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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四谷板町的孩子



          生于下層武士家,聰明好學乖巧娃;
          祖上門庭累后代,雙親對他期望大。

  在明治時代的日本,久居東京的人一提到四谷區的板町往往肅然敬畏,几乎無人不知曉那一帶街區自德川幕府統治以來,便一直是武士先遣隊后裔們聚居的地方。
  岡村家在四谷板町已經居住過几代人了,從岡村宁次的曾祖父算起差不多也有200來年了。他家的宅院坐落在快要到這條街盡頭的76號,十分偏僻而不惹人注意。日本的城鎮住宅原來是沒有門牌號碼的,這里的居民住屋在明治4年(1871年)根据政府頒布的《戶籍編制法》,才開始陸陸續續編汀門牌的。岡村家的院子并不大,里面的八九間房子是普通的木結构日式建筑。日本住宅的大小一般用榻榻米的疊數來表示,一疊約2平方米左右。岡村家的正房朝東,是3間每間約10疊的連体廳屋,大斜面屋脊占了整個廳屋高度的近一半,与鄰家相比有點儿別出心裁,据說屋脊高,可以使室內空間增大,气流向上走,濕气可以隨气流通過屋頂排出室外。跟所有住和日房子的人家一樣,到岡村家來的客人自然也要進屋前先脫掉鞋子,而首先進入人眼帘的是這家廳屋那不涂刷任何油彩原木色的門、窗和板壁。其實,內行的建筑師大多認為不上油漆雕繪的裸木最利于吸收室內濕气,但當空气干燥時,它又可以把吸收的濕气放出來,起到自然調節室內濕度的作用。那些裸木就好像活著一樣,不斷地吸進呼出,從而延長木料的壽命,住宅使用的時間當然也就延長了。可見,岡村家的祖上是精明的,并且不尚奢華,講求朴素實用。正房的兩側各有几間只有五六疊大小的偏房,作為炊事、儲藏和小輩人居住玩耍的地方。明治17年(188年)5月中旬的一個傍晚,岡村宁次就出生在這個院落的一間小偏房里。
  岡村家的祖上是跟隨德川家康南征北戰過的武士“御家人”。1603年,德川家康開幕府于江戶(今東京),將天皇架空,壟斷了全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大權,日本歷史上的江戶時代由此開始。當時,德川幕府的直轄親軍稱“家臣團”和“武士先遣隊”,他們以俸祿不滿1万石(石為江戶時代計算俸祿的單位,同時也顯示受領者的地位)的旗本和御家人為核心。德川幕府的親軍號稱8万騎,實際上一直只有2万人左右,并被分別編成番和組。那時的番主要有大番、書院番、小姓組番和新番,其中大番負責警備江戶城,書院番負責門衛,小姓組番負責警衛幕府的各种會議、儀式和將軍出巡。各番統一稱作“家臣團”,但他們的地位是不一樣的,以大番的地位最高。作為家臣團的各番,實際上擔負的是幕府和江戶城的守護侍衛任務,而真正有戰斗力并執行机動作戰任務,戰時去沖鋒陷陣的是由弓箭組和鐵炮組合成的“武士先遣隊”。
  岡村家系武士先遣隊的世襲“旗本”。在江戶時代,奉祿在1万石以下的御家人中,能夠直接面謁將軍的稱旗本。但那時有旗本稱號的武士并不少,地位也并非個個都那么尊貴。据1772年的幕府表冊統計,幕府家臣團和先遣隊的旗本總數約5200人,其中俸祿在100石至500石者約占60%。岡村家在明治維新之前承襲的俸祿不到200石,与那些動輒領有逾千石、甚至上万石和數十万石俸祿的上層幕臣們相比,簡直微不足道。可見,岡村家的祖上像絕大多數旗本一樣,屬于中、下級武士階層。他們戰時要去東征西討,為幕府將軍火中取栗,平時還要應付些救災搶險之類的雜役,而与上層武士的奢侈生活是無緣的。
  非但如此,德川幕府為了牢固地控制廣大中下級武士,曾于1615年(元和元年)頒行了史稱“元和令”的武士戒規,內中規定:(一)武士的基本職責是“專心致志,修煉文武藝能”,“弓馬之事乃武家之要項”,切不可停止和放松;(二)武士必須守法,“法者禮節之本也,法以判理,理不能逾法”,違法之徒,必遭重刑;(三)禁止武士結党、叛逆、凶殺,“野心之徒乃傾覆國家之禍首,危害人民之蠢賊”,決不能姑息容忍;(四)禁止武家之間私結婚姻,“以姻成党者,是奸謀之源”,禁止各藩之間私自交往,“以本藩秘事告之于他藩,或以他藩秘事告之于本藩,奸詐之事由此發端”等等。像岡村家這一級別的廣大武士群,不僅俸祿微薄,而且是以其日常生活和行為規范全面受控于幕府將軍為代价的。
  當然,武士不是日本社會的底層,他們在政治上享有許多特權。日本人歷來講究身份,特別是江戶時代身份等級制度十分森嚴,除少數公卿貴族外,人們被區分為武士、百姓(農民)、町人(工商業者)三种身份,俗稱“士、農、工、商”。日本民族自古尚武,他們的“士”是指武士,在“士、農、工、商”的社會等級順序中位列第一。武士們雖然整体上為社會的統治階級和階層,但在內部則又根据門第的高低和政治權力的大小,分為20余個等級,上至將軍、大名、家臣,下至足輕(步兵)、小者(仆役),以至散居村野的鄉士和失去俸祿的浪人。他們盡管地位不同,但都可以“苗宇帶刀”,即擁有一般百姓、工商業者所不允許的稱姓和佩刀的特權。就是最低等級的武士,假如在市井爭執中斬殺了個把平民百姓,也毋庸多慮會受到法律的制裁。這是日本武士在社會上最受尊崇的极盛時期。
  到了江戶時代的后期,隨著德川幕府和各藩財政的困難,一般武士的俸祿已難以支付。包括岡村家這一級別的武士,日常主要靠幕府供給的俸祿米作為生活來源,這時因幕藩財政拮据俸祿很難保證,他們只好靠典當、變賣家藏珍品,甚至把值錢的衣服抵押出去勉強度日,以致有些极度貧困的武士旗本,為了參覲當值,必須向當舖借衣服穿,回來后徑奔當舖脫衣奉還,被人嘲笑說:“穿起脫上脫下的禮服,上下大道參覲當值。”貴重東西典當和變賣完之后,窮武士們便只好垂酋依附于原來被其鄙視的商人,再以自己的額度俸祿、官爵品級或領地宅基作為抵押借錢用。江戶時代的《經濟錄拾遺》中記載:“(武士)家臣惜俸祿者,少則十分之一,多則十分之五、六、七也。尚感不足,借町民之金以救急。猶不足,借江戶、京都、大板富商之金,此類事年年不已。”這些作為抵押品的武士財產和特權,由于無力贖回,最后落入高利貸商人之手。許多貧困的武士,有的依附于豪農、富商,与商人結為姻親;有的轉化為知識者,開始從事教師、醫生等職業;有的收養希冀取得武士門第的町民子女,定期收取些撫育金;個別無一長技的貧窮武士甚至靠出賣親生女儿做藝妓來維持生活……
  那時岡村家倒還沒有落魄到這樣的地步,但生活得也并不輕松、寬裕。到了岡村宁次的父親岡村宁永這一輩,祖上傳下來的房子已經很破舊了,針葉木的梁柱被虫蛀的盡是洞眼,本來的榫接的拉門、拉窗和室內隔扇,由于木質損朽得無法修理,只好用鐵釘來固定复位,然后再用彩紙貼糊使人看不出原先的痕跡。特別是院子里的几間偏房,屋頂的青瓦許多已破碎、脫落。日本是個多地震的國家,而這几間房稍有震感其內部梁架便會“嘎吱、嘎吱”地晃動作響,已經到了非下決心拆掉重建不可的程度了。1880年春,岡村宁永決定用自己的些許積蓄和妻子阿定當初從娘家帶來的部分嫁妝費,將祖宅翻修整理一下。
  “岡村家要開工造房子了!咱們去看看呀。”鄰里們听說后紛紛跑來,特別是愛瞧熱鬧的小孩子。岡村宁永知書達理,平時不但仗義,而且性格隨和,在板町這一帶是蠻有人緣的。
  “哪里,哪里。我家不過是把這几間偏房翻修一下,順便再整理整理院子。咱皇國列島多地震、多台風,瞧瞧這陳宅老院再不維修,以后孩子們住在里面可就遭殃啦。”
  宁水邊向鄰里們說著,邊瞥了瞥站在身旁的妻子。阿定生于富裕之家,注重武士門第的娘家父母將她許配給岡村宁永。嫁過來后,雖感到夫家的經濟狀況并不如原先自己想象的那么富有,但宁永的學問人品不錯,對自己也溫存体貼,所以夫妻感情甚篤。此時,阿定已有孕在身,正怀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期待著孩子的出世。
  隔壁的山田老人虔信巫術,一本正經地提醒宁永:“你家建屋請沒請人看過地相?”
  “正房廳屋不動,原地原址上翻建一丁偏房不用看了吧。”岡村宁永歷來對巫術不以為然,再說請神道術士來做儀式著實要花費不少。
  “那可不行。我大和民族是個喜歡講究吉祥的民族,在土木之事上當然也不能例外。翻建新屋之前,要請人看風水,爾后擇吉日動工。而巨動工之前,要舉行地鎮祭;上梁之前,要舉行上梁祭,一項也不能少。偏屋是女人生孩子和小孩子長大成人的地方,為了多子多福和子孫日后前途遠大,就更不可以忽略。”
  宁永是個隨和的人,特別是他覺得山田老人說的話有些道理,對他家未來的子孫是有好處的,便深以為許而采納了。岡村家請來的工匠把几間偏房拆掉并清理好場地后,便在山田老人的張羅下熱熱鬧鬧地做了地鎮祭。
  日本的所謂“地鎮祭”,也有稱地祭、鎮祭的,据說是從古代由中國傳過來的并有所演化。在建筑新房之前,先在地基四角插上帶葉子的竹子,在中央部位建個神篱,之后用稻草繩圈起來(日本人稱稻草繩為“注連繩”,起洁淨的作用),表示向鎮守這塊土地的神借用一塊地方,构成一個神域,作為祭場。一切准備就緒,由造新房的主家請身著白衣、頭戴黑高帽的巫師除去土地上的妖魔鬼怪,請神降臨于干淨之地。接著供奉神撰,即酒食等供品,并宣讀祝詞。此后巫師將小鐵人、小鏡、小刀劍等所謂鎮物,分別埋入地基的中央和角落里。是日,還要擺酒席祝賀。
  岡村家這次造屋搞的地鎮祭,自然也是一切照老規矩辦的。晚上,酒足飯飽已有些醉意的白衣巫師突然告訴宁永夫婦:“君家宅基似有斧鉞之狀,我們師徒做場時巧逢風吹淨砂如硝煙,看來你家后人定出廝殺于疆場的皇國大將軍。”
  宁永听罷一愣,連連搖頭:“我家雖是武士先遣隊之后,但彎弓盤馬之銳气勢頭已衰退無复當年,想必神主過譽了。”
  “非也。在下奔走作法多年,上觀天相,下察地貌和人緣,替人預言料事還很少有什么差錯的。”白衣巫師微露出不悅之臉色。
  “失禮了,神主。”宁永嘴上這么說著,心想巫師們慣于逢場作戲,見人稱吉祥,無非是多得些饋贈罷了。這也難怪,宁永自詡滿腹韜略學問,也曾在官場和商場上浮游過,但始終抑郁而不得志,所以他對未來前景的看法是晦暗的:“我家的人能成為皇國大將軍,這怎么可能呢?”
  宁永這樣的疑問不是沒有根据的。且不說岡村家祖上的門第并非屬于武士門閥中品級高貴的階層,眼下的家境也并不顯赫和富有,而且最要命的是他家原是屬于德川博府的御家人,盡管地位不高,但卻是明治時代軍政界打擊和排斥的對象。
  眾所周知,日本的明治維新主要是靠關西地區的長州和薩摩藩的改革派武士發起的。特別是長州藩,帶頭從尊王攘夷轉向倒幕維新,使德川幕府視其為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后快。幕府曾多次發兵征伐長州藩,但最終于1868年1月在鳥羽、伏見之戰中,被長州等落兵打敗。幕府最后一任將軍德川慶喜,在得到對方保全自己身家性命和給予70万石之領地俸祿的允諾后,向討幕軍投降并獻出江戶城,自己帶著家人返回老家水戶藩。至此,德川幕府“三百年天下”宣告結束。同年10月12日,天皇睦仁在長州等藩改革派武士的擁戴護衛下,正式舉行了隆重的即位大典。23日,改年號為“明治”(取自中國古籍《易經·說卦篇》“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并將原稱慶應四年改為明治元年,同時規定“自今以后,一世一元,永為定制”,即一代天皇只用一個年號。11月4日,明治天皇從京都出發,親自“巡幸”原為德川幕府直接統治下的關東地區。26日,駕臨江戶城,將江戶改稱東京,定為日本國都,同時將城內的西龍宮改為皇宮。顯然,明治改元、天皇東巡、遷都東京的真實意圖是用提高天皇權威的辦法,建立鞏固的中央集權,而倒幕有功的長州派武士諸如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人,自然也就在明治新政府中大權在握。
  但是,幕府將軍德川慶喜的投降,并不意味著他原來的部下御家人也對新政府、特別是長州派門閥伏首。這些幕府武士先是組織“彰義隊”進行抵抗,失敗后又聯合起關東和東北地區各路諸侯結成“奧羽越諸藩同盟”,以更大規模的武裝反抗新政府,在史稱“戊辰戰爭”的日本內戰中,重創長州藩武士控制的政府軍,連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的几個親朋好友都在廝殺中陣亡。明治政府軍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最終鎮壓了幕府余部的反抗,重新統一了日本。而心有余悸的伊藤博文得胜后權勢更加炙熱,一時竟怒言:“今后皇國的陸海軍中江戶(即東京)人和關東諸藩子弟,不得充任中佐以上的軍官!”
  十几年過去了,日本軍界雖然發生了些許變化,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人的想法也多少有些改變,但他們還在世,關西長州派掌權的基本格局依然如故,他們壓制來自關東地區軍人晉升的既定人事政策也沒有根本性的轉變。所以在當時(甚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日本軍隊中,來自關東地區和江戶的子弟,尤其是出身家世与德川幕府有些沾連的人,當兵或是充任中下級軍佐的倒是不算少,但絕少能躋身于高級將領之列。歲月悠悠,岡村宁永飽經政情世故,對這一點豈能看不清楚?因此他對白衣巫師的預言并不放在心上。
  偏屋翻建后不久,阿定便生下了一個男孩,但宁永夫婦這頭胎儿子沒能活下來,僅因赤痢而夭折了。岡村宁次是他們后來生下的第二個儿子,由于長男夭折,次子實際上被視為日后掌門立戶的長子。
  1884年5月15日,岡村宁次呱呱落地。由于日本孕婦在胎儿隆起后有束腰的習慣,加之不足月份,所以他出生時略顯瘦弱,宁永夫婦甚至擔心這個孩子仍然活不下來。當然,這個孩子后來平安長大,并終于成為日本陸軍大將,在中國戰場上充當了侵華惡魔的角色,但他矮小瘦弱的身材确确實實減損了其大將的“風度”和“威儀”,他自己也曾在日記里為此而流露過苦惱。這是后話。
  中國人講究嬰儿出生后一個月,要過滿月;而日本的風俗是孩子生下來的第7天便是應該慶祝的日子,日本人稱之為“御七夜”。按日本的舊習,這一天要由嬰儿的外祖父或委托父母信賴之人為孩子起名字。不過,進入了明治年間以來,這些習俗有所打破,由孩子父親自己起名的越來越多。但不管誰為孩子起名字,都要注意漢字的使用范圍,因為用于名字里的漢字在法律上是有限制的,否則官衙里的戶籍管理部門不接受登記。在日本,一般老大如是男孩叫大郎、一雄、一男者多,如果老二則起名次郎、昭一二等;女孩則多起名和子、良子、加代等。岡村宁永的第一個男孩雖然夭折,但作為父親,在其悲哀的內心深處仍要為他留下名份和位置,好讓以后將會陸續出生的孩子記得他們有這么個長兄。所以他取自己名字里的“宁”字,再加一個表示順序的“次”字,給這個剛出世不久的瘦弱男孩起名為岡村宁次。
  日本民間的迷信意識中,每年5月是妖魔泛濫、災難四起的凶月,而岡村宁次恰恰是降生于這個月份的正中間。据說阿定分娩前的几天,曾夢見一只瘦骨磷峋黑鷹落在自家的屋頂上,長時間地呱呱吼叫,弄得這對夫妻也搞不清是何兆頭。往昔,日本人認為生孩子是喜事,然而又說生育是件不干淨的事情,故稱生育為“赤不淨”,并因此安排孕婦回娘家去生孩子,特別是第一胎時。這次已經不是阿定第一次生孩子了,預先請來幫助接生的婦人又說孩子恐怕會早產,回娘家的路途上受到顛簸要出危險。所以,她這次生岡村宁次一直沒有离開過四谷板町。接生的婦人經驗丰富,胎儿的個頭又不大,總的說生育還算順利。
  在日本。嬰儿降生于人間,如是男孩在第30天,如是女孩在第32天,一定要去參拜神社,就是向神報到,將孩子在過“御七夜”時起的名字寫人祖神的子孫名冊中。屆時,讓孩子穿上姥姥家贈送的小褲襖,由孩子的母親親自抱著前往。參拜神社之后,宁永夫婦照老規矩要抱著小宁次到給予過關照的親戚鄰里家致謝,向人家贈送紅豆飯和紅白年糕,而對方則贈送他們預先做好的紙糊小狗。自此以后讓小狗睡在孩子身邊,因為小狗可以替代孩子要生的疾病,免除孩子的災難。岡村宁次生下時雖因不足月而顯得瘦弱,但后來在童年時期也确實沒有生過什么大毛病,阿定說是神的保佑和按老規矩做足了各种儀式的結果,其實不過是在他們夫婦的悉心照料下,偶然的巧合罷了。
  岡村宁次出生時,雖然日本在推翻德川幕府統治后開始的明治維新已進行了10多年,資本主義有所發展,但整個國家經濟還遠未達到擺脫貧窮落后的程度。他家的底子本來就不殷實,宁永夫婦又接二連三地生出一大堆弟妹,加上岡村宁次,這一家總共有8個孩子要撫養,生活是拮据的。1936年3月,剛剛就任陸軍第二師團長并晉升為中將的岡村宁次在回憶他的童年生活時說:“那時我的母親總是小心翼翼地把我穿過的衣服、鞋子保存好,留給弟弟們穿戴。家里開支用的錢,母親總是用紙包成几份,由于精打細算,有時每月竟能留下一份額外應付開支。那時的日本,大多數人家的主食是紫菜醬湯和粗質的米,新鮮的魚片和牛肉是節日才能吃得到的。”正是對童年時期母親勤儉持家的印象深刻,所以他成為軍官后,包括遠离本土撕殺于中國戰場時,也總是不忘記每隔一段時間將自己那份滲含著日本工農大眾血汗、尤其是中國人民血淚的“皇軍薪金”寄給母親,而且每次郵寄的時間和金額,都一筆一筆認真地記載在自己的日記中。
  日本家庭是非常注意孩子的早期教育的、從岡村宁次4歲開始,宁永夫婦就教他認日語假名和一些簡單的漢字,并已規定了每日作息時間和識字進度。与宁永謙卑隨和的脾气相反,阿定是個干練而嚴厲的人,岡村宁次一直不怎么在乎他的父親,但從小時起,甚至在成為了將軍以后,一見到母親便不敢放肆而肅然敬畏。4歲的孩童正是貪玩和注意力很難集中的時候,每當岡村宁次在小板凳上坐不住,跑到院子里或街上玩耍的時候,只要听到母親的喝斥聲,就立即鑽回屋里拿起識字卡片。漸漸地他也學得机靈了,見到母親出門,他就赶緊跑出去玩耍,估摸著母親快要回來了,他便端坐在小板凳上裝模作樣地背誦卡片上的詞句。但不管怎么說,他在父母、特別是母親的嚴厲督促下,在學前就認得了不少的字。
  1890年3月,岡村宁次入板町小學,開始了學校生活。東京市真正建立小學校是在1872年(明治5年)“新學制”實施之后。以前幕府統治的江戶時代,各地把初等教育机构叫作“寺子屋”,實際上是一种私塾性質的教育。1869年(明治2年)3月23日,明治政府頒布了小學設置令,決定在各府縣建立小學校。已經定為首都的東京市,自然要率先執行政府的法令,經過几年的准備便建立了各种小學校100多所,板町小學校即是其中的一所。不過,因這一帶學區的負責人悉為武士之后裔,政府為籠絡他們支持維新改革,從各個方面包括教育的投資上給他們以重點照顧,使這里小學的校舍和設備都堪稱一流,選聘的教師也都是由智識上乘并且合乎武士們口味的人來擔任。
  明治時代,日本小學分為兩個階段,即尋常小學与高等小學,各為4年。其中,尋常小學是4年完全免費的義務教育。從1889年9月入板町小學起,當時才5歲多一點的岡村宁次開始度過其長達8年的小學生時代。据他早年的同窗回憶說,小岡村是一個很聰明的孩子,有時很老實,有時又很乖巧,比較合群,擅長于交往;他的算術成績一般,但語文和歷史學得好,寫的作文常常得到老師的夸獎。他的父母對其學習成績總的說來是滿意的,特別是他一直郁郁不得志的父親岡村宁永,對儿子日后的榮華富貴抱有莫大的希望。
  1897年,13歲的岡村宁次小學畢業,考進了著名的早稻田中學。這所學校當時是東京專門學校的附設中學部。東京專門學校是著名維新派政治家大限重信等人于1882年(明治15年)10月創辦的,大限認為“國家之獨立,要基于國民之獨立。國民之獨立,要基于學問之獨立”,即以堅持學問之獨立為建校宗旨,培養有“自由精神”的新一代知識分子。后來在1902年9月,東京專門學校正式更名為早稻田大學,成為如今享譽日本乃至世界的一所私立大學。由于它當時的收費就較高,所以岡村宁次在其中學部僅僅讀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
  當然,岡村宁次在早稻田中學輟學,也不僅僅是出于家庭經濟上的考慮。他是武士后裔,其父宁永雖然落魄而又無可奈何,但其本性上對所謂“自由精神”是格格不人的。特別是他的母親是個性格剛強的婦人,做夢都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出人頭地、重振家業,后來岡村宁次步入軍旅,每晉升一次職務和軍銜,她都狂喜一番;當岡村宁次中年喪妻時,她竟能不顧耄耋之軀替他拉扯孩子,好讓儿子無后顧之憂地專致于“事業”,可見其功名心之熾熱絲毫不遜于其子。岡村宁次奉父母之命离開早稻田中學,自然不是輟學在家做一個無所事事的浮浪少年,而是緊接著靠母親四處活動拜托到的關系,進入了東京陸軍幼年學校,目的是為下一步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舖墊道路,最終成為一名能指揮千軍万馬的帝國軍官。
  那時日本的所謂陸軍幼年學校,其實就是陸軍少年軍校。明治維新開始后,在西方列強日益滲透的壓力之下。當權者環顧字內,認識到在“強權即公理”的環境中建設國家近代化軍隊的重要性。明治新政府成立不久,參謀本部長山縣有朋就向天皇上奏說,當今“万國對峙”,列強“論兵之多寡,急于論國之貧富”,充實軍備是當前“燃眉之急”。從此把最初提出的“富國強兵”發展順序,調整為“強兵富國”,确立了把“強兵”作為國家首要政策的軍國主義路線。日本人做事之前習慣于考察對比,汲取別人的長處。山縣有朋、西鄉從道等人通過對歐美各國軍事制度的考察,發現德國的那一套最适合日本效法。德國軍官的培訓是非常系統的,他們從少年娃娃抓起一經過初級正規軍事學校的培養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少尉軍官;此后有發展前途的軍官還需進入中高級軍事學校去學習深造。所以,德國軍官的底子普遍扎實、軍事素質高。而且軍隊作為一個武裝團伙,講究協作和集体主義,少年娃娃初諳世事即選拔來一起學習,也易養成職業軍人的軍官團精神。這樣,在山縣有朋等人考察回國后的大力鼓吹倡導下,日本陸軍逐步建立了從幼年學校、士官學校到陸軍大學一套完整的軍官培訓体系。
  當時日本陸軍在東京、名古屋、神戶等地建有多處幼年學校,其中以東京的陸軍幼年學校為最好,校長往往由有大佐軍銜的人來擔任,其他地方的學校一般是中佐、甚至由少佐來做校長。那時的日本還很窮,政府的財政相當緊張,据說神戶陸軍幼年學校剛開辦時,校長和教官要在草席棚里辦公、備課。相對而言,東京陸軍幼年學校就好多了,校舍是當時尚不多見的樓房建筑,冬天烤火用的燃煤供應及時而充足,夏天時當局還時常能供應一些冰塊,以防止學生們在操場、野外演練時中暑暈倒。由于財政方面的原因,陸軍幼年學校的學生雖然要穿著軍服,但還不能享受正式軍人的待遇。岡村宁次在校學習期間,他的父母每月要向校方交付6.5日元的食宿費和雜費,該數額大致相當于現在的3万多日元。每月交這么點錢今天看來不算多,但考慮到那時一個日本熟練工人的月俸也只有10—20日元,這筆食宿費和雜費就不算少了,對岡村家也并不是一個很輕松的負擔。
  1898年(明治31年)9月,岡村宁次身穿草綠色軍裝參加了入學典禮,從此邁出了他畢生軍人生活的第一步。當時這所學校的主管叫關谷銘次郎,是個滿腦子滲透著武士道精神和軍國主義毒汁的人。他經常教導學生,要想成為一名合格的陸軍軍官,就要嚴于律己,刻苦奮斗,盡忠于天皇;就要在戰爭中勇沖猛殺,視死如歸,為日本今后的東征西殺建立功勳。岡村宁次銘記著他的訓戒,一心扑在學習上,無論是課堂听講還是室外術課操練,都認真而賣力,所以學習成績一直是不錯的。
  在東京陸軍幼年學校,許多學生來自于名門望族或富裕家庭,他們自視政治經濟地位优越,時常結伙欺負別人。愛打抱不平的岡村宁次為了回擊他們的挑釁,也開始拉幫結派組成自己的團伙。其中有永田鐵山、小(口克)敏四郎和黑木親慶等人。
  永田是岡村宁次在這所學校讀書時最要好的朋友,彼此相互親昵地稱呼“鐵”和“宁”,后來他曾官至陸軍省少將軍務局長。小(口)克也是岡村在陸軍幼年學校時的摯友,他倆在同一個學員區隊,性格、脾气很合得來,后來的最高軍階為陸軍中將,并在戰后的東久邇內閣中擔任過國務大臣、永田和小(口克)在戰前和戰時的日本軍界內部紛爭中,分別是著名的“皇道派”和“統制派”的核心人物,任何一本較詳盡的日本軍事史總要提到這兩個人的名字,他們确确實實都是有些呼風喚雨、興風作浪之才干的人。
  這時期還有一位后來沒有多大“出息”但人品很好的摯友,就是黑木親慶。黑木頭腦清楚、聰明,尤其長于外語。他不是一個擅長于交際的人,与他交往的人不多,但一旦交往他即忠于友誼。黑木与岡村在幼年軍校時也同屬一個學員區隊,由于他來自熊本縣,在東京沒有什么親戚朋友,所以每到星期天和節假日,岡村宁次就邀他到自己的家里來玩,岡村的母親也像對待自己的孩子那樣給他以關怀和溫暖,拿出平日准備的好吃喝招待他,替他縫縫補補,料理生活瑣事。1934年3月,51歲的黑木因患糖尿病而生命垂危,正巧岡村宁次正在關東軍的職任上而不能回國。在黑木彌留之際,岡村的母親替儿子到他住院的四谷慶應醫院看望他。黑木緊握岡村母親的手喃喃低泣:“我不行了。死前最想見的人就是岡村和您,在他沒回來以前,我真不想死啊……”
  可見,他与岡村一家人感情至深。
  東京陸軍幼年學校的這幫少年學生,凶悍斗狠是出了名的,老實人在那里受欺負,這大概也是他們大多為武士后裔和軍人子弟的尚武基因所致。岡村宁次在此學習的3年歲月里,一直還算安分守己,但在畢業前夕的一次操場械斗事件中,因被校方認為是肇事者和主謀險些被開除學籍。那樣的話,岡村宁次一生的命運就可能徹底改變了。欲知詳情和結局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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