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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棐卿和東亞毛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宋棐卿(一八九八—一九五六),山東益都人。中學時就讀于益都的教會中學;畢業后,考取了齊魯大學;一九一六年,十八歲時,轉入北京的“燕京大學”,一九一八年,二十歲的時候,不待大學畢業,即轉學美國,就讀于美國西大學商學院;一九二一年,三十三歲學成回國。協助其父經營批發商號。一九三一年倡建“東亞毛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刻意以實業救國,強化現代經營手段,一年內即名噪天津,躋身于大實業家行列。一九五0年去香港,一九五六年客死阿根廷,享年五十八歲。

            他的名字必然使人想到劉少奇

  沒料到,一九四九年的一次談話,不到二十年,竟成了劉少奇的一大“罪狀”,他本人也成了“反動資本家”。如果他地下有知,一定會叫起撞無价大屈!也一定會為改革開放歡欣鼓舞,憾不遲生一百年!

  一九四九年,是個翻天覆地、歷史意義重大的年頭。一九四八年九月,遼沈戰役結束,東北獲得全部解放;同年十一月六日,解放軍又打響了淮海戰役,經兩個多月的激烈戰斗,殲滅國民党軍隊五十五万多,使其大喪元气;十二月初,結束了遼沈戰役只有兩三個月的東北野戰軍又揮戈南下,旌麾南指,迅速取得了平津戰役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上午十時,天津解放。

  經過這具有歷史性決定意義的三大戰役,國民党政府已注定了徹底失敗的命運,于是,“戰犯求和”,蔣介石發出了与中共和談的吁請,并以“引退”來緩和那對他极為不利的局面。

  三月五日,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了,制定了在全中國奪取胜利,建立新政權的總方針和政策,并將中共中央遷入了剛剛和平解放三個月的北平。

  四月二十日,國共兩党和談破裂,當天晚上,人民解放軍百万雄師橫渡長江。中共中央發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蔣介石!”“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國!”“將革命進行到底!”“部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等一系列號召。當百万大軍逼壓長江的時候,當蔣介石發出和談吁請的時候,許多人,甚至包括我們“一邊倒”向的“蘇聯老大哥”,也認為以當時的解放軍的簡陋裝備,強渡素以“天塹”著稱的長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有些人猜測,有些人預言,有些人勸告,要“南北分治”。這不僅說明了能取得這場重大的渡江之戰的胜利,是解放軍的戰斗力之強大,強大得不但出乎敵人,也出乎一些友人的意料之外,而“前方后方齊鼓勁儿”,軍民團結一致的重大作用也絕不可稍加忽視。南京雖然于四月二十主日解放了,可大上海還在國民党手中,攻克上海仍須作出很大的努力。而解放不久的大后方卻仍在物資上處于十分貧乏的境地,仍須繼續地“前方后方齊鼓勁儿”,這“鼓勁”的對象,自然包括民族資本家在內。當時划分敵我的總口號是“三敵”、“四友”。三敵: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四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本家,是友,是團結的對象,這是當時确定的基本國策,而民族資本家僅從解放戰爭而言,也确實是大多數程度不同地起了一些作用。天津解放前夕,1948年十一月末的一個星期天,華北局和中共天津城市工作委員會委托曾在宋棐卿的“東亞毛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做過工的中共党員石小東專程夜訪宋棐卿,向宋棐卿重申了中共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宣布的“約法八章”,并轉達了當時任中共華北局主要負責人,天津解放后就任該市第一任市長的黃敬的具体指示:進入天津后,要爭取宋棐卿的合作,希望宋棐卿保護好工厂,以利于日后建設新中國,發展民族實業,發展民族工商業。宋棐卿欣然接受,并作出了努力。除組織好了護厂隊,還親自搬進厂內,并將各部主任与高級職員組織起來,輪流值班,保護好工厂。而且還抵制國民党的城防所需的經濟掠奪,將庫存的毛線、呢子、布匹、紅糖、食油等物資分發給工人,實行分散。并特將牢固的厂內樓下梳麻部与精梳部提供為工人及其家屬的臨時避彈所。更以個人身分積极活動以策動天津和平解放。

  与石小東聯絡上不到半個月,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宋棐卿暗地里出面,邀集了華牲進出口貿易行總經理畢鳴歧、華北酒精厂總經理徐曉庵等工商界人士,統一認識,共同行動,一道出面鄭重地敦請參議會倡導和平運動。他們面見了時任天津市參議會的主要負責人中紡天津分公司經理楊亦周。要求楊以參議會的名義發起和平運動,勸導國民党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市長杜建時順乎民意,停止對抗行動;并打通國民党天津市警察局長李漢元的關系,促請李在國民党軍隊潰退、解放軍尚未接管的空檔內,組織警察,維持治安。陳、杜二人雖曾猶疑,但最終還是下了決心,李漢元也主動投誠。在解放軍入城時,東亞公司也及時地貼出了醒目的告示:

  “奉上級令,為協助人民解放軍順利展開解放工作,維護本公司產業安全,并建立新秩序,特組織工人糾察隊,希本公司工人踊躍參加為荷。”

  宋棐卿在當時就是這樣一位民族資本家,就是這樣的一位“四友”中的好友。

  為了促進解放戰爭的進展与徹底胜利,就是在這种情況下,就是在南京解放已几天,上海攻堅戰尚未開始的一九四九年四月末,這种特定的歷史時日里,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劉少奇視察了具有重大戰略后方意義的天津。

  党中央這項決議是英明的,劉少奇此行所負的使命也是重大的。解放全中國的偉大事業亟需兩方面的充分而有效的准備:在軍事上,需要充分的軍備給養的准備;在政治上,則一些成分与情況都很繁雜的城市,如南京、上海、南通,与西南的重慶,中南的武漢,華南的廣州,都需要宣明政策与取得接收和管理方面的經驗。而天津,開埠最早,是華北的第一工商重鎮,情況与那些大城市相類,十分典型,又剛剛解放了三個多月,是最理想的傳達、落實、貫徹七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點。因此,才派出了一名中央副主席親臨。劉少奇不負使命,到天津后,工作很是出色,他忠實而靈活地、積极而有效地傳達了那次剛開過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大會精神,進行了全面的活動与廣泛的接触,各种類型、大大小小的會議、談話,日不安席,卻又井然有序。他神采奕奕,談鋒犀銳,明快而又充滿了信心与幽默,深入全面而又生動有效地傳達了大會的方針与政策,使其深入人心,立見顯著成效。其中,自也必不可少地廣泛地接触了工商業者,特地邀集了天津工商界人士,召開了座談會,這是傳達會議精神的重要一環,除作用于天津本身外,還要以天津為實際榜樣,影響与指導其他尚未解放、即將解放的大城市。在會上,劉少奇親切而中肯地詳細解釋了中共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四面八方”,即“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具体的政策原則。宋棐卿自然在邀請之列。听了劉少奇的傳達,他甚感興奮,也自然地激發了他几乎已被國民党毀滅的生平夙愿与夢寐以求的理想:將東亞公司發展成大型的托拉斯,成為救國的強大實業。正因為是三十年一年比一年更強烈地執著追求的一個夢,所以他曾用心血寫就了洋洋數万言的發展計划,他要把東亞公司發展到具有十家大型厂規模的聯合企業。抗戰胜利后,他曾屢為此事而興奮,而拼搏,可國民党卻左一刀,右一斧,砍得他無以招架,遑論發展?因此,他將這數万言心血凝成的計划命名為《我的夢》,而且是難以為續的夢!天津解放了,他雖對解放軍擁護,卻更覺夢已成空。如今听了劉少奇這位中共的大人物,党中央的副主席的一席話,一席態度明朗、語气肯定的話,一席充滿信心、飽含鼓舞的話,他中樞興奮,舊夢重圓,躁動著他那已趨向于桔井般的心,躁動得他已年屆“知命”的半百人又似煥發了青春。曾几何時,當四十七歲被國民党的特務工會折騰得焦頭爛額時,一向醉心于實業救國、舍盡一切也不肯舍棄“東亞”的他,曾精神萎頓,心灰意懶地說:“總覺得越干越沒意思了,我不知道為誰辛苦為誰忙!”“天不助我,我還拼這條命干什么?”此時,他似乎覺得忽然之間“天助我也!”——“党助我也”!中共的大首腦那鼓舞人心的話,那明明确确的大政方針,實在叫他興奮不已,興奮中竟似勃勃少壯般,向劉少奇恭敬地呈上了他那《我的夢》。“夢”中詳細而准确地分析了天津的优勢的經濟地位与特殊的商業作用,憑借這些优勢与特殊,吸收資金,利用原料都是大有可為的;“夢”中也詳細闡明了國內毛、麻、棉、絲等原料的分布、生產、供給的具体情況与變化;提出了利用國有資源,發展國貨生產,以紡帶織,以織帶制,積累資金,不斷地擴大再生產,完善從紡織到紡織品的加工制造的体系化經營,使針織、成衣形成系列,以為發展民族工業,建設鞏固的國民經濟的生產基礎。這個“夢”編織得十分精美,像他的細紡,名動全國的“抵羊”牌毛線那么大動人心,那么華麗,又那么致密、細勻、嚴謹;像“抵羊”沒有次線絲那么沒有廢話与敗筆,還繪有精制的圖樣——好美的一個“夢”!他對他的夢是珍惜的,是視為生命的底蘊之一的,他從未輕易示人。可今天,他覺得有將心捧給中共這位重要人物的必要了,這對他來說,是喜悅,也是重大的抉擇。事關重大。因此,他在呈送時,不僅是鄭重地雙手捧上,而且那捧上的雙手分明在激動地顫抖!

  劉少奇很重視這個同路人,這個“友”所棒獻的一顆心,很認真地讀識了這個“夢”,以他非凡的政治眼光与党的當時基本政策精神,讀識了這個“夢”。他很為這位革命的同路之友為振興民族工商業,基于實業救國所做的夢而感到欣慰。從戰略上看,前方亟需軍備補充,發展實業是重要而可靠的補充手段,是解放大業的急需;從戰術的角度看,剛剛解放,百廢待興,而經國民党敲剝、摧殘,再于失敗前夕橫加破坏的爛攤子,處處待理,僅就天津當地而言,就有著极大的饑荒与失業的存在。這是個亟需解決而又十分難以解決的重大的社會課題,它突出地關系著城市的安危。据后來統計,當時的天津市人口尚不到二百万,可難民竟多達二十五万九千五百人,占全市人口百分之十三尚強;三分之一的工人失業,即三十万工人中已有十万失去了工作。這是多么沉重的經濟壓力与政治壓力,而重負之下,又怎么能确保更沉重的支前?怎么能讓那正待解放而尚未解放的一些類似的大城市的市民們放下心來?而在當時那么個巨變的情況下,又怎能僅靠國家來全部解決?如果民族資本家能在發展其實業中,解決哪怕一部分失業問題,也是于大局、大計十分有利的。而此時,宋棐卿的“東亞”公司也因原料不足,生產不正常,造成二百多失業者,這些工人也乘劉少奇來津之机,通過工會組織提出了复工的要求。因此,劉少奇在看過那個“夢”后,對這個真誠靠近党的同路友人說:

  “你這個計划很好。你不是要發展工厂,發展生產么,現在有這么多人(指“東亞”失業的二百余人)你怎么不要?”

  宋棐卿回答說:

  “我不愿意多剝削了!”

  這話自然是出于一种微妙的心理;我呈上了《我的夢》,如果你中共認同,允許我去實現這個夢更好;叫我參与實現這個夢也好;如果反弄個“剝削”,那是自不可為的。既然連“東亞”的現有的規模已不可保,還將那些失業包袱背起來作甚?你們一籠統地說資本家剝削,我已有反感哩,再鬧個更大的罪名可犯不上!

  以劉少奇的政治素養,自已深刻地洞察到了。當時的國內政治、經濟,与依据這些具体情況所制訂的方針、政策,都是必須穩定民族工商業者。而要發展生產,要落實党和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只簡單、孤立地運用“剝削”与“反剝削”的概念,看待与處理具体問題,是反客觀的,是不符合党的基本政策与國家的根本利益的。正是基于這一政治基礎,劉少奇才斷然地就宋棐卿的話,有分寸而明确地指出:

  “共產党的宗旨是消滅剝既,但還有一個過渡階段。現在國家不發達,還希望你們能多開工厂,你能剝削一万人、十万人才好咧!”

  這話說得十分嚴密,也十分明确。首先肯定了根本要點。做為宗旨,無須怀疑,共產党的最終目標是必然要消滅剝削的,但如今不行,要有個“過渡”,既是“過渡”,就不會消滅,即可由存在逐漸到消滅。且話中的“剝削”,正是針對宋棐卿的話而來,已不再是絕對的不變義,而是相對的變化義。這番話,是在東亞公司的會客室里進行的近三個小時的座談中說的,當時在場的除天津市党政領導外,還有工商界上層人士及東亞公司的高級職員,共計近二十人。劉少奇的談話重點在于闡述党和政府當時對民族工商業的根本政策,自然也談到了將來對民族工商業者的安排;尚從政治角度進行了階級分析,以及党在階級斗爭中的政策与策略。因為提到了“剝削”,劉少奇以強調的語气,反复解釋了剝削的內涵,并指出“剝削”在當時的狀況下的社會情形,及其對恢复生產、安定社會、增加積累、擴大再生產的即時的特定的作用。另外,劉少奇還從康有為的“大同世界”,談到孫中山的“天下為公”;從三民主義主張,談到共產主義理想,還向与會者推荐了《資本論》与《社會發展史》,希望他們好好讀一讀。

  接著,劉少奇又即時決定与東亞公司的全体職工見面。在大會上,劉少奇苦口婆心地解釋了党和政府關于“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分析了發展私營企業的生產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益處,然后才說明:

  “現在的剝削是不合理的,但從目前發展生產講,它是合法的,對保障工人群眾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是有用的。”

  劉少奇的這番講話自然會引起社會的极大關注,因為這是即將取得全國性胜利的共產党的基本政策,傳播之快,可想而知,几乎是隨著解放軍的胜利進軍而擴散的,甚至先部隊而行,產生了無論對戰爭,還是對穩定新解放城市的秩序,都起了甚為重大的、不可忽視的作用。特別是對所謂的“江浙財團”。那里開埠最早,企業也興得早,辦得多,實力雄厚,构成复雜且具有較大影響的海外關系,也必然地面臨著物資供應与勞資沖突的兩大難題。因而,劉少奇在東亞公司的一番講話,不僅天津一地,而且對全國,特別是江浙一帶的大城市社會秩序的安定、生產的恢复与發展,都起到了甚為關鍵的指導作用,具有著決定性的歷史意義。

  可是,到了那特殊的“文革”十年,為了打倒劉少奇,自然動用了那特殊年代的特殊手法,將劉少奇的話孤立于歷史現實之外,斷章取義,甚至加以歪曲、篡改,變成了“剝削有功”、“剝削得越多越好”!不僅面目全非,野蠻地抹煞了歷史,而且變成了“死不改悔”、“党內最大”的“走資派”的重大罪狀!

  宋棐卿早于一九五六年就死了,倘他真個地下有知,能不為劉少奇大鳴不平,為他自己在死后被“打”成“反動資本家”叫起撞天大屈么?

  歷史是客觀的,時間是無情的,總是要還其本來面貌的,劉少奇的問題有了明确的結論,宋棐卿的問題,也于近些年來經有歷史責任感者做了艱苦認真的調查,初步地但很有理有力地恢复了他的本來面目。

             舉家危難之際反遇良机

  他生而不俗,幼而不群,長而不凡。古老的東土,新穎的西風,苦澀的水,使他想到了自強這個內涵壯麗的字眼儿,他要靠這個自強走出一條實業救國的路,走出歷史的沉郁。

  清光緒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戊戌,宋棐卿出生了,這是山東益都最普通的一個家庭,普通到在千千万万個家庭中,它几乎毫無特色。宋棐卿的祖父宋光旭是位生來唯有勤勞度日的最單純的人生追求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起早貪黑,勤勤懇懇傾注全副精力于求得一家人生存的最起碼、最單調的條件,歲月將他的黑鬢染成二毛,也將他的語言更沉浸于腹底,一日難得几句話,与世無爭,不計勞苦。這在中國,特別是在山東這塊更古老、更典型的大地上,是何其的普通。然而,也許是那個只有百日的變法維新,給這個狗年生的人帶來了异于習俗的命運吧?宋fei卿這個屬狗的來到了這個世上的時候,這個极普通的家庭卻遇上了一位极不普通的英國人,因而,也引起了很不普通的變化。

  這位英國人,是位牧師,名叫庫林(Coilin),中國人則按中國人的姓氏習慣,稱他為庫牧師。清道光二十年(公元一八四0)爆發了鴉片戰爭,英國人用兵艦轟開了老大帝國閉關自守的大門,轉年的《廣州和約》以及緊跟著而來的一系列的條約,使中國的主權日漸喪失,經濟侵略之后,伴隨而來的是文化侵略,列強們均不甘落后,宗教勢力迅速地向中國各地滲透,既近海又富饒的中原首要之地的山東更是首當其沖。益都雖小,可它是古九州之一的青州府首縣,地處膠東扼要,不僅為兵家必爭之地,也是商賈云集之鄉,因而,一個小小的縣城,竟如雨后春筍般,一時間冒出分屬于几個教派的十余座教堂。這些歐式建筑物分插于眾多的已有几千年歷史的傳統居住模式之間,不僅在外觀上格外刺眼,而且在心理上也引起了巨大的不平衡。來中國這塊古老而肥沃的土地,多是列強中的食肉的貪婪者,傳教士也不例外。因而出現一些,甚至一兩個,有人性的善良的人,自令人感到不普通。庫牧師就是這种不普通的外國傳教士,他到中國來的年頭早,因而資格也老,与益都人也熟。一來,就主持起了被當地習稱為“西大教堂”的教務。他不是英國人中的專一逐臭的“蒼蠅”,也不是掠奪成性的“野獸”,他是英國的紳士型的人。他的妻子,被人們依中國習慣稱為“庫師娘”的,也是位心地善良又善于理財的英格蘭女士。是她,集了一些貧苦教民,鉤織花邊,再聯系出口,救了不少人,她也掙了不少錢,而且經營的數量越來越大,辦起了“花邊庄”。夫婦倆實不愧虔誠的基督徒,亦不愧為英國的紳士層,均關心貧寒,樂善好施,許多當時的益都人都不同程度地受過他們的幫助或多多少少的一些周濟,其中宋棐卿的祖父宋光旭乃是受益最大者。他不是城里人,乃是城西龍山峪宋王庄的農民,与一般鄉鄰般困迫,歲租薄田數畝,倘賴“天恩”,只能維持全家個半溫半飽,余下的就得靠為人收放与打柴進城貨賣來填充。庫牧師于布道中發現了這位老農民老實厚道,又听得那么專注,表現得那樣虔誠,(他多么希望像教義里說的那樣啊!)就產生好感,并有意与其接近,宋光旭自更對庫牧師崇敬有加,兩下里更有了深厚的感情,宋光旭也很快地成了教堂的看門人,接受了洗禮,成了一名基督徒。不久,宋光旭那只有十一歲,卻已挑柴入城叫賣几年的長子也為庫牧師領洗入教,為其改名“傳典”,并送進了教會辦的書院去讀書。使宋家不但得到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也從此有了文化,而且是西方文化。宋傳典畢業沒有几年,就被年事已高礙于奔走經營的庫牧師夫婦找去經營起了花邊庄。經濟上較以前可謂大上了一個台階。而此時,宋棐卿恰好來到了這個世界上。他們宋家已不再是溫飽難持的農家,亦不再是大字不識的土盲了。正因為有了這一不俗的變化,他才沒有象他父親一樣稍一懂事就過早地參与了家計的操勞,在他父親挑柴入城叫賣的年齡,他已在教會學校讀了几年書;在他父親剛讀完小學功課的時候,他已經考取了齊魯大學。他父親的文化程度,是他祖父難以想象的,而他的文化造詣也絕非他的父親可以望其項背的。也可能真個是造化宜人,几乎与他步入高等學府的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并且在一兩年內就引起了世界的較大變化,庫牧師夫婦因此歸國了,其產業也留給了他們的四個最得意的高足,其中自然有宋傳典。于是在益都最繁華的西街上,一個名為“德昌號”,有三間門面、十几間倒座房的一座內局式收購批發花邊的新店舖,便在一片喜气洋洋中,擇吉開張了。這就又給宋棐卿的深造,提供了更充分的條件。他才得以于一九一六年春天考進齊魯大學。可只讀了半年,這個十八歲小伙子卻又大大地感到不滿足了。乘暑假歸家之机,向父親正面提出了轉學到北京的燕京大學的請求,并系統地提出了理由:一、山東已完全為日本控制,极為閉塞,亦极無保障,日人橫行無忌,國人,特別是文化人難得交流与施展;而北京卻是國際社會在華的中心,各國勢均力敵,非為一國控制可比,消息自是靈通,文化的交流与施展度也自然相應地為大。二、齊魯大學雖也為教會大學,進行的是西式的先進教育,然而,卻是在孔圣人的故鄉,傳統的深潭中,孤立而又地處一隅,豈如北京更為開化,更為人才薈萃?地域之差,環境之异,對知識的增長大大有關。直到今天,父親才注意打量起了儿子:這小子長大了,似乎僅上大學的半年功夫,就長成了既健壯又精明的大小伙子了!听,他的議論多么有條理,多么有說服力,莫說是叫他在儿子這個十八歲,即使今天的四十多歲也想得、說得沒這么周嚴。他滿足,一個挑柴叫賣者不但做了業主,而且有了這么個超群出眾的儿子;他高興,有這樣的長子,定能頂門立戶,不但繼承也必將光大他那初由外籍恩師恩賜,繼在他手中發展的“德昌”。因此,乘高興之際,他問起了儿子的志向:

  “你讀完書,又做些什么打算呢?”

  話出口,臉上也現出了喜悅的期盼,他等待著儿子令他最喜悅的回答:在德昌好好干唄,將來讓德昌一定要更紅火!

  可是,且慢,那儿子竟似早已成竹在胸,見問,不假思索脫口而出:

  “發展實業!”

  老子的高高的興頭,似被潑了一盆冷水:實業,投資大,見效慢,又得更大的心力去經營,值么?可他不忙發火,仍問:

  “為啥單要去發展實業?”

  儿子理由分外正大:

  “看看如今的世界各國,哪個國家不是靠實業強國,以實業為本?唯有咱們中國,實業薄弱得可怜,國家也弱得可怜,當然也只有靠發展實業去圖存、圖強了!”

  宋傳典雖自學的是西方文化,可他身在圣人鄉,生在清王朝,對那齊家,然后治國,國治,然后平天下的傳統理論還是有著相當程度的崇信的。听了儿子的話,望著儿子的臉:你小子再能,左不過尚未弱冠,竟不知艱難,奢談起治國來了?可知老子似你這般年紀時的情景?又可知老子是如何掙挫得這分家業?不先想齊家,卻著談治國——荒唐,荒唐,不牢!不牢!因而,對儿子再度提及轉學問題時,他明明贊成,卻由于那不快,只是緩緩地搖手,淡淡地說:

  “先歇著吧,此事待從長計議!”

  儿子的見解是不凡的,正是這种不凡的見解鼓噪并支持著他,開學后央著父親寫信托人立即轉入了燕京大學。到了北京,眼界与心胸更是大開,只讀了不到兩年的經濟特科,便不待其父明确表態,不及畢業,便通過北京的教會關系轉學到美國的西大學商學院續讀。這所大學是老資格的高等學府,是美國著名的福特集團專為培養高等商業人才而不惜重金資助興辦的。宋棐卿就是看准了這一點,就是要通過在這所大學的學習好好地考察一下世界上一流先進的美國經營實業的情況与興辦實業的經營之道。因此,他不但在課堂上認真地听講与思考,而且絕不放過任何一次實際考察的可用良机,甚至不惜費盡心机地謀求參与旁听福特公司的例會。終于謀得了一次机會,使他大足了欲望。但也在大大稱羡之余,隱隱地感到悲哀:這一切現代化經營管理手段在國內几時才得行通?福特的中層人員,在總裁面前毫不拘謹,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正是因此,自免不了看法相左,那就盡情地爭論。總裁不但不制止,反而有意導引向正題,推波助瀾,在下屬們的激烈爭論中,總裁總是冷眼旁觀,時而眼角牽動,時而面露微笑,在具体的爭論中似乎每個人都忽略了總裁的存在;但在總体的氛圍里,時時体現著總裁的威嚴。
  一九二一年,二十三歲的宋棐卿學成回國了。

  他回來得正好,回來得正是時候,老子宋傳典因買賣興隆獲得了新的山東政府的嘉獎,當上了縣議員,進而更要參加省議會議長的競選,而企業興隆卻引起了股東凋敝,昔年的四師兄弟已去其二,唯留了一個賈星琚A所占的股份少而又少了。因此,儿子的學成歸來,豈不是甚為及時?儿子不但足以挑起“德昌”的擔子,而且在他競選中為他出了許多主意,講了許多他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新鮮事物。他也從儿子的灼灼奕奕的眼神里讀解了兩個未知數:儿子的目標不在“德昌”,也不在益都,這小子真個有四海之志;老子的基業可謂大矣,從賣柴童到益都縣的大老板,從基督徒到省議長,容易么?可這小子分明是沒把這分量看在限內,甚至分明是把老子理財的一套看成是不值一顧的土式經營。他要縮短這种兩代人的距离,他要使儿孫,至少是儿子記住,是他宋傳典開創的宋氏基業。因此,他搬進了省城濟南。由縣郊搬進縣城,開辦了個德昌號;由縣城遷進省城,建起了發网厂,立起了德昌總號,益都的老字號与新設在青島与濰坊縣的新字號都是德昌的分庄。買賣做大了,而且連最后一位合股人也撤了那已變得只具象征性的股份,偌大的德昌變成了宋家的獨資企業,儿子總該滿意了吧?可是不,儿子十八歲時流露出的“發展實業”的想法,如今反而更具体化了:要建毛紡厂,甚至連購買机器的國家都想好了!他雖在表面上淡淡又說了句“從長計議吧”,內心里卻未免有些惱火,但這點火卻很快被儿子的行動扑滅了。

  競選議長,興建工厂,開辦分庄,用去了宋傳典的所有積蓄;而當上了議長,應酬花銷激增,錢呢?沒錢,莫說官場,連工厂也難以維持了。可當父親正感燃眉,儿子已經送上了救急的“水”;居然料准了會有這么一天,提前動手,找到一位同在美國留學,如今已在一家英商辦的洋行中任職的同學,不動聲色地拉來了一筆巨額貨款,不為人知地由德昌代收,并利用濟南与上海間銀元兌換銅錢的价差,南收北放,生息長利,一月間就淨賺上千元。儿子的一招先,走活了全盤棋。這令老子格外欣慰,也暗暗佩服。

  可是尚未欣慰得多久,佩服得多久,接連著就來了個雙滾翻!

  首先是由于大大小小的發网庄几年來已遍布山東,生意走向清淡,所以,宋傳典接受儿子宋棐卿的主意,于1925年前后,將德昌發网庄改組為德昌洋行,專做進出口生意:出口花生、發网、核桃、地毯、草帽辮等;進口五金、電料、自行車、布匹、呢絨等。做了一陣子,生意蠻好,可是這絕不是宋棐卿的目標,他是決心要發展實業的。特別是留美中的認真考察,使他更具体更深刻地感覺到,美國之所以強盛,就是因為工業先進,而且美國的財團巨頭無不是實業大家。因此,他一有了机會就亟謀在實業上的進取。他以為既然中國是羊毛的大宗出口國,為什么要用英國的毛線,何不自紡?于是,他就瞞著老子進口了一部英國紡制毛線的机器。只可惜,他不懂紡織,英商賣給他的又是一部粗紡机,紡出的毛線沒有彈力,也就銷不出。無奈,只好織成線襪廉价甩賣,結果賠了几万元。這還了得?老子錙銖必較,茹苦含辛,非不听話玩什么實業,一下子就是几万元!

  更有甚者,次子字涵竟為乃兄所濡,醉心起了實業,說是留學美國學商,居然也學起了紡織,這不是火上澆油么?

  不牢!不牢!可气!可气!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不將軍”(不知道有多少兵,不知道有多少錢,不知道有多少小老婆)張宗昌督魯,听得“德昌”是家資金雄厚的進出口洋行,東家又是省議會的議長,就要德昌為他進口几台小汽車。宋棐卿乘机鼓吹其父在天津開行,理由是天津是与上海差不多的商業大埠,近海多便利,經營進口最為合适。這主意卻很“牢”,宋傳典采納了,可卻斷然拒絕了儿子的毛遂自荐,而派他培養多年、辦事牢靠的心腹華正宣做了天津“德昌貿易公司”的經理。并密囑畢正宣設若儿子借天津公司有所舉動,必須及時向他通報,并將宋棐卿的學友在公司任職,已成為宋棐卿得力助手的留洋歸來的几個人也一律降職使用。

  一九二八年,張宗昌跑了,陳調元來了。張宗昌已刮地三尺,陳調元刮什么?不刮他一大刮,還當什么省主席?哈,一條肥魚在這里——張宗昌唯一沒刮的“德昌”!于是,宋傳典就“理所當然”地,不可避免地背上了根本不相干的足以破家的大罪名:國府要清算軍閥,何妨將宋傳典列入張宗昌等的“四凶”之內?縣今尚可破家,況省主席乎?于是,逮捕查辦令發了出來,宋家全部財產的封條貼了上去!宋傳典百口莫辯,唯有一逃,集中起可集中的現款,倉惶間,化裝后連夜混進三等車逃到了上海。

  于是,通緝令發了出來。

  于是,軍警頻頻登門。

  于是,凡值一點錢的東西都在被封之列。

  于是,中外客戶紛紛伸手,通過各种途徑:商會,省府、中介人追索貨款,合同索賠,鬧得沸沸揚揚。反而鬧得陳調元不敢貿然吞下這塊燙嘴的肥肉了。

  宋棐卿呢?

  在天津。他覺得机遇來了。

  他到天津不只是躲災,而是要收拾殘局,保住天津這塊陣地,以求救父与東山再起,興辦實業。

            按著既定目標積极著手籌備

  發展實業,像一團火,熊熊烈烈地躁動著他,他要把現代的經營机制引進德昌來,將德昌這個帶著泥土味的字號和傳統的封建老財式的經營徹底革掉,托出足以強國的實業來,讓上流社會多一個名字:宋棐卿;讓津、滬的工商巨子多一個名字:宋棐卿!

  一九二八年冬。

  天津出奇地冷。

  在砭骨的冷風中,兩輛小車向法租界六號路駛去,在挂著“德昌貿易公司”的牌子門前,戛然而止。

  年滿三十歲的宋棐卿下得車來,后面是与他年齡相若的青年人,尚有事先得訊赶往車站迎接的經理畢正宣。三十而立,宋棐卿顯得更成熟了,他雖內心里滾燙著對臨頭大難的憤懣与對乃父的擔心,可臉上卻平靜如水,危難當頭,宋家唯有他這么個主事人,是万万亂不得陣腳的,正相反,他要以极大的冷靜,憑天津這個地利,靠“德昌”這點儿家底,尋求人和,力爭盡快振起,設法出脫乃父的莫須有罪名。這需要一大筆花銷哇,而他的家,除了天津這點產業几乎已別無長物了。

  畢正宣可完全不清楚。初時,他還只以為少爺是來避難的,乃至少爺宣布住下來,自任經理,告知他舉家遷津后,他才毫無准備地唯有諾諾連聲。

  宋棐卿要大做,絕不再像以往般,做几個賺几個。他的成熟更得力于購買粗紡机的失敗,他知道,要實現他的理想,實施他的經營方式就必須有得力的臂助,華正宣是個算盤打得很精的人,因此叫畢正宣做主管帳目与往來文牘的副理實是難得的內務之助。可只有內務之助也只是一半,另一半,外務之助卻更為重要。天津的老班底加上他新帶來的人,無一足堪方面者,他要不惜重金厚禮尋求。終于很快地尋到了趙子貞。

  趙子貞,曾經留學法國,專攻机械,更對汽車构造与性能專有所長,為人聰敏靈透,辯捷思謹,是個難得的專業人才兼公關人才,當時正在沈陽高等師范學校任教。

  宋棐卿尋到了趙子貞,也誠聘了趙子貞,更禮遇重任了趙子貞,一到公司就任命為副經理。趙子貞也不負厚望,上任伊始就憑他出眾的交際本領拉了一些上層主顧,特別是進口了“飛得祿”牌汽車,兜得飛轉,自也帶動了其他方面的業務。五六個月間,德昌財勢大振,聲名大噪,崛起于同業之間,揚名于津門內外,宋棐卿也成了熱門人物。

  名、利雙漲間,宋棐卿分外鎮定。一來,這還距他的目標很遠,二來津門大埠,巨富如林,較那些巨頭大賈,他也差得遠,位卑而資弱。然而,總算是立住了腳跟,打開了局面,有了可靠、可資實現愿望的基礎。

  他首先要躋身于上流社會。

  他動用了他的經濟与人事的雙重基礎:一筆可觀的費用,几個留美同學。他加入了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的附屬團体——“聯青社”。与許多著名大亨,如仁立公司經理朱繼圣,北方航業公司經理王更三,永利久大集團的李燭主、陳調甫,大陸銀行副理胡哲甫,西湖飯店經理、大買辦雍劍秋等共為社友。在這個社會高層的團体里,無論是置身其間的自愧不如還是經常听取西方信息,再加上一次大戰以來新興的棉毛紡織業的紅火,就更煽烈、助旺他心中那團火,發展實業,辦毛紡厂!

  他不忘故土,山東大地,益都故居,他都甚為眷顧;可他又深惡故土的閉塞,深惡那陳腐守舊式的經營。因而,他甚為慶幸自己終于由閉塞的山東遷來了開闊的津門。他要辦實業,也首先要為父親解脫罪名。“青年會”的能量很大,陳調元又下了台,通輯令取消了,可宋傳典也物化了;過度的興奮激發高血壓驟增,因而導致腦血管破裂,未及离滬,便遭猝死。

  喪親之痛,推心絞腹,不及交代便奔喪离津。可趙子貞不愧信人,亦不愧能人,經理不在,他一如在時,仍在盡力拉生意。在得到韓复渠(當時尚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欲向德昌訂購一台“飛得祿”牌汽車的信息后,當即主動訂約,殷勤周到而又甚為得体地親自把一台新的“飛得祿”送進了當時尚住在北京的韓复渠宅邸:絨線胡同。乘机与韓复渠的副官長孟曉峰攀上了交情。他的學識、口才以及忠誠得体的風度都深得孟曉峰賞識,專門推荐給了韓复渠。趙子貞對韓复渠又以极內行的口吻暢談了用汽車改裝鐵甲車的技術与軍備的重要性,使韓复渠贊佩之余,大為動心。不久,便為他的親信孫桐萱所率的二十師改裝了四十部鐵甲車,專請趙子貞協助。不僅在經濟上大有益于德昌,即在關系上也使德昌受益非淺。沒几個月,即一九三0年九月,韓复渠即被調任為山東省主席,“德昌”的買賣也因貨賈于軍、政兩途而獲利益丰,益都被封的財產也因而得到了啟封,因而,也更調來了一筆錢——連根移植天津了。

  條件具備了,毛紡厂夢該圓了。當時間推移到一九三一年,宋棐卿三十三歲時,万事俱備,只欠一個可靠的紡織技術專門人才時,他的二弟宋宇涵,這個留美一意學紡織的學子,學成歸國了。

  出擊!

  可尚未進軍,只一略地,便深感實非易事,津門的地皮寸土如金!宋棐卿憑他的基督教青年會的關系四出活動,終于輾轉托請比利時商辦的天津房地產公司,在意租界五馬路(今河北區自由道)租到了一座附帶數座倉庫的辦公樓,占地十五畝左右,月租白銀一千二百兩,租期十年。宋棐卿將那几座倉庫略加修葺,就變成了厂房,只待進設備了。那套曾令宋棐卿首戰敗北的英國粗紡机一直依宋棐卿的安排妥善地保存著,如今,總算是派上了用場。厂房粗定,宋棐卿就立即派人日夜兼程地將一套設備運到了天津,經宋宇涵組織安裝,厂房內首先具備了一定的設備能力,更委派二弟宇涵通過英商買得四套絨線机,行家弟弟自然不會像外行哥哥當年那樣上當。

  可以開工了么?不行,宋棐卿絕不匆草行事,他要大辦實業,因此必須有專門的過得硬的技術專家。為此,他專門委托精明靈透、關系廣泛的趙子貞全力物色,并給以決定全權,趙子貞再一次不負重托,拉來了張漢文。

  張漢文曾留學法國,專攻紡織,恰好也是一位基督徒。學成歸國不久,即在上海章華呢絨厂任工程師。章華是個老牌名厂,專織軍呢与精紡呢絨,張漢文已在章華任職多年,自也積累下了丰富的經驗,成為章華的技術台柱。

  要把這樣的一個人從章華老厂中挖出來,談何容易,趙子貞可謂用盡了周身解數,又奉上了优厚的條件:月薪銀元三百(与經理的標准接近),配備專用小車一輛,由厂方承租一棟小樓為其安家。

  宋棐卿開始了他全新的經營。

            招股豪胜,商標定為“抵羊”

  一上手他就把“德昌”這個傳統內局式的牌號連同它的單一家長式的經營方式連根拔掉,說絕不再做代理經營,要真真正正地發展而且大大發展實業。

  宋棐卿幼萌商志,不愿為官,何況其父一場議長夢,落個悲慘下場,使他更不想涉足官場了。可他深知,不涉足是一回事,借重它又是一回事。在美留學考察中,他強烈地意識到,福特財團的總裁看似不參与政治,對政治亦似不感興趣,但是,他通過各种高級有益的娛樂活動,保持著与上層政界人物的頻繁接触,以金錢与實力贊助著一些人在參眾兩院的競選,不僅對議會,就是對白宮、五角大樓,都有著很大的影響,甚至控制作用。而當時的中國,倘無軍政要人的襄護,實業家們几乎寸步難行。因此他不要做官,卻要聯官。另外,干就大干,既摒棄了傳統的穩妥而又牛車式的緩慢的經營,就得放開手腳大作。厂房的租賃与改造,設備的購置,人員的安排,一開始就是大實業的架式。宋棐卿雖賺了較他父親更多的錢,又轉來了濟南的家底,可經這一花,已所余無几,乃至捉襟見肘了。這勢必嚴重地延緩發展速度。他不能這樣干,一些重要的骨干,如趙子貞,也在看著,是讓他們僅做個雇員,還是參与企業的股份,這是他們決定盡多大力,乃至決定去留的條件。益都的“德昌”初始是庫牧師与庫師娘安排的四股,守舊經營的結果,先兩個后一個退剩了宋傳典獨資,這不是發展,而是倒退,也是老一套的必然結果。宋棐卿正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將宋家一家經營變成多家的股份公司。為此种种,他在厂子剛一定型,尚未投產時,便鄭重地提出招股,辦股份有限公司,并做出正确的招股決策。仰仗并全權委托副理趙子貞運籌,自然也鄭重地申明了招股的理由特別是原則。說這一決定是正确的,那是因為,倘以他本人出面招取,一則他當時還基本是“人微言輕”,二則沒有趙子貞那樣的社交上高超本領与能量,三則,委托趙子貞,吸收了趙子貞的股份,也使趙子貞因有了進一步利害關系,并得到倚重而更增向心力。趙子貞有与韓复渠及其重要部屬的交情,首途濟南,在他的說眼下,韓复渠以其子韓嗣燮的名義投資銀洋五万;二十師師長孫桐萱也動員其親戚張慧中入股了五万銀洋,一下子拉進了十万官股。加以宋棐卿又拉進了些山東老鄉,很快集起十四股,總計二十三万元,并組成了以宋棐卿、趙子貞、宋宇涵、徐燕珊(宋棐卿拉進的股東,他在“聯青社”的社友、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的親侄)四人為董事的董事會,由宋fei卿任總經理,趙子貞、宋宇涵為副理,并再度重申,趙子貞仍舊擔任德昌貿易公司的副理。有了足夠的資金,也有了較強的班底,毛紡公司武裝完備。

  厂名与產品的牌號,在現代經營中實屬關系非輕的課題。它們往往不僅影響著實業的形象,而且也反映著主持者的心態。

  現代經營意識強烈的宋棐卿,絕不掉以輕心,而是鄭重地召開公司骨干會議,認真地進行商榷。在厂名的選定上,他首先否定了老字號“德昌”,并指出“德昌”老矣,且一直是代理商的土形象,再沿用于毛紡公司,勢必易生仍為代理商的誤會,老气橫秋之外,叫起來也不響亮。他在形式上拋棄了這個老字號,也在實質上摒棄了老字號的老一套經營方式,并向人,首先向趙子貞表明,他已從感情上放棄了以往的獨家經營。因此,在趙子貞的贊同下,取名“東亞”——詞新、義新,位于東亞,要崛起于東亞,振奮國人,面向世界。于是,企業的全稱就定為“東亞毛呢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那么,產品的牌號呢?第一批毛線曾以厂名為牌,稱為“東亞”,可宋棐卿總覺得不盡人意,這是中國人自己用那些自產原本上用于出口的羊毛紡出的自己的“國線”,牌號應響亮地道出中國人的志气与雄心。是以,他于生產不到几個月,便又召集骨干會議,認真探討。在宋棐卿揚中國人威,長中國人志,与外貨抗爭的主導思想下,趙子貞又根据當時外貨的情況,提出了“抵洋”。顧名思義,自是抵制洋貨的內涵。實是既響亮又有气魄,宋棐卿當即拍案叫好。可宋宇涵卻覺得太直露了一些。然而,對于這個響亮而气派的名號,宋棐卿是必欲使用的。他夢寐以求的就是實業救國,圖的就是要与英日的紡織巨頭們一較短長。因此,他的腦筋劇轉:英商博得運厂的產品牌號是“學士”、“蜜蜂”。日商加滕洋行經銷的產品牌號是“麻雀”。“蜜蜂”、“麻雀”、“麻雀”、“蜜蜂”,好,宋棐卿眼前一亮——變洋為羊,羊,特別是雄健、勇猛的抵羊,不足可以驅逐這兩只小動物嗎?“抵羊”又与“抵洋”同音,听起來具有那么響亮的抵制洋貨的感受。兩羊相抵,雙角崢嶸,四日圓睜,毫不退讓,這不也是企業的豪壯形象与拼搏精神么!“抵羊”,“抵羊”!東亞抵羊就是要爭雄于世界!因此,宋棐卿在認定商標標准樣時也格外苛求,否了不知多少精心的設計方案。最后,他命人帶起相机,專門拍了多种兩羊相抵的實景照片,這對抵羊也是專門選購、再精心訓練的標准羊。可見其重視的程度与用心的良苦。終于,在眾多的照片中選出滿意的一張,于是這极富形象力的商標便啟用了。

               三局精彩的棋

  競爭伊始,他下了三步好棋:棄車保帥,聯手車,求和;以退為進,后手發動,四面圖將叫殺,獲胜;高射炮打馬、車,取胜。

  當東亞毛呢紡織股份有限公司一切准備就緒,正欲試車投產的關鍵時刻,出現了一個意外變化:天津商界的佼佼者,仁立公司的總經理朱繼圣也看准了毛紡,在其公司之下,大張旗鼓地籌建起毛紡厂來。“仁立”的經濟實力之雄厚,手段之強勁,朱繼圣名望之隆盛,都遠非東亞与宋棐卿可比,“仁立”要建的毛紡是完整的從粗紡毛紗、粗毛織品,到精紡、染整、呢絨系列化大型生產模式,与東亞几乎是同日問世,卻絕對不可同日而語。這正如一盤己方尚未出車,而敵方已重炮當頭,雙車掐肋一般,很可能在強大對手的攻擊下,被“大刀剜心”,使“東亞”夭折于競爭中。宋棐卿深知不能硬拼,唯有舍卒保帥,聯車求和。他憑借著“聯青社”社友的關系,具帖懇請朱繼圣聚食一敘。朱繼圣也是位非常之人,明達睿智,心胸寬廣,識見不凡。得帖后,欣然如約,前往天津名气最大的雍劍秋開辦的店如其人的西湖飯店与宋棐卿相見。

  略一寒暄,兩下里就座。兩個年紀雖輕,但閱歷甚丰、學識淵博、風度翩翩、儀表堂堂的企業家,賓主同輝。飯店是高級的,排場是宏大的,酒席是丰盛的。据有關文章記載,他們的談話是這樣開始和進行的。主人首先擎杯禮賓:

  “年前家父一難,多蒙繼圣兄鼎力相纖,小弟刻骨不忘,今日聊表芹意,實難補報于万一!”

  態誠意切,毫無造作之態。

  朱維圣舉杯還敬道:

  “數年前的往事,小弟無非略盡應盡之綿薄,何勞棐卿兄如此念念?我輩中人,理當相互扶持。何況如今同為社友,當年留美時亦可忝列同學,至少還都是‘十字架与寶劍會’的成員吧,同胞鄉澤之外,在上帝面前亦為兄弟,卿兄可是見外么?”

  宋棐卿邊听邊深為感慨地點頭,听罷,喟歎一聲,道:

  “繼圣兄說得雖是,可營救家父大恩,為人子者,豈可稍忘?倒是兄說及昔日之事,未免令小弟汗顏!還記得吧:在美國的一個晚上,我兩兄弟扼腕于國弱民窮,立誓以實業救國的那場談話,小弟至今仍耿耿在怀。救國必須強國,強國必須大力興辦實業,沒有實業,無以扶民,無以養軍,何談強國、救國?這是兄与小弟的共識,豈敢稍有或忘?然而,兄台如今已在身体力行,小弟剛剛起步,汗顏之余,不揣冒昧,還望兄台多多提攜。”

  朱繼圣深為他的舊情,特別是誠摯、坦蕩的大義之情所感動,當即爽快地答道:

  “你我同心,故交難得,又得新交共處,理當攜手共進,但有所命,愿盡綿薄之力!”

  宋棐卿面轉欣慰道:

  “小弟以為,舉辦實業,‘三北’(東北、西北、華北)的丰厚資源實不可忽,大有用武之地。東北無實業大家,而交通便利,產源丰厚;華北中原腹地,傳統富饒之鄉;西北古老而多畜,羊毛數大而价廉。而天津以早開大埠,吞納‘三北’實是理想的興辦之地。實業不興,則必三敗俱傷:‘三北’的大量資源不為國用,民眾守著金碗要飯吃,談何脫困?此其一;其二,國貨匱乏,必使洋貨日趨傾銷,自己的錢不斷地流入他人腰包,國力怎能不更為空虛?其三,一味洋貨,一味依賴洋人,必導致民眾的依賴洋人,崇拜洋人的心理增長,因而相應地削弱了自強之志,消長之下,唯有亡國一途。是以小弟不揣力薄才微,知其難而行之,籌建了東亞毛呢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實本于兼顧‘三北’興辦實業以救國的素心,倘不得兄台相容,小弟唯有中止此愿了。”

  這番話,說得尤為推腹傾心,朱繼圣待著聆听畢,正容道:

  “棐卿兄如此坦誠相待,不泯昔日雄心,且更胜于昨天大志,令小弟不只欽佩,亦受教匪淺:說句良心話,津門毛紡諸公,如下野的舊軍閥曹錕子侄輩,雖所辦的皕膜繶暴D投以兩百万銀洋的巨資,可在小弟眼里,無非是個臃腫龐雜,虛浮孱弱的空架子,那些酒囊飯袋,不堪一擊。今日听見台的一番宏論,識遠而謀深,雖以不足三十万元起步,但确實是小弟競爭上最強的對手。然而,實業大計,救國共謀,根本所系,唯有相互提攜一途可循,請兄放心,仁立只有支援東亞的一面,而絕無妨害東亞的一面,此酒為證!”

  說罷,舉酒一飲而盡。

  宋棐卿亦興奮万分地舉酒還禮,連聲稱道;

  “兄台如此大度寬仁,网開一面,使東亞得以生存,日后東亞的一切,即兄所賜,來,請再受小弟真誠的一敬!”

  酒酣意暢,兩大家的秘密會晤更增進了情誼,至此方真正地結成了至友。朱繼圣更進一步爽快而主動地向宋棐卿介紹了羊毛市場的總体趨勢与詳細現狀,以及有關毛紡織品經營生產方面的經驗。并主動限縮了仁立的生產門類;集中以為傳統的出口地毯提供紡織毛條,与生產銷售制服呢及斜紋呢為主,讓開東亞的毛線一路。最后,真誠地祝愿東亞能背靠“三北”,立足津門為實業救國而飛黃騰達!

  宋棐卿于還敬還祝間,几乎落下激動的眼淚:多么難得的友情,多么難得的心胸!介入商界几年來,他領教的只是爾虞我詐,同行是冤家已成了一些生意人的信條。競爭無情,人有情,自古惺惺惜惺惺,這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而這一美德在朱繼圣的身上具体化、現代化了。

  朱繼圣為宋棐卿讓開了一條光明大道,宋棐卿棄車保帥求和了第一盤棋。可道路豈止一條,棋也不能只下一盤,頭三腳難踢,他只憑實業救國這個大題目上的共識,踢開了第一腳,接下來的第二腳、第三腳卻是真槍實彈的遭遇戰了,這就是應對一家洋行兜頭潑來的中傷髒水与后起“祥和”攔腰一記的釜底抽薪的嚴重挑戰。

  有宋棐卿的現代式經營手段,有趙子貞一類的公關与管理人才,有張漢文那樣的几個技術專家,有朱繼圣那樣胸怀坦蕩的實業家的讓路与支持,東亞很快就名聲鵲起,“抵羊”四出,在天津的市場上嶄露頭角,且大有獨領風騷之概,這不能不引起同行的嫉妒与擔心,也自然不會不有所舉動,首先發難的是一家洋行。

  這家洋行位在上海,是一家由中國人代理的專門經營進口毛線的洋行,雖是中國人,卻甘為洋人之仆,心理也居然變態為半洋半土,而且每一半都不是那“出產”國的优質部分,而是洋破爛与土雜碎的混合!背靠主子洋洋自得,諛媚洋大人則十足奴才,欺凌國人儼然半個主子,還自得于肥利之中而不羞恥!

  東亞毛呢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是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正式宣告成立的,一年多一點的時間,不但產量翻了五番,而且生意日隆,特別是那“國人資本,國人制造”的口號更為深得人心。日寇侵占東三省后,抵制日貨聲浪日高,恨鼠連累大眼賊儿,連一切外貨都打入了不受歡迎之列,“抵羊”如异軍突起,迅速地奔出津門,直達內地、沿海,增長之勢仍在看好,而洋行本因一個“洋”字而消沉,如此一來長時間更形明顯。依洋人之勢豪橫慣了的洋行代理商气急敗坏之下,竟不顧起碼良知与道德。反誣一口,竟放肆地利用報紙大造謠言,望風捕影地硬說“抵羊”毛線是用日貨冒充的!不然怎么有那么好的質量,那么物的銷路,那么大的產量?抵制日貨嗎,何不抵一下“抵羊”?好卑鄙,好陰損,也好險惡!

  消息出自報紙,來自經銷大戶,人們又無由鑒別,自然會影響“東亞”的銷售,甚至有人登門叩問真偽,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這門隔山重炮遠遠地震天价轟來,這盆髒水斜刺里甜頭潑下,做為三軍主帥的宋棐卿,一不惊惶失措,二不采取正面回擊,而是高姿態地走出一招迂回跳馬的好棋:立即商請工商与金融界的頭面人物,如与他新進深誼的“仁立”總經理朱繼圣,一直關心并欣賞他的大愛國實業家宋則久。与他來往較多,對他也甚有好感的水利久大集團的實業巨子李燭塵等出面,轉請中華工商總聯會以及上海國貨維持會等部門与團体主持公道与以為聲援。同時,一面聘請法律顧問(上海灘上素有名气的大律師江庸),以為公開斗爭的法律依靠;一面派交廣智深的趙子貞南下尋求社會途徑,說動以上海社會局局長谷良民為強大后盾的華南潮幫幫會頭目杜之紳出頭,從私的角度干預。待這一切“備戰”的緊張活動就緒,宋棐卿就正式地以報紙的嚴重聲明首先回擊報紙的發難,在十几家報紙上醒目地登出“征求反證啟事”,吁請全國各界人士提供“抵羊”牌毛線是以日貨為冒充的證据。倘無人提供,則中傷東亞的洋行就必須拿出他們持言的充分實据來,否則,將訴諸法律。

  “啟事”既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一發重炮彈,對炮互攻,也是總攻的信號,宋棐卿已聯絡好的上層人士与社會勢力、工商界組織一齊行動,展開了立体交叉全方位的戰略反擊,渠道之多,來頭之大,攻勢之猛,使那個驕橫已慣卻又愚蠻的洋行代理商,迎戰不暇,焦頭爛額。初時,竟因驕橫已慣,全不將小小的“抵羊”放在眼里,豈知這初生的抵羊竟是如此的角鋒力猛,一躍反擊,就令他措手不及,陣線瓦解。而接踵而來的是,由于他根本拿不出任何證据,只好以沉默對待宋棐卿的“啟事”。時間是無情的,待一段可待的時間過去,各种報紙便連篇累牘、劈頭蓋腦地向他發出了譴責,斥他打擊國貨,罵他為虎作悵。這在反日排外、熱衷實業的大气候下,無异斥他為魔鬼,罵他為敗類。千夫所指,一片喊打,四面夾攻,他一個洋行代理人如何承受得住?可他這是洋奴成性害人終害己,又怨得了誰?又誰個同情于他?再硬挨下去,只有在极端劣勢的情形下去与被傷害者對簿公堂,那下場可想而知。是以,他完全喪失了洋奴的威風,轉而低聲下气,輾轉托人說情,求得東亞的諒解,以登報聲明辟謠,公開道歉,賠償一切有關損失,才得以解脫,已是亡魂皆冒了。

  另一局棋,則奔在一九三四年。

  競爭是無惰的,然而,競爭也應該是公平的。商品經濟愈趨向現代化,競爭愈顯出它的公平、合理与正大的屬性。那种不擇手段,動用陰謀以擊垮對手的過時了的競爭,則在歷史的發展中,愈來愈站不住腳,愈來愈被社會文明的進展所不容,即使一時僥幸,也難得持久。

  一九三四年初,天津涌出了一個新的毛紡厂家,名字叫做“祥和”,興辦人叫袁紹周,也是位能人,名牌學府南開大學的畢業生,也是赴美留學專攻紡織的學有所長的人物,曾辦了多年的染厂(字號“華光”),創下了較好的聲譽,也在天津工商界頗具影響。眼見得外貨日受抵制,而登市不久的“抵羊”牌毛線又如此大受青睞,他又食指大動。他以為,雖說都是留美學生,可在紡織上他要較宋棐卿优勢得多,而興辦資金也比“東亞”興辦時為厚,自信辦家毛紡厂,一定會胜過“東亞”,因此,他迅速地辦起了“祥和”。“東亞”在前,已走了兩年,是他晚辦的“祥和”的壓頭對手,因此,他在籌辦之初,就加進了競爭參數。不過,手法卻很不“祥和”,也是因為以常人的標准過低估計了宋棐卿,因而,采取了錯誤的手段,動用高薪,挖走了東亞一批工人与職員。他以為這可以一箭雙雕,既可以充實自己“祥和”的實力,又可以通過釜底抽薪之計,讓“東亞”沸沸揚揚的“湯”落下滾儿來,措手不及,左支右拙,以致冰消瓦解,至少可以為他的“祥和”倒出大部分市場。待“東亞”經過一番掙扎再緩過气儿來,“祥和”已站穩了腳跟,反過來以优勢的先入者來威壓“東亞”。
  這一手很不光彩,也很毒,很辣。“東亞”剛由穩定走向興旺,正自春風得意,欲平步青云之際,突然釜底一冷,腳下一沉,登時一陣冷落,周身不适!一時之間,大批的技術工人与經營里手,紛紛辭職,井然有序的厂里出現了混亂,熱火朝天的生產呈現了蕭條,就像是一架開足馬力的船,突然減速,以致在水上打起了橫,失去了正常的節奏。宋棐卿很快地弄清了原因,也當即行動,敦請“東亞”的股東之一,南開大學的資望甚崇的老校長張伯苓出面,要求袁紹周退回這批職工。可袁紹周雖十分敬重老校長,卻因利益既得,而這批職工在保證“祥和”所產“飛艇”牌毛線的質量与“抵羊”不相上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亦已頗為暢銷。如此下去,此長彼消,要不了多久,“祥和”所產的“飛艇”就會將“東亞”所產的“抵羊”取而代之。他將產品牌號取名“飛艇”,就蓄志非小,“飛艇”是飛机的別稱,對“抵羊”自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對那些洋貨中的佼佼者,“蜜蜂”、“麻雀”,自也是“高高在上”,他很欣賞他的那一招高棋:槽頭牽馬,反手臥槽,這一軍將得“東亞”措手不及,實難補救。因此,他拒絕了老校長代宋棐卿轉達的要求,滿以為必操胜券,宋棐卿不久就會認敗服輸。倘不甘破產,也只有為他兼并的一條生路,因而未免有些陶然自得,紡織起了美夢。可是,尚未待他美夢得圓,便被晴天霹靂似的一記“高射炮”聲所惊醒;宋棐卿于危局中驅“炮”出擊了。

  請老校長張伯苓出面要人,實是宋棐卿的先禮后兵。原冀同行之間息事宁人,本也不抱多大希望。可只這一先禮后兵,就使他占在了理上,得道多助,而置袁紹周于寡助。他也就師出有名了。正因為對和平解決沒抱多大希望,几乎是張伯苓走進“祥和”的同時,他也步入了“仁立”,請他那位老同學新朋友朱繼圣出力相助。朱繼圣二話沒說,慨然應允,當即派出了“仁立”十名技工赴“東亞”臨時應援,以解燃眉之急。釜底加薪,后方穩定了,“抵羊”又穩穩地占住了市場,而且由于對方這一不光彩手段的曝光,更激勵了“東亞”上下的士气,同仇敵愾,產品在數量与質量上反而更上一層樓。

  宋棐卿要以牙還牙,組織更猛烈的反擊了。他首先調動起了股東优勢。

  正是為了強化企業實力,宋棐卿才拉進了一些有社會影響的股東,不少在天津有較高的社會地位,甚至居于要津的人,又有股份在“東亞”,自不會坐視“東亞”由火騰騰上升因遭暗算而躍落,何況又有總經理的面懇?于是,商會之外,一個名為“線業公會”商界同業組織便應時間世了。“線業公會”,顧名思義,是棉、毛、絲三線生產或銷售厂家的同業組織,會長就是經銷“抵羊”毛線的最大的老板,直接隸屬于總商會,几乎囊括了經銷毛線、絲線、棉線的所有厂家与百貨店,對內協調各家的關系,控制了价格、市場与商品的分配;對外代向官方交涉有關事宜,在一定程度上起著保護中小業主利益的作用。會長是“東亞”的關系人,“東亞”又在組會時捐了一筆費用,開宗明義第一樁就是協調了“抵羊”的市場价格,使其利潤相對地得到了提高,有此种种,誰還宁肯少賺而去經銷“飛艇”,得罪“東亞”?

  你不是“飛艇”嗎?趙子貞提出搞個“新武器”:“高射炮”!用成本低廉的國產羊毛紡織,只保住成本線銷售;再利用“抵羊”的副產品出一种“雙羊”以致成“群羊”、“王羊”、“三羊開泰”、“蘇武牧羊”的羊系列副牌產品,于是,天津的通行大街,一些商號門前便如雨后春筍般豎起了一個又一個醒目的廣告牌,“高射炮打飛艇”;于是便出現了“雙羊”伴送,先是買二送二,漸次買一送一。熱熱鬧鬧聲勢浩大地向“祥和”展開了全面進攻。宋棐卿為了加強火力,又專門宴請了一位叫做鄭潤卿的走街串巷的靈通人物,這人毫無資本卻甚有能量,也成了宋棐卿的同盟軍。進攻中,宋棐卿又進一步鞏固了陣地,一以道理,向“東亞”的員工廣為宣講本次商戰的起因与目的;一以經濟手段;決定每月從員工的工薪中扣除一定比例,年末加倍發還,名曰“蹦蹦利”。比如,工人每月扣除一元,年末則返還二元,倘中途自行退厂,則不予返還所扣部分。人怕見面,樹怕扒皮,話說透了,員工們對貪利跳槽者無不切齒痛恨,甘愿將這扣除部分改為捐獻。人心大振,凝聚有力,宋棐卿自是高興万分,激動万分,謝絕了員工們的捐獻,就此進一步進行了戰斗動員。士相嚴整,車馬炮一齊出擊,僅那震耳欲聾的“高射炮”聲,就已使袁紹周手忙腳亂,窮于應付。而仗是他挑起的,如今反而轉為倉皇應戰,顧頭顧不得尾,再無辦法也得甩价銷售,忍痛應付,沒有多久,他那本已不太丰厚的資金便見告匱,股東們見袁紹周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節節敗退,敗局已定,便紛紛索債般討起股金來。四面楚歌,又禍起蕭牆,袁紹周已進退失据,只好偃旗息鼓,甘拜下風,深悔當初一招失誤,引起滿盤皆輸。可又不能硬挺,只得老著臉皮再去反轉來求告老校長張伯苓出面調停。結果,“祥和”將全部設備加尚存資金,一并做价為三十万元,以入股的方式并入了“東亞”,做了“東亞”公司下的一個分厂,厂址仍在原來的法租界五號路(今吉林路),厂名卻改成了“東亞毛呢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厂”。袁紹周一個不慎,決策錯誤,本欲迫使“東亞”向他“祥和”投誠,以“飛艇”壓倒“抵羊”,卻不料東亞的“高射炮”的火力太猛,終于擊敗了他“祥和”的“飛艇”,反落入了“羊”群之中!

  他悔,他愧。

  宋棐卿卻不自驕,亦不盛气凌人。

  真正善于經營者,在激烈的商戰中自當“分毫不讓”、“寸土必爭”,絕不手軟。可一旦競爭的對手認敗服輸,絕不赶盡殺絕,相反,應伸出友誼的手拉對方一把,才算得有气度,有良知。更何況對手既能堅持戰斗許久,必有其長,因此而毀了他,豈不是使社會失去一個有用的人才?

  請老校長居上,宋棐卿与袁紹周這位昨日敵手,今日的股東坦誠地公開了他在這場商戰中的每一環節的具体安排,并肯定了袁紹周在經商特別是辦紡織實業方面的長處与本領;袁紹周也表示心服口服,日后甘為部屬。宋棐卿也當即表示愿聘袁紹周為東亞公司的業務部主任,袁紹周也欣然接受了下來。(第一分厂的主任已委了曾追隨宋氏兩代多年的李靜山。)一度合作愉快,后不久,由于袁紹周去經營了華光染織公司,才辭了職務,只做股東了。

  一和兩胜,三局棋下過,“東亞”更盛,宋棐卿實業救國之心較“東亞”尤盛!他到處宣傳以至演講實業救國的道理与方法,直至上書當時國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長孔祥熙,痛陳為救國強國必須扶持實業的道理,使孔祥熙頷首稱善。宋棐卿愈加孜孜以求。

              “抵羊”占盡風光

  生產起步,“抵羊”的牌號較實物先行。他使出周身解數,施出多种方法,通過多种渠道,緊鑼密鼓、直墨濃彩地宣傳“抵羊”,“抵羊”名上云霄,身登顯位,大展“抵羊”雄姿,大顯“抵洋”功效。

  還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公司成立之前,宋棐卿在物色專家同時,就物色下了宣傳能手,他要使輿論先行。因此,在确定了“抵羊”牌號之后,有關“抵羊”的宣傳手段已先一步實施,牌號先實物一步傳向了四面八方。

  以廣告与相應的手段擴大企業与本企業產品的知名度,使其以嶄新的形象傳播久遠,深人人心,甚至熟悉得開口欲談、沉思必想的程度,是現代化經營不可缺少的最佳手段。

  首先,宋棐卿在做廣告上是重點放在最佳環節,普遍舖開,無孔不入,無所不用其心。

  其次是實物宣傳,亦無所不盡其极。

  做廣告,宋棐卿的手段很多,也很高,大体上說可分為:

  制做永久性的廣告牌。繁華去處絕不遺漏,而且越是繁華,他的廣告立得越超群出眾,必欲以勢奪人。例如在官銀號設置的燈箱,就甚有威勢,甚為顯眼。官銀號地處通衢,在天津市東馬路与北馬路的交接處。明与清代之初,天津尚只是個衛所,隸屬于山東靜海縣,這里就是衛所所在地,后來天津衛由于近海開埠得早,遂擴大為天津市,人們仍以天津衛沿稱,而這個交匯路口則更為繁華,被當地俗稱為“東北角”。由于洋務派頭子,清廷的北洋大臣李鴻章曾在此處設置官銀號,被叫出名。自清末至抗戰,此處一直是繁華之所,交通要道,四通八達,与許多繁華處吻接:就近即是日租界,西行一過路口就會過界。東扼金剛橋,橋接大馬路(今中山路);北通沽衣街,街連北大關;南起南馬路,路達南大門。天津人說:這是天津衛最哏儿的一塊“中國地儿”。如此沖要地界儿,宋棐卿拉上好友朱繼圣第一個大下了功夫。你好瞧吧,就在那最顯眼的地界,就在那人們出入“正興德”、“五和”等大商號的必由之處,瞧見沒,那大燈箱!好家伙,一碼儿的一對兩只,只只三丈多高——那叫十多米呀,好嘛,得花多少錢?甭提這么大的燈了,就看那箱上的字吧,大老遠就瞧得真真的,好功力,好清爽!正正中中,一只上兩個大紅金字,一書“天馬”,一書“抵羊”,羊、馬行空,賞心說目。赶情這不是賣的羊、馬,是人家兩個厂子的產品,那上邊不是標著呢么:天馬頭上是“仁立”,“抵羊”角頂是“東亞”,下級的字也是龍飛鳳舞亦很醒目:“國人資本,國人制造”,好爽悅人眼,好振奮人心!如此巨大的燈箱,入夜以后,特別是人定店關的月黑之夜,更顯得格外明亮,整個路口一派光輝。這是嘛?咋這亮堂堂?不知者必由于好奇而問,待得到答案后必也是一番贊歎;左近消夜者,往來夜行人,這多方便,還是“東亞”“抵羊”、“仁立”“天馬”好,好极了!

  在繁華的南京華樓迤北,“天津國貨售品所”的樓頂特寫似地安裝著一組八個大字的霓虹燈:抵羊毛線東亞國貨廣告做到了一切可能做到之處,只要具備擴大宣傳條件的地域或設施,宋棐卿就不惜工本地必欲一做。

  例如,東亞公司興辦不久,有人在日本租界內興辦了一家娛樂場所,取名“大羅天”(故址在今八一禮堂)。開業之初,自然要大大酬賓,又是新場所,亦不乏獵奇逐新的富足之輩,宋棐卿認准了這是一個做廣告、接受廣告、傳播廣告的很理想的去處,便向“大羅天”老板提出了在其入口處設立永久性廣告牌的要求。這要求使“大羅天”老板嚇了一跳,好嘛你老,我這可是剛來,你老就上來了,這是日租界,你老那兩只大“抵羊”別叫人家日本人搞毛線的看了煩,惹得起人家么?可這位老板也不便明白的拒絕——都是生意人嘛!生意人有生意人的不想達成生意的高招:您老要做廣告么?好嘛來吧,這錢可是少不了的,多少?漫天要价,一個字——听清了沒?是一個字,一個月——記仔細了,是一個月,一千元——別馬虎了,是一千元。這三個“一”你老可是別就地還錢!成!宋棐卿爽快地答應下來,很快就交上了四千元。于是,新娛樂場“大羅天”的入口處便赫赫然矗立起四大金剛把門似的四大廣告牌,甭說那牌子的大小,就那字,一個就六尺多高,中等個的人舉起手來夠不到頂!這大代价做廣告,誰這么大的手筆,什么東西這么值得破費?宋棐卿的東亞公司,東亞公司的產品“抵羊”是嘛玩藝儿?——那四個大字不是寫得明明白白:“抵羊毛線”。新建的又在日租界的“大羅天”,可說是往來無窮漢,出入盡富翁,用毛線么?在那儿見過,是叫“抵羊”,那么肯花錢,必是個好產品。更有一層深意:傳揚出去,人們定會說:好家伙,這“抵羊”可真是名副其實呀,居然闖進日租界里去揚名儿,好膽識,好骨气!這樣的實力,這樣的气派,不買國貨豈不在“羊”前丟人?買國貨而不買“抵羊”,豈不是目不識貨?這題外作用,又怎是那四千元衡量得的?也有人向宋棐卿建言:放大地宣傳“抵羊”,卻對“東亞”只字不題,未免失之偏頗。須知國人傳統,歷來是重店而附之以貨,店的名聲大了,買賣自然好做得多。宋棐卿卻說:老一套是老一套,我正是要反這老一套。老一套是內局式的買進賣出,啥行好干啥;新一套卻是產品定型,開放型經營,產品領路,質量、信譽當先,產品出去了自有人來找你,我但愿人人只識“抵羊”,不知“東亞”,只認貨,不認人,這才足以保障發展!宋棐卿五十多年前的產品廣告觀不是与今天的十分相近了么?

  在報紙上登載。報紙在電視等現代手段未興之際,是最好最可靠的宣傳媒介。人們當時讀新聞,找信息,最好途徑也是報紙。因此,在報紙上登廣告是影響甚大的。宋棐卿登廣告也是不惜重金。且不僅一報一時的,像《大公報》這樣舉國聞名,發行量很大的報紙与《益世報》這樣傾向面較明顯的專報,宋棐卿都買下整版整版的版面,大作廣告,并且不只一度。

  在電台上播發。原來只是在早晚節目中穿插。后來,為了宣傳有效,宋棐卿親自出面与托人代辦,重金禮聘京劇名角,或曲藝界知名演員為商業電台演出節目兼做廣告,手段已与今天相似,已形成專業性廣告,在當時,卻几乎沒有二家。

  利用其他文藝形式。向電影院付酬加演幻燈片。這在解放初是常事,可在當時卻沒有多少家;出資組織演唱會、文藝晚會作產品宣傳;雇用軍樂隊,熱熱鬧鬧地先導,宋棐卿親自帶領隊伍上街,扛的扛,抬的抬,拿的拿,各色標明厂名、品名的彩旗,各式各樣醒神悅目的斑斕鮮艷的宣傳牌上的“東亞”、“抵羊”与生動、放大的彩繪商標如游龍走鳳,吸引了一大群又一大群的隨觀者。在行進中,宋棐卿不時地向隨觀者致意,有甘為吶喊助威或表態支持者,就相應地贈送毛線,讓人們既看熟了“抵羊”的名號,也身受了“抵羊”的實物,宣傳效果甚佳。

  利用社會活動,擴大社會影響。當時的社會活動是比較多的,如教會活動,社會慈善事業活動,商會的活動,商界同仁的聯誼活動,地方幫會活動等等,几乎是周周不斷,宋棐卿也就次次不落,抓住活動契机,大做商品廣告,親自宣傳。更通過關系爭取到教育團体的邀請,去做興辦實業、提倡國貨、宣傳“抵羊”的演講,在天津的一些重要的學校几乎無不涉足,如南開中學、南開大學、甲級商科學校、培德女校以及英國匯文与美國圣約翰教會學校等等;外地學校也适机必用。他的母校,故鄉的齊魯大學,北平的燕京大學自不待說,連設在煙台、青島等地的教會學校,他也爭取去演講,去宣傳。

  對經理商家与代銷點的廣告优惠。宋棐卿規定在原留利的基礎上,再做出千分之五的讓利,做為經銷者的宣傳費用,并鼓勵設立永久性廣告牌,經驗收合格,由“東亞”追補費用,而讓利費用照常;倘宣傳不力,永久性廣告牌不合格,則中止供貨,不再委托其經理。當時“抵羊”走俏,又得政府保護,誰不愿意經銷?而且設立廣告牌不僅對銷售有益,往往也在經濟上有益。設在自家號前的自有東亞付款,設在繁華地點的更能賺東亞一點儿錢,何樂而不為?有此种种,“抵羊”毛線的廣告牌在全國七百多家經銷与代銷的商號門前与許多城鎮的繁華路口如雨后春筍般醒目地紛紛而立,名滿全國,廣為人知,甚至如今東北的七八十歲的老人,談起毛線,猶說“抵羊”!

  參加展覽會,展銷“抵羊”。凡是听到什么地方舉辦展覽,宋棐卿都是极力設法參加,甚至做為具体規定:同仁中,凡有通報各地舉辦展覽會消息者,獎勵銀洋二十元;凡有促成東亞參加展覽會并為東亞謀得有力地位者,獎勵銀洋一百元;凡有為“抵羊”公開展覽設計出別出心裁的方案并切實可行者,亦獎勵銀洋一百元,并另贈“抵羊”五磅。用此种种极力尋求、亟謀參与,“抵羊”的展覽几乎經年不息,“東亞”已不僅在東亞,在東南亞也馳譽享名。而且,展覽形式亦不斷翻新。如利用圖片、模型生動而詳細地介紹由原毛加工到成品的生產程序,更將每一個加工環節:進料、梳毛、毛條、前紡、后紡、染色,整理成各自出現的粗劣樣品与其成品對照比較,不僅給參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還可使參觀者增長有關生產、鑒別、使用毛線的知識,鑒別中比較,比較中鑒別,“抵羊”在毛線市場的質优价廉,不言而喻。再如,展覽期間,宋棐卿還動員一些社會名媛臨場現身說法,邊實際操作邊做介紹,以傳授使用“抵羊”的編織优點,兼傳技術。這使許多參觀者大感興趣,一些人當時就現場購線,當場學織。

  自辦雜志。為了擴大影響,宋棐卿主辦了一個家政型雜志,依其基督教義,取名《方舟》。教徒們自然熟知也崇仰“亞諾方舟”,而當時天津的婦女特別是中上層婦女,有几個不是基督徒?而這《方舟》,由于宋棐卿不惜工本裝飾,不惜重金約稿,又都是眾所關心的熱門課題:家庭与家庭關系,婦女与婦女問題。基督教義自与封建禮教大有差別,在對待婦女与婦女問題上,前者要較后者進步得多,自也在客觀上沖擊与批判了封建禮教對婦女的束縛。宋棐卿也不時地動筆撰稿,也寫過一些生動有力的文章。譬如他在一篇抨擊軍閥摧毀破坏民族工商業的文章中,形象地把軍閥比做洋人的惡奴,把中國比做金碗,惡奴們毫不吝惜地摔碎了金碗,爭相搶到碗片,然后拱手捧送給各自的洋主人,再惡狗般爭搶洒在地上的飯粒,吞入了自家的私囊!要救國強國,就只有努力興辦實業,以彌复這個燦爛的金碗,再將生米煮成熟飯,裝進金碗里,以奉獻与供養國家与國人。

  類似的既生動形象又鼓舞人心的文章,時見于《方舟》,人們,特別是婦女們,更像歡迎教義中的“亞諾方舟”般歡迎雜志《方舟}。歡迎、了解《方舟》,自然也就歡迎、了解与《方舟》關系密切的“抵羊”,更何況“抵羊”還不時地活脫脫地登上《方舟》呢!

  宋棐卿就是這樣無孔不入、不遺余力、千方百計地宣傳“抵羊”,他行也“抵羊”,坐也“抵羊”,想也“抵羊”,說也“抵羊”,家里、厂內,交際之間,無不“抵羊”,逢會必強調“抵羊”。在一次高級職員會上的一番話,正是他對“抵羊”感情的典型流露。他說:

  “東亞這篇文章的大題目就是毛線,一切遣詞用字都不能离開毛線。而毛線要靠毛線養。所以,我宁可放棄德昌的‘飛得祿’,而事事不忘用‘抵羊’做引,還用‘抵羊’收尾。別人交往應酬多是請客吃飯,吃完了人家知道的卻是某某飯庄的廚子好坏。因此,我在交往應酬中盡量是贈送‘抵羊’牌毛線。有人說我這樣是侵犯了股東分花紅,其實,這正是為了股東的利益宣傳東亞,沒有毛線,就沒有東亞,自然也就沒有了股東們的利益。這是需要東亞同仁平心靜气多加解釋的。”

  連夫人也被他調動了起來,受了感染,几乎在任何場合,見到宋夫人都會發現她手上、袋里正有“抵羊”,而且往往是正在編織著什么,其熟練程度更為令人惊佩;一天能織一磅多毛線量,而且細密、精巧,花樣翻新,高速地編織出來,再快速地送了出去,這特殊的禮物自也宣傳了“抵羊”。

  由于長期不懈、多渠道、全方位、靈活多樣、無所不盡其方的宣傳,“抵羊”在洋貨傾注的高壓下沖刺有力,走向全國,暢通無阻,在許多民族實業產品出路難中,獨樹一幟,奇跡般地突飛猛進。這固然有著許多經營上的關系,而格外地注重產品宣傳這個現代化手段亦有它特殊的作用,有些手段已与今天的甚為接近,這也就充分顯示了宋棐卿的經營意識是超前的,是在他所處的時代中,現代化經營意識最濃烈者之一。

          “東亞”厂內會使人想到沙漠中的綠洲

  在陳舊的習俗包圍中,他高舉起《東亞銘》,向現代式文明進軍,創造了一個嶄新的“小環境”,新鮮而生動活潑的局面,使人想起了沙漠中的綠洲。

  在二三十年代的經營中,也有著花花綠綠。然而,盡管只從形式上看,也脫离不開傳統的張燈結彩,金玉其外,往往的有些敗絮在其中,環境氛圍除熱鬧些外,很難尋求些進取的跡象,更不消說制度管理,目標規范,精神建設了。甚至有的企業,竟以為多余,只單純將眼光盯在贏利上者,大有人在。可宋棐卿不,他在制度、目標与精神的管理与建設方面是傾注了大量的精力,投放了大量的資金的。

  一個企業的內部形象,往往反映著它的精神面貌、經營情趣,所產生的心理效應,直接影響著企業的興衰。

  宋棐卿是十分重視他的企業的內、外形象的,一進東亞,便覺得爽然一新,雖每日里都有數量很大的原毛与毛線的頻繁的出出入入,可既不見其髒褻,也不見其零亂,辦公樓、厂房都給人一种洁雅脫俗的感覺。進入公司內部,第一觀感就是整然有序,而且具有今天文明建設中“標語上牆”、“目標管理”等具体手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寫在高高的山牆上的几行宋体黑色大字: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

  你愿人怎樣待你,你就怎樣待人。

  大飯堂里迎面顯眼的大牆上則是用黑油漆刷寫的巨幅橫額,明晶晶八個大字:軍事紀律,基督精神。

  且每字之下,俱以英文對照。

  左方,及人稍高地立著一塊特殊的標語牌,這牌不是單面,而是數面疊合,面面都是淺米色膠合板,精裱細裝,形同書頁,可供翻閱,一体的爽目黑字,扉頁上赫然標示:“東亞公司主義”,逐頁翻去,便是這“主義”的總括內容:一、以生產輔助社會進步;二、使游資游才得到互相合作;三、實行勞資互惠;四、為一般平民謀求福利。

  右方,對村而立的也是一組標語,標明著:“東亞公司厂歌”,看下去,那歌詞中有:

  工友齊努力,實業救國,實業救國,中華得振奮。

  愛護東亞,精誠團結。

  打起無畏精神,努力織紡生產。

  尚有一分更為重要的要人人必有、家家必備的公司要求標准《東亞銘》,亦即東亞公司東亞同仁的座右銘。在公司的辦公室里,每個職員的座位旁,在每一個正式職工的家里的正面牆壁上,都懸挂起這印制精美、裱裝于精制的鏡框中的《東亞銘》,銘文共分九部分:主義,公司主義,做事,為人,人格,盡責,功績,過失,耶穌圣訓。每段銘文均采用格言与韻語式,簡明通俗,讀來上口。易于記憶,也較為切實可行。

  這些不是擺設,當時也無須做出樣子來供什么檢查部門檢查。橫幅、標語、《東亞銘》自然并不必檢前一陳,檢后一邊扔,正相反,總是維護其清新。檢查也是有的,只是不是什么上司,而是他們自己。

  為了保障這些精神建設不致流于形式,也為了更擴大精神建設的范圍,并使其不斷深化,擴展,宋棐卿著意留心選擇專門人才,特聘了曾在國外留學專攻心理學并獲得博士學位的何清儒就任人事部主任,主持對職工文明教育与精神訓練。宋fei卿是因事聘人,恰好何博士歸來,當即重禮聘用,后來成了他的妹夫;絕非因人設事,先成為妹夫,后聘為人事部主任。是宋棐卿重視精神建設,才專設机构,重聘專家的,可見他用心良苦。在當時的私營企業中實屬難能可貴,具有獨創性,現代性意義,貢獻非小。

  在宋棐卿授意下,何清儒用心編寫了《東亞精神訓練講義》,出自博士手筆,又加以用心,自是甚有价值。《講義》還分為甲、乙兩种本,印刷成冊,分發下去,甲种本供向職員們宣講,乙种本則面向廣大工人群眾。
  而且,宋棐卿做為制度,規定每天上班前十五分鐘,為宣講時間。屆時,各車間管理人員須及時召集本車間員工認真听講,做為考核手段。職員們每周還必須參加一次公司舉辦并出資的全体職員聚餐會,有時還邀請部分工人,一般都是由宋fei卿親自主持。邊吃邊談,气氛既熱烈又端肅。會上,除總結式地對各部門主管至每個職員提出表揚或批評外,必由宋棐卿對“東亞精神”進行一次宣講。對此,宋fei卿猶感不足,不久后,索性將全厂工人編組,分批脫產專門學習,每批兩周,并舉辦了專門的培訓班,叫做“東亞精神培訓班”。辦班期間,除工資照發外,參加學習的工人還可以一日三餐免費享用公司提供的丰盛的伙食,還可有組織地外出參觀,一般都是教堂、學校、孤儿院,也參觀監獄与其他工厂,以開闊眼界,增長見識,促進實業救國的意念,增進文明進取的心態。一批一批地輪流,而宋棐卿卻一直堅持在講壇,他是留過洋的大知識分子,是掌握著“東亞”与“德昌”的大經理,已躋身于上層社會的顯赫人物,是高級人士,可他沒有甘于高高在上,堅持為培訓班工人學員講課,力爭与工人之間的溝通与淡化隔閡与差別,對拿工薪不付學費又享受优厚待遇的工人學員來說,他是在盡社會義務,是以知識為工人服務。直到如今,“東亞”尚存的老工人談起來猶如在眼前,備感親切,与同輩外厂人相較而自矜,自慰。

  別看宋棐卿儀表端庄,平素里不苟言笑,可他一在台上講起來,就似變了一個人,一改常態地談笑風生,聲音洪亮,用語有力,表情丰富,妙語連珠,人也平易,話也平易,极易感染听課的工人。他一再強調要以基督教義為本,發揚敬業精神,宣傳“勞資互惠”,“勞方就是資方”。

  有尚存親聆其語者回憶說:宋經理,特別會講故事。并舉宋棐卿在向員工贈股會上講的一個故事為例。

  宋棐卿一直積极提倡并認真推行他的“讓員工都成為股東”的設想,除吸收員工股份(哪怕几元)外,還在年終歲尾時按“花紅”分得量(實際上是利潤獎勵)不同數量地向員工們贈送記名股票,經年后可憑票獲息,亦可轉讓。在一次這樣的會上,他講了下面的故事:從前,一家三股分家時,婆婆贈給每個儿媳一顆麥种,大媳婦不屑地一丟;二媳婦不以為意地一嚼;唯有三媳婦卻經心地种在了地里。春种秋收,年复一年,收獲了一大批麥,兩位長房卻仍兩手空空……

  宋棐卿還將工業革命時的英國的一個理發匠由于苦心鑽研發明織布机而變成巨富,美國的一個窮工匠發憤圖強變成了大資本家的一類事,編成故事,講給工人听,印給工人看。

  《東亞精神訓練講義》中,尚有一章叫“實業困難”,講的是當時的國家經濟現狀,內弱外欺,洋貨傾銷,有錢人只顧享樂,放高利貸而不肯投資實業以多養閒人,多產國貨,圖存圖強,以致國人不識國貨,令人痛心。為此,每個從事實業的人都應爭一口气,忍辱負重,努力做事。

  他如同格外重視工厂的外觀与內視的形象一樣,強調員工的儀表形象,他要使他的厂容厂貌,由外到內,由表及里,由物至人整齊划一地現代化、文明化,容不得一點儿的低俗。這在當時是難有其匹的,即如現代,也是可行的。

  “東亞”公司對工人的儀表要求是嚴格的,從著裝到精神面貌都有具体規定。比如,無論職員還是工人,蓬頭垢面者,均不得入厂。宋棐卿更是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經營“東亞”公司多年,身在公司里時,總是穿著那套整洁的舊西裝,不系鮮艷的領帶,東亞的女工也從不許打扮得珠光寶气,妖艷駭俗。基本上都是淡雅的一襲旗袍。公司發放的工裝,從厂長到工人一律布質制服,統一著裝。因而,一到大型集會或活動,一拉上街那整洁划一的著裝,那慣以軍營約束的整然有序的隊列与步伐,那意气揚揚的精神面貌,那行進有致飄飄洒洒的各种彩旗,不禁令觀者耳目一新,嘛?這是便衣軍嗎?咋這哏儿呀!——“東亞”的嘛,看人家,厂是厂,人是人,貨是貨,那才真叫哏儿呢!人稱羡,厂傳名,聲譽自更隆,宋棐卿也常常為此而自豪。

  宋棐卿還通過辦內部刊物《東亞聲》与其他种种方式堅持對職工的培訓与教育,有時不惜占用生產時間,可謂不惜工本,用盡苦心。“東亞”人在歷史的風浪中,极力以公司利益為重,對宋棐卿一向樂從,与這种舉措,關系重大。

  勞資關系是人際關系中最常見也是最基本的一种,處理得妥善与否,是直接關系著企業的興衰的。

  宋棐卿是怎樣處理的呢?他強調“勞資合作”,“勞方即資方”,并設法使他的員工們認識到興辦實業的社會作用,他更關心著員工們的教育事業,也關心著福利事業,關心著他們的生活的發展。這當然是難能可貴的。

  關心并且大力提高工人的文化素質与健康水平,是宋棐卿又一突出之點,可謂貢獻非凡。

  人事部企業教育之外,宋棐卿還在“東亞”公司內又支持組織了一個“東亞青年會”,下設德育部、智育部、体育部与群育部。多半由公司具資,大辦群体活動。

  德育部下,又設有几個小團体,如“讀書會”、“道德研究會”等,主要活動內容是研究、宣傳、推廣公司的“東亞精神”与基督教義。旨在強化員工隊伍的道德意識。

  智育部,顧名思義,旨在努力于提高員工的文化水平与認識水平,以期使整個隊伍的文化素質提高到一定的水准。他們熱心地聘請社會上的專家、學者針對他們的實際情況与現有隊伍的文化水平,有效地深入淺出地編寫了一些工人課本与教材,組織起職工夜校,開辦了四個民眾教育班,依文化程度分為甲乙丙丁。甲級班設有國文、數學与普通英語,修完全部課程,學員的文化水平可達到相當于初中畢業的程度;乙級班開設的是國文、算數、常識、初級英語,通過補習可使學員達到高小畢業水平;丙級班与丁級班其實都接近于掃盲班,開設的也只有國文、算術、常識,通過補習冀使學員文化達到初小(四年)的水平,所不同的是丁級班是女工,國文也只開《千字文》。教師來源有二,一是以厂內員工能者為師,一是從社會上聘請知名教師代理任教。

  從前面提到的“東亞精神培訓班”加上“生產管理學習班”(也是輪流脫產与集中培訓的學習班,由宋棐卿主持,宋宇涵講課,旨在提高人員的管理素質),加上“民眾教育班”,形成配套系列。職工的修養与文化素質得到普遍的、明顯的提高。當時也有些個人企業家辦班的,但都基本上側重于技術,像宋棐卿這樣多角度、多層次、多方面地進行教育實未听過尚有第二人。

  文化課也与精神教育一樣,宋棐卿更有時拉上他的弟弟宋宇涵,親自登台授課。他的英語,特別是口語水平相當高。在教授英語時,他往往高了興,就說些英國俗語,与使用英語說些中國歌謠,有時候也叫起青工与他用英語對話,自是應對不及,引起哄笑,他也分外愉快。

  夜校之外,公司還設了圖書館、閱報室。藏書上万冊,報紙十几种,書購精華,報選正大。

  体育部、群育部則分別負責厂里的文体活動。將全厂員工依其不同愛好編組為三十六個運動隊:足、籃、拍、网各种球類之外,尚有体操、武術以及各种田徑運動,由公司具資購置了足夠的運動服裝、器械与各种球類,几乎是不成文法則:每天至少訓練四十五分鐘。公司還特地具資租養魚池并雇人養魚,供員工于休閒時垂釣寄趣。

  文娛活動方面,由京劇業余愛好始,漸次發展成了有頗具名气的“勞晶話劇團”為主的多种文藝形式的業余隊伍,全公司百分之八十的員工介入了活動之中。亦由公司具資購制服裝、樂器、道具,提供良好的場所,演出時公司還組織送慰問品,員工們情緒很高。

  有力的、經常而有效的文体活動,收效甚著,各項活動在天津都甚負盛名,很具實力。如厂籃球隊全盛時,隊員多達八十余人,多次与其他厂或專業隊競賽均取得了良好成績,名气很大,其他的几個隊,如体操、排球等,抗戰爆發前一直是天津极活躍的民間体育勁旅之一。文藝活動甚為經常与火爆,話劇團曾成功地演出數場好戲,受到各方面的好評。宋棐卿曾向員工們強調說:

  “在東亞做工,我就要讓工友們得到這樣兩個好處:一個是要讓大家成為股東:一個就是大家學到真本領,就是某個人离開了東亞,也能利用在東亞學到的本事在社會上自立。在公司做工,大家會記得公司的好處。我不要求大家感謝我宋棐卿,但要求大家愛公司。愛公司不僅是熱愛你們的今天,也是熱愛你們自己的未來。”

  社會上對“東亞”公司也是高看一眼,一致給以好評,特別是認定“東亞”公司的從職員到工人,總体的文化与道德素質層次高,訓練有素,技術、勞紀都屬上乘。因此,“東亞”始終是同行企業挖人才、挖職工的最佳目標。有人說:

  “東亞的職員到哪儿都能獨當一面,東亞的工人到哪儿都能升上一格!”

  因此,哪怕是只在“東亞”工作過几個月的“日工”(即臨時工),再尋紡織活路也較條件相等者為易。

  將錢花在文体事業上,而且是花了大錢。從表面效益看,是只圖了個熱鬧;倘從長遠的實際效益看,卻不是那些花掉的錢所能衡量万一的。員工們身体、情緒多數是企業的最有效的保障,而心理效應,所形成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激進的動力与持久的活力,卻是全業興旺發達的根本所在。

  上述各項只是一個方面,即積极進取方面,另在預防保護上,“東亞”公司也是獨樹一幟,具有鮮明的現代管理意義的。這重點反映在“東亞”公司所制定的各項福利制度上。

  正如前面所說,他“不要求大家感謝我宋棐卿”。所以,他從不將“東亞”的福利權柄握在他個人的手中,控制發放,以求得個人籠絡手段,而是明确地以制度管理,制訂出規章制度,公諸于眾,依制執行。

  具体的福利制度有:

  正式職工實行夜班補貼,并提供免費夜餐一頓。

  病傷補貼:每月內不超過三天者,工資照發,超過三天者,酌情處理。

  傷亡撫恤:發給固定的金額,并可推荐一人入厂做工。

  疾病療養:發給一定數額補貼,工齡三年以上者,因病休工一個月,工資照發,超過一個月扣工資,三個月內發放疾病療養金。

  婚喪補貼:給以一定數額補貼,并有相應的休假規定。

  另外,還設有生活困難補貼、工衣補貼、子弟獎學金等等。

  探親待遇:家居外地者,每年有固定日期的探親假,照發工資,公司并承擔路費。還為外地員工提供免費宿舍,每日提供三餐集体伙食,只收取較少的一部分費用,超支補貼,不限量,每星期改善兩次,有肉(這在當時實為難得)。正式職工還每日免費供應兩餐。

  醫療待遇:公司自設厂醫,對員工的一般傷病,免費醫療,還可到宋棐卿贊助開辦的一所醫院享受免費醫療待遇(因該院對“東亞”公司的治療有數量限制,員工就診,需經公司介紹),宋棐卿還特邀他參与捐助興建的我國第一家結核病防治病院每三個月為“東亞”公司員工作一次結核普查,發現結核病者,“東亞”公司負擔三個月的治療費用;還与人合資共建了一所療養院,位于北平西山一棵松(當時尚是郊區),職工經醫生鑒定可免費三個月往該院住院療養;通過宋棐卿個人友好關系与資金支援關系,女職員可免費到水閣醫院(前身是有名的婦產科專科“洋女醫院”)定期体檢,發現婦科病亦可免費治療。

  休假待遇:“東亞”公司的職員每年可休假一個月,工資照發,休假期間,可以到北平的西山或香山休養,并定期到協和醫院体檢,費用亦由公司承擔。

  春假待遇:每年春,由公司出資,組織全体員工到北平春游,宋棐卿親自帶隊,游覽,參觀。賞名胜,循古跡,登長城,上西山,開展形式新穎的各式各樣的競技游藝,共進野餐,盡興而歸。

  退休待遇:養老補貼按工齡計:工齡在五年以下者,以每年一個月工資計發放;五年以上、十年以下者,以一年兩個月工資計發放;十年以上、二十年以下者,以一年三個月工資計發放;二十年以上者,以一年四個月工資計發放。

  家訪制度:由人事部審定專人,稱家庭專員,均為女職員,慎審定,嚴要求:不准燙發,不准涂脂抹粉,也不准穿綢著緞,常年的短發,藍衫,布褲,布鞋,极其簡朴。依每月公司下達的固定指標,深入員工家庭,詳細体察情況,發現有特殊困難者,由女專訪員直接代向公司為其申請困難補貼,還負責排難解紛,調節員工的家庭矛盾,維護和睦。設有專門的夜間接待室,對于那些在家庭中不易或不便調解的糾紛,就將其請到厂里,轉請熟人感情親近者協助調解,由公司出資款待。

  婚喪料理:“東亞”公司將員工的婚喪大事的料理,納入人事部的正式工作議程,遇有發生,當即有人事部派人出面協助料理,并以公司名義致送禮金,以示關怀。員工雙親中逝世者,可享受“一七”帶薪喪假,并補貼給相當于員工本人三個月的工資,以示公司尊重人倫之情。對一些事父母至孝者,宋棐卿必身著素服,登門吊唁,哀戚如親,行禮如儀,并個人贈金,以示哀痛与敬重……

  這一切一切,多么類似現代經營,有些地方尤為可敬,須知,那可是二三十年代呀!是舊中國,万惡的舊社會呀!是私人企業,是現代化意識在大多數私營企業中尚未被接受的六十余年前!宋棐卿的一系列所為,尚不被一些同行理解与接受,甚至有些人會認為他“胡來”、“發了瘋”,可這卻是事實,如今來說則是史實,絕不是“天方夜譚”,也并非依現代模式的編造。且不說他是何等地出類拔萃,獨樹新幟,也不說他是何等地胸怀不凡,識見卓絕,起碼應該承認他是一位現代經營意識濃烈的實業家,至少不能再定他為“罪大惡极”的“反動資本家”!

              与“東亞”相終始

  他一生根本愿望的所在,就是發展實業,以實業救國,實業是他的出發點,也是他的歸宿,更是他生存的憑借。“東亞”是他的軀殼,“抵羊”是他的靈魂。有了“東亞”、“抵羊”,就有了他的一切;發展“東亞”、“抵羊”,就是他存在的一切;沒了“東亞”、“抵羊”,也就沒了他的一切。他向他的多年的患難与共的心腹部下曾痛陳肺腑:“我提倡‘勞資一家’,只求企業的發展,何曾要給自己爭什么?我想我賺錢用于擴大企業,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于我個人,我的私蓄到死也花不完。”

  為了發展實業的夢想,他曾不顧父親的叮囑;為了發展實業的夢想,他曾犯難涉險,賠了几万元而大傷父心,大失父怙;為了發展實業的夢想,他不惜背棄了父親的意志,毅然奮行而不返顧。

  為了發展實業的夢想,他心急只嫌路行慢,傾全部家底,拼力拉股創下了根基,厂名“東亞”,產品“抵羊”,已足證了他發展實業的銳志与雄心。從興辦起他就絲毫不留任何退路,不畏艱難險阻奮而直前。

  “東亞”開工定在舊歷的二月,早春的北方,寒意料峭,為了确保開工,為了赶在春季羊毛下剪的前頭摸清情況,爭取主動,他這個新上任的總經理,這位留洋有成的高級知識分子,毅然親自出馬,請了個羊毛商做向導,頂風迎塵,跋山涉水,奔走、操勞,遠涉張家口、大同、包頭,累极了,就臨時找了個毛驢車代步,坎坷顛簸,餐風咽塵,卻不顧少息,就奔走于養羊戶間,認真考察。到了夜里,就隨便覓店下榻,往往是住在那种走家串戶的小羊毛捐客才住的粗疏陋店里,第二天又早早爬起,繼續全神貫注地赶他的考察路,往往在風沙与冷熱變幻里步行几十里,完全似一個久慣勞苦的經紀人,有時因被環境弄得蓬頭垢面,更似一個鄉農中的小販。他考察時分外用心,從剪毛、收購、揀樣、過案、估定淨毛率直到打包、監秤、裝運的全過程,他無不全神貫注,也掌握得好快,半個多月間,他就稔熟了一切。甚至很快就能憑肉眼識別出攙假的羊毛。待回到天津,他在業務上實是滿載而歸,可也“滿載”了一大堆虱子,人卻輕裝了:又黑又瘦,与初行時,簡直判若兩人!可他略一休整,又一頭扎進了剛開工的厂里,一連多日吃住在厂,外出聯絡,也竟似大禹般九過其門而不入!說不清是工程師張漢文与副理留美專攻紡織的他的弟弟宋宇涵陪同了他,還是他陪同了這兩位,一直在生產車間,他親用秒表掐著時間,張工程師与弟弟副理供他咨詢,一個環節一個環節地考察,一個分秒一個分秒地計算,精确地掌握了生產的全過程。在這段日子里,除去了必須的總經理的應酬之外,他一概不問他事,只一心扑在生產上,吃不擇食,不應時,睡不及席,不宁息。醒著就扎在車間,緊張地忙在車間,太累了顧不得擇座,就坐在羊毛堆上,別人可以嗅出他一身腥膻,他則是“入鮑魚之室,久而不聞其臭了”。有記錄尚存的人回憶當時情景的一段話:

  “他那一陣,几乎看不出是一個總經理。他是非常講究儀表的,但那時卻是衣衫不整,滿身羊膻。他那時經常發脾气,眼神發直,樣子嚇人。有一回,還暈倒在地,被人抬走也不知道,睡了不到三個鐘頭,剛醒,就又找人談話。”

  “非常講究儀表”的人,是決不輕易地不講究,甘愿“衣衫不整,滿身腥膻的”,累得“暈倒在地”,卻只休息了三個小時,這是怎樣的苦干法,不待細說。他是總經理,是公子哥儿,是高級知識分子,“德昌”是他個人的,“東亞”卻是大伙儿的,為“德昌”他沒費過這么一小半心力,那又是為什么——理想!發展實業,救國圖強的理想。理想的高度升華,必是燦爛而高貴的鮮花!

  更有深層的動机在鼓舞著他,東亞開工于九一八后不久,東北淪陷,大批難民也涌向了天津,宋棐卿心里難受,盡管他為了辦“東亞”,資金緊張得賣掉了許多東西,甚至他太太的一些首飾,已是毫無積蓄了,可他還是義不容辭地毅然捐獻,在“山東同鄉會”等團体發動的募捐活動中,他几次出錢出物,有人記得清的一次,是棉衣五十件,現洋五十元,向“聯青社”捐贈的一次是玉米面兩千斤,大米一千斤,現洋一百元。在此刻的經濟拮据情形下,一再拿出這些衣物錢糧,他實在是要勒勒褲帶的。因此,他才更要辦好“東亞”,早日辦好“東亞”。在研究籌備建厂事宜的會上,他曾一再激動地表示:集資辦厂,是為了國家的長遠利益,何況如今又國難當頭?請拿出你可拿出的每一文錢,不要再存在外國銀行里卻心安理得地為個人与外國生息,還是來仗大義興辦實業為國家与民族爭利吧L要力爭“東亞”盡快開工,早開工一天,就等于為國家收复一寸土效出一分力。

  他用他的真摯的語言,積极的行動,全力以赴地投入,捧出了他那一顆赤誠的愛國之心。“東亞”、“抵羊”,實業的具体實体傾注著這樣一分滾滾的熱血,溶人了他的心魄,能不比他的肉体軀殼更為重要么?

  第一批毛線,質量可想而知,實際上無非是試生產的產品,可是“東亞”不富裕,要銷出去才有下一步運營的資金,心里裝滿了“東亞”的宋棐卿,此刻也滿滿裝著東北難民,于是,他不需怎么思索,就打好了一個主意:去找那些富家子弟!說實在話,相當一部分富家子弟,在宋棐卿面前實在是不夠檔次的,不僅站在一起相形見絀,甚至都很少有共同語言。宋棐卿對這其中的某些人也是鄙薄的。然而,此刻他卻要向這些包括他所鄙薄的富家子弟屈節相待了。他親自帶人帶線,跑到天津的“陽城”、“下蔡”,跑到圍觀難民的公子哥儿們面前,向他們折价兜售“東亞”的新產品,并指著難民們說:“獻一分力吧,他們至今還捂著破棉衣!”他折价賣線給富家儿,再動員富家儿當場將折价買到的線捐給東北難民。他的心腹中有的人感到這樣做太丟貶他的身分,他卻說:

  “身分比起‘東亞’和難民來,又算做什么呢?我雖屈人一頭,卻一屈三得:既處理了積壓,為‘東亞’獲取了資金;又讓那些人減少了一點造孽;還為難民們出了一點儿力,丟貶些身分面子還不很值得么?”

  是的,身分,面子都不及“東亞”的一時之利重要,可他卻為了“東亞”,毅然許出了“德昌”。由于廣泛招股,后來又一再增股与贈股,宋棐卿在“東亞”的股分越來越相對的縮小。可“德昌”,卻是他宋氏的獨家產業。平日里,他很少為“德昌”操心,精力几乎全部投放于“東亞”,為了方便,“東亞”一開工,宋fei卿就將原在法租界六號路的德昌遷到了意租界五馬路与“東亞”一道挂起了牌子,繼續經營進出口業務,卻是為了便于資金周轉!

  一切企業,盡管考慮得再周到,准備得再充分,一正式啟動,必有預料不到的問題發生,“東亞”自不例外。盡管副理宋宇涵留美專攻了紡織,重禮聘來的張漢文又是留法專攻紡織的且具有多年經驗的專家,技術力量可謂雄厚,然而百長難免一短,百密猶有一疏,他兩個人對國內羊毛的精梳精紡的技術要求尚不純熟,雖只一環,卻是關鍵,使“抵羊”黯然失色;線條不勻,顏色暗淡,缺乏柔性与韌性,從外觀到手感都不如洋線,而成本卻相對地為高,因而啟動不久,就造成了大量的積壓,危机高壓而至。

  宋棐卿既冷靜地毫不動搖,又積极地采取可能采取的措施。

  他提出緩拿薪金。

  為了交際,他獻出了家中細軟,卻不走公司帳,不要公司還。

  為了解決精梳精紡這一關系重大的主要矛盾,他親赴山東,為了重金求賢,他罄盡個人所有,甚至賣掉了夫人最心愛的一些首飾,聘請了王啟承——齊魯大學教授、化學系主任。王啟承在他赤誠的實業救國精神感召与懇求下,傾蓋如故,引為知己,毅然辭職赴津,做了“東亞”公司的化學實驗部主任。經過了認真地一番考察化驗,使主要症結,迎刃而解。

  在重壓下,他為了穩定軍心,決然地在公司上層會議上明确表示:

  “假如東亞真干不下去了,請諸位記住我今天在這里說的話,到時候,我將以德昌的全部与在座諸君均分!”

  “德昌”是他的,“東亞”是大家的,只因“德昌”是進出口代理商,不是實業;而“東亞”卻是實業。僅此而已,他就要棄“德昌”而顧全“東亞”!

  “不怕股東小,就怕股東少。”這是宋棐卿著力增進“東亞”經濟實力的名言。企業嚴寒很快地成了過去,“東亞”的春天欣欣而來,繁花似錦般地日新月异,做為實業,已不只立足而且鵲起于津門、但宋棐卿并無絲毫滿足,他要大發展,而大發展就需要更大的資金,于是他調動了兩大优勢:“東亞”已奪得的市場优勢,已獲得的市場信譽;人頭熟、交際廣、善于公關之道的趙子貞,不但使一大批津門大亨:天津商會會長、金融巨頭紀華、天津商會常委、紡織巨頭趙真吾,天津商會常委、卷煙業同業公會主席王文典,天津大通銀行董事長王以英,而且使滬上的名震全國的上海商業銀行董事長陳光甫,上海銀行天津分行經理賀耀華,上海新華信托儲蓄銀行天津分行經理俞君飛,尚有像張伯苓那樣的几位大學校長以及醫院院長,大使館私人顧問,海關上的高級職員,都成了“東亞”的股東。

  由于招股与贈股的積累,“東亞”的相當多數的員工都成了公司股東,究竟有多少?文革初曾有人統計公布,名單長長,貼了“東亞”的整整一面厂牆!其中占了原“東亞”工人的大部分。那目的,自是向“紅衛兵”造反派們提供一份“東亞”資本家的名單,以供“清算”与“批斗”!

  為了“東亞”、“抵羊”,受操勞他固然某之若飴,至于受委屈,遭屈辱,他也委屈求全。舍不得,舍不得,只有逆來順。

  日寇占領天津,給天津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措手不及,不得內遷,可宋棐卿完全有机會也完全有條件出走,往內地圖謀新舉。然而他又對“東亞”、“抵羊”怎生割舍得下?他既不肯做漢奸,又不肯為日寇所用,更不肯舍棄實業,這就必然窮于應付,常常是困扰不斷,晦气重重,以致窘迫不堪,他都咬緊牙關,忍受屈辱,硬是母雞護雛般護住“東亞”,決心与“東亞”共存亡!

  抗戰胜利后,他抱著巨大的希望,怀著無限的喜悅,欲放開手腳大有作為,可是,國民党一盆又一盆地涼水,一度又一度地盤剝,不僅使他壯志難酬,而且使他欲自保已是不及,因此他心灰意冷,也正因為如此,一九五0年在听到一些不支持他的話与一些刺激他的自尊的說法后,才黯然出走,流落并客死他鄉。

  宋棐卿歷史真面目尚待徹底還清。

  他的經營意識,實業救國精神,很值得時人認真一想。
                              (肖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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