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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對日作戰費運籌


       調兵遣將苦思謀,對日作戰費運籌;
       秘赴遠東設大帳,只待東風吹“滿洲”。

  一般人們都把1945年8月開始的蘇聯對日作戰稱為遠東戰役。同以往很不相同的是,斯大林或總參謀部都沒有給這次重大的戰役行動正式命名,也沒有給它确定一個什么代號之類的稱呼。

  這次戰役的直接戰略目的是,通過三路大軍從滿蒙邊境、北部中蘇邊境及北朝鮮方向的相向突擊,徹底摧毀駐扎在中國東北境內的日本關東軍主力,從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中國東北廣大地區及北朝鮮,加速東方法西斯日本帝國主義的最后敗亡。基于此點,當華西列夫斯基与總參謀部在制定此次對日作戰計划的時候,特別著重考慮和分析了日本關東軍各部隊的兵力兵器、作戰能力以及具体部署等一系列問題。

  需要事先說明的是,當華西列夫斯基全身心投入對日作戰計划的制定之前,總參謀部和大本營已經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對整個遠東戰局的形勢作出了初步的估計。當時曾認為,當日本在确信希特勒德國必然失敗之后,很可能仍不放棄其進攻蘇聯的計划。一方面,日本出于救援它的法西斯德國盟友,可能在東方采取積极行動而推遲前者的迅速敗亡。另一方面,日本關東軍的力量仍然十分強大。在整個蘇聯國境線上都一直配置有重兵。日本空軍和海軍的作戰基地距蘇聯國土也很近,這也使得它很容易對蘇聯的重要目標和遠東部隊實施突擊進攻。這樣,最初的遠東作戰計划仍是以防御為主的。在4月底甚至5月中旬以前,最高統帥部給遠東各部隊下達的都是防御命令。后來由于形勢的迅速發展及大量部隊的東調,總參謀部才向大本營提出了改防御為進攻的新的遠東作戰方針。

  當時,山田乙三大將領導的日本關東軍仍是一支實力雄厚、攻擊能力強大的作戰部隊。不論在部隊裝備還是戰斗素養方面,它一直是日軍中最強的。截至1945年8月上旬以前,它總共擁有作戰兵力近100万人。其編成內計有第1和第3方面軍、獨立第4集團軍、空軍第2集團軍和松花江區艦隊,后來又增加了第17方面軍和第5集團軍兩支部隊。此外,隸屬于關東軍指揮的還有所謂“滿洲國”、內蒙和綏遠等省的近3O万人部隊。當然,這部分部隊在裝備和作戰能力上都遠遠不能与關東軍相比。其時,關東軍司令部設在偽“滿洲國”的首都新京(長春),后來又在通化設立了一個作戰司令部。

  5月8日,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后,日軍參謀本部和關東軍司令部聯合研究了蘇軍可能對日作戰的期限問題。當時認為,蘇軍很可能在嚴寒到來之前實施進攻,但其准備完成時間至早應在8—9月份。据此,日本陸軍部于5月30日向關東軍下達了新的對蘇作戰要點。該要點規定的作戰目的為:“擊潰入侵滿洲之敵,确保京圖線(新京到圖們)以南、京連線(新京到大連)以東要地,以利于堅持全面作戰。”這說明,日軍將要改變原來那种進攻戰略為防御作戰。這就要求散在中蘇國境線上的各兵團及大量作戰物資向后撤移。按計划,撤移工作必須在9月下旬完成。

  此后一直到戰爭爆發前的關東軍防御部署情況大致如下:

  喜多誠一大將指揮的第1方面軍擔負“滿洲國”東部的防衛任務,其所轄第3和第5集團軍計有10個步兵師團和1個旅團的兵力。全部展開在蘇聯濱海地區南部的邊境上,主力則部署在通向哈爾濱和吉林的牡丹江方向上。方面軍司令部設在牡丹江市,兩個集團軍的司令部則分別設在延吉和拉河。

  后宮淳指揮的第3方面軍負擔“滿洲國”西部的防衛,其所轄第30和第44集團軍計有8個步兵師團、3個步兵旅團和1個坦克旅團的兵力。其中兩個師部署在蒙滿邊境一線,其余主力則集中在奉天(沈陽)附近地區。方面軍司令部設在奉天(沈陽)市,第30集團軍司令部設在新京(長春),第44集團軍司令部設在遼源。

  上村干男中將指揮的獨立第4集團軍分散部署在海拉爾,齊齊哈爾、哈爾濱和黑河一線,擔負著“滿洲國”北部和西北部的防衛,在它的編成內計有3個步兵師團和4個旅團的兵力。司令部設在齊齊哈爾。

  原田宇一郎中將的空軍第2集團軍司令部設在新京(長春)。擁有作戰飛机1500余架,但日方說能夠作戰的還不到150架。此外,在朝鮮部署的還有空軍第5集團軍,擁有作戰飛机約600架。該兩個空軍集團軍前者是掩護“滿洲國”方向,后者系掩護朝鮮方向。

  司令部設置在漢城的日軍第17方面軍,是關東軍的預備隊。其所轄計有第34和第59集團軍9個師團的兵力。其中第34集團軍的司令部設置在北朝鮮的成興,司令官櫛淵渲一指揮2個師團擔負北朝鮮的防衛;其余大部則由方面軍司令上月良夫中將統帥,部署在南朝鮮地域,以防美軍乘机實施登陸作戰。

  此外,關東軍司令部尚有1個步兵師團、1個步兵旅團和1個坦克旅團的預備隊,負有特殊使命的是專門由偵察員和防坦克狙擊手組成的敢死旅團。再就是在各防衛戰區配合日軍作戰的“滿洲國”軍隊。

  根据日本關東軍的上述實際兵力及其部署狀況,華西列夫斯基和總參謀部分析了敵人的弱點和优勢,并以此為基礎結合當時遠東蘇軍的實際情況,展開了制定對日作戰計划的全面工作。其中主要一點是,經過請准最高統帥斯大林同意,根据遠東新的敵我對比變化,他們提出了改防御為進攻的戰略。華西列夫斯基認為,現在對日作戰已經完全不同于當年在庫爾斯克弧形地帶的對德作戰。現在,可以肯定地說,在德國投降后日軍根本不敢再進攻蘇聯了。所以必須堅決地賣施突擊進攻才能最后消滅關東軍。

  華西列夫斯基認為,日本關東軍的部署及其戰略意圖顯然是守勢,它在兵力配置和部署方面的最大弱點在于缺乏可靠的后方。首先,它与日本本土相距太遙遠,交通線太長,北滿和西滿的鐵路网不甚發達,而中滿和東滿鐵路線也都在蘇聯空軍的航程之內。其次,整個關東軍的部署全被長達4500公里的蘇蒙弧形國境線所包圍。它的中國后方和朝鮮后方也被中朝兩國抗日武裝的不斷襲擊和騷扰活動搞得极為不宁。在張家口以南晉綏地區、錦州以西的冀熱遼地區,都有中國共產党人的八路軍和地方武裝,而在廣大東北地區當地民眾都對日軍怀有深仇大恨。再次,關東軍需要防衛和掩護的戰線太長,它不可能有足夠的兵力在整個邊界和所有的障礙地區設防。如從蒙古東部通往多倫和張家口的山地和沙漠地帶,就是它防御最薄弱的所在地區,這里既沒有筑壘工事,也沒有部隊加以掩護。

  關于日軍的長處,華西列夫斯基認為,在濱海地區對面蘇軍可以實施進攻的各個方向上,已經全被關東軍的筑壘防御和大量兵力所封鎖。僅在這里,就有大片筑壘地域8處,每處縱深達40公里以上,正面寬度則有20—100公里,在它的后面,還有第17方面軍的預備隊。此外,這個方向的進攻,不僅要突破這些堅固的筑壘,還必須強行通過綿長的山脈和大片的原始森林地區。這就要求蘇軍必須有絕對优勢兵力和大量大威力殺傷兵器,否則進攻很難秦效。再者,由于有了一線的堅固筑壘、天然屏障和陣地防御,日軍便可利用滿洲平原在內線自由机動。一旦哪個方向出現問題,它就會把部隊運送到哪個危險地段上增援。

  經過。才關東軍的情況仔細研究之后,華西列夫斯基和總參謀部便初步确定了通過數路突擊來分割敵軍的總戰略意圖。這樣做的优點在于,一是可以從敵人防御的薄弱地域利用快速兵團突擊,從而一舉插入敵后;二是在敵防御堅固地區的突擊可以牽制住敵軍的有效机動,在行進中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最后,總參謀部形成的初步作戰計划是:由后貝加爾方面軍從蒙古境內實施進攻,同時由濱海集群從濱海地區實施相向突擊,而從北面越過黑龍江沿松花江的突擊由遠東方面軍來承擔。這樣,不僅可以徹底孤立關東軍的各作戰部隊,而且可以借助分割來各個消滅敵軍。

  具体說來,從蒙滿邊境實施突擊,應把進攻方向放在索倫和四平方向。只有在這個方向上,才可能取得最大的戰果,甚至搞得好一下子前出到奉天(沈陽)敵后地區;如果繼續挺進,則可經南滿鐵路直取旅順口。預計,這個方向的突擊將一舉消滅關東軍第3方面軍。如果只是考慮到敵人防御薄弱這一點,則張家口到北平方向是最佳選擇,但那里除了与大自然作無效的斗爭外,則什么戰果也得不到。同樣,從濱海地區的突擊,在任何條件下都必須突破敵人的筑壘地域,都必須穿越高山和森林地帶,否則就不可能前出到吉林至新京(長春)一線,也不可能徹底分割并在行進中消滅敵軍。預計,這個方向的進攻將可吃掉關東軍第1方面軍部隊。自然,消滅關東軍獨立第4集團軍的任務是留給北部正面突擊方向上的遠東方面軍的。

  隨后,他們才論了坦克集團軍在什么地方使用和怎樣使用的問題。

  他們認為,更多的坦克部隊應該交給后貝加爾方面軍使用。因為在該方面所處的滿蒙邊境突擊方向上,沒有既寬又深的黑龍江,沒有原始森林,也沒有為數眾多的筑壘地域。坦克集團軍是能使部隊具有突擊力、高速度和實施大縱深進攻的主要戰斗手段。誠然,在這個方向上的縱深有大興安岭山脈的天然阻隔,坦克兵要越過這樣高的大山的确也是個复雜而困難的問題。但他們堅持認為,英勇的蘇聯坦克兵是能夠克服這一切的。而出奇不意地大量使用坦克于敵人認為根本不可能的地帶,才是解決突擊任務、消滅敵人的關鍵。因此,他們堅決主張將坦克集團軍用在通過大興安岭的主要方向上,而且還一定要用于方面軍戰役布勢的第一梯隊。

  后來華西列夫斯基曾說;我們所以堅持這樣做,是因為敵人根本想不到會在這里遭到強大的坦克集團的攻擊。此外,根据情報,關東軍第3方面軍在大興安岭地區還未构筑好陣地,只有少數部隊占据為數不多的野戰工事。我們認為,有經驗的坦克兵是完全可以克服山地障礙的。只要我軍先占領了山間通道,則敵軍根本無力与我坦克部隊對抗。

  最后,他們還對達成戰役突然性与進攻的迅猛性問題作了討論。

  由于日本人早就堅信与蘇聯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要使作戰行動達成突然性顯非易事。但是,華西列夫斯基提醒大家考慮這樣的問題:在蘇德戰爭爆發之前,我們不是也預料到會爆發戰爭并作了准備,可德國人的突擊仍使我們甚感突然。經他這樣一說,大家頓時明白了。就是說,即使在當前這种情況下,蘇軍仍不應過早地放棄進攻的突然性。

  要達成在遠東与日本作戰的突然性,首先必須對蘇軍的准備程度嚴格保守秘密。因此,專門制定了變更部隊部署和集中作戰物資等方面的保密制度。此外,他們明顯地感到,有一點是完全可以用來麻痹敵人的。這就是當時日本并不知道盟國方面已經事先向遠東地區投放了相當一部分援助蘇軍的作戰物資,它只知道蘇軍所有的兵力、兵器和大量作戰物資必須通過運輸能力較弱的西伯利亞鐵路來進行。如果按這條唯一的鐵路運輸線來計算,它肯定會把戰爭開始的時間判斷為秋天甚至秋后。

  關于此點,他們當時還料定,敵人將認為在天气不良的條件下蘇軍將不會進攻。而与盟國商定的對日出兵時間——“對德戰爭結束兩三個月后”——從形式軍事邏輯的觀點看正是非常不适當的遠東雨季。按照這一邏輯,日本軍部將會認為蘇軍只能在晚些時候,即天气變得很好、很干燥時開始進攻。后來的事件表明,華西列夫斯基和總參謀部的這些推測是正确的。日軍果然計划在9月下旬完成部署,然后准備迎擊蘇聯的突擊進攻。

  至于進攻的迅猛性,這似乎是任何進攻型戰役行動所具有的一般特點,但總參謀部特別從日軍作戰史的角度對此給予了格外的考慮。如,他們提出了不用事先炮火和航空兵准備就實施突擊,或者把行動安排在夜間,等等。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在進行防御的過程中所遇到的敵人,一般總是在強大的炮火和航空兵准備与支援下進行非常謹慎的按部就班的進攻。也就是說,他們已經習慣于敵人的膽怯的按部就班的行動和較緩慢的進攻速度,而根本不習慣快速的坦克集群的大規模沖擊。而且,据資料,在整個二次大戰中,日本還沒遇到過像蘇軍這次這樣大規模的迅猛的坦克沖擊戰役。

  到6月初,總參謀部已經把旨在消滅關東軍的這次遠東作戰的初步計划擬定好了。隨后,斯大林和華西列夫斯基詳細地听了總參謀部的匯報和計算結果。斯大林沒有提出任何反對意見,他完全接受了。他知道,華西列夫斯基對這一計划的每一細節都了如指掌,有些問題的分析和討論,他還是直接參加者或意見提供者。

  由于華西列夫斯基曾多次向斯大林提出,應把后貝加爾方面軍的突擊方向當成戰役的關鍵和重點,總參謀部當然也支持這一觀點,所以還在6月上旬,斯大林就要總參謀部通知馬利諾夫斯基和扎哈羅夫,請他們務必先于其他各方面軍首長到達莫斯科,(他們是來參加計划中將于6月24日舉行的莫斯科胜利大閱兵儀式的)。接到通知后,倆人立即帶著方面軍作戰處處長帕夫羅夫斯基來了。他們當然清楚,所以要他們提前來莫斯科,肯定不全是為了參加閱兵儀式,而是為了討論他們所轄部隊的作戰問題。

  一見面,華西列夫斯基就對他們說:“你們倒是精明啊!連作戰處長也同時帶來了。”活潑的扎哈羅夫立即搶過話頭說道:“不這樣,我們怎么能在您手下工作呢!”

  6月18日,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馬利諾夫斯基二人如期提出了他們方面軍的具体戰役計划。計划認為,在他們的進攻方向上,將要遇到至少18—25個日軍師團的阻擊。但他們自信地認為,要消滅這些敵軍還是不成問題的。向有穩健之名的馬利諾夫斯基元帥還認為,預計在1個半至2個月內即可消滅日本關東軍主力。他還另附了一條意見,即認為在順利的條件下還可能更早地消滅日本關東軍。

  他們提出的該方面作戰計划中,也認為應該在索倫一四平方向上對敵展開進攻。計划把整個行動分成兩個階段即兩個戰役來進行:第一個戰役是占領中部滿洲;第2個戰役是前出至中國東北与華北交界處,然后向南滿推進,從敵人手中解放包括旅順口在內的整個遼東半島。

  此后,華西列夫斯基又征求了麥列茨科夫元帥和普爾卡耶夫大將的意見。至6月27日,即蘇聯莫斯科胜利大閱兵儀式舉行的第二天,最高統帥部就已經對整個對日作戰的遠東戰役計划審批完畢。28日,大本營為此簽發了給參戰各方面軍的訓令。

  訓令要求同時在三個作戰方向上對日軍實施毀滅性的打擊,即:以后貝加爾方面軍主力從蒙古和滿洲交界的塔木斯克突出部實施突擊;以遠東第2方面軍的主力從哈巴羅夫斯克(伯力)西南地域實施突擊;以遠東第1方面軍的主要兵力從濱海地區實施突擊。這些突擊的目的是為了分割關東軍,將其孤立于中滿和南滿并分別殲滅。在這三路突擊進攻中,后貝加爾方面軍的突擊應起主要作用,其目標是占領新京(長春)、奉天(沈陽)和旅順,以決定戰爭的結局;遠東第1方面軍應從濱海地區沿捷徑向吉林挺進,以与后貝加爾方面軍的突擊相會合;遠東第2方面軍向黑龍江沿岸地區的突擊是輔助性的,其任務是鉗制住敵人并將其消滅在那里。

  簡單地說,此次對日作戰行動主要由三個戰役共同組成,即:(1)興安岭一奉天戰役,由后貝加爾方面軍和蒙古人民軍一部共同實施;(2)哈爾濱一吉林戰役,由遠東第1方面軍負責實施;(3)松花江戰役,由遠東第2方面軍負責實施。

  至此,全部遠東戰役作戰計划告竣。

  7月初,斯大林最后一次約見華西列夫斯基。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里,斯大林一點也輕松不起來,每臨大戰之前,他几乎都是這個樣子。華西列夫斯基把按作戰計划標示好的作戰地圖擺到了桌上,請最高統帥做最后的校閱。看過之后,斯大林對他說道:“真的沒有什么問題了嗎?”

  “斯大林同志,我想是沒什么問題了;如果說有的話,那也是到前線后所遇到的新問題。那時,我會遵照您的指示及時請示您的。”

  “請您必須經常与我保持聯系。如果遇到緊急情況,不管我在做什么都要叫到我。”這是斯大林經常對去前線的大本營代表或高級軍事統帥說的口頭語。意思是說,如果他正在睡覺或看電影,一定要把他叫醒或找來。

  “我一定与您保持經常的聯系。”這也是華西列夫斯基每次离開斯大林時必說的話。

  “祝您成功!我等著您的好消息。”

  “謝謝。”

  7月5日,華西列夫斯基飛到赤塔。這里是馬利諾夫斯基的后貝加爾方面軍司令部所在地。他的遠東軍總指揮部先期駐地就在距此西南方向25公里遠的地方。后來,他的指揮部轉移到了麥列茨科夫的遠東第1方面軍司令部那里。

  華西列夫斯基將大本營6月28日的訓令當面交給了馬利諾夫斯基元帥,并請工作人員把另兩份送到麥列茨科夫元帥和普爾卡耶夫大將那里去。到這里的第一天,他就不得不与方面軍司令及軍事委員會委員一起研究許多刻不容緩的組織和協調工作問題。

  鐵路運輸所必需的煤不夠用了,地方儲備的份額馬上就要用盡,為使极端重要的運輸工作不致中斷,他不得不向最高統帥請准使用不准動用的國家儲備份額。

  彈藥的積累速度令人感到嚴重不安。必須命令加快將彈藥運出工厂和送往部隊的速度。向前線運送作戰飛机的速度也不夠快。

  部隊非常缺乏盛水的容器。而無盛水容器,進攻就有停止在滿洲的沙漠和山地地域的危險。

  通信人員嚴重短缺。

  衛生机构的充實工作進行得遲緩。

  裝甲及坦克裝備的修理工作也遠不如意。

  除了上述這些,近衛坦克第6集團軍的狀況特別讓他擔心。負責裝載運輸這個集團軍的部隊和裝備的鐵路列車,一天比一天越來越多地未能遵守規定的運行時間表。這個集團沒有運輸工具,原有的汽車都留在了原來的駐地。僅編制部隊就缺汽車2274輛,加上配屬給集團的兩個摩托化步兵師,所缺汽車几乎近3000輛。

  在隨后的几天中,華西列夫斯基和馬利諾夫斯基在后貝加爾方面軍的主要突擊地段做了一系列實地勘察。他還視察了作戰部隊,并与各集團軍和軍的首長以及師長們做了討論和座談。結果,他們一道對原先定下的決心做了不少的重大修改,其中主要是縮短了原訓令中規定的各部隊完成任務的期限。如,擔任先鋒突擊的近衛坦克第6集團軍有可能不按原先規定,即不在戰役的第10天,而在戰役第5天前就能強行通過大興安岭地區。這樣一來,各諸种合成集團軍前出到滿洲平原的期限也隨之大大地縮短了。具体情形如下:

  第36集團軍攻占海拉爾地域筑壘區的期限由原來的戰役第12天提前定到了第10天。而后,它應改向齊齊哈爾進攻。

  第53集團軍的部署稍稍偏右些,緊跟在近衛坦克第6集團軍的后方,其任務是不停頓跟隨先鋒集團擴大突擊口。

  整個方面軍右翼的部隊,特別是在越過大興安岭后必須占領大板山地區的第17集團軍,也把原定的期限縮短了5天時間。

  蘇蒙騎兵机械化集群預計也可以大大縮短前出至張家口和多倫的期限,他們應該在該兩地域与中國共產党領導的八路軍部隊會合。

  所有這些新的變更,當然都須經由最高統帥部的批准。當華西列夫斯基將情況及時地報告給斯大林時,后者立即命令總參作戰部首長對這些重新加以計算。計算結果表明,他的建議是基本可行的,總參謀部只是擔心近衛坦克第6集團軍能否在山地行進中保持那樣高的速度。但最后斯大林還是按上報要求批复了華西列夫斯基。后來,近衛坦克第6集團軍在實際作戰中不僅達到,而且還超過了這一規定速度。

  進入7月中旬前后,華西列夫斯基又先后到遠東第1和第2方面軍那里視察了部隊,檢查了這兩個方面軍突擊地段上的實際部署情形。經過對地形、敵情及蘇軍物質保證措施的分析研究,也在原訓令規定的戰役期限目標方面做了不小的修改,尤其在作戰物資保障方面做了很大的改進。每到一處,華西列夫斯基就向各集團軍及軍師級首長強調,在這場戰爭中我們面對的是新的、有強大戰斗力的危險敵人,我們必須在相當特殊而复雜的遠東戰場上消滅敵軍。因此,必須把一切問題都充分地估計到,考慮好,決不允許出現半點差錯。這項任務是光榮的,但也是艱巨的,其間每個指揮人員的責任都是重大的,不能在任何環節上有所疏忽,否則必將影響整個戰局。

  7月下半月,華西列夫斯基對各种作戰物資,包括裝備、燃料、飛机等的運輸工作花去了很多精力,許多問題都需要他親自去過問,去協調和督促。同時,他還向各方面軍司令部發出命令,要求它們務必利用這段時間在各自的進攻地段上進行一次接近于所應完成任務的專題性諸兵种合成實戰演習。命令還要求,演習必須在各方面軍司令員和集團軍首長的親自指揮下進行,目的是使指揮人員和全体戰斗人員都盡可能准确地熟悉未來作戰中可能出現的一切問題。這是華西列夫斯基自白俄羅斯戰役以來慣常使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戰前訓練万法,他認為這對即將進行的戰斗大有种益。

  7月16日,前去柏林參加三國首腦會晤的斯大林突然從波茨坦打來電話,詢問華西列夫斯基對遠東作戰准備得怎么樣了。他還問道,這一工作能否提前10天完成,如果可以提前,務必搶時間完成。華西列夫斯基報告說,根据目前的實際情況,各作戰部隊的集結和全部必需的作戰物資的調運,都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因此他請求還是維持原戰役計划所規定的時限為好。對此,斯大林只說了聲:“那好吧!”隨即就放下了電話。

  事后,華西列夫斯基感到很奇怪。他想,最高統帥一定有了什么新的考慮,不然為什么突然提出期限提前的問題呢?也許,是和波茨坦會議的什么情況有關吧?什么情況呢?他沒好問,斯大林也沒說……

  原來,在波茨坦會議前后,蘇、美、英三大國的關系已經大不如前了。隨著法西斯德國的戰敗及無條件投降,在處理未來德國前途問題上,英國首相丘吉爾和新任美國總統杜魯門企圖改變雅爾塔會議的決議。也就是說,他們開始擔心由于蘇聯的強大而影響到自己在歐洲和世界的地位和利益。早先,這個問題也不是不存在,其中主要是丘吉爾。他曾多次向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吹風說,斯大林的蘇聯將要“赤化”歐洲,這應該是所有西方國家共同感到憂慮并及早加以防止的問題。但羅斯福認為,現在的當務之急是在反法西斯作戰中團結對敵,而不應該在強敵未敗之前盟國內部先起磨擦。他主張對解散了共產國際組織的斯大林和蘇聯政府表示更多的誠意,因為在對德國和日本的作戰中蘇軍仍是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可羅斯福逝世后,由原副總統位置遞補上來的杜魯門的思想与主張正好与丘吉爾非常相近。因此,在波茨坦會議之前,倆人即統一好了口徑和對策,這就是共同來對付斯大林并遏止蘇聯。

  在會議期間,關于戰后德國的未來前途問題,其中包括對德國的分割占領、索求戰爭賠款、邊界划定以及与此密切相關的波蘭問題上,英美兩國都在暗地里与蘇聯大加勾斗。他們希望蘇聯在歐洲乃至在全世界的影響越來越小才好。只是礙于蘇聯的強硬立場和巨大實力,他們才不得不有所收斂。但是,越是因為如此,他們也才要越發不遺余力地想方設法限制并遏止蘇聯。

  會議于7月26日公布的著名的《波茨坦公告》,就是比較明顯的一例。這份文件是由美國方面負責起草、經英國討論同意并邀請中國參加最后簽字的,其主要意旨是促令日本政府迅速無條件投降。雖然蘇聯早在德黑蘭會議上就表示將參加對日作戰,而在雅爾塔會議上更作出了法律性的承諾,但這一文件的起草工作卻始終不使蘇聯方面知曉和參加。他們借口蘇聯与日本尚未處于戰爭狀態,所以堅持不必与斯大林商量就予以公布,并且根本不想邀請蘇聯參加簽字。只是在公布文件的當天,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奉命將文件副本交給了蘇聯政府代表團。當蘇方提出推遲3天公布的建議時,也被會議所拒絕。這也反映了美英兩國企圖拒絕蘇聯參加解決遠東及日本問題的意向。

  這是因為,在具体對待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問題上美英兩國的政策改變了。原來的他們极力要求蘇聯及早地參加對日作戰,是為了減少英美軍隊在對日作戰中的犧牲和代价。而現在,情況變了。就在杜魯門到達波茨坦的第二天,即波茨坦會議正式開幕的當天,杜魯門收到了一份僅有6個字的密碼電報:“嬰儿順利降生。”這份密電的含義是:7月16日清晨,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沙漠里,第一枚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了。隨后,杜魯門經過多次与丘吉爾商量,認為有了原子彈這种威力巨大無比的武器,沒有蘇聯的參戰也足以戰胜日本。而且,他們還認為,原子彈不僅可以制服日本,使之早日接受無條件投降的最后通牒,而且還可以因此貶低蘇聯對日作戰的影響,以至用來遏止蘇聯在歐洲和遠東的擴張。在此之前,杜魯門曾露骨地說過:“如果原子彈能像我預料的那樣順利爆炸成功,我就有了對付俄國壯漢的大棒了。”

  說到原子彈,在波茨坦會議間還有一場杜魯門和丘吉爾共同導演的對斯大林的“原子訛詐”——這是世界上首次原子訛詐事件——的故事。事情是這樣的:

  在整個會議期間,杜魯門和丘吉爾一方面為有了原子武器而欣喜若狂,但表面上故意不露聲色;另一方面則商量用什么樣的辦法把它告訴給斯大林:當然不能告訴他這就是原子彈,但又一定要讓他感到大受震惊或惊愕不已。這才能達到預期的震懾目的。7月24日的全体會議結束后,杜魯門帶著譯員來到斯大林面前,裝成漫不經心的樣子對斯大林說,美國已經有了一种可怕的武器,它具有特殊的摧毀力量。因為丘吉爾早就知道杜魯門要向斯大林談什么,所以便目不轉睛地盯著后者,等著看他作何反應。然而在外表上,斯大林故意把杜魯門的話當成一條极為正常的消息听了。接著談話就結束了。待斯大林离去后,先出來的丘吉爾立即走近杜魯門問道:“后來的事情進行得怎么樣?”杜魯門回答說:“他連一個問題都沒有向我提出。”此后,丘吉爾和很多英美人士都認為,斯大林當時根本沒有听懂透露給他的這一具有絕等重要意義的消息。丘吉爾甚至說,斯大林對國際上發生的這個革命性的事件竟一無所知。

  實際上,當時斯大林已經听出了這一消息的真正內涵,只不過是故作聲色不露之狀而已。朱可夫——當時蘇軍駐德占領軍總司令和波茨坦會議的籌備者——后來回憶說:“當斯大林返回住所,就在我在場的情況下,跟莫洛托夫談了剛才与杜魯門這次談話的內容。莫洛托夫听后說:‘他們是想抬高身价。’斯大林發笑說:‘讓他們抬高好了。應該告訴庫爾恰托夫加快我們工作的進度。’我知道,他指的是原子彈。”當時,蘇聯的原子彈研制工作也在緊張地進行,斯大林說的庫爾恰托夫就是具体負責這項秘密工作的領導人和研制者之一(后來,蘇聯于1949年7月制造并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

  事后,華西列夫斯基說,當時斯大林在7月16日給他打電話要求把對日進攻時間提前10天,并不是由于那時已經知道了美國原子彈爆炸的消息,因為那是7月24日杜魯門才透露給他的——不過,打電話的當天正好是美國爆炸實驗的日子,斯大林會不會從其他渠道得到了這一消息呢?他本人沒說過,想來可能并不很大,也許這純是一种巧合吧。華西列夫斯基也說,斯大林在這天“之所以關心戰役開始的日期,并非依据這一事實,而是出于總的軍事和政治的考慮”。

  此間,在波茨坦的斯大林和華西列夫斯基始終保持經常不斷的聯系。通常,都是斯大林在晚上打電話給華西列夫斯基,內容多是詢問戰役的准備進展情況。有些時候,最高統帥部的訓令或命令也直接由那里發給華西列夫斯基。

  7月30日,斯大林和安東諾夫(后者也是波茨坦會議蘇聯代表團的成員)簽署的任命命令發出了。命令說,從即日起,任命華西列夫斯基元帥為遠東蘇軍總司令。從8月1日起,后貝加爾方面軍、遠東方面軍、濱海軍隊集群和太平洋艦隊及阿穆爾區艦隊統歸蘇聯遠東軍總司令指揮。

  8月2日,即在斯大林一行啟程离開波茨坦的前一天,華西列夫斯基再次收到最高統帥部發給他的訓令。訓令的全文是:

  最高統帥部大本營命令:

     從1945年8月5日起,
     (1)濱海軍隊集群(司令為蘇聯元帥麥列茨科夫)改稱
   遠東第1方面軍;
     (2)遠東方面軍(司今為普爾卡耶夫大將)改稱遠東第
   2方面軍;
     (3)瓦西里耶夫上將作戰組改稱遠東蘇軍總司令的司
   令部;
     (4)任命伊凡諾夫上將為遠東蘇軍總司令的參謀長。
                       約·斯大林
                      阿·安東諾夫

  這份訓令需要說明的只有一處,即關于遠東軍總參謀長伊凡諾夫的任命問題。這個任命所以這么晚才到達,是因為在此之前華西列夫斯基和斯大林之間一直也沒找到總參謀長的合适人選。起初,斯大林曾向華西列夫斯基推荐后貝加爾方面軍參謀長扎哈羅夫大將來擔任。后者一到赤塔就与扎哈羅夫本人談了這個意見,但扎哈羅夫認為還是他現在的崗位更能發揮自己的主動性,他希望大本營考慮一下他的個人意見。斯大林和華西列夫斯基都很尊重他提出的理由,又考慮到他曾長期与馬利諾夫斯基在一起工作的情況,就同意了他的個人意見。此后,華西列夫斯基還就此征詢過他的同學和同事庫拉索夫大將的意見,但后者也請求最好不要改變他的職務。這樣,到最后,斯大林就給他派了伊凡諾夫上將來擔任此職。

  8月3日,當斯大林由波茨坦返回莫斯科的當天,華西列夫斯基就向他提交了一份關于整個戰役准備進展情況的工作報告。其中也部分談到了他對有些部署問題和最后發起戰役日期的建議。

  他說,截至現在,進攻的全部准備工作已經接近于大体完成。后貝加爾方面軍的第39集團軍和第53集團軍已經進入距蒙滿邊界只有50—60公里的集中地域,它們与近衛坦克第6集團軍及該方面軍的其他部隊,完全可以在8月5日晨開始進攻行動。遠東第1和第2方面軍的各突擊部隊也將于6—7日前完成進攻的全部准備。太平洋艦隊將在5—7日間做好充分配合作戰的准備。他還提出,請派海軍人民委員庫茲涅佐夫海軍上將前來負責協調海軍和陸軍之間的行動,并請求以人員和裝備,特別是坦克來加強各方面軍的突擊集團。

  他建議說,我軍的進攻不得遲于8月9—10日越過各地段的邊境線。他解釋說,需要利用后貝加爾地區最近几天的好天气,以便使我空軍和坦克部隊充分發揮其威力和作用。雖然濱海地區仍在下雨,但道路和构筑良好的空軍机場仍可使用。只有海軍机場情況較差,它被雨淋坏了,但預計到8月6—10日濱海地區的天气也將轉好。他還說道,拖延開戰時間將對我方不利的另一個原因是,偵察部隊發現了駐“滿洲國”和朝鮮的日軍有變更部署的征候。7月下半月內,該地區敵軍已由原來的19個師增加到23個師,作戰飛机也由原來的450架增加到850架。此外,敵在索倫和濱海兩地區增加步兵部隊。他擔心是否日軍已經偵知了蘇軍的戰役意圖。

  他還報告說,現在各前線部隊的兵力情況和兵器情況是:已准備好的作戰部隊計有150万人左右,擁有29000多門火炮和迫擊炮、5200多輛坦克和自行火炮、約5200多架作戰飛机。

  最高統帥部對華西列夫斯基的報告极為重視,斯大林又派總參謀部做了再次計算,結果認為這一切完全可行。最后,采納了華西列夫斯基關于在8月9—10日開戰的建議。

  8月7日,最高統帥部大本營給華西列夫斯基發出了戰前的最后一道訓令。訓令說,所有遠東蘇軍必須在8月9日開始行動;各方面軍的航空兵的戰斗行動從8月9日晨開始;太平洋艦隊必須在8月9日前進入一級戰備狀態,并完成布雷行動。

  然而,就在此間,在華西列夫斯基的總司令部一個工作組里發生了一樁令人十分震惊的事情。它差一點儿沒把整個蘇軍的全部行動泄露給敵人。這是由該工作組里的一名違反保密制度的愚蠢的中校所干的。

  原來,8月3日,總參謀部作戰部長什捷緬科上將突然收到了一封信,它是由《紅星報》編輯部轉來的,寫信的人是一位名叫彼得羅夫的老記者。信的外表与普通的讀者來信絕無任何不同之處,但一打開讀起來,确确實實嚇坏了作戰部長。

  信中寫道:

     是非常情況促使我這個老頭子給你們寫這封信的。在7
   月的最后几天,在有20多名与軍隊無關的人員在場的一個公
   共場所,一名官銜為中校的紅軍軍官十分賣勁地炫耀自己,同
   時還泄露了軍隊和國家的机密。他姓波盧比或戈魯比,名叫
   尼古拉·伊万諾維奇。据他說,目前似乎正在加緊對日作戰,
   并往遠東派去了華西列夫斯基元帥為首的一群總參謀部的軍
   官來領導這次對日作戰行動……
      ……應該讓他懂得,對我們普通人來說,我們國家的利
   益要比這個年輕人的幸福寶貴和重要得多。
               此致
   敬禮!
                     記者彼得羅夫

  寫信人提醒總參謀部應找出這名軍官并對其施以懲戒。

  什捷緬科立即把這一情況告訴了華西列夫斯基,但是他沒有去報告斯大林。于是,調查工作在總參謀部和遠東軍司令部兩邊同時開始了。很快,這個人被找到了。原來他是被選派到華西列夫斯基的机构中的一名工作人員。同時還查明,他當時還講了許多關于与華西列夫斯基有直接工作關系的一位將軍的情況,以及大本營對這次對日作戰所采取的某些措施。

  當然,結果是立即把他從華西列夫斯基的遠東軍司令部抽調回了莫斯科。隨后,他被清除出了軍隊系統。

  要知道,當時日本派到遠東地區活動的特務和諜報人員是非常多的,這是一件多么危險的事情啊!幸運的是,后經查實,這個饒舌鬼所講的那些并沒泄露到彼得羅夫所提到的那伙人的范圍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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