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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愛因斯坦不僅到處宣講他的相對論學說，還孜孜不倦地繼續進行物理研究工作。１９２７年，他完成了普朗克輻射原理的推導工作，并為量子理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新貢獻。他引進的“受激發射”觀點，正是今天激光技術的理論依据。如同揭開原子能的秘密一樣，愛因斯坦比技術上的實現赶前了４０年。還有他的“躍遷几率”的觀念，促進了量子物理學的基礎研究。 ２０年代中期，量子力學創立起來了。其后不久，在認識論的原則問題上，愛因斯坦与几位主要的量子力學家產生了重要的意見分歧。愛因斯坦雖然對以玻恩和玻爾為代表的量子力學家的成就十分欽佩，但他又不滿足于微觀世界的這些規律僅僅具有偶然性。他認為，量子統計力學并非什么新東西，只不過是我們長期以來還不能“完整地描述事物”而采用的權宜之計。他指責玻恩，說他信仰的是“擲骰子的上帝”。 １９２７年、１９３０年，在索爾維會議上，圍繞關于量子的解釋，愛因斯坦与玻爾之間展開激烈爭論，极富戲劇性。愛因斯坦既不能以自己的觀點說服玻爾，也無法使海森堡等年輕的量子物理學家心悅誠服。此后，他以怀疑眼光注視著哥本哈根學派的研究工作。他認為，量子力學統計方法在認識論上是“無法接受”的，而在美學上又是不能令人滿意的。量子力學家的某些思路，在哲學上遇到了可疑的障礙，雖然這點他是看對了的，可是他卻沒有看到，由于測不准關系的發現，實在性的概念确實發生了改變，而且不能再使用哲學上陳舊的、主要是形而上學唯物主義的觀點去解釋這些概念了。 ２０世紀中葉以后，愛因斯坦費盡時間和精力創建統一場論。這個理論首先采用統一公式概括數學上始終相互分离的電磁場和引力場。盡管接二連三地提出許多假想，但連他自己也不滿意。 漸漸地，支持愛因斯坦的人越來越少，他几乎單槍匹馬地和哥本哈根學派對陣。愛因斯坦的科學理想，和當代大多數理論物理學家的思想方法距离越來越大。但是，愛因斯坦忠實于自己的信念。他堅信，物理學應該對于客觀的實在狀況作出和觀察者無關的描述。他在兩個方面孤獨地探索著，一個是統一場論，一個是量子力學的正确解釋。他時常會遇到惋惜的目光，仿佛在說——唉，老了，天才也會落伍；也時常听到惋惜的歎聲，仿佛在說——唉，老了，天才也會誤入歧途。 愛因斯坦繼續走自己的路，寂寞地、堅定地，几十年如一日，從未動搖過。他在尋求自己的上帝——斯賓諾莎的上帝。這個上帝顯示出高超的理性，這個上帝是不擲骰子的…… 愛因斯坦遠离了物理學發展的主流。這使玻恩、玻爾這樣的老朋友感到遺憾。玻恩說： “……這對愛因斯坦本人，對我們來說都是悲劇，因為他在孤獨地探索他的道路，而我們則失去了領袖和旗手。” 与２０年代后的物理學研究的相對沉寂相比，愛因斯坦對社會政治問題越來越關注，影響也越來越大。 １９３２年５月，愛因斯坦去日內瓦參加裁軍會議，他到會場時的情景被當時在場的記者們作了精彩的描述： “這是一個令人惊异的場面。一個滿頭銀發的人艱難地登上和平宮寬敞的台階。遠處數百人恭候著他。不止一次地見過愛因斯坦的記者們也沒表現出他們甚至在見到受過加冕禮的特殊人物時所特有的無禮舉止。記者們在离愛因斯坦几步的地方就站住了。他轉過身來說，呆會儿他將和他們會晤。然后，愛因斯坦走進會議大廳。報告人正在講述空戰的細節，他略停片刻，接著繼續講話。這沉默的一秒鐘給所有在座的人留下的印象，比愛因斯坦受到熱烈歡迎產生的印象更強烈。所有的人都望著愛因斯坦，并在他身上看到了宇宙的化身。他具有一种超人的魅力。” 宇宙的化身的說法在某种程度上表達著人類一种极為普遍的心情。非常多的人認為愛因斯坦是科學的化身，這种科學探尋著和尋找著宇宙的和諧，即在廣大公眾心目中聯想起社會和諧的宇宙的合理的和諧。 是的，２０年代后的愛因斯坦，沒能在統一場論的研究中作出突破，但他探尋宇宙和諧的動机中卻蘊含著對人類、社會的終极關怀。 有了如此崇高的境界，愛因斯坦對人類社會分裂、暴力、恐怖的現實，發出了最真摯、最坦白、最有力的抗議！對和平、幸福、民族團結發出了最深切的呼喚！ １９３０年５月３０日，愛因斯坦領頭簽署了一份著名反戰宣言，即《全世界裁軍宣言》，同時簽名的還有羅素、茲伐格、托瑪斯·曼、阿丹茲和巴甫洛夫。這個宣言雖然不是愛因斯坦起草的，但是它同１９１４年的《告歐洲人書》和１９５５年的《羅素——愛因斯坦宣言》一樣体現出愛因斯坦一生所堅持的信念：和平与和諧。 這是科學家愛因斯坦所能想到的拒絕戰爭的最好辦法了。 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４日，在美國紐約，由“新歷史學會”主辦的集會上，愛因斯坦發表了“戰斗的和平主義”的演講。在這篇著名演講中，愛因斯坦提出兩條制止戰爭的“行動方針”： “第一條是已經付諸實踐了的：不妥協地反對戰爭，并且在任何情況下都拒絕服兵役。在征兵制的國家里，真正的和平主義者必須拒絕承擔軍事義務。在很多國家里，已經有很大數目的和平主義者，他們不惜個人重大的犧牲，從過去到現在都拒絕在和平時期服兵役。這樣做，表明即使戰爭爆發了他們也不會去打仗。 “在未實行義務兵役制的那些國家里，真正的和平主義者必須在和平時期公開聲明，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參加軍隊。這也是反對戰爭的有效辦法。我熱切地勸告你們努力去使全世界人民都确信這种立場的正義性。膽小的人也許會說：‘那有什么用？我們會坐牢。’我可以這樣回答他們：在規定服兵役的人之中，即使只有百分之二的人竭力主張不用戰爭來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那么政府就會毫無辦法，他們不敢把那么多的人送進監獄。 “我為反戰者建議的第二條行動方針，是一种不會在法律上連累到個人的辦法。那就是試圖通過國際立法來确立在和平時期拒絕服兵役的權利。那些不愿贊同這种立場的人，也許宁愿贊成确立這樣一种法規，這种法規允許他們去做某种有益于他們自己國家或全人類的艱苦工作，或者甚至是危險的工作，以代替服兵役。” 這兩條建議當然毫無現實性，你可以指摘愛因斯坦的書生之見，但你不得不景仰他為人類和平的良苦用心。他用數學家的方法計算著和平的可能性： “我相信，良心拒服兵役運動一旦發動起來，如果有５００００人同時行動起來，那就會是不可抵擋的了。”１９３１年，“反戰國際”甚至設立了一個名叫“愛因斯坦反戰者國際基金”，“來援助那些想拒絕服兵役，但因為經濟上沒有辦法以致實際上不能那樣做”的人。可以預想得到，響應者寥寥無几。 希望在哪里？愛因斯坦又想起了少年時代在慕尼黑看到的閱兵場面。不能再向孩子們灌輸戰爭意識了。１９３１年１月在訪問美國期間，愛因斯坦對美國作家喬治·西爾威斯特·菲雷克說： “人民群眾從來都不是軍國主義者，除非他們的思想受到了宣傳的毒害。我贊成你的意見，我們必須教導群眾來抵制這种宣傳。我們必須開始用和平主義精神來教育我們的孩子，使他們能夠預防軍國主義。歐洲的不幸，就在于它的人民已經被灌輸了一种錯誤的心理。我們的教科書頌揚戰爭，而又掩飾戰爭的恐怖。它們把仇恨灌輸給孩子們。我卻要教他們和平而不教他們戰爭，向他們灌輸愛而不灌輸恨。 “教科書應當重寫。我們的整個教育制度應當灌入一种新的精神，而不該讓古代人那种怨恨和成見永存下去。教育應當從搖籃里開始。全世界的母親都有責任在他的孩子的心靈里播下和平的种子。” 愛因斯坦總想以理想來教育現實，可現實卻偏要教育他。愛因斯坦呼吁世界放下武器，可希特勒卻拿著武器對准了世界。 ★ “我不回德國” 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就在愛因斯坦离開柏林１個多月后，魏瑪共和國壽終正寢了。８６歲的共和國總統興登堡元帥把共和國出賣給了希特勒。這當然是蓄謀已久的事情。 希特勒的“革命”開始了，他把德國投入了黑暗之中。他的“革命”手段特別徹底：燒書、抄家、集中營、拷打、虐殺、暗殺、明殺…… 街道上是D字旗的海洋，身穿褐色制服、臂戴D字袖章的沖鋒隊員列隊而過，長統皮靴“嚓、嚓、嚓”，踩出有力的節奏。數不盡的群眾大會和火炬游行。數不盡的擴音器，將謊言重复一千遍，制造出希特勒的“真理”。對老百姓利誘威脅，雙管齊下，一會儿以德意志天堂來引誘，一會儿又以街頭褐色恐怖來威脅。柏林街頭冬日的宁靜被打破了，歐洲的冬天刮起了顫慄的北風…… 希特勒的納粹運動除了戰爭的叫囂外，還有非理性惡魔對理性的殘酷報复。作為猶太大和科學家的愛因斯坦，自然成了法西斯主義的首要攻擊目標。希特勒一上台，柏林針對愛因斯坦的“缺席審判”就拉開了序幕。 消滅科學中客觀的和邏輯的標准是希特勒綱領的一個部分。科學不應當依据實驗，也不應當依据符合實驗的推理的邏輯聯系；它只應當依据獨裁者的意志和他訓誡的標准。這种標准首先是每种科學觀念的种族屬性。人類理性思維于是就成了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敵人。納粹教育部長魯斯特公開宣稱： “納粹社會主義不是科學的敵人，它只是理論的敵人。” 勒納德站出來了，他向愛因斯坦報仇雪恨的時机到了。 １９３３年，勒納德在報刊上說： “愛因斯坦及其种种理論和由陳詞濫調与任意拼湊炮制出來的數學廢話，是猶太人集團對自然界研究的危險影響的一個最重要的例子。現在，他的理論被徹底粉碎了，——一切脫离自然界的編造的下場都是如此。但是，那些有過顯赫一時作品的學者們是不能逃脫責難的，因為他們使相對論得以在德國找到一席之地。他們沒看見或者不想看見，在科學中以及同樣程度上在科學外把愛因斯坦冒充為一位善良的德國人是何等的謊言。” 稍后，勒納德在新的物理研究所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宣稱： “我希望研究所成為反對科學中的亞細亞精神的堡壘。我們的元首正把這种精神從政治和政治經濟學中——在那里它被叫做馬克思主義——驅逐出去。但是，由于愛因斯坦狡獪的推銷伎倆，這种精神在自然科學中還保持著自己的陣地。我們應該懂得，一個德國人是不齒于做猶太人精神上的繼承人的。在原來意義上的自然科學完全是亞利安人的產物，因此德國人今天應當重新找到一條通向未知領域的自己的道路。”３月１０日，《紐約世界電訊報》記者到加州理工學院來采訪愛因斯坦。愛因斯坦就此公開發表聲明，抗議希特勒的法西斯獸行： “只要我還能有所選擇，我就只想生活在這樣的國家里，這個國家中所實行的是：公民自由、寬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著人們有用言語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寬容意味著尊重別人的無論哪种可能有的信念。這些條件目前在德國都不存在。那些對國際諒解事業有特別重大貢獻的人，在那里正受到迫害，其中就有一些是一流的藝術家。 “正像一個人受到壓力時會得精神病一樣，一個社會組織面臨嚴重的難題時也同樣會害病。不過，國家雖有困難，通常還是能繼續存在下去。我希望比較健康的气氛不久會在德國得到恢复。我也希望將來像康德和歌德那樣的德國偉大人物，不僅時常會被人紀念，而且也會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以及通過對他們所矢忠的偉大原則的實際遵守，而永遠受到尊敬。” 第二天，愛因斯坦和艾爾莎离開加利福尼亞，前往紐約，他到德國總領事館去。總領事認識愛因斯坦，在這個時刻、這個地方見面，雙方都很尷尬。總領事請愛因斯坦坐下，也沒有、也不需要什么寒暄話，說： “教授先生，您昨天對《紐約世界電訊報》發表的談話在柏林引起很大的震動。現在您怎么辦呢？” “還沒什么打算。”愛因斯坦說。 “那您上哪儿去呢？” “不知道。但肯定不回德國去。”愛因斯坦的語調平靜而堅定。 “還是回德國去的好。”總領事公事般的語調里沒有任何感情，“現在新政權不會對您怎么樣的。教授先生，也許您的看法有一點片面。” 這時候，辦公室里的秘書有事出去了。總領事一改冰冷的語气，向愛因斯坦低聲說： “教授先生，您的決定完全正确。你是世界最著名、最偉大的猶太人，希特勒是世界上最狂熱、最凶惡的反猶主義者。 法西斯不會放過你。看，這都是德國報紙。” 總領事指著茶几上的一疊報紙，說： “上面指名道姓，把你叫做猶太國際陰謀家，共產國際陰謀家。我以人的名義對您說，千万不要回德國。” 秘書進來了，他听見總領事還在對愛因斯坦規勸著： “……報紙上寫著，革命將給德國帶來千年的幸福。教授先生，你應該相信元首的話，回德國去吧。” 愛因斯坦對祖國絕望了，對人又充滿希望。几天后，愛因斯坦夫婦登上一艘開往比利時的客輪。在波濤洶涌的大西洋上，愛因斯坦參加義演音樂會，為遭受迫害的德國猶太人募捐。無線電里傳來不祥的消息：故鄉烏爾姆的愛因斯坦大街改名了；卡普特別墅被沖鋒隊抄家了，為的是“搜查共產党藏在那里的武器”。愛因斯坦在船上發表了一則聲明： “這些人手持兵器，闖入我家里抄家，不過是現今在德國發生的為所欲為的暴力行動中的一個例子。這是政府在一夜之間將警察的職權移交給一幫納粹暴徒的結果……” ３月２８日，客輪開進安特衛普港。市長和比利時的許多知名學者在碼頭上歡迎愛因斯坦夫婦，歡迎他們到比利時避難。 不久，愛因斯坦坐車到布魯塞爾。他把德國外交部簽發的護照放在德國大使面前，正式聲明放棄德國國籍。 １５歲那年，愛因斯坦勇敢、堅決地放棄了德國國籍。在中年時，作為聞名世界的科學家，為了幫助困難中的德國，他毅然決然宣誓做德國公民。現在，德國已是黑暗的苦難深淵，是世界人民的敵人，愛因斯坦顧不得自己的生命安危了，他要擔起人間的道義。 永別了，德國。 愛因斯坦住在比利時奧斯坦德附近海濱小鎮勒科克。比利時王后伊麗莎白早就是愛因斯坦思想与人格的崇拜者，國王和政府竭盡全力保護著愛因斯坦的安全。當局甚至禁止勒科克居民向任何人提供關于愛因斯坦住處的消息。因為愛因斯坦在希特勒的黑名單上是被通緝學者的首位。而在靠近德國邊境的黑名單上的人，已屢屢遭到納粹間諜的襲擊。在一本德國出版的印有希特勒制度敵人的照片的大畫冊上，第一頁就是愛因斯坦的照片，外加附注，上面歷數了他的罪行，第一條罪狀就是創立相對論，末尾還有一句話：“尚未絞死。” 艾爾莎陷入极端惊恐之中，但愛因斯坦依然故我，并且盡自己可能的方法与法西斯進行斗爭。 １９３３年４月１日，普魯士科學院終身秘書恩斯特·海曼簽署了一個“普魯士科學院反愛因斯坦的聲明”： “普魯士科學院從報紙上憤慨地獲悉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參与了法國和美國的惡意誹謗宣傳活動。它立即要求得到解釋。在這期間，愛因斯坦又聲稱退出科學院，其理由是他不能在現政府下繼續為普魯士邦效勞。由于他是瑞士公民，似乎他也有意放棄普魯士公民權。這個公民權是１９１３年他成為科學院的正式院士時附帶取得的。 “普魯士科學院尤其為愛因斯坦在外國的煽動活動感到痛心，因為它和它的院士們始終覺得自己同普魯士邦是最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雖然嚴格避免一切政治党派活動，但他們始終強調并且永遠忠于國家的思想。有鑒于此，對于愛因斯坦的离職，它沒有理由感到惋惜。” ４月５日，愛因斯坦發表公開信，抗議普魯士科學院對他的誣蔑： “我從十分可靠的來源得知，科學院在一個官方聲明中說：‘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參与了美國和法國的惡意誹謗宣傳活動。’ “為此我聲明：我從未參加過這种惡意誹謗宣傳活動。而且我必須補充：我在任何地方都沒有看見過任何這种誹謗活動。一般說，人們只滿足于重复和評論德國政府負責人士的官方聲明和命令，以及用經濟方法來滅絕德國猶太人的計划。 “我向報界發表過的聲明所關涉到的是我打算辭去我在科學院中的職位，并且放棄我的普魯士公民權；我所以要采取這些措施，是因為我不愿生活在個人享受不到法律上的平等，也享受不到言論和教學自由的國家里。 “此外，我把德國目前的情況描述為群眾中的一种精神錯亂狀態，而且還講到了它的一些原因。 “我曾寫了一篇東西，允許‘國際反排猶主義同盟’用來呼吁大家對它的支持，但這完全不是想給報紙用的，在那篇文章里，我也呼吁一切仍然對那些遭到危險的文明理想忠誠不渝的明達之士，盡最大力量來防止這种群眾精神變態的進一步蔓延，這种精神變態在今天的德國已經顯示出多么可怕的症狀。 “科學院在發表關于我的那份聲明以前，要找到我的言論的正确文本，本來是很容易的事。德國報紙所轉載的我的言論，故意歪曲原意；對于今天被嵌制的輿論來說，這种情況實在也在意料之中。 “我准備對我所發表過的每一個字負責。為了禮尚往來，我希望科學院把我的這份聲明讓它的每個院士都知道，也讓德國的公眾知道，因為我在他們面前受到了污蔑，尤其是因為科學院本身也在公眾面前對我的污蔑插上了一手。”１９３３年４月７日，由普魯士科學院秘書馮·菲克爾簽署了給愛因斯坦的信： “作為現任的普魯士科學院首席秘書，我敬奉告，我們已收到了您３月２８日關于辭去您的科學院院士職務的通知。 “科學院已在１９３３年３月３１日的全体會議上注意到您的辭職。 “科學院對事態的變化深表遺憾，而引起遺憾是這樣的事實：一位最高的科學權威，在德國人中間工作了很多年，并且多年來擔任我們科學院的院士，按理他應當對德國人的性格和德國人的思想習慣已很熟悉，但想不到他竟會選擇這個時机去同國外這樣一幫人結合起來，這幫人——部分地無疑是由于對實際情況和事件的無知——散播錯誤的觀點和毫無根据的謠言，做了很多損害我們德國人民的事。對于一位曾經那么長期屬于我們科學院的人，我們當然期望他——不管他本人在政治上同情什么——站到我們國家的保衛者這一邊，來反對那些恣意污蔑它的大量謊言。在那有點卑鄙無恥又有點荒謬可笑的誹謗中傷的日子里，特別由您為德國人民講句把好話，在國外本來就會產生巨大的影響。但相反，您所作的見證卻被敵人利用了，他們不僅是德國現政府的敵人，而且也是德國人民的敵人。這件事的發生，對于我們來說，是一种痛苦的和可痛心的失望，它無疑要使我們不得不同您分手，即使我們沒有收到您的辭職書，我們也只好這樣考慮。”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１日，由菲克爾和海曼聯合簽署了給愛因斯坦的第二封信： “科學院愿意指出：它１９３３年４月１日的聲明，不僅是根据德國報紙上的報道，而且主要是根据外國的特別是法國和比利時的報紙上的報道，而愛因斯坦先生對這些報道并未加以否認，況且在這以前，科學院還得到了他那份兜售很廣的向‘反對排猶主義同盟’發表的聲明，在這篇聲明里他悲歎德國已退化到遠古時代的野蠻。再者，科學院斷定愛因斯坦先生——据他自己的聲明，他并未參加惡意誹謗宣傳活動——至少沒有抵制不公正的怀疑和誹謗，而按照科學院的意見，這正是他作為科學院的一個高級人員所應盡的義務。相反，愛因斯坦先生卻偏偏在外國發表了那樣的一些聲明，這些聲明出自一位有世界聲望的人，必然會被敵人所利用和濫用，而這些人不僅是德國現政府的敵人，也是全体德國人民的敵人。” 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２日，愛因斯坦對第一封信作了答复： “我收到了你們本月７日的信，對信里你們所表示的心情深為遺憾。 “關于事實方面，我只能答复如下：你們關于我的行為所講的話，實際上不過是你們那篇早已發表了的聲明的另一种形式，在那篇聲明里，你們譴責我參加過反德國人民的惡意誹謗宣傳活動。在前一封信里我已講明，這种譴責只是一种污蔑。 “你們又說道，要是我能為‘德國人民’講句把‘好話’，就會在國外產生巨大影響。對此，我應當回答如下：要我去做像你們所建議的那种見證，就等于要我完全放棄我終生信守的關于正義和自由的見解。這樣的見證不會像你們所估計的那樣是為德國人民講好話；恰恰相反，它只會有利于這樣一些人，這些人正在圖謀損害那些曾經使德國人民在文明世界里贏得一席光榮位置的觀點和原則。要是在目前情況下作出這樣的見證，我就是在促使道德敗坏和一切現存文化价值的毀滅，哪怕這只是間接的。 “正是為了這個理由，我覺得我不得不退出科學院，而你們的信只證明了我這樣做是多么正确。” 這些珍貴的資料表明，愛因斯坦在威脅人類和平的惡勢力面前，是何等的堅定。他的毫不妥協性無疑极大的激怒了法西斯。 据戰后檔案資料來看，愛因斯坦１９３３年３月２８日發表退出普魯士科學院的聲明后（聲明中有這樣的話：“目前，德國的形勢迫使我不得不辭去普魯士科學院的職位。科學院曾把我從一切職業糾纏中解放出來，使我十几年來置身于科學研究事業，我懂得應該怎樣由衷地感謝科學院。我之所以舍不得离開你們，也正是因為我可以從你們那里不斷獲得鼓舞，還有我和你們之間的和睦關系。我十分珍視作為院士在這么長的時間里所享受的一切。但是，目前的局勢，使我無法忍受，而我的職務又使我擺脫不了与普魯士政府的依賴關系。”），聲明正文還沒傳到柏林，納粹科學文化、國民教育部就已經責成科學院，要求普魯士科學院對愛因斯坦給予懲戒性審查。 １９３３年３月３０日，科學院在中央會議上宣讀了愛因斯坦的辭職聲明，科學院接受這一聲明，并以為這樁公案就此了結了。可是，納粹分子們并不想罷休。當天傍晚，納粹政府給柏林科學院秘書、法學家海曼下了指令，而且措辭為“迫切希望”科學院對愛因斯坦事件公開表態。由于當時普朗克在國外，海曼擅自起草科學院聲明，呈交納粹頭目，在報紙上發表出來。 １９３３年３月１日，也就是科學院聲明發表的日子，正值“排猶日”。這一天，柏林的沖鋒隊暴徒占領了許多大學、研究所及醫院。他們把猶太大學生、助教和教授攆出大門，使他們受盡凌辱和虐待，國家圖書館也被匪徒們鬧翻了天，他們搶走了猶太讀者的借書證。不許市民去猶太人開的店舖購買東西。正是在這些無恥之极的事件連續發生的背景下，德國最偉大的科學院開除了她享有盛名的院士。 海曼炮制的聲明，當然不會得到全体院士的贊同，特別是勞厄當即表示反對。此外，勞厄還相信，物理數學學部不會有任何一個院士參与炮制這种聲明。在他的倡議下，１９３３年４月６日，科學院召開中央特別會議，討論這個問題，遺憾的是勞厄的抗議未能通過，大多數院士迫于無形的壓力，違心表示贊同海曼的行動，甚至還對他“合時宜的行動”表示謝意。 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１日，科學院再次開會討論所謂“愛因斯坦事件”，剛從國外歸來的普朗克說了一番沉痛的話： “我要講的，相信也是我的科學界同行和大多數德國物理學家的心里話：愛因斯坦先生不僅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學家，還是這樣的一位物理學家，他在科學院期間發表的文章，使本世紀的人們加深了對物理學的認識。它們的重要作用只有開普勒和牛頓的業績才能与之媲美。我之所以要首先講清這一點，為的是使我們的后代免于產生這樣的錯覺，以為愛因斯坦先生的科學界同行連他在科學上的重要地位也沒有完全領悟。” 后來，年邁的普朗克一再說，“愛因斯坦事件”將會成為科學院歷史上恥辱的一頁。 愛因斯坦對絕大多數德國同行，尤其是對科學院的沒有气節的表現，大失所望。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６日，他致函給勞厄說：倘若德國科學家對政治問題置若罔聞，德國的局勢的去向將是，必然毫無抵抗地拱手將政權讓給輕率分子。科學家在政治事件中持觀望態度，表明他們缺乏責任感。愛因斯坦非但不收回他講過的任何一句話，并且堅信他的所作所為對人類有益。 在１９３３年的時候，愛因斯坦還只是說：是一小撮病入膏肓、“盅惑人心”的匪徒欺騙和利用了政治上幼稚的公眾；到了１９４５年以后，除個別例外，他對所有的“德國人”統統反感，以至對流亡避難、重返德國的摯友，像玻恩，他也感到不滿。他認為，在希特勒統治時期，留在德國的著名自然科學家，只有勞厄是最有骨气的，沒有向希特勒投降。 這种過于极端的看法并不僅僅是因為愛因斯坦遭受了法西斯德國的迫害，更重要的是，愛因斯坦從來就強調，在社會災難面前，知識分子不能放棄自己的責任。 １９３３年夏天愛因斯坦是在勒科克度過的。９月初，比利時警察局宣稱，愛因斯坦乘私人游艇去南美了。發布這一消息是故意迷惑可能有的納粹間諜的釘梢。實際上，愛因斯坦啟程去了英國，在諾福克下船后坐上一輛嚴密遮蓋的轎式馬車被帶到自己的一位英國仰慕者的領地。在這儿，愛因斯坦住在一所僻靜的用大圓木建筑的房子里，周圍有武裝騎兵隊巡邏，為了不引人注意，巡邏隊由姑娘們組成。 １９３３年，希特勒的上台使愛因斯坦不得不流落他鄉，他多年對和平的期望又要破滅了。愛因斯坦不得不重新思考戰爭問題了。這一年，与愛因斯坦熟識的朋友回憶說： “在他身上仿佛有某种東西死去了。他坐在我們家的沙發上，一面把自己的一綹綹白發纏在手指上，一面沉思默想地談各种話題……他再也不笑了。” 還是逗留在比利時的時候，愛因斯坦接到一封信，是一位德國青年寫來的。信中說，有兩個比利時青年，佩戴著百分之二的徽章，拒絕服兵役而被捕了，所以請愛因斯坦出面向比利時政府交涉一下，釋放被捕青年。 愛因斯坦不知該怎么辦了。他是當時著名的和平主義者，那所謂“百分之二”就是他自己提出來的，即只要百分之二的人拒服兵役，就可避免戰爭。可眼前，希特勒的戰爭叫囂已響徹云霄。難道讓人們赤手空拳等待希特勒的武裝到牙齒的沖鋒隊嗎？ 愛因斯坦還沒想好怎么回信，又有一封沒有留下地址的短信，送到他手上。 信中有短短几句話： “親愛的教授： 有一件急事，第二小提琴手的丈夫想和你談談。” 這位第二小提琴手就是比利時王后伊麗莎白。她在出嫁前是巴伐利亞公主，和愛因斯坦有同鄉之誼。多年來，王后陛下是愛因斯坦的好朋友。愛因斯坦每次到比利時來，都要拜訪她。這位王后喜歡音樂，愛拉小提琴，她覺得愛因斯坦拉得比自己棒，就謙稱自己為“第二小提琴手。” 今天王后邀請愛因斯坦不是談音樂，而是談國家大事。王后的丈夫与愛因斯坦同名，也叫阿爾伯特。２０年前，阿爾伯特國王曾堅決抵抗過德國的入侵。現在比利時再次面對強鄰咄咄逼人的好戰叫囂，他正在考慮對策。國王向愛因斯坦說明了希特勒對比利時的威脅，以及比利時必要的備戰狀況。國王的意圖很明顯，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愛因斯坦是否對絕對的和平主義重新思考一下…… 此時的愛因斯坦已不需國王的教育和開導了，柏林大街上的火与血、希特勒狂妄的戰爭叫囂、殘酷的集中營……難道還不是最好的教材嗎？這世界上的人，并不都像他自己那樣心地純洁而又善良；這世界上的事，也并不是都能用好心腸來解決的。對于希特勒這种以毀滅文明為己任的惡人，只能用惡辦法。野獸扑到你身上，要咬斷你的喉嚨，你能同它講什么和平嗎？ 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４日，愛因斯坦正式給比利時國王阿爾伯特寫了一封信，信中表明了他對于和平主義的重要改變，以及對于兩個比利時青年拒服兵役案件的態度。 信件內容如下： 陛下： 良心拒服兵役者的問題，經常出現在我的心頭。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它遠超過在我面前的這一特殊案件。 我已經表明，盡管我同反戰運動有密切關系，我將不干預此事，其理由是： １．在由德國的事變所造成的目前的險惡情況下，比利時的武裝力量只能看作是防御手段，而不是侵略工具。 而且現在，這种防御力量時刻都是迫切需要的。 ２．如果有誰要干預這案件，他就不配享受你們國家的款待。 但是我還是想冒昧地再講几句。凡是因為宗教信仰和道義信念而不得不拒絕服兵役的人，都不應該當作罪犯來處理。至于他們這种拒服兵役，究竟是出于深摯的信念，還是并無那么高尚的動机，對于這個問題，也不應當允許任何人隨意裁決。 在我看來，有一個比較嚴肅和比較有效的辦法，可用來考驗和利用這些人。應當給他們有机會選擇更加繁重和更加危險的工作來代替服兵役。如果他們的信仰是足夠深摯的，他們就會選擇這种行動；而這种人也許永遠不會很多。我想到下面這些工作是可以代替服兵役的： 礦山的某些勞動，船上給鍋爐加煤工作，在醫院的傳染病房或者精神病院的某些病房里作護理，以及其他各种類似性質的服役。 凡是自愿接受這种不給報酬的義務服役的人，總是具備出乎尋常的品德，确實應當受到重視，不僅是承認他是一個良心拒服兵役者。無疑地，他不應被當作罪犯。 如果比利時制定了這樣一种法律，或者只要确立這樣一种社會風尚，它就會成為走向真正人道主義的巨大進步。 致以誠摯的敬意！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４日 １９３３年７月２０日，愛因斯坦給那位替比利時青年說情的德國青年寫了回信，這封信是愛因斯坦和平主義發生重大轉變的產物。他在信中說： “我要告訴您的，會使您大吃一惊。一直到最近，我們在歐洲的人還能認為個人反戰足以构成對軍國主義的一种有效反擊。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卻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況。在歐洲的心髒有一個強大的德國，它顯然正以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推進戰爭，這給拉丁國家，尤其是比利時和法國造成了嚴重的威脅，迫使它們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武裝力量。就比利時來說，它是那么小的一個國家，無論如何不致于濫用它的武裝部隊；可是它迫切需要它的部隊來誓死保衛它自己的生存。 試設想一下，如果比利時被今天的德國占領了，事情會比１９１４年坏得多，而即使在那個時候，也已經是夠糟的了。因此我必須坦白地告訴您：如果我是比利時人，在目前情況下，我不會拒絕服兵役，相反地，我會高高興興地參加這种服役，因為我相信，這樣做我就是為拯救歐洲的文明效了勞。 “這并不意味著我放棄以前所堅持的原則。我的最大希望莫過于在不遠的將來，拒絕服兵役重新成一個為人類進步事業服務的有效方法。 “請您的朋友們注意這封信，尤其是目前在監獄里的那兩位。” 這封公開信，在歐美兩洲引起了許多和平主義者的抗議。這些人還在沉睡之中，做著美麗的和平夢。他們譴責愛因斯坦背叛和平主義的原則。“良心拒服兵役者同盟保衛委員會”法國秘書由此寫給愛因斯坦一封侮辱性的信。１９３３年８月２８日，愛因斯坦寫了一封回信，信中說： “几年以前，在給阿達馬教授的信中，我以下面這樣一些話來替拒絕服兵役作辯護：‘我承認對于非洲某些黑人部落說來，拒絕戰爭會引起最嚴重的危險；但對于歐洲的文明國家，那就完全不同了。…… “自從我作了這個聲明之后，我的觀點并沒有改變，但歐洲的情況改變了——它已經發展得很像非洲的情況了。只要德國堅持重新武裝，并且系統地教訓德國公民准備一場复仇戰爭，西歐各國不幸地就只好依賴軍事的防御。的确，我甚至可以斷言，如果它是審慎的，它們就不應當不武裝起來而坐等別人攻擊。……它們必須作好充分准備。 “由于我像以往任何時候一樣，在心底里厭惡暴力和軍國主義，我說上面這些話是很不樂意的，但我不能對現實熟視無睹。 “如果您能提出另外的辦法可以使現在還是自由的各個國家能夠保衛住他們自己，我當然愿意洗耳恭听。至于我，除非目前的危險局面被克服了，我想不出在軍事准備之外還有別的什么辦法。但是，如果我們明白了确實沒有別的辦法，我們就應當老老實實地承認這一點。” 愛因斯坦的思想轉變了，和平的幻夢已經破滅。他挺身而出，告訴人民，只要法西斯主義統治著德國，就不會有和平。在這生死關頭，只有准備戰斗，才有可能求生。希特勒已經在德國宣布，他的納粹帝國將生存一千年。這個罪惡的“千年帝國”，只有用劍才能把它砍掉，用火把它摧毀。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美國芝加哥《政治》一個名叫阿林生的人，寫了一篇批評愛因斯坦改變和平主義者立場的文章，題為《愛因斯坦，請你為歐洲和平發言》，愛因斯坦寫了題為《和平主義的重新審查》一文，從現實角度呼吁人們丟掉幻想，准備与希特勒的納粹德國作殊死的戰斗。 文章發表在１９３５年《政治》月刊１月號上： “阿林生先生以一种有禮貌的方式，把我置于被告席上。我對此感到高興，因為它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机會，來公開表述某些我覺得應當讓大家知道的見解。 “阿林生先生的指責，扼要而坦率地說來，是像這樣的：‘一兩年以前你公開勸人家拒服兵役。而現在——盡管國際情況變得出乎意料的坏而且也更加尖銳——你卻默不作聲，更糟糕的是，你甚至撤消了你以前的聲明。這是不是因為你的理解力，或者你的勇气，或者可能兩者一起，在最近几年事變的壓力下受到了挫折？如果不是，那么請毫不遲疑地向我們表明，你仍然是我們正直的兄弟。’ “下面是我的回答。我深信這樣的原則：只有組織超國家的仲裁法庭才能真正解決和平問題。這种組織与目前日內瓦的國際聯盟不同，這個組織在它的權限范圍之內擁有強制執行裁決的手段，它是一個具有常備軍事設施和警察部隊的國際法庭。這种信念，在戴維斯勳爵寫的《力量》一書里有卓越的陳述，凡是嚴肅認真地關心這個人類基本問題的人，我都向他大力推荐這本書。 “從這一基本信念出發，凡是我認為能使人類更加接近超國家組織這一目標的任何方法，我都贊成。一直到几年前，具有勇敢和自我犧牲的人拒絕從軍，就曾經是這樣的一种辦法，但是已不能再把它當作行動的方針來推荐了，至少對歐洲各國是如此。只要一些大國存在著具有類似性質的民主政府，只要這些大國中沒有一個國家把它的將來計划建立在軍事侵略政策之上，那么相當大量的公民拒服兵役，就很可能促使這些國家的政府樂意贊同對國家之間的沖突進行國際仲裁。而且，拒絕服兵役容易使輿論受到真正和平主義的教育，并且使強迫服兵役的非倫理的和不道德的性質明顯起來。在這樣的情況下，拒服兵役构成了一种建設性的措施。 “可是今天，應當認識到，某些強國已使它們的公民不可能采取獨立的政治立場。這些國家，通過到處插手的軍事組織，利用被它們奴役的報紙和集中控制的無線電廣播，以及系統的教育，來散布虛假的消息，宣揚侵略的外交政策，把人民引向歧途。在那些國家里，拒服兵役對于那些有足夠勇气采取這种態度的人，就意味著殉難和死亡。另一方面，在那些仍然尊重公民政治權利的國家里，拒服兵役很可能會削弱文明世界中的健康的那一部分對侵略的抵抗能力。因此，今天，沒有一個有識之士是會支持拒服兵役這一方針的，至少在處于特別危險的歐洲不能這樣做。在目前情況下，我不相信消极抵抗是一种建設性的政策，即使它是以最英勇的方式來進行的。不同的時代需要不同的手段，盡管最后的目標仍然保持不變。 “這些就說明了為什么在目前的政治條件下，一個堅定不移的和平主義者必須找出一种不同于過去比較太平時期的方法來加強他的信心。他必須為和平國家之間的進一步緊密合作而努力，以便盡量使那些靠暴行的掠奪實行冒險政策的國家不能得逞。我特別想到的是，美國和英國之間深思熟慮的持久合作，如果有可能，還得加上法國和俄國。 “可以認為，目前對和平的威脅，會有利于促進這种友好關系，從而導致國際問題的和平解決。在目前的黑暗局勢中，這是唯一的希望，凡是确實從正确的方向來影響輿論的一切努力，對于保衛和平都能作出重大的貢獻。” 愛因斯坦和平主義者立場的改變，還有個重要原因，就是希特勒一上台，他就敏銳地看到，一場新的戰爭就要爆發了，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呼吁歐洲各國及人民迅速作好物質与心理上的准備，這一點恐怕是許多政治家都比不上的。 １９３５年８月，愛因斯坦就新的戰爭問題与美國作家巴特勒特進行了談話，談話記錄發表在１９３８年８月的《觀察畫報》上： 愛因斯坦：……戰爭是要到來的。我怀疑戰爭在今年或者明年會爆發；舞台還沒布置好，但是再有兩三年的時間戰爭就會到來。德國正在迅速重新武裝。恐懼的傳染病正在橫掃歐洲。英國如果在兩年前采取堅定的立場反對德國重新武裝是可以阻止這場災難性的趨勢的； 但是它沒有這樣做。在納粹德國，仍然有些知識分子反對軍國主義政策，他們中間的大多數本來可以發表這种反對意見的，但都被放逐了或者被鎮壓了。當然，我現在已經离開德國兩年，因此不能夠准确地了解那里群眾的思想感情。當然，許多受過１９１４年到１９１８年的苦難的人是不要另一次戰爭的，但是有很多不安分的年輕人，他們是苦難情況下的受害者，正被現政權所利用。德國仍然是好戰的，沖突是難以避免的。這個國家從１８７０年起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就已經日趨沒落了。我在普魯士科學院共事的許多人，在世界大戰以來民族主義風行的年代里就表現出品格不高。 巴特勒特：你仍然相信個人對戰爭能進行有力的抵制嗎？你仍然相信如果在一個國家里有百分之二的人民反對打仗，戰爭就能夠防止嗎？ 愛因斯坦：鑒于我們目前所面臨的情勢，知識分子的這种抵制是不夠的。在某种情況下，和平主義使自己失敗了，今天的德國的情況就是如此。任何抵制軍事計划的人很快就會被整肅掉。 我們必須教育人民并且鼓動起群眾的思想情緒，要求宣布戰爭為非法。我認為，在這個行動綱領中有兩個要點：首先是創造超國家政權的思想，必須教育人們要根据全世界的利益來思考；每個國家必須通過國際合作讓出一部分國家主權。如果我們要避免戰爭，我們就必須創建一個具有真正權力的國際法庭，使得侵略成為不可能。國際聯盟和世界法庭都缺乏強制執行它們決定的權力。雖然這些組織机构現在也許不得人心，但其趨勢是向著世界性組織的；這類組織机构是必不可少的。…… 軍事訓練和軍備競賽決不能防止戰爭…… 其次，我們必須了解戰爭的經濟根源。基本的困難在于人的自私自利的欲望，這些人把利潤置之于人類利益之上。有些人拒不采納開明的思想，他們心地偏狹，只要他們的利息有保證，他們就心滿意足。由于這些人為了獲得越來越多的財富而貪得無厭，我們遭受到經濟上國家主義和戰爭的災難。羅曼·羅蘭認為只有社會革命才能結束戰爭体制，這個看法可能不是太錯的。由于我不知道他目前對共產主義的确切見解是怎樣的，我不能說我是否同意他的見解。但是，他抨擊個人對財富的貪婪和圖家對財富的爭奪是必然引起戰爭的因素，這一見解無疑是正确的。至少我們必須爭取在經濟上有一個轉變，那就是要對軍火工業加以控制…… 這并不意味著我希望把生活歸結為經濟力量的相互作用，如某些人所做的那樣。在所有必須應付的人的關系中，有一种持久不變的情緒因素。每個民族同任何別的民族往往有不同的感情，并且常常讓自己的行為受偏見的控制。我們要認識到我們自己的偏見，并且學會去克服它們。…… 巴特勒特：我們究竟能否消滅戰爭？ 愛因斯坦：是的，我相信能夠消滅戰爭；事實上，我确信這樣。我們的希望在于教育青年對于生活有一個比較明智的看法。……把美和手足之情帶進生活里來，這是人的主要志向和最高幸福。這是會達到的，但不是通過恐懼，而是由于對人類天性中的最美好的東西的永恒追求。 巴特勒特：你認為誰是今天世界上最值得注意的領袖？ 愛因斯坦：我怀疑自從托爾斯泰以后是否有一個對全世界有影響的真正道德領袖。托爾斯泰在許多方面仍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首要的先知。……今天沒有一個人具有托爾斯泰那樣深遠的洞察力和道德力量。我非常欽佩甘地，但是我認為他的綱領中有兩個弱點：雖然不抵抗是對付逆境的最聰明的辦法，但是它只有在理想的條件下才可實行，在印度實行不抵抗主義來反對英國也許是行得通的，但是在今日的德國卻不能用這种辦法來反對納粹。其次，甘地在現代文明中排除或者竭力減少机器生產，這是錯誤的。机器生產已經在這個世界上扎下根，它必須被采用。 巴特勒特：你在同納粹政府爭論中已經作出了真正的犧牲，并且离開了德國。你會不會再次采取同樣的步驟？ 愛因斯坦：我沒有做出什么犧牲。我僅僅做了任何一個有思想的人在這种環境下應該做的事。……一個人不應當回避在某些重大的爭論問題上采取堅定的立場。 我認為我的行動沒有什么值得稱贊的；當時實在是沒有別的路可走。 ……對于我在這個友好國家的新居以及普林斯頓的自由空气，我感到十分愉快。……有好多天，我一連几小時坐在我的書房里，前面放著一張紙。那時候我也許只寫下几個某种小符號。……” 整個３０年代至４０年代，為打垮納粹，為保存文明的价值，愛因斯坦從未停止過有力的呼喚。 １９３７年４月１８日，紐約舉行支援西班牙共和國的群眾大會，參加的有３５００人，愛因斯坦因病沒有出席，但他請人在集會上宣讀了他的電報： “我首先要大聲疾呼，為拯救在西班牙的自由，必須采取強有力的行動，我看這是一切真正的民主主義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即使西班牙政府和西班牙人民沒有表現出如此可歌可泣的大無畏精神和英雄气概，這种責任也還是應當存在。要是在西班牙喪失了政治自由，那就會嚴重危及在人權誕生地德國的政治自由。祝愿你們能夠喚醒民眾積极支持西班牙人民。……我衷心祝愿你們在這一正義的和意義深遠的事業中取得成功。” 促使愛因斯坦從一個和平主義者向一個反納粹戰士轉變的原因歸根到底就一個：基于崇高道德基礎上的人類責任感、正義感。 “當世界上其他地方無辜人民受到殘酷的迫害，被剝奪權利，甚至被屠殺時，他能袖手旁觀，甚至漠不關心嗎？” 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是對問題的解答。面對邪惡不僅要戰斗，還要從道義上承擔起每個人對世界應付的責任。 基于這一點，愛因斯坦，這個曾一再呼吁寬容和解的大科學家，對德國民族几乎作了整体的否定。１９４４年，他說： “德國人作為整個世界的一個民族，是要對這些大規模屠殺負責的，并且必須作為一個民族而受到懲罰，如果世界上還有正義，如果各國的集体責任感還沒有從地球上完全死滅的話，站在納粹党的背后的是德國人民，在希特勒已經在他的書中和演講中把他的可恥意圖說得一清二楚而沒有一點可能發生誤解之后，他們把他選舉出來。德國人是唯一沒有做過任何認真的抵抗來保護無辜的受害者的民族。當他們全面潰敗，開始悲歎其命運的時候，我們必須不讓自己再受欺騙，而應當牢記住：他們曾經存心利用別人的人性，來為他們最近的并且是最嚴重的反人性的罪行作准備。” 從一味強調寬容到徹底的不寬恕，這其間，該凝聚了愛因斯坦多少痛苦的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流亡在美國的德國物理學家詹姆斯·弗朗克和另外几個在美國的德國流亡者准備發表一個呼吁，要美國人民注意當時盟軍在德國所實行的政策的災難性后果，認為它會“在歐洲中心造成一個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退化的國家，而這是會危害世界的和平重建的”。愛因斯坦看到這個草稿后，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６日給以如下的答复： “我當然不能贊同盟軍目前在德國所做的一切，但我堅決深信：為了使德國工業生產力在很多年內不能恢复，這樣做是絕對必要的。它并不足以破坏德國目前的生產能力；必須使德國人今后對原料資源不能享有獨立的支配權，這些資源最近一個世紀以來使他們變得那么危險。 “我不贊成報复，但卻贊成這樣一种政策，它能夠最有把握地不讓德國人重新具有侵略的可能性；這种保證決不是通過道義上的勸說所能達到的。 “万一你們要把這個呼吁發出去，那我就不得不盡全力去反對它。” 于是，弗朗克又寫信給愛因斯坦，懇求他為德國著想，改變態度。愛因斯坦在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３０日以更堅決的態度寫了如下回信： “我對德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所表演的眼淚運動至今記憶猶新，也就不會再被它的重演所愚弄了。德國人按照一個精心編造出來的計划屠殺了几百万公民。要是他們也殺了您，几滴鱷魚的淚無疑也會流出來的。在他們中間，少數正直的人改變不了整個局面。從我所收到的來自那邊的几封信，以及從某些可靠人士所提供的消息，我估計德國人沒有一點認罪或者懊悔的感覺。……親愛的費朗克，不要把您自己陷進這個肮髒的泥坑吧！他們會先濫用您的善意，然后嘲笑您上當。如果我無法勸阻您，那么就我來說，當然是不愿參与這件事的。只要一有机會，我就要公開反對這個呼吁！”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愛因斯坦的社會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即從以前抽象的人道主義范疇里的良心、正義轉變為切實具体的社會責任感。１９４７年５月，他為“美國紀念碑建造工會”擬的大戰中犧牲的烈士紀念碑的題詞，雖未被采用，但清楚反映出這一變化： “我們忍受痛苦而死，為的是使你們能夠自由，使和平和正義能夠胜利。你們，活著的人們，千万不要忘記由于我們的犧牲而加給你們的責任。” 在剩下的歲月里，愛因斯坦從未忘記過這一份沉重的責任。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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