，為了原則，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戰斗到底。在這方面，他似乎有著非常奇怪的道德准則，并不認為欺騙妻子是不道德的；但如果在商店里別人多找了他一分錢，他會馬上還回去。 艾薩克稱，自己根本沒有通奸行為。這只是因為杰特魯德沒找到證据。她的律師無疑是想通過指控艾薩克有通奸行為，使案子對她更有利，從而得到更多的財產。但艾薩克一定已把事情辦得滴水不漏，以至于對方根本無法指控他。還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杰特魯德不愿意相信自己的丈夫在分居前就已背叛了她，因此拒絕深究這一點。 在綿延數月的辯論、要求与反要求中，杰特魯德的律師玩著小孩子式的把戲。他們所喜愛的消遣是，要求開庭審理，這樣艾薩克就必須到庭參加；然而在最后一刻，他們又取消了開庭，艾薩克等于往返白跑了500多英里的路程。這种把戲玩得太多了，以至于審判終于在1973年11月16日舉行時，艾薩克毫無准備而有點吃惊。那一天，終于達成了協議，艾薩克与杰特魯德正式离婚。 艾薩克极力頌揚自己离婚時的慷慨之舉。他公開聲稱，他想多給杰特魯德點財產，以至于連他的律師都認為如果那樣就給得太多了；而且，他甚至讓他的律師不要再為削減贍養費爭論不休了。他說，他沒有听取自己律師的意見，而是堅持要求杰特魯德接受自己最初提出的非常慷慨的建議。 所有這些，听著實在不像是他說的話，完全不可信。實際上，他的這番聲明与他好友們回憶起的夫婦倆之間的爭吵恰恰相反。最有說服力的是，据艾薩克自己透露，离婚的法律費用就花掉了他5万美元。如果從一開始他就能如此寬容大方地堅持給杰特魯德一筆多于她所應得的錢，那這筆訴訟費确實是大得可笑了。 在長達3年半的离婚大戰中，艾薩克与他的新伴侶必須面對的還不僅僅是法律和經濟上的爭執所帶來的痛苦。艾薩克剛做完甲狀腺手術不久，珍尼特便發現自己的左邊乳房得了乳腺癌。1972年7月，她被送進醫院做了探測手術，醫生發現了腫塊，為她做了乳房切除。 從手術中醒來后，這個消息令她万念俱灰。艾薩克堅持陪在她身邊，并稱自己必須是她看到的第一個人。這是珍尼特經歷過的最痛苦的事情了。她自然認定，這种毀形意味著艾薩克將离開她，投向別的更年輕、更健康的女人。 艾薩克安慰她，說她簡直是在說傻話，他決不會做出這种事的，還說他愛她至深，只要他一脫身就馬上娶她；但他的話并沒起什么作用。當他意識到這一點時，他想到了自己著名的幽默感。他聲稱，如果她是個歌舞女郎，如此悲傷是可以理解的，切掉一只乳房可能意味著她將失去平衡，從而影響她的事業，但事實卻是她不是歌舞女郎，還有什么好擔心的呢？ 這個幽默起了作用。几天來，珍尼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并慢慢開始習慣了這种情形。 兩人共同度過了手術的難關，并一起克服了隨之而來的心理与生理的痛苦，這無疑使他們更加親近，對彼此的感情更有信心。然而，這并不是与离婚同時進行的最后一場感情戰。 1973年6月，珍尼特又一次患了重病，這次是蛛网膜下出血——一种以腦外膜為中心的內出血。 出血的那天，艾薩克正在波士頓。下午他給珍尼特打電話時，覺得她說話有點含糊不清，顛三倒四；但她讓他放心，說只是沒睡好覺有點累了。艾薩克信以為真，也就沒多想。直到珍厄特的一位患者在電話中發現她已完全語無倫次時，警鐘才響了起來。這位患者設法從珍尼特口中問出了她的醫生名字，開始打電話求援。珍尼特馬上被送往醫院。艾薩克也隨即接到了消息。他很快就赶回紐約來陪她。 當時還不能确定珍尼特是否需要做腦手術，但最終醫生決定不做。她在醫院里住了近三個星期，進行各類檢查。直到第六個星期，她才覺得好些。 然而，這次事件仍不是災難的終結。8月，珍尼特出事后的兩個月，艾薩克的母親安娜·瑞琪爾去世了。當時，馬上就是她的78歲生日，且几乎剛好距她丈夫去世四周年。 瑞琪爾一直沒能從失去朱達的悲傷中走出來，甚至還希望自己能早點死。盡管艾薩克為失去了母親深感悲痛，但終究不像1969年父親的去世對他的影響那么大。艾薩克知道，死對母親來說，其實是种解脫。 從許多方面來看，這都是艾薩克一生中最黯淡的一年。似乎是為了使這一年有個圓滿的結局，1973年11月，又發生了不幸之事。就在离婚將最后判決，即艾薩克与杰特魯德婚姻將要結束的前几天，羅賓得了重病。 1973年夏，羅賓去了佛蒙特的溫德漢姆大學，在那里過得很愉快。10月底她以為自己患了重感冒，隨著病情越來越重，她住進了校醫院，檢查結果發現她的白血球數很低。杰德魯德赶到學校，把羅賓帶回到波士頓，并去儿童醫院做了診斷檢查。白血球數很低的說法自然使艾薩克以為他的女儿患了血癌，但經過全面檢查，醫生排除了這個可能性。羅賓服了大量的青霉素，在醫院住了几天后病情就開始好轉。 羅賓不得不呆在家中修養一段時間，因此也就無法完成溫德漢姆大學的學業。她与父親談了此事。經過几個月的反复思索，她最終決定不再返回溫德漢姆大學，而于1974年進了波士頓大學。 1973年底，在与珍尼特共同處理完他的一系列家庭問題后，艾薩克開始認真考慮再婚的可能性了。11月底，他正式向珍尼特求婚，珍尼特接受了。几天內，他們就已開始計划婚禮。兩人都對舉行宗教儀式毫無興趣，也不喜歡市政大廳毫無情趣的登記儀式。他們決定在珍尼特的寓所舉行婚禮，日子定在1973年11月30日。 每當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艾薩克總是滿怀溫馨。那是個浪漫的時刻，從珍尼特的客廳望去，能清楚地看到夕陽正從曼哈頓的高樓大廈往下墜去，燦爛的余輝將道道金光洒入屋中。道德文化協會（艾薩克与珍尼特都与此協會有關系）的愛德華·艾里克森為他們舉行了儀式；他們的兩位朋友艾爾和菲利斯·巴克做了證婚人。儀式開始前，珍尼特將電話的听筒摘了下來，結束后她剛挂回上去，鈴聲就響了，是奧斯汀·歐尼從波士頓的豪頓·米弗林出版社打來的。他告訴了他們一個好消息，出版社打算接受珍尼特的一部科幻小說《第二次試驗》。這是她首次嘗試賣小說，能被接受，真是令她大喜過望。這也是個好兆頭，預示著這對夫婦未來共同生活的一個美好開端。 珍尼特与艾薩克的結合，可謂是珠聯壁合。她從不干涉他的工作方式，知道艾薩克是個工作征，一天必須在打字机旁呆10個小時以上，与他需要氧气和食物一樣自然，她尊重這個事實。她鼓勵艾薩克更多地參加社交活動，使他走出了自我封閉。更重要的是，她治愈了他的旅行恐懼症。 但即便是珍尼特，也沒能把艾薩克拉上飛机，盡管兩人一塊儿發現了僅次于飛机的最好方法——乘船旅行。 在此之前，艾薩克已經意識到不用坐飛机就能環游世界的可能性。1973年夏季，他曾乘坐“堪培拉”號前往非洲海岸看日食。接著在這一年末，他又与珍尼特搭上了“QE2號”去看“科浩泰克”結星。但，真正的突破是在他1974年對英國的訪問。 這次旅行是由門撒國際１組織的。該机构認為這是讓阿西莫夫為它做宣傳的好机會，同時他還能在英國促銷自己最新小說《諸神》。這本書是他經過長時間的沉寂后重返科幻小說界的標志。在此之前，阿西莫夫的飛行恐懼症一直是他訪問歐洲的絆腳石，但現在他有了乘船旅行的新愛好，沒什么能阻止他了。 １門撒國際（MENSA），系一國際組織，成立于1946年，其成員都曾在正規的智力測驗中居前2％。——譯注 1974年6月5日，QE2號停靠在南安普敦港口門撒國際的史蒂夫·奧德爾前來迎接。他是他們在此逗留期間的導游。他們參觀了許多著名的景點：去了斯通亨格，乘車游覽了考茨沃茲，在牛津小住了几天，并隨一個旅游團游覽了倫敦。阿西莫夫在查林克羅斯路的福爾斯書店舉辦了一個簽名售書儀式。在儀式上，阿西莫夫在英國平裝書的出版商黑豹出版社的代表，向他透露了一個消息，說阿西莫夫作品的銷售量遠遠超過了他們所出版的任何一种書。在伯明翰，阿西莫夫發表了一次与門撒國際組織有關的演講，阿瑟·克拉克在演說開始前替他做了介紹。 有一段時間，阿西莫夫私下里曾怀疑過智商理論的价值，但門撒國際這個組織對他很友好，尤其在英國時給了他很多關照。 艾薩克一直都未意識到自己是個親英分子，但這次旅行讓他覺得如果自己生來是個英國人，那該有多么愜意啊。他一直喜歡住在城市，熱愛在紐約那种緊張、熱鬧的生活，但實際上，歐洲較緩慢的生活節奏同樣令他感到舒适。艾薩克与珍尼特都是歷史迷，在未曾親自游歷舊世界前，艾薩克就曾研究并撰寫過有關歐洲歷史的著作，而珍尼特則煞費苦心地收集与歐洲歷史有關的資料。對兩人而言，英國都蘊藏著眾多給人以啟示的東西，當离別之際到來時，他們真希望此次旅行能安排得長一些。 就在這次旅行中，阿西莫夫首次對人文主義產生了興趣。這种思想流派將人類文化与成就放在哲理思考的第一位，完全摒棄了宗教式迷信的觀點。 人文主義的第一個觀點听起來似乎有點像坎貝爾式的理想者或超人，但事實并非如此。人文主義并不認為人類优越于其他形式的生命或宇宙中可能存在的其他种族，但它极為強調人的思想与創造力。它摒棄任何以為人類是由某位不明之神創造的觀點，認為人類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阿西莫夫對人文主義抱有嚴肅的態度。他經常發表与其相關的演說并寫文章甚至整本書來探討。晚年時，他成了美國人文主義協會的主席，擔任此職務一直到他去世。 自然，阿西莫夫的所有作品都受到其政治与哲學觀點的影響。盡管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對事物的看法有了微妙的變化，但在一生中，他的社會、政治与哲學觀點的主体始終是連貫的、一致的。 阿西莫夫深信，教育与知識是最重要的，并堅信把持政權者的無知是世界產生种种問題的根本原因。如他的許多朋友和同事一樣，他為許多人對科學的無知感到悲哀与震惊。他認為，對于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來說，這种無知就更駭人听聞了。阿西莫夫天生是個教師，在他以施教為樂的背后，隱藏著他的渴望，即將他認為是最重要的東西講授給听講者。 在阿西莫夫的演說及眾多非小說類作品中，一個反复出現的主題就是：他認為這個世界人口已經過剩，這种傾向繼續与否將是影響未來的關鍵，關系到未來世界是充滿了災難与饑荒，還是能夠健康發展，使其居民享有安穩舒适的生活。在他的小說中，他也強調了這一主題。《鋼之洞》描繪了地球大都市的惡夢及由于人口過剩、食物短缺而造成的必須由計算机來控制的管制局面。在此書中，阿西莫夫認為人口過剩、食物短缺几乎是未來不可避免的一個特征。 阿西莫夫引起人們警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作為世界最著名、最成功的科普作家，他盡心盡力地發揮著自己的作用。通過在美國人文主義協會的工作，通過他的作品及他在電視、廣播講座中頻繁露面的机會，他不斷探討、分析有關未來世界的重要問題，并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方案。他以此方式加入了由愛因斯坦、伯納德·羅素等偉人開創的事業。他有著与他們共同的理想，主張建立一個世界政府，實行全球裁軍，運用科學來解決社會的种种問題，并防止新問題的出現。 雖然阿西莫夫并未公開卷入政治，但他是個安坐于扶手椅中的激進的民主党人。在所有的政治家中，他對尼克松最為痛恨，甚至宣稱如果魔鬼撒旦成為民主党的總統候選人參加競選，他宁可投撒旦的票也不會支持尼克松。水門事件爆發前几年，阿西莫夫對尼克松就已有疑問，事發后，更是幸災樂禍，認為這是尼克松罪有應得。 盡管他未曾支持哪個政党，但從更廣泛的意義上看，阿西莫夫還是講政治的。他參加過旨在揭示人口過剩問題的“非雙親日”游行。當田納西州的原教旨主義團体試圖在公立學校廢止進化論的教育時，他也參加了為此進行的多場戰斗。他認為，不論是在何處，也不管采取何种方式，打敗無知都應是自己的責任。 1974年秋天，回到紐約后不久，阿西莫夫夫婦開始考慮搬出珍尼特的公寓。 珍尼特看中了西六十六街上的一套住宅。這是個理想的居所，位于一座33層大廈的頂樓，是紐約最封閉的住宅區之一。房屋寬敞、宁靜，靠近博物館，還能俯瞰中央公園的美麗景色。 一位出版商曾介紹說，80年代末，他到同一街區去看一套現代得多的公寓住宅，帶他參觀的房產商指著街對面比他們低許多層的一間頂樓房屋說：“那是阿西莫夫夫婦的家。”這位出版商目瞪口呆地回答道：“哦，我以為是一個室內足球場呢。” 艾薩克對搬遷并非很熱心，但承認這是必須進行的。珍尼特希望能有個大點儿的家，而且樓上新搬來的住戶喧鬧异常。艾薩克每天仍去克倫威爾，但那個地方也出現了變化，業主正將它改建為一座住宅樓，原很宁靜的酒店里施工噪音不絕于耳，也令人很煩躁。 直到第二年春，他們才安排好了种种搬遷事宜，那時阿西莫夫正在寫一篇新的科幻故事，這就是他最著名的《活了二百歲的人》。這部作品于搬遷前夜在克倫威爾封筆，這也是他在這家酒店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隨后，他廢棄了這個辦公室，將他心愛的書房及价值無限的手搞搬到了新家。 阿西莫夫很快适應了新環境。這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搬家，他在那里生活、工作，直到他去世，前后近20年時間，這是他在一個地方住過最長的時期。 70年代中，阿西莫夫已是世界科學名人了。他在宴會与科學會議上發表演說的酬金達到了很高標准，并經常應邀上電視。自從1957年第一次在有線電視節目上露面以來，到了六七十年代，几乎每個月，這位“好醫生”都要上電視談談科學新動向。1974年，他甚至被載人《大英百科全書》，阿西莫夫，艾薩克的名字和科幻小說界的其他偉人，如亨納恩和克拉克等，一塊儿被列在了“科幻小說”這一條目之下。 阿西莫夫還引起了好萊塢的關注。他的許多小說，包括《鋼之洞》、《赤裸的太陽》和《我是机器人》等的電影版權都被好萊塢購走，但始終未被拍成電影。其中《我是机器人》這部作品差點儿上了銀幕。 1977年，好萊塢制片人約翰·曼特利、愛德華·劉易斯和麥爾德雷德·劉易斯開始行動起來。他們購買了這部机器人小說集的電影版權，并請哈蘭·艾利森改編成電影劇本。這次購買行動是在《遭遇第三類》与《星球大戰》引起全球轟動沒多久進行的。當時，這兩部電影使科幻小說風靡了全世界。這部電影的預算是3億美元。艾利森寫出了長達200万字的劇本，但拍攝計划卻很快因艾利森和制片人意見不統一而告吹。艾利森不喜歡新近泛濫成災的《星球大戰》式的科幻電影，而好萊塢需要的則是更多類似的影片，而不是艾利森改編后的那种很前衛的劇本。阿西莫夫本人很欣賞由艾利森改編后的劇本《我是机器人》。与其產生拍攝念頭一樣，好萊塢以同樣迅疾的速度取消了計划。 除那次應邀將《神奇的旅程》改編為小說的不快經歷外，阿西莫夫從未与好萊塢打過交道，其主要原因在于他頑固地拒絕旅行。但在那時，凡是初涉科幻小說領域的人都會想到艾薩克·阿西莫夫。從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的暢銷程度來看，他是位非常引人注目的作家。 不僅如此，阿西莫夫還積极推動科學知識的普及，參加社會与政治問題辯論，頻繁地在電視和報紙上亮相，并享有高產作家的美譽。他經常接受邀請，為科幻片的拍攝做顧問；但因不愿動駕前往加利福尼亞并從未考慮過要搬到那住一段時間，他的參与最多不過是与制片人草草聊上几句。 《星際艱旅》的制片人吉恩·羅登伯利在60年代初与阿西莫夫成了朋友。他在拍攝科幻系列片時，經常向阿西莫夫請教。羅登伯利經常与影片的攝制人員發生爭執。這些人對科學一竅不通，但卻常常對他劇本中的一些科學觀念的可行性提出質疑。每逢此時，羅登伯利便給他這位著名購朋友打電話求援。當那些被他視為伙計的人都敢怀疑他的想法時，不難想象羅登伯利所感受到的憤怒与挫折的程度。阿西莫夫是他行之有效的秘密武器，并且總是讓他旗開得胜。 阿西莫夫非常喜歡《星際艱旅》，并在70年代參加了許多這部影片的影迷聚會。這些“旅行者聚會”在當時曾風靡一時，阿西莫夫偶爾也以星際發言人的身份出現，為怪异的“旅行者”們做些表演，有時參加聚會的人數竟高達數万。 伍迪·艾倫可能是第一位來找阿西莫夫的電影制片人。在其影片《沉睡者》尚處于計划階段時，有一次，艾倫邀請阿西莫夫共進午餐，希望能檢驗一下劇本中的科學問題，以保證其想法的可行性。阿西莫夫讓他盡管放心。兩人聊了有一個小時，這是阿西莫夫最后一次見到艾倫。事后，他連封感謝信也沒收到。 与此類似，保爾·麥卡特尼也來找過阿西莫夫。兩人在紐約見了面。麥卡特尼說明了他正在构思的一部電影的創意，講的是一群外星人假扮成一個著名流行樂隊的故事。他問阿西莫夫是否能簡單起草一個劇本。阿西莫夫同意了。期限未到，阿西莫夫就早早交了稿，但被退了回來。此次阿西莫夫的勞動成果得到相應的回報，但也是他最后一次听說這部電影的拍攝計划。 阿西莫夫与電影界最密切的一次接触是在1975年，史蒂芬·斯庇爾伯格請他出任其新作《遭遇第三類》的技術顧問。兩人初次在紐約見面時便一見如故。盡管阿西莫夫認為這部片子不錯，但他還是謝絕了斯庇爾伯格的邀請。 一些人對阿西莫夫對電影界的態度感到惊訝，但從現在看來，這并沒有什么奇怪的。畢竟，他在將《神奇的旅程》改編為小說時曾經歷過重大的挫折。阿西莫夫從不善于与人共事，在其事業中也极少与人合作。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沒必要卷入電影界。 70年代中，阿西莫夫已是擁有數百万資產的富翁了，無意再因到處奔波或因往返于紐約与加利福尼亞之間而打亂自己的生活。他并不需要錢，而且在科幻小說界已享有极高的聲望，卷入電影界根本不會使他的名聲再提高到哪里去。另外，他也不覺得在電影圈內工作有什么樂趣。 他曾宣稱：“我討厭好萊塢，總是想方設法躲它遠點。”１在別的場合，他也說過：“電影界真的不合我的口味。”２他說自己并不為未涉足電影界而感到后悔。 １艾薩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又笑了》第50頁，紐約哈普·科林斯出版社1992年版。 ２《歡樂永存》第717頁。 70年代初，因健康出問題后，在珍尼特的敦促下，艾薩克同意保養自己的身体。他開始控制体重并越來越注意營養。在珍尼特的堅持下，他們還經常一起去度假。1976年他們离開紐約，搭乘QE2號前往加勒比海旅行，度過了非常有意義的兩周。自然，艾薩克并未完全放棄工作。他每天至少寫作兩個小時，只是不再像以前那樣，為了創作整個假期都將自己關在屋里，也不像他呆在家時那般刻苦了。 盡管如此，70年代末，他的身体狀況仍然急轉直下。自1971年甲狀腺手術以來，他的健康出現第一次惡化是1977年的冠狀動脈栓塞的發作。 這其實是個警告，但奇怪的是，直到事件結束后，艾薩克才知道自己是心髒病發作。 1977年5月，艾薩克正在賓夕法尼亞州做系列公開演講。當演說進人到一個非常緊張的階段時，病情發作了。剛開始他以為是腎結石這個老毛病又犯了——在過去的20年中，這個病症曾一直困扰著他。 他認為，疼痛可能是由于臨睡前在酒店的臥房里吃了塊油膩的奶油蛋糕而引起的，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凌晨時，一陣劇痛又將他惊醒，這次他以為自己快要死了，甚至將葬禮安排及所希望的悼念儀式都一一向珍尼特做了交代。 天亮后，疼痛消失了，他不顧珍尼特的反對，決定按原計划繼續行事。盡管當時他感到极為疲乏，甚至覺得快喘不過气來了，但他仍一邊演說，一邊聲稱：“我沒時間得心絞痛。” 回到紐約數天后，由于珍尼特的強烈抗議，艾薩克終于去看了醫生并接受檢查，檢查結果讓他大吃一惊，几天前他感覺到的劇痛确實是一次心髒病發作，只是比較輕緩，讓他走了一次運。 几小時后，艾薩克便被送往醫院，接受更嚴格的檢查和觀測。他在醫院住了三個星期，頭几天住在特護病房，接著又搬進了單間，處于全天候的監視之下。 被強制關了兩個星期后，艾薩克簡直要瘋了。他終于說服醫生，在嚴格的監督下允許他每天工作一小段時間。這才使他的日子好過了點。珍尼特每天都來看望他，第二周，拉利·阿什米德也打了几次電話來詢問病情。 三周后，艾薩克終于出院了，但醫生要求他減輕20鎊体重，減少工作量，經常徹底地休息，在度假時完全忘卻工作。他同意了第一項要求，在出院一個月后減掉了20鎊体重，而其他几項，都只有部分達到要求。 盡管這十年給他帶來了种种的磨難和問題——离婚時法庭上令人沮喪的場面，他本人和珍尼特頻繁地住院，對女儿健康的擔憂——但他還是實現了自己的夢想，在《作品100））出版后的十年多一點的時間里，他出版的著作總數又翻了一番。1979年底，《作品200》出版后，他亦作為文學歷史上的前十位多產作家之一，被載人了記錄叢書。 整個70年代，阿西莫夫一本接一本地不斷發表非小說類作品，鞏固了作為世界科普領袖這一令人敬畏的地位。然而，他還是抽出了時間發展別的興趣并取得了新的成就。正是在這十年中，他重返科幻小說界，令熱愛他的百万書迷興奮不已。 盡管時間間隔了15年，但當阿西莫夫再度回到科幻小說創作領域時，仍向世界表明，他的創作魔力并未消失，這期間寫的一篇科幻小說甚至還被人奉為他最优秀的一部作品。這部書出版后，阿西莫夫又成了科幻小說界的寵儿，得到了最高的榮譽。早年的科幻小說大師重出江湖，他寫的新書仍是最成功的著作之一，評論界的掌聲及全球百万冊的銷量再度令他名利雙收。 ------------------ 書香門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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