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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七年二月，達爾文完成了關于家養狀態下的動物和植物這部巨著，并將手稿付印，然后又著手寫關于人類起源的書。這個問題對所有接受達爾文進化學說的人來說，是一個很自然的問題，達爾文的一些支持者也已經對這一問題作出答复。正如我們所指出的，最先是達爾文的才華橫溢的朋友赫胥黎對“人類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這一問題作了許多研究，而且特別細致地研究了類人猿的腦和人腦的构造，因為人們認為腦体結构正是人和所有其他哺乳動物在身体上最主要的差別。赫胥黎在和奧溫的論戰中得到證明，并不是這么一回事。 華萊士在人類問題上有其獨特的見解。他在一八六四年三月號的《人類學評論》這本小冊子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華萊士的基本思想是：人類的祖先通過自然選擇而獲得的体質在人腦充分發達后不再改變，人類往后的整個進步，是与已經達到高水平的人類智能發展相聯系的，人類的智能發展導致了發明工具，交通工具，火等等。 花萊士認為，人類种族之間的斗爭，過去是而且將來也是更多地取決于精神的后天變异，而不是更多地取決于身体，即更多地取決于人的智力和道德上的品質。當人僅僅在智力上，在腦和顱骨的結构上變化時，動物則借助于選擇僅僅在肉体上發生變化。動物和人之間的差別先達到了屬的程度，也可能是達到了科的程度。由于人類這种古老性，所以人种也象哺乳動物科同樣石老。如果赫胥黎根据人体特征指出人類這一科的等級，那么人類這一科的起源就可以追溯到更遠，即現在一些哺乳動物目首次形成的那個時候。因此華萊士認為，根据人類的起源及其大腦的發展情況來划分人類的等級是可能的。同樣，他也把人种的形成推遲了很久，他認為，人种体質上的特征与當前人种的地理分布無關，因為各种人种有足夠的時間遷离他們形成的地方。 一八六八年赫克爾的《自然創造史》第一版問世，一八七○年第二版問世。作者在書中詳細地研究了人類起源這一問題。 還在一八三七——一八三八年，達爾文就開始收集人類起源方面的材料，但是最初他并未對這些材料進行整理，因為材料很少，而且說服力不強，因此達爾文不敢發表。對他來說，物种問題是最重要的，如果發表有關人類的材料，反倒會助長反對他的觀點的那种偏見。達爾文在《自傳》一書中說：“要是光擺出我對于人類起源的觀點，而并不提出任何證据來加以充實，這對這一著作（《物种起源》）的成功來說，不但不會有利，反而會有害。”确實，在《物种起源》第一版中，他就沒有隱瞞自己的信念（正如上面已指出的），即他的著作能夠“闡明人類的起源”，換句話說，就是人類起源這個問題應該与其他的各种生物起源的問題放在一起研究。于是我們看到，單憑這一句話就足以引起對達爾文的理論极其猛烈的攻擊。 但是我們也看到，這一理論逐年在取得成就，例如，一八六七年，達爾文寫信給赫克爾說，甚至比英國任何人都更強烈反對他的“倫敦昆虫學會”的會員們，現在除了兩三個老人以外，也都“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他的觀點。甚至在法國（達爾文的理論在這里所取得的影響以在其他國家要小），古生物學家高得里，就古生物的起源問題，准備寫一本有關古生動物的書。一八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達爾文寫信鼓勵他說：“這件事將使您的淵博學識和論斷的才能大有用武之地。我以為您的信念（高得里成了進化論者——作者注）目前會降低您的同胞們對您的評价的，不過，親緣物种起源于共同祖先的這一信念，既然在歐洲各地（法國除外）得到了迅速的傳播，我就應該認為它不久就會·成·為·一·种·非·常·普·遍·的·信·念（著重號是我加的——作者注）。” 的确，日內瓦國民協會的主席卡爾·福格特也在和二年，即一八六九年說：“沒有人再敢堅持——至少在歐洲是這樣——物种全然是獨立地被創造出來的”。 人們在認識上的整個進步，使達爾文打消了顧慮，從而著手整理人類起源方面的材料，以便出版。當然他也清楚，在他所處的時代，用以說明個別的物种，即人類的進化這個問題，還沒有象生物的現在和過去的地理分布及其所處的地質層序列這樣一些頗有成效地一般說明生物進化的“強有力的證据”。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我們現在所依据的有關直立猿人，北京猿人，非洲類人猿化石，海得爾堡人的一切古生物學方面的資料，都是在達爾文逝世后才發現的，而且這些資料，每隔十年就會使人們更加准确地認識人類在遠离他們和類人猿的共同祖先之后所走過的發展道路。達爾文不得不只限于研究一些間接的論据，這些論据足以使人相信人類起源于某种低級的生物，足以作出人類是怎樣發展來的這樣的設想。 達爾文讀了華萊士一八六九年刊登在《每季評論》上的一篇文章后，就感到特別迫切需要發表自己對人類起源的有分量的看法了。這篇文章有兩個方面使達爾文感興趣；一、文章涉及到賴爾及賴爾接受達爾文理論的問題；二、文章陳述了華萊士本人對人類起源的觀點，而這些觀點与達爾文的觀點截然相反。華萊士沒有署名的這篇文章，就象所有刊登在《每季評論》上的評論文章一樣，是評論賴爾第十版（一八六七——一八六八年）《地質學原理》和第六版（一八六五年）《地質學要素》的。在文章中，華萊士高度評价了賴爾的第一部著作，他指出，地質學方面沒有任何一部著作出過十版，而且在第一版（一八三○年問世）和第十版之間的三十八年中間，書的篇幅增加了一倍。“誕生了”兩個健壯的“嬰儿”：《地質學要素》（共出六版）和《人類的古遠性》（共出三版），該書并被譯成法文，德文和俄文。 華萊士在評論中強調指出，有許多英文的地質學書籍，它們不是發展許多地質學和知識分科中的一科，就是充當各种各樣的教科書和參考書。但是只有賴爾的《地質學原理》這本書，能夠作出如此重要的概括：只有《地質學原理》把現今的地質變化的事實看成是地質學的基礎和原則，并且看得如此透徹，證据如此确鑿，体裁如此迷人！華萊士詳細地研究居維葉和以前在地質界廣為流傳的居維葉的災變說，詳細地研究賴爾不得不進行的反對災變論者的斗爭，還詳細地研究賴爾在地質學中所實行的改革意義。華萊士在講到書的最后一版即第十版時，還指出賴爾在書中加進去的許多新的資料。 華萊士寫道：“但是，第十版的最大特點是賴爾在主要點上（如果不是在所有的細節上）接受了達爾文關于物种起源的理論”。接著他极力證明，這种接受絲毫不与下述情況相矛盾，那就是賴爾始終是一個堅決反對拉馬克和《創造的痕跡》的作者的進化理論的有名人物。相反，這种接受是從賴爾本人所具有的思想和他的著作中自然而然產生的，他之所以批駁拉馬克和《痕跡》的作者的進化假設，并不是因為他不懂世界的自然發展的思想，而是因為這些假設尚未被事實所證實。所以賴爾本人就教導人們說，物种的絕滅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一漸進的過程与大地表面的激變和災變全然無關。他也反對承認某些作者提出來的物种生命力的減弱是絕滅的原因。賴爾認為，要解釋物种的絕滅，只要有下列因素就足夠了：凶禽猛獸大量對它們的捕殺，食物條件的惡化，气候的改變，大陸和海洋的上升与下降。華萊士接著說：“賴爾證明說，新的物种的產生應該成為自然体系的正确部分。為什么我們未指出產生這种新物种的方法，原因就是有机界的變化進程要比無机界的變化進程慢得多”。 華萊士在書評中寫道：“三十多年前，賴爾就提出有机界和無机界不間斷性的學說，他堅決反對整批整批的植物群和動物群一起絕滅、造物主說‘生長吧’又生長出來的理論。同時他否認產生動植物新的物种的過程已被發現。” 華萊士接著說：“但是，如果這种原因被找到、被證實、并且和他本人的思想相協調的話，那么賴爾就應該接受它。可是這要求他有道德上的大勇大智的精神”。 華萊士繼續說：“在他這部著作發表九個版本的三十多年中，人們經常把他當作最偉大的、最有威望的“演變論”的反對者加以引用，因為他曾嚴厲地指責過這种學說。而在第十版中，他完全改寫了這一部分，同意了這一理論，而這一理論在膚淺的讀者看來，同賴爾一生公開反對過的那些理論并無多大差別”。他接著說：“賴爾放棄了他長久抱定的和大力維護的信念，這表現他人雖老邁，而智慧的青春猶存，這在科學史上也未必有這樣令人惊奇的例子。如果我們記住作者（即賴爾）是极端審慎的，而且他所寫的每本書都標志著對真理的熱愛，那么我們就會相信，不經過長期的、痛苦的考慮，決不會作出如此重大的改變，同時支持他現在所采取的觀點的那些論證一定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賴爾接受達爾文的理論，否定拉馬克的理論，這一事實已經表明，那些說達爾文只是以自己的名義革新了拉馬克的理論的人是錯的”。 接著華萊士證明他詳盡地闡述過的達爾文的學說和拉馬克的學說之間的差別。然后他論述一系列新的、有趣的、證實進化論的古生物學方面的發現。這就是華萊士對書的評論的前半部分。 達爾文非常滿意這一部分。他在給朋友們的信件中對此表示贊賞。我們已經指出，賴爾起初辜負了達爾文的期望，對達爾文的理論模凌兩可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們也指出過，就在那個《每季評論》上登著一篇匿名文章，這篇文章正如達爾文及其朋友們所怀疑的那樣，大概是在奧溫的授意下由韋勃甫司主教寫出來的，文章估計賴爾不會跟著達爾文走，也不會成為達爾文思想的擁護者，這一估計落空了。賴爾盡管厭惡人類起源于類似猿猴的祖先的想法，但是他在刊物上（《人類的古遠性》第二版）表示相信達爾文的理論很快就會成為學者們共同的看法。他在《地質學原理》第十版中，又進一步發展了這些思想，他依然認為邏輯上必需承認人類起源于低等動物，并且說出了有關人類遷徙的几點看法。 毫無疑問，達爾文為這种轉變感到高興，他還認為正是在這家過去曾刊登過一篇批評他的最尖銳、最惡毒的文章的雜志上，出現了華萊士的書評，歡迎賴爾轉到達爾文這一邊來，并稱贊賴爾表現出來的勇敢精神，這一事件也是達爾文主義的一大胜利。關于這一點達爾文寫信給穆瑞說：“牛津主教和奧溫會恨得咬牙切齒的”。 但是花萊士評論的后半部分卻使達爾文大失所望，十分激動。 在這一部分評論中，華萊士沒有分析賴爾對人類起源的觀點，僅僅局限于“有關這個問題的几個方面的意見，而對這几個方面的意見，到目前為止，凡就這個問題寫過文章的人，顯然并未注意到。” 華萊士一開始就說：“要人在自己的主要特征和身体的許多細小部分方面，都通過完全不同于低級生物的另一條路發展，是完全不可思議的”。華萊士在說出這樣的錯話后（須知他在書評的前半部分剛剛熱情地捍衛了自然選擇和進化理論），就接著發揮他的主要思想：無論是自然選擇，還是進化理論，都不能解釋人的有感情的和有知覺的生命、人的智能和道德本性的來源。所有這些博物學法則，都不能解釋經過重新組合的原子是如何賦与知覺的。“有知覺的生命在它剛剛出現時是依据某一進化法則產生的唯一的東西，這是很難理解的。”； 華萊士并不限于對這些意見的研究，他繼續深入下去，并且證實，也有一些人体特征，是“變异理論和最具有适應性的東西被保存下來的理論”都無法解釋的。屬于這類特征的，他舉出了腦、言語器官、手以及人的外形。他認為，所有這些器官和特征的完善，遠在使用之前，就已發展到最完善的地步。例如，野人的大腦和大約史前期的人的大腦，与歐洲中部的人的大腦几乎毫無差別，并且野人的要求、需要和愿望比猴子高不了多少。因此，他認為，自然選擇只能使野人的大腦比猴子的大腦略微高明一些。器官的完善程度遠遠超出了需要。 華萊士也正是這樣分析人的手的，人的“科學和藝術整個范圍最終取決于”手的結构的完善。這樣完善的手野人是不需要的。華萊士認為，即使是猴子的手，也沒有被利用到它所能被利用的程度，也就是說，器官也比所需要的還要完善。 他也指出，人体直立的姿勢，身材的优美与勻稱，還有人的臉形与面部表情，所有這一切，“大概是我們全部美的感受和情感的源泉”，而且所有這一切“使人和其他動物之間的差別，大于動物相互之間的差別”。人的光滑無毛的皮膚，与其說對人的益，不如說有害，因此它未必是從直立的大猩猩那里繼承下來的：“光禿禿的皮膚由于需要穿衣服，就推動了我們的理智，并且發展個人溫文爾雅感（！），深深地（！）影響到我們的天性。” 這樣，華萊士關于人類起源的思想与達爾文的理論完全背道而馳。那么，在華萊士的意見當中什么是對的，什么是不對的呢？當然，華萊士認為不能把人類的起源歸結為自然選擇的作用，在這一點上他是對的。自然選擇因素決定了動植物的進化。但是對于人來說，自然選擇理論毫無疑問是不夠用的，是不能解釋人的進化的原因的。華萊士正确地指出人的一系列特征：人的大腦活動的發展，人的勞動技能，手的功能等等，這些特征是自然選擇的作用所無法解釋的。然而華萊士不能解決自己給自己提出的那些問題。他放棄了把人類的進化歸結為自然選擇的作用的意圖是對的，但他沒有找到對人的進化的唯物主義解釋。因此在關于人類的問題上，華萊士脫离了唯物主義，同意了純唯心主義的觀點。 華萊士又是如何解釋他所認為的人類進化問題上全部“難點”的呢？那些不能接受反映人類起源全部真理的進化理論的人們的新觀點”，原來是很陳腐的。他認為，這里“有一种力量（力量一詞是以大寫字母開頭的！）”在起作用，“這种力量指導法則朝一定的方向、為了專門的目的發揮作用”。這种愛沙·葛雷關于進化是按神所預定的渠道進行的想法是多么的相似，而達爾文早就反對過這种想法！在結尾的一段中，華萊士再次重复這些想法，毫不怀疑想使科學和神學在此處達到調和：“我們認為，這就是我們將在最重要的問題上找到科學和神學之間的真正調和的方向……至高無上的智慧……監視這些法則的作用，指引著變异的方向，預先決定它們的組合，最后形成十分完善的体形，以便接受我們智力上的和道德上的天性，甚至促進這种天性無止境的完善”。 這樣，自認為總是“匆匆忙忙的年青人”１的華萊士，沉重地打擊了達爾文的整個主張，這种打擊之所以特別沉重，是因為它來自達爾文的志同道合者，尤其是來自与達爾文同時被人們認為是自然選擇理論的創立者的那個人。達爾文又不得不再次糾正自己戰友的錯誤見解所造成的后果，就象船長一樣，以非常熟練的操作技術重新撥正他們的航船，使他們的“共同事業”納入正确的航向，重新与最接受他的自然科學家著作中習慣的宗教觀念的遺留物作斗爭。 -------- １見他在“林納學會”1908年所舉行的五十周年慶祝大會上的發言。這一著名的慶祝大會，是為紀念華萊士論述自然選擇理論的文章，紀念達爾文《一八四四年概要》中一些片斷而同時提出報告而舉行的。這一發言的摘要被引用到1939年蘇聯科學院出版的《達爾文全集》第3卷第790頁。見斯·爾·索博利對第224頁的注釋。 賴爾和愛沙·葛雷渴望看到進化論的“命運”，華萊士則更加發展了他們的想法，這兩個實例一方面表明當時要拋棄舊的宗教觀念和思想是十分困難的，而達爾文在用純唯物觀研究有机界和人的發展問題上不容許有什么妥協１，他的態度始終如一，堅定、誠懇。另一方面，這說明為什么達爾文在《人類的起源》這本書中，在論述人的身体特性的同時，用了許多篇幅把人的智能与動物的智能兩相比較，談人的智能的起源和發展問題，還談到道德觀念的發展問題，而不管這個問題會有什么樣的困難。２ -------- １關于自己的宗教觀點，達爾文寫道：“當我乘‘貝格爾’號旅行時，我是完全信仰上帝的，是一個正統的基督教徒……但在1836年10月到1939年期間，我逐漸地意識到，舊約比印度教徒的圣書沒有更令人值得相信的地方……以后我開始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必須要有明顯的證据才能使一個精神健全的人相信支持基督教的那些奇跡；我們越是認識自然的固定法則，奇跡就越變得不可信……同樣我也不能不思考，許多重要現象在各种福音書中被描寫成各式各樣的……所有這些想法……對我產生了強有力的作用，而且在它們的影響下，我逐漸相信，基督教不是一种神啟示……我終于成了一個完全不信教的人。不信教的想法在我心中滋長得很慢，以致我沒有因此而感到任何痛苦和不愉快（《達爾文生平及其書信集》英文版第一卷第307——309頁。 ２我非常感謝羅金斯基，他向我指出，《人類的起源》這本書中的許多東西是同華萊士在書評中展開的思想進行論戰。這促使我去閱讀華萊士在《每季評論》上發表的論文的原文，于是我完全相信這個意見是對的。有趣的是，達爾文過去也不止一次地采用這种論戰方法，經常不指名地跟自己的戰友進行可以說是“不易覺察的”論戰。見《達爾文全集》，蘇聯科學院1939年版第3卷第794頁注14和注18。 困難從來也未嚇倒達爾文。他承認困難，甚至好象在尋找困難，他酷愛真理，在他的天才的精确的天平上，他衡量一切“贊成”和“反對”，接受某一觀點時，他要看哪一些論證占优勢，要看這些論證和他的基本科學信仰符合到什么程度。達爾文傳記的最新作者之一——吉夫里·威斯特稱達爾文為“不完整的人”，這是极端錯誤的，完全是謊言！他的活動和意見從來沒有分裂成為單個的、彼此不相聯系的碎片。相反，他可以稱為非常“完整的人”。他的學說的每一個單獨部分都被一個統一的、嚴整的基本思想——生物的進化和生物有共同起源的思想統一起來。所有他的單本著作都是這一基本思想的發揮，因為這個基本思想在他的每一篇文章中都得到反映，正象太陽在一小滴水中得到反映一樣。 我們再來談談《人類的起源》這本書吧。起初，這本書打算寫成《關于人類的一章》，但是很快達爾文就決定出一本篇幅不大的書，其中有一章寫人和動物的感覺的表現。華萊士第一篇文章（一八六四年）涉及到的關于人种起源的問題，促使達爾文思考這一問題，并用他在一八四二年和一八四四年的兩個《概要》中就已經表述過的性選擇原則，來解釋人种的起源。這促使他想徹底研究性選擇的理論，并在動物界各綱中運用這一理論。 這樣，已构思好的書篇幅越來越大。有關這本書的材料的收集工作，在一八六七年因寫其他几部著作而中斷了几次，也因他的健康狀況几度惡化而停頓。看來，華萊士對書的評論的發表，促使達爾文更緊張地編寫這本書。一八六九年四月十四日，達爾文在給華萊士的信中，非常贊賞他寫賴爾的地質思想在科學史上的作用和意義的文章的第一部分，也夸獎他“非常出色地”論述了自然選擇理論；達爾文抱怨華萊士的廉虛態度（華萊士在論述選擇理論時，甚至沒有提到自己發表在《林納學會會報》上的文章）之后，略微談了一下文章的第二部分：“要是您不告訴我，我會以為這些話（關于人類起源問題的那些意見）是另外某個人胡亂加上去的（文章是匿名的）。正如您所預料的一樣，我是憂郁的，同您的意見极不相同，這使我感到痛心。關于人類，我不認為有必要把离得比較遠的直接原因扯上來。不過這個問題太大了，在一封信中是討論不了的。我特別高興談到您的推論，因為目前我正在寫人類問題，并且考慮得很多”。毫無疑問，一八六四年，特別是一八七○年，是他寫《人類的起源》最緊張的時刻。一八七○年八月底以前，該書脫稿，八月三十日付印。 書的布局很差，确實，有一半以上的篇幅是談性選擇理論和應用該理論來解釋動物第二性征的產生問題。涉及到人類的那一部分篇幅較小，其中不少于三分之一是討論人种和人种借助性選擇而產生的問題，而其余的三分之二，則專談整個人類起源的問題。我們認為從前面六章開始來分析達爾文這本書是恰當的。 達爾文在第一章敘述了他所收集的許多事實，這些事實證明人類非常明顯起源于某种低等生物，在另一章（第一版的第四章和第二版的第二章）中，他詳細地研究了人類由低等生物發展起來的方式。還有三章專談人的智能和動物智能的比較以及人的智能的發展問題。達爾文和華萊士之間的意見分歧正在于此，也正是在這里，達爾文認為有必要用全部事實來反駁華萊士的思想。第六章結束了書的這一部分，并且明确了人類在動物界体系里占据什么地位和人類的譜系一般是怎樣的這樣一個問題。 總之，達爾文在第一章中，詳細地研究了人体的构造。人的骨骼、肌肉、神經、血管和內髒，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人是哺乳動物，具有哺乳動物的一切特征。奧溫和其他一些作者當年曾用來區分人和其它哺乳動物那种人和類人猿在腦构造方面的差別，正如赫胥黎已經指出的那樣，實際上比類人猿和其他最接近類人猿的猴子（如長尾猴和蠻猴）之間的差別還要小。人和猴子之間的极大相似之處在生理學上也表現出來了：共同的疾病，藥物的相同作用，甚至象抽煙、喝酒等等所引起的快感也是相同的。人類的增殖和發育無疑具有猴子所固有的特點：初生的嬰儿也是弱小無力的，性別也是各不相同的。 人的胚胎發育，首先同其它哺乳動物，甚至同其他脊椎動物綱，有共同的特征：卵細胞的大小和其他哺乳動物相同，和所有其他脊椎動物綱有一樣的鰓溝；人的腳和手也象蜥蜴、鳥和哺乳動物的胚胎上的腳和手，有同樣的位置。接著達爾文引用了所有當時大家都知道的比較胚胎學方面的成就：搏動的血管狀的心髒裝置，胎儿排泄腔的形成，一條發育雖不完全但是真正的尾巴的尾骨的存在，人体胚胎的沃爾夫氏体——長成的魚的腎髒同系物的發育。他指出，七個月的胎儿的大腦皺壁，就象成年的猩猩的大腦皺壁一樣。他在援引赫胥黎的話時指出：“人無可爭辯地相似猴子有過于猴子相似狗”。 達爾文特別注意人的未發育器官（痕跡器官）。他強調指出，這些器官毫無用處，它們具有特別的變异性以及常有返祖現象。他描述了人的皮下肌肉能抽動皮膚的殘存現象（其他哺乳動物，比如馬的皮下肌肉都能抽動皮膚），肌肉能聳動眉毛和頸肌的殘存現象，這种頸肌已經不能任意收縮；他談到了一些返祖現象（收縮某些皮下肌肉的能力），這就是在個別人的身上作為例外現象出現的一种能力，例如擺動耳朵的能力，這种能力經常作為一個家庭的特點遺傳下去。他指出，猩猩和黑猩猩的耳朵不能擺動，這是与人的耳朵相似的緣故，指出人的外耳存在特別的、微尖的突出部，后來這一部分被稱之為“達爾文突出部”，他把這一部分看作是其他哺乳動物耳朵尖部的同系物。他舉出人的眼睛上的半月形皺紋，說這是第三眼瞼或者說是瞬膜的同系物。原始人种的嗅覺比較靈敏，他把這看作是過去留下來的遺傳物。他認為，人的頭發又長又密，這只是過去某個時候祖先周身都有濃密的毛發層這一現象的殘余。對一些人眉毛中夾有几根長毛（這也是蠻猴和一些狒狒所具有的特征）的現象，他也是這樣解釋的。他用這一觀點還研究了細毛——六個月的胎儿身上有的茸毛狀的毛發層。 達爾文也确定了其他痕跡器官在特征范圍上差异比較大的一些情況，例如智齒，對文明的种族來說，是無關緊要的，而對另一些人种來說，卻是非常發達的。他強調指出闌尾——人的盲腸縮短部分的殘余——的變异性。他指出foramen supra－condy loideum，——在凶猛的、有許多育儿袋的狐猴的肱骨下端，有一條發育得很好的管道（神經和動脈的通道），而人的這一管道，有時卻只有它的明顯的痕跡存在。他把人的尾骨看作是已經完全喪失功能的第三節尾椎骨早已形成的痕跡器官。他把脊髓的末端纖維、男子的乳腺和所謂的前列腺囊——男子子宮的同系物都列入痕跡器官。達爾文不同于他的前輩，即使是在這里，他也是以充分的事實來說明問題的，到目前為止，在所有關于人類起源的書籍中，用來證實人類起源于動物的大量實例都是引自達爾文的著作。 達爾文用《物种起源》中我們所熟悉的一段結論來結束這一章：“不能把那种理論稱之為科學的解釋，根据這种理論，它們（同系物器官）是按一個理想的計划創造出來的。”他還用起源于共同的祖先來解釋同源說。“遵循另一觀點就意味著認為我們本身的結构和我們周圍所有動物的結构是預想出來以模糊我們理性的陷阱”。 從第一章最后一句話中，可以感覺到他自豪地認識到，他的理論在十年的斗爭過程中，在認識上有了很大的轉變。他說：“這一時刻即將來臨，那時大家會認為，熟悉比較解剖學。熟悉人及其他哺乳動物胚胎學的博物學家們，居然會容忍每一個動物都是上帝逐個創造出來的這种想法，這是不可思議的。……” 決定人類起源的因素和原因，也就是決定其他動物的起源的因素和原因，這是關于人類由某种低等生物發展來的方式這一章的基本思想。人也具有動物那樣的特征變异性和遺傳性。人的變化規律也就是達爾文已指出的家養動物和栽培植物所具有的變化規律。和動植物的變化一樣，達爾文很少把人類的變化歸之為受條件直接而又明顯的影響，只是容許這些條件能引起“數量几乎是無法确定的不穩定的變化”，使生物体達到一定程度的可塑性罷了。 這里達爾文也詳細地研究了其他變化因素：器官的使用和不使用，發展的中斷，作為畸形返回到從前的類型，例如婦女和男子多余的乳腺，雙角子宮或者甚至是頜上部分開的，裸露出來的獠牙等等。然后他又談到變化的相互關系，談到人類增殖的速度，最后談到自然選擇，靠自然選擇不僅得出身体构造上的特征，而且還得出智能和共同的本能。智能使人的語言發展得越來越清晰，使人發明工具，交通工具（船、木筏）和取火技術。達爾文補充說：“我不明白為什么華萊士先生主張（《每季評論》，一八六九年四月），通過自然選擇野人只能得到一個比猴子稍稍發達的腦子！” 接著，達爾文以其非凡的智慧，發展了關于人的手和腿的构造在生存斗爭中能取得胜利的作用的想法。他堅持這樣的看法，為了把石塊或梭標准确地拋出去，或者用石頭刻制出笨重的工具，必須做一些复雜而准确的動作，這就要求大量的肌肉有完全充分的适應力。緊接著他斷言，人的手對這些動作有惊人的适應能力，而且這种适應性人類的祖先也能得到，但是必須把手從行走、支撐身体和爬樹的動作中解脫出來，也就是說，過渡到只用兩條腿挺立，這就引起后肢出要有所變化，即后肢要發展站得穩的功能，失去抓東西的能力。人体直立的姿勢也就導致了一系列解剖學上的其他變化，導致了脊椎要有特殊构造，骨盆加寬，腦和顱骨的体積和重量的增加等等。 所有這一切，都是達爾文在細致地比較了人和類人猿的四肢和牽動四肢的肌肉的构造，比較了他們這些器官的功能之后得出來的，因此毫無疑問，他駁斥了華萊士論据中說明人的手是按天意特殊發展起來的那個論据。但在這里沒有提到華萊士的名字。然而當時達爾文在一些人（內格利、勃洛克等人）的文章的影響下，對承認他的主要進化因素——自然選擇——在人的身体特征形成時的作用范圍究竟有多大這一點有點猶豫不決。他承認，有許多形成物對有机体既無益也無害；誠然，他當時堅信，許多在我們看來是無用的形成物，將來可能是有用的，因此，它們也將承受到選擇對它們所起的作用，但是不管怎樣，自然選擇原則，在該實例的應用范圍內，對他來說，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最后，當談到自然選擇對人的關系時，他強調說，對人和對所有其他社會動物一樣，自然選擇也間接地影響了一些單獨的個体，保存下來的只是那些對全社會有益的變化物。 專門對人和動物的智能進行比較的那几章的主要思想是什么呢？達爾文證明說，他們之間盡管差別很大，但還只是數量上的而不是質量上的差別，而且存在無數的過度形態。 在這种情況下，達爾文主要不是要指出在人的心理和行為中存在的他在過去更低級狀態時所留下來的那些痕跡（這一點他后來在另一部著作《表情》中也曾指出過）而是要确認，動物的智能比人們所想象的要高。遺憾的是，達爾文在這里沒有表現出他通常所有的謹慎態度，他也沒有對他所列舉的事實和引自權威的資料作必要的審查和公正的分析１。 -------- １在這方面，他的追隨者羅瑪內斯（此人長期被認為是這個領域的權威人士，達爾文主義者）在他的著名的《動物的智慧》一書中研究得更深一些。他把許多關于無脊椎動物智慧的天真想法和錯誤認識都帶到科學里來了（關于這方面的材料見沃·瓦格涅爾的《動物心理學》。 因此，達爾文在遵照普舍的觀點１時說道：“具有最出色的本能的昆虫自然是最聰明的”。當他引用“卓越的”觀察家胡伯爾的著作時，他認為，昆虫是互相嬉戲的，因為胡伯爾看見過“螞蟻競跑，一邊玩，一邊象小狗似地互相咬著”。下面我們將看到，達爾文本來還打算把無脊椎動物体系中比較低等的蚯蚓也說成是有智慧的。 -------- １《雙月評論》（1870年2月）中關于昆虫的本能的一篇文章。 達爾文沒有對自己提出低等動物的智能最初是怎樣發展起來的這個問題，就象他在《物种起源》中沒有對自己提出生命的起源和本能的由來這個問題一樣。因為他認為，“如果只是在某個時候，人們命中注定要解決這些問題的話”，那么這些問題也是遙遠的未來的任務。但是他卻引用了人和低等動物同樣的感覺器官，引用了某些共同的本能，如自我保護、性愛、母愛、嬰儿吮吸奶汁的本能。達爾文在仔細研究本能和智慧的相互關系時，和往常一樣，列舉了能說明這种相互關系的不同意見的各式各樣的大量事實，他沒有對這些意見作出千篇一律的解答，相反，正如在《物种起源》里所說的一樣，他認為大多數复雜的本能，是在自然選擇的影響下，從很簡單的本能發展而來的，并不取決于智慧的發展。另一方面他認為，簡單的、下意識的机械的動作有可能被特別的、經過深思熟慮的、有毅力的動作所代替，反之，他也認為由于經常的反复，深思熟慮過的動作也有可能變為本能的動作。 在《人類的起源》中，有一個句子非常有趣，它談的是關于達爾文對當時复雜而又艱難的問題的唯物主義態度，對這個問題他在這里作了細致的研究。這句話是：“關于大腦的情況我們了解得很少，但是從智能能夠達到很大的發展這個情況來看，我們有權認為大腦各部分之間存在著很細的連接線，很可能，由于這一緣故，每一個單獨的部分，就能漸漸地喪失以某种單調的（即本能的）方式來對感覺和聯想作出回答的能力”。 看來，達爾文想用這一點來給自己解釋人以記憶、預見、思考和想象作為基礎而發出的動作同動物完全類似的本能動作之間的差別。他說，人應該學會自己的工作，例如造出船只，制出石斧，如同蜘蛛能立刻巧妙地結出蛛网，海狸能构筑屏障物，鳥能筑巢一樣。 然而在把最接近人的動物，特別是猴子的行為進行比較時，達爾文斷定，不論是在本能（母愛）的表現方面，還是在智慧、情感、模仿、注意力、想象力、記憶力等等的表現方面，都有許多相似之外。 接著，達爾文极力反駁，或者至少是減弱各式各樣的作者多次談到的關于有無某种明顯的分界線的意見，這些人認為，這种分界線在人和動物兩者的智能之間是存在的。有人認為，只有人類才能日臻完善。達爾文反駁說，落入陷阱的經常是幼小的動物，可見動物也能學會謹慎小心。有人說，只有人才會使用工具。達爾文指出，黑猩猩會用石塊砸碎核桃；猴子用棍棒作杠杆；象用長鼻子卷住樹枝或棍棒，并用這些東西來驅赶蒼蠅；許多猴子用核桃或樹枝作為投射的武器；猩猩用樹葉蓋在身上過夜。 有人提出，只有人才能得出抽象的概念。達爾文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反駁說：當一條狗看見遠處有另一條狗，它就會做出敵視的動作，但當它接近那條狗，并認出它是自己的朋友時，這些敵視動作突然就變為另一种動作。顯然，起初它看見的是所謂“抽象的”狗。達爾文指出，狗如果听到“去！”這個詞，它就得出一個概念，就是要它去找野味，等等。有人斷言，只有人才掌握語言。達爾文舉了一些例子，說明某些動物也能在各种情況下發出各种聲音，這些聲音所表達的意思同樣能為它的同伴們領會。 接著，達爾文又證明，人們表達清楚的語言常為狗所理解，鸚鵡能夠清楚地發出一些單詞。他把鳥唱歌跟人說話作了對照，并且斷言，鳥本能地在練習發出多种聲音的技巧。達爾文進一步把這种同語言發展有關的現象作了對照。他說：“一种鳥（例如引進的蒂羅爾金絲雀）學會了另一种鳥啼聲，它們就把這些鳥啼聲教給自己的雛鳥，這樣，這些聲音就代代遺傳下去了。權威們認為，不同地方的同种鳥的鳥啼聲中，有細微的自然差別，這种差別可以比作各個地方的方言的差別，而雖然不是同种但有親緣關系的鳥的啼聲，則可以比作各個不同人种的語言。”關于清晰語言的起源和發展問題，達爾文又引用權威人士的話，他認為語言的起源，無疑都是借助于符號和手勢，模仿并改變了各种自然聲音，模仿并改變其他動物的聲音和人本身的本能叫喊聲結果。各种語言不是單獨的創造行為創造出來的，語言的根源同社會的動物發出的信號和聲音沒有區別。毫無疑問，達爾文語言的這一章節，也駁斥了華萊士。 達爾文也反駁了這樣一种意見：只有人才有美的感覺（讓我們回憶一下華萊士的意見吧！）。達爾文提醒人們注意雄鳥在雌鳥面前喜歡打扮的動作，注意裝有華麗飾物的窩巢，園丁鳥科的雄鳥就是用這些華麗的窩巢來引誘雌鳥的。 許多作者，特別是宗教界的作者認為，人跟動物截然不同的特征是信仰上帝，因此他們認為，似乎任何人都有宗教信仰。達爾文認為，過去許多人种沒有上帝的概念，甚至在他們的語言中也沒有表達這一概念的詞。他認為，宗教是在人類發展較晚的階段中才產生的，而對在其它种族中普遍流傳的對神的信仰，他解釋為輕信，因為有了這种輕信，所以人們舉出他們自己根据經驗所熟悉的動机而發出的動作与動植物、無生命物和自然力中的動作和現象進行類比，由于對后者的動作和現象的原因人們無法解釋，所以這些原因都歸之為一种肉眼看不見的物体，就象狗看見篷子因風而飄動，它可能想象是某個活的東西使篷子在飄動，因而它開始狂吠起來一樣。 最后，許多作者把道德感、責任感或良心的存在，當作人跟動物之間最明顯的差別。達爾文也討論了這一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不能回避”，還因為“任何人都還沒有專門從博物學的觀點來分析這個問題（弗·恩格斯的經典著作《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是一八八二年達爾文已經逝世之后才出版的。下面就是達爾文推論的結果： 一、任何社會動物都具有“共同的本能”，對同伴的同情心，并有給与他們幫助的熱烈愿望和決心； 二、在智能增強的情況下，如果其他的本能暫時妨礙共同本能的表露，那么在共同本能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社會動物應該感到強烈的不滿（達爾文認為，良心就是由此而來）； 三、在言語發展的情況下，社會輿論依靠對自己人的本能的同情，對公共福利來說，應該成為衡量行為的最強有力的尺度； 四、這些共同本能和動机，為服從團体的愿望和意見這一習慣所鞏固。 達爾文堅持，這些共同本能，人以及動物的這些同情心，最初只是對同一個群里的成員而不是對所有的人或所有這一類的個体發出的。正如指出人的其他特征一樣，達爾文在指出歷史上發展了的和進化了的所謂“絕對命令”的相對性時說：“就象當代外交史非常清楚地表明的那樣，對自己的敵人撒謊未必算作不良作為”。 達爾文也反對當時普遍流行的一种思想，即道德的基礎是利己主義，是愛自己或者是“最大幸福的法則”（邊沁語），達爾文認為，后者可能是目的，但不是原因。達爾文把道德的基礎并不當作是個人的享樂，而不經考慮就以一定的方式為公共福利去行動的“共同本能”才是道德的基礎。 還在一八六四年，在一篇早期的關于人類的文章中，華萊士就說出了一個想法：自從人類發明了工具、獲得食物的新方法，各种各樣的保護手段、衣服、避難所和火以來，人類的進步不再反映在純粹人体构造的体力變化上。達爾文同意他這一點，因為在達爾文看來，在那個時代，這一進步僅僅是通過技術、智力和精神才能的發展來進行的。這里我們不詳細研究達爾文關于“自然選擇和開化民族”的論斷。在這些論斷中有許多幼稚的錯誤的東西，因而十分清楚，甚至一個天才，要想高出自己階級的意識形態之上，也是十分困難的，而某些詞句，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生的事件的角度來看，對于我們來說就是痛苦的諷刺。我們無需證實一切“開化”民族起源于“野蠻人”，因為我們不同意達爾文的觀點：“高度文明的民族不象未開化的部落那樣互相排擠，互相殘殺”，或者我們會同意這些說法，不過這是說反話：我們看到，屬于“高度文明的。民族的法西斯分子，不僅自己，而且還借助于別的民族，以未開化部落作夢也從未想到過的方式，來消滅別的民族…… 現在我們來談第六章，達爾文在這一章中，确定了人在動物体系中的位置。當然，他完全不同意象奧溫和華萊士這些人的觀點，因為他們准備僅僅在一個特征——人的大腦或精神上的能力特別發展——的基礎上，把人從其他動物中硬行分出去。達爾文在一八六四年寫信能華萊士，信中他談到華萊士在《人類學評論》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時說：“不論一些螞蟻的本能有多高，也不論另一些螞蟻的本能有多低，我們不能把螞蟻從其他膜翅目昆虫中分出去”。赫胥黎在更早的時候，（一八六三年）對這一問題寫了一篇文章《人類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而在另一部著作中（一八六九年）他把靈長目划分為人、猿和狐猴等亞目。 達爾文的研究則更為深入。他指出，人按其身体特征來說，是屬于舊大陸狹鼻猿類的，因此，導致人類出現變化是在這一類中發生的，因此不應該把人歸為一個完整的亞目，而是較小的等級，即科、甚至是亞科，達爾文認為，人類的故鄉就象所有的狹鼻猿的故鄉一樣，應該在舊大陸尋找，但是，如果指的是人和大猩猩、黑猩猩的相似之處，那么更可能的是要在非洲尋找。人喪失毛被層，用果實來充饑，在任何情況下，都說明這是發生在熱帶地方。 至于談到假想的人的系譜，達爾文說，人來源于狹鼻猿類，當時狹鼻猿類已經從闊鼻猿類中分了出來。根据赫胥黎的意見，猿來源于狐猴，狐猴來源于其他高級（有胎盤的）哺乳動物，而其他高級哺乳動物則來源于有袋亞綱。有袋亞綱則通過原獸亞綱（鴨咀獸和針鼴）來源于爬虫綱。達爾文附帶聲明說，就在人們試圖徹底研究哺乳動物的系譜時，“我們沉浸于越來越模糊的科學領域”。并向那些愿意知道，“智慧和知識可以達到何种程度”的人們介紹赫克爾的《自然創造史》時，達爾文扼要地解釋說，為什么可以設想所有的脊椎動物亞門彼此之間有血緣關系，并且來源于無顎類祖先。 在更早更原始的祖先中，達爾文列舉了文昌魚，即蛞蝓魚，當時人們把它歸為魚類，或者看作是脊椎動物亞門中最原始的動物。后來他又轉而研究海鞘的幼虫，一八三三年四月，還在福克蘭群島時，他就研究過這些幼虫，并借助放大鏡把它們仔細地畫了出來。他舉了別人向他報告的亞·奧·科瓦列夫斯基的那波利的發現，即海鞘的幼虫，就其發展方式和神經系統的位置，就蛞蝓魚和高級脊椎動物胚胎所固有的脊索的存在方面來說，是和脊椎動物亞門相似的。達爾文斷定說：“因此，如果相信胚胎學（他在分類學中始終是最可靠的指導者），我們最終就會找到脊椎動物亞門起源的鑰匙。我們現在有權認為，在以前极其遙遠的時期，就存在過一類動物，他們在許多方面都与現在的海鞘幼虫相似，這一類動物分為兩大分支，其中一支在發展１中變弱了，形成了現在的海鞘綱，另一分支則發展到動物界的高級階段，奠定了脊椎動物亞門的基礎２。 -------- １由于不活動的生活方式。 ２有趣的是，這一假設不久以前由洛曼重新提出，他是尾海鞘綱（构造接近海鞘幼虫的動物）的專家。 達爾文敘述了在研究痕跡器官的基礎上怎樣看出人類近期的遠祖的外貌，然后他以下列語句結束了這一章：“真的，沒有什么可為它們害羞的。最簡單的生物也還是要比我們腳下的無生命塵土高出許多，正常人的智慧，在研究任何有生命的東西，甚至是最低級的有生命的東西時，是不能不為它的奇特构造和屬性而感到惊奇的”。 因此，達爾文在《人類的起源》的第一部分中，在廣度和深度上，都發展了赫胥黎和赫克爾已經發表了的那些基本思想。他象往常一樣，盡管使研究的主題包括的內容更寬一些，他所舉出來的證明人起源于動物的事實，在數量上也遠遠超過赫胥黎和赫克爾的論据：例如，他列舉了許多人的痕跡器官，這就應該感到惊奇。關于人類才智和精神方面的能力逐漸發展的這几章內容就是嶄新的，毫無疑問，這是与有必要反駁華萊士關于這些人類才智和精神方面的能力有特殊起源這一觀點有關的。 然而，還有一個問題，達爾文對它作了完全獨創的解答，這就是關于人种起源問題。自然選擇——這一他認為在物种起源、种的區別中起著如此重大作用的因素——在這里都不太适用了。通過自然選擇，通常只是保存一些有益的變异，但是人种間外表上的區別，卻不能列入這一特征的范疇之內，因為它沒有給自己的擁有者帶來任何明顯的好處。他認為，這些特征既不能用外界條件的直接影響來解釋，也不能用拉馬克關于器官使用和不使用的原則來解釋。用對其他有益的特征的某种依賴性，即所謂相關作用，也是難于解釋這些特征的。由于他的思路完全是順著“選擇”走，所以在這里，在“性選擇”原則中，得到了解釋，而這一原則他早就用來解釋動物的第二性征的起源問題。他本人承認，這是一個一向引起他极大興趣的問題。例如，一八六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他寫信給弗里茨·繆勒說：“關于《人類的起源》，我正在考慮寫出一篇小論文，這是因為人們責怪我隱瞞了自己的看法……我想加上一章關于面部表情的原因或作用……”。 最初，他是在《一八四二年概要》中規定了性選擇這個題目的，在這本概要中，他把性選擇兩种形式清楚地區分開來；雄性由于要占有雌性。因而發生爭斗，雌性通過選擇，挑擇最漂亮、最有吸引力的雄性。如同在自然選擇中的情況一樣，這里變异使選擇成為可能，遺傳性使特征得以在后代鞏固，但是選擇的原因已不再是生存斗爭。達爾文在《概要》中寫道：“當時精力充沛的雄性，要么爭斗武器較好，要么外表漂亮的雄性，經達几百代后，就會獲得某些不大的优勢，并將自己的特征傳給后代”。因此，性選擇的原因就是雄性在為占有雌性而發生的爭斗中的競爭，在這一競爭中取得胜利的，是在爭斗中戰胜其他雄性的雄性，或者是對雌性更有吸引力的雄性。 還在《物种起源》一書中，即在關于自然選擇的第四章中，達爾文就已經用了兩頁左右的篇幅寫性的選擇。但是“人的种族特征的起源有賴于性選擇”的想法，促使他全面深入地分析動物的第二性征，這第二性征是動物界所有各綱中性崩解作用明顯表現出來的那些動物才有的。還在一八六八年五月，他寫信給虎克說：“我頑強地工作，非常頑強地在研究性選擇，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而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他又告訴虎克說：“我由于經常寫雄性、雌性、公雞、母雞，所以感到疲倦……請原諒，我笨重象只鴨，既是雄性，又是雌性”。一八七○年五月十五日，他又寫信給虎克：“性選擇的課題使我很感興趣，但我應當盡量不陷入我常犯的推理過多的錯誤之中（最后一句話可能是指他的尚未廣為流傳的泛生學說）。” 這樣，達爾文就真正動手做起浩繁地工作來，反复研究了全部的實際材料，這些資料說明，第二性征在動物的生活中，特別是在動物交配期間，具有何种意義，起什么樣的作用，它們的發展是否可以与性選擇聯系起來。這樣，在《人類的起源》中，有十三章（第八章至第二十章）專門談性選擇（我們未提及的第七章是研究人种問題的）：其中有十一章是談動物的性選擇，后兩章談人的性選擇，而書本身則叫作《人類的起源和性選擇》。 達爾文以他通常具有的無限耐心和嚴謹的態度，列舉并分析了大量有關動物的性選擇和第二性征的事實以及觀察到的現象。不論我們如何對待性選擇理論（我本人深信它的基本原則是正确的），書的這一部分的深遠意義就在于：除了第一性征產生的問題之外，他還詳細地研究了第二性征在動物生活中，特別是在動物交配期間的作用，這就為這一時期研究一般高等動物的生物學打下了基礎。至今這部書在這方面仍是一部可以作為楷模的經典著作，人們還將長期從中汲取事實，并對這些事實加以解釋，盡管其中有些事實或者解釋，到后來人們發覺是錯誤的。 這里不妨談一談華萊士和達爾文在性選擇原則上一個重大的意見分岐。 我們已經習慣于這一經常重复的論點，即華萊士獨立地得出和達爾文完全一樣的自然選擇理論，他們當中誰都不太注意优先權和相互競爭的問題。總的來說這是對的，但這當然并不意味著達爾文和華萊士之間的細節上，有時是在帶有原則性的觀點上不存在分岐，這一點我們已在第十二章關于与華萊士所發生的事件以及剛剛列舉的關于精神特征來源的例子中指出過（這只是一次《和華萊士所發生的事件》）。 達爾文對華萊士性格的許多方面評价很高（他有一次寫信給華萊士說：“雖然在一個方面你我相互是對手，但我們彼此從未嫉妒過”）。達爾文贊賞華萊士在科學旅行和研究工作中的大無畏精神，贊賞他在某些困難的情況下解釋有机果某些現象產生的原因時頭腦敏銳，例如他解釋說，家兔和野兔尾巴上有一种惹人注意的鮮亮的白顏色，或者鹿身上有一种“鏡膜”（這是一窩或一群又幼小、又缺乏經驗的動物在一起逃避敵人時可供“辯認的重要標記”），又如他解釋鱗翅類幼虫的鮮明色澤是“它們不可食用的警戒色”等等。但是，在他們一向彬彬有禮、相互尊重和關怀的通信中，我們不止一次地看到他們在學術觀點上分岐的情況，別具一格的爭論和辯論，并且每人都堅持自己的觀點。例如，華萊士認為“自然選擇”這一理論的叫法是不合适的，常常使讀者糊涂。而他本人單獨提出的不是“選擇的創造性作用”，而是“淘汰”，即不太适應的東西的絕滅，他認為斯賓塞的表述方式要好一些：“保留最好的或最有适應性的”。達爾文則堅持并捍衛自己提出的術語，他認為，不論是在已采用了選擇原則的人類的實踐中，還是在自然條件下，同時實行選擇原則是很重要的。 一八六八年，他們對下述問題展開了長期而又激烈的辯論：如何用自然選擇的作用來解釋進化過程中通過种間雜交從變种的能育性轉到物种的不育性。華萊士則把這种不育性的原因說成是物种在這种情況下得到益處的結果，因而也是自然選擇的結果。而自然選擇理論本身的創立者達爾文則否定這一說法，因為他批駁了不育性能夠變為總是有益于物种的可能性的說法。當生物向各方面分開發展時，它們的生殖力就變得越來越弱，因此，他認為，要使它們的不育性通過最無生殖能力的個体的殘跡而有所增強几乎是不可能的。隨著不育性的增強，能有后代的個体數目則越來越少。 達爾文和華萊士在把性選擇原則應用到動物第二性征產生的問題上的分岐是盡人皆知的。 還在《人類的起源》問世之前，華萊士于一八六年發表了一篇文章，該文首先刊登在《旅行和自然史雜志》上，他把這篇文章叫作《鳥窩的學說》。在這篇文章中，他确定了鳥窩的類型与雌鳥色澤之間的規律性聯系。在樹穴、洞穴以及諸如此類的隱蔽地方筑巢的雌鳥，其顏色和雄鳥一樣鮮明，或者差不多一樣鮮明，然而在露天筑窠的雌鳥，卻有一种輕微的保護色。華萊士推測說，第二類型鳥的色澤和任何保護色一樣，是可以用自然選擇的作用來解釋的。因為在露天的鳥窩里孵小鳥時，雌鳥有更多可能遭到猛禽襲擊的危險，鮮明的色澤對鳥及其后代來說可能有致命的坏處，因為，華萊士認為在鳥的色澤上雌雄二型的發展是自然選擇作用的結果。可是在上述文章中，他還沒有直接反對達爾文的主張，他把雄性野雞和鳥雞鮮艷的羽毛和碩大的身体，歸之為性選擇作用的結果，他認為，雌鳥和雄鳥通過增加和保留對方所喜歡的偶然變异，都有可能發展其鮮艷的色澤。 在這些年里，達爾文与華萊士通信相當頻繁，還在一八六七年，他就從作者寄給了的手稿筆記中，了解了《鳥巢的學說》達爾文本人當時還在忙于他的《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异》這部巨著的“枯燥乏味的排樣工作”，因此，盡管他做得彬彬有禮，看來他也很難克制懊惱的心情，因為在關于第二性征的問題上從不停歇、行動迅速的華萊士又搶在他的前面，在《鳥巢的學說》中，他提出了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有趣的解釋。達爾文寫信給他說：“當我回到工作上來（即回到《人類的起源和性選擇》這本書上來），我認為，這個工作您做得比我所能做到的要好得多。十分有趣的是，我們兩人都攻同樣的題目”，但是鳥巢的學說沒有完全使達爾文滿意。他在一八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給華萊士的信中說，就算鳥巢的學說“在許多情況下、甚至可能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對第二類型鳥來說是可行的，但他仍然堅持己見，認為性選擇因素是更重要的。他在五月五日給華萊士的信中，拒絕了華萊士慷慨的提議（大概華萊士建議達爾文利用他寄去的筆記），退回了手稿，盛贊華萊士遠見卓識；但是，他援引“遺傳規律”，語气委婉地提到他們之間的某些分岐點。 一八六八年二月四日，達爾文在日記中記載他已開始撰寫《人類和性選擇》的工作了。顯然，這個“開始”應該理解為達爾文已經停止收集材料，開始寫書了。但是他的儿子、傳記作者弗朗西斯·達爾文認為，真正開始工作是在一八六九年以后。跟華萊士的通信仍在繼續，分岐越來越多。一八六八年三月，華萊士在給達爾文的信中，談到這個題目非常困難時，他對性選擇能選出經常的、小的（華萊士強調這個詞）、對自然選擇來說是足夠的變种表示怀疑。他問：“怎能設想，雌鳥會去注意并看中孔雀尾巴上一英寸的東西或极樂鳥尾巴上四分之一英寸的東西呢？”對此達爾文在一八六八年三月十九日的信中回答說：“至于談到性選擇，姑娘看見英俊的男子，不會去注意他的鼻子或頰須比其他男子長還是短四分之一英寸，她贊賞他的儀表，并聲言要嫁給他。因為我認為，雌孔雀也好，尾巴長度增加也好，都只表示整個外表更好看”。達爾文在這里提到一個与他通信的人，杰恩涅里·烏伊拉，他給達爾文提供了大量事實，這些事實一方面說明雄鳥講究裝飾，另一方面說明雌鳥注意羽毛的細微處。 辯論越深入，雙方就越相信各自的觀點是正确的，盡管雙方看來都有一時的動搖。例如，一八六九年九月十六日，達爾文寫信能華萊士說：“要是您得知我為保護色和性選擇問題苦惱万分的話，您大概會感到高興吧。今天早晨我喜悅地倒向了您這一邊，而晚上我又后退了，跳回到原來的立場上，我提心我會永遠跳不出來了”。 從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達爾文能華萊士的信中可以看出，在此以前不久，就他們兩人的分岐問題，華萊士給達爾文寫了一封長信。回答這封長信，照達爾文的話來說，至少需要兩百頁對開紙！達爾文設法使華萊士相信自己渴求真理的一片誠意（“如果您能知道有好几頁我曾反复地讀過那就好了！”）他在回信中強調的還是他們對“遺傳規律’的不同理解，特別是在特征傳給异性時。他還舉了一系列情況，在這些情況下，雌鳥較輕微的色彩不可能用保護色來解釋（例如有隱蔽窩的雌家雀或雌青山雀的色彩）。但是可以看出，華萊士的批評使達爾文很痛苦，就在同一封信中，達爾文說：“我的意見和您有分岐，這使我感到不快，而且這真使我恐懼，同時常使我心緒不佳。我擔心我們永遠也不會彼此了解的”。 這里應當舉出華萊士對達爾文這段話所作的是有高尚風格的回答。一八六八年十月四日，華萊士在給達爾文的信的結尾中寫道：“我很抱歉，我們在這一點上的意見分岐使您感到不快！請千万別這樣！真理最終會弄明白的，我們的分岐將成為對別人工作的促進因素，這些人可能會發現，我們兩人都是對的，最后，這個問題只是《物种起源》這個重大問題中的一個部分（盡管是最重要的），至于您對或是我對，這与主要的學說毫不相干，這便是令人快感的！” 這里，我不打算再談這場辯論，因為這場辯論當時在報刊上也曾繼續開展過（是華萊士發起的）。我只是想說，對華萊士的性選擇的批評，甚至在進化論者中間，也比反達爾文主義者的攻擊，更使達爾文的性選擇理論不能得到廣泛流傳，盡管應當認為華萊士本人對第二性征的觀點在許多方面是錯的１。 我已經指出，《人類的起源》有十三章是談性選擇問題的：第八章敘述性選擇的原則，第九章是低等動物的第二性征和性選擇，第十、十一章是昆虫綱的第二性征和性選擇，第十三章２是魚、兩栖動物和爬虫綱的第二性征和性選擇，下面四章（第十三章—第十六章）是鳥的第二性征和性選擇，第十七、十八章是哺乳動物的第二性征和性選擇，第十九、二十章是人的第二性征和性選擇。 還在第七章中，達爾文就研究過人种問題，但他沒有加以敘述。這里他感興趣的是，是否可以認為人种是單獨的种或者變种。盡管它們之間在許多重要的差別上有一些是不變的，。但達爾文還是承認它們只是變种，因為，第一，由于最不相同的人种及其雜种之間很容易進行雜交，還由于后代的能育性；第二，由于种族特征很容易變异，一個种族逐漸變成另一個种族，這种漸進性引起了各個作者在對人類可能划分為多少种族這一問題的看法上有很大分岐。由此他得出結論說，全部人种來自同一根源。我已經說過，有哪些根据使他得出結論說，我們除了性選擇外，將不引用任何一個已知的事實來說明人种的形成。是的，他在承認性選擇是人种形成的主要因素時，又附帶說明，用性選擇遠遠不能解釋各人种之間全部的差別，因為這一解釋不可能在科學上得到准确的證實。 -------- １見我寫的《達爾文全集》第5卷的前的緒論。蘇聯科學院出版，1953年。 ２根据上下文應為第十二章——譯者注。 在以后的十一章中，達爾文對動物的第二性征作了詳盡的分析，表明了第二性征的產生几乎全是由于性選擇，這樣他就使讀者去思考；在動物那里廣泛流傳的因素，不可能不在人的類似性征的產生中，也起著很大的作用。 他證實，男子魁梧、有勁、勇敢、好斗以及精力充沛等特性与婦女在這些方面的特性相比，男子這些特性是在原始時代獲得的，后來又有所增強，這主要是由于男子為了占有婦女而展開競爭的結果。達爾文認為，男子有更大的智力和創造發明的能力，在相當程度上是性選擇所造成的。他列舉了許多事實，證明未開化的人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好打扮，他們的審美感也是各种各樣的：把眼皮、指甲、頭發和牙齒涂抹成各种顏色；改變頭、頭發和發型的式樣，用鼻環和耳環作裝飾品，穿透嘴唇，紋身，所有這一切都表明未開化的人希望引起別人對自己的注意。但是，一些部族認為美的東西，并不符合另一些部族美的概念。例如，一些部族愛蓄長發和長須，而另一些部族則認為禿頭最好，于是他們把臉上和身上的毛全部拔掉。此外，看來，在面貌和体形顯得格外与眾不同，超出了常規的情況下，人們還是喜歡常見的面貌和体形，由此就產生塌鼻子的部族把鼻子夾住，中國婦女人為地把腳纏小等等現象。 達爾文接著又證實，性選擇的作用在人類早期生活中表現尤為強烈。當時最強壯、最能干的男子，可以選擇最能吸引人的婦女，因此人种的起源完全可以用性選擇來解釋，因為上面所舉的對各种部族的觀察材料表明，未開化的部族的美，應理解為對該部族特征的某种加強。他在關于人种起源這几章的結尾中說：“由于每一個部族中最強壯、最能干的男子（因為他們能繁殖最大量的后代），在世世代代的過程中，能挑選最合乎標准、因而也是最有吸引力的婦女作自己的妻子，因此未必能使這些和另一些特征迅速而突然地加強起來。我從自己這方面得出結論：在所有對各人种之間以及在某些程度上對人和低等動物之間的外表差异起作用的因素當中，性選擇是最積极的因素”。 這就是達爾文這部新著作的內容。就其內容的新奇，結构的獨特，想法的大膽，涉及的問題對人類是多么重要和它所取得的丰碩成果來說，應該認為這部著作僅次于《物种起源》。如果我們看到了這一課題的巨大困難，那么我們是可以把這部書的寫作工作看作是達爾文建樹的丰功偉績的。書中一方面有大量的實際材料，另一方面有獨創的新的理論思想和結論。實際材料涉及到人的身体构造，涉及到人類發展中那些闡明人類起源于低等生物的特征。從那時起，這一材料成了可靠的基本科學文獻，人們從中不斷地汲取人類起源于動物的論据。此外，達爾文在這本書中所收集的有關動物第二性征在交配期間的作用的大量材料，也成為性選擇或者解釋性選擇這一問題的基本文獻。 至于談到理論觀點，達爾文在這里也作出了榜樣：在問題最混亂、最复雜的情況下，在詳細研究實際材料和一切可能實行的解決辦法時，應該如何創立自己課題的理論，應該如何仔細地衡量一切’贊成”或者“反對”的意見。最后，他又為我們作出了榜樣，在這些結論中應該如何把無可爭議的工作結果和只是設想的工作結果區別開來。最后，應該如何确定假設的可能性程度以及假設在科學中有什么意義。他在《人類的起源》一書最后一章概括說：“上述觀點中有許多觀點是很抽象的，有一些觀點無疑將是錯誤的。但我在每一個別的場合下，都說出促使我在兩個看法中更贊成某一看法的原因。我認為：要下功夫研究，逐漸發展的原則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闡明人類自然史中一些最复雜的任務。錯誤的事實對科學的成就极有害，因為它們有時能夠在人們的腦海里盤踞很長時間，但是，由一定數量的實際論据維持的錯誤觀點，帶來的害處就不多，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滿意地找到證明錯誤觀點的虛偽性那种有益的東西。一旦錯誤觀點的虛偽性被證實，導致錯誤的道路也就常常堵塞，而且有時通往真理之路也就同時被打開”。 那么，研究的主要結果究竟是些什么呢？ 首先是一個無可爭論的結論：人類起源于某种低等生物，人類和其他哺乳動物的祖先是共同的，人類各种族也是有其共同起源的。与此同時，還創立了人類最可信的假設的系譜，并提出了論据，證明大大优越于動物智能的人類智能和動物智能之間，只是在程度上，而不是在性質上有區別，并且人類精神方面的感情，是由動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的那种共同的本能和同情心發展而來的。最后，就人類种族問題，提出一個假設：种族的起源，應歸功于達爾文在動物界各綱中有根有据、深入研究過的性選擇作用。 然而，達爾文也說過錯話，他說人類起源于低等動物的理論与承認人類在質上獨特性是互不相容的。解決人類起源問題的途徑，應該是把研究者對人种在動物世界中的根源的研究，引向對人類与獨立于動物之外的原因的理解上。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一書中，恩格斯指出這樣一個飛躍，這樣一個質的轉折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各個個体相互關系中的生物學規律性，通過人類的祖先從簡單使用和收集自然產品，過渡到生產勞動工具和借助社會勞動改造自然的途徑，被社會規律所替代了。 在上述著作中，恩格斯對人類的進化問題提出了唯物主義的解釋。在這部著作中，恩格斯令人信服地表明，勞動創造了人，實際上人類進化的特點，恰恰可以用以下一句話來說明：人類的進化，就是在類人祖先發展的某些階段上，從自然選擇的作用下解放出來的新的進化形式的形成。因此，恩格斯表明，人類的產生和進化，是在勞動過程發展的影響下實現的，也就是在与華萊士的唯心主義觀點毫無共同之處的社會因素發展的影響下實現的。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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