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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劇演員的自白


——《從頭說起》選章
作者:黃宏

做好事不留名

  人們常說:做好事不留名。
  可是有的時候,做完好事不留名還真不行!漠河是中國最北方的一個小鎮。在這里,夏天的黑夜短,冬天的黑夜長。冬季到來,景色十分壯觀,冰天雪地,大雪沒腰,樹是白的,山是白的,宛如一個銀色的世界。一年的寒冬腊月,我隨沈陽軍區文工團來到這里,為部隊演出。
  真叫一個冷啊!滴水成冰。最低溫度零下四、五十度,穿著老羊皮大衣還凍得渾身打顫。劇場設在一個大車庫里,演員們嘴都凍得不听使喚,大家裹著皮大衣,圍在爐子旁,哆里哆嗦候場。有的女演員凍得直哭,你想冷到什么份上。再好的節目也听不到台下的掌聲,戰士們用跺腳來代替鼓掌,那种演出場面真是令人難忘。
  那是一個大肆宣揚做好事不留名的年代。我是一名年輕的共青團員,更有著滿腦子渴望奉獻、付出的念頭。我們當時住在老百姓的一家大車店里,所謂的大車店其實就是那种最便宜的旅店,圓木壘的房子,長長的一溜火炕,屋子中央生了個大火爐。
  演出前,我看到灶坑里的火快熄滅了,摸了摸微溫的火炕,忽然產生了一個為大伙做好事的念頭,把炕燒熱!我暗暗拿定主意,心里十分得意。當晚我是第四個節目,下台后直奔大車店。漠河地處大興安岭林區,遍地都是木材,我先劈柴,后燒炕,甩開膀子大干。其實燒火炕很簡單,但絕對不能用急火,不然的話,后果不堪設想。我哪里知道這些,只想著在隊友們回來之前讓炕熱起來,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四個灶坑全部塞滿了劈柴,那么冷的天,我居然忙乎得滿頭大汗。
  干完了好事,我又急忙跑回劇場去參加謝幕。但是演出已經結束了,當時的教導員劉錫安很嚴肅地問我跑到哪里去了,然后狠狠地批評我無組織無紀律。我低著頭接受批評,心中卻充滿自豪。心想:你不用生气,呆會儿高興還來不及呢!果然,當演員們跺著腳搓著手回到大車店的時候,一推門,熱浪便扑面而來。所有的人都惊喜地叫起來:太好啦!這是誰干的?我預想的結果終于出現了。大伙一邊歡呼雀躍,一邊脫下厚重的棉衣,穿著背心褲衩在炕上折騰,有的人還用火爐上的熱水洗開了澡。看著眼前的情景,我的心里甭提有多美了,簡直都被自己給感動了。盡管還有人用充滿感激的口吻詢問著到底是誰干的,我也默不作聲地躲在一旁欣賞著自己的勞動成果。
  大伙終于睡下了。可是沒一會儿又都起來了。原來,炕燒得太熱,所有的人都扛不住了,翻過來掉過去地折騰了半天,一個個抱著棉被開始由炕頭往炕梢挪。只有我們的老隊長范延東不為所動。范老師是個体重二百多斤的大胖子,打起呼嚕來格外的響亮,看著大家都往炕梢靠,范老師得意地說:你們這幫家伙真不會享福!你們不睡我睡!他說著就把自己的毛衣毛褲棉衣棉褲都舖在身子底下,躺在高高的褥子上打起呼嚕來。
  迷迷糊糊地睡到半夜,忽然有人大喊著火啦,我睜眼一看,屋里煙霧彌漫,已經看不見人。炕頭竄起了火苗,我嚇坏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好半天,才明白禍是我闖的。這時大伙已經穿著背心褲衩在屋里救起火來,拿著水桶直往炕上澆。最慘不忍睹的是我們的范老師,他所有的衣服都被燒了個精光,披著條濕被子站在那儿直運气。大車店里烏煙瘴气,亂作一團。
  教導員劉錫安大聲地喝道:到底是誰干的?!今天必須查出來!對!誰干的?把他揪出來!我瞅瞅這個,看看那個,心里直打鼓:我是說還是不說?人都說做好事不留名,對,我不能說!這時火已經被扑滅了,窗門大敞四開,外面的冷風颼颼地刮進來,地下炕上全都是水,看樣子很快就會結冰。看著眼前的情景,劉教導員气得直打哆嗦,當然他的哆嗦里肯定也有冷的成分。
  當時,我哆嗦得比誰都厲害。開會,一定要查出罪魁禍首!劉錫安宣布。大伙全都披著被子,裹著羊皮大衣愣愣地站在那儿。
  我小心地觀察了一下屋內的形勢,知道必須挺身而出了,于是我舉起了手:我說兩句,都說做好事不留名,我本來是真不想留名的,可是……大家都像看怪物一樣地看著我,好像不知道我在說什么。劉錫安好半天才蹦出話來:這……這還是好事嗎?這里是大興安岭,著了火是鬧著玩的嗎?!你這個家伙……唉!好不容易做了一次好事,得到的卻是這樣的結果。那年頭的工資都不高,听說就因為這場火災,范老師得到了那年全隊唯一的一份救濟補助。
  后來大興安岭真的著起了大火,我義不容辭奔赴火線慰問演出。也許,在內心深處,我仍然有著漠河大車店的那一次險些釀成火災的后怕吧?收發室的情緣收發室曾經是我不大喜歡的地方。我想,它既是自由主義泛濫的場所,又是個是非之地。一些沒事干的人經常端著個大茶缸,一泡就是一天。春夏秋冬,天天如此。張家長李家短,沒有說不到的地方。從國內說到國外,從地球說到宇宙,從克林頓說到院里的寡婦。誰到誰家來,誰往誰家去,哪家來個女的,什么時候走的,為了盯著人家出門的時間,有時候能舍棄一頓午飯。
  因此,除了打電話,取報紙信件,我從不在那里逗留。
  你可以不喜歡它,可你不能得罪它。別看收發室的權力不大,但有時,還真离不開它。那時,全團只有一部電話,關系好的來電話了,老頭可以站在院里給你吆喝兩嗓子;關系不好的,他說不在,把電話一挂,你也沒脾气。那時通訊落后,收發室門口那塊黑板就是bp机,他要是用粉筆給你寫上一條,給誰回電話,可算是最大的情分了。后來大家有了bp机了,他又出了新招,用小鎖頭把收發室撥盤的電話鎖上,讓你接到傳呼也回不了電話。
  收發室有個气筒,沒事老頭把气筒里的皮墊卸下來,在手里攥著,遇著順眼的他才給你安上,經常是自行車的气沒打上,人气得夠嗆。
  一天,我去收發室取信,正赶上他們在議論我的小品。本想扭頭躲開,听了兩句覺得說得還挺有道理。
  看沒看昨晚的《招聘》?黃宏演的!你別說,還真不錯!我一露面,別人對我說:哎,黃宏,你也不會喝酒啊,酒嗑嘮得不錯!三盅全會,整啤的!絕了!我問:你們平時都愛喝酒?還有什么酒桌用語?感情深一口悶,感情鐵喝出血呀!這兩句后來在全國流傳的話,最初就是我在收發室里捕捉到的。
  也正是從那次開始,我對收發室的印象有了改變。這里是有些不盡人意的地方,亂,雜,包括那里的气味。但有一點使我愿意走進它:這里有一群真正的老百姓。D
  我在部隊文藝界有一個綽號,叫全軍一大遛。也就是說,我寫完一篇作品,愿意念給別人听。听者無意,說者有心,內行談門道,外行听熱鬧。通過他們對作品的反應,我可以判斷出作品是否抓人。
  收發室不就是我檢驗作品的最好場所嗎?我的許多作品,包括《超生游擊隊》等的第一個檢驗場所都在這里。
  久而久之,我在這里得到了收獲。久而久之,他們對听我的作品也越來越感興趣。不管意見是否成熟,卻常常爭辯得面紅耳赤。
  上次,我才說了一條意見,你說了三條,可是我那一條人家黃宏照著修改了,你那三條,人家根本沒理你的碴!尤其是看收發室的老徐頭,經常跟外面的人吹牛:黃宏的小品都是我幫著整出來的。可當我問他的時候,他卻全然否定。
  任何事都是如此,只有你真正地走近了它,你才會了解它的魅力所在。收發室,聚了又散,散了又聚,日出而聚,日落而散。
  有位看倉庫的老頭和老徐頭是好朋友,雖說自己一份雜志不訂,但是全團的雜志他必須看個遍才讓老徐頭發放。因此,大家給他起了個綽號叫老雜志。沒有他不知道的事,也沒他能說明白的東西。至今我還記得,他翻雜志時冥思苦想的表情,遇到生字時抓耳撓腮的尷尬,他和老徐頭一直是我作品最忠實的听眾和評委。
  后來我上了大學,因為背題枯燥,有時收發室就成了我的自習室,把哲學、政治經濟學、大學語文、邏輯學和馬列主義原理統統帶到了收發室背給他們听,其他的人都听跑了,只剩下了老徐頭和老雜志。當我背完一段剩余价值時,老徐頭拿起飯盒歎了口气:唉!一條剩魚(余),有什么价值?那時我明白了一個簡單道理:幸虧我的作品不像剩余价值那樣枯燥,否則就沒人听了。
  我不僅對收發室,而且對老徐頭也產生了感情。我們演出回來得很晚,敲門可費老大勁了。后來,我每次回來時,都給老徐頭帶上一盒夜餐,只要是趴在門口輕輕地說上一句:帶夜餐了!那門開得別提多痛快了。后來,老徐頭問我:黃宏,听說每次你給我帶飯都跟人家說是給狗帶的?,唉!什么狗啊人的,反正都是看門的!我這一句玩笑不要緊,害得我小半年沒叫開門。
  后來我調到了北京。有一次回沈陽,我特意到團里,也特意到收發室看了一眼,換人了。這里也比從前冷清多了。不知為什么,我的心一下子變得空落落的,像丟了什么貴重的東西似的。
  每一個人,每一張臉,每一次微笑,每一回沉思。老徐頭專注的表情。
  不絕于耳的電話鈴聲。冬天掀開門帘的剎那扑面而至的溫熱。
  人們七嘴八舌的話題。漸漸地,我的記憶也變成了一間收發室,收集往事,發送情感。總有一天,我會把你寫入我的作品:我的收發室!我与小品一起調入總政我是總政歌舞團唯一不搞歌舞的小品演員。還沒調到總政歌舞團的時候,我就知道這是全國一流的文藝團体,它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演員。當時總政歌舞團所謂的十大腕在全國都是赫赫有名的藝術家:李雙江、克里木、彭麗媛、董文華、王秀芬、程志、郁鈞劍、閻維文、毛阿敏和熊卿材。后來,我和蔡國慶也成為其中的一員。
  我調入總政,首先結識的人就是李雙江,應該說,我是听著他的歌聲長大的。他熱情好客、樂于助人,在我調動過程中,他忙前忙后,真像個老大哥。他的為人和他的歌聲一樣熱情奔放。
  在總政歌舞團,演員們不僅在藝術上互相學習借鑒,在日常生活中相處得也很融洽。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性格特點和愛好。閻維文家里存有全世界各地的名酒,而自己在酒桌上卻滴酒不沾。郁鈞劍雖說家里存酒不多,但在酒桌上卻健談豪飲。程志說起話來口若懸河,沒有談不到的話題,可笑的是,家里養了一條小狗,一見到蔡國慶就叫,后來我為它編了一段廣告語---程志家養了條小狗,一見著蔡國慶就叫。因為它經常趴在鋼琴上听程志發聲,因而不喜歡通俗。
  在這個團体中,只要你工作干得出色,什么問題都不用你費心。
  我剛剛調到總政不久,因為沒有房子,所以暫時住在賓館,一天在院里見到了團長。
  黃宏,你剛來有什么困難沒有?沈陽的東西都陸續運來了,沒有地方存放。哦,你還沒有房子吧?那你住在哪儿?賓館!是這樣……團長沉吟了一下,馬上又問我:你現在是什么級別?師級!好,你稍等一下!說著,上樓了,五分鐘后他拿來了一串鑰匙。這是一套師職住房,你去看看,如果滿意,赶緊安頓下來,馬上要下部隊演出了。我惊訝地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當我來到那套新房子的時候,不知所措了。四室一廳,上下樓,一切設施俱全。
  我當時的第一個念頭就是:要好好工作,報答總政歌舞團的知遇之恩。
  總政歌舞團上為中央軍委和三大總部,下為全軍各大軍區各大兵种服務。全國各地,大江南北,到處都留下了總政歌舞團的足跡。每年要完成一百二十場的下部隊演出任務。在任務面前,所有的演員責無旁貸。這樣的工作強度,在全國任何一家文藝團体都是不可想象的。
  下部隊演出有時一天要連演三場,而且還不在一個場地,長途奔波,十分勞累,但所有的演員以苦為樂,把下部隊當成一件愉快的事情。演出之余,和戰士打打球、玩玩扑克,非常快活。一次我和董文華分到一個小隊,到邊遠部隊慰問。窮鄉僻壤,生活非常枯燥。部隊領導為了讓我們輕松一下,把我們帶到附近一座新建的廟宇去游覽,并向我們介紹:這座廟雖說是新建的,但非常靈驗。据說拜完之后,寡婦可以再嫁,想要儿子的可以得子。領導這樣熱心地推荐,我們也就客隨主便了。
  廟宇是佛教圣地,雖然我對宗教一無所知,但從心里卻很尊重。以前到了五台山或者是靈隱寺,也是一定要燒上一炷香,拜上一次佛的。
  在部隊領導的陪同下,我和董文華等人來到這座新建的廟宇。迎接我們的是一位能說會道的年輕大師。剛一跨進門檻,大師就恭恭敬敬地迎上來作了一個揖,用欣喜的口气說:這不是電視里的老熟人嗎?今天真是貴賓盈門,讓我寺蓬蓽增輝啊!看來,現在的廟宇也不像從前那樣与世隔絕了,見到几個陪同干部穿著軍裝,大師連忙說道:咱們可是一家人啊!你們是拿槍的,我們是拿香的!說著他拿著佛珠在女演員們的項鏈、手鐲上畫了起來,一邊畫還一邊念念有詞:來,貧僧給你們開開光,讓你們都沾沾佛气。開完了光,又領著我們前殿后殿正殿偏殿左殿右殿大殿小殿地轉了一大圈。最后,把我們領到了一座新建的佛塔前。
  大師先是對著佛塔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然后轉過身來對著我們正色介紹道:這是新建的一座九級佛塔,剛剛竣工,包括貧僧在內還沒有人上去過,二位大師(指我和董文華)有幸光臨我殿,正赶上黃道吉日,佛塔上午剛剪完彩下午就迎來了二位貴賓,你們哪一位要是能先登上佛塔,可稱為佛塔第一人,將載入我佛門史冊!眼看著高高的佛塔,真是進退兩難。上吧?太高,加上這几天下部隊演出實在疲勞;不上吧?人家這么熱情。我和小董對視了一下:上!既然來了,就圖個吉利!可是要上總得搶個先,佛塔第一人嘛!我和董文華同時搶占了兩個不同方向的樓梯口,同時起步,朝塔頂攀登而上。
  為了爭當第一人,我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樓梯是螺旋式的,轉起來特別容易頭暈,不過大師倒沒有騙我們,這座佛塔确實是剛剛建成,扶手上的油漆還沒干透呢,蹭了我一手的漆!我气喘吁吁搶先登上了塔頂。啊,我成了佛塔第一人!我高興得忍不住歡呼起來,我剛剛站穩,董文華居然也跑了上來。
  我是第一人!我是第一人!就在我倆爭論不休的時候,其他几個演員也都先后登上了塔頂。我第一!我第一!大家吵成一團,沒想到吵醒了正在塔尖上午睡的油漆工:吵什么吵?沒看見這有人在睡覺嗎?什么你第一我第一的,我天天在這塔尖上睡覺!大家不約而同地笑了起來。
  在市場經濟的今天,總政歌舞團除了下部隊外,也承擔著大量商演任務。由于牌子響,陣容強,總政歌舞團的商業演出效益相當可觀。每到這時,所有的主要演員從不比任何人多拿一分錢。后來,這也成了總政歌舞團的一項慣例。在這一點上,也贏得了全團演員贊譽。團的名气大,邀請的單位也就多了,有時日程還真排不開。尤其我,是團里唯一的小品演員,無法替換,所以,赶場的事也時常發生。一天下午,我在沈陽電視台錄像,晚上七點要赶到三百公里之外的丹東去參加另外一場演出,電視台怕我赶不上,特意派了一輛好車,錄完像,一分鐘也沒耽擱,立即乘車赶往丹東。离丹東大約還有一百公里的時候,路邊有一個警察擺手讓我們停車,我告訴司机不能停,万一耽誤,就來不及了。警察一看不停車,便啟動警車在后追赶。我們在前面跑,他們在后面追,兩輛車在沈丹公路上展開了競賽,依仗著我們的車好,他們一直沒有追上,但那輛警車緊追不舍,鳴笛閃燈,叫個不停。我對司机說:千万別讓他追上,看樣這個警察脾气不小,一旦讓他抓住肯定麻煩。警車一直追到丹東,我們的車剛到劇場,團辦公室的劉主任就從劇場內匆匆走出來:黃宏,有輛警車到半路去接你們,沒碰到嗎?他的話音未落,那輛警車鳴著警笛赶到劇場。警察跳下車來:黃老師,我們的警車是給你開路的,你跑啥呀?上山的時候身后跟只老虎,你們在后邊追比在前面開路管用。除了緊張的工作之外,團里對演員的生活安排非常周到。每年春節之前,都要在中國劇院舉辦一次大的游藝會。四五百人,連家屬帶孩子坐在一起,那個熱鬧勁,不亞于春節晚會。
  大幕拉開,台上擺著各式各樣的游藝獎品。大的有上万元的電視音響,小的有居家過日子用的飯鍋痰盂。最有趣的是,演員和領導可以自己互設獎項。比如說董文華的一輛自行車,閻維文的一瓶酒,都可以用自己的名字來命獎。
  那次我到商店買了一對木棉枕頭,為了調動大家的胃口,我把枕頭裝進一個大號冰箱的盒子里。往那一擺,就我這獎的個頭大,台下所有的人都以為獎品是一台冰箱呢。
  結果那天晚上,黃宏是最搶手的。最后,終于被大劇院的主任抓到了。他興奮地走到了台上,全場為他鼓掌。他剛要上去搬冰箱,結果被主持人攔住:黃宏說,在領他這個獎之前,必須首先宣讀這封信。主任恭恭敬敬地把信打開,一字一句地念了起來:朋友你好!你能抽到這份獎,就是咱們的緣分!禮輕情誼重,冰箱盒子里裝的是一對枕頭!台下所有的人都大笑起來。主任再往下念的時候,气力就不那么足了。
  如果這對枕頭被未婚者抓到了,希望你把另外一只留給你的夢中情人;如果是已婚者抓到了,希望你們同床共枕,千万不要同床异夢;如果是領導抓到了,希望你多辦實事,千万不能高枕無憂!如果是一位普通的工作人員抓到了,在這里我就給您拜個年吧,辛苦一年了!吃好!睡好!---黃宏肯定是因為這對枕頭的緣故,當抽獎結束的時候,我抓到的獎品是所有的獎品中价值最低的,是團領導貢獻出來的一口鍋。我上台領獎的時候,台下所有的人都哄了起來。
  主持人還不依不饒地非讓我談談感想。我說:這鍋還不如那枕頭呢,領導只給了我一個吃飯的槽子,柴米油鹽還得自己去掙,努力吧!總政歌舞團的故事是說也說不完的,每個人都可以寫成一本厚厚的書。
  從我來到這個團体開始,每台歌舞晚會就多了一种新的藝術形式,那就是小品。我不僅把小品帶入了總政歌舞團,也把小品這种藝術形式開創性地帶進了雙擁晚會。
  雙擁晚會是由全國雙擁工作領導小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國家民政部、廣播電影電視部四家聯合主辦的一台大型春節文藝晚會。它的影響雖說沒有中央電視台春節晚會那么大,但卻是規格最高的一台迎春晚會。每年的大年二十九,來自全國各地的雙擁模范代表全部到場,党和國家、軍隊的領導人出席,全國軍民共度新春佳節。
  1991年,我帶著單人小品《演講》孤身一人闖進了雙擁晚會,那也是這台以歌舞為主的雙擁晚會歷史上第一次接納小品。
  上台之前,我的心情非常緊張。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及其他党和國家領導人同肩扛一條杠的列兵坐在一起,就要求小品不僅在表演上要保持原有的幽默与趣味,同時要求作品的選材、立意達到高度的水准。觀眾不樂怎么辦?有失格調怎么辦?正是這种緊張的心情為我的《演講》找到了新的感覺。我就像一個真的演講者站在那里,向大家講述:我是怎樣因為熱愛解放軍才去搶軍帽,結果搶到了特務連連長的頭上;我本來想找一個女兵做媳婦,結果找了個女民兵。全場觀眾轟然大笑,中央領導們也個個捧腹。我在小品結尾的那一句:軍民團結緊緊的,試看天下能怎地成了后來中央首長見到我時的開場白。
  從《演講》開始,小品就成了雙擁晚會上不可缺少的藝術門類。
  從那之后,我接連不斷地帶著小品《小站》、《夜練》、《俺爹來特區》、《歪打正著》、《照相》、《三峽情話》連續七年參加雙擁晚會,而且逐漸使小品成為晚會的重點節目。由一個,到兩個,甚至整個晚會以小品為主。從此,小品在雙擁晚會上,在全軍官兵的心目中占据了一個重要的位置。
  雙擁晚會的小品与春節晚會的小品不同,它的題材窄,要求作品的立意深、思想性強。可以說,雙擁晚會使我對歌頌題材的小品創作進行了嘗試,自覺不自覺地提高了我對小品格調的追求。
  在我們積极倡導和推荐下,一大批地方的喜劇演員先后穿上軍裝走進部隊,使部隊的小品喜劇隊伍不斷壯大起來。小品輕便易行,演出火爆,可以直接反映部隊的現實生活,所以每到一處,都會受到戰士的熱烈歡迎。總政首長考慮到部隊對小品的需要,于是在1996年5月,正式命名成立了總政小品喜劇藝術團。
  在全軍文化部長和文工團團長會議上,總政于永波主任宣布了這個決定,并告訴我們:雙擁晚會上的小品不僅受到全軍指戰員的一致稱贊,而且每年都受到江澤民主席的表揚。江主席看了1996年的雙擁晚會,當場就表揚了小品節目,第二天,還通過工作人員把對小品的意見及時轉告給總政治部。
  在部隊的文藝工作中,小品很快地有了它特殊的位置和作用。
  在這個會議上,總政話劇團團長王壽仁被任命為小品喜劇藝術團團長,我任副團長。
  所有總政系統從事喜劇表演的演員都是這個藝術團的成員:郭達、魏積安、李文啟、孫濤、郭月等等。
  這是一個結构松散的隊伍,也是一個龐大而專業的演出群体。
  1996年八一建軍節,成立不久的小品喜劇藝術團在北京首都劇場舉行了建團后的第一次公演。
  這就意味著我們的小品喜劇藝術團不僅僅面向部隊,而且要接受社會的檢驗。這些反映軍人題材的小品是否能得到認可,還是個未知數。我和團長王壽仁都有些擔心,因此,我們進行了周密的排練,導演李文啟在道具、燈光和布景上也獨具匠心。
  即使是這樣,對于公開售票的上座率,我們心里仍然沒底。沒想到,第一張海報剛剛貼出,前來購票的人就絡繹不絕。一天的功夫,三場演出的門票全部售光,直到這時,我們心里才松了一口气。
  可是,天有不測風云,就在我們首場演出的當天,北京下起了暴雨,交通出現了問題,公共汽車堵塞,出租車拒載。演出就要開始了,我們躲在后台,為觀眾的上座率擔心:觀眾會不會來?能來多少?要是只來半場怎么辦?沒有想到,大幕一拉開,全場座無虛席!三場演出結束了,劇場領導一再要求我們加演,我們小品喜劇藝術團首次演出取得了成功。
  小品一直是我的生命。記者不止一次地問我:你認為小品還會長久嗎?我的回答是:會長久!只要我們付出努力。這么多年來,殫精竭慮,我像珍視自己的女儿一樣守護小品,并以自己微薄的力量來完美它。人們酣暢的笑容在里面泛光,官兵們喜笑顏開的樣子在里面珍藏。這就是小品藝術帶給我的夢想。軍營小品永遠會健康向上地發展,永遠是文藝百花園中開不敗的一朵小花。
  外面的世界美國的八字祝福小說《北京人在紐約》中有這樣一段話:如果你愛一個人,就讓他去紐約,因為那里是人間的天堂。如果你恨一個人,就讓他去紐約,因為那里是人間的地獄。這段話不僅适用于紐約,其實,也适用于美國。美國的先進与發達是它給我留下的最初的印象。無論是紐約的發達,華盛頓的典雅,西雅圖的优美,洛杉磯的繁華,都會讓你對這個國家產生越來越深的震動。不過,隨著一次又一次的出訪,我也同時更深刻地感到了美國与中國這兩個東西方截然不同的國家与民族之間的种族、文化、風俗、習慣,甚至是為人處事上的巨大差异。而且,由于每次出訪的時間都比較短暫,我們和美國人之間的溝通与交往憑借的僅僅是表面的接触,比如吃飯、坐車或者買東西。
  其中讓我感受最深的則是那句俗話:入鄉隨俗。到了美國,一切就都要按照美國人的規矩,否則的話,不僅會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誤會与不快,更嚴重的話,還會引起沖突和糾紛,導致触犯美國的法律,甚至坐牢。
  在發達与繁華的背后,給我印象較深的,是美國的治安。
  初到紐約的一天晚上,我來到第十六街的一家帽子店,店主是一位美籍華人。一拉開店門,他認出了我:你是從大陸來的黃宏先生吧?是啊!這么晚了,你怎么還敢在這儿溜達?怎么了?這地方很不安全。前不久發生了一件事,一個日本人超了一個美國黑人的車,就因為別了他一下,這個黑人就反超車掏槍把日本人當場打死了。你沒看見門口有很多黑人嗎?整天喝得醉醺醺的,离他們遠點!很不安全!听完這番話,心中難免有些不安,我剛剛走出帽子店,就被一個大個子黑人拉住,滿口酒气沖我嘰哩嘟嚕說了一通我不懂的英語。帽子店的老板急忙赶出來對我說:這個黑人問你打不打電話?打電話?我大惑不解。
  你如果要打電話,他可以幫你撥通任何一個國家的長途。而你只要交他一美元,隨便講多久都可以。為什么?因為他是偷竊了別人的電話密碼在街上販賣的。這位帽子店的老板是用中文告訴我的。
  我惊恐地告別那里,赶緊在路邊打了一輛出租車,一拉門,司机又是一個黑人。
  無奈我只好上車,為了給自己壯膽,一路上忐忑不安地吹著口哨以表示一种輕松。
  一次從紐約乘机到另一個城市,因為牛群在候机廳拍照,惹來了警察的麻煩。這里是不准拍照的!我沒有看到你們禁止拍照的標志呀!牛群說。沒有標志也不允許,請把你剛才拍過的膠卷抽出來!為什么?全團都被惹怒了:你們不是法制國家嗎?希望能拿出法律依据!警察態度十分蠻橫,扣住我們所有人的護照,不准登机。這時身邊一個香港華人跟我們說:別跟他們爭了。他們說是法制國家,有時是不講法的。那個警察叫來了治安總頭,并命令一個打工的印度人,把牛群相机中的膠卷抽出來。身在他鄉,寄人篱下,不能因為一個膠卷影響全團的日程。無奈,二十多人就眼巴巴瞅著膠卷被當場曝了光。
  每次去美國總有不愉快的事情。飛机長途飛行,最舒适的座位一是靠過道,進出方便,二是靠窗戶,可以看風景。發登机牌,本應該abcd挨著發,可是那位美國小姐故意像下跳棋一樣,把我們二十多個人全都排到了既不靠過道又不靠窗戶最難受的中間位置。
  登机后,相聲演員劉偉跟身邊的一個美國人換了個座位。
  緊接著,惹來了麻煩。在美國的航班上,酒是收錢的,而且很貴。當賣酒的小姐推車走來時,那個美國人對劉偉說:我換給你座位了,你應該給我買瓶啤酒。劉偉毫不猶豫地掏出四美金買了一瓶啤酒給他,算作答謝。這位美國人接過啤酒不客气地喝個精光。不一會儿,啤酒車又推過來。美國佬又沖劉偉說:你還得給我買一瓶。劉偉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就又給他買了一瓶。飯還沒吃完,酒車又推過來了,那個美國佬竟厚顏無恥地要劉偉再給他買一瓶。
  劉偉忍無可忍,气得往剛吃完的飯盒里吐了口口水說:你把這個吃下去,我就給你買。這下美國佬把臉轉過去,不再作聲。
  在很多觀念和習慣上,我們与美國确實存在著相當大的差异。我們彼此評价彼此衡量的標准可能也帶著深刻的本民族的烙印。在這里,我不想為我們自己的一些可能不符合美國標准的行為開脫,可是,在這個標准的背后,是不是也有著他們對我們的一些早已經
  根深蒂固的成見呢?中國其實是一個禮儀之邦,是一個懂得尊重別人習慣的民族,但是,我們一樣有自己不能被剝奪的尊嚴。
  就是因為這一次又一次的經歷,才有了后來,我為美國人留下的八字祝福。
  事情的起因是出于我的不是和沖動,但是就是在美國,有時小沖動卻會引起大事,因為你不知道它又触犯了哪一條法律。
  我們又一次登机了,又全部被安排在中間座位。飛机要起飛了。殷秀梅回頭對我說:黃宏,你的雜志看完了嗎?給我看看。因為坐在中間,我不能把雜志從別人頭上扔過去,所以匆匆解開安全帶把雜志遞過去又赶緊回到了座位上把安全帶系好。這時,一個美國空姐帶著一臉的怒气朝我沖過來,我知道自己錯了,急忙向她賠禮。她還是不依不饒地訓斥,我從那听不大懂的英語中,突然听到了china的發音,我气极了,伸出右手的大姆指和食指做出一個開槍的動作。
  我就是沒槍,要有槍我就崩了你!這下她看懂了,臉色一沉扭頭就朝机頭走去。不一會儿,飛机的發動机熄火了,接著廣播響了起來:因為飛机上有人帶槍,我們要停止飛行,進行檢查。
  艙門一開,上來了兩名警察。在那位小姐的帶領下,警察來到了我的面前,他們首先向我四周的旅客取證,然后沖我說:這位小姐指控你攜帶手槍!我說:你們的机場有安檢,如果我身上有槍,我又是怎么登机的呢?他們考慮了一下,又換了一种說法:那么這位小姐怀疑你的神經有問題。我說:進入你們美國時,我持有健康檢查證明。警察回過頭來,像是在勸說那個空中小姐,可是那位小姐還是不依不饒。最后警察又對我說:你剛才用槍的手勢對准這位小姐,現在她指控你侵犯人權!事已至此,光靠憤怒和針鋒相對已無濟于事,我靈机一動,說:貴國尊重人權我早就知道,但是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不同的習慣。在中國,大姆指代表好,加上食指,就是八字,八就是發,我這個手勢是向她祝福。警察听完后忍不住地想笑,扭過頭去向那位女士做了解釋和安慰。
  警察走了,艙門重新關閉,飛机照常起飛,我在心中暗暗竊喜。盡管那位空中小姐每次給我發盒飯時仍帶著滿臉怒气,但我心里卻痛快多了。
  飛机在休斯頓徐徐降落。走出机艙的時候,飛机上的一位保安沖我舉起了手,悄悄地做了一個八字的手勢。
  他笑了,我也笑了。看來有時幽默能化解一切!加拿大的遺失不知為什么常常想起那次出訪加拿大的情景,那是一次充滿著快樂和奇妙的旅行。在那次的行程當中,我們遺失了許多東西,也找到了很多東西。
  中國文聯組成藝術代表團出訪加拿大,第一站是溫哥華。演出結束后,我們在一家華人餐館共進晚餐,深夜返回賓館。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往机場奔赴下一站多倫多。我們急三火四地來到机場,首先是六小齡童發現自己的東西丟了。六小齡童這次演出的節目還是猴王孫悟空,每次上台頭上要戴兩個雉雞翎,平時怕把翎子折斷,所以走到哪儿都拿個長長的紙筒裝著。托運行李時才發現,紙筒不見了。這可急坏了六小齡童,因為不是在國內,一旦找不到,就會影響下一站的演出。大家都等著登机,在為他著急的同時也帶有几分責怪。
  這時,關牧村又喊了起來:坏了!我的演出服落在賓館了!賓館距离机場有將近一個小時的路程,就是飛回去也來不及了,這可怎么辦?她十分著急,忙著給賓館打電話。就在這時,舞蹈演員劉震又突然跳了起來:糟了,我把錢包丟在換票處了!里面有護照和兩千多美元的現金。孫悟空真有几分靈气,他丟了一根毛,折騰得全團都不消停。大家分頭去找。
  丟得快回來得更快。首先是机場的兩個工作人員拿著貼有航班號的紙筒找到了六小齡童。這時賓館的車也赶到了机場,原來賓館早上清理房間的人發現了關牧村的衣服,然后按照我們在前台訂机票的存根找到了我們的航班。還沒等我們的電話到賓館,人家送衣服的車已經向机場出發了。沒多久机場的廣播又響了起來,在里邊听到了劉震的名字。在失物招領處,他不僅取回了自己的護照,現金也是分文不少。大家高高興興地登机了,帶隊的高占祥風趣地說:咱們這回什么東西都丟了,就是沒丟人!飛机剛剛關好艙門,我妻子段小洁突然又叫了起來:坏了。黃宏,咱們的相机不見了,准是剛才幫著他們找東西的時候掉的!那台相机是我為了拍劇照而購置的,是我所有的相机里最好的一台。而且里面還有我們在溫哥華剛剛拍完的膠卷。但是飛机起飛了,我歎了口气,對媳婦說:咱這東西丟晚了,要是早丟一會儿,也許還有指望!隨隊翻譯怀著一線希望找到了空中小姐。當飛机上的廣播剛剛播完,前艙的一位女士馬上舉起了手,大家惊奇地說:有戲!我說:不可能,人家鬧不好是向空中小姐要飲料的。翻譯拉著我走了過去,那位女士說:剛才在机場撿到了一個相机,因為找不到失主,把相机交給了机場的失物招領處。
  空中小姐聞訊馬上回到了前艙与机場聯絡。不到半個小時,我們就被告之,相机已經在另一架飛机上,將比我們晚半小時到達多倫多,到机場稍候便可以領取。
  真是意外之喜。我的心里充滿了感激,從隨身的包里拿出自己的一些磁帶送給了那位女士,當她得知我是一位中國演員時,非常高興。剎那間,整個机艙里洋溢著一片溫情。
  后來,我終于忍不住向翻譯提出了心底的疑問:為什么在加拿大我們不丟東西呢?這几件事是因為偶然還是所有的加拿大人都有這樣的公德?翻譯告訴我:這不是偶然。在加拿大,有兩件事你是不用犯愁的,一是丟東西,二是找證人。因為這個國家的人大多信仰天主教,崇尚為別人做好事。另外,他們几乎每個人都有當證人的記錄。比如你在路上撞了車,馬上就會有人過來跟你說,這位先生,我看到是他的車撞了你,這是我的名片,如果需要證人的話,我可以作證。這就是加拿大人!直至現在,我也不知道該用一种什么樣的筆触來記述我在听到這番話時的感受。在中國,也到處可見那些拾金不昧的人,那些樂于助人的人,那些挺身而出的人,那些見義勇為的人,但是,我仍然長時間地感動于我在加拿大的那次經歷。
  前几天偶爾在報紙上看到了這樣一則報道:在石家庄,一輛出租車撞人之后肇事者逃跑了,另一輛出租車的司机熱心地把傷者拉到了醫院,可是傷者和其家屬卻一口咬定就是這位司机撞傷的人。
  我無意于在這里比較加拿大國民和中國國民的道德水准,更無意于大肆宣揚西方文明較之東方文明的進步。我只希望,我在加拿大所經歷的一切,有一天可以發生在中國的土地上。除此之外,我不敢對我們的文明再做任何的評說,卻情愿自己的筆下可以有一种悠長的回味。
  在加拿大,我們無疑找回了我們丟失的一些東西,但是,無法否認,我們也同樣永遠地遺失了一些找不回來的東西。
  問路在巴黎法蘭西是一個相對保守的國家,而首都巴黎更是清高排外。大街上很少看見日本和美國生產的汽車,就連英語在這里也不盛行。這里的人生活得很悠閒,也不像其他國家的節奏那么快。在巴黎,最多的就是咖啡廳。人們最喜歡的就是牽著狗,坐在臨街的陽傘下,一邊品嘗著咖啡,一邊欣賞著馬路上穿著各樣時裝的行人。在巴黎,如果你走道不小心踩到狗屎,千万別太在意,因為,在巴黎,狗拉屎的時候是絕不可以去打扰它,這也堪稱是巴黎的文明。在這里問路不能使用英語,否則,他會裝作听不懂,或者指給你一條錯路,甚至不理睬你。如果你不會說法語,可以跟他打手勢,法國人很懂幽默,他會對你用語言之外的方式傳遞信息很感興趣,他也會盡力去理解你的意圖,然后,高高興興地把你帶到你想去的地方。所以在巴黎,英語不如啞語。
  初到巴黎的第一天,我們乘車在市區游覽,忽然,我的眼睛一亮。
  在馬路上看見了加拿大留學生---大山。我叫停了汽車,果真是他。
  大山是來巴黎旅游,真是沒想到我們在這儿見面了,太巧了。不知這算不算他鄉遇故知。
  過去我一直以為外國人的長相都相似,可沒想到,在眾多的行人當中,我一眼就認出了大山,看來外國人長得也不都是一個模樣。
  我們的相遇使他的旅游不再孤獨,我們也多了一個免費導游。跟他一起上街,心里比較踏實。
  一天,我倆從盧浮宮出來,乘地鐵赶往演出的劇場。巴黎的地鐵上下三層,因為很累,又加上對大山的信任,上車一放松,我就靠在那里睡著了。等我睜開眼睛的時候,車廂里几乎沒有人了,只剩下一位陌生的法國老人,大山也不見了。
  我馬上意識到,自己坐過了站。晚上七點演出開始,而現在已經是六點二十了,大山怎么會扔下我一個人走了呢?真要是耽誤了演出怎么辦?我惊慌起來。
  也許那位法國老人看出了我的神色,于是對我比划著告訴我:那個大鼻子下去了。我急忙下車,站在站台上等候著大山的出現。
  我一連等了三趟同方向的地鐵,都不見他的身影。這時手表的時針已經指向了六點三十分,我開始絕望了,就像与父母走散的孩子一樣,在那里不知所措。
  別慌,千万別慌!我跟自己說。我忽然想起,兜里有一張乘坐地鐵的票根,法國的地鐵票就像中國的火車票一樣上面寫有你將到達車站的站名,買到哪一站就必須在哪一站下車,否則你將出不去站台。我拿出票根与站台上的牌子相對,尋找自己應當下車的站名,對上了。我終于看懂了連我自己都不認識的法語。這時我才知道,自己已經坐過了三站,于是我馬上登上了相反方向的車。
  我終于在我該下車的那一站下了車。走出地鐵一看,我傻眼了。原來,這里是巴黎最著名的香榭里舍大街,著名的凱旋門正佇立在不遠處,街上霓虹燈閃爍,人潮涌動。
  滿街一個中國字都沒有。面對凱旋門,我卻找不到凱旋的門。
  演出的時間一分一秒地逼近,我靈机一動,走進了一家五星級酒店,向前台的值班人員要求中文服務。莫名其妙的是,甭管我怎么比划,他總沖我說日語。
  在國外,最令人气憤的就是經常把中國人當成日本人。
  于是我只好向他做了一個吃飯的動作,意思是想讓他幫我找一個中國餐館。
  他竟然讓服務員把我領到了這家酒店的日本料理。
  最后,我用筆在紙上畫了一面日本旗,在旁邊打了個叉。然后我又畫了一面中國國旗,這回他明白了:我是中國人。
  看來,國旗是一個國家最鮮明的象征。他用紙片為我畫了一家中國餐館的詳細地圖,我拿著它,調動出偵察兵勘測地形時的本領,不放過每一個路標和路牌。
  那熟悉可親的中國漢字突然映入了我的眼帘---山東包子。
  那時,這四個字對我來講真是親切得不能再親切了,當時恨不得立即上去咬它一口。
  這是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中國餐館了,我破門而入,終于看到了一張中國人的臉!我忙用山東話和他打招呼。奇怪的是,這家山東包子舖居然沒有一個會說山東話的,全是粵語,這粵語還不如法國話好懂呢!我和他比划半天,他倒有些不耐煩了。
  正在不知所措之際,我突然在小店的牆上發現了中國藝術家代表團來巴黎演出的大張海報。
  我扑了過去:先生,看見了嗎,這個人就是我!這下,他明白了。
  几分鐘后,他熱情地為我撥通了大使館的電話,又按照大使館的指示,用他那輛拉菜的車把我送到了演出現場。差五分鐘七點。
  我剛剛走進后台,就看見宋丹丹和姜昆正在那里訓斥大山。
  黃宏不認路,在北京迷路時只有找到長安街才能辨別出方向。這么大個巴黎,你讓他上哪儿找去?姜昆也急了:你怎么能把他一個人丟在地鐵上呢?大山的解釋把大家都逗笑了:當時我看他睡得很香,不忍心去打扰他!看來他即使學了中國最傳統的相聲,可骨子里還是外國人的思維。
  有了這次的經驗,從此后在巴黎再問路我就不那么犯愁了。只要會比划,尤其是再加上一點表演,基本上就不用翻譯了。比如問洗手間時,先做一個擰水龍頭的動作,然后再做一個洗手的動作,對方就會高高興興地把我帶到洗手間的門口。
  一天,我們在超級市場買東西,唐杰忠老師急切地跑了過來。
  小子,听說你會法語問洗手間,快幫我問問,我憋不住了!別著急,沒問題!我向身邊的一位法國老頭繼續使用我的啞語,老人反應慢,我比划半天他也沒明白什么意思,唐老師在旁邊急得直蹦:小兔崽子,你到底會不會問?沒辦法,我只好向老頭做了一個解腰帶的動作,老頭終于明白了,向我們指出了洗手間的方向。
  唐老師急成那樣,臨走前還沒忘了罵我一句:小兔崽子,這种法語我也會!事后,我跟唐老師開玩笑地說:你還記得我四歲的時候你去我家,我對你說的那句行話嗎?如果當初,咱要少學點行話,多學點外語,也許咱就不會這么受憋了!黃宏,我愛你我喜歡人家稱我為喜劇演員。我熱愛自己的職業,就像我熱愛我軍人的身份一樣。再給我机會讓我重新選擇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做一名喜劇演員。總覺得讓別人笑起來是自己的責任和存在的价值。總覺得有笑聲和笑容的生命才是完整和無憾的。
  從當演員的那一天開始,就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認識我。后來,有了些知名度,确實為我的生活帶來了許多方便和光彩。但是,作為一名喜劇演員在生活中也有許多尷尬与無奈。
  其實觀眾真是既可愛又單純,你塑造了什么樣的藝術形象,他就會在生活中按照什么樣的形象來認定你。唱一段愛情歌曲,就會被那些女孩子視為自己夢中的白馬王子,演上一個領袖人物,在生活中也會被人當作偉人。几年前有一部描寫偉人的電影曾經在觀眾當中引起過反響,那就是《毛澤東和他的儿子》。這部電影上映后不久,我有幸和劇中的毛澤東扮演者王仁一起去深圳演出。
  体育館內奏響《東方紅》的樂曲,王仁神采飛揚地出現在觀眾面前,剎那間,万眾歡騰。無數人把自己對領袖的崇敬和熱愛附加在王仁的身上。因此,無論是在前台還是台后,無論是在樓道還是餐廳,王仁都是我們一行人中最閃光的人物。
  記得那天要在深圳体育館演出兩場。第一場下午三點,第二場則在四個小時以后。于是中場時我約王仁回賓館休息。王仁說:路程太遠,還得打車,將就將就算了。我平時就愛跟他開玩笑:這次我掏錢,你白坐車!他終于讓我說動了:那好,我到后台換件衣服。說著,要換下那套飾演主席的灰制服,我一把攔住了他:衣服不能換,否則這客我就不請了!當時深圳的出租司机把毛主席視為神,在車里懸挂一張毛主席的照片驅邪免災。我叫來一輛挂著主席像的出租車,把王仁讓在后座,我坐在司机的旁邊。
  車子剛到賓館,我拍了拍司机的肩膀:小伙子,回頭看看,你今天拉的是誰?司机回頭一看,惊呆了:天哪!我拉到真佛啦!多少錢?哎呀,什么錢哪!能拉到主席是我的福气!那晚上六點半我們還要回体育館……我來接你們!回到房間后我和王仁逗趣儿:王老師,晚上上車前必須還得穿這件衣服!王仁笑著說:我等于加演了一場!与扮演偉人的演員相比,喜劇演員就大大不同了。在日常生活中,一些觀眾經常對我說的几句話是:嘿,老黃!來一段!你又跑這儿演小品來啦?我這孩子也不好好學習,整天皮拉嘎嘰的,讓他跟你學小品吧!由于在台上表演的大多是那些嬉笑怒罵的小人物,因而,在生活中觀眾与我們交往的方式也比較隨便。
  一年冬天,我在北京梅地亞賓館門口打車,因為下雪,路況很糟糕,百分之九十的出租車都拒載。過了一會儿,終于有一輛出租車停了下來,司机非常熱情地搖下了玻璃窗:哎喲,沒想到是你!真他媽巧!快上來,快上來!一句他媽的,使我猶豫了一下。可是,總比在外邊凍著強,我赶緊小跑几步拉開車門:謝謝您停車,我已經等了半天了!就是!司机一邊說話一邊啟動車子:今天這鬼天气,都他媽不愿意拉活。這要不是你呀,我他媽的根本就不停了!我跟你說啊,平時,我最喜歡的就是你們這幫玩意儿!喜劇演員變成了玩意儿,我苦笑著不知該說什么才好。從這時開始,他媽的他媽的成了這個司机每次開口的前導語,而且越說越興奮。熱情是真熱情,嘴里也真是不干淨。我想阻止他,又不能說難听話,我仔細端詳了一下他的模樣,年紀和我相仿,但長得比較面老。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說:大爺,別光說話,注意點路。司机愣了一下。
  我緊接著又說:大爺,到前邊路口拐彎!啊啊啊……大爺!到了。……
  下車了,我付完了錢,朝司机揮了揮手:謝謝您,大爺!車走了,我估計那位司机關上門的第一句話說的是:你大爺!我知道被同輩人稱為長輩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我這人天生長得老相,屬于乍看不怎么年輕,越看越不如乍看的那种類型。三十多歲,一笑,眼角就布滿了魚尾紋;一抬眉毛,腦門上除了壟溝就是壟台。
  記得三十五歲那年,《中國青年》雜志向我約稿。我在文章開頭的几句是這么說的:青年雜志向我約稿,使我受寵若惊,雖說只有三十五歲的年齡,但在生活中處處遭到五十三歲的尊重。我的藝術形象使我充滿青春活力的心靈過早老成。記得一次在麥當勞吃快餐,剛剛坐下,進來一位年輕漂亮的少婦,怀中抱著一個孩子,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她的身上,我赶緊往里挪了一個位置,一是出于軍人的助人為樂的作風,二是希望這位漂亮的媽媽坐到我的旁邊。她向我表示感謝,對怀中呀呀學語的孩子說:快謝謝姥爺!我尷尬不已。
  只記得那次快餐吃得最快。還有一次參加一個電視座談,一位女主持人熱情活躍。哇,黃宏先生,你比台上年輕多了!看上去,最多不過五十歲。再多的話,也只是一點點。我赶緊接過話筒,說道:小姐,您是《夕陽紅》欄目的主持人吧?知道我年齡的人都笑了,那位小姐卻有些莫名其妙。
  不光因為我長得老相,也因為我演的角色中年以上居多。演員在電視台上鏡之前,都要經過化裝這道工序。每次往凳子上一坐,我心里就不平衡,別人是怎么漂亮怎么描,我是怎么老梆怎么抹,用的底色都是最重的。所以,屏幕上出現的效果就大不一樣了。你想,漫畫能和工筆畫相比嗎?給觀眾留下老的印象,卸了裝下了台也抹不掉。面老不面老我倒不在乎,反正活一年只長一歲,任憑人家怎么猜、怎么看,自然法則是改不了的。
  我跟蔡國慶在一個團,每次演出,總有若干女歌迷擁到台上獻花。那些女孩子會把為一台演員准備的鮮花都塞在小蔡的怀里。等我再上台的時候,既見不著鮮花也見不著美女。所以,每次下台以前我都問觀眾一句:還有獻花的沒有?沒有我就下去了!一次一個女孩儿反問我:黃老師,您這身打扮也不像接受鮮花的人哪!我笑了:對,我更像种花的!想想也是,被小蔡的大眼睛溫柔專注地看上凝視上一回,就會讓一顆年輕躁動的芳心感動得想哭,其實我的眼睛長得也挺大,可是,我看誰的時候,誰都忍不住要笑,看來,這個世界不是沒有明确分工的:有人負責讓人動心,而我,負責讓人開怀。經常有些女孩子到后台來找我們簽名、照像,名也簽了,像也照了,臨別前我最怕听到的一句就是:黃老師,我爸爸媽媽特別喜歡你。每到這時,團里的其他演員總要開我的玩笑。
  尤其是彭麗媛和董文華,一見面就逗我。因此,不被女觀眾喜愛,成為扣在我頭上的一頂高帽。
  終于有一次机會我揚眉吐气了。
  1993年,總政歌舞團到上海演出,陣容整齊,聲勢空前。演出開始了,上万人的体育館座無虛席,我演的小品《提親》剛結束,觀眾席上突然站起一位女士,大聲喊道:黃宏,我愛你!這聲音使全場觀眾震惊了,使我們團的全体演員震惊了。
  我激動地向著那個聲音的方向揮手致意,連聲說道:謝謝你,謝謝你!我挺胸抬頭走進后台。此時,那頂不被女孩子喜愛的帽子終于從我的頭上摘掉了!我興奮地對大家說:听見沒有,還是上海人識貨呀!那些追星族只不過讓你們簽個名、照個相什么的,可是喜愛我的觀眾,居然站在万人面前高喊黃宏我愛你!!幸福啊!D在上海我們連演三天。
  第二天,我們坐著面包車又來到了体育館。剛一下車,昨天那個聲音又響了起來:黃宏,我愛你!我順聲望去,這才看清她四十多歲,又肥又胖,穿著黃軍裝,扎著腰帶,頭上梳兩條辮子,胸前別一溜毛主席像章,也不知在哪儿還把褲子坐得精濕。看見我,她激動得直蹦:黃宏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董文華和彭麗媛早已樂不可支。我出于禮貌,走上前去。
  你好!剛要上前握手,警察把我攔住:別理她,精神病!天天都來!我灰溜溜地鑽進了体育館,到了后台更成了大家取笑的目標:黃宏啊黃宏,我們真以為大千世界中能有一名女觀眾為你動心,鬧了半天還是個精神病!我憋了半天,終于想出了一句話為自己解嘲:別看喜歡你們的少男少女成千上万,喜歡我的只有這一個,而且還是一個精神病。但我更加珍惜它,因為在她僅有的一點記憶中,還能記黃宏這倆字,不容易啊!此為笑話。不過,從她胸前的一溜像章可以看出,那個年代給她的精神帶來過何等創傷,不光是她,我們的民族不也曾傷痕累累嗎?相信造成人們痛苦的那個悲劇的年代永不會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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