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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降“弟子”閻錫山，伯川滑頭兩面安； 又与重慶建密線，不了了之未成款。 岡村宁次在華北職任上的主要勸降對象閻錫山，可是個大名鼎鼎的人物。 閻比岡村年長一歲，1883年10月8日出生在山西省五台縣河邊村。閻家是個小地主，其父閻書堂后來在五台縣城開了家錢舖，以放印子錢為生。錫山字伯川，別號龍池，乳名万喜子。他6歲時生母曲月清去世，因繼母不養前家子，便由外祖母領去撫養。9歲入私塾念書。幼年時期的閻錫山有家歸不得，雖然外祖母疼愛，但寄人篱下，被人白眼看待，使他受到很大刺激。所以此人小時的性格就与一般孩童不同，他有時沉默寡言，有時頑皮難管，有時馴順，有時狂暴。12歲時与同窗曲滿堂玩耍失和，竟掏出小刀把對方刺傷。因此，孩子們都說：“万喜子不是好惹的，還是离他遠些好。” 閻錫山16歲從外祖母家回來，成完親便到錢舖學商。在父親的教導下，照料舖面，印錢帖子，記帳算利息，協助父親做投机生意。僅兩年多的時間，便把放貸小債主那套精打細算、唯利是圖、投机鑽營的手段掌握得八九不离十。1900年底，閻書堂在做銀兩与制錢換兌的投机生意中跌了跟頭，欠了別人的債，只好轉讓出錢舖帶著儿子跑到了太原。閻錫山經五台同鄉介紹，到繁華的柳巷裕盛客棧里當伙計，混口飯吃。 時值義和團運動失敗，清政府宣布實行“新政”，開辦各种新式學堂就是其中一項。在山西，1902年（清光緒28年）首先成立了山西大學堂和農林、法政、武備等學堂。因而，投考新式學堂就成了一些人做官為宦的階梯。閻錫山對于在客店里當小伙計是不甘心的，因此，當山西武備學堂的招生簡章公布后，他便鼓起勇气報名應考。初試時，做了《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論》的論文；口試時，他態度謙恭，應答靈便，深得考官們的賞識，遂被錄取。1904年7月，閻錫山被選送到日本學習軍事，先人振武學校，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國同盟會；1907年正式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正巧那時岡村宁次從日步兵第49聯隊調到該校擔任清國留學生隊區隊長，所以他倆也算有一段師生關系。1909年，閻畢業回國歷任軍事學堂教官、監督和新軍標統（相同于團長）等職，辛亥革命爆發后，發動太原起義，一躍成為山西大都督，此時年僅28歲。從1911年起，直到1949年他66歲時逃离大陸止，他執掌山西大權長達38年之久。 抗戰全面爆發后，閻錫山被國民政府任命為第2戰區司令長官，指揮晉綏所有部隊。下轄第6、第7兩個集團軍，蔣系湯恩伯的第13集團軍一度歸他領導，朱德為總司令的第18集團軍名義上也一直在他的麾下。他參加抗戰，但態度始終不堅決。他的戰區內，日軍、蔣嫡系部隊和八路軍并存，他要部下“學會在三個雞蛋上跳舞，哪個也不能踩破”。所謂“存在哲學”是他的思想基礎。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后，他先逃到臨汾，轉年2月日軍進攻臨汾，將他赶到黃河邊晉陝交界的吉縣。從此他在那里安營扎寨，選擇一偏僻山溝開鑿了大量窯洞，取名“克難坡”，把山西省的党政軍各大机關悉數安置在這里。 因為閻青年時期在日本呆過五六年，對日本人有好感，所以几任華北日軍首腦均認為他是親日的，一直希望拉住他對付蔣系勢力，特別是在華北的中共勢力。1940年春，多田駿秘密曾派人往吉縣克難坡見閻，提出日、閻雙方消除敵對行為，互相提攜剿除在山西的八路軍、決死隊，日軍則完全交還閻本人及各軍政要員在太原的財產。閻提出要日方先給他裝備30個團，所有兵員、武器、糧食、經費均由日方負責。因為山西全境富庶之地悉被日軍占領，分散部署的晉綏軍部隊給養困難，單單集中在克難坡的數万机關、學校及直屬部隊的吃飯問題，閻都無著籌措。但是，多田駿不見兔子不撒鷹，雙方的密談沒有具体結果。 1941年7月，岡村來華北方面軍上任，他認為只要閻錫山能真心投降，要甚給甚，不必斤斤計較條件。他派特使田邊盛武赴汾陽，与閻的特別代表趙承綬會談，雙方于8月11日達成協議，內容主要是：（1）閻、日取消敵對行為，共同防共；（2）日方先給閻裝備50個團，撥發步槍5万支，机槍5000挺，重机槍500挺；（3）閻第一步進駐隰縣或孝義，將小船窩渡口（吉縣屬）讓給日方，閻通電脫离重慶政府。日方將晉中10縣交給閻方接管；（4）第二步閻進駐太谷，日方將山西政權全部交閻，再給閻裝備50個團；（5）第三步閻進駐北平，日方將華北政權交閻，組織“華北國”。 這個賭注下得不小，對閻頗有吸引力。但閻与日方達成協議的根本目的是“存在”下去、擴大實力，所以他遲遲不肯公開表態降日，而希望從具体條件入手。同年11月，閻又派趙承綬由孝義經汾陽到太原，与岡村特使規定了履行汾陽協定的細則：（1）雙方部隊為避免沖突，分別在太原、汾陽、臨汾成立辦事處，以資聯絡；（2）交換物資：閻以桐油、水銀、生漆、桃仁等物資向日方換取布匹、西藥、紙張、机械器材等物；（3）交換情報：閻、日雙方駐當地部隊，經辦事處互相交換八路軍活動的情報；（4）晉綏軍兵員征募可由日方組織的傀儡政權協助；（5）日方撥給閻華北聯幣1200万元，華南儲幣500万元；撥給糧食5万石。等等。 閻錫山与日本的秘密協議，被中共在山西的負責人薄一波等獲悉，感到事態嚴重。因為閻如果降日，不但是對全國抗戰的一次重大心理打擊，而且閻、日聯起手來對付八路軍，后果不堪設想。于是，決定通過輿論捅出閻、日秘密協議，同時，發動各界民眾開展反投降運動，使閻一時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題。 1941年11月30日，八路軍駐山西辦事處代表王世英在克難坡求見閻錫山，原來由閻的交際處約定談話15分鐘，但在這次關鍵性的談話過程中，王世英抓住閻投降的危机問題，對時局作了較詳細的分析，談話一直延長了3個多小時。這次談話在3個問題上使閻有所畏懼。第一，日本只有南進才能解決它的戰略物資困難問題，不會北進。因為閻一直認為日美不會開戰，這樣美國就不會公開援助中國。第二，蔣介石在全國人民壓力之下，不會降日（閻當時得到的情報是蔣要投降，蔣汪合流，組織親日政府，故他要先一步投降，竊据華北）。因為蔣一投降，他的政治資本就完了，人民會起來打倒他。第三，閻又問假如蔣介石投降，你們怎么辦呢？王世英回答：我們的態度很明确，領導全國人民抗戰到底，爭取最后胜利。誰投降我們就打誰。 閻、王兩人長時間的談話，使在外面等候接見的人焦急不安，而侍衛人員則在窗外偷听。他們對這次談話十分重視，主要是想了解八路軍的態度，閻也想乘机摸摸中共的底。談話次日，王世英即返回延安。閻雖有与日“合作”的想法，但已有所顧忌。 岡村和閻各自的代表，后來又進行了兩個來月的商談，日方堅持要閻先离開克難坡進駐孝義，發表脫离重慶政府的通電，然后才能履行上述細則。閻則以黃河以西的工厂机器尚未運回河東為理由，堅持日方要先履行細則，再行進駐孝義，發表通電。這時，趙承綬由太原發電給閻報告：從商談過程中來看，日方确是誘降，不是合作。嗣因日本准備太平洋戰爭，國內物資緊張，岡村不能如數撥出閻所要求的武器、物資、款項。同時，蔣介石獲得閻和日方勾結的情報，派遣徐永昌和賈景德，由重慶來到克難坡，允撥閻軍的欠餉并增加軍政費用。在這种情況下，閻遂將趙承綬召回克難坡，靜觀時局變化，履行汾陽協定問題，也就暫時擱置下來。 見閻不降，1942年2月岡村決定以武力威逼，揚言要向克難坡和閻所控制的晉西進攻。這确實威脅到閻的生存問題了。閻錫山乃于4月初發動“晉西保衛戰”，動員所有力量開赴前線，獎勵晉綏軍官兵每打死1個日本人賞洋100元，并許諾給士兵娶妻，以鼓勵士气，改變過去恐日降日的想法。日軍駐晉部隊卻根据過去的經驗，對晉綏軍非常輕視，公開說：“閻錫山的軍隊根本用不著打，只要在槍頭上挂一頂日本軍帽就嚇跑了。”由于日軍輕敵，閻又做了种种准備，所以日軍在孝義縣蘇宋庄和汾城縣華靈廟的戰斗中受挫。至此，岡村宁次后悔不應逼閻過急，于是又派特使与閻談判。 閻錫山稱：“我們与日軍來往是策略，并非真投降。”對這個錢舖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山西不倒翁，無論是東京的東條英机，還是身在北平的岡村宁次，誰都摸不透他真實的想法。岡村對他的參謀長安達二十三中將說：“閻錫山曾把中國人騙遍了，他派誰當代表，都當不了他的家，必須与閻直接談判，才能解決問題。” 在岡村宁次的堅持下，雙方于1942年5月6日在离克難坡不遠的吉縣安平村舉行會談，閻錫山被迫親自出席。因為岡村通過這兩年的几次大規模“肅正作戰”，已嚴重地削弱了中共方面在華北的力量，隨時可以騰出手來打擊他。日方出席者的級別也不低，計有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安達二十三中將、第1軍司令官岩松義雄中將和該軍參謀長花谷正少將、偽山西省長蘇体仁等。會議內容：在閻錫山方面為：（一）申述亞洲同盟与中日兩國之利益；（二）在彼此互相需要的合理條件內進行合作；（三）請日方表明此項合作，是否日本的國策，抑或地方的意見及對待中國的方針等等。在日軍方面為：（一）強調東亞共榮圈的胜利，促間早日投降；（二）向閻提出“覺書”，促其通電脫离蔣介石方面，如當時發表通電，立即交付聯幣300万元，步槍1000枝；（三）關于汾陽協定應允之武器、物資、款項等，因數目太大，須陸續交付。 閻錫山對日方提出的問題，以一切准備尚未完成為借口，表示通電脫离重慶方面和向日投降，須再加考慮。因而會議沒有達成協議，日方也將所帶的聯幣、槍支，原物帶走。 這次安平會談未獲結果，岡村大失所望。閻錫山畢竟不同于汪精衛，民族气節多少猶存；他手下的那幫晉綏軍將領，也不同于麇集在汪周圍的漢奸政客，不會答應向日本人投降。為了离間間与重慶方面的關系，搞心理戰，岡村下令把閻跟日軍首腦接触時拍攝的照片，用飛机大量散發到重慶、西安等地。同時，以武力積极壓迫閻部，在稷王山一帶擊潰閻的第34軍，在孝義淨化村殲滅了趙瑞、楊誠兩個師，并聲言要大舉進攻閻管區，以逼閻早日投降。閻也不示弱，高喊保衛晉西，雙方關系已成僵局。但閻駐太原、汾陽、臨汾的辦事處仍然存在，雙方的人員來往直到日本投降從未間斷。 岡村對閻的勸降雖沒有成功，但達到了使閻錫山在軍事上消极避戰，日軍得以在山西專事對付八路軍的目的。 對晉系以外的其他雜牌軍，岡村的勸降工作取得了成功。“我到北京就職后，了解到管轄區內很少有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但有不少以上將、中將為司令的國民党地方軍。這些地方軍大都是各派系的舊軍閥，目前雖接受中央政府的軍餉，對蔣介石卻未必忠誠。只要避免和他們作戰，即可減少犧牲，節省兵力。因此，我要求各軍司令官、師團長等對國民党地方軍進行誘降工作。結果非常奏效。從1942年春開始，這些將領陸續投誠，到1943年秋几乎全部歸順我軍。其中最大的一股，是龐炳勳的軍隊”。 龐炳勳原是馮玉祥的部下，1931年蔣、馮、閻中原大戰時，在蔣介石的暗中收買下倒戈反馮。蔣介石升他為第40軍軍長，以后又兼任國民党軍委會北平分會委員。長城抗戰之役，他升任第10軍團總指揮，接著晉升為陸軍中將，改任第3軍團軍團長，在台儿庄戰役中立過功勞。武漢會戰后，國民政府對軍隊体制進行了改革，廢除了軍團名號，龐炳勳遂改任集團軍上將司令，駐扎在豫南一帶。西北軍從上到下歷來有倒戈的傳統，而這次龐炳勳降日，竟然是在一個小小的日軍少尉的說服下實現的，令人瞠目。 這個日軍少尉名叫田中徹雄，畢業于日本東亞同文書院，既擅長漢語，又通曉中國情況，來華服役后被安排在日第12軍的策及机构工作。此人深知中國人一貫墨守“兩國交兵，不斬來使”的信條，常常不經請示單槍匹馬地跑到中國軍隊中勸降。這次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報判斷龐有降意，便又只身跑到龐的駐地，一番威脅利誘后，居然使這位統領7万大軍的集團軍上將司令表示投降。可是，他的“超群功績”并未得到上司的獎賞，反而指責他：“小小少尉，竟然未經命令隨意潛入敵陣，破坏了軍紀。”令他十分苦惱。 消息傳到岡村那里，他認為下級指揮官指責田中少尉触犯軍紀不一定有道理，原因是“考慮到今后為了殲滅龐炳勳的7万軍隊，不得不犧牲眾多部下，而如果田中的工作獲得成功，則可避免這种犧牲”，遂決定表彰田中徹雄。1943年5月23日，岡村親自赶到開封，听取了這位“降服7万人的好漢”的事跡介紹，不僅頒發了軍功獎狀，還贈給他特地從國內寄來的一柄軍刀。 在岡村任華北日軍最高指揮官期間，國民党各路雜牌軍總共有30万人左右降日，其中有龐炳勳、孫殿英、孫良誠、張嵐峰、李守信、吳化文等部。据日方統計，整個中日戰爭期間，非蔣介石嫡系的降日雜牌軍共約40万人，而華北地區即占3／4。可見，岡村等人勸降工作的“成績”之大。 開展對重慶方面的“和平”工作，是東條英机曾秘密囑托岡村宁次的又一項重要任務。 岡村來華北不久，便找到他的老相識殷同建立了与重慶的電訊聯系。殷同早年畢業于日本陸軍軍需學校，他与其同窗汪時璟、王大禎等回國后都离開了軍界，分別在政界、財界活動，相當有名。岡村很早就与殷同認識，30年代初岡村任關東軍副參謀長時，殷同常奔走于北平和長春之間，傳遞消息。簽訂塘沽停戰協定后，為了協商与該協定有關的東北与華北之間的交通及其他問題，殷同作為何應欽的私人代表，在北平和大連等地跟岡村頻頻接触，彼此私交密切。 1942年8月，殷同与在重慶的王大禎接上了聯系，9月，蔣介石秘密派特使何沛石潛來北平与岡村“交換意見”。雙方雖未達成什么原則性協議，但一致同意通過殷同一王大禎之間建立的聯絡線磋商“和平條件”。為此，岡村指示“方面軍參謀部編制了密碼，將我軍通訊兵秘密派駐殷同私邸，并由我簽署一份防哨線通行證交給了何沛石”。不料，同年底殷同突然病死，岡村又請“賦閒”在北平的汪時璟代替殷同，繼續和王大禎聯系。從此，“北平与重慶每周交換電報一二次，但內容多為議論，對方態度強硬，几乎沒有什么實際效果”。特別是在1943年工1月下旬召開開羅會議以后，丘吉爾、羅斯福和蔣介石相互确定，在徹底戰敗日本以前誰也不得与之單獨媾和。加之在這一年，歐洲戰場上蘇軍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會戰的胜利，開始轉入反攻；在北非戰場的德、意軍隊被全部肅清后，英美軍隊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島登陸，墨索里尼政權垮台；在太平洋戰場，美軍于8月攻占阿留申群島，10月克所羅門群島的新喬治亞島，11月克布根維爾島，同時攻占吉爾伯特群島，日軍節節敗退。在這种有利態勢下，蔣介石自然更不會按照日本所提出的條件与之情和。 用“拉”的辦法不能瓦解重慶方面的抗戰意志，同時，在太平洋戰場形勢日趨惡化的情況下，日陸軍主力卻始終被牽制在中國戰場上抽不出身來。東京大本營遂決定孤注一擲，重新發動對國民党軍隊的大規模軍事進攻，以武力摧垮重慶政權，或許能進而改變整個戰爭態勢。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中日雙方軍隊的最后一次大規模會戰——豫湘桂大會戰。 這次大會戰從1944年4月開始至年底結束，歷時8個多月。是抗戰爆發以來時間最長的一次會戰。岡村宁次指揮華北日軍首先在河南開仗，揭開了大會戰的序幕。欲知他如何猖狂表演，且看下章細說。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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