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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龐尼特問摩爾根他愿意在英國看點什么的時候，摩爾根回答說，“我想听听美國听不到的云雀的啼鳴……，我們先聊聊吧，然后再去听云雀歌唱。” 托維·莫爾博士 在哥倫比亞大學度過的最初十五年是摩爾根在事業上碩果累累的十五年，也是他最醉心于工作的十五年。他本來就极為勤勉，又能認准主攻目標，自從發現了白眼果蠅，他的生活就開始形成了比過去更為刻板的模式。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工作。 這是摩爾根婚后生活的最初几年，四個孩子先后呱呱墜地。你可以想象到兩個博物學家會為這几個活潑的孩童搜集多少心愛的小動物。他們買了一幢住宅，另外又新修了一幢；還添置了許多家庭用具，足以滿足20世紀初在紐約仍然保留著的維多利亞時代生活方式之需。 他的生活之所以能安排得如此美滿，大半應歸功于他娶的這位太太。她盡心竭力，不讓他操一點心。 最初，摩爾根一家遷入了一幢租來的房屋，到謝默霍恩大樓的辦公室和實驗室只需步行五分鐘。湯姆和莉蓮總是在一起，他去野外，莉蓮也陪著他。她給他母親的信上說，“我又當上他的尾巴了。”她還盡量抽些時間呆在實驗室，在一旁干自己的工作，從不妨礙別人。傍晚回到家里，他倆分別坐在餐桌的兩頭，各人寫各人的東西。最初那几年還沒開始果蠅研究，家里賓客不斷。莉蓮喜好音樂，常拉著丈夫去听演奏；他也教她滑冰。他們經常与在紐約的莉蓮家人和大學或自然歷史博物館的生物學界的朋友一起參加宴會。 婚后一年，莉蓮怀上了孩子。奶奶赶忙從南方把湯姆幼時睡的青龍木搖籃運來，又親手縫制精美的嬰儿衣服，就像當年她為湯姆做的一樣。1906年2月22比霍華德·基·摩爾根降生在紐約城，他定算得上人世間最受寵愛、衣著最華麗的孩子。莉蓮在給婆母的信中這樣寫道，“您問我湯姆待孩子如何，我只能悄悄對您講，就像他是個十全十美的儿子和丈夫一樣，他也是個十全十美的父親。”他老喜歡逗著孩子玩，所以，全家不得不作出一條規定，孩子該睡覺時，爸爸不得進入嬰儿室。夏天，霍華德被帶到伍茲霍爾避暑，在一個捕龍蝦的漁民家里租了几間屋子。 莉蓮生孩子以后，仍然堅持實驗室的工作。她在信中告訴婆母，“有几個人在湯姆手下工作，我是其中之一。”但她難以恢复以往的精力。她生孩子時已經三十六歲，而現在，他們生活中又添了一件事弄得她手忙腳亂。他們正安排在伍茲霍爾桑迪克羅山的巴澤茲灣大街上修一幢大公館，當時那儿還是一片馬鈴薯地，离實驗室約四分之三英里。這幢樓房將是工作場所，又要供一家人住。有一間寬敞的起居室，其中一部分可以當客廳，有六間臥室，兩條能睡人的走廊，第三層樓上至少有四間屋子供女佣住。在伍茲霍爾同在紐約一樣，佣人是摩爾根家里不可缺少的。每年夏天，不僅摩爾根一家住在伍茲霍爾，而且，紐約的學生和朋友也不斷來來去去，有時還有名流貴客造訪。有些時候，這幢房屋里住著十七口人，他們興致勃勃排成一行，在唯一的一間浴室外面等候自己的輪次。 翌年夏天，全家回到伍茲霍爾，遷人剛建好的新居。隨同一道的有几個學生，一名侍女和霍華德的一名奶媽。不過莉蓮早就被安排到海灣對岸的新貝德福德一家旅館住下，等著生第二個孩子，身邊有一個女佣侍候。摩爾根常坐船渡過海灣去看望她，給她帶去伍茲霍爾實驗進展的情況。1907年6月25日，一個女孩降生了，照莉蓮喜愛的姐姐的名字取名為伊迪絲·桑普森·摩爾根。 這一個人口增加了的家庭回到紐約，住進他們新買的一幢公館，与他們原來住的地方在同一條街上，地點十分方便，离謝默霍恩大樓仍然只有几分鐘路程，离威爾遜的住處只隔三個街區。摩爾根离開哥倫比亞大學以后，座落在西117大街409號的這幢建筑被哥倫比亞大學買了下來，改建為人体變异研究所，就在從前擺放摩爾根經常斜倚著的那張小台球桌的地方，實驗和研究目前仍在繼續進行。 第三個孩子莉蓮·沃恩于1910年1月5日出生在紐約。1911年8月20日，當摩爾根帶著三個孩子（當然還有一大幫佣人）住在伍茲霍爾時，第四個，也是最后一個孩子在新貝德福德降生了。這個孩子取用外祖母的名字，叫伊莎貝爾·梅里克（莉蓮之母伊莎貝拉的叔父塞纓爾·沃恩·梅里克曾是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第一任董事長）。摩爾根一家顯然喜歡沿用原家庭成員的名字，要不然很可能取成別的什么名字了。當他的學生莫爾夫婦生下一名女嬰時，摩爾根在給他們的信中說，“恭喜恭喜！我作為長輩只給你們提出一條忠告：可不要給她取名為‘德羅索菲拉’。我前后有三次想給孩子取這個名字，但終于打消了這念頭。” 家里有了四個孩子，摩爾根自己的研究也恰好進入一個使人興奮的新階段，這給他家的生活帶來了极大的變化。摩爾根以前喜歡旅行，現在大半取消了。“你看得出，”他嘟噥道，“我無法帶著這一大群小家伙出去走動。”但是，小家伙只不過是個借口，要旅行自會有莉蓮料理行裝，她可能也樂于干這种工作。社交生活也減少了許多。每當莉蓮拿著請柬來問他時，他總是說，“你去哪儿都行，自個把孩子帶上。至于我，還得去實驗室。” 莉蓮仍然常去看望朋友，尤其是那些可以一道拉小提琴的朋友。她喜歡每周一次在他們家舉行的有學生、同事參加的學術研討會。她不聲不響地參与自己感興趣的文化生活和政治活動。有些活動具有濃厚的自由派色彩，要是摩爾根知道，他絕不會支持，甚至不會允許，但她十分小心，不讓丈夫知道。她衷心相信國際聯盟的作用，也是個狂熱的婦女參政的鼓吹者，但她覺得沒有必要讓摩爾根操心。她參与這些事業，主要是從經濟上予以資助，自己很少去東奔西跑。金錢比時間來得容易，而她的時間要用來支持丈夫的复雜勞動。 事實上，全家的生活都以摩爾根的工作時間表為中心。一周七天他都睡懶覺，孩子們吵吵嚷嚷吃過飯以后，他才獨自一人用早餐，然后步行去實驗室。中午他回家与妻儿一起吃午飯，然后又回去工作。下午五點整，他同一些同事在哥倫比亞大學体育館打手球。他們這支由老夫子們組成的松散的球隊常常使同他們初次交鋒的新生們產生輕敵思想而被打得落花流水。摩爾根提倡体育活動，是個熱心的愛好者，打一小時球后回家，身上常常有几處外傷可供炫耀。在全家吃晚飯之前，他愛喝一杯威士忌。在美國禁酒時期，他用無花果自釀果酒。 晚飯后，他同孩子們一道玩。孩子還小時，他匍匐在地板上同他們嬉戲。孩子們大了，愛提問題，只要不是他們可以自己查書的，他都耐心解答。睡前他給孩子們講各种精彩的故事，給霍華德講曲折离奇的偵探故事和惊心動魄的牛仔故事，給伊迪絲、莉蓮、伊莎貝爾講童話。他還常常一面畫圖一面講。 孩子們慢慢長大，他讓他們自個玩耍，但自己總是在一旁陪著。他的心思，一半分配給地板上的嬉鬧，一半分配給膝頭上的《科學》或其他什么雜志。孩子們上床睡覺后，他回到自己的書房（那是在這幢邸宅頂上的五樓添設的）。在這儿，他坐下來一直寫到深夜，而莉蓮總是在一旁陪著他。她坐在書房的長沙發上看書，或補衣服，或寫信，從不打攪他的工作。他們只是喜歡廝守在一起。 星期天的作息仍然如此，只是不打手球，所以摩爾根早早就從實驗室回家，使孩子們覺得這是一個特別的日子。一家人都不去教堂。湯姆和莉蓮兩人均不大過問宗教。一個孩子曾說，“不過問才好。”但當宗教妨礙知識的傳播時，例如宗教反對進化論，反對摩爾根本人對細胞行為的机械主義解釋，摩爾根則會奮起与宗教抗爭。不過，像他和莉蓮受洗的那個圣公會，他覺得可以不必計較，這是為了遷就他媽媽和妹妹的古怪性格。她們崇拜內戰時期的英雄和摩爾根家族的姓氏也屬同樣的性質。他母親和妹妹在伍茲霍爾時總是忠實地到教堂做禮拜，從不缺席。她們出發以前，摩爾根愛取笑她們，不過他同意几個孩子生下來就受洗，只是因等候母親從南方赶來參加才稍稍延遲了儀式。莉蓮呢，她在上大學期間痛苦地失去了信仰，但始終恭敬地記著在复活節前給婆母寄去有一大群小天使的复活節卡片。如果孩子們要去上主日學校，他們可以去。不過，他們顯然不常去。1917年，當聯軍攻下耶路撤冷時，《紐約時報》以通欄標題報導了异教徒被逐出客西馬尼的消息。小女儿伊莎貝爾問他什么是“客西馬尼”，他向她笑笑，慈愛他說，“你這個小异教徒。” 這一時期，摩爾根顯然是個慈愛的父親和体貼的丈夫，信賴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但只是在特殊的日子，他才發揮他當父親的特殊作用。在晚餐桌上，他也許會久久不發一言，思想早已飛往晚上的工作和要寫的書、文章或報告上去了。但圣誕節這天是誰也忘不了他的。全家出動去阿姆斯特丹大街選購圣誕樹，搬回家后又一起裝點它，挂上精致的繡球、小小的蜡燭，然后孩子們屏息等待著圣誕老人的出現。只見他身穿羊毛鑲邊的大紅襖，挺著圓鼓鼓的肚子，飄著長長的白胡須。孩子們一直記得圣誕老人那雙藍眼睛炯炯有神，他扛著只大口袋，從中取出許多禮物來分發給大家。有的禮物還寓意深長，上面寫著“送給娃娃小剪刀，剪掉不和与爭吵”。孩子們總是歎息爸爸不早點赶回來見見這位非凡的人物。過了許多年，開始有了孫子，這件大紅襖和這把白胡子又被從箱子里翻了出來，圣誕老人的藍眼睛又開始發亮了。 但是，在這些歲月中，摩爾根家庭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事件——也是全家大小都參与實驗室活動的唯一机會——是一年一度的從紐約到伍茲霍爾的轉移。哥倫比亞大學課程結束那周啟程，但得提前好几周准備，這當然是莉蓮的任務。她肯定十分怀念她和湯姆結婚后頭一年的生活。那時，學期結束那一周，他倆暫時湊合往在紐約家的書房里，在街對面的餐館里吃飯，任憑那几間空著的屋子積滿灰塵，他們卻在看書，在為夏天要搞的研究做准備。在實驗室里，他坐在桌子的一端，她坐在另一端。 現在，樓上有七、八個大箱子打開著，里面整整齊齊放著小儿的衣衫和尿布。有一個特大的箱子，裝滿了湯姆的書，令那几個搬運夫震惊，他們得從五樓的書房搬到街邊的馬車上，9月份還得從下面再搬回五樓。另有一只箱子半空著，因為臨到出發時，湯姆又會想出半箱子要裝的東西。 但收拾行裝的工夫主要還是花在實驗室里。他們小心翼翼地把果蠅放進玻璃瓶，在瓶里放上一點搗爛的香蕉，以供它們在旅途中食用。 假期的第一天上午，馬車拉走了行李，全家步行至地鐵車站。孩子、仆人、必須帶的植物、金魚、長尾小鸚鵡、還有一只興奮得不听指揮的獵狗，簡直是一片混亂。來自實驗室的學生和同事，与安置在籠子里的小雞、家鼠、野鼠及瓶子里的果蠅混雜在一起。孩子們稍長大一點，也分配几瓶果蠅給他們保管。出發時每個原种中總留若干在紐約，回來時也每一原种留下一些在伍茲霍爾。安全到達后，摩爾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助手發一份電報，告知原种已經安置妥當。只有這時，留在家里的果蠅才能取出來或任其死亡，而不必再傳宗接代。 從哈得孫河碼頭乘一夜船至科德角，再從那儿改乘火車到伍茲霍爾。在船上，大家從一個收拾得整整齊齊的食品盒里取吃的東西，听從莉蓮的吩咐安靜下來。摩爾根大多數時間都留在甲板上觀察天色，提防有暴風雨來臨，并不時檢查一下他的小動物，看它們安全不安全。 在伍茲霍爾的生活作息同紐約相比變化不大。早飯后，摩爾根把自行車胎打足气，騎車去實驗室。他中午回家，于是所有的人，不論是家里的人或是來客都必須遵照規定去游泳，只有摩爾根、他媽媽和妹妹三人例外——他們以后也堅持了這一傳統。中飯是聚會的時間，大家坐在環繞這房屋三面的寬大走廊上，或是坐在15英尺寬的通向房后草坪的台階上。這是和睦相處的時候，但不准閒聊或饒舌。一小時后，摩爾根又回到實驗室。他回家吃晚飯，同孩子們玩一陣，然后看書或寫作，直至深夜。 每年夏天，摩爾根的妹妹和他的父母都必定到伍茲霍爾這座大公館里來看他。雖然這幢房屋修好時老查爾頓已在美國聯邦稅務局找到了固定的工作，只有短短的假期，但在這兩周時間里，父子兩人比以往相處得更愉快。查爾頓看見人們如此尊崇摩爾根，心里十分得意，而摩爾根又特地把父親介紹給住在伍茲霍爾的一些南方人，尤其是介紹給一位知道查爾頓曾出任過領事的人。三個大孩子記得他們喜歡文質彬彬的祖父，但查爾頓在列克星敦病倒時，最小的孩子伊莎貝爾還在褪褓之中。四個月后，1912年10月10日，查爾頓与世長辭，妻子和女儿守在他身邊。第二天，南軍的老戰士們紛紛赶來參加他的葬禮。他們為查爾頓·亨特·摩爾根舉行了他生前万分珍視的軍葬禮。 老查爾頓死后，摩爾根的母親和妹妹同他家往來更為密切。莉蓮對這兩個女人极為親熱。這個和睦的家庭里，生活安适，但感情不易外露，很少談及個人的事。孩子們一直生活在這种嚴肅的環境中，所以奶奶和內利姑姑的到來常使他們喜出望外。這母女倆都長得清瘦，討人喜歡，眼睛像摩爾根的一樣碧藍。但她們兩人不像莉蓮那樣持重。兩個人的名字都叫內利。她們經常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玩意儿，例如，大大的禮品盒，打開后里面還有個小一點的禮品盒，再打開，里面又有一個，層層疊疊，每層都封得整整齊齊，層層都有精巧的禮物。她們給這個不講究服飾的家庭帶來大箱大箱的漂亮服裝，另外還帶來各种精彩的故事，有家史，有內戰傳奇，有當時通過地下鐵路交通線途經列克星敦的黑奴的口述傳說，有關于祖輩的文韜武略的故事，當然必定還有描述約翰·亨特·摩爾根越獄逃走的著名故事。 父親死后，摩爾根同弟弟小查爾頓的關系有所改善。有一次，他不遠千里來到伍茲霍爾。這位家里人很少談及的神秘人物使孩子們十分著迷。他當時在亞拉巴馬州伯明翰城開一家洗衣店。南方許多名門閨秀沿襲當地的習慣守著孀居的母親而不出嫁（內利姑姑就是一例）。同樣，小查爾頓的未婚妻瑪麗·廷克萊波因為母親有病，所以同他訂婚二十年后才舉行婚禮。在這期間，查爾頓立了個遺囑，他的財產全歸瑪麗，但附有一個條件：她未結婚。待到她母親去世，他們結了婚，但早已把遺囑的事忘得一干二淨。婚后不久，查爾頓于1935年3月死去，瑪麗成了未亡人，但又無權繼承遺產。雖然摩爾根兄妹倆都心甘情愿把自己分得的一份給了瑪麗，但在法律上卻招來好些麻煩。 1924年8月，摩爾根的母親在伍茲霍爾期間生了病。后來，當其他人全都回到紐約以后，她仍留在伍茲霍爾，原因是她病勢沉重，經不起旅途的顛簸。過了一陣，她回到列克星敦。女儿內利焦急不安地守在床前，直到次年1月15日她病逝為止。當地報紙為此發表題為《淑女》的社論，頌揚她的美貌与忠誠，“摩爾根夫人一生中，在列克星敦一直被認為是南軍將士及其家屬們的朋友与圣靈。她無限忠誠于其丈夫為之戰斗、其家族為之犧牲的事業。她是所屬的基督會教堂的忠實教徒，也是南部邦聯婦女聯合會的首任主席之一。”訃文也提及了她聞名遐邇的儿子。 湯姆和莉蓮到列克星敦奔喪。有些住在肯塔基的表兄弟們才生平第一次見到托馬斯·亨特·摩爾根其人。 摩爾根的妹妹小內利繼續住在百老匯街的住宅里。自老查爾頓去世后，內利母女倆就把這幢房屋改成公寓出租。摩爾根不但定時給她母女寄錢，支付她們的醫藥費，而且老早就把房產稅繳清了。內利小姐是位嚴格的房東，不過大多數房客（她們也都是些上了年紀的女人）成了她終生的朋友。有一次，她把一個年輕房客卡羅琳·斯科特博士赶走了。因為她大宴賓客，而內利的理由是斯科特博士的母親和姑母如果知道了這种事情也一定不會贊同的。其實，應邀的客人都是名流，而賓客在11點半前就散了。內利小姐在列克星敦也是位杰出人物，特別是在基督會的教友中享有盛名。她的侄子、侄女以及后來他們生的儿女都喜歡她。 內利比她著名的哥哥活得長久。她在列克星敦一家私人醫院里久病不愈，1956年1月24日去世，享年83歲。在一則簡短的訃告里，既沒有提到她哥哥托馬斯·亨特·摩爾根，也沒有提及她伯父約翰。亨特·摩爾根。不過，在同一版上，有一則占四分之一版的推銷肯塔基威士忌酒的廣告，畫著一幅“南軍雷神”的肖像。他們希望約翰丸十多年前的英雄業績仍會有助于為威士忌酒打開銷路。 莉蓮·摩爾根把一天的生活安排得緊緊湊湊，加之家里還雇有三、四個佣人，所以在她生了孩子，甚至生了第二個孩子以后，仍然每天在實驗室里工作几個小時。但她生第四個孩子時已超過不惑之年。從那以后她就退出了實驗室。不過，閱讀有關學科的文獻仍未間斷。她每天都在跟蹤果蠅研究的進展。，她把大部分精力用來使摩爾根不致為家務和生活操心。孩子們的教育也主要由她負責。她教女儿們使用針線，教霍華德木工活。她年輕時就設計過各种家具，叫別人去做，現在她和霍華德親手做了几件。兩個小女儿，即小莉蓮和伊莎貝爾，一直留在家里，直到一個七歲，一個已滿九歲，才讓她們一道去上三年級，主要原因是她認為冬天把孩子關在室內是件難受的事。孩子們都上私立學校。莉蓮鼓勵四個孩子都學音樂，雖然全家一致認為這一家人缺乏音樂稟賦——包拾他們的媽媽在內。不過，她一輩子始終堅持每周練小提琴，常有朋友彈鋼琴伴奏。 在摩爾根家里，生活一直是舒适的。确也理應如此。摩爾根畢竟与約翰·皮爾龐特·摩爾根同屬一個家族。除了薪金、版稅和大筆大筆的講課酬金之外，摩爾根夫婦還有股票和公債的收入。但摩爾根從不夸耀自己的富有。他有時窮得破破爛爛。即使是那些人們經常談到的他慷慨解囊的事也是悄悄做的，通常不留姓名。這個家，一方面生活优裕，丰衣足食，佣人成群，另一方面也厲行斯巴達式的節約。比如，有個孩子回憶當年的情況，他們拖到圣誕節前夕才去買圣誕樹，因為那時圣誕樹已跌价了。 1920年，摩爾根享用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第一個体假年。夏天，他們到了座落在帕西菲克格羅夫的斯坦福大學霍普金斯海洋實驗室；秋季開學時他到了斯坦福大學。翌年夏天，他是在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亞大學度過的。自從十七年前湯姆和莉蓮在帕西菲克格羅夫度過蜜月后，他倆從沒有一道走過這么遠的路程，也沒在外面住過這么久的時間。孩子們更不用說了，他們的生活局限在伍茲霍爾与紐約之間，甚至連肯塔基的老家也沒去過，這一次簡直是大開服界。他們從陽光之鄉加利福尼亞的純朴的孩子口里，而不是從自己當博物學家的父母那儿獲得有關生物學的知識，這還是破天荒第一遭。与此成對照，莉蓮給他們的講解往往深奧難懂。此外，新的生活也打破了一家過去刻板的作息制度，有了机會到新世界歷險。他們到帕西菲克格羅夫后買了一輛奧弗蘭牌轎車，霍華德同媽媽一起照著使用說明書學著開車。他很快就學會了，十四歲就成為正式司机。摩爾根本人對開車這類事既無時間，又無興致。此外，他也知道，無論是哪個地方，只要他想去，都可以讓他的太太或某個學生甚至某個同事為他開車。 有了車，對于莉蓮和孩子們是做夢也沒想到的方便和自由。這一年，住房是租來的，生活起居不同于往年，他們利用多次野營的机會認識加利福尼亞。他們的父親只去野營過一次，那是一次精心組織的只有男人參加的野游。他平時推托不去，總說工作太忙，抽不出時間。不過孩子們有些怀疑，也許部分原因是他不愿打破自己的生活規律，喜歡家庭的安适環境，晚飯后個人坐在逍遙椅上（這椅子是誰也別想坐的）抽一支雪茄，晚上看看雜志，然后坐在燈下寫他的文章。他也舍不得离開從哥倫比亞大學帶來的學生和同事，他們許多人在這橫越全美的旅程中始終跟隨著他。 1921年回到紐約后不久，在他們的生活還沒有完全恢复舊秩序之前，莉蓮認定她的家不再需要她過問得太多。孩子們都上學了，家務安排得井井有條。于是她回到實驗室，每天工作五小時左右，早上，孩子們上學去了，莉蓮陪著丈夫步行至謝默霍恩大樓；中午，兩入又一道回家，同兩個最小的孩子共進午餐。 莉蓮定會覺得有點不自在。在哥倫比亞大學，生物系的女研究生們的處境本來就夠尷尬了，她們不是在蠅室里面那間外人不得擅入的房間工作，而是在外面一間打外圍戰。女研究生也從未應邀參加摩爾根每星期五晚上舉行的生物學研讀會，不過，似乎并沒有因此就減少了她們對摩爾根的崇拜。而比起女學生來，莉蓮的處境更為難堪。在實驗室里，實際上根本沒有她的位置。她不是學生，不是人們有時認為的那种丈夫的助手，也不是個真正的同事。她干工作是無償的，而她之所以使用實驗室的材料和設備，完全是靠一种默契。她的研究題目雖然与摩爾根或小組中某個成員的課題相近，但彼此互不相關。 1921年，她已五十開外，常板著一副面孔，頭發往后梳得平平整整，戴著一副夾鼻眼鏡。好些學生對她怀有敬畏，不知在實驗室應該怎樣同她打交道。但莉蓮一心一意搞她的果蠅研究，而且十分在行。慢慢地，學生們認識到她本質的一面：心腸好，待人寬厚大方。她与丈夫不一樣。摩爾根如果心情好，可以表現出南方人特有的平易近人，但如果碰上心緒不佳，他也可能表現為惡作劇的粗魯無禮。莉蓮呢，要同她接触一段時間才會對她產生好感。不過，她對有些學生的妻子簡直像慈母般地關怀，特別是外國學生的妻子。除此之外，她同許多人結下了友誼。 雖然她同蠅室不存在那么正式的關系，但她積极參与這一奇特的老是亂哄哄的實驗室中的信息交換。有一天，她發現她顯微鏡下那只果蠅是個新的突變，但這家伙一轉眼就不見了。大家一起在地板上找來找去，以為果蠅被從玻璃片上碰了下來。但莉蓮推斷一定是麻醉劑藥性已過，果蠅蘇醒后飛走了。果蠅性喜光。于是她走到窗口，果然一下就把它認了出來——這件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可就難了。因為這間屋子任何時候都有好几十只果蠅在逃竄，甚至還有發酵香蕉和垃圾桶招來的野蠅。 這只果蠅經證明是個非常特別的雌蠅，因為它的后代違反了通常的伴性性狀的交叉遺傳方式。像人類的色盲和果蠅的白眼性狀，一般是儿子從母親那儿繼承伴性基因，女儿可以從父親也可從母親那儿繼承伴性基因。這一只雌蠅腹部是黃色，是同白眼一樣的伴性隱性性狀。同正常雄蠅交配，所有的雌性后代都同母本一樣具黃腹，而所有雄性后代卻与父本相同。這恰巧与預料的相反。最合理的解釋是，這只雌蠅的染色体是XXY。兩個調染色体連在一起，所以卵子有兩种類型，一為XX，一為Y。這兩种卵子可能与帶X或Y的精子結合。YY不能成活，而XXX（超雌）生活力很弱，容易死亡。剩下的多半為兩种：一种是XXY，雌蠅，它們沒有從父本得到X；另一种是XY，雄蠅，它們的X來自父本，即X連鎖基因。細胞學檢查證實了雜交實驗的結果。 這個實驗也證實了布里奇斯的性決定平衡理論，即性別不僅僅取決于X或Y染色体的有無，而且取決于受精過程中X染色体与常染色体之間的平衡關系。摩爾根夫人在致友人的信中興致勃勃地寫道： 這是只黃腹雌蠅。看來，在細胞分裂的某一時期，親本的黃染色体沒有分為兩半，于是產生了嵌合体。至今已經過三代，從未產生分离。這种解釋是基于這樣的事實：不論怎樣交配，所有的雄蠅都同父親相像，而所有雌蠅連續三代都具黃腹。如果我們的解釋是正确的，那就可以預期F1雄蠅全部不育。而事實果然如此。出現了几只像布里奇斯先生的3XXX雌蠅，它們稍微有點“异常”，而且表現出黃色基因与來自父本的X結合而應產生的顏色。 在20世紀20年代，發現的新基因突變或新染色体突變日漸稀少。這一方面的研究已經接近尾聲。當年促使摩爾根轉而研究遺傳學的那些問題肯定已得到他認為滿意的解答。他的洋洋洒酒的論文和專著中的語气好像是宣布：現在是整理材料、對果蠅遺傳學研究做總結的時候了。 摩爾根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最后几年中，由于他的成就而得到許多報償：他的著作一版再版，而且譯成多种文字；他獲得种种榮譽學位，并被授予高官厚祿（比如，1927年被任命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長）。但是，最能說明他享有的威望的是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川流不息地來到摩爾根的實驗室。有的是來交換意見的，例如，蘭茨泰納和萊文1927年發現MN血型后來到美國，希望摩爾根幫助他們從遺傳學上加以論證。另一些人，如從英格蘭來到蠅室的威廉.貝特森1922年所說的那樣，只是想來“看看哥倫比亞的奇跡”。摩爾根的實驗結果一次又一次地被別人證實和承認。最富戲劇性的也許是貝特森的轉變。直到他親自來到蠅室之前，他始終不相信基因确實是染色体的組成部分。顯然，如果例外的東西是屬于你自己的，它們就比較易于受到珍惜。后來，貝特森到了多倫多，在第三屆國際遺傳學大會上講話。在《科學》雜志第50卷（1922年1月20日出版）第55-61頁上有這樣兩段話： 關于合子（即受精卵）中特定的染色体与特定性狀之間有直接聯系這一問題，通過摩爾根及其同事的論述，特別是布里奇斯提供的證据，人們一定大大消除了怀疑。 在不久以前仍眾說紛壇的遺傳与變异的現象已逐步理順，終于導致他們這一重大發現。我特地在圣誕節期間來到這里，向這顆西方升起的明星表達我的敬意。 貝特森在同一篇講話中反對達爾文的進化論，而新聞報道措詞失當，籠統他說有一位杰出的遺傳學家不相信達爾文的進化論，于是又重新點燃了美國進化論者与基要主義者之間的論爭。因而，美國許多州即將面臨的問題，摩爾根也負有間接責任。田納西州審理了著名的斯科普斯案件，肯塔基州1932年險些通過基要主義者提出的法案。那項法案要求禁止在公立學校使用含有進化論內容的教科書。第一次表決結果，38票贊成，36票反對，由于未達到法定的40票而沒被通過。于是，擁護該法案的議員又把缺席的議員拉來。第二次投票結果是40：39，反對的議員要求暫停，重新計票。后來又拉來三名議員。第三次表決為41：41。這時一位名叫丘納爾的議員反戈。他最初想投贊成票，因為他是位不妥協的浸禮會信徒，相信一切事物過去是怎樣，今后仍然會是那樣。但他這時卻說他得拋棄他的宗教信仰而改投反對票。議案至此才被否決。摩爾根似乎并沒注意到當時爭論的熱烈場面，也沒注意到最后的表決結果。 無論誰來到謝默霍恩大樓，他所見到的摩爾根總是那個樣子。萊文曾承認他看見這位偉人竟在蠅室里吃午飯時很感意外，“他的兩手無法伸展開，因為周圍擠滿了東西。”那時候，全世界讀遺傳學的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生在自己的日程上最优先考慮的是去蠅室參觀，但看見的景象往往大出他們所料。在俄國出生和受教育的西奧多修斯·多布詹斯基气喘吁吁地赶到紐約，盼望這位名教授摩爾根會“像天神一樣”出現在眼前。但這位新來者被弄得目瞪口呆，因為他看到的不是什么神人，而是一個說話唐突、衣著不整的凡人，并且一點不受禮儀的約束，甚至連實驗室的工作服也不愿披上（他只穿過一次，那是后來在加州理工學院的時候，《時尚》雜志的攝影記者要發表一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的照片）。從1927年至1940年，多布詹斯基和摩爾根在一起，1940年他從西海岸回到哥倫比亞大學，接替摩爾根。對他的名字，摩爾根從未說對過。 摩爾根要求蠅室里的工作人員個個獨立工作，最初，這使許多研究人員很不習慣。摩爾根逐漸建立起一套他信得過的班子，他希望他們明白自己該做什么，怎樣開展工作，然后就讓他們分頭去做——只是對任何實驗他都抑制不住自己的熱情，有時急忙跑進去，從別人肩膀上探過頭去觀看，當場提供意見或提出問題。哪項研究他都是合作者，他最后几年在蠅室里發揮的最重要作用不妨用他的學生A.H.斯特蒂文特的話來概括：他“始終不渝地支持、鼓勵和保護”他這塊領地中的工作人員。 截至1927年為止，果蠅研究工作差不多已進行了十八個年頭，從佩恩的第一個品系算起，繁殖了約15000代。他把多數材料給了布里奇斯和斯特蒂文特。這兩個人，他出于習慣，一直把他們叫做他手下的“娃娃”，雖然他們取得博士學位已有二十年，而他們對科學發展的貢獻已為學術界所公認。他自己呢，無論在精神上還是在處理問題的方式上，都帶點孩子气，就像斯特蒂文特后來說的，他“最善于開辟鮮為人知的新領域，他懂得在人們已有較深刻認識的領域內進行細致的、分析性的研究的价值，他總是樂于支持這類工作，但他自己一般不愿干這种事，而是在探索什么新方向。他總是同時進行著很多項研究——他所發表的涉及范圍廣泛的著作僅是其中一部分，因為他進行的研究有許多沒有產生什么意義重大的結果，也就從未記載”。有一項這种沒有留下記錄的實驗是在1924年進行的。他仍在試圖證實拉馬克的獲得性遺傳說。他當時用家鼠做實驗，看看其后代會不會繼承某种像巴甫洛夫所說的條件反射。這項實驗搞了兩年，結果得出否定的答案。 摩爾根終生保持著對博物學的興趣愛好。無論給他什么標本。他几乎都能鑒定出來。1920年，當時年僅十七歲但后來成為個体生態學奠基人的康拉德·洛倫茨第一次見到了摩爾根。人們告訴他，住在謝默霍恩大樓的摩爾根教授能幫助他鑒定哥倫比亞其他人鑒定不出的標本。洛倫茨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摩爾根是個瘦高個儿，看上去有點像亞伯拉罕·林肯，他很高興地鑒定了洛倫茨的標本和他帶來的其他動物，并不厭其煩地向他介紹了每一標本的生物學、形態學、生態學特點。他還給這位十几歲的青年詳細介紹了那一排排瓶子里的果蠅的研究工作，而且把自己最初拍的果蠅染色体的顯微照片拿出來給他瞧。這是個典型例子，表現出摩爾根對他所賞識的后輩的慷慨無私。 1927年，摩爾根在哥倫比亞大學已經工作了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六十一歲高齡，該是接近強制退休的時候了。他一生的抱負顯然已經實現了一半，但是，一如既往，他的主要精力仍消耗在他的實驗研究上。有些重要問題還沒得到解答。其中，經常索繞于腦際的是生物發育的問題。人們還不知道基因是如何引起生物的發育的，甚至也不知道基因是不是与發育有關。如果處在他的地位，很多人都會載譽引退，在和睦清閒的家庭生活中繼續搞點研究。摩爾根則不然。他同其他單位書來信往，于是決定了他六十二歲時將轉移到美國人心目中的人間天堂——加利福尼亞去。到那儿，他將要建立起一個理想的生物學系。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去的時候竟公然聲明他是為了窺測生命之果的另一半，為了解答“分化”的問題，即一個未分化的細胞（卵）是怎樣產生出將發育成個体的特殊器官的子細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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