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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耕虞和中國豬鬃出口業


  古耕虞(一九0五—一九九五),四川重慶人,世界著名的“豬鬃大王”。

  古耕虞自三十年代起,直到解放前都几乎壟斷著國內外的豬鬃市場。在解放前的几年中,几乎壟斷了豬鬃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一九四八年,中國出口的豬鬃占世界需求量的百分之九十七至九十八。對他的資產,沒法做准确的估量,到一九四八年結帳時,他的公司尚有九百万美元的資金,兩千七百多万美元的銀行往來,國內資產,除了厂房、汽車、辦公樓等固定資產外,尚在有大批豬鬃以及各种畜產品,堪稱令中外矚目的大富翁。

              在競爭中迅速崛起

  “競爭是我最重要的一課。”這是古耕虞對他一生從商生涯的准确而恰當的概括。從他二十歲步入商海,直到如今,半個多世紀以來,他都是處在競爭之中,而且經常是贏家,往往還是大贏家。打開他的競爭史,几乎很難發現負值。因而,有人很形象地稱他為“市場競爭的一位极富戲劇性的斫輪老手”。

  他用做競爭的主要資本,可概括為“三大法寶”:信譽、質量、信息。為了确保這三大法寶,他在用人上格外下功夫,更時刻地親自注視著市場及一切影響市場諸因素的動向与變化。緊張而有致地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生動而又震撼人心的活劇,令世人,乃至商界、政界、銀行界格外矚目。而他的競爭手段与競爭原則又是甚為獨到与新穎的。真可謂別具一格。倘若概括起來,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搏殺式与扶持式。
                搏殺式競爭

  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是激烈的,往往也是殘酷的,其主要表現形式之一,是“大魚吃小魚”。競爭的結果,是以“小魚”被大魚吃掉而告終。可古耕虞非要反過來,“小魚”吃掉“大魚”!因為,在競爭發生之始,他几乎都是“被動”的,因而也就必然是比他大得多的“魚”,首先向他發難,他再予以激烈地還擊,其原則同戰爭中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相近。而其結果,也正如戰爭史上那几場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戰例一樣,漂亮地以弱胜強。他運用資本如同用兵。

  一九二五年,國民革命軍開始了旨在摧毀封建勢力的武裝支柱——軍閥勢力的“北伐”,這給中國各方面,包括商業在內都帶來了影響。古耕虞就恰在這一年接手了他父親創辦的事業,擔起了獨力經營的擔子,也恰在此時他遭遇了一場規模不大不小的、來自舊勢力的商業戰爭,這是他嶄露頭角的第一戰,也是關系重大的一戰。

  古家是重慶的“坐地戶”,三代以來,即經營山貨生意,且頗有成效。然而,發達的卻不是古耕虞早逝的祖父,而是古耕虞的叔祖父古綏之。古綏之在重慶開辦了個“正順德”字號,以經營山貨為幌子,販賣鴉片,發了財,后因鴉片經營受阻,才真正將經營轉到山貨上來,并增設了“同茂”。古耕虞的祖父則是靠一身的織布手藝起家的手工織布作坊的小業主。財產本來不多,再加以早逝,給子孫留下的財富就更少,只能維持生計。古耕虞的父親古槐青幼讀詩書,曾舉過秀才,后為生計,亦出于經商本愿,就做了古綏之貨號的伙計,并被派往上海參与經營。古槐青有學識,且善于接受新事物,又不甘久寄人下,便乘第一次大戰之机,用一點家底与他几年的積蓄在上海操起了他的父業,辦起了紗號,一面在上海為古綏之的“同茂”經營山貨,一面經營著自己的買賣。由于結交了上海的紗界巨賈,加以刻意經營,很快也發達了起來,也自力在重慶委托他人經營辦起了一個不大的、以“吉亨”為字號的山貨行。到了一九二二年,古綏之因挾帶鴉片事發而字號倒閉,古槐青便全力經營起了他自己的買賣。在子女的教育上,古槐青也是煞費苦心的。

  古槐青到上海不久,即將儿子古耕虞送進了美國教會辦的上海圣約翰大學(校長是中文名字叫做“卜舫濟”的美國人)讀預科。這是個很有些名气的學校,宋子文及一些學術名人特別是商界巨子均畢業或曾受業于這個學校,由這個學校校友組織起的同學會“梵皇渡俱樂部”,在社會上頗具作用和影響。很明顯,古槐青老先生送儿子入這所學校,目的自是為了讀通英語,結交些有用的人。儿子也果不負其望,四年中,不但英語學得好,取得了同學會會員的資格,而且由于學業突出,成績与身体俱佳,又善于交際,深得學友們擁戴,被推舉為大學交誼會四川同學會的會長。然而,古槐青的最終目的是要儿子繼承祖業的。因而,到了一九二三年又將古耕虞送進了清朝狀元、大實業家、南通的張騫(張嗇庵)創辦的南通學院就讀,學習紡織學。可事不從心,古耕虞入學不久,古槐青就得了病,雖經多方治療,仍是不得痊愈,到了一九二五年,反而轉得沉重了。于是,他等不及儿子讀完大學,就將古耕虞召回,繼承他的事業了。按老字號的規矩,被認定為事業繼承者的人無論學識、地位高低,都必須先拜師學徒,古耕虞鄭重地拜其父為師,在紗號中學徒,其待遇自也与其他學徒一般無二,只有一點例外,那就是由于意外的原因,未待學徒期滿便“另行安排”了。

  原來,古槐青在故居重慶辦的吉亨山貨庄出了變故:受委經營的李鈺安已應付不了局面。古槐青只好叫儿子提前出徒,回去主持經營。并改吉亨為“古青記”。

  請注意,古耕虞接手時的古青記實在是個小字號,小得只有三個職工,四個徒弟;小得不舖“外山”(不入產地收購,只坐地待貨),不設“洗房(沒有自家的加工場);小得只有六万兩資本。這樣的小字號,當時在重慶俯仰皆是。如果從商戰用兵的角度講,他此刻正是兵微將寡,城鄙地偏,而又名輕資淺,卻偏偏初出茅廬的第一仗就遇上了實力強大而又老謀深算的敵手。

  古耕虞年紀雖小(當時他剛滿二十歲),志向卻大。一踏進商界他就立志迅速壯大,以致“執”同業“牛耳”。因而,古青記一到他手里,他就傾全部精力進行改善与擴展。原本是以經營豬鬃為主的,他一上任就看准了一個机會:今年的羊皮看好,而且從各种跡象看,國外市場的价格必然看漲,因此他決定加大羊皮的收購量,不但動員了他的大部分資金,而且還多方籌款,于羊皮登市前就預先聯絡貨源,這可触怒了一條雄踞重慶羊皮經營首位的老鯊魚——裕厚長字號的老掌柜。

  裕厚長是家老字號,老掌柜又是經營羊皮的老資格,經營歷史久,資金雄厚,一次大戰期間,乘盛產羊皮的土耳其因參戰無暇顧及之机,大發了一筆財。無論在實力上,還是在手段上,數年來都穩居重慶同業的首位,而且已慣于此位。如今一听說古耕虞要在羊皮生意上大伸手,便十分气惱。本來,論起來兩家有親,老掌柜應是古耕虞的“爺”字輩,老掌柜平時也沒少夸古耕虞“聰穎過人,少有大志”。可商戰無情,競爭本身就是殘酷的,如今則罵起了“不知天高地厚”、“自討毀敗!”“身上還滿是學生气,后腳還沒离開校門,才個二十歲的毛孩子,曉得啥,又能干得個啥?給他點顏色看看,也好叫他曉得誰個才是做得羊皮生意的!”

  于是,在羊皮登市前夕,一种經過精心炮制的、用意甚為惡毒的謠言便不脛而走:古槐青在上海華商紗布交易的投机中慘遭失敗,勢必破產,古青記也必因此而倒閉。目的無非是要羊皮貨主們相信:古青記沒錢了。沒錢了還怎能付得出貨款?賣給他羊皮豈不是得不到分文?借么,又用什么還?而且,這消息是通過与裕厚長往來的痦遛庄由錢業同業會散布出來的。自然具有很高的“權威性”,而且直接影響著錢界同仁。因而這一招很毒也很厲害,對年輕資淺初上戰場的古耕虞來說,自是十分嚴峻的。倘稍一不慎,亂了陣腳,或稍一不冷靜登門去向裕厚長質問爭吵,必招致多方責難,后果不堪設想,很可能因此而一敗涂地,使他被扼殺于初登商戰戰場之時。

  一方面是有人提醒;一個是他的內兄,他往來錢庄的經理王雨耕;一個是他父親的“重臣”、他視為師傅的師兄廖熙庸。都勸他務須冷靜。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把握得住,并迅速而准确地采取了兩大對策:穩住陣腳,組織反擊。他深信他父親很穩健,即使有了虧損,也不至于冒險以致破產,而且“堂底”較厚,絕不會像傳言的那樣。他當即發出急電,請他父親從速由上海電匯來十万兩銀子,后來又陸續匯來一二十万兩,他都及時存入了重慶的各大錢庄,造成聲勢;在業務往來上,該結算的,欠人的當即付清,人欠他的他有意不收。同時又有意讓与他往來的复興錢庄檢查他的總帳,以證明古青記財底還很厚,然后請复興錢庄向他大量放款。迅速而有力的几招之后,就使裕厚長的謠言不攻自破。而且反而更提高了他的信譽。穩住了陣腳,古耕虞本著他那“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發起了有力的反擊,主攻點則選在了從內部攻破敵方的堡壘上。

  原來,裕厚長有個經理叫羅慶芳。此人長于經營,卻有些自矜,因而与老掌柜之間有些嫌隙,古耕虞就有意地通過外部輿論与內部作用,加大這种嫌隙,很快他便奏了效:頑固而自信的老掌柜解雇了羅慶芳。羅慶芳盛气之下,主動來投效古耕虞,這正中古耕虞的下怀,對羅慶芳隆禮优遇,厚酬重用。羅慶芳原本只為了要出口气,借古耕虞的行號,整治老掌柜而來投效的,如今見古耕虞如此厚待与重視,便更加用心賣力,恩怨的消長,使這位深知裕厚長內幕而又甚富經驗的羅慶芳使出周身的解數,他不但要全力以赴,發誓要使裕厚長買不到一張羊皮,而且要為古青記大造輿論,大獻方略,提高信譽,從优進貨。他四出奔走,到處游說,不但揭破了本次謠言的惡毒用心与形成及傳播始末,而且公開了裕厚長多年來几乎全部的不光彩的秘密,鑿鑿有据,不由人不信,也自然不由人不對裕厚長白眼相加,深怀戒心;同時自然也更加對古青記高看g 一眼,信任有加。在客戶心目中的地位,有了明顯的一降一升,而古耕虞也乘此短暫的時間間隙更牢靠地了解与把握了羊皮的國際行情必然還要上漲的大趨勢,當即乘机大量收購,甚至不惜高价。客戶愿賣給他,而他的出价又高,因而自一登市,大量的羊皮便源源不斷地涌進了古青記,而裕厚長不但門庭冷落車馬稀,而且四出求皮皮不至,不久,索性不收了。那個老掌柜与同業中的一些自以為老資格者,反因為“吃不著葡萄,葡萄是酸的”与不能察知國外市場行情,索性放手看起了古耕虞的熱鬧,以為這個年方弱冠、嘴巴沒毛的小后生,出于年輕气盛,不惜高价,賭一賭意气,到頭來還不得賠上才怪——做買賣可來不得儿戲!再加上這一張一弛,古青記很快地便將上市的羊皮几乎全部收購了過去。沒過多久,國外市場的羊皮就漲勢迅猛了起來,而且漲勢的幅度与需求的數量都在明顯地加大,這從中間商的一再加碼与急切于成交上強烈地反映了出來,此刻見勢眼紅的裕厚長及一些老資格商號,再欲動手搶購,哪怕宁肯比古青記付出明顯為高的价錢,在市場已接不上被割斷了的收購路線,在時間上也已遲了何止一大步!弄得噬臍莫及,叫悔不迭了!

  這就是古耕虞踏上商界的第一戰,而這一戰,他才僅只二十歲,從商才几個月,又僅有六万兩基礎,“人馬”不多,面對老謀深算經驗丰富的強大的對手,按一般情況講,很可能全軍覆沒,可他竟能鎮定如琚A運籌自如,獲得了全胜,這遠不僅保住了他的基業,而且使他大大提高了信譽,牢牢地站穩了腳跟,為向更大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歷經几次商戰,沒几年的時間,古耕虞所經營的山貨商號已不僅在重慶及四川省內,而且在國內、國際已享有了較高的聲望,經營基礎也越來越雄厚,也就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他在國內商戰中最強勁、最具實力的對手。這就是合中公司的朱文熊。

  朱文熊,名如其人,無論從形態還是從實力上說,都是一頭巨熊:在資金方面,由于他是當時正任資金雄厚而又握有國內相當大一部分財權的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公權的妹夫,有強大的几乎無与匹敵的資本靠山;在經營方面,他本人即深懂國際貿易,又有一些國內、國際的關系,可謂商界“兜得轉”、踢得開的人物。當時豬鬃出口已是大見其利,他看准了這塊肥肉,而且很自信,覺得能很有把握地獨吞這塊肥肉。因此,他有備而來,有恃無恐,趾高气揚、盛气凌人地大擺大搖踏進重慶,高戳起“合中公司”的牌子,干起了豬鬃收購与出口的大買賣。注冊資本高達五百万元。

  此時,雖說經古耕虞精心努力經營,古青記已遠非初時的三個職工,四個學徒,只能坐地收些山貨的默默無聞的小商號,而是已改名為“古青記父子公司”牌號響亮的專營豬鬃的出口商,不僅商號的規模擴大得遠非几年前可比,資金也較為充裕。然而,要和合中公司相比,還是相去甚遠的,僅注冊資金就相差十倍,何況論經濟后盾,論勢力關系,相去又何止十倍,實是不啻天淵!臣熊來勢洶洶,大有黑云壓城城欲摧之勢,莫說重慶的專營豬鬃的商號,連所有的山貨號都深感壓力的沉重。朱文熊也根本沒把這些土商看在眼里,以為吞沒他們輕而易舉,不過是舉手之勞,唾手可得。對近年來已露頭角、聲名頗著的古青記父子公司雖尚算客气,也只是以居高臨下、盛气凌人的態勢,知會古耕虞,要其將在重慶經營的虎牌豬鬃,全部就地賣給他,再由他匯總出口。話里話外都流露著一种明顯的意思:你一個年輕資淺的娃娃,你一個財細勢微的小號,能有多大的出口能量?只有并為我公司的一個收購加工點,附麗于我的名下,你才可以生存,才可分點余羹,你的湯中也自可多見些肉;否則,只有在我的威壓下,變成齏粉!

  重兵壓境,兵臨城下,箭拔弩張,而且公開要起了“降書順表”,古耕虞并沒有被嚇倒,他鎮定如琚A微笑著,然而卻果決地回絕了誘降,大戰便開始了。

  朱文熊以洶洶之勢,投放大量資金,動員大批人員,廣泛大量地收購豬鬃,大有鯨吞重慶全境的豬鬃之勢。古耕虞也決沒有閒著,在”熊”一入境時,就已敏感地意識到了危險,覺察了大戰的激烈,也當即做出反應,在朱文熊展開強大的收購攻勢前,就緊張地作了安排,并從兩個主攻方向著手:一是礪兵襪馬,一是釜底抽薪。兩方面緊鑼密鼓地交叉并進,卻又十分隱秘,令朱文熊很難察覺。

  當時地方觀念較強,川人尤重鄉情。古耕虞首先認准、抓牢并且巧妙地運用了這一武器。而朱文熊狂傲跋扈,气勢凌人,也使川人甚為反感,那些直接受到利害威脅的商號尤其為甚。正相反,古耕虞不但是上生土長的重慶人,而且為人精明大度,信譽尤其為好,又經古耕虞刻意聯絡,川人几乎形成了一塊擋熊的盾牌,都傾護起了古耕虞。古耕虞見時机成熟,便動員豬鬃業主將次貨賣給合中公司,好貨与標准貨他宁肯提高价格收買。朱文熊雖擅貿易,對豬鬃卻是外行,而人一狂傲,行事必然浮躁,再精明的人也是難兔。他只醉心于大手筆,大批量的收購,陶醉于財大气粗,舉手間豬鬃便如潮般涌來,轉眼已是几千箱,還哪得冷靜下來細商一下成色?更沒有怎么關注于加工,只是吩咐一聲后便志得意滿地捉摸起了商標:中國豬鬃出口以來唯以古青記父子公司的“虎”牌鬃為最,你是虎,那么,起個什么牌號才能壓倒你這只虎呢?朱文熊煞費苦心地捉摸來捉摸去,終于捉摸了出來——飛熊!是呀,當年姜子牙不是以飛熊入文王之夢山?我朱文熊正是只飛熊,如今入了川,再飛向世界!可又想了想,又覺得不妥。雖說在猛獸中,熊的名次排在虎前,可傳統的故事卻說,虎利用熊的体笨与頭腦簡單而戰胜了熊,所以有虎為獸中王之說,卻沒听誰說熊為獸中王,而熊听起來沒有虎響亮,且易犯“無能”之忌,那又叫什么呢?不如索性叫飛虎——你的虎連樹也上不了,我的虎卻能飛上天。就是要凌駕在你乃至一切同業之上!

  這商標的針對性与示威性都是很明顯的。古耕虞并不在意,除了乘机加緊鼓動業主賣次貨外,還有時乘隙選些次鬃打發人去賣給合中。合中的收購人員一來多為外行,二來奉命猛收,忙得不亦樂乎,還那識得、顧得好坏!

  古耕虞則在表面上不聲不響,裝作毫無作為,使對方益驕,更不戒備,暗地里卻加緊了活動。

  古槐青在經營方面也是個行家,他交給儿子的古青記底子雖然不厚,然而卻是個良好的基礎,他很重視本行人才的招攬与培訓,很重視加工与質量。如前面提到的廖熙庸,不僅精通山貨貿易,很擅長豬鬃的整理与加工,而且對古氏父子忠心耿耿,是個十足的“良佐”与“淨臣”;其他的几個人,也是行家,人雖不多,能量頗大,因此“虎”牌豬鬃一登市,便享有較好的信譽。到了古耕虞手里,更是憑他的知識与智慧,刻意提高,在質量与信譽上,國內已難有其匹。如今又格外下了功夫,質量更得到了几乎是無与倫比的提高,而且也不著痕跡地備下了相當數量的好貨,也几乎是与合中同時運到了英國的倫敦。得意忘形的朱文熊根本忽略了原本沒看在眼內的古耕虞,以“獨家經營”、“舍我其誰”的姿態,將几千箱豬鬃都划作了當時國際市場的最高价。倘若真個獨此一家,貨雖次,或者有個商量,可是偏偏人外有人,他忽略了古耕虞,古耕虞可時刻關注著他。當他迅速而及時地獲得了“飛虎”牌的開价之后,當即較“飛虎”低些,開出了自己的貨价。成交后,開箱一驗,當即對比鮮明:“虎”是真虎,不但保持了歷來的質量信譽,而且有著明顯的提高,各檢點都為上乘;“飛虎”卻“現了原形”,配伍不齊,加工不整,肉眼一看,便發現了不少劣貨。兩“虎”一較,真假立判,“飛虎”折翼摧羽,相形見絀。“二虎相爭,必有一傷”,傷的自是那外相凶猛、內里空虛的“飛虎”,而且,傷得很慘,而那一向重信譽講質量的古記之虎,卻更加完美。相形之下,“飛虎”价高質次,古家虎質优价廉,當即引起英商大嘩,紛紛強烈向合中公司提出退貨賠款的要求,直鬧到中國駐英公使館,其勢洶洶。公使館看了“飛虎”也覺得很是說不過去,只好同意依英國現行法律辦理。依照英國仲裁法,買主只要提出足夠的理由,即可裁斷為全部退貨,并由賣主負責賠償交易中的一切損失,這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數字,往往可接近貨价的百分之三四十,而被退的貨又得在限期內离境,運輸費用与損失不算,經這一折騰、積壓,本來質次的豬鬃,很可能相當一部分要報銷,更重要的是完全喪失了經營信譽,自后便很難在國際市場上立足了。事情的唯一希望就是在第一法律程序中,求得諒解,采取重訂貨价再輔以賠款的方式了。按英國法律,買賣雙方的爭執發生并提起訴訟后,先由商界的“公會”進行仲裁,然后將仲裁結果,交由法院執行。朱文熊此時的唯一的出路就只在公會仲裁中了。因為賣主的賠款額如果超過貨价的百分之十二點五,再經仲裁斡旋,可取得諒解,買主可接受賠款而不是退貨;如果斡旋不力,買主仍有權堅持退貨賠款。因而,朱文熊便心急如火地极力欲疏通公會中出面參与仲裁的人,只要可以疏通,不惜代价,因為倘得以仲裁求得賠款解決,不僅可少損失一筆可觀的資金,更重要的是可以挽回在商界瀕臨大亡的厄運。可偏偏公會中出面仲裁的人,就是古青記父子公司駐倫敦的代理商!

  這一切,都是古耕虞早在預料之中,也是他所等待的,或者說這一切的發生均是他謀划、運籌的結果,一步一步,均在他預料与把握之中。

  朱文熊徹底泄气了,認裁了,此時他方認清古耕虞的非凡与強大,唯有向這個既年輕又資淺,他原本沒有看在眼內的人低頭屈服,徹底投降了。他請出了他的另一位舅兄,張公權的弟弟張禹九出面,向古耕虞求情,并主動提出以放棄在重慶經營豬鬃為條件。在張禹九的調停下,事情很快就平息了。

  朱文熊所仗恃的中國銀行,是在當時國內實力最雄厚的銀行之一,系江浙人主持,江浙人不僅在資金上雄做全國,產生了許多著名大資本家,內中不乏顯赫的官僚壟斷資本家,政府要人也多出身江浙,因而被稱為“江浙財閥集團”、“江浙政府”。有如此強大實力与背景的朱文熊趾高气揚地闖入重慶,森森然不亞于一頭擇人而噬的巨熊,滿以為一掌即可擊翻重慶的所有的山貨商號,卻不料,不到一年的時間,卻在強弱懸殊戰爭中一敗涂地,哀哀乞怜于對手,乖乖而又灰溜溜鎩羽而去。

  古耕虞可謂在各個方面都大獲全胜。首先是他的豬鬃,不但有“飛虎”的陪襯,使“虎”的形象更佳。益發鞏固并增進了原有的國際信譽,而且由于朱文熊狂傲地大開价碼,古耕虞的售价雖相對為低,卻絕對是個好价錢,因而也看大賺。至干朱文熊六千箱“飛虎”,一來,朱文熊急于求得有利的仲裁,主動退出重慶市場,同時,既求人也必給人以好處;二來,仲裁中,古耕虞以自己的信譽做保,將原价壓至“虎”牌的水平,再由古青記父子公司負責就地洗理与加工、搭配,再由英商以實際成交量付款,這不但使英商獲得了好鬃,而且那加工价自也由朱文熊付給了古青記,也是一筆收入。而這又僅是可見的戰利,更重要的是,重慶乃至四川的同業均為古耕虞能戰而胜之以致驅走那頭嚇人的大熊而感激与敬佩。一舉而三反,在全國商界的聲望自也日隆,而在國際市場上,更因信譽高漲而牢牢地站穩了腳跟,在面對兵力(資金)超過自己十倍以上而實力、背景不可同日而語的強敵,足以使許多人聞風喪膽、臨陣股栗的激戰中,他不但沒敗,而且大胜了,胜得非常漂亮;敵方的威壓不但沒有損傷他,反而在某些意義上說是成全了他,在當時,對一個年輕人來說豈不是奇跡?而這奇跡并非神助,完全是由他那非凡的才智与本領創造的!

  古青記傳到古耕虞手中時,重慶的山貨商號有數十家,而且多數在歷史、規模、實力上都遠遠強過它。然而,那些沒把它瞧在眼里的、几度欲吞掉它的大商號,如“嬌濟”、“丰泰”、“琠驉巡央A都迅速地,不到三五年的功夫,倒在了它的腳下。原因只有一條,那些貌似強大又分外驕橫的大商號的主人,老大自居,封閉、保守,只習慣于傳統的經營方式,根本不懂經濟規律与國際貿易;而‘唬”的小主人古耕虞卻偏偏精于此道。從這一角度說,可謂“新生戰胜了腐朽”,古青記又怎能不獨領重慶豬鬃市場的風騷?再經這次“吞熊”事件,更使這只幼‘唬”威風大振,名聲大噪,以至几十年中所向披靡。

  雖說時勢造英雄,然而英雄也得因勢利導地利用時勢,才能成其為英雄。

  古人所謂“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固屬偏頗,然而“夫非常者,因非常人之所擬也”,卻是有一定道理的。

  北伐,為重慶的出口商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利的“時勢”:由于擔心長江水運一斷便會成為“瓮中之鱉”,所有在重慶設號的洋商都紛紛撤离,這不但為當地商號解除了高壓与盤剝,也提高了產鬃戶与中國業戶的積极性。貧弱的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決定了被欺壓的命運,帝國主義者們在中國完全可以橫行無忌,有條約的固然不必說,沒條約的可隨時逼著中國政府簽訂新條約,只要對他們有利。一個傳教士都可以對一個縣長呼來喝去,何況其他?大商人更不待說,他們不但享著海關、地方稅等一切特權,還可以隨時從政府官員中獲得他們想獲得的方便,本來財大气粗,更加有恃無恐。他們憑著財力与特權莫說認真經營,就是隨意買賣,所余的特權利潤,也要高出民族資本辛苦經營的所得許多。在重慶自然也不例外,他們霸道地壟斷了市場,將內地商號置于伙計地位;把住出口權,對內地商號任意壓榨与宰割,他們兩頭吃“回扣”,各种山貨在國際市場上的行情,只能听憑他的隨意報价,有時國際市場看漲,他們也不借假造電報,謊稱下跌,壓价收購,經濟命脈完全操縱在了他們的手里,一旦這些外商撤走了,無疑地是給地方商號松了綁。因而,倘若再有洋商卷土重來,人們的擔心与煩厭可想而知。恰恰于洋商全部撤后沒多久,在古耕虞接手古青記的第二年,即一九二六年闖來了一個大有來頭的洋商。

  這個洋商叫做H.B.納爾斯,是個代表著美國一家最大的制革商的美國人。這個美國人認定了洋商既然全部撤离了重慶,那么重慶必是一個“空白”,對他來說也自是非常有利,于是,就冒著運輸風險來重慶收購羊皮。這自然對剛剛松綁不久的地方商號產生了很大的心理壓力与利益威脅,可誰又敢得罪儼如官府太上皇有錢有勢的“洋老爺”?只有眼巴巴地看著,憂煎煎地愁著,唯獨只有二十一歲、剛接任的古青記少掌柜敢去“太歲頭上動土”!

  古耕虞也深恨那些作威作福,一心騎在國人頭上的洋商,對這個納爾斯更為反感,他覺得,倘若叫這個人頭一腳踏入重慶就取得成功,無疑地會在重慶立住腳,不但填補了洋商撤离的空白,也必引來后繼者,那樣一來,已松了的綁,不但要重新捆上,而且會越捆越緊。于是,他便決心与這位聲名渲赫的美國大企業的代理人較量一番,并且必欲取得胜利!

  憑他的非凡的机智与靈活的嗅覺,很快地把握了這位洋代理商的特點:他自以為是,好大喜功,胃口很大,而所攜的資金又較為有限。古耕虞就針對這些特點,利用他單槍匹馬對重慶市場一摸黑的弱點,鼓動各山貨行乘長江枯水期到來之前,大量地、主動地將新羊皮售給納爾斯。納爾斯中計尚不自知,還以為他是幸運地踏入了這空白區,分外得心應手,因而喜气洋洋,對羊皮几乎是來者不拒,很快就收了一大批。貨收多了,又都是新羊皮,就得赶緊安排加工了,可不消古耕虞怎么鼓動,對外商怀有敵意的加工商便以季節不宜、設備待修、人手不齊等各种繁多的原因相推諉;不能加工就赶快打包吧,也因為种种“原因”而打不成;就算打成了,正赶上長江枯水期,也是干瞪眼運不出去!而新羊皮是很嬌嫩的,必須及時加工,否則,至多一個月,就會大量腐爛掉,莫說腐爛,就算是發了霉,也完全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只有丟進糞坑漚糞的一途了。人生地疏單槍匹馬四處碰壁,納爾斯唯有蜷著身、抱著頭望著那一大堆一大堆的羊皮發愁的分儿了。而禍不單行,納爾斯用作購貨開來的信用證只能在重慶銀行抵六成,倘能及時地不斷地將貨運回,自是尚可陸續開來相當的數額。可他只顧興沖沖地大收特收,忙得昏了頭,又遇上了這么多重大得使他一籌莫展的難題,資金問題便被忽略了。結款期限一到,貨主紛紛登門討債,莫說那信用證尚未兌現,就是兌現了也遠不敷用,債主們也愈逼得緊,弄得納爾斯如居爐火之上,焦頭爛額,走投無路,只好厚著臉皮、仗著洋身分去求助于同業公會。可同業公會莫說尚有古耕虞預先打的招呼,就算沒有,也是愛莫能助。

  這可到了古耕虞等待的良机,這一切本來多半是他精心策划造成的,時机一到,古耕虞就正式出面了。他首先向重慶的中國銀行鄭重申明:如果不妥善解決納爾斯的問題,會引起很嚴重的后果。不但會直接造成重慶的一些山貨行倒閉,而且會間接累及全川許多小碼頭的小山貨商破產,這樣一來,人急拼命,事情必然鬧大,局面將很難收拾。以此將了銀行一軍,令銀行更感到危机,這又從銀行角度將納爾斯進一步逼上絕境。然后,他再直接出面去找納爾斯,提出可以幫助納爾斯解除困境,唯一的條件是要納爾斯將其所收購的羊皮全部交由古青記處理。納爾斯已瀕臨絕望,就是抓住一根稻草也是求之不得的,何況如此鼎力相助?此刻就是叫他賠上整個信用證,從那些他初時看成天使,如今已成了魔鬼的羊皮中解脫,得以順利离去,他就高呼“OK”,大謝“上帝”了!何況古耕虞提出的條件又十分“优惠”呢?在此刻納爾斯的心目中古耕虞才是真正的天使!他那么慷慨,那么仗義扶危!很快,依古耕虞的要求,由納爾斯提請,同業公會組成了債權團,并訂下合同,合同的主要內容是:古青記以很低很低的利息墊付給賣主八成貨款,納爾斯承認委托古青記代辦一切事宜;承認中國銀行為第一債權人,由中國銀行將納爾斯所購的全部貨物,交由古青記加工出口,并將信用證的收益人改為古耕虞。就這么簡單,就這么“便宜”,納爾斯豈能不興高采烈地簽字?簽字交貨后,便迫不及待,忙忙如漏网之魚般逃离重慶,真個是躍武揚威而來,大敗虧輸而去,莫說尚有古耕虞警告式的暗示,就算有人擺開儀仗歡迎、抬出八抬大轎迎接,他也不敢再入這令他喪膽的“畏途”一步了。
  古耕虞正是統馭全局采取了先設下十面埋伏,再誘敵入阱;繼而兩路夾擊,四面圍攻,迫敵于絕境;然后再親自出頭,网開一面,恩威并施的戰略与戰術,制服強敵,永絕后患,大獲全胜的。這胜利的果實是十分丰碩的,納爾斯一陣窮忙,卻成了他的代收商。這一大批貨物,到了古耕虞的手上,自有加工与出口手段,無疑地會賺一筆好錢,這還是小事,更重要的是一舉而擊潰洋商,令納爾斯与其后繼者望而卻步,杜絕了洋商的威脅,不僅于古耕虞甚為有利,于重慶商界亦受益非淺,而那些在此次事件中的羊皮賣主,更覺得古耕虞慷慨地代洋商墊款付帳,實是拯救他們的仗義之舉,不啻雪里送炭。這兩者都必然地引起了同業乃至整個商界的由衷的感激与敬佩。還有一點也是重要的,此舉不但解除了中國銀行的困窘,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國銀行的信譽,而古耕虞在銀行的信譽自也大大地提高了。這看不見卻令人強烈地感受到的“戰利”,遠遠超過了經濟的“戰利”,使他在銀行界与商界樹立起了很高的威望,大大提高与鞏固了他在這兩界中的地位,各方面的贊譽之聲大起,例如在四川最早設辦的商業銀行——聚興誠銀行重慶總行的業務報告中便稱譽古耕虞說:“异軍突起,掩有重慶山貨業天下之半”。須知,一九二六年的這次大戰時,古耕虞才只二十一歲,就是到了聚興誠稱譽他的一九二七年,他也不過才只二十二歲!

  杜邦公司,這是個象征著無邊財富与龐大勢力的名稱,早已成了商品世界的巨頭。在四五十年代的美國已經壟斷了化學工業,不僅成了美國的超級富豪,而且成了世界化學工業上的龐然大物。就是這個龐然大物,卻在較它弱小得不知几許倍的古耕虞面前,甘拜下風!

  競爭中的激烈爭奪是不會間斷的,既是出口貿易,就難免國內、外競爭或交叉或同時持續地發生。几十年中,古耕虞一直本著他特有的“戰略原則”去面對一切競爭,并在競爭中不斷地擊敗對手,使自己再崛起,再壯大。諸多實例,不胜枚舉。本文最后只舉最大的一例,就是与美國杜邦公司的激戰。

  當時,杜邦公司已財富惊人,從化纖到汽車,各色各樣的產品早已風靡全球,二次世界大戰又給它帶來了重大的利益:逐個地收買下了戰敗國德國的全部化學用品公司,即在已丰厚的美國基礎上,又加上了一個科學先進、數量可觀的德國,真個是如虎添翼,其惊人的財勢足以壓倒、起碼相匹于一切對手。也正是二戰中豬鬃這個戰備物資顯示了它十分重大的作用,引起了杜邦王朝的格外重視,不惜重金迅速研制成功了化學合成鬃,即市場上慣稱的人造鬃,決心代替天然鬃。一旦代替得逞,勢必奪取天然鬃這個美國主要的市場。而古耕虞的豬鬃出口量的絕大部分是向美國市場投放的,也就是說几乎等于堵死了古耕虞的出口門路;進而導至古青記父子公司的倒閉,這場大戰的激烈性、艱深性、危險性,可想而知。一九四六年,人造鬃一投放市場,就給天然鬃造成极大的威脅,使其价格不斷下跌。

  在十分嚴峻的形勢面前,多數出口商,惊惶失措,亂了陣腳,有的更在龐然大物壓頂的大勢下,絕望了,崩潰了。然而,古耕虞卻鎮定如琚A沉著應戰。因為他已在危机初兆時運籌周詳,成竹在胸了。許多同業失望地勸他:說什么也無力与實力懸殊得判若天壤的杜邦公司競爭,結果只能是頭破血流。他卻信心十足地向他的至交者分析說:

  “杜邦公司固然是個足以嚇人的龐然大物,但,大有大的优勢,小有小的优勢。要明白,我不是在和整個的杜邦公司競爭,而只是和它的人造鬃競爭,而人造鬃在杜邦公司數以万計的產品產值中是無關宏旨的;可我們呢,純只天然鬃一項,沒有任何后退或轉圜的余地,唯有拼死一戰。再說,天然鬃成本低,歷史久,數量大;而人造鬃成本相對地要高,是初產,數量相對地要少得多。我以全部對其一點,以量大价低對其量小价高,我又是下了全力以赴宁死必胜的決心,而杜邦公司卻大有大的顧慮,也有充分的轉圜余地。任何商業競爭,只能發生在雙方的成本線以上,如果市場价格跌到一方的成本線以下,這一方就會退出競爭。人造鬃的主要原料是石油,就算石油价格再低,也低不過天然鬃,須知在中國農民的眼里,豬鬃不過是廢物,這就是咱們的最大优勢,就足以將价格控制在人造鬃以下,龐大的杜邦公司沒有必要為了區區的万中之一的產品人造鬃与我進行殊死斗爭。一旦迫使他的人造鬃价跌近成本線,它就可以只做些微改動利用這條生產線去改制它种更賺錢的化工產品了。”

  總之,古耕虞的處境已与進兵黃河邊上的項羽相類,有進無退,唯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戰。而項羽之所以敢以八千胜十万,正是看准了己方不胜則死,務求一胜;章邯以一名將斷斷不會舍了性命去与一個尚未成名的“敵軍”將領殊死決斗。而章邯的十万,早已積怨生隙,分崩离析,渙散了斗志。小而精對大而雜,八千視死如歸的齊心勇士,去砍殺那分散為一塊又一塊的遠不足八千之數的斗志低落的敵兵,焉有不胜之理?

  古耕虞憑他多年的調查研究和迅速的反應能力,觀察入微,分析精辟,抓住了戰略要點,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然后迅速地采取有效的戰略措施与具体的戰術,向龐大得足以嚇倒人的杜邦公司進行了反擊。他采取的主要方法有二:

  一是价格手段。他通過他駐美的子公司海洋公司調動各方情報,牢牢把握住杜邦公司人造鬃的生產、銷售情況,特別是數量与价格的每一個變化,緊緊地采取跟蹤政策,把天然鬃的价格始終控制在人造鬃稍下或相等的水准,而又不斷地提高天然鬃的質量。從使用習慣与實地效用兩方面看,當時的人造鬃都是不如天然鬃的,价格相當,自然選优,何況价格又稍低呢?這是根本手段。

  二是輿論手段。這是一种十分巧妙而有趣的競爭手段,被古耕虞運用得出神入化。在軍事戰略上叫做“擴大統一戰線”与“爭取同盟軍”。古耕虞出口對象是美國的進口商,這些進口商在天然鬃占領美國市場方面,与古耕虞的利害是完全一致的。人造鬃自然也同時危及了進口商們的利益,古耕虞就利用這個共存亡的契机,擴大這种一致心理,拉緊与進口商的關系,巧妙地曉以利害与授以方略,并通過他們關心著制造厂商的方便,迎合厂商們的要求,幫助厂商們提高產品的市場聲譽,使厂商樂于接受天然鬃,自然也就冷落了人造鬃;更有趣的是調動手段一直插向基層,讓操作工人出來說話。啟動美國進口商的同業組織,湊了几十万的美元基金,以古青記父子公司在美的子公司海洋公司的名義也出了十万美元(比照原基金來說,實是個不小的數目),專門用來聯絡工會与廣告宣傳。這番功夫。發生了奇效,工會組織在客觀上參与了競爭,為古耕虞可說是增添了強大的同盟軍,使戰爭雙方的优劣大大地改觀。比如,美國有個油漆工會,這可是在間接上起著重大作用的工會,因為天然鬃也好,人造鬃也好,都是用來制刷子的,而這些刷子,又都是建筑物与軍艦、飛机等軍用品的粉刷与油漆的必用品。更重要的是,粉刷也罷,油漆也罷,都是必需由熟練工人去操作的。油漆工會的所有的熟練工人,特別是老工人,習慣于使用天然鬃刷,已積累了丰富的經驗,掌握了嫻熟的技術,驟以噴壺加尼龍刷代替,既不習慣,也較生疏。已掌握的技術難以發揮,本有些抵触,再經同業公會使用金錢手段一聯絡,一鼓吹,便群起而爭,力主使用豬鬃刷而反對使用噴壺加尼龍刷。進口商同業工會又一再竭力支持,就大有不使用豬鬃刷,拒絕去油漆兵艦、飛机、火車頭之勢。工會本不肯因此出事,力主購買豬鬃刷,厂商自是跟緊著市場,杜邦公司的人造鬃,不得不大幅度地被削去了銷路。前一种手段可謂“重兵壓境”,后一种可謂“釜底抽薪”,兩路夾擊,連續作戰,很快便掌握了主動,控制了局面,不到一年的功夫,就迫使杜邦公司敗下了陣去,雖沒被迫轉產,卻也將人造鬃的生產壓縮到了最低限度,主要限制在保留項目以便改進發展的范圍內了,基本上失去了与天然鬃競爭的數量与能力。

  在激烈的競爭期間,古耕虞毫無所報,雖未獲暴利,卻也穩穩地賺了錢,美國的這一大市場也仍穩穩地操在他的掌握之中。這么大的一場艱難的競爭既獲胜,又獲利,實是大出常人意料,因而,被一些人視為不可理解的“奇跡”,傳為曠世少有的“奇談”。而古耕虞在整個競爭中一直不動聲色,保持大家風范,既不露面,也不与杜邦公司做任何正面沖突,用傳統的話‘說,真是“運籌帷幄之中,決胜千里(應該改為万里)之外”,用洋人的名句說:“和平而体面地征服外國市場,是美國合理的雄心壯志。”這是一戰時期擔任美國總統的威爾遜的得意的名言,可他万万沒想到,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這句名言竟被中國一個豬鬃商用實際行為修改為“和平而体面地征眼美國市場,是古耕虞合理的雄心壯志!”

  古耕虞与杜邦公司之間的激烈競爭的商戰,并沒有就此結束,此刻不過是以古耕虞胜利告一段落的戰爭間歇,被古耕虞稱為“前哨戰”,更激烈的則是發生在几年后,即五十年代初的、被古耕虞命名的“遭遇戰”。以后仍是“冷戰”不已,因此,可以說是一場持久戰。倘能始終采用古耕虞的戰術,也必然是以杜邦公司失敗而告終,因不在本節范圍,詳情不再敘述。扶持式競爭

  古耕虞有句名言,也是他奉行的信條,那就是“不讓別人賺錢的買賣人,不是好買賣人”。“自己賺錢,首先要讓別人賺錢”。

  他曾經解釋說:“同人往來,事先一定要好好算計,一定要算得對方也能賺錢,不能叫他虧本。算得他虧了本,下次他就不敢再同你打交道了。所以生意人絕對不能精明過了頭。如果說商人的‘真理’是賺錢,那么精明過了頭,這個真理同樣會變成荒謬。你到處叫人吃虧,就會到處都是你的冤家。到處打碎別人的飯碗,最后必然會把自己的飯碗也打碎。”

  其實處世為人何嘗不是如此?你損害了朋友的利益,也必損失了你自己的利益;你照顧了朋友的利益,也就等于照顧了自己的利益。關鍵是要确定誰是敵、誰是友。是敵,已如前面所述,那是要不客气地斗的,是友則必須維護,何況同為民族工業?這也正是古耕虞愛國的基底,這個信條的擴展,就使他越來越清醒地不惜代价地与洋商斗,与官僚壟斷資本斗,保護民族利益、國家利益与同業利益。也使他更自覺地愛國。

  你還不起我借給你的錢,我還要借給你一筆大錢。古耕虞曾借錢給一個中路商,一個加工商。

  所謂中路商,是指游動收購,自行運銷的商號。一年,一個商號叫做“天元亨”的中路商,在古青記父子公司借了一万多元錢,到川北收購了一百多擔羊皮。每擔价格在一百五十与一百六十之間。百張為一擔,因而總數在一万張以上。一方面由于缺乏完善的運輸手段,一方面是“天有不測風云”,運輸途中,迭遭暴雨,變成了羊皮生意中最忌的“水漬羊皮”。待運至重慶,每擔只能作价二三十元,還不易脫手,而出手太晚,也難免拿去漚糞的命運。一万多元,在當時不是個小數目,對一個普通的中路商來說不啻于整個生命錢,籌措不出,唯有宣告破產,乃至被迫上吊一途,他豈能不呼天搶地、心急如焚?實在走投無路,只好硬著頭皮去哀求古青記父子公司的寬限。可就算“寬限”也不是無邊的,屆時又怎么償還得起呢?何況你已是山窮水盡了,哪個有錢人又會理你的死活呢?因而,天元亨這位掌柜是戰戰兢兢沒敢怀什么希望去求見古耕虞的。然而這是他唯一一條微茫的生路,除此,他只有破產一死了。可是,听了他的哀告,古耕虞并沒有正面答應他展期,更沒有提借錢的事,卻給他出了個主意:再到川北去收他個八九百擔,与水漬的湊成一千擔!天元亨的掌柜听了,如墮五里霧中,還以為是在尋他的開心,天哪,這一万多元已經要命了,還哪儿去奢談那嚇人的十万元呢?可古耕虞卻鄭重地表示,可以當即再借給他十万元!一万多元已堪堪泡湯,再借十万,這是怎樣的魄力又是怎樣的慷慨呀!天元亨掌柜拿到那又借到手的十万元,內心激動非常,活力与經商決心更被大大激發,這次他可再不能像上次般掉以輕心了,而是迅速地做了充分的准備,連夜赶去川北,又收購了八九百擔羊皮,妥善地采取了措施,加以天公作美,順利地運回了重慶,在古耕虞的指點下,對那批水漬羊皮做了些技術處理,搭配在后收來的好羊皮中,總數十万余張中搭進一万多水漬者,以八九比一二,很不顯眼。光是水漬羊皮那是沒人肯要的,可要使總數中含有不到十分之二,只要价錢适宜,還是有人愿買的。古耕虞將這個道理講給天元亨掌柜,促其迅速打包裝船。待運到上海后順利地脫了手,賺了四万多元。倘不是古耕虞加十倍地再借錢与指點,天元亨老板至少要賠一万二三千元,乃至因此破產而走上絕路。如今,不但沒賠,反而賺了四万多。不僅不必破產上吊,反而有了較可觀的再發展資本!這一賠一賺的結果不正是下地獄与上天梯么?只要是人,誰個會不懂?又誰個不銘感于五內?除了如數償還借款外,天元亨掌柜從此便死心塌地地做起了古青記的忠實的“大將”。

  古耕虞之所以敢于再借重金,決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所本的。他于以往的考察中認定,天元亨的老板是他的一個有本事的往來戶,這樣的往來戶越多自是越對他有利。至于這次水漬事件,絕非天元亨老板的主觀過錯,買賣中的意外風險,几乎是在所難免的,倘只看到那借出的一万多,不顧此人的長處,硬逼下去,就必然逼掉一個有本事的人。再說那一万多元的債,也不能全數收回,甚至大部分泡湯。人既有本事,偶然的意外之災稍加防范,是足可以挽回的,這樣一來,豈不是既可以挽救以至成全一個有用的往來戶,又可以收回欠債,何樂而不為?

  另一個加工商,是重慶當地的叫做天德封的洗房。這家洗房与古青記也是有往來的,既有門路,也有經驗,但是資金并不多。市場的變化是無情的,价格的漲落也是難測的,而每每變化的受害者必是那資本脆弱者。有一段,重慶的鬃价不斷下跌,直跌到每擔接近五百元,經不起大風雨的天德封生意日促,已欠下了古青記一万多元無力償還,再要這么繼續下去,用不了多久,或者只要古青記依時催債,那么也就只有破產乃至自殺一途了。正當天德封的掌柜呼天不應呼地不語,急得如同熱鍋螞蟻團團轉的時候,債主找上門來了:古耕虞打發人知會他立即去一趟。完了!怕這一天,這一天終于到了。可怕也得去,反正已注定了破產,躲是躲不過的。誰知,古老板主動再借給他更大的一筆高達几十万的現錢!——絕不是玩笑,古老板的態度十分親切而鄭重!

  看看天德封掌柜惊愕得一時無語的樣子,古耕虞毫不隱瞞地說:

  “鬃价就要看漲了。”

  天德封掌柜才略一省神,漫應了一句:

  “哪……”

  古耕虞繼續說明道:

  “你用我放給你的這筆錢,立即動手收購一万擔生鬃,越快越好。然后替我加工成熟鬃,我宁肯照現行行情每擔高出一百元收購,就是說按每擔六百二十元付給你貨款。”

  听了這些話,本已省過些神儿來的天德封掌柜又陷入了极意外的惊愕之中:不提債——借大錢——用他的錢買鬃再那么高的价賣給他!——用他的錢還他自己的債——用他的錢為別人再賺他的錢?!——這是他經商以來,莫論經過,連听也沒听說過的!然而這些又都是真的,素重信譽、一向重然諾的古老板說得那么認真!

  天德封掌柜感激与高興得連聲稱謝,在接得放錢的票据后,他才冷靜下來,說出了心里話:“說老實話,除非賴帳,我是還不起這筆錢的!如今還清你的債,而且會賺一筆錢,是你用你的錢還了你的債,又把我從破產的邊緣救了回來,我會一輩子都感激你的!”

  不几天的功夫,天德封就收足了生鬃,而且精心加工成熟鬃,賣給了古青記,速度之快,質量之好都是前所未有的。當然,古耕虞也是照原議付款,算帳結果,天德封不但用這批熟鬃償清了古青記的前后兩筆債,還從古青記獲得了一些利潤。其實,古耕虞也沒有吃虧,因為憑他的觀察与嗅覺,已确切地把握了市場動向,斷定沒几天鬃价就會上漲,而且上漲幅度會不斷增大,他看准這一時机,實際上就等于用舊債做為勞務費委托天德封于漲价前搶先購進一批好豬鬃,而那筆眼見得無法收回的舊債也當即變成了付用的活款,既收了豬鬃,又提高了聲譽,使天德封在日后的經營中一心報效,變成可靠的往來戶。

  他從來不相信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政府會有什么“包青天”。因而,他對商業糾紛一向是靠他的聰明才智去解決,堅持不求官,卻去“告官”,甚至為了保護同業利益而去告官。

  前文交代過古耕虞的競爭原則,本著他的原則,重慶的几十家向他起釁的老字號倒了,又赶走了巨熊与洋商,而重慶的一些与他“和平共處”的字號,如鼎瑞、祥記、和祥三家山貨號卻得以生存。大約在一九三四年前后,重慶經營豬鬃的商號,古青記父子公司之外,也就只剩下這三家。商海無情,市場經濟的發展本身就是优胜劣汰,弱沒強存,一种經營決不會總是大幫哄地赶下去,因而剩下的這三家,也只由于古耕虞刻意扶持才得以剩下的。

  這三家舖面不大,資金不多,也一直沒有有意地去与古青記勢不兩立,可在市場的激烈競爭風暴中,他們也是苦苦掙扎,搖搖欲墜,古耕虞要想吞并他們只是因利乘便,舉手之勞;就算古耕虞不聞不問,他們也苦撐不得多久而自消自滅。應該說,不管古耕虞愿不愿意,都得在競爭中拚斗,盡管他多數是后發制人,總站在“理”上,可樹大招風,平白地還難免物議,何況擊敗了那么多勢必因此而更仇視他的人呢?古耕虞后來說:

  “倘若任由這三家垮下去,那樣,我就必然成了同業的怨府,說我把別人的飯碗都搶光了。不管是不是我搶的,人家都必然這么說。更重要的是三家之中,不乏能人。倘若沒有出眾的人才,是絕不會維持到那個時候与那种局面的,人才難得,因而,我一定得設法保住他們,我不能孤軍作戰。沒有幫手。”

  在三家堪堪瀕危的時候,古耕虞主動找上門去,不惜招禍地挽救了他們。

  此時,古青記已直接打入了國際市場,獲准在重慶直接報關的資格,也就是說,只在重慶辦理好出口手續,雖經由上海口岸,卻与上海關無涉了。而和祥等三家尚無這种資格,也就是說須受重慶、上海兩關的雙重制約;在重慶繳納了關稅后,仍須以重慶開具的免稅證向上海關報關。漏屋偏逢連夜雨,正當三家在困境中掙扎時,又出了麻煩:上海關扣下了他們的全部出口貨物!理由是,上海關在校驗過免稅證后,認定重慶關估价過低,堅持補稅,否則不令放行。這無疑地是對搖搖欲墜的三家又加一棒:交吧,又到哪儿籌集這大筆的巨額稅款;不交吧,貨物存在海關,情形可想而知,時間一長,錯過貿易机會,用俗話說“赶不上行市”不說,還會弓愧信譽損失甚至招致賠償,這散、漏耗損,存關費用,要不了多久,就會像蝗虫蝕庄稼般鬧個地場光。而這批貨物已是三家的最后一點儿元气,是拼足了余力聚起的最后的全部剩余家當,一旦蝕掉,不僅是气若游絲,恐怕只有“壽終正寢”了。此時倘若乘机吞掉這三家,在古耕虞來說,不過是順手牽羊,不費吹灰之力的。可是,他并沒有這么做,卻正好相反,他仗義地挺身而出,不惜冒開罪權勢极大、炙手可熱的上海關——全國海關之王,來挽救三家的頹亡,維護三家的利益。他不但為三家出謀划策,而且在三家因甚懼上海關的強大權勢而猶豫、顧慮時,慨然聲稱:我來出頭替你們打官司!為了你們,我一定要打贏這場官司!

  于是兩面著手,一面向上海關提出正面申請,請上海關允許以押款的方式,對這批貨物先予放行,以穩住上海關;一面向總稅務司与南京財政部同時提起控訴,指控上海關恣意估稅,刁難設障,阻撓出口,影響外匯收入。也是兩手准備:官司打贏了自沒話說,貨物得以正常出口不說,上海關還得將押款退回;一旦輸了,也無非是補稅。但他絕不想輸,而是要贏!為了确保“要打贏這場官司”,他又下出了很關鍵的一步棋:鼓動重慶關出面充當另一原告。痛陳利弊也是古耕虞的專長之一,他找到重慶關,鄭重地說:

  “你們完全有按稅律估价的權力,更有這個能力,也負有重大的責任,是不會估錯的!(言外之意:上海關沒有把你們放在眼里!這樣做無疑是要證明你們沒依律估稅,沒有估稅能力,因而必須負有重大的誤估責任,損失最慘的是你們!)而上海關卻任意認為你們估价過低(潛台詞:這個“任意認為”不正是“有意作對”么?)。如果首例一破,長此下去各個海關自行其事,勢必輕視估稅關的權益,任意加稅,結果也必使出口商步步遇險,每過一關都有加稅的威脅,還怎么經營?而這种做法又明顯地是違反海關規程的(搬出“法律依据”,君等可大膽地堂而皇之地出師了)。而且,出口商有出口商不可忽視的特殊情況,就是深受國際市場行情的嚴格制約,而國際市場的行情又是瞬息万變的。如果關關設卡,寸步難行,加稅之外,又要扣押貨物,莫說數關,就算是一關扣押几天,哪怕三五天,就很可能導致因誤失了物价良机,而無利可圖,甚至虧蝕老本,還談何經營?因此說,如果任由上海關隨心所欲下去,則出口必如畏途,出口商不被折騰破產,也只好乖乖地改行,政府的這一大塊外匯收入可就要毀于一旦了!(話外音:這可是与你們關系非淺、利害非輕的大事呀!)”

  慷慨激昂、義正詞嚴而又鑿鑿有理,不由重慶關不動心,不關切,不“義不容辭”、“理所當然”而又理直气壯地出面去充當這場官司的重要原告。

  如此一來,僅憑了一張利口,就巧妙地點起了一場大火,重慶關出于被侮的“義憤”与切身的重大利益,當即“理直气壯’”地向總稅務司提出了對上海關的指控。而古耕虞這個首發其難的原告,卻樂得清閒,在己變成以兩關之間為主的官司中,冷眼旁觀,看他們關對關,也是官打官,關關、官官之間的激烈扯皮,自然要比他親自出西省事得多,也更有利得多!

  由于重慶關本也不是白給,又經過古耕虞巧妙地啟發,依据充分,理由正大,這場官司的結果自是以重慶關胜訴而告終,上海關自然不得也不敢對三家出口商再行刁難,無須補稅不說,還將三家的押款如數退回。一場官司,使三家商號由困窘無路一變而為贏家,不但不消愁那巨額補稅款無從籌措,連該損失的也沒有損失一點儿,又及時地出了口,赶上了价格良机,獲得一筆理想的賺頭,由瀕死而得救,且大大地緩了一口气。這是救命,而且是甘冒触犯權勢炙人的上海關,与不惜破費的救援,完全可以說是從井救人;人家自己的事都不肯打官司,如今為了他們的事打了這大的一場官司,這种思德豈同小可?三家日后焉能不极力圖報?正是官司險要,難打,卻仗義地替別人打贏了,在官商相對立的心態中,實是大大地維護了商界利益,古耕虞在商界中的威望還能不因此而大幅度地提高?根基還能不因之而更加穩固?而在巧妙地調動起的官打官中,也更增進了他的深層認識与社會能量。因此說這場官司的最大贏家應該是古耕虞。人心、人望的价值不是有數的金錢所能衡量的。

  緊接著,古耕虞又主動与這三家達成協議,四分天下:重慶百分之七十的豬鬃出口量歸古青記經營,余下的由三家均分。并在和祥號的一再懇切的敦請下,古耕虞兼任了這家已基本喪失了實際市場能力的商號經理。從此穩定了局勢,有了照應,使這三家得以從半昏迷狀態中复生,重操起正常故業,也因此而漸漸地成了古青記可靠的經營伙伴与忠實的競爭友軍。

  扶持,也是一种競爭手段。扶持与已有關的同業,維護同業利益,同時也等于維護了自己的利益。結成一体互相關照,利于對外,也利于對付當時的舊官府,這也是生存競爭。因此說扶持不但也屬于競爭范疇,而且是競爭的一個不可忽略、不可缺少的側面。

            在經營中壯大,在奮斗中抉擇

  運用資本,必須像鋼琴家演奏鋼琴,美術家運用畫筆,要有高明的節奏,要有神來之筆,總之要講究藝術。

  古耕虞是這樣強調的,他也是這樣身体力行的。

  從讀書時起,一方面格于父命,一方面出于素心,他就很重視經商之道,在南通讀書時,除了有關的課業外,他傾注大力地讀了《富蘭克林傳》,更認真地研究了《福特管理》,從中汲取有益的經營之道,也自然受益匪淺。給他印象最深、對他日后經營很起作用的是亨利·福特的綜合經營与流水線制度,那把一切汽車工業活動都控制在握的手段,那將汽車從生產到銷售都壟斷成一体的組織,使古耕虞學到了現代化經營的彀要;那裝配線制度,自一九一三年建立起便發生了奇妙的作用,配合緊密的流水作業結果,使成本降低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從而才使著名的T型汽車成本价格由每輛九百五十美元飛快地降為每輛三百六十美元,也只有有了這大幅度的制度增值,福特才得以將工人的最低工資從每日二點四美元提高到五美元;才得以將九小時工作制改為八小時工作制,如此的良性循環,也才使他得以洋洋自得地自詡:他与工人“利潤分享”!這都對古耕虞經營之道有著重大的啟迪与借鑒作用——福特在美國能為,我古耕虞在中國也能為!

  此時,他也從經濟學角度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自也獲益匪淺。

  接手古青記以后,更是刻意鑽研并且善于從師。前文提到的廖熙府就被他當成是良師益友。此人不僅精通豬鬃業務,而且极擅經營之道,又因受其師古槐青的“托孤之重”,可以說盡心竭力、鞠躬盡瘁地傳教与輔佐古耕虞,古耕虞也對其格外敬重。盡管此人持教特嚴,脾气特大,動輒責罵古耕虞為“敗家子”,僅因古耕虞忽略了春節的對聯,他就罵不絕口,甚至拂袖而去,古耕虞卻一直小心謹慎地敬重他,恭恭敬敬地听他的教誨,走了,就帶上廖熙庸最喜歡且認做干女儿的古耕虞的生女登門負荊,誠請其回就重任,直至古耕虞八十高齡提起此人,他仍以十分敬重的神態与口吻稱這位“師兄”為“師傅”。

  古耕虞的從學是廣泛的,哪怕常人、路人,哪怕為人所輕的人,只要有商業專長,他就虛心討教,他的一整套的外貿知識,最先就是從一個名聲很不佳的英國捐客處學來的。為了學這套知識,他向這位具有甚為丰富的外貿知識的洋捐客多次虔誠討教,取得了好感,結果將所掌握的全套知識,從報价、發价、提單、裝船一直到電報密碼种种關目与細節全部教給了他。特別是密碼,是國際貿易中一門重要學問与一种關鍵手段。

  國內、國際的經營之道熟諳于胸,再經融會貫通,升華為他特有的本領,他就開始駕馭起“鋼琴”,揮洒開“畫筆”,彈奏出一支比一支動听的樂曲,勾畫出一幅比一幅悅目的畫圖。

             創直接出口的第一奇跡

  他一步跨越万里,沖破重直障礙,一舉而創直按出口的奇跡,并很快在國外市場站穩腳跟,進而迅速壟斷了豬鬃出口的主要市場——靠的只是他的才智与本領。

  滿清的腐朽,列強的蠻橫,使舊中國的主權几乎喪失殆盡,一切經濟命脈几乎完全控制在列強的手中,中國人想要富裕談何容易?到了國民党時期,雖說作了些表面文章,實質上沒有什么根本改變,反而在某些方面,尚有所過。文明的進展,只是使洋商的手段更花哨更陰狠而已。國際貿易中的主權更是牢牢地完全控制在洋商手里,他們任意報价、煞价,盤剝壓榨被蒙在鼓里的中國出口商,利用手中的优勢特權無所不用其极,有時甚至把他們的失誤与危机轉嫁中國出口商。到古耕虞接手古青記時,能直接出口的民營企業尚無一家,依靠槍杆子与特權獲准的也不過少得可怜的一兩家。而此時的古耕虞莫說無權無勢,連資本也少得可怜,又初踏商界,剛剛起步,可他就硬是憑他特有的本事,跨越万里,一步到位,獲得直接出口的條件。

  當時,美國是中國豬鬃的最大銷售市場。美國工業三大支柱中的兩個,即汽車与建筑業(另個是鋼鐵)都离不開鬃刷,而且由于規模大,發展勢猛,用刷量就更大,而使用頻率也高,使用周期也短,加上美國多如繁星的制刷厂(僅注冊厂家就四五百,尚有許多各州監獄利用犯人的自設厂),而原料又几乎全是中國的豬鬃,于是中國豬鬃的進口,就成了美國經濟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且是日常性課題。

  美國必需大量進口,中國也需要大量出口,可是上海關卻屬于英國的特權范圍,倫敦的英國中間商個個似名副其實的約翰牛,而且是大得、凶得嚇人的斗牛,豎起銳利的雙角,瞪開圓暴的牛眼,霸斷海關,耽耽地注視著內地的豬鬃,蠻橫而貪婪地大拔其“毛”!

  中國的出口商自是深受其害,美國的進口商也難得全利,因而深恨這條如攔路行劫的強盜般的約翰牛。列強的矛盾也是很大的,在競爭上更是你死我活与不擇手段的。為了探明虛實并看一下能否尋找一條擺脫“牛”攔的途徑,也是由于在使用中國豬鬃制刷時,發現“虎”牌豬鬃非同凡響,欲見識一下這個信譽越來越高越好的“虎”的主人,美國一家最大的豬鬃進口公司——孔公司,于一九二七年派出兩個代表來中國,深入考察,并專程赶往重慶。要見“虎”,必須避“牛”,因而,這兩個美商代理人來中國的公開目的只是說要考察一下重慶豬鬃生產的情況。這才順利地到了重慶。

  當時,重慶的几大山貨商號,尚未倒閉,仍以“嬌濟”為規模最大、實力最強。因而,時任四川省建設廳廳長的何北衡在接待了兩個美商代理人后,認為既然只是考察,就想當然地把“嶠濟”的掌柜吳懋卿請了出來。

  吳懋卿雖說名气很大,是日商新利洋行買辦陳瑤章的高足,也是國內經營山貨的行家,可他不懂英語,對國際貿易更是一竅不通,陪著參觀瀏覽一下洗房尚可勉強應付,稍一接触實質性的問題,就卡殼了。僅走馬觀花的看看,豈是兩個美國代表的目的?于是他們又去求助于重慶山貨業的同業公會,希望找個翻譯,可同業公會推荐的羅太太,英語倒是不錯的,她是位教會醫院的護士長,醫學特別是護理學方面,她的英語自是完全胜任的,然而,她對豬鬃卻是一竅不通,連豬鬃及豬鬃貿易都了無所知,更勿庸說及專業性較強的名詞与術語了。中國話尚弄不懂,何況英語?再加在貿易上吳掌柜知“內”不識“外”,兩下一湊,她不翻譯也僅止是個糊涂,她越翻譯,反而使兩個美商代理人更糊涂!糊涂,怎能達到目的?

  早已蓄意等待良机的古耕虞,于兩個美商代表一踏進重慶,即銳敏地發現了這是一個難得机遇。机遇當前,富有心机与智謀的古耕虞豈能放過?他當即展開了積极的活動,极力多方面謀求一見這兩個美商代表。
  美商代表在經過會見吳懋卿、听了糊涂翻譯后,原本欲見“虎”牌主人的欲念更強了,兩下里都亟欲一見,能不有所活動与有所流露?何北衡又不是傻子,見美國人對古耕虞如此重視,古耕虞又已通過人懇求一見,他就索性做得鄭重些,在曾家岩的公館里設下了宴席,專請兩個美商代表,特邀古耕虞作陪。

  初一見面,兩個美國人就极感意外,又惊又喜,他們根本沒有想到,那個信譽甚好的紅色名虎的主人竟然如此年輕(當時古耕虞才止二十二三歲,從業也不過三年左右)!而英語也居然那么熟練!特別是在經受過羅太太“糊涂”的困扰之后,初一听這熟練流利的英語。真是耳目一新,心情大暢,很自然地一下子就拉近了關系。再細談下去更是如得知音,古耕虞那高雅的談吐,十分得体的舉止,使他們甚為欣賞,而流利准确的英語,特別是對國際貿易的精通,對重慶豬鬃的生產、加工、經營出口等精況的熟稔与獨到而新穎的見解,更使得他們甚為折服,由衷地贊歎不已。鮮明地感到,眼前的這個年輕人不知要較那年紀大其近倍的老掌柜高明出多少倍又可信賴多少倍!有比較才有鑒別。吳掌柜、羅太太的先入的陪襯作用,對古耕虞來說,也是很大、很重要的,這更使兩個美國人深刻而具体地感覺到,像古耕虞這樣非凡的出口商是他們很難尋求,甚至求之不得的,比他們預期的還要理想,豈能不牢牢抓住?

  古耕虞更是覺得机遇難得,兩個美國人談的也甚合他的理想,又怎能稍有放松?

  在擺脫英商羈絆的共識基礎上,雙方又產生了強烈的共同貿易的愿望,還不是一拍即合?于是,便在美商代表面見古耕虞后不久,雙方便順利地簽了秘約,訂出了直接貿易的條款。從此,孔公司不再從倫敦市場購鬃,古青記也不再向上海洋行交鬃,徹底地擺脫了英商,也自然擺脫了上海洋行与倫敦中間商的雙重盤剝。兩下里不但各獲极大方便,而且各得厚利,怎能不皆大歡喜?又豈能不利害与共、關系更密切?

  當時的大英帝國可是雄視兩洋的“海上霸王”,美國也是不敢輕捋“牛”須的,因而,貿易之初,雙方都十分謹慎地避開上海与倫敦的英商。古耕虞更不敢操之過急,因為一旦不慎,會招來很大的麻煩,以致前功盡棄。所以,直接運美的貨物他統不用自己的裝箱標志裝船,也不用本號的名義,且以一小部分豬鬃敷衍上海洋行。直到几年后,英人無暇細顧而美國實力相對上升,才公開交易。

  美商代理人是一九二七年离國來華的,由于万里迢迢,又有一些中間瑣事,所以兩家簽約与接下來的貿易,是到了一九二八年才進行的。當時古耕虞也只有二十三歲,而他的古青記在眾多的同業商號中又不過是個很不起眼儿的“小字輩”,卻僅憑了他的智慧与才能第一個擺脫了強橫的英商壟斷,沖破重大障礙創出了直接出口的先例,這本身就是奇跡。有了直接出口的條件,購銷价差就自然地与其他商號大幅度地拉開,取得競爭的絕對优越,加以他信譽日隆,同業更難望其項背,倘若起釁去与之競爭,豈有不敗之理?洋商撤离,給重慶的山貨商提供了一個難得机遇;美商代表的來華,又為重慶山貨商提供了另一個難得的机遇,而這兩個机遇對于每一個人又都是平等的,可別人不是掉以輕心,就是無此專長,只好眼巴巴地望著,只有剛登上這個舞台不久又年紀輕輕的古耕虞才慧眼早識并迅即牢牢抓住,他怎能不飛速發達?那些在競爭中敗北的人又何必怨天尤人?

  從此,古青記漸漸地壟斷了出口,孔公司几乎壟斷了進口,很快使兩家都成了“大王”,密切合作了近二十年,這段期間,用古耕虞的話說,這兩家已成了很大的國際性壟斷組合。

               風險中的獲胜者

  生意場上,風險是不可避免的。遇到風險,張惶失措,是不可取的;盲目冒險,更是不足為訓的。且請看古耕虞是怎樣對待風險的。

  日本侵華,給中華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商界也自然難逃厄運。一九三二年初,爆發了—·二八淞滬戰爭,硝煙彌漫于上海,商界首當其沖,受災最大的就是出口商。

  由于日本兵艦游弋于海上,近海已陷入了他們的戰圈。輪船离開租界的港口,要有兩天左右的時間,才能駛离中國海域,進入公海。在租界港口是安全的,進入了公海,自然也是安全的,唯獨在中國海域里是隨時可能遭遇日本的兵艦,一旦遭遇,就不是被劫奪,就是被擊沉,總之貨物在中國海域內隨時有全部喪失的可能。按貿易慣例,是在上海就地交貨付款的,而保險公司又都拒保兵險,這就迫使外國進口商一概拒收了中國出口商的貨物。也就是說日寇一下子就卡緊了中外出口商的喉嚨,外貨進不來,尚在其次,內貨出不去,几天間就會毀了大批的出口商的經濟生命線,甚至性命。大上海在正常情況下進口,特別是出口貨物總是源源滾滾的接成了流動線,一旦被掐斷,立刻涌成了堆,而堆積起來的損失是要以時刻計的!斷了源流,內外市場立見劇變:國外猛漲,國內暴跌。不但幅度大,而且大有一發不可止的勢頭。特別是羊皮,由于質地嬌嫩,存放在倉庫里即使存放手段再好并經常采取相應的處理手段,至多也只能存放兩個月。再如存放不當又無處理手段,則不消一個月就得報廢。在貨物越積越多几乎漲破上海所有庫房、堆棧的情況下,縱有手段也難得施展。眼見得大批資金積壓,不得周轉不說,而且一天天的貶值,哪個能承受得了?重慶的一些較小的山貨商號几乎全部虧本倒閉。

  嚴峻的形勢,也直接地、嚴重地威脅著古耕虞。因為在重慶,此時古耕虞已成了最大的豬鬃出口商也是最大的羊皮出口商,手中待出口的羊皮數量很大,倘若因此而全部蝕掉,將會使他“半身不遂”!

  怎么辦?

  經過一番認真地觀察与思考,古耕虞當机立斷:自行護送出海!

  當然,這是個很大膽也很冒險的決定。可古耕虞卻很果決地進行了。道理很簡單,就因為他已作了通盤的考慮,全面的衡量,妥善的安排,冒不冒風險,首先要看值不值得,可不可能,其次是有無妥善措施,有無周嚴計划。戰爭是不可逆料的人為因素,但卻是可以了解的因素!古耕虞經過綜合分析,覺得日本的主要目標在于通過戰爭獲取中國的土地与主權,而几個月前才占領了東北,如今又發動了淞滬戰爭,兵力是有限的,注意力集中在內陸,海上封鎖不會完備,也沒那個必要与可能。因而應是松弛的封鎖,就是交戰區內也沒有發生海戰,日本軍艦往來中國海域的主要目的是運送兵員与軍用的物資,當然也負有于往來的可能范圍內搜索与攔劫由中國出海船只的使命,但這不會是大范圍的封鎖与大面積的搜索,只要避開由日本到上海的一些主要艦線,又預作准備,被劫或被毀的可能性就會大大減少,而運入公海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至少有一半的机會。這是可能性。

  那么值不值得或者說必不必要呢?古耕虞經過通盤考慮認為完全值得,也完全必要,因為手中的羊皮數量很大,而目前又只有出、存兩途。存,用不了兩個月就得全部報廢;而在這兩個月中,說不定哪一天就會被日軍日益頻繁的轟炸全部毀掉,化為一文不值的破爛或煙塵!因此,存,純屬于坐以待斃;出,尚有一半以上的希望。單就羊皮說,毀在船上与毀在倉庫中,沒什么區別。可倘能出得去,已漲得惊人的國際市場价格,會使它增值數倍,哪怕存貨的一半得以運出公海,另一半全部扔掉,也會大賺。如果看准了出則可能生,等則唯有死,哪個能不出硬等?只是別人沒看准,也沒想到怎樣才可使外國進口商接受罷了。古耕虞看准了,也与外商達成了諒解。他親到上海与德商經營的德昌洋行議定:將交貨付款交易地點由上海改到公海。輪船在中國海域行駛期間被劫或被毀,損失古青記自負,到公海交款后,責任自然由德商全負。因為當時的運輸全靠的是外輪,德商出船也是很冒險的,雖說日本与德國的關系尚好,攔劫尚可,一旦擊沉或擊傷,那個損失也是巨大的。在古耕虞懇切的交涉下,德商全面地作了權衡,覺得擊沉的可能性很小,而古耕虞又肯定地表示:一旦遭遇,宁肯失貨,也不棄船,万一意外被擊沉,他也可負擔一部分損失。這樣,可靠系數就更大了。而古耕虞這個信譽极好又已基本上壟斷了出口市場的老客戶是万万放棄不得,甚至要設法鞏固關系的。何況越是犯險運出,在進口市場短缺、暴漲的情況下的質地良好的貨物,越能賺大錢,重利當前,也值得冒險,雙方總得各自承擔一部分風險的。因此,很快便与古青記達成了諒解。

  于是,古耕虞當即著手出口,從打包、裝船一直到駛出吳淞口,僅用了十天左右的時間,盡量不生惊動地駛到了海上,兩天后,平安地到達公海,交了貨,結了款,賺了一筆大錢。一次總共也不過十三四天,而真正犯險的也不過四五十個小時,可獲得的利潤卻是常情下几個月乃至一年也不易与之相匹的。運送中,古耕虞察覺到危險系數比預料中的還要小,于是更大膽也更放心了,結果,反而是日寇的威脅在客觀上幫助他發了更大的一筆財。

          用一倍的本錢,調動二十多倍的資金

           做大買賣,靠的就是鐵打的信譽

  論買賣不能僅靠手中的老本,只有設法調動可調動的外部,資金才能做大買賣,做好買賣。

  古青記的資金,開始時可謂甚微,直到一九三八年改為“四川畜產股份有限公司”時,注冊資本也不過是五十万法幣(有人計算,按當時的匯率,應折合為十六万美元),就算后來增加了一些,也不超過五十万美元,可它的營業額卻遠遠地超過了這個數目,僅在國內結匯的數字,每年就超過了一千六百多万美元。也就是說用五十万做一千六百多万的生意,一塊錢當三十二塊錢用。就算資金周轉率再高,最高時不過每年十六次,也是無法達到這個高效率的,這正是因為調動了一切可調動的外部資金,正因為調動有力,才得贏利甚丰,僅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三年間,就贏得一千多万美元的純利。調動外部資金,說白了,就是拿不是自己的錢,做自己的買賣。這主要靠銀行,古耕虞更調動了客戶,甚至軍閥。

               銀行的最信用戶

  在國內,他首先植根于中國銀行,在國外,首先植根于“華爾街銀行”。有了這兩大雄厚基礎,其他銀行更為好辦了。

  在現代經濟生活中,銀行已具有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它不但滲透到各個領域,各個領域也必然与它結下千絲万縷的聯系。

  國民党時期的中國銀行是全國最大的銀行之一,不僅資金雄厚,而且人才薈萃,經營實力可謂最強。銀行需要用戶,它要靠用戶生財,擴大資金,因而它也十分嚴格地選定用戶。同樣的,誰不想借重于銀行發財?因而几乎是所有的企業,特別是出口商都無不積极營謀獲得貸款,尤其是那种低息的“打包放款”。可是能保持長遠,又享有优惠的終究不能是大多數,享有特殊优惠的更是少而又少,享有像中國銀行這樣的大家特殊优惠的更是屈指可數。

  可古耕虞就享有了。這主要靠的是他的信譽,也就是他被認定為經營高手,肯定會賺大錢,也肯定會及時付息償本。再加上一點小小的手段。

  一九二八年,古耕虞踏上了直接出口的階梯,豬鬃源源不斷而且漸次增長与加速地直接流向美國孔公司;美元也自然相應地從孔公司流回中國的古青記。也是一九二八年,中國銀行獲准了“外灘銀行”的權益。所謂“外灘銀行”,是指當時設在上海的主要經營國際匯兌的外國銀行,像美商的花旗銀行、英商的匯丰銀行等,因地處或地近外灘而得名。一九二八年前,“外灘銀行”“一直獨攬”國際匯兌,因而說,中國銀行獲准經營國際匯兌資格后,是中國銀行界第一個進入“外灘銀行”行列的金融組織。僅就獲取外匯利益的角度來看,可以說几乎与古耕虞同步。然而,古耕虞卻用了個小手法,取得了更大的主動。一開始時,他沒有主動去這個中國唯一能結外匯的銀行,而是將很多外匯(信用證)賣給了“花旗”或“匯丰”。不消炫耀,极重信息是銀行界的更重要的生存手段,何況中國銀行剛辟此境,豈有不當即獲知并且知之甚詳之理?而這又是一塊可觀的收益,中國銀行豈有不与“花旗”、“匯丰”大搶生意之理?

  果然,沒過多久就引起了中國銀行的极大關注。外部經理貝淞蓀親自過問并安排了此事。貝淞蓀是個很有本事的銀行家,抗戰胜利后曾一度擔任過中央銀行總裁,在他通過重慶分行得知古耕虞已“掩有重慶山貨業天下之半”且信譽素著以后,當即要重慶分行馬上与古耕虞洽談,并許以优厚條件,古耕虞只要同意將外匯賣給中國銀行,他就可以:一、以与上海同樣的匯率額就近在重慶分行結匯,不但省時、省事,也可省些費用;二、日后,古耕虞只憑國外開來的信用證,就可以在重慶分行獲得“打包放款”。

  這兩個條件中,如果說前者是給了古耕虞很大的方便,那么后者就不但是方便而且是重惠。

  “打包放款”是銀行貸款的一個特定項目,即出口商在打包裝船前,獲准的低息貸款。一般是貨主先將出口貨物存進銀行的倉庫或銀行指定的“公倉”,經過計點,始能獲准貸款。而貸款的數額并不會太高。這种貸款的利息較市場上的一般貸款低出數成,比如,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中,市場上的一般貸款的利息為一分五厘以上,而這种“打包放款”的利息始終保持在几厘之間。這种放款,在客觀上也确實是等于銀行扶持出口商,獎勵出口,作用很大。但在銀行家的主觀上,扶持、獎勵的終极目的,還是出口商多了、富了,出口量大了,多了,別看息低,卻是很重大很牢靠的一筆收益,類似經商中的“薄利多銷”,而這种“薄利多銷”又可靠性大,經常性強,數額量多,是銀行的一大收益項目。資本下的銀行家,并不是慈善家,用古耕虞的話說,是“富貴之交”,絕非“貧賤之交”!他們“當你的生意好,信譽好,就來拍你的馬屁,送錢上門,唯恐你不用他的錢;一旦你的企業有了風吹草動,靠不住了,他就會馬上換一副面孔來逼債,才不管你是跳樓,還是上吊呢!”中國銀行比起外國大資本銀行只是略具些民族味,略好一些而已。但當重大利害當前時,他也必然唯利是圖。也正是為此,古耕虞才不愿与外商銀行打交道,他對某些土財主宁可不拿利息,甚至倒貼“保管費”也一心將錢存入外商銀行的作法很鄙薄,認為是不識時務,也便宜了外人。因此,他很希望中國銀行能主動吸收他的外匯,何況又給了他如此的优惠條件呢,因而滿口答應。

  如此,古青記不但牢靠地獲得了這种貸款,而且省卻了存庫、入庫、再送上港口的一筆可觀的費用与不少的麻煩。而他又极講信譽,從不出一絲一毫的毛病,時刻使銀行深刻地意識到:他的信譽是最好的,他的企業是興旺的,也是最能經常賺大錢的,他發了財,銀行也必然隨之而可靠地賺到大錢。因而,中國銀行對他一再破格优惠,甚至不惜打破銀行慣例。

  比如,依例,客戶向銀行貸款,是必須有擔保對象的,最可靠的自然是有銀行擔保。這慣例一直在銀行界延續不斷,后來甚至形成了文字條款,可見是一种极受重視也不可或缺的必要環節与保障手段。可在當時,古青記的往來那么大,一般的小銀行、小企業又怎能具有具保的資格?要具保只有接近于起碼低于中國銀行不為太甚的銀行或与古青記相當的企業,可這又哪里去找?當然,中國銀行是最有信用也是最适宜的。所以議來議去,中國銀行索性打破此例,直接改由古耕虞以個人名義為古青記擔保!業主為本企業擔保,也就是憑自己為自己擔保,這個先例開得莫說在舊中國銀行史上就是查遍世界銀行史恐怕也是絕無僅有!這卻正是古耕虞鐵打的信譽換取來的奇特的結果。說他的信譽是“鐵打的”,一點也不為過。在當時,莫說在中國銀行界的心目中,他的信譽已足可抵得一家銀行,連倫敦的英國鬃商也十分肯定地宣稱:“古耕虞的信譽与英格蘭銀行一樣可靠!”英格蘭銀行的信譽多少年來是一直為世人公認与稱道的,是世界上最著名也是最有實力最有信譽的銀行,古耕虞得以与之相提并論足見他的信譽之高。何況持此說者又是不必出于討好与嘩眾取寵的外國商界同行。古耕虞自己更為重視,他從不略一疏忽。比如切囑袁沖霄就是一個顯例。袁沖霄是古耕虞費了很大心力物色与誠聘的一員干將,對這個難得的人才他甚為重視与愛惜,一上任就安排他到天津公司去當經理,獨當這几乎關系全公司命脈的一面,倚為方面的心腹大將。送行時他鄭重申告:授予全權,即使虧了本也不責怪,可“不能搞坏了我的牌子!特別是必須按期履行合同,必須保證虎牌的質量!如果這兩項做坏了,我會立刻撤你的職!”這后几句,不但語意明确,而且聲色俱厲!

  古耕虞的信譽越好,越高,中國銀行越對他优惠,打包放款的數額,几乎占古耕虞全部營業資金的百分之六十,中國銀行的天津分行的打包放款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投放給他在天津設的分公司的,而且期限也長。這就等于中國銀行以低股息在他的公司里投入了百分之六十左右的資金股份,卻不是股東,自不享有股東的一切權利,那樣低的利息,那樣大數目的“股金”,不正說明古耕虞是在拿中國銀行的高出自己本錢多多的資本在為自己做買賣么?而中國銀行又出于良好印象与共同利益甘為古青記大作廣告,刻意扶持外,在國際市場上著力宣傳古青記的貨好,信譽好,這可不是聲譽再高的廣告商的著力渲染所能比擬的,須知,那是在國際上也聲名顯赫的中國銀行!

  中國銀行与古耕虞的關系如此密切,兩下里又明顯地各得重利,難免引起各种猜測,甚至有人斷言古耕虞是貝湘蘇的乘龍快婿!連江浙財團著名的大銀行家、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創始人、此時已任貿易調整委員會主任委員的陳光甫不但也信了這個傳聞,甚至引起极大的興趣,專程赴川調查古耕虞的狀況,并乘机要求古耕虞:“希望你不要僅僅与中國銀行往來,也分一些給我們上海銀行。”不僅陳光甫,几家相繼獲准入“外灘銀行”之列的銀行又何嘗不想從中國銀行分得古耕虞的“一杯羹”?

  在中國銀行牢牢地植下了根基,古耕虞在國內銀行界調動資金便如取存款。

  在美國華爾街銀行的植根,古耕虞也是靠信譽加手段的。

  一九四六年,根据當時簽訂的《中美條約》,古青記与他的美國老搭擋孔公司各在對方國內設了代表處。古耕虞更向美國注冊,在紐約成立了一個名為“海洋公司”的子公司。這個子公司的設立,古耕虞除為了便于出口經營外,另有兩大深意,一是通過該公司的認真調查,牢牢把握美國市場行情与變化因素;一是溝通与銀行的關系。因而他并沒有給這個子公司具体的特別是大宗的經營業務,投資也只有二十五万美元,并特請一個叫做海德羅的美國人与他“合作”。而資金上,他卻出了絕大部分:二十四万,只要海德羅象征性地出一万,都讓他在進口鬃上撈些好處。古耕虞之所以選中并优待海德羅,是因為海德羅曾先后任過美國化學銀行經理与財政部的司長,在華爾街很有些聲望与活動能力,可以利用他溝通華爾街銀行。海德羅樂得雙方都賺,因而很賣力气。在海德羅的活動下,更重要的是古青記鐵打的信譽,使華爾街銀行能賺得既長遠又可觀更可靠的錢,就更樂于建立与古青記的往來。并在往來中更證實了古青記的信譽与能力,便也以不斷加大的优惠拉緊這位財神爺似的客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古耕虞可以從美國資格最老、資金最殷實的銀行之——華爾街第五街銀行,開出一种优惠信用證。這种信用證的見票兌款期為四個月,年息只三厘,最高額可達一千万美元。這就等于古青記可以用第五街銀行的一千万美元做自己的流動資金,拿美國錢做自己的買賣,僅付一部分低息。而見票四個月才兌現,這又給了他充分的運籌時間:行情看好就搶運上去。行情不穩,就可以從容地等待到上漲時再搶運。由于确保了人家賺錢,他也賺錢,銀行也樂于他多賺,結果仍是逃不出他的另一個原則:都賺,但必須自己賺得多,決不能“反過來”!

  借財生財,借雞生蛋,資金的彩筆揮洒自如,怎能不勾勒出一幅又一幅生動的圖畫?

             用客戶的本,賺客戶的利

  客戶主動送錢上門,給他做本錢,再賺客戶的錢,客戶還很感謝他,多妙的經營術!

  這首先取決于他鐵打的信譽,中國銀行的宣傳,英國鬃商的贊譽,華爾街銀行的信賴,都甚起作用,更重要的是他的作為,除質量最好、合同最信守外,他還時時為客戶著想。只要是他選准的客戶(資信好、善經營、專營豬鬃),他就建立深交,關心他們的利益,甚至有時宁肯稍許犧牲些自身的利益;不時滿足他們的要求,給他們出主意。不僅是對孔公司一類的進口商,對厂商也至為關照,為了他們也為了把握市場,他甚至不惜深入到美國監獄去摸清制刷与用刷情形,使客戶堅定而清楚地意識到,与古耕虞做買賣保險賺錢,美商中流傳著一句話:“和古耕虞訂完合同,就可以安心睡覺了。”因此,都爭著跟他訂合同,哪怕古青記的价格稍高,也宁肯多花錢跟他做牢靠的買賣,為怕得不到机會,就千方百計設法取得“优先權”。古青記的老搭檔孔公司為了緊緊攀住這位財神,甚至破經營慣例為古青記無條件地提前開出一張面額一百万美元的“循環信用證”。這种信用證由美國銀行開出保證兌付,不載明買賣商品的名稱与裝船期限,而且只要賣方開出發票、匯票与提出裝船提單,就能向中國銀行兌取現金,買賣成交,買方付款后,這張信用證又恢复了原額一百万美元仍繼續留在賣方手中。其實就是長年地將一百万美元的信用證交給古青記無償使用,為古青記增加一筆流動資金,而目的只是為了獲得相當于一百万美元的豬鬃的优先購買權,而价格是隨行就市的。另外,還有一張面額五十万美元的信用證,也是出于同樣目的,起同等作用的“資金”。僅這兩筆往少說一年周轉六次(不是古青記正常的十六次),也至少等于給古青記增加了近一千万美元的流動資金。

             軍閥們的“無息貸款”

  古家對軍閥的態度是,既不得罪,也不太靠近,不即不离。古耕虞接手古青記后,仍是軍閥割据時期,“二劉”之外,尚有小股。他們各据一方,為了發財,在防區內也做起了豬鬃生意,但在經營上卻是一竊不通。古耕虞就利用這一點相机出面“幫幫”他們的“忙”。比如,軍閥們收齊了豬鬃,就貿然出手,全不看市場行情,有時甚至在最低价的年初。古耕虞就去告訴他們,此時出手必然赶不上好价,不如等下半年看漲時全賣給他,如果缺錢用,可以用豬鬃做押向他借款。軍閥們求之不得。于是,那各個“防區”內的豬鬃便源源地運進了古青記,下半年之前已是加工脫手,付給軍閥的本利只是市場購价,而賺頭落進了古耕虞的腰包!這樣,他不花一分本錢,就囊括了大批豬鬃,穩賺了一大筆錢,這不是取得一份“無息貸款”么?

                計挫孔祥熙

  他与國民党一直在斗,不惜冒犯“四大家族”,或者說他在与“‘四大家族”競爭,在具体的純商業上,他又是胜利者。

  “四大家族”,財括國中,權傾朝野,足以令某些人羡煞,不少人嚇煞,可古耕虞硬是和他們斗了几個回合!

  豬鬃,國內价格甚低,國際市場急需。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由于中國豬鬃出口難且有斷絕之虞,因而价格暴漲,最高价達每磅六美元。“四大家族”雖富,可更不厭財,就開始了欲將豬鬃壟斷權從古耕虞手中奪走的活動。首先發難的是孔祥熙,出面的是他最寵愛的借他權勢橫行的大公子孔令侃,即當時人人皆知的“孔大少”。

  抗戰爆發后,國民党加強了對全國各方面的控制,經濟方面專設了貿易委員會以控制傳統出口物資,隸屬于財政部,當時的財政部長正是孔祥熙,而“孔大少”則是中央信托局的局長。這個局是抗戰前統管金融、貿易的所謂“四行兩局一庫”之一,兼營對外貿易,是個可以控制民營的官僚壟斷机构。用古耕虞的話說,孔大少“像選美人一樣選中了豬鬃”!

  孔大少愛美人出名,他選中的美人是必欲也無人可擋地到手的,一旦選鬃如同選美又甚至可能出于“父旨”,誰個敢不從?

  一九三九年春,為了換取美國卡車,蔣介石向西南運輸處親下指令:收購豬鬃八千箱輸美!西南運輸處的處長宋子文胞弟宋子良与副處長盧作孚當即找孔令侃商量。孔令侃根雖大,可哪儿去購那么多豬鬃?便自然地想到了古耕虞,并想乘机將豬鬃的出口壟斷權從古耕虞的手中奪過來。他先是約了古耕虞卻不出面接待,以冷落來煞古耕虞的威,再以出人相請的熱來籠古耕虞,冀使古耕虞就范。受過冷落的古耕虞以“我發了瘧疾”為由拒不赴約,卻去找盧作孚告難。盧是四川人,是西南運輸處的副處長,也是貿易委員會委員,因此古耕虞說:“西南運輸處要豬鬃,貿易委員會管豬鬃,你在兩家都當權,自行調節一下就是了,干嘛都向我要?我不好辦!”(——為什么孔大少出頭要?)盧作孚表示事急無法才四處求醫的,“委員長”的命令還了得!古耕虞又說:“既然如此,那也得由你与徐可亨(也是川人,時任財政部次長)出面商量啊!”(——四川人的事四川人辦,哪儿用他孔大少!)最后,他給盧作孚出了個主意:四川實力派康氏兄弟尚有大批豬鬃囤積在美丰銀行,請盧以四川人身分動員他們售出三千箱,他則湊足余數,不足多少湊多少,但政府收購价應高于市价的百分之十,否則就會相對地賠本,而賠本買賣康氏兄弟是不會干的。結果,康、古兩家就与貿易委員會簽訂了協議,將孔大少拋了開去。這可惹惱了“四大家族”,很快地就發給了孔大少一把尚方寶劍:由行政院院長核准的《全國豬鬃統銷辦法》明文規定,全國所有的豬鬃從收購到運銷,統由中央信托局辦理,其他部門与商人不得自行報運出口,在國內收購須辦理受托手續方可進行,再賣給信托局,限制囤積,時間不得超過三個月,數量黑鬃百擔以下,白鬃十擔以下,超過期限或數量,由信托局強行收購;走私、居奇操縱,一經發現依法處置。

  這自然是針對已壟斷了國內外豬鬃市場的古耕虞的,他居然敢目無孔大少自是爆發原因,“四大家族”乘此時奪過他掌中的豬鬃壟斷權才是他們重大而長遠的目的。一切權力交給了信托局,也就是交給了孔大少,交給了孔祥熙,豬鬃,這個被孔大少選中的“美人”,也就嫁給了孔氏家族!孔大少接過“尚方劍”,當即向古青記連番砍下:貿易委員會与古、康兩家的協議是“哄抬物价”,砍!那八千箱委員長指定鬃由他強行收買;不給古青記辦理委托;不發給古青記運輸證,叫你不但無權再收,已收了的也叫你因為沒有運輸證隨時被密布各地的特務組織“經濟稽查隊”扣留,以致沒收!孔大少气勢洶洶,橫劍怒目:哼,你個士佬儿竟敢太歲頭上動土!几劍砍得古青記寸步難行后,孔大少必欲赶盡殺絕,很快地尋找了另一個古氏的代替者,這就是古今佛。

  古今佛是古耕虞的堂兄,參加過共產党与海陸丰起義,被捕變節,充當了特務,當時是“川畜”(即古青記父子公司)的襄理并兼做一家豬鬃加工厂的經理。這本是古耕虞出于家族之情對其關照,可這個慣于變節的東西不但被孔大少看中,他也是一召即至,當即辭去了“川畜”的一切職務,另起爐灶,并拉“川畜”的人馬壯大自己。孔大少明暗兩手,雙管齊下,必欲迅速置古青記于死地,一把奪過那“美人”!

  “非常時期”、“政府行文”,又是孔大少親自動手,一個無權無勢的商人怎能不陷入絕境?又有几個敢不乖乖地認“罪”服輸?可古耕虞硬是要斗!他首先鞏固了自己的陣地,動員公司員工与他攜手共戰,指出古今佛這個叛徒并沒有多大能量,孔大少雖凶,又有四大家族的背景,可是他對豬鬃也是外行,世界局勢緊張;豬鬃是戰備急需,外行新手怎能應付得了這個局面?大家一來追隨古耕虞多年深受其益,二來也深知即使“改換門庭”也會遠不如今日。而孔大少与古今佛的行為也實是令人不齒,因而一致表示甘愿簽字畫盟,与孔大少且周旋几個月再說,此間凡与古今佛勾結者,一經發覺,當即開除。鞏固了后方,古耕虞當即操起了他的專門兵器:出口鬃,以退為進發起了反攻也是合當湊巧,由于戰爭的影響,古青記有一大批豬鬃存在香港,初時是不及處理,后來是鬃价上漲,儲存以待更好的市价,拖了下來。后雖賣出,但因考慮到當時國內法幣极不穩定而沒有及時結匯与轉帳,也就等于沒有賣出。可這批貨因价格大漲已高達五百余万美元。因此他不僅有了經濟手段同時也具有貨物手段。便一面上告財政部:依与貿易委員會協議為西南運輸處籌集的豬鬃已然備齊,貿易委員會應依協議辦事,不得毀約。貿易委員會屬財政部,財政部長是孔祥熙;“仗劍”毀約的是信托局,信托局長是孔令侃。向你老子告儿子,叫你兩個部門去扯皮;你四大家族中老蔣要鬃,老宋賜“劍”,老孔買鬃,小孔阻攔,又怎么互相交代?再說,鬃不是地上長的,隨手可取的,人千箱不是個小數目,你個古今佛,你個孔大少就是用上周身解數也收不齊!更要緊的是,比八千箱不知要多多少倍、長時期的國外市場的需求,你們又如何收購得足?就算收購得足你們國外市場不通不說,買慣了高信譽“虎”牌豬鬃的外商又怎能買你們的帳?出于這种分析,古耕虞在“上告”同時,當即宣布,他的公司停止在香港(此時因上海陷落,出口地改為香港)的一切業務,准備結束。這才是最狠的一招回馬槍,最厲害的一招殺手銅。首先是中央信托局設在香港的總局大惊失色,先派要員屈用中飛重慶,在孔氏父子与四川握著重權的徐堪、盧作孚,及手握豬鬃大權的古耕虞間往來疏通,逼得与孔祥熙同輩的徐、盧二人屈節地稱孔大少為“仁兄”,可仍是無效。怎奈美國大老板們不答應,他們只認“虎”牌,在古青記改為“川畜”后,也仍是以“古青記父子公司”的名頭在美交易,何況如今豬鬃已關系到戰爭的胜負与國家的安危,美國的用量激增,不惜重金也務求到手?于是接著香港總局又派了一位局長親飛重慶。“四大家族”雖大,可大不過他們的后台老板,在美國大老板動怒時,他們是連大气也不敢出的,于是行政院對那“辦法”“重新核准”,改由“向貿易委員會登記”与鬃商“得在內地自行收集生鬃,加工整理”,這就等于收回了孔大少的尚方寶劍,不得“橫劍奪愛”,實際上是孔祥熙敗了,也是“四大家族”敗了,古耕虞說:“官商的生意一向是做不好的,因為他靠的是特權,不是本事!”
  這樣,古耕虞又重新控制了豬鬃,可他為了抗戰大局,也接受了貿易委員會下的复興公司与不久后組成的官辦机构富華公司的統購統銷,且為顧抗戰大局做出了不少有益的努力,獻計獻策,身体力行,甚至做出了一些犧牲。待到抗戰胜利后,他又精心設計,更以手里的豬鬃与國際信譽為武器,逼使國民党政府解散了貿委會与富華。粉碎了官僚資本壟斷豬鬃出口的局面,也就解脫了這种羈絆。決斗是激烈的,手段也是高明的。他先大造复興公司腐敗的輿論并開列出事實見報,再去調動美國進口商,兩面夾攻取得了全胜。

  他堅決不做國民党的官,而且層層与官作對,還常是贏家,反過來卻要國民党的官做他的雇員,不過是在被他擺平之后。

  最早的一場官司是為了直接報關的權力与重慶關打的,他贏了,因為不管怎么說,他達到了直接報關的目的;最凶的官司,是与孔大少亦即孔祥熙打的,他也贏了,因為終究孔家“橫刀奪愛”,沒有成功;最大的一場官司,可以說是与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壟斷資本打的,因為复興也罷,富華也好,都是他們的代理机构,他又贏了,因為也達到解脫羈絆的目的!

  當一九三八年他被形勢所迫,也是為了托拉斯式的經營,在官方,則是為了統一管理,更重要的是要限制古青記,決定組建“四川畜產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時候,他巧妙地以“應由四川山貨業全行業投資”的辦法,既保了他的權利更排斥了官方的介入,也應付了政府的要求,因為所謂“全行業”,也不過是他的古青記与僅余的瑞鼎、祥和、和祥等三家,后者這三家又是早已忠耿地依附了他又股份甚微的,因而,其實只是他自己与自己“聯營”,只不過在國內戳了個應付官府的“四川畜產品公司”的招牌,在國際市場上仍以“古青記父子公司”的名頭交易,這是美國這個大市場的需要,也是中國銀行給他出的好主意。而這個公司的董事長,他卻聘用了曾任四川軍閥楊森軍需處長的周克明,不久周死,又聘用了曾任四川省貿易局副局長、軍閥劉文輝二十四軍的代表吳晉航。無論是周還是吳,都曾是“政府要員”,而吳的身分、聲望要比周高得多,也都曾与古耕虞有過程度不同的較量,在腐朽的官府中他們雖為敗將,在“川畜”的職位上卻可稱職,由他們出面應付官府与复雜的政治環境是綽綽有余的。

  另外還有几個“川畜”的雇員,也是古耕虞先擊敗再從官府中挖出來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張華聯与王君韌。張華聯曾是官辦的富華公可業務處副經理兼主任秘書,職位可謂不低。古耕虞在攻垮這個官僚資本壟斷机构時曾一度將攻擊矛頭指向他——實際上是通過他攻擊其總經理席德柄,張華聯也只好甘做替罪羊。可在處理具体問題中,古耕虞發現張華聯不僅有才而且有正義感,冒著很大的風險維護合同,是個他理想的、難得的人才。因此他于富華撤銷當時就懇切地提出聘請并約定了時間。抗戰一胜利他就“三顧茅廬”先后誠聘張華聯擔任總經理辦事處主任、香港公司代理人等要職。王君初曾是職位很高的中國銀行權力中心的三大支柱之一,總秘書,解放前夕,古耕虞一是為了自己的企業,二是為了給新中國留下難得的人才,聘用了他,而王君韌不但肯“屈就”,而且為他出了不少力,特別是后文要說的對美的那場大官司,出了很關鍵的主意。另一個袁中霄,雖沒怎么實際就職,卻也屢被官方啟用,只是他本人不肯罷了,正是這個“不肯”才更投合了古耕虞的口味,再考其本領更為滿意,便誠聘過來,并當即委以方面重任。這三個人都成了他的得力的心腹大將,為他的公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受周恩來重托,与杜魯門斗法

  他全副身心地投效了新中國,為新中國立下了大功。

  早在抗戰初期,古耕虞就從國民党的腐敗,共產党的深得人心中看准了國民党必敗,共產党必胜的大局。因而有意結納共產党,真誠地与一些党的干部接触,很快地通過這些人与周恩來做了朋友。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后,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駐重慶,兼領導南方局。曾家岩五十號的“周公館”,常被稱為“民主之家”的“特園”邀請并接待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因特務猖狂,許多被邀者都十分小心,冒著很大的危險,連与親人都不敢稍露消息,古耕虞則有請必到,從不猶豫。此間与周恩來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更堅定了投效共產党的決心。

  “豬鬃既象征我的財富,也象征我的事業。”

  他更愛的是事業,事業是他的一切,他有极強烈的生財欲,卻決無對財產的占有欲。買賣中他“不讓一根針”,生活中可隨時“送一匹馬”;絕不奢靡,不亂花一文,卻可以毫不吝惜地送給人。他曾經是典型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力求通過改良實現縮小貧富懸殊的距离,真正地實現福特的“利潤分享”,自稱是“改良到頂的人”。他公司中的職員,甚至廚師、工友乃至工友之子,都成了股東,工資分配一再從优,且照顧年齡,考慮人口增加所產生的結婚、住房、子女等費用。他的高級職員,甚至一般職員,解放后從國外匯得的存款,總數以百万計,連中下級職員都富于舊中國的一般中小資本家,以致被群眾看成資本家,還得他出面費了很大力气去解釋;一些老工人甚至久久地念念不忘地說“還是古老板好”,被他稱為“后遺症”与“覺悟不高”。一般的資本家都是在一九五六年才接受“一化三改”的,可他在新中國剛剛開國三天,于接受周恩來委以全權負責中國豬鬃公司時,就毅然提出,將他家三代慘淡經營,他本人艱苦壯大与官僚資本多次拼斗贏得的企業連同職員全部無償地交給國家,雖經國家一再堅持定了价,然而那价不但很低而且使他徹底失去了自己經營的陣地与條件。然而,他不但不計較,而且很欣慰:他為國盡了力,更重要的是仍能從事他愛之如命的事業!

  “我愛我的事業,就必須熱愛生長豬鬃的故土,祖國是我的根本所在,我失去了祖國,就失去了我的一切。”

  他完全可以像有些資本家那樣,去美國做寓公,他的資金已足夠頤養。莫說早已富足,更在抗戰胜利后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由于他的睿察,抗戰剛一胜利,他就一面緊張地籌划,一面積极地攻垮壟斷,因而复興公司剛一解散,他就將他已籌划精當的分公司立即分赴全中國的所有的豬鬃最大的集散中心:上海、天津、漢口,進而几乎壟斷了全國的豬鬃市場。他不但可以用他的存款再發大財,就是坐吃几世也吃不空這座“山”!可是他沒有走!連香港也不去,更莫說台灣,并下令分公司照常營業,等待解放,留給共產党,并千方百計為新中國挽留人才。如對中國銀行,雖說只留下了個王君韌(作用也不小),而高層職員集体辭職后絕大部分去了外國,跟去台灣的甚為寥寥。

  他不但獻出了企業,而且在他尚在國外為新中國效力時,就將在外國留學的子女打發回國,不留絲毫后退的余地,無怪有人說他“死心塌地”。

  一九四八年濟南解放后,古耕虞已与共產党的經濟干部議妥,由他在香港設立公司,主要銷售解放區豬鬃,這才發生了与杜邦公司的遭遇戰,古耕虞經過精心調查与适當措施仍操了胜券,為解放區豬鬃的出口盡了很大的力。

  一九五0年的舊歷腊月二十三,由于政府急需一筆外匯,經貿易部告知古耕虞放下國內的一切業務,先到香港為政府墊付五百万美元。當時,國家困難,五百万美元,于公于私都是個很大的數目,可古耕虞不但爽快答應,而且第二天就動身赴港,毫不猶豫地將這筆巨額外匯如數地存入香港的中國銀行,為政府做了墊付。

  一九五0年六月,古耕虞依前約到美國去推銷豬鬃,名義上仍是古青記父子公司的老板,實際上公司已交,他的員工們已成了國家職工,更莫說公司了,實際身分已是中國豬鬃公司的總經理了。然而,這是絕不可外泄的。深謀遠慮、算無遺策的古耕虞,為了保密与穩妥,費了很大的力气才說服了慣居重慶、已安排好一切后事准備安然在故鄉度罷殘年的老母,移居到香港。他才放心地動身赴美。用的護照還是台灣當局的,身分自是“中華民國”的公民。有人用他一個朋友的玩笑話說:通体都是白的,只有心是紅的,正是“心里美”(一种蘿卜的名稱)!路上自也仍難免受到聯邦調查局的一再考問,可他有護照,有香港公司董事長与海洋公司法人的身分,又有与美商的前約,考問者也不得不放行。抵達美國不久,六月二十五日就爆發了朝鮮戰爭,從各种跡象中看出美國的戰備豬鬃必然上漲,他就抓准這一時机,積极推銷,而且利用美國海陸空軍的急切心理第一個投標,并表示:無論是到岸的,還是運途的,一律賣給美國政府。賺錢是小,為國家換回更多的戰略物資是大!在古耕虞使出周身解數甚至不惜自己賠錢的努力下,一九五0年我國豬鬃出口額高達十万箱,价值八千万美元,創了歷史最高記錄(直到一九七六年才得突破這個紀錄)。到了十二月下旬,古耕虞從一個細微的跡象里覺察了國內必有大的舉措,便故意以電話張揚,說老母重病,須赶回香港探視。歸國接受新的指示。可他尚在歸國途中,杜魯門就下令凍結了大陸資金,不久,又以“特別凍結戶”凍結了以古耕虞及以他戶名存放的美國銀行的資金,這里面的百分之九十是國家的,數量之大,超過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美資金總額的數倍,而中美已在朝鮮戰場上兵刃相見,倘一泄露,勢必全部報銷,這已是一九五一年初了。二月,古耕虞即由北京返回香港(他從美國回到香港只住了一夜,不顧老母的抱怨与責備,借口忙,偷偷轉道澳門到北京接受新指示),并立即投入爭取解凍活動,這是國家急需的錢,他更是“根針不讓”。首先通過朋友向香港的美國大通銀行打招呼:不要錯看了美國的這位重要的朋友!大通的經理与古耕虞談了一天,做出備忘錄轉交給了美國駐港的總領事館,古耕虞應要求提供了相應的文件,證明內地公司已賣給了中共;證明他的香港公司的人員不在大陸供職。前者有政府證明与英國駐上海、重慶總領事館的出證;后者是張華聯巧妙地做了手腳。主要是將留在大陸上的袁沖霄改成了“袁仲宵”,古耕虞更巧妙地爭取到將文件全部譯成英文程序,張華聯自也譯得甚為巧妙。一切如議,可杜魯門仍不放心,也就不放手,比如在調查中發現了大陸上的袁沖霄,就一再叮問,張華聯就拉人充做“袁仲宵”,強調漢語的同音不同字;老練的總領事又布下一個陷阱:“你的一切都已合了手續,但你仍得做個補充,宣誓不做假證。你把國內公司賣給中共,作价很低,估計只有實值的二三成,又是公債。現在我請你回答:“是自愿的還是被迫的?”

  關于法律問題,古耕虞早已与他那精通法律的王君韌研究透徹,總領事的這一招也基本在王君韌的意料之中,且已謀下對策。是以古耕虞當下從容而嚴肅地回答說:“你向我提這种問題,是違犯你們美國法律的。我是在美注冊的海洋公司的法人,有權拒絕回答你的問題,也拒絕宣誓!”總領事惊詫地問:“我違背了什么法律?”古耕虞說:“美國法律禁止以剝奪申訴人申訴權力的方式進行審問,如同我們中國的不准陷人入罪。對你的問題,我無法申辯;如果我說是自愿的,你會說我与中共合作;說被迫的,你又會要我拿出證明,證明中共的脅迫方式是動手槍還是關監獄。你問問你的法律顧問,這樣是不是違法?”

  陷阱無用,反复查去,果然是一九四八年古耕虞就到了香港,沒見證明他回過大陸,而一個兄弟在美國,長男長女在美讀書,另兩個儿子与老母、妻子都在香港,甚至查了古耕虞是不是律師。這也自然無用。杜魯門無奈,只好宣布解凍,卻提出個條件:必須把豬鬃优先賣給美國政府。殊不知這正合了我國与古耕虞的希望。

  古耕虞為國戰胜了杜魯門!

               鄧小平的重視

  一九七九年一月,鄧小平以全國政協主席的身分,邀請民建、工商聯的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周叔韜、古耕虞五位領導人座談有關國際貿易与發揮工商界作用問題。因為時間緊迫,古耕虞只好請儿子与儿媳連夜為他寫了兩份內容充實的書面建議,并在會上作了積极的發言,在談到調動積极性問題時,古耕虞表示不相信當時有人所說的“戴著帽子也能發揮積极性”,他說:

  “當時所謂心有余悸,實在不是余悸,而是十足地悸。干部和工商業者,即使住在一條胡同時,上下班見面,雙方都繞著走;學徒工知道某人有本事,想向他學點什么,也只敢背后叫師傅,當面必須直呼其名,否則就沒有和資本家划清界限。在這种情況下,工商業者即使十分愿意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也沒有條件。這等于頭上頂著一塊磨盤走路,想走是走不快的!”

  鄧小平很重視古耕虞的意見,并提出了具体方案,肯定了資本家建國以來的積极作用,正式行文,摘了“帽子”。以后不斷鼓勵古耕虞多為開放后的商業謀划,古耕虞也積极地做了不少工作,或寫文章或書面口頭地向有關部門与人員提出許多寶貴見解与建議,特別是國際貿易方面尤為重要。

  古耕虞是位不同凡響,值得敬重的大企業家,他的經歷是獨特的,經驗是寶貴的,值得我們。特別是經商者認真學習与借鑒。

  不起眼儿的豬鬃,了不起的古耕虞!
                          (肖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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