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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道路，從歷史的一端舖展過來。 這個季節給了它最亢奮的色譜，它肆意涂過的每一小塊地方，歲月的青苔便紛紛剝落。 北平——一座胚芽騷動的城市。 沒有誰會怀疑胚芽的存在，沒有誰會怀疑胚芽的力量，這個胚芽，從一粒千年的古蓮籽中萌發出來，在明亮、空靈和芬芳上展開它的風景。 林徽因的生命中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奇跡，在同死神的角力中，她又一次成了胜利者。1949年，她在新生的清華園里，擔任了建筑系一級教授，主講市鎮設計課。 清華大學建筑系設在舊水利館二樓，最初開辦時只有20人，現在也不過三五十人。建筑系從1948年就成立了市鎮組，開設了市政設計課，可以說是國內最早的城市規划設計雛形。 林徽因主講的住宅設計專題，很注重适應戰后恢复城鎮建設的需要。 她從人對陽光、水、綠茵、鮮花、林石的需要，講到人与人，人与建筑，人与自然之間的情感。從園林藝術的空間關系，講到四合院的結构語言，從蘇軾的“東風裊裊泛崇光，香霧空濛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講到民居的緣情作用、精神功能和感情色彩，進而從北京城市的發展，講到城鎮規划的基礎，城市交通、市政工程和城市綠地。 解放后，梁思成擔任了北京市都市計划委員會副主任。他受中央領導委托，負責北京城區的規划方案，他的工作隨之也忙碌起來。戰爭結束了，人民需要醫治戰爭創傷，中央領導同志委托他組織人員對北京城的規划進行研究，并成立了研究小組。 林家的茶會又有了許多新的客人，他們大都是為了北京市的都市規划，梁思成從外地調來的青年建筑學家，有陳占祥、程應詮、朱暢中、胡允敬、汪國瑜、戴念慈等。這段日子，大家每天聚在一起，有時從下午一直談到深夜，聊得最多的還是新北京的規划問題。 當時，梁思成和陳占祥已經搞出了一個北京新城的規划方案。他們主張，把新市區移到复興門外，將長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墳，以西郊三里河做為新的行政中心，把釣魚台和附近湖泊組織成新的綠地和公園。這個方案由梁思成和陳占祥聯名寫成《對首都建設的建議》一文，由梁思成自費刊印，報送中央領導同志審閱。 在茶會上，大家對這個方案也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林徽因一如既往地成為茶會的主角，她談了“多核同心圓”城市、“潛在帶形”城市、“集成化”城市、“星座式城市群”，還談了柯布西埃和尼邁亞。她主張，一個城市應該是個美的整体，它的形象語言所表達出來的思想，是十分清楚的，建筑并不只是純形式的美，它的思想性、倫理性和感情色彩，對于藝術性的欣賞來說是一种壓倒一切的精神力量。這种精神力量，并不亞于物質功能，它有一种進取精神，有著更大的生命力。一個偉大的時代已經開始，這個時代應該擁有体現時代精神的作品。建筑作為人們生活、活動的物質對象，顯然應該隨著社會和人們的生活、活動的變化而變化。建筑作為一個審美對象，隨著新時代的到來，人們對建筑藝術的理解和審美要求，也將會改變。 林徽因認為，北京的許多名胜古跡，如故宮、天壇、中海、南海、北海、頤和園、玉泉山，以及西山一帶的風景區和休養區，應該用一些河流和林蔭大道，把它們串連起來，成為一個綿延不斷的公園系統，這座城市的每一條大街，每一條河道，都應該成為公園的一部分。 大家談起北京的古城牆時，社會上很多人主張拆掉，林徽因則不然。她說：“我們為什么不在城牆上修路做公園呢？這樣既保護了古建筑，又利用了古建筑，這不是兩全其美嗎？美這個東西來自社會現實，沒有美社會現實就不可能發展得和諧，所以它又是社會文明的靈魂。它形象地教育著人們，使人類走向進步。” 大家爭論得很熱烈的時候，有一個恬靜的姑娘，默默地坐在角落里，認真地听著大家的爭論。林徽因轉過身來叫著她的名字：“林洙，你也來談談看法。” 林洙臉紅了一下，靦腆地說“我覺得你們說的都有道理。” 林徽因說：“你可以大膽地談談自己的看法，你不是平時談得挺好嗎。” 這個叫林洙的姑娘，原籍福建閩侯，生長在云南，在上海讀完中學，1948年跟哥哥來北平投考清華大學先修班，3年后在北京參加工作，林徽因病逝后，1962年同梁思成結婚，成為他生活上、事業上的得力助手。 共和國的新生，使林徽因如沐春風。她覺得，有許多事情在等著她去做，最要緊的是把自己的知識和智慧，獻給新中國即將到來的建設高潮。她總是報怨時光太短暫，她在病床上躺不下去了，立即收集有關資料。 在收集資料過程中，她偶然發現了蘇聯N·窩羅宁教授所著的《蘇聯衛國戰爭被毀地區之重建》一書，欣喜若狂。她要和梁思成赶快把這本書翻譯出來，這正是目前中國所需要的。 她在譯者体會中寫道： 從這本書里，我們憤怒地看到了德國法西斯几番在人民蘇聯絕滅人性的破坏，較比日寇在中國暴行有過之無不及，曾几何時，德、日法西斯和美國法西斯強盜及其幫兄們又在我們手足之邦，向所有的城市、鄉村和愛好和平英勇不屈的朝鮮人民進行同樣滅絕人性的破坏和屠殺。蘇中兩國人民在八九年前，十余年前所面臨的正与朝、中兩國人民今天所面臨的敵人是一模一樣的。而且今天的強盜吸收了昨天的強盜的經驗，是“青出于藍”，變本加厲的。負責重新設計平壤的朝鮮建筑師金正熙同志告訴我們，平壤今天已真正成為一片“平壤”；將來重建平壤就同重建斯大林格勒一樣艱巨。 一整個區域因為戰爭的破坏而發生了政治、經濟、地理上的大變動時，他們就有計划地遷移整個村庄乃至市鎮，使這屬于區域城鄉規則范圍的布置更合理了。整個城市洗劫了，他們就將整個城市有計划地重建起來，且在建中修正了過去的缺點。至于個別的建筑物就更不用說了。這一切計划不只在平面上區分、筑路而且有立体上予以同樣縝密的考慮；不只是關于經濟的，生產的，居住的，而且是關于文化的，娛樂休息的；不只是房屋建筑的，街道橋梁和公用設備工程方面的，而且是關于山林園苑，池沼溪河，樹木花草种种方面的部署的；不止藍圖和施工說明書的，而且是材料的生產、分配和運輸，以及人力的組織和分配的各方面的努力。這种全面計划和組織工作就是准備期間最主要的工作。 “重建工作必須考慮到民族傳統，把它融匯到新計划之中；把它和新興的，現代標准所需要于建筑的各方面調和起來……”。“建筑師必須考慮到個別地區的生活的歷史傳統和建筑傳統，在他的設計中保留一切合理的和有歷史价值的，……他所計划的市鎮或村庄還必須构成自然地形成風景中的一部分”（第二章）。“計划必須同時考慮到居民的習慣和蘇維埃人民在文化和美感上的要求……。需要建筑師做出高度藝術价值的圖樣，城市的整体必須与當地的地形和風景相和諧”（第四章）。由作者所舉許多實例中，我們可以看到蘇聯的建筑師們在重建一個市鎮時如何小心翼翼地從原有基礎上發展，同時又有遠見地將原有不合理的、錯誤的加以改正和“現代化”。 我們的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燦爛的文化歷史的國家。差不多任何一個中國的市鎮都有數百年乃至數千年的文物。我們有偉大优良的都市計划傳統和建筑傳統；除去几個大都市外，全國所有的市鎮，那就是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勞苦人民現在所正在居住的，并且所正在繼續不斷地建造的市鎮和房屋正是遵循這偉大优良的傳統建造的。但是今天中國的建筑師們，無一例外地（譯者們在內）都是直接或間接由外國學來的。年長一點的由學習古希腊、羅馬，文藝复興開始，年青一輩的學習資本主義理論的体系結晶，即所謂“功能主義”（机械唯物主義）的“現代化”或“國際式”（世界主義式）流派。我們在這前后兩种毒素中酣醉了數十年。 翻譯這本書的困難是較大的，這本書在倫敦出版已經7年，他們是從英文轉譯的。 同時，林徽因的病況也隨著天气變化不斷加重，冬天到來的時候，清華園沒有暖气供應，他們家住的房子又高又大，四面透風，梁思成只好找了些牛皮紙，把整個天花板和牆壁糊起來。 為了保暖，屋里燃著兩三個爐子，而伺候這些爐子，也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和精力。在翻譯工作緊張時，林徽因常常要熬夜，身体更加支撐不住了。因此，溫度對這樣一個病人就愈加重要，有時爐子管不好，快滅時就要發動一場“搶救爐火”的戰斗，每當這時，思成就會弄得精疲力盡，滿身滿臉都是爐灰。 全部翻譯工作結束的時候，又一個新的春天已經開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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