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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心如（一八九０—一九六九年），祖籍陝西成固，生于四川綿陽。名寶恕，號以行。一九一一年加入同盟會，不久，去日本留學。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在成都籌設中華民國聯合會四川分會，創辦《公論日報》。后往來于北京与上海之間，參与反袁世凱斗爭。一九一九年開始經商，任四川美丰銀行協理。一九二六年任經理。依靠劉湘主持，得以迅速發展。抗戰期間，自任重慶臨時參議會會長。建國后，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財經委員會委員，全國工商聯執委等。并參加了民主建國會。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于北京病故。 縣太爺的二公子 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 歷史的長河已經流到了十九世紀末葉，但仍然沖不掉蜀道的陡峭和崎嶇。然而，人們或為了謀生，或為了作官，盡管蜀道再險，也要去闖，去攀援。登劍閣，入劍門，人們絡繹不絕地走進了天府之國。 這天，秋末冬初，川蜀大地一片凄涼。一輛馬車載著康壽桐一家由陝入川。 康壽桐坐在車上，一邊吟詠著唐朝大詩人李白的《蜀道難》，一邊領略和觀賞著山川之險。 康壽桐祖祖輩輩都是清朝命官。他此次入川，是到彭山縣榮任縣太爺的。 康壽桐一家途經綿陽時，馬車上忽然響起嬰儿呱呱墮地的哭聲。女仆向康壽桐報喜，說道： “老爺，又添了個公子！” 康壽桐樂得合不攏嘴，心想： “既榮任縣令，又喜添貴子，真是稱心如意。此子就叫‘心如’吧！” 這個生在路上的縣太爺的二公子，就是未來的重慶金融巨頭康心如。 這一年，是公歷一八九０年 做為縣知事的二公子的康心如，無憂無慮地在縣太爺之家長大。 父母的遺傳以及家學的深厚与淵博，使康心如自幼聰穎，且才學過人。他耳聞目睹父親在封建王朝做官的种种經歷，便也非常自然地從小就十分仇視封建制度以及封建思想体系，而對西學東進中的新思想、新知識怀有一种天然的熱情与興趣。 据載，康心如從十一二歲起就開始閱讀涉獵新報，并從中獲取新思想。一九０六年，他十六歲時考入了成都的客籍中學堂。此間，他開始不斷地接受其長兄康心孚的思想引導。 當時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苦讀的康心孚不僅是康心如的大哥，他還是康心如的思想的啟蒙者。早年，康心孚在父親積极推崇維新變法思想的影響下，也成了維新派首領康有為、梁啟超“康梁變法”的積极追隨者。“康梁變法”最終失敗，使康心孚對封建王朝徹底失望。他于是怀著另辟他路拯救中國、收拾河山的決心、理想和一腔熱血，毅然東渡日本，在櫻花盛開的早稻田，找到了中國的希望。 康心如在日本加入了孫中山先生一九０五年創立的以“驅逐韃虜、恢复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綱領的中國同盟會，以新的民主思想同資主階級改良派進行尖銳的斗爭。 康心孚為拯救祖國、拯救民眾的事業而英勇奮斗的精神影響了康心如。此外，康心孚還在他們兄弟之間不斷往來的書信中，循循善誘地向康心如講述日本“明治維新”之后的變化以及腐敗的清政府必須推翻的道理。當時的康心如，對他遠在日本的大哥，簡直是怀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誠、崇拜和信仰。他從康心孚的信中所讀到的、听到的、看到的，全是他過去所不曾接触過的。而大哥在信中所勾描出的那幅世界發展的景象，同康心如身處的這一塊陳舊、古老、封閉、落后、凝滯以至令人窒息的大地，簡直有天壤之別。于是，康心孚在信中所宣傳的主義和真理就更令康心如這個涉世不深的青年人著了迷。 此間，康心如不僅大量接受了新思想，還身体力行地在四川大量散發康心孚從日本郵寄來的《民報》、《革命軍》這一類在日本的革命者創辦的宣傳民主革命的進步書刊。康心如在具体的革命實踐中，感到了他的自身价值的實現。 康心如在革命書籍的熏陶和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下，熱血沸騰，激情滿腔，并立志投身革命。他覺得与其在學堂中繼續接受舊知識，還不如干脆掙脫出來為革命做一些實際工作。 康心如是個行動性很強的的人。他說到做到，沒過多久，就毅然中途輟學，年僅十六歲便大膽地開設了“粹記書庄”。這可以看做康心如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自此，康心如徹底地從按部就班的舊學中掙脫了出來。 在長兄康心孚的支持和指導下，康心如的小書店除了經銷金石碑帖一類文化用品外，主要是推銷《民報》、《革命軍》、《黃帝魂》、《三十三年落花夢》這些宣傳民主革命思想的書刊以及可羅版畫冊等。 康心如經營的這家“粹記書庄”雖店面不大，但來此購書的人卻絡繹不絕，一時間在成都竟小成气候。十六歲的康心如也成為人們議論贊美的對象。 后來康心如回憶當年“粹記書庄”的經營，他覺得書店之所以生意好，是因為他出售的都是适銷對路的書籍。因當時的民眾對清王朝的統治已普遍失去了信心，但又無力改變，所以人們寄希望于從國外寄來的進步刊物，渴望從中尋找到救國救民的良方。在這种社會背景下，康心如經銷的進步書籍自然是滿足了大眾的需求，因之他的小小的獨此一家的“粹記書庄”才可能行銷一時，在書報市場中站穩腳跟，并因此而獲利不小。 此時的康心如對他個人未來的發展及前途的認識，盡管是模糊的、朦朧的，也不知道自己今后究竟會干什么，但他還是在書店的經營中，發現了自己對經商還是頗有興趣，而且是具有經濟頭腦、嗅覺和眼光的。同時他還堅信他自己是能干好這一行的。但這些在當時不過是一時的興趣而已，因為無論在民眾的心目中，還是在大哥康心孚那些進步知識分子的心目中，唯此為大的還是政治的維新、民主的革命、民族的覺醒。這才是最最首要的。第一性的。所以康心如在十六歲的時候，并沒有選擇沿著“粹記書庄”的路走下去，而是以熱血男儿的姿態，全力投入了他最關注也最熱心的革命運動中。 東渡扶桑 民不聊生，何以經商，于是沒過多久，康心如關掉了他的“粹記書庄”，离開四川，到他向往的革命思想中心上海去了。 康心如第一次离開生他養他的家鄉，第一次离開了他年邁的父親和親人們。 一九一一年春，由上海開往日本的輪船上，一個個頭不高、戴著近視眼鏡的青年在甲板上，穿過茫茫的藍色大海，向故國回首。 命運的船把這個青年從遙遠的川蜀大地，送往島國日本，并由那里開始他探求人生的漫漫之旅。 這個站在甲板上被海風吹亂頭發的青年就是康心如。船舷上有翻飛的鷗鳥。水天一色中，輪船不時發出沉悶的鳴笛。祖國的大陸已看不見了，上海港也已看不見，而四川成都更是看不見了。 康心如此次東渡日本，正是在重复他長兄康心孚的經歷。他們同樣操著一口川腔從上海港起程，同樣站在甲板上望著遼闊的大海感慨万千，他們同樣怀著濟世救國的宏偉抱負而到了日’本，也是同樣就讀于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專科。不同的是康山如比他的大哥晚几年，不同的是，因康心如所走的是他所崇拜的大哥的同一條求學、革命、救國的道路，所以他的心情也就更為激動。他覺得，由此他的生活將開始揭開嶄新的一頁。 在康心如赴日本讀書之前，他已在上海停留了一段時間。對于一個內陸省份的知識青年來說，上海無論在哪方面都使康心如大開眼界。大上海十里洋場，燈紅酒綠，但康心如并沒有被這些迷惑。在長兄革命思想的影響下，他格外關注的是上海的政治經濟狀態以及民主文化思想。后來，在康心孚的介紹下，康心如在上海很快也加入了中國同盟會，并決心為宣傳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做一些實際的工作。 為了儲存和培養革命的后備力量，康心孚認為，心如還應首先到日本去深造，唯有在日本才可能更了解外面的世界，對探尋救國之路才會有更深刻的認識。于是在大哥的幫助下，康心如遠涉重洋。他信任長兄的安排，甚至這种信任是帶有某种盲目性的。 在日本留學期間，康心如以一种深沉的民族責任感，潛心研究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理論，特別是日本這個國家自“明治維新”之后的發展和變化。此間，日本國土上美麗的富士山和漫山遍野的爛漫的櫻花，沒有能吸引他。他倒是在對日本政治經濟的考察中，被“明治維新”后發展起來的三菱、三井那些大壟斷資本集團經營的宏偉成就所深深地震撼著。康心如對此惊羡不已，他認為這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复興的開始。而這同樣也是使中國國富民強的出路。康心如對三菱、三井式的經營方式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十分向往這种經濟事業。強烈的震撼和撞擊只能使康心如更加慨歎中國的無望，自然也使他更加決心改變中國的封建与落后。 此時的康心如還沒有意識到他對于人生的真正追求和渴望，也不會想到日后他正是以三菱、三井為模式，把他的美丰也經營成了一個巨大的美丰資本集團。 美丰銀行离不開康心如 歸國后，康心如曾到北京暫住。 一九二一年，康心如的四川老鄉、重慶大鹽商鄧芝如來到北京，并住在康心如的家中。因鄧芝如的父親曾在四川當過候補道，和康心如的父親換過帖，有深交，所以兩家成為世交，多年來素有交往。与鄧芝如一道來京的，還有曾在重慶“天順祥票號”當過上街（營業主任）的陳達璋。他們此行的意圖，就是想通過京城的活動，為鄧芝如爭到中美合資的中華懋業銀行重慶分行經理的職位。 鄧芝如來到康家，顯得雄心勃勃，興奮异常。他大談唯有同洋人合作干點什么，生意上才會有更大的發展，并譏諷康心如一輩知識分子是書呆子，百無一用，不會活著。當時的鄧芝如對書生气十足的康心如可以說是毫無戒心的。 鄧芝如專程跑到京城尋求洋人作生意伙伴，這在當時的民族工商界，是非常時髦的一种做法。其背景在于侵華的各帝國主義國家与中國政府簽訂的各种不平等條約，為外國人在中國發財提供了各种优越的條件，于是一時間“洋務運動”波瀾壯闊，連遙遠內陸的鄉紳商董鄧芝如這樣的人，也不愿錯過与洋人結合的机會。 鄧芝如腰纏万貫，他不信用金錢就活動不出一個合資銀行的經理來。他此行北京是抱著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的。他一進京便找到了四川聚興誠銀行分行的經理張熙午，并托付在銀行業人頭熟、交往廣的張熙午為之上下通融，左右活動。 康心如在鄧芝如北京活動的過程中，開始對國內銀行業的狀態有了一定的了解，加之他對金融這一行當有興趣，便也積极為鄧芝如出主意、想辦法。 其間，為鄧芝如疏通活動的張熙午找到康心如，因張熙午也是四川老鄉，他們在北京也素有交往，所以張熙午有些事情愿先同康心如商量。這天，張熙午告知康心如，他得知上海美丰銀行的總經理、美國人雷文（Frank．Jd．Raven）的代表麥利已抵達北京。而麥利此行的目的是來京籌募中方股款，并准備在直隸省（今河北省）開設美丰分行。張熙午認為這是個机會，何不乘机動員鄧芝如与麥利會面，商討在重慶設立美丰分行之事。只要鄧芝如有誠意，就不愁在重慶籌不到華股。這樣，一既能創辦一家新的合資銀行，鄧芝如又能順理成章地撈到經理一職，何樂而不為呢？于是張熙午希望康心如能從中積极動員鄧芝如以促成此事。 康心如在張照午的托付和督促下，開始為促成重慶建行一事而鼎力從中斡旋。這其中固然有同鄉的情誼在，但也有康心如想在金融業謀到一個飯碗的小算盤。 康心如發現，隨著國內局勢的變化，大多數進步知識分子奮力追求的革命事業屢遭挫敗，“知識救國”的聲浪終于平息了下來，而代之以浪奔潮涌的“實業救國”。即是說，革命者終于認識到了只有經濟繁榮，才可能國富民強，才可能談到自由、平等与民主，也才可能真正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另外，帝國主義侵略所帶來的西方資本的投入以及西方先進机器、先進技術、先進的經營管理方式的引進，使中國新式企業不斷興起，金融業迅猛發展。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不說，就連四川那樣的封閉內陸省份，金融業也日趨發達，并出現了中國銀行、浚川銀行和聚興誠、中和、富川等一類的新式銀行。由此，康心如料定，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金融業是大大有利可圖的，而他過去在日本留學時所仰慕的三井、三菱那些大財團的發展，也是同金融業的發達緊密相聯的。 在此基礎上，康心如對中國金融業的態勢也做了深入的調研与分析。他看到，國中純粹民營發展起來的銀行是很有局限的。單就這些銀行不可能像國營銀行那樣擁有合法的“發鈔權”這一點，就几乎使他們完全喪失了其發展的可能性。就是在四川乃至全國都頗具信譽的聚興誠銀行，盡管采取各种辦法，千方百計地在北京活動，且打通了很多關節，要求政府准許他們發行鈔票，最后也終于失敗。于是這些銀行錢庄，只能發行些“執照”在市場上流通，以彌補市場的籌碼不足。生意做得平平，不可能有大的進展。而与洋人合資的銀行就大不同了。這一類銀行雖無“發鈔權”，但因是直接向外國政府注冊，便無須同本國政府打交道。這樣便有權暢通無阻地在國內發行兌換券。如遇麻煩，還可以受到外國領事館保護。這一發展前景，已在當時中國開設的中美合資中華懋業銀行、中日合資匯業銀行以及中法合資實業銀行那里得到了初步證明。應當說，這一類銀行的發展是倚仗著洋人的侵華特權而實現的，而擁有這樣的護身符，又是國中大大小小的商人實業家們所求之不得的。 這就是為什么要极力促成四川美丰銀行建立的全部原因。康心如堅信，建行之后，單是“美丰券”的發行，就能夠一紙風行，一本万利，這樣的賺錢發財机會是決不該錯過的。 于是康心如開始竭力勸說鄧芝如不要再在懋業銀行那里費功夫，而是与上海美丰銀行的美國人雷文聯袂。他鄧芝如手中握有大量的金錢，又何愁找不到一個可以賺大利的并愿意与之合作的美國財團呢？康心如拿出他宣傳革命思想時那三寸不爛之舌，掰開揉碎地對鄧芝如游說美丰的好處，并為鄧描繪了一個他与雷文合作后的燦爛前景，并將他對國中所有金融業的局勢以及未來的發展前景講給鄧芝如，包括“美丰券”的大有可圖。最后，鄧芝如終于敵不過康心如的誘勸，同意与已在北京的雷文的代表麥利見面。 在麥利与鄧芝如的數度商談之后，對于可否在重慶建立四川美丰分行一事終于有了些眉目。經多方聯系，未來建行時華股一方也已初步形成。事實上真正推動這場商談并使建行一事粗具規模的，不是麥利，不是鄧芝如，而是他們之間的撮合人康心如。康心如做為美方与中方的中間人，總能在雙方討价還价的談判中因勢利導，曉以利害，并引導雙方都能充分看到合作之后將為雙方帶來的巨大利益。 康心如之所以采取如此積极的態度，全力投入美丰銀行的籌謀与策划中，是因為他已看清這确實是一個机會，一個他棄政從商的難得的好机會。而唯有美丰成功他才會成功，他同美丰綁在了一個戰車上，已別無選擇。 當麥利与鄧芝如在北京將建行的一切有關事宜談妥，只需最后定局時，康心如便敦促麥利向上海發去了電報，請雷文即刻赴京，對建行一事做最后的裁決。 康心如并沒有想到雷文會成為他未來發展中的舉足輕重的人物，但在了解了雷文的經濟實力之后，康心如确實受到了啟發。雷文財團使他想到日本的三井、三菱財團。康心如認為他倘真的決定棄政從商，那么雷文財團、三井、三菱財團就是他奮斗的目標。他欣賞雷文的經濟戰略。 康心如能在雷文那里獲得認同，應當說是与他當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專科分不開的。當時日本的發展不僅使康心如震動，而且在研究了日本明治維新成敗的經驗中，康心如又獲得了一种全球性的經濟眼光。從此他知道世界了解世界并愿意接受世界上的一切嶄新的成果，他對政治失去了興趣，而同一大批知識分子一樣將眼光轉向了“實業救國”。發展實業的一個最基本原則，即是要堅決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与管理經驗，堅決抵制封建的閉關自守又盲目自大的小農式的或是作坊式的經濟体制与觀念，這就使康心如他們這批西化的產業家們与鄉紳商董式的買賣人們區分了開來。 在這樣的一种思想契會中，康心如与雷文一拍即合，而雷文財團在當時的不斷擴張中，所急于尋求的合作伙伴，也正是康心如這一類具有開放思想和發展眼光的人才。 果然，雷文也欣賞康心如，認為人才難得。這就為日后康心如与雷文數年的默契合作，并始終得到雷文的欣賞和重用，打下了一個牢固的基礎。 在康心如的极力撮合下，雷文意外地找到了重慶方面的新的華股合作對象。在四川重慶建立美丰銀行這一舉措，原本不在雷文財團的發展規划中。于是，這個使雷文感到意外的成功也使雷文很惊喜。 一九二一年炎熱的夏天，雷文在接到麥利的電報后，迅速由上海赶到了北京，与鄧芝如、康心如等正式磋商在重慶投資創辦“四川美丰銀行”的具体事宜。 几經磋商，特別是在康心如左右逢源的勉力推動下，雙方終于達成協議，并于當年六月六日，在北京的美國公使館正式簽了中美合資的合同。 在創辦四川美丰銀行的一系列談判中，康心如均是以中介人的姿態出現的。他從始至終不卑不亢，不動聲色地百般斡旋。康心如一面積极同鄧芝如聯系重慶方面的華股投資，指出唯有躋身“洋務”才可求得發展；一面又和顏悅色敦促美方對合資項目早下決斷。最終以自己的學識、教養、眼光、觀念以及才”能智慧，將雙方在投資以及在日后管理、發展等方面的分歧迅速歸攏到一條軌道上。 康心如的這一番苦心奮斗的結果是，他成功地推銷了他自己。建行的事情敲定后，康心如不僅獲得了中方同鄉鄧芝如一方的信任与折服，也同時獲得了美國雷文方面的信任和賞識。 于是，雙方在提出組閣名單時，都不約而同地也是真心地邀請康心如出任這個新建銀行的協理，并一致認為，四川美丰銀行要想搞好，是离不開康心如這一員干將的。 一九二二年二月，四川美丰銀行按照美國銀行法的規定以“美商四川東方銀行”（The American Oriental Bank ifShechuen）的名義向美國康涅狄格州正式注冊。而當時能夠在國外注冊的銀行，就比純粹華資銀行在很多方面享有优惠的政策。四川美丰銀行的資本額原訂為一百万美金，后又定為國幣銀元二十五万。其中美資占百分之五十二，華資占百分之四十八。美方擁有的股份优于中方。 銀行總行設在四川重慶市的新街口，經營商業銀行的一切業務并發行兌換券。 在經過了慎密的磋商及協調后，确立了四川美丰銀行首任董事會成員。董事會共由五人組成，其中美方三人，分別為雷文、赫爾德、白東茂，赫爾德和白東茂均為雷文的貿易合作伙伴。中方董事兩人，均為重慶商賈，他們是胡汝航和周云浦。董事會下設總經理一人，經理一人，協理二人。總經理自然是由雷文直接擔任，赫爾德為經理，協理則由中方的鄧芝如、、康心如擔任。另設一名營業主任由鄧芝如親信陳達漳擔任，此人曾在天順祥票號當過營業主任，多少有些內行，又有鄧芝如的鼎力舉荐，雙方便也認可。 在四川美丰銀行的籌辦過程中，康心如充分顯示了他的才華，但是當雷文及鄧芝如中美雙立的代表都希望康心如出來做協理時，康心如盡管心中暗喜，但還是撐持著知識分子的架子婉言拒絕。 其難言之苦在于家境的窘困，使康心如确實拿不出錢來入股，因此也就不好違反規定，不入股就任協理。雷文和鄧芝如對康心如的推脫都感到很遺憾，甚至很失望，因為他們都知道，倘沒有康心如那樣的才子從中協理的話，美丰銀行就肯定辦不好，更不要說發展。足見康心如已經使自己站到了主角的位置上，使自己成了美丰不可或缺的人物了。 其實雷文早就看出美丰如只依靠有錢人鄧芝如、陳達璋等輩是決然搞不好的。 鄧芝如盡管极富資財，但他過去從未出過國門，是個极閉關自守的舊式商人；而他手下的干將陳達璋所謂的經驗也是舊票號的，跟這种合資的西式銀行業務根本不搭界。所以，雷文把四川美丰銀行的希望是全然寄托在中方的康心如身上了。 而中方的鄧芝如其實更不愿因康心如的無錢入股就將他舍棄。因為他也清楚，要想躋身洋務，整天同洋人打交道，就必得康心如這么一個真正內行的幫手。應當說，如果不是康心如，鄧芝如是謀不到這個合資銀行經理的位置的；而接下去，如果沒有康心如從經營上協理，他拿出錢買到的這個位置肯定還會得而复失。因此，比起雷文來，也許鄧芝如更离不開康心如，更迫切地希望康心如能留在銀行任職。 一方無錢入股，一方又迫切需要，就在這進退、舍取的兩難之中，自認沒有“洋務”經驗的鄧芝如，又一次誠心邀約康心如与之一道回四川重慶，共謀美丰發展大業。為了使康心如擔任協理，鄧芝如借給他一万二千元股本，使他取得股東資格，并順理成章地就任了四川美丰銀行協理一職。 鄧芝如的此番義舉，對于身處漂泊落魄之中，急需謀得職業的窮文人康心如來說，不啻是有著知遇之恩的。盡管是借，但在當時能拿出一万二千元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夠做到的。有了這筆借款，也才有了協理的位置，有了康心如日后在金融界發展的可能性。 所以康心如在接受這筆借款時也很感動，他認為這筆錢不僅使他擺脫了近年來一籌莫展的困境，甚至也是對他一直養不活的一家大小的一個救助。康心如發誓，滴水之恩，他必得涌泉相報。 美丰銀行人員由于康心如出任協理而皆大歡喜。 從此康心如正式踏入商界大門，他畢生為之奮斗，再沒有改過行。 左右為難的協理 從籌划開始，前后經過一年的時間，四川美丰銀行終于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于重慶正式開業。 四月的重慶，早已到處是春意。迷迷蒙蒙的云霧遮掩著古老而美麗的山城。城腳下的江水清亮透徹，無聲環城而去，給這個三面環江、形如半島、依山而建的古城，平添了很多嫵媚。 重慶之所以自古為城，是因為它的地理位置极端重要，它不僅處在長江与嘉陵江的匯合處，而且是在成渝、川黔、川陝几條主要通道的交點上，所以它自古就是長江上游經濟、交通、文化的中心城市。而就在這蔥蔥郁郁的早春中，設在古城重慶的四川美丰銀行，在一片吹吹打打之中終于開業了。 這家中美合資銀行隆重開業，成了重慶工商界以及民眾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加之美丰銀行華股方面在山城的財政勢力，就更使銀行的開業成了轟動四川乃至全國的一件要聞。 開業那天，重慶方面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各路政府要員及各界社會名流、遺老遺少，無不前來拱手慶賀。新街口一帶，几乎一天鞭炮聲未停。吹吹打打的樂隊也始終樂聲長鳴地站在銀行大門的兩側伺候。圍觀的群眾成百上千，而出出入入的西裝革履、金發碧眼的美國人与儒雅翩翩、長袍馬褂的中國人混雜在一起，熙熙攘攘，笑逐顏開。酒杯不斷碰響，真是一派繁榮昌盛開業大吉的景象。盡管洋人与中國人之間根本無法用語言溝通，但雙方目光的交流就足以使這一開業的典禮增色添彩了。 四川美丰銀行開業的排場對于一向宁靜的山城來說，可謂浩大空前。如此的排場自然也就耗資巨大，但銀行的中美雙方都認為這樣的場面是必要的，唯此浩大才可預示未來美丰銀行的發展也是浩大的，是前途無量的。 為了操練這樣一場華而不實的開業鬧劇，康心如自然也是費了心思的。他絞盡腦汁，精心策划，縝密安排，并親自登門將重慶從政府到美國駐渝領事館的要人以及重慶的鄉紳父老盡數請來。 就在人們沉醉在這种豪華的場面之中時，其實唯有康心如憂心忡忡。他所焦慮的，是開業后的四川美丰銀行能不能將業務順利地開展起來。這才是最最本質也是最最關鍵的，這也是銀行內部中美雙方主事人員中唯有康心如最為關切的問題。 康心如一直認為，他取得這個協理的位置，決不單單為了日后為自己撈一點小錢。他覺得倘若那樣耿耿于蠅頭小利，那就太沒出息了。他想，他既然已涉足于金融界，就應當扎扎實實地大干一場，干出點名堂，干出個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來；而協理，便是他通向未來宏偉抱負的階梯。于是，康心如更不敢有一絲的疏忽，也不能像雷文那般超脫，像鄧芝如那般我行我素做甩手掌柜的。在某种意義上，美丰未來的成敗与興衰，事實上就是握在他康心如的手中了，那么他又怎么可以掉以輕心呢？ 康心如到底算是一個精明之人，他的思維使他對自身的行為始終保持了一份難得的清醒。自美丰銀行的創建進入籌備策划之時，康心如就已將他的四弟康心遠及林少谷、賀友梅等三人派到了上海美丰銀行見習業務。此后不久，康心如又專程從北京到上海，為即將開業的四川美丰銀行招攬人才。他親自物色挑選，最后聘到了几位對業務十分熟悉的專業人員，攜他們一道乘輪船回到了重慶。康心如知道最終那些場面上的風風光光什么都不是，而這些對業務精通的專業人員才是美丰銀行的真正棟梁。 開業伊始，身為美丰銀行協理的康心如便自知他任重而道遠。實踐證明，像鄧芝如那樣的舊式商人及舊式的陳達灣是完全不可以依靠的。無論遇到什么樣的問題康心如在他們那里都得不到任何幫助。而對于出任經理的美方代表赫爾德，康心如也极不了解，以至于基本上不能合作。一切都處在探索的階段，因為几乎所有的行內職員對經營這樣一個合資的銀行都是沒有經驗的。 沒有經驗，可以探索、積累，但中美雙方人員之間愈演愈烈的矛盾，卻几乎把這個剛剛開業且未站穩腳跟的銀行斷送了。 銀行開業經營的一年中，盡管康心如苦心籌划，費盡心机，請來業務骨干，開展多种業務，美丰竟然不僅沒有營利，而且還虧損了三千多元。這可以說是美丰建行之后的一個污點。這一虧損的事實，使美丰銀行上下都感到了某种壓力。出師不利使人們神情沮喪，且相互指責，推諉責任。中美雙方的經理、協理人員及雙方的職員更是劍拔弩張。銀行的經營現狀与開張那天浩大的慶賀場面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這一事實不僅成為當時報界感興趣的話題，也成了專等著看美丰銀行笑話的那些人茶余飯后調侃的談資。美丰行在一年之間大起大落，真是誰也不知該怎樣扭轉敗局，或是該怎樣收場。 就單單虧損一事就很令人苦惱掃興了，而偏偏康心如又被攪在中美雙方特別是赫爾德与鄧芝如之間的爭斗中，弄得心力交瘁，焦頭爛額。盡管他在這尖銳激烈的矛盾中，极盡斡旋之能事，但依然不能使雙方的矛盾有一絲的緩解。而美丰銀行的業務不能很好地開展，并一天天走著下坡路，事實上就是一年來內部永無休止的爭斗造成的。其實，康心如對中美雙方定然會產生矛盾這一點，是早有預料的。他清楚鄧芝如那一類長期形成了固執封閉死板的觀念的中國人，同赫爾德那种過于驕橫跋扈、對中國人十分歧視的美國人是根本不可能和諧的。他們的性格使他們不能成為合作的伙伴，更不要說成為好搭檔。有鑒于此，康心如便只能更加平和，更加不咄咄逼人，而是以和事佬儿的姿態出現，從中千方百計地抹平，彌合。康心如始終在做著這种協調。他原以為，中美雙方的矛盾有他在中間調解，不致激化到水火不相容的你死我活的地步。 但事与愿違。一年中，雙方都沒有在康心如的力勸之下，有稍稍收斂的跡象，以致最終發展到鄧芝如動不動就臉紅脖子粗地跑到康心如的工作間里拍桌子打板凳，操著純正的四川高腔，大罵美國人盛气凌人、專橫跋扈，把翻譯叫“西崽”，拿中國人不當人。鄧芝如一向脾气火暴，不容分說。他聲稱他再不能忍受美國佬儿的歧視与侮辱，他不再受洋人的气了。他要求康心如也站出來，与他結成聯盟，堅決同洋人斗爭到底。 但又出人意料，在這場中美的激烈搏斗中，使鄧芝如万分失望的是身為中國人的康心如竟沒有應和他，沒有表示出中國人應有的慷慨和義憤，沒有堅決站在他一方，而依然往來于他和美國人之間，充當調解人的角色。這使鄧芝如大為光火。他進而對康心如也產生了怨恨。他于是又聯想到是他借給康心如一万二千元的股金，才讓他當上這個協理的，他是有恩于康心如的，而這個康心如在這關鍵的時刻竟然不支持他。既然他們個人的關系已出現了這种無法彌補的裂痕，鄧芝如就更是不管不顧，一意孤行，變本加厲地同洋人打，再也听不進康心如的任何勸誡了。 自然，康心如作為一個中國人，是應有中國人的气節和尊嚴的。但作為一個想成就一番事業的銀行協理，他也是自有他的一分考慮的。他認為矛盾之所以鬧到如此地步，以至于美丰的業務每況愈下，毛病就出在鄧芝如和赫爾德身上。實在是康心如對鄧芝如這樣的人看得很透。因為看得透，他才采取了這樣一個中立的乃至于暖昧的立場。憑著他對鄧芝如個人性格的了解，他推論倘他康心如也參加進去，火上澆油，慫恿鄧芝如一日三餐地同美國人鬧下去，那么美丰就唯有一條出路，那就是被搞垮；而這一結局，恰恰是康心如決不容許的。久而久之，康心如對鄧芝如几乎天天同洋人爭吵越來越反感，特別是鄧芝如最后發展到在股東會上散發他專門印制的傳單，對美方人員進行惡毒的抨擊，更使康心如不能理解。 他一向認為，与洋人合作搞生意，有利自然也有弊，而且世間的事情就是這樣的，人所面臨的永遠都是正負的兩极。 在當時的國情下，躋身洋務必然有大的發展；但在与洋人的朝夕相處中，也難免會產生由于种族、觀念，乃至生活習慣的不同而導致的矛盾与隔閡，甚至要遇到不平等的歧視与侮辱。個人的尊嚴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事業發展下去。只有事業有成，人才能更有尊嚴。這本是非常簡單的辯證法，但鄧芝如一類人卻不能理解。 另外，康心如對鄧芝如關于赫爾德不錄用他的職員的微詞也不敢苟同，因之他也不可能在此問題上站在鄧芝如一方。康心如認為在美丰這种合資銀行中錄用的職員，一定是要在知識結构上盡可能學貫中西的、有著新思想新觀念的人。而一年來，鄧芝如所推荐的人選，則大多數是与鄧芝如有各种關系的舊式商人、封建官吏一類。這些人既非業務內行，又觀念陳舊、思想保守，僅英美式會計方式這一條就弄得他們暈頭轉向，所以赫爾德堅決不予錄用。康心如在這個問題上其實是站在赫爾德一邊的。他認為赫爾德為美丰銀行的發展計，這樣做是有道理的；而他康心如本人，對這樣一批無用之人也是相當反感的，他甚至視這些人為美丰銀行日后發展的阻力。這并不是康心如崇洋媚外，而是体現了他以大局為重、出以公心的原則性。 當然，康心如對美方人員，特別是對經理赫爾德也是有看法的。他認為赫爾德在個人的品質乃至合作的誠意上，确也不是一個盡如人意的合作伙伴。而鄧芝如指出的美方人員飛揚跋扈的現象也的确很嚴重。他們竟可以依仗權勢，任意要華人同事為之端茶倒水，隨意使喚，似乎中國同事是他們雇來的奴仆。而這一切，都是同赫爾德的那种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視觀念分不開的，因此這种不平等也几乎是不可改變的。加之美方人員与中方人員之間的薪金收入又懸殊太大，這也就更加劇了雙方之間的敵對意識和合作危机。 而這一切所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美丰銀行的勢頭大跌。這時的美丰銀行就像是坐在火山口上，危机四伏，隨時都有徹底崩潰的危險。此時的康心如，也已無回天之力。美丰銀行的生死存亡，已不知掌握在誰的手中了。 面對美丰銀行剛剛開業一年就遭如此慘敗的爛攤子，康心如很傷心，看來他想在金融界大干一場的愿望是難以實現了。与此同時，當康心如反省自我，反省兩年來他在金融界一步步走過來的道路時，感到惊奇的是，自己的性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的康心如無論如何已同那個血气方剛的剛剛參加同盟會時的康心如判若兩人了。 因為他要每日里平息那位吵個不停的鄧芝如，他自己便反而變得沒脾气了，心平气和了，沒有鋒芒了，甚至圓熟了，狡猾了，有城府了。但是康心如覺得，他這种脾气秉性的變化，倒不是一件坏事。在一個到處充滿了算計、陰謀乃至陷阱的社會中，硬碰硬是碰不出前景的。你唯有也同樣擁有算計和陰謀，為他人設置陷阱，否則你就根本無法在社會上立足。這就叫謀生的韜略。康心如看得很清楚。 表面上看，康心如是得罪了那個有恩于他的鄧芝如，但從本質上看，康心如并沒有害他，而是為了成全他，成全美丰銀行。康心如當然也极不愿意讓康、鄧兩家的世交乃至他們多年建立起來的友誼毀于一旦，康心如之所以始終堅持中立的立場，是因為他更不愿美丰銀行毀在這尖銳而激烈的搏斗中。康心如眼看著越發蠻橫不講理的鄧芝如一天天像斗雞般四處出擊，又一天天像熱鍋上的螞蟻似地惶惶不可終日，很香鄧芝如惋惜。他認為倘鄧芝如日后真的失敗了，那他誰也不該怨，是他自己斷送了自己的前程。在某种意義上說，鄧芝如的悲劇是他性格上的悲劇。 康心如在一籌莫展之中退避三舍。他一來想暫時擺脫那個激烈的矛盾的旋渦，同時又想在總經理雷文最后不得不出山收拾殘局之前，認真地捋一捋美丰銀行遭此慘敗的原因。 美丰券發行的成功和風浪 雷文自一九二三年春抵達重慶調整四川美丰銀行班子以來，就開始精心物色美丰銀行新經理的人選。几個月過去，至一九上三年九月，雷文終于將不得力的赫爾德從美丰銀行調走，改派一位叫鄂更斯的美國人赴渝，擔任四川美丰銀行的美方經理。雷文在鄂更斯到任之前，特別叮囑他上任后要“一切听從康協理的安排”，要鄂更斯在任上一定要与康心如密切合作。 雷文的這种安排，足見他這個以經營和發財為業的美國人對康心如的信任与支持。 對此，康心如也是心中雪亮的。他認為雷文盡管是個美國投机商人，但作為一個單純的人來說，他還是具有一定的修養与層次的，分得清好坏善惡，分得清人才与庸才。基于此，雷文才可能力排眾議，給了康心如如此之大的權力。康心如對雷文是怀有真正的知遇之恩的，他感謝雷文不僅賞識他的才華和智能，而且還能大刀闊斧地切實地在人事安排上，為康心如在銀行業的大展宏圖掃清道路。而恰恰是這一點，是他區區康心如徒有發展美丰事業之心，而又無力左右的。康心如覺得他踏入美丰大門，能遇到雷文這樣一個美國總裁，能在他最危難艱苦的時刻從遙遠的上海來扶助他一把，是他康心如的幸運。當然，康心如也知道，雷文之所以能如此重用他也是為了雷文自己的利益。 要將一番事業做成做好，搭檔的能否密切合作至關重要。這是自鄂更斯上任之后，康心如更加体味出的一种經驗。鄂更斯接受了雷文的面授机宜之后，康心如在美丰銀行施政的方針大略，及其他對業務開展的設想安排，總能夠毫無障礙地貫徹執行。康心如在這一段時間的美丰生涯中，可謂是得心應手，春風得意。 康心如把這也當做是雷文對他事業的支持。他一朝大權在握，自然也不能忘記要奮力回報雷文，而這一回報最核心的，便是要不辜負雷文的重托，迅速把美丰銀行虧損的局面扭轉過來。 康心如首先緊緊抓住美丰系合資銀行的种种有利條件加以充分利用，并在此基礎上不失時机地拼力擴展銀行業務。他利用銀行的美資關系，首先將當時重慶的海關、郵局以及各個洋行的匯兌業務牢牢地抓在手中；同時，他又竭力宣傳美丰銀行是重慶唯一一家可与美國各地直接通匯的銀行，利用世人崇洋的思想，使美丰銀行的匯兌收益猛增至六万二千余元。康心如將合資銀行的有利條件用足并有所開發，這就使美丰銀行充分顯示了它獨有的优越性。 在此基礎上，康心如又迎合了重慶商幫的市場習慣，開展了原先美丰銀行沒有的“比期存款”業務。美丰銀行出台的“比期存款”利息盡管比市面上低，但由于人們相信康心如“美丰有洋商資本，不會有風險”的大規模宣傳，便也紛紛來存款。因而美丰銀行所吸引的“比期存款”逐年上升，自一九二二年六十多万，很快增長到一九二四年的一百二十多万，兩年翻了一倍，開始向銀行注冊的美國政府交納所得稅。當時美丰銀行的業務可算是蒸蒸日上了。 自雷文一九二三年春天來重慶將美丰銀行中美雙方的管理人員重新調整后，美丰自當年起就扭虧為盈了。一九二三年僅純利就達一万一千元。到一九二四年更是勢頭看好，全年純利一下子猛增至七万元，股東們并開始分得股息紅息，人人對美丰銀行的未來充滿了信心。其間美方經理鄂更斯更是喜形于色，他不斷對沾沾自喜的股東們說： “此實康協理之功！此實康協理之功！” 其實不是鄂更斯說，股東們對康心如也是自有他們的看法的。就是在過去對康心如不滿意不放心的股東們，在拿到股息紅息之后，也自然折服康心如經營管理的才能。 康心如是不能小看的。這是北京來的在重慶地界上既沒有勢力又沒有根底的落魄文人康心如自己為自己掙出的一份面子，一份光榮。 美丰銀行由此轉机和發展，自然使康心如在重慶市的金融界初步建立了聲望。他不僅得到社會的承認，特別是還得到了重慶商幫的普遍認同。這一點對康心如很重要，這是使他日后能更加發展的非常重要的一段歲月。由此康心如建立了對人生的更加堅定的信心。他更加相信他自己，相信他個人的价值在奮斗中能夠得到證實。因為是剛剛起步，康心如這一段的人生成就就顯得格外輝煌了。 在如此燦爛的前景面前，康心如躊躇滿志，決心要在美丰銀行好好地大干一場。 使康心如乘風破浪、大振雄風的，是他成功地發行了美丰銀行的兌換券。 發行美丰券，可以說是康心如的夙愿。自四川美丰銀行籌建之時，他就對合資銀行是國外注冊，因此有權發行兌換券這一點极感興趣，并寄以厚望。他始終認為這是一紙風行、一本万利、大有可圖的事情，也是能夠壓倒大批民營商業銀行的地方。只是開業几年來，美丰銀行始終風風雨雨，內耗不盡，康心如几乎無暇顧及到他一直十分熱衷的美丰券的發行。如今風調雨順，情勢好轉，美丰銀行又是扭虧為盈，且逐年上升，妄想再獲得長足的發展，充裕營運資金，就不能只停留在銀行原有的業務上。此時，康心如認為時机到了，美丰券的發行已勢在必行。于是，康心如把注意力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美丰券發行的籌備与策划中。 康心如一向是個審慎的且計划周密的人。自他在美丰銀行掌有實權以來，他每開發一項業務，總要先從調查社會、市場行情以及商幫心理入手，分析自身的优劣短長，預測未來的市場效應。在對每一步都做出詳盡的分析之后，才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方案來。這一次也是一樣。康心如盡管對美丰券的發行与成功已胜利在握，但他還是對美丰券發行的諸多背景進行認真的分析与考查，以保障發行工作万無一失。 經過調查，康心如發現，當時四川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大中銀行等都先后發行過兌換券，但后來都因不能兌換而跌至三折，損失慘重。而聚興城一類的新式銀行，也發行過類似兌換券的“無息存單”，但最后也因發現了市場上流行的偽造存單而不得不宣告收銷。鑒于這种种失敗，康心如吸取教訓，并在此背景上，對發行美丰兌換券的前景利弊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与估計。康心如覺得，因美丰是合資銀行，在外國注冊，加上外資在國內享有种种特權，這就首先保護了美丰券發行時的權益，并确實能有強大而雄厚的外資做后盾。這是得天獨厚的便利因素。另外，當時中國，制造假鈔票、偽造兌換券的事件屢屢發生，這不僅嚴重地損害了銀行的利益，而且也在購券者的心理上造成了一种嚴重的恐懼感，以至于到了人心惶惶的境地，大家都視認購兌換券為禁區，輕易不敢問津。而美丰銀行的最有利處在于美丰的兌換券是專門在美國印制的，這樣，無論中國境內的偽造技術多么逼真先進，以假亂真，終究對美國的印刷技術無伎可施，這就自然消除了購買美丰券顧客的恐懼心理。 基于此，康心如首先為美丰券的發行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宣傳措施，由此足見當時的康心如就有著非常濃厚的廣告意識，并對种种促銷的手段有著他深入的思考和認識。為了美丰券的發行能首戰告捷，康心如組織力量不惜工本地在各种場合宣傳美丰券的优越和美丰券的獨到之處。這樣，便迎合了社會上一些人的“崇洋思想”和迷信“洋資本”的心理，將美丰券描繪得更加“信用可靠”，“万無一失”，非常成功地使很多原本對美丰券有疑慮的人不再動搖。 在這個巨大的宣傳攻勢中，一個极富煽動性的蠱惑便是康心如故弄玄虛地為美丰券編造了一個戲劇性的廣告故事。那故事不脛而走，一時間在重慶地面上流傳得沸沸揚揚。据說，有一次重慶的白理洋行失了大火，火勢浩大，舖天蓋地，結果將洋行的所有財產焚燒殆盡，甚至連保險柜里的几千元美丰券都燒成了灰。但恰好所余部分還能認得出號碼，結果美丰銀行還是將此券兌了現。于是，“美丰券燒成灰也能兌現”的說法，像活廣告似地在重慶乃至全省傳開了。人們顧不上追問、印證這傳言的真偽，而是盲目地順著康心如所精心設計的廣告圈套陷了進去，而且更加堅信美丰券的信用可靠、保值保險了。 伴隨著宣傳，美丰券發行后，即刻在市面上流行走俏。特別是在當時市面上現銀枯竭的情況下，一切票券兌換銀元（俗稱洋錢）都要補水（俗稱洋水），即要用超出相應面值的票券才可換得相應現銀。但由于美丰券有信用且又有所謂外國資本做靠山，用美丰券兌換現洋居然一律不補水，一比一，這就更進一步抬高了美丰券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 美丰券發行的勢頭看好，還有另一個原因，即當時同屬西南的貴州、云南一帶，做鴉片大煙生意的商販极多。這些出沒于黑道上的鴉片販子，都需要大量的銀元。但前往云南、貴州鴉片生產地的沿途，又常有土匪打劫，于是攜帶現洋便既笨重又危險，并常因土匪的圖財害命而暴尸荒野。為了安全保險，當時的大煙販子們便紛紛爭購美丰券，這樣不僅保值保險，攜帶方便，還可以避免土匪的打劫。就是這一批人所從事的黑道上的特殊買賣，一下子就把美丰券的銷售哄抬起來。 基于以上主客觀原因以及康心如的精心策划，美丰券炙手可熱，很快成了云南、貴州、四川等西南一帶主要交易媒介。 美丰券發行的最高額曾達到一百五十万元，大大充裕了美丰銀行的營運資金，使美丰銀行的經營更上了一層樓。 對于美丰券的發行，康心如曾有過一段极誠懇的肺腑之言，他說：“平心而論，帝國主義、土匪、鴉片煙和洋水，對美丰券的發行是幫了大忙的。” 康心如除了有審慎從事的一面，又有他性格中銳意進取的一面。只要他認為時机成熟，便總是會大刀闊斧地拓展事業。當康心如看出美丰券的發行确實有利可圖，他便放開步子，繼續有效地擴大發行。 為此，康如又精心策划了一個切實可行的而且是安全可靠的美丰券發行网絡，以一种盟主的但又是平等的姿態審慎地選擇了大生、金盛昌以及恒泰丰三家錢庄為專點，領用并代銷美丰券，使美丰券的發行流通更加廣泛。 同時，也通過發行美丰券互惠互利，這樣，美丰銀行便与這三家錢庄建立了极為密切的業務關系。由此，美丰券在這個网絡中更是行銷一時。 但是，盡管如此，由于當時社會動亂，民心不安，特別是在政治環境十分混亂的情況下，美丰券也相應發生過几次擠兌風潮。 對此，康心如至死記憶猶新。轉眼間，人如潮涌般向美丰涌來，前推后擠地抓住銀行外的鐵欄杆，爭相要將美丰券兌換成現銀。 在這种緊急情況下，如果美丰實力不足且庫存短缺的話，美丰券肯定會馬上貶值，信譽掃地，重蹈前人覆轍。古語說，前車之覆，后車之鑒。所以康心如知道，面對擠兌風潮，他就是砸鍋賣鐵，折戟沉沙，也要保住美丰券、美丰行的信譽。他知道，對于他這种要在世面上混下去的人來說，信譽才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 使康心如得以順利渡過擠兌風潮的，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康心如平日維系下的那些曾幫助他渡過難關、化險為夷的金融界的朋友們。每逢擠兌風潮發生，康心如除了要動用美丰銀行的准備資金外，大生、金盛昌、恒泰丰等三家錢庄及總商會等便會鼎力相助，即刻把明晃晃的現洋運到美丰銀行內堆起，以顯示現洋的充足，使柜台外要求兌換的人們人心穩定。這樣便很快平息了擠兌，使美丰銀行平安渡過難關，也保住了美丰券的信譽。 由于康心如每每遇到擠兌風潮時，在困境中總有大生、金盛昌、恒泰丰這三家錢庄奮不顧身前來救駕，于是金融界流傳起一句戲言，即“康心如一气化三清”。“三清”是指這三家錢庄的經理李懋卿、楊怀卿、侯紹清，他們的名字中都有一個“清（卿）”字，且又都在康心如遭困身處厄運時，化為一气，為之排憂解難，幫助康心如渡過難關，轉危為安，故而才有“康心如一气化三清”之說。足見他們之間無論是交情還是業務上的往來，都是肝膽相照，以誠待人的。 康心如之所以在危難之時，能有如此不惜兩肋插刀的朋友拼力相助，應當說，這也与康心如平時寬和大度、善結人緣分不開的。 發財賺錢所需的狡詐和為人處世所需的善良，始終非常矛盾地并存于康心如的品性之中。康心如對此是有著极清醒的認識的。 康心如覺得，要想發財，就必須要有一些在人情上說不過去的手段，這是任何商人都不可避免的。倘不重利，何謂商人？但在發財的過程中，康心如又時時提醒自己要注意和反省自己做為人而不是做為商人的人性。特別是對那些与自己密切合作的貿易伙伴，康心如所奉行的從來是講求信用、互惠互利的原則，從不坑害他人，并始終要求自己不要陷入重利忘義的人性的深井中。 康心如之所以如此，還因為他的人生目的，始終不僅僅是賺錢發財。在康心如籌建、初創、拯救和發展美丰的苦心奮斗中，“實業救國”這個崇高目標，一直占据著他個人理想的最重要部分。 康心如也始終堅信，唯有民富，才能有國強。于是，他便更應當巧妙地運用外資，把民族的資本發展起來。 由于康心如的發財之道磊落光明，又時時事事与人為善，所以他所主管的美丰銀行盡管蒸蒸日上，技壓群雄，卻沒有遭到重慶金融界的反感。反之，他坦蕩友善的為人處世原則，倒使他贏得了金融界及工商實業界對他人格及才能的崇敬和欽佩。特別是對他每遇危難，總會有人万死不辭慷慨相助的事情更是推崇備至。因此，當時金融界人士們對康心如的評价是： “康心如平日處人對事，不燥不濕，善結人緣，故能化險為夷。” 這也算是中肯公允的評价了。 十三万現洋拯救美丰 一九二六年，北伐戰爭爆發了。這是康心如無論怎樣運籌帷幄、深謀遠慮也無法扭轉的大時局。北伐戰爭的爆發，使康心如重振美丰的夢想再度成為一枕黃粱。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約十万人，分三路浩浩蕩蕩從廣州出師北伐，革命的目標是推翻軍閥統治、驅逐帝國主義、收回外國租界。 這一次北伐聲勢浩大，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很快便席卷全國，四川境內反帝反封建的呼聲也越來越高漲。北伐軍出師告捷，軍閥武裝被紛紛擊潰，而呆在中國的外國洋人也都岌岌可危，惊恐万狀。惶惶不可終日。 這一切對于康心如來說，只能是自嗟命運的無常。康心如雖然從少年時代就投身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對革命真理熱愛而執著，但他目前作為一家中美合資的實業銀行的實權人物，對他曾經不惜拋頭顱洒熱血而追求的革命戰爭的爆發，卻有一种說不出的滋味。對于戰爭所導致的全國范圍內的動蕩不穩，康心如首先深怀一种恐懼。單就這動蕩本身，就足以對康心如的美丰造成巨大的威脅。何況，此次革命所打擊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帝國主義，就是洋人，這無疑就更加重了美丰銀行這個与帝國主義洋人的合股銀行的危机。面對這樣的危机，康心如是束手無策的。 康心如不反對革命，但在合資銀行供職并握有實權這一事實本身，就使他与革命拉開了距离，甚至分裂在兩個敵對的陣線上。康心如可以支持革命，但要他將自己付出心血的事業毀在他曾經熱烈追求過的大革命手中，這卻是做為在重慶金融界小有名气的實權人物康心如所決不情愿的。康心如非常矛盾，他的尷尬身分使他不能對革命表示鮮明的立場和態度。當然，康心如不會挺身而出，站在洋人的立場上反對革命，但也決不可能像年輕時那樣毫不猶豫地投身到大革命的滾滾洪流中去。 他密切注意革命發展的動向，審時度勢，以期在動蕩不安的形勢發展中，尋找自我保存的可能性。他只有一個愿望，那就是在戰爭中在動亂中保住美丰。 北伐戰爭卓有成效地打擊了封建統治，同時也無情地動搖了帝國主義侵華的勢力，動搖了他們侵占掠奪中華民族的基礎。于是各帝國主義國家為了保住他們將要失去的“天堂”，便開始瘋狂地、變本加厲地干涉中國的國民革命。特別是沿長江一帶的英帝國主義，更是喪心病狂地不斷制造事端，武裝挑釁。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英國太古公司的輪船在四川云陽長江中公然撞沉三只中國木船，致使數十名中國乘客落水死亡。當地部隊和百姓怒不可遏，當即扣留了太古公司在四川万縣的輪船。九月五日，窮凶极惡的英帝國主義党派出軍艦，重炮轟擊万縣。在英軍的炮轟下，打死打傷中國軍民近千人，焚毀民房、商店近千家。這就是中外著名的“万縣慘案”。 因為“万縣慘案”發生在四川境內，又距上游的重慶只有數百余里，就更激發了四川人民的反帝浪潮。全省上下，同仇敵愾。眼看著同胞遭殺戮，康心如心中也是悲憤异常。 “万縣慘案”的發生，以及慘案之后全國各地的工人罷工，各界人士紛紛舉行的集會抗議及游行示威，使各帝國主義國家更懾于中國人民的反帝聲威，終于開始紛紛撤僑。這是北伐戰爭的一大胜利。 一九二七年二月一，四川省境內的各國僑民也終于接到了撤僑通知，這是中國革命給予他們的最后通碟。于是洋人們紛紛卷起行李及其在中國掠奪的財物，灰溜溜地离開了天府之國。 美丰銀行的美方人員，也同時收到了撤离的命令。美國一方撤走了，美丰銀行怎么辦？ 一直与康心如配合默契的美方經理海翼德，在接到通知后也不得不离開重慶。撤离前，海翼德匆忙找到康心如，向他傳達了總經理雷文在美方撤离后對美丰銀行后事的處理。雷文的意見很無理，即：把銀行的所有現金、帳冊、文件等全部封于庫房內，然后他們將鑰匙帶走，待將來局勢平靜后，他們再回來整理，收拾殘局。 康心如一听就翻了。他對他一向尊重的雷文的這一決定非常不滿。康心如認為，這個決定的本質在于美國人要撤走，美丰銀行就得關閉，且不說這是對中國人的不尊重，他們連最基本的二十万華股也根本不予考慮，這實在令人無法接受了。他們封存了美丰行，也就是連二十万的華股以及后來的全部存款也一道封存了。 康心如憤怒已极，他認為這純粹是美國人气急敗坏、狗急跳牆的胡來。而如果按照美國人的決定辦，美國可以心安理得地逃之夭夭，那么最受損失的還是中國人。倘美丰銀行一旦關閉，大量散落在市面民間的美丰券將如何兌換？大量的銀行存款將如何支付？逃亡的美國倫儿可以不管這些，但是他康心如要管，要交代，要應付，要對得起中國的父老鄉親。 康心如當然不能讓美國人怎么說，他康心如就怎么做。 康心如在美國人緊鑼密鼓、慌忙准備逃亡的過程中，終于想出了唯一能挽救美丰的辦法，即以十三万現洋，將美股全部買下。 盡管在几天里湊齊十三万現洋并不是件輕易的事，但康心如出此下策實在是因為他再已無其他辦法來贖救美丰了。同時，康心如也看透了，美國人在狼狽与慌亂之中，只要能拿到十三万現洋，也就決不會再干涉美丰的死活了，況且他們對是不是真的能再回到中國來也确實是沒有把握的。 果然，康心如在提出他的想法后，雷文及海翼德即刻接受。美國一方已沒問題，那么接下來就要看康心如能否在美國人撤离之前那么短的時間里，籌集到這十三万元的華股了。這在兵慌馬亂中的重慶，要做到也是相當困難的。 為十三万元的華股，康心如真是絞盡腦汁。他知道唯有這筆錢弄到，美丰才有繼續存在下去的可能。想來想去，康心如認為要迅速籌全資金，只有依靠當時重慶擁有最大勢力的軍閥劉湘了。只有劉湘出馬，籌齊十三万現洋才有可能。 康心如主意已定，便急如星火找到了美丰的股東周見三。康心如之所以去找周見三，是因為周見三与劉湘是“速成系”的同學，而且周見三當過劉湘的副官長，劉湘素來是頗信任周見三的。 鑒于周見三在劉湘心目中舉足輕重的位置，康心如懇請周見三做中間人，要周站在美丰銀行股東的立場上，向劉湘陳述美丰銀行在美國人逃离之際所遇到的困境，并痛陳美丰如遭封閉的利害得失。康心如請求周見三力勸劉湘此時能出來作主，籌集資金，趁机收買下美資的全部股份，以免造成美丰的倒閉，金融的紊亂，以至于整個社會、民心的動蕩不安。周見三欣然從命，并星夜赶赴劉湘處游說。 康心如對拯救美丰的奮斗成果，既抱有希望，又沒有全然的把握。美丰的生死存亡，就操在劉湘一人手中了，因之康心如也就在此最后一搏了。就是最后劉湘不肯出面，康心如也不會心有所憾了。他為他的美丰已盡了力了。 周見三星夜赶往劉湘處游說之時，康心如在焦急的等待中也是徹夜未眠。 他在房間里坐臥不宁地踱來踱去。他設想著猜測著談判之后的結果，揣度著劉湘可能會出現的態度。總之康心如很焦慮。他覺得世間再沒有一個人能像他這般關切著美丰的命運了。美丰是已溶進了康心如的血与肉的一項神圣的事業；倘美丰真的從此被封閉，那么康心如在世間生存的樂趣也就全然失去了。 康心如要挽救美丰，要把美丰從美國人的手中贖回來，要使美丰起死回生，而這一切，康心如知道事實上全握在劉湘的手中。美丰的胜敗興衰、生死存亡，就全在劉湘的一聲號令了。 應當說命運所給予人類的回報大体上還是公平的，心誠則靈。康心如在這一番最后的拼搏、掙扎与奮斗中，終于贏得了劉湘對他的美丰設想的認可和支持。當然，這其中周見三的努力是功不可沒的。 在劉湘的支持下，最后達成協議，即由曾禹欽（前商會會長）和原美丰股東周見三出面，邀請劉湘的部屬奚致和、唐式尊、張澤敷、李勁之、孫樹培、向時俊，以及商幫的汪云松、李奎安、曾俊臣等，組成美丰“新財團”，并在此基礎上，火速湊集現洋十三万元，在美國人撤出山城之前，將全部美股收買下來。 真是劉湘一聲令，美丰就起死回生了。此事若沒有劉湘出馬，是根本不可以想象的。無論康心如怎樣熱愛美丰，十三万現洋對他來說依然是個可怕的、可望而不可即的天文數字。現在籌款的事已積极開始，此刻的康心如才松了口气。而接下來，便是他怎樣与剛組成的“新財團”一道，迅速把資金籌集到手，并在交給美國人的同時辦好美丰銀行的交接轉讓手續。 十三万現洋說一說輕松，但要在很短的時間里握在手中，确實也不是件輕易的事情。自二月份美國人接到撤离通知后，康心如就開始在美國人与中國人之間奔波協商，現在時間已過去了大半，而美方經理海翼德也定好了离渝的日期。 最后的美丰銀行交接手續辦理得十分緊張。海翼德奉命必須在三月三十日這天晚上乘船离開重慶，而中美雙方股權轉移的交接手續竟是直到三月三十日這天才得以辦理的。 海翼德的輪船就停在江邊，不斷地鳴笛催促依然在城中的海翼德。 寂靜的山城已陷入深沉的黑夜中。蒙蒙的細雨打在城中的石階上，不時無聲地落在煤渣路上。 從江邊吹過來的風，一路呼嘯，電線發出忽忽的金屬聲，風助長了雨勢。雨像一個頑皮的孩子，直向康心如的身上扑來。 康心如望著离去的輪船，心中感到异常的輕松。海翼德從此結束了他在美丰銀行的應該說是愉快的生涯，而海翼德遠在上海的老板雷文也從此結束了他在四川美丰銀行与康心如合作的歷史。 但是，無論是雷文還是海翼德，他們都記住了康心如，他們也都認定，康心如是中國金融界不可多得的能人和才子，康心如是必然會有他燦爛的前程和輝煌的未來的。 自此，重慶的四川美丰銀行由中美合資變成了純粹華資的銀行。美丰從此掀開了它嶄新的一頁。 康心如歷盡艱辛，奮力拼搏，終于取得了他所希望的這种新局面。現在大功已告成，盡管國內的局勢依然動蕩，兵荒馬亂，但銀行已切實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康心如覺得他是有能力使美丰在夾縫中求生存，在動蕩中求發展的。 他堅信美丰成功有望！ 靜以待時，挫敗對手 報春的燕子往來梭巡，空中充滿了呢哺的繁音，又是山城的早春時節。美丰銀行在建立整整五年之后，終于全部收歸國人手中。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改組之后的美丰銀行，成立了第一屆董事會。董事會決定，四川美丰銀行的行名不改，業務依舊。董事會一致推舉當時重慶的大財閥汪云松為主席董事，并聘請經營有方又有術的康心如擔任銀行的總行經理。而作為大股東又是主席董事的汪云松，又提出要自己的親信党羽李星橋出任銀行的副經理：商董們因礙著江云松的面子，便也認可了。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五日，即在美丰銀行新的董事會成立不久，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后在上海和武漢發動了武裝政變，陰謀得逞。從此，國民党的勢力在全國各地站住了腳。而當時身為國民党第二十一軍軍長兼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劉湘的地位，也隨之更加鞏固起來。劉湘軍政府的權力也就越加變得至高無上了。 劉湘權勢的穩固對美丰銀行來說，真是錦上添花。劉湘支持美丰銀行，這是當時全省上下的商幫們都羡慕不已而又望塵莫及的。康心如在這种背景和環境下，更是春風得意，如魚得水。在國民党剛剛平息了全國戰亂之際，劉湘就明确表態，他不僅明文允許美丰銀行“照常營業”，并且還以川康邊務督辦公署和四川軍務善后督辦公署的雙重名義，為美丰銀行發出通告，通告市民照常使用美丰券，盡量減少對美丰的派墊。劉湘此舉，實在是幫了美丰銀行的大忙。因為當時的美丰銀行在社會上，一向被人們認為是美國人開設的銀行。可現在美國人走了，美丰銀行的日子也就像其他洋行一樣長不了了。因此人們對美丰券的幣信也發生了動搖，以至再次發生了擠兌現象。劉湘的布告便是為此而頒發的。劉湘是當時整個四川全省說一不二的人物，既然劉湘都站出來為美丰銀行撐腰講話，美丰券便很快穩住了陣腳，甚至得以擴大發行。這使得康心如對劉湘其人更是感恩戴德。 當時的劉湘盡管軍務政務在身，但總是抽出時間“關怀”美丰，他還特別親自召見了美丰的股東——他的舊友周見三及江云松、曾禹欽等，要他們直接過問美丰銀行的事務，并切實給予美丰支持。美丰銀行能得到劉湘的如此厚愛和關照，這在當時重慶的錢幫与商幫中几乎是絕無僅有的。劉湘就是一把大傘，劉湘就是一座靠山。美丰銀行的股東及其職員們心里都清楚，美丰有了劉湘的支持，就擁有了充滿希望的未來。 康心如自然也是這樣看的。劉湘的配合，使美丰銀行既有天時，又有地利。但不知道為什么，命運對于康心如永遠不是一帆風順的。無論他做什么，怎樣做，總是不能稱心如意，應心得手。在他奮斗的一生中，總是處處受阻，總有勢利小人与他糾纏，致使康心如總是不能專心致力于美丰發展的事業中。這一次仍然如此，康心如又陷入了由新的重重矛盾組成的旋渦和厄運中。 新組閣的董事會及其新聘任的銀行管理人員，必定會帶來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這一點康心如原是有一定的估計与思想准備的。而他采取的對策与方針，則是大事不含糊，小事裝糊涂，他的本意只是要美丰能按照他的規划而長足發展。在新的董事會中占有多數股份的汪云松、曾禹欽等都曾任過重慶商會會長，所以他們在美丰銀行的董事會中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甚至能按他們自己的設想和意志擺布、左右美丰。汪云松、曾禹欽之輩過去一直認為，最能發財的捷徑便是攀附在軍閥及其軍政府的身上，通過与權力的勾結，從中牟取暴利。而汪、曾他們自己就是沿著這樣一條攀附權力的道路發展起來的。因此，自從汪云松、曾禹欽以董事的身分掌握了美丰銀行后，便不遺余力、聲嘶力竭地企圖把美丰變成一個專門替軍閥籌餉的工具，以便他們個人從中与軍閥“共同漁利，打伙求財”。而這一點，恰恰是康心如所最最不能接受的，也与他對美丰發展的藍圖規划背道而馳。 面對這樣的急于求財的董事，康心如真是苦惱而又無奈。顯然，康心如同汪云松那种擁有實力的財閥們絕不是一類人。康心如在美國人撤离美丰之時，之所以四處奔走，艱辛搏斗，想盡一切辦法把美丰從美國人手里買下來，就是希望把美丰銀行辦成真正擁有金融實力的、世界水平的大銀行，而他苦心在美丰發展的也絕不單單是個人的勢力，而是整個民族的金融事業。康心如的理想与目標都是坦蕩的、光明的。他不止有著對于美丰銀行未來的設計与塑造的苦苦追求。康心如的理想，決不是僅僅著眼于個人要賺的那些大錢小錢，更不能為了賺錢就不惜犧牲掉民族的利益，乃至個人的風度及人格。因此在這個最最關鍵的辦行的方針上，康心如同江云松、曾禹欽之輩產生了分歧和矛盾，而這個矛盾又是不可調和的。在康心如看來，這已不是小事，他不能再裝糊涂。在美丰銀行的施政方針大計上，康心如是絕不能含糊的。所以，康心如不能混同于市面上那些沒有理想及追求卻富足殷實的大腹便便的商幫們。他迎合了他們，事實上就是對自身人格的侮辱。他康心如是要做一番大事業的人，是要成為一個有聲望有信譽的优秀麗杰出的銀行家的。 而汪云松之輩對于在他們看來是荒唐可笑的康心如的理想，也是絕對不能接受的。他們認為康心如這种滑稽的設想過于宏偉、過于長遠了，甚至是一种奢求。其結果只能是誤了他們及時賺錢發財的好夢。他們的理由是，康心如的金融規划根本就無法适應時世的變化与動蕩，而這种動蕩的年代只适合于更多地照顧眼前利益，根本不要有什么長遠的規划与戰略。在此思想基礎上，江云松、曾禹欽之輩為美丰制定的原則是：不失時机，能撈就撈，宁可所得為不義之財，也只能是為富不仁了。他們根本不愿顧忌到個人形象，他們認為錢就是形象，更不可能照顧到美丰銀行的形象及美丰銀行的未來了。 如此觀念的相悻，為康心如的金融事業蒙上了一層深重的陰影。康心如不肯与汪、曾之輩同流合污，就等于是他自己將他美丰的權利放棄。做為總經理，康心如可以有他一整套的業務安排，而做為主席董事，江云松、曾禹欽等更有權利對康心如的舉措加以責難与否定。總之，在這樣不和諧的合作中，康心如已越來越感到困難重重，力不從心了。業務開展不起來，他處理什么事都极不順手，障礙重重。康心如非常憤怒，他對汪、曾的處處干涉、掣肘极為不滿，且時有反抗。于是江云松、曾禹欽對康心如也自然是愈加放心不下，他們不僅收束限制了康心如的權利，不讓他管理業務，甚至還專門授意心腹李星橋處處監視著康心如。 美丰銀行這樣的一种劍拔弩張的局面，使康心如非常郁悶和苦惱，盡管他憑著往日的挫折所積累的涵養，已練就了一副通達超然、不燥不濕的脾气，但內心深處還是异常痛苦的，甚至有悔不當初的遺憾。与其看著美丰糟蹋在江云松、曾禹欽這些商幫市儈的手中，還不如當初就不苦心策划、四處奔波地將美丰買下。現在美丰雖生猶死，名存實亡，看著美丰一天天墮落成某些發財心切的商幫們手中賺錢的工具，康心如真是好不心痛。 于是，康心如在与江云松、曾禹欽等人的勉力周旋之中，一天天退出了那個權利爭斗的旋渦。康心如無力改變汪云松、曾禹欽，他便只得改變戰略，采取消极應付、“忍耐待時”的方法。他相信終有一天，他康心如是能夠東山再起的，他是不會倒的。 康心如在這种不愉快的心情和不愉快的合作中，竟然一等就是整整三年。在這三年中，他時刻等待著重整旗鼓，扭轉僵局。他因為終究怀抱著希望而并未覺得這三年的時間是怎樣的漫長。他一直靜觀著美丰的動向，并一直謀划著。 一九三０年前后，美丰銀行內康心如与汪云松等人的矛盾已到了非常尖銳激烈的地步。原先在合資銀行中，康心如也遇到過此類的情況，但只要假以時日，“雷文總是要出來并必然會站在康心如一邊的。而現在康心如再沒有知人善任的雷文可以依靠了。但康心如同時也看出了事實上劉湘對美丰銀行的左右能量。劉湘的這种能量甚至毫不亞于當年的雷文一樣。于是康心如認定，在這种危机時刻依然可以找到靠山，那就是劉湘，他必須抓住劉湘，就像當年抓住美國的雷文。他相信只有雷文式的劉湘能幫助他改變當前的這种不利的處境。 于是，康心如看准時机，暗中通過一向与他交好的周見三、陳學池等人到劉湘處探听劉湘對他的看法及態度。康心如一向看重“明君”作用，而他過去曾經經歷的几度蹉跎，事實上也是靠了“明君”而擺脫困境的。于是，當周見三等人反饋回劉湘對他的看法時，他簡直是喜不自禁，慶幸自己又遇到知人善任的“明君”了。劉湘說他一向十分欽佩康先生的才干，并暗示劉湘日后會重用康心如的意圖。得此信息，康心如便知他扭轉局面的時机到了。康心如盡管欣喜若狂，但表面上依舊按兵不動，等待著最后的時刻。 康心如表面上不露聲色，私下里卻在加緊籌划。他先是估計到汪、曾是決不會貿然將他赶出美丰的，便提出“請假赴北京省親”，采取了以退為進、以守為攻的策略。這樣便自然將美丰的業務擱置起來，并使江、曾、李等連同已運轉一團糟的美丰銀行晾晒在那里。這就在破坏了美丰的正常業務的同時，更加證明了美車离開康心如是不行的。 果真不出康心如所料，康心如走后，美丰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由于經營不善損失了几十万，江云松痛心疾首，他深知自己照這樣下去該是什么下場。 此時，康心如主動找到惶惶自危而且虛弱的汪云松、曾禹欽。首先他義正辭嚴地揭露了他們在董事會上策划的“倒康運動”，并向他們通告了他自滬返渝后查帳的結果，說明他們工作失職。 接下來，康心如便大膽請求辭職，他之所以提出辭職，是因為他已看清慘敗之中的汪云松是決不能看著美丰倒閉的。倘若康心如真的棄職而去，美丰除了倒閉就几乎再無其他道路可走了。因此，狼狽不堪的江云松是決不會同意康心如辭職的。 于是汪、曾連同整個董事會對康心如的辭職申請婉言拒絕，并堅決請求康心如一定要打消辭職的念頭。三年以來，直到此刻，康心如才真正挺起腰杆，揚眉吐气，成了被商董們不敢小看的人物，一個擲地有聲地、舉足輕重的救世主。 至此，康心如自改組美丰銀行以來，在被冷淡整整三年之后，終于把住時机，排除干扰，再度重新擁有了美丰銀行的實權。這一成功的代价，是整整三年——一千多天的郁悶和苦惱。 這是康心如所經營的美丰生涯的又一次嚴峻的考驗。而康心如也同樣又一次在大起大伏之中，反敗為胜。他命中注定是不會被赶出美丰的，他的畢生要同美丰共榮共存的。 “美丰大樓紀念儲金”又獲成功 此時的康心如真是躊躇滿志、雄心勃勃了。而他所經營的美丰銀行也繁榮興旺，業務推展得极快，美丰銀行進入了真正的上升時期。 在此基礎上，康心如決心為他蓬勃發展的美丰金融事業，親手繪制一幅气魄宏偉的藍圖。 鑒于中外著名的大銀行大都有設計宏偉豪華的大廈做為銀行行址的先例，康心如認為，他的美丰也應當修建這樣一座大廈了。這樣就不僅能夠顯示出銀行的資力雄厚，以便膨脹美丰的信用，從气勢上力壓群雄，同時，也是銀行的一個具有永久紀念意義的象征。于是康心如決計耗資五十万元，修建這座代表著他的實力与追求的美丰大樓。 盡管當時無論是美丰銀行的財力，還是他康心如個人所擁有的資本，都足以支付這座美丰大樓的興建費用，但是長期的經營意識，還是使康心如在是自行撥款還是集資修建美丰大樓這兩种選擇中猶豫了。自行撥款自然就直接影響了美丰銀行營運資金的周轉；而集資的方式也并不是能夠十分順利的。于是，康心如既沒有采取撥款的方式，也沒有采取集資的方式，而是別出裁地想出了一种更為獨到的辦法，即通過舉辦“美丰大樓紀念儲金”為修建大樓籌備資金。這一項籌資業務對儲戶的吸引力很大。儲期十年，十年后還本付息，而僅利息就將是儲蓄金額的三倍以上。 康心如心想事成，馬到成功。一時間，受“美丰大樓紀念儲金”誘惑的儲戶甚多。就這樣，康心如憑靠著劉湘的支持、美丰的招牌，加之他一向所最為擅長的宣傳手段邀買人心，果然吸引了大批儲戶，人們紛紛踊躍將儲金送進美丰的柜台。這一項活動僅開辦一周，就收儲了現洋二十二万元之多，可見當時的人們對美丰銀行及康心如本人的信任与支持。 于是，在康心如拿到了二十二万多元資金之后，便馬不停蹄地請人設計并選擇地點。他盼望了多年的美丰大樓終于破土動工，并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正式落成剪彩，開始業務運營。整個美丰大樓建筑從購買地皮到興建總共耗資四十九万余元。康心如的儲戶們為康心如美丰大樓的建造幫了大忙。 這座七層高的美丰大樓在1935年的重慶是首屈一指的建筑。它巍峨聳立，同山城的舊式建筑及其因年深日久而變成黑色的石階形成鮮明的反差。人們對康心如的气魄与杰作都贊不絕口，美丰大樓甚至成了這個古老山城的一片嶄新而壯觀的風景。美丰大樓所顯示的不僅僅是美丰的實力，也是對作為金融家的康心如的一种升華。從此，康心如在金融界更加受人崇拜敬仰，而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就更是個近乎神秘的傳奇人物了。美丰大樓又大大地提高了康心如的知名度。美丰銀行的信譽，自然也是隨著大樓的建成而被抬得更高。這一切是极力籌划建立銀行大廈的康心如早就料到的。 美丰大樓使康心如的事業受益頗深，但是，想不到當時為修建美丰大樓所收儲的二十二万多元“紀念儲金”，等到十年后還本付息時，卻使客戶的利益大受損失。一九三五年，人們所以爭相投入“紀念儲金”，大多是因為這項儲金盡管年限長，但利息高，每存入二十八元三角八分，十年后本息加在一起就是整整一百元，這樣的高息在當時的重慶几乎是絕無僅有的。但是人們怎么也想不到几個月后，美丰大樓建立起來，而十年后，正值抗日戰爭剛剛結束，長達八年的戰爭，已經使當時流通的法幣的幣值貶得不能再貶了。 一九三五年時存入的二十八元三角八分，在當時可以買到熟米五石；而1945年時儲戶們所取得的一百元本息，卻連一升米也買不到了。結果，這一批“美丰大樓紀念金”的儲戶們，等于白白送給了美丰銀行二十多万元，這個所謂的“美丰大樓紀念儲金”就只剩下“美丰大樓紀念金”這七個字了，而“儲”字在十年的變遷中，簡直就成了個騙局的符號。 康心如結果等于白白利用別人的存款（儲金）修建了一座宏傳壯觀的七層美丰大樓。 后來，金融界親眼目睹康心如修建大樓的初衷与結果的人士們，紛紛“恭維”康心如在興建美丰大樓上的工于心計，精于營謀。而康心如卻解釋說： “這件事實非始料所及。” 康心如所說确實也是實話，誰又能預料十年后的情況与局勢呢？康心如不過是在建樓之初玩了一點招數罷了，而他的此舉也确乎是考慮到不要影響了當時的美丰業務。儲戶的吃虧是陰差陽錯的結果，他康心如确實是不應在其中負什么責任的。 擁資百万的金融大亨 隨著美丰的興旺發展，康心如已不是當年那個借錢投資的小伙計了。在十年的百戰艱辛中，不僅美丰銀行馳名國內，而且他康心如也一躍成為重慶乃至四川全省擁有百万資財的名聲赫赫的金融巨頭。 康心如為使他苦心積聚的資金翻利，便開始著手大力購置房地產。他除了營建了當時重慶令人矚目贊羡不已的美丰大樓以外，還在全國各地的美丰分支机构大量購置地皮、房屋，并修建倉庫。与此同時，美丰的業務范圍也隨之擴張得越來越大。在此基礎上，康心如為實現他十年間所抱的“實業救國”的心愿，又開始向銀行以外的行業大量投資。他投資的范圍相當廣泛，除工礦交通、金融保險外，還特別在文化、教育、新聞等領域投資，完全是一副大實業家的派頭。隨著他投資的行業越來越多，康心如的名气也越來越大。 一九三五年前，美丰銀行之所以能有長足的發展，主要是利用了劉湘在川的勢力，從而奠定了美丰的基礎，對此康心如并不諱言。但是到了一九三五年以后，蔣介石國民党的勢力入川，劉湘作為地方軍閥，其權勢便自然遭到了某种削弱。劉湘在康心如的金融生涯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而康心如對劉湘，也始終是怀抱著知遇之恩的。他一直宣稱，几年來倘沒有劉湘的鼎力支持，就不會有美丰銀行的今天，更不會有康心如的今天。但是，康心如同時也看到，國民党的政權進川后，倘康心如繼續堅持死抱住劉湘這一棵大樹，豈不是限制了自己？最后只能是自己給自己封鎖了繼續向前發展的道路。加之劉湘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后，又出任了第七戰區司令長官，离開了四川，并于一九三八年死在了漢口。劉湘的离任，更促使康心如重新考慮他的未來。他堅信，無論辦怎樣的事業，在中國的國情下，都是离不開政治的。 于是，一向善于体察局勢的康心如，便開始有意識地疏遠劉湘，并有計划地逐步減弱對劉湘的依附關系，轉向尋求國民党政權未來的支持，好更為有力地繼續推進美丰銀行的各項業務。在康心如看來，國民党蔣介石同劉湘一樣，都是政治化身或者說都是政治。于是，他也就依然是首先從經濟上靠攏它，然后再要求這個政權能有效地為他的經濟發展服務。 康心如旗開得胜，他很快以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取得國民党政府的重視与支持。 后來，美丰迅猛發展。僅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這短短五年中，就連續增資三次：一九三二年由原資本二十五万元增至五十万元；一九三六年又增至一百二十万元；到了一九三七年，又再增至三百万元，為創辦時資本二十五万元的十二倍。這可算是美丰的鼎盛時期了。 与此同時，在銀行的增資中，做為美丰銀行主要操辦人的康心如以及同在美丰行內供職的康氏兄弟——康心之和康心遠的個人資本，也隨之不斷上升。 第一次增值：康心如的資本由原來的一万二千元劇增為十四万九千元，占美丰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九點八。康心之股本一万二千元，康心遠股本四万元，三兄弟占銀行總資本的百分之四十點二。 第二次增資：康心如的資本又增長到二十七万五千元，占美丰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二點九；康心之股本四万元，康心遠股本十三万元。 第三次增資：康心如資本增至六十六万七千七百二十元，占美丰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二點二；康心之股本二十四万四千八百元，康心遠股本二十一万六千元元，三兄弟共占銀行總資本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七。 在這三次增資中，從全銀行的資本總額看，康氏兄弟資本所占的比例雖略有下降，但始終保持了百分之四十左右的优勢。這樣，便使美丰銀行一直牢靠地控制在康氏家族的手中，特別是控制在康心如的手中，基本上實現了康心如無論在資本上還是在職位上都成為名副其實的說一不二的實權人物的夙愿，徹底結束了他任人擺布的不堪回首的歷史。 此時的康心如可說是穩如磐石地坐在美丰銀行總裁的寶座上，這是他夢寐以求的。他已無須再左顧右盼，時時防人掣肘，看別人的眼色行事。康心如的經濟實力使他獲取了比經濟實力還重要得多的權力。權力可以使他抹去那些被攻擊、遭冷遇的歷史，也唯有權力才可以使他真正隨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除了美丰銀行內康心如資本的增長，他投資其他產業所獲得的利潤，也是成倍翻番。 一九三八年，康心如除了在美丰銀行個人資本已擁有了六十多万之外，還有他個人名義在其他企業的投資及不動產，這樣累積下來，總計不下一百万元。 這個一九二一年兩手空空加入美丰銀行的落拓文人，十余年后竟變成了重慶屈指可數的擁資百万的金融巨子，其社會聲望、社會地位与日俱增，并一躍成為重慶金融界的第一把交椅，被當之無愧地一致推選為重慶銀行公會主席。這對于康心如來說，真是今非昔比，鳥槍換炮了。 同是發財致富，但每個人的方式是不同的，每個人所留給人們的印象也是不同的。這种不同是和致富者的出身、教養、學識、品性乃至气質分不開的。譬如康心如雖屬暴富之列，但絕沒有給人橫征暴斂、巧取豪奪的印象。在人們的印象中，康心如發財主要是靠他對時局的把握，對勢力的攀附，以及總能夠及時抓住一切時机，精于營謀，知人善任，加之他身上所獨有的那种常人難以做到的“忍”性。 因此，康心如在重慶的銀行界內，一向是以他的“處世溫和、善結人緣”著稱的。特別是在与同行的交往中，康心如從來就以互惠互利為原則。他一直認為，雖身處爾虞我詐的經濟場中，但生意卻是万万不能欺詐。尤其是在与同業同仁的業務交易中，就更應當守住商人的本分。騙局可以一次兩次換得盈利，但沒有永遠得逞的先例。你騙了人家也就是騙了自己，而一旦把自己堵進這樣的死胡同。也就會自然斷了茂盛的財源。所以康心如做生意所追求的總是光明磊落，講君子之義，因之他賺到的錢也是光明磊落。明碼標价的。重慶工商金融界人士們，對康心如的這一點推崇備至、心說誠服，而恰恰是這一從商的正途，使康心如在十多年的經營中，維系下了不少的各界朋友。美丰銀行的業務往來也就由此變得更加順暢起來，形成了一种勃勃的良性循環。 事實上美丰銀行所給予人們的印象就如同康心如所給予人們的印象一樣：穩重溫和。康心如每每對他的各界朋友們宣稱，他為人處世的原則是“寬和待人、從容辦事、忍耐待時”，這几乎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銘，并使他不論遇到怎樣的困境，都能方寸不亂，審時度勢，走向轉机。由于康心如的寬和、從容，他被重慶的同業們戲稱為“泥水匠”，意思是說，康心如無論對什么人對什么事，總能夠取得折中的立場。遇事能擺得平，抹得光，在盡量不得罪任何人的情況下，把事情做成做好。 康心如曾反复說，他實在并不在乎一日一時之短長，或是誰优誰劣誰上誰下，更不去做傷天害理使自己的良心和臉面都過不去的事情。唯有這樣想，人才會去寬以待人，平等相處。美丰銀行能有如此之迅速的發展，到處都有朋友式的貿易合作伙伴，顯然是和康心如寬和的處世態度分不開的。 美丰銀行的業務越做越大，而做為總經理的康心如，對銀行的經營方針卻是非常清醒的，他從未被胜利沖昏過頭腦，他始終堅信，美丰要發展的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必須堅定恪守他十几年來所一直提倡的“信用”。 信用是從商之本。所以，康心如所管理的美丰銀行，是一致公認始終以“信用”為銀行的生命的。為使這一精神在行內深入人心，他屢次旁征博引地向行內職員講述信用的重要价值和意義。 他說，西方世界講求文明經商，信譽被他們當做從商的第一性資本；而中國的歷史上，則自古就有君子重義的人生訓誡。盡管要聚資發財，但在其中更重要的，則是應堅持人生的操守。于是康心如非常鄭重嚴肅地將古語“一諾值千金”當做了美丰銀行的“行訓”，并与全体銀行職員共勉。 此間，在一次買賣申匯的交易中，美丰銀行的一個營業人員不慎被陷入圈套，致使美丰賠損甚巨。請示康心如時，他當即指示要當場如數賠損，美丰的信用是比金錢更重要的。 又有一次，銀行赶場人員做存放交易，不小心將頭寸算錯，而差額竟高達數千元之多，經手人均希望能毀約，以使美丰不蒙受損失。請示康心如后，康心如便堅持顧全信用，如數填補差額。該賠即賠，該補即補，唯此才能堅持美丰的信用。 康心如的這种“一諾值千金”，以信用為銀行生命的經營方針，不僅使美丰銀行切實贏得了聲譽，而且康心如在同業中，也獲得了“康心如一諾值千金”的美譽。康心如覺得，這才是他最最得意的地方。 另一個使美丰銀行蓬勃興旺、蒸蒸日上的重要原因，是康心如數年來所一直堅持的嚴格管理、獎懲嚴明、知人善任。憑著自幼對西學的學習和了解，康心如在經營管理中，非常旗幟鮮明地決心擺脫掉那种封建古老的作坊式的經營方式。盡管北伐戰爭后，美方的管理人員已全部离行，但康心如依然始終如一地甚至強硬頑固地堅持英美式會計制度，為此，他同美丰銀行的歷屆中國股董們進行過很多次艱苦的較量和斗爭，并每每獲得胜利。 康心如始終非常重用會計人員，并嚴格規定美丰各分支銀行的會計一律要由總行派任，并賦予會計相當大的監督業務的實權。這樣，便十分有效地減少了業務事故的發生，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整套獎懲嚴明的管理制度。 同時，康心如還非常重視發現和重用人才。這也是同康心如個人的坎坷奮斗歷史分不開的。 康心如深知，唯有將人用好，适得其所，才是事業發展的關鍵，而雷文及劉湘對康心如的重視与重用就是先例。自美丰建行以來，几任銀行營業主任如陳達璋、李星橋等，就是因為用人不當，致使銀行業務打不開局面，美丰因此而吃虧很大。這是康心如多年來一直耿耿于怀的。 到了一九三０年，自從康心如再度掌握了美丰銀行的實權以后，沒有營業主任合适人選的事實更成了康心如的一塊心病。他為此而苦惱，覺得沒有好的營業主任就等于失了左膀右臂。恰逢他為此事愁腸百結、焦慮万千之際，他在与同行的業務往來中，發現了同業的大成錢庄的副經理彭肇淮為人机智靈活，精通業務，且和錢幫、貨幫的關系都相當密切，是個得力的人才。 康心如頓發奇想，如彭肇淮能被拉來美丰，定然是一員出色的干將。于是康心如開始絞盡腦汁，挖空心思地設法將鼓肇淮挖來。 后經康心如多方協調，百般勸說，終于將鼓肇淮拉入了美丰。 由于康心如看人极准，又任用得力，自彭肇淮一到任，便极切實地將康心如的諸多主張貫徹落實，并力挽狂瀾，大大改變了美丰當時在營業上的被動局面，美丰的資金也隨之迅速地越積越多。鑒于此，康心如對彭肇淮的貢獻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与還報。美丰每年分配酬金時，康心如總是不顧其他行員的反對，力排眾議，不僅發給彭肇淮特別酬金，而且格外地給以重獎，以示优待。而同樣，對于康心如這樣愛才重才的老板，彭肇淮自然也是涌泉相報。他的工作更是盡心竭力，并從此忠心耿耿終生為美丰工作，直到一九五０年美丰停業。 天時、地利、人和。這是美丰的輝煌時期，同時也就是康心如的輝煌時期。 美丰的結局和康心如的命運 一九五０年，重慶解放。 康心如對新的政策不了解，甚至不理解，因之他對美丰的未來毫無想法，而只是以一种极為平和的心態靜待發落。 解放以后，重慶人民政府對美丰銀行困難的處境十分關注，并商定由聚興誠銀行負責出面，向美丰銀行透借人民幣二十億元，以供美丰的資金周轉。 但此時的康心如對美丰的未來已不抱任何希望，因此對恢复美丰的經營也沒有一絲信心。康心如在心底固執地認為，美丰及他的命數已盡，所以無論你怎樣設法挽救，都將無濟于事。加之慢慢康心如對人民政府的新經濟政策也有所了解。他知道，政權的性質變了，那么所謂事業的性質也就變了。社會已不再會為他這种人提供任何發展的机會，美丰再勉強經營下去，也無非是做做樣子。与其這樣徒耗資金，不如趁早收歇，打道回府，還可留下一筆私產。因之康心如在解放以后，沒有听從和接受任何人的勸告、扶持和幫助，于一九五０年四月自動宣告停業，從而結束了美丰銀行二十八年的經營歷史。 又是在山城的一個郁郁蔥蔥、春暖花開的季節，又是四月，康心如像當初迎來美丰一樣，又平靜地告別了美丰，告別了他的美丰生涯，告別了他往日的輝煌。 康心如堅信他最后的這一次關于美丰的選擇是正确的，也是明智的。 四川美丰銀行始建于一九二二年四月，這之后走過了二十八年的漫漫歲月，于一九五０年四月宣告終結。 美丰從此成了歷史。 康心如覺得在他六十歲也就是美丰停業的這一年，他就已經走完了他人生的道路。康心如的一生大起大落，大悲大欣。他艱苦創業過，也聲色犬馬過；他俯首貼耳听命于他人過，也叱吒風云令万千民眾仰視過。他追求過政治也獻身過經濟，他風光過也落魄過。總之，康心如倘若六十歲時告別人間，他也不枉了生命一場。 解放以后，盡管美丰已宣告停業，但康心如也一直是人民政府爭取、團結、教育的對象。政府對他這樣一位在西南經濟界享有盛名的人士的生活境況，也始終是极為關怀的。解放初期，康心如曾被安排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財經委員會委員。不久，又安排他任四川省和重慶市的政協委員、市人大代表、市民建和市工商聯副主委、市公私合營投資公司經理、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會委員等職，足見政府對康心如的重視。 一九五七年初，周恩來總理出訪歐亞十一國返回時，途經重慶，并在重慶做了短暫的停留。二月十日上午，周恩來在打听到康心如之四弟、老朋友康心遠、王絮茵夫婦的近況及住址后，便特意專程輕車簡從前往重慶賓館附近的冉家巷康心遠家，看望這兩位早在解放前就相識的老朋友，暢談滄桑，并同康心遠夫婦一道在重慶的一家川菜小館吃了一頓家常飯。席間，總理也問了康心如的情況，并提到抗戰中他在重慶工作時，同這里的工商界人士都結下了友誼，也都成了好朋友。總理在渝期間，正值重慶市工商聯召開第四屆委員會代表大會，周總理在康心遠的熱情邀請下，于當天下午，偕同行的賀龍同志一道欣然前往大會看望委員們。 周總理在見到這些老朋友時，非常激動，也非常動感情。特別是在見到康心如時，總理激動万千，并极為關切地對他說： “你老了。” 當時，康心如緊握住總理的手，心中有無數說不清的滋味，有不堪回首往事的蒼涼。他對于已成為政府總理的周恩來一向十分欽佩与敬重，而總理依然能記得他，關怀他，就更使康心如感奮而激動。 解放以后，康心如在學習和逐步深入了解了党的各項經濟政策和方針之后，也曾非常希望能盡自己的微薄之力為祖國效勞。特別是在安置批發商轉業的問題上，做了大量工作，并提出過籌集資金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其本意依然是無論誰掌政權，他康心如都希望這個政權能將經濟搞上去，從而徹底改變祖國貧窮的面貌。 但是康心如又沒有想到，時隔不久，就在周恩來總理親自接見他的几個月后，他卻被划為右派。 從此，康心如將這頂沉重的右派帽子整整戴了十五年，直到死后數年才得到改正。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六日，文化大革命期間，戴著右派帽子的康心如病逝于北京。終年七十九歲。 （麗君）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轉載請保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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