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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納粹政權的支柱



  為納粹党上台搖旗吶喊 希特勒的私人衛隊 統治全德國 党衛隊的統治擴展到國外

  可以用這樣一句話概括:沒有阿道夫·希特勒就沒有海因里希·希姆萊的党衛隊;而如果沒有誨因里希·希姆萊的党衛隊,阿道夫·希特勒的納粹政權就難以得到鞏固。

  1933年1月30日, 阿道夫·希特勒入主總理府,當時的政局极不穩固,隨時都有被推翻的危險。

  為數很少的党衛隊負責保衛希特勒的安全。

  為了鞏固納粹政權,党衛隊和沖鋒隊發動了慕尼黑政變,推翻了右派天主教徒海因里希·赫爾德博士領導的合法的巴伐利亞政府。使納粹政權在巴伐利亞邦掌握了實權,希特勒任命了自己的親信掌管政府大權。

  人們認為,納粹党的上台,使國家由一個党掌了權。希特勒的民族革命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滲透到公共生活所有領域的總体國家,不受任何個人、集團、階級、特權、政党和議會干扰的強有力的政府。

  從外表看,納粹党似乎是鐵板一塊,而實際上卻是德國政党史上矛盾最多的怪物。形形色色的集團取代了民主國家的所有政党,一种納粹總督式的議會制和特殊利益之間的權力斗爭取代了不穩定的比例選舉制國會。

  這些不同的派別和各持己見的團体,拼命地發展自己的勢力,嚴重地威脅著希特勒的統治地位。

  當時,希特勒的納粹競有四個派別:

  首先是希特勒的老戰士集体,他們是納粹主義的堅固核心,是經歷過党在早期歷史階段的亡命之徒。這伙人居功自傲,桀傲不訓;

  其次是同這些老戰士有密切聯系的右傾激進利己主義派,這一泥大都是1925年至1929年期間入党的种族主義的空談家。他們只會大哄大瓮,不干什么具体實事;

  再次是民族運動中的民族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聯合派,他們多是來自經濟蕭條年代的店主、技工和農民;

  最后是幀依德國复興党內的資產階級、軍界、公務人員和實業派,他們是想通過希特勒恢复1914年以前的天下。

  這些亡命之徒,拼命地爭奪國家權力,使希特勒感到惶恐不安。

  希姆萊及時地選派了党衛隊地區總隊長約瑟夫·狄特里希擔任希特勒的私人衛隊隊長。他帶領一百二十名党衛隊隊員保衛希特勒的安全。

  希特勒是個野心勃勃的狂人。他入主總理府后,還虎視眈眈地竊視著總統的寶座。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巧妙地迫使執政只有十六個月的總統制定了所謂的“授權法”。

  這項法令賦予帝國政府四年立法權、財政監督權、与外國簽訂條約的批准權以及修改憲法的權力。此外,還規定,政府決定的法律由帝國總理簽發,不需要与帝國憲法一致。“授權法”賦予希特勒無限制的不受監督的權力。

  工會領導人曾揚言要組織工人舉行罷工,以示反對希特勒出任總理。党衛隊立即插手制止,并占領工會房屋,沒收工會財產,解散工會,逮捕工會領袖,把他們關進集中營。并以勞工陣線取代了以前的工會。

  希特勒上台后,利用全部國家机器貫徹他的主張,曾遭到一些入的反對。党衛隊立刻大打出于。 希姆萊以慕尼黑警察局長的身份,于3月21日簽署一項法令,宣布次日開放達豪集中營。這個集中營初期可容納五干人,大批的反對者受到“保護性”的拘留被關在這里。

  希姆萊的党衛隊不斷地消除希特勒周圍的“隱患”。早在希姆萊接任党衛隊全國領袖以前,党衛隊就為納粹党發展自己的勢力和鞏固自己的地位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作為中央机构設立的党衛隊高級指導處的真正創建者阿洛伊斯·羅森溫克曾說過:“我們在我們的黑色帽子上佩帶骷髏標志,惜以警告我們的敵人,并向我們的領袖表示,我們隨時准備用自己的生命去實現他的理想。”

  他們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在德累斯頓納粹党人舉行的一次集會上,大約有五十名共產党人試圖沖進會場,被党衛隊員阻止于門外,還把他們狠揍了一頓。少數沖進會場的人,被党衛隊員打得半死不活后,被從窗戶扔到外面。

  當年邁的國家總統興登堡元帥病入膏肓,正在彌留之際時,党衛隊封鉸了總統府——原紐台克王宮, 防止他与外界接触。 同時,武裝部隊走上街頭,說是防止“反動派耍花招”。

  1933年8月1日,興登堡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8月2日,党衛隊才允許陸軍軍官進入紐台克王宮,向總統的遺体致哀。

  就在興登堡逝去的那天晚上,希特勒通過法律宣告總統和總理職務由他一人擔任。實質上雖已定局,而在形式上還必須通過議會表決。

  為了能使全民表決机器順利通過,同意希特勒擔任雙重的領導職務——總統和總理或元首兼總理。 在8月19日,議會表決机器運轉之前,党衛隊傾巢出動,他們既爭取國防軍的支持,又對選民施以利誘和武力威脅,特別是對那些反對派大打出手,用恐怖的手段堵住持不同政見者的口,通過各种宣傳方式,揭露可能出現的對手。

  党衛隊沒有讓他的主子——阿道夫·希特勒失望,這次選舉結果是無比輝煌的。党衛隊的槍口加棍棒和陸軍將軍們的支持,使希特勒登上了元首的寶座。

  希特勒上台后,党衛隊對全德國各領城和國民實行警察統治。這种統治是希姆萊通過他所領導的保安處和秘密警察——蓋世太保這兩個机构實施的。

  1933年初,德國划分為三十二個行政區。行政區相當于省,它的下面設縣,每個縣下面設鎮,鎮下面設鄉,鄉下面為村。

  行政區長官、縣長、鎮長、村長都是這些單位的領導人,統稱為“地方長官”。

  直接由元首任命的行政區長官, 全面負責元首授予他的最高權力。 他們即是“國家政權的支柱”。他們負責政治領導人、党員和居民的政治學習和思想教育。

  縣長、鎮長也是“國家政權的支柱”…

  鎮長負責几個鄉,大約一千五百戶居民。鄉長負責四至八個村,是村長的頂頭上司。他向那些村長傳達党的指示并對他們進行監督。

  村長負責四十至六十戶住戶,他是直接同居民打交道的唯一干部。他每天在村民中,全面地了解村民的思想動態。

  党衛隊保安處和蓋世太保,就是通過這些“國家政權的支柱”和那些基層單位的領導人-上万個鎮長和村長,來竊听和偵察每個德國國民的每個最細小的活動。

  村長如果發現了那些思想不滿的人,首先向他們解釋引起的“誤會”。如果有“誤會”的人的思想還不通,便向他提出忠告,有時也采取較為嚴厲的教育方式,告誡他們,不要因為個人的錯誤行為給自己和全村造成損害。与此同時,他還必須報告給上級,以便使保安處和蓋世太保掌握這些人的思想動態。

  1946年8月25日, 駐紐倫堡的美國起訴人托馬斯·捷·多德在紐倫堡法庭上作證時說:“他們通曉每個納粹支部或每個鎮、鄉、的秘密。諸如:哪個人調整收音机上的波段偷听敵台廣播;誰有對納粹党和國家元首不信任的面部表情;神父和忏悔者之間的不可侵犯的秘密;父子間的那种古老的信任關系,所有這一切都難逃過他們的視野。”

  而受到監督的首先是公務人員。對公務人員的監視,是由干部來執行。公務員与公務員之間,還進行互相監督。如果某個干部或公務員知情不報,便被視為敵視政府的行為。

  同農村和公務員一樣,工厂企業都設有納粹党支部。支部的負責人大多數也是党衛隊隊員。党衛隊保安處還在七個大區設立情報网。每個大區的情報网又划分二至三個分區情報网。分區情報网再各自延伸到一個縣或大城市的保安處的外勤站。

  外勤站是党衛隊保安處情報机构的最重要的机构。

  每個外勤站的站長,還必須在他負責的縣區境內每個有人群居住的地方,設置一名或几名情報員。情報員又要建立自己的眼線—業余情報員。

  這樣,德國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寸土地,都被党衛隊保安處的情報网覆蓋著,他們負責監視除了尚未出生和已經死亡的人的以外的所有德國人。

  党衛隊保安處的監視网一年比一年細密,它的魔爪伸向党、政、軍、工、農,東、西、南、北、中,全國沒有一處遺漏。根据1937年的不完全統計,它已擁有總處一級工作人員三千余名,還有五万余名看不見的情報人員。這個數字是龐大的,占德國總人數的万分之六點六二。

  德國人不論走到哪里,都會有保安處的影子跟隨。

  党衛隊獲取情報的一种方法是通過密如羅网的情報組織;另一种方法是竊听電話。党衛隊通過蓋世太保,趁有電話人家的主人不在家,或借口檢修電話在其電話里安裝竊听器。

  任何人,無論職位高低,都難以躲過党衛隊保安處的監視网。

  1946年3月1日,米爾契元帥在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上作證時說:“…大家都确信,人人都處在監視之中。不管我們的官階如何,全無例外。”這張黑网罩住每一個人,使人感到隨時都有大難臨頭的危險。

  党衛隊密如羅网的層層組織,緊緊纏繞著德國的每一個角落,窒息著每一個德國國民。党衛隊的保安處、秘密警察、武裝党衛隊和加強德意志民族中央長官、遺傳研究所和生命之源協會、集中營和經濟企業以至廣大農村—在國民生活的一切領域里,几乎沒有一處不被希姆萊的机關和部屬打入,主宰著那里的一切行動。

  党衛隊的保安處几乎掌管全德國國民的檔案和逃往國外的不同政見者的檔案,隨時有人遭到“保護性”拘留,被投進集中營,國外者也難以幸免。

  党衛隊控制著公眾輿論和司法部門。他們指出:沉默是愛國者的職責。假若有入膽敢散布謠言,党衛隊就封住那些人的嘴。

  按照納悴的概念:給國家造成不可彌補損失的不是非法拷問者和殺人凶手,誰要膽敢對他們進行起訴,誰就披看作叛徒,將受到更嚴厲的懲罰。

  按照党衛隊的解釋:誰要是斗膽包天地對虐待狂者和罪犯提出自己的看法,准就是把反對德國的宣傳材料提供給敵人。

  在納粹德國,國民毫無自由可言。

  党衛隊對從國外傳來的有關反對納粹党的資料极為敏感。党衛隊員要是發現誰持有這些東西,那他即使不是死在艾爾布萊希親王街的地牢里,也得進集中營。

  党衛隊及其下屬的保安處、蓋世太保等机构,還采取劫持、謀殺和偽裝成不幸事故或自殺的方式謀害持不同政見者。如在1934年6月30 日的那次大屠殺中,柏林天主教運動的領導人、德國交通部秘書長埃里希·克勞斯納博士就是族兩個党衛隊員殺害后,將其尸体擺布為趴在辦公桌上,造成自殺的假象。

  克勞斯納夫人不相倍自己的丈夫會自殺,委托克勞斯納的律師代為起訴。起訴書直接遞交到內政部,結果,被駁回。律師又將起訴書提交給法庭。法庭不僅沒有受理這宗使党衛隊卷入案情中的訴訟案,反而是那位律師被党衛隊灣捕,因為他膽敢否定党衛隊關于克勞斯納自殺的結論。

  對一名普通的律師如此,對較為高級的行政長官也毫不例外。例如:德國駐布拉格保護領地的政府首腦阿洛伊斯·埃利亞斯,就因党衛隊保安處怀疑他同捷克抵抗分子和在倫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暗中合作,在沒有任何證据的情況下,于1940年10月1日,以陰謀通敵叛國罪,處以槍決。

  党衛隊保安處后來升格為德國中央保安局,說明党衛隊的權力在不斷增長。党衛隊全國領袖希姆萊領導下的党衛隊不斷地拓寬自己的渠道,希姆萊把自身同党衛隊帝國最重要的力量源泉聯系在一起。他監督武裝党衛隊的所有部隊管理和經濟管理。控制了二十個集中營和一百六十五個勞動營,掌握著党衛隊和警察的全部建筑計划,指揮党衛隊的經濟企業。

  党衛隊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僅次于党的最重要的組織。党衛隊主宰著納粹德國的一切。

  党衛隊的触須不僅伸入到國內的每一寸土地,也伸向國外——德國的周邊國家以及全球。它核以滲透的机构一個是“國外組織”,另一個是“外籍日耳曼族人的中轉站”。

  國外組織是納粹党的一個對外工作部門,它主要的任務是“關心”住在國外的德國公民,發展納粹党員,它在全球成立了約三百五十個納粹党地方小組。

  國外組織總部設在漢堡。所以選擇在漢堡做總部所在地,是因為漢堡是一個重要的出海港口,凡是進出海港的德國人,十之八九要取道漢堡。再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漢堡有近百個外國領事館,彼此接触极為方便。

  外籍日耳曼族人的中轉站,名義上是負責管理所有日可曼族后裔返回祖國的事宜,實際上是党衛隊保安處派出的駐外國間諜机构。

  外籍日爾曼族人的中轉站,有時單獨行動,有時与國外組織合作。他們的工作重點是發現和監視那些認為逃到國外可以安居樂業、平安無事的政敵。

  國外組織和日爾曼族人的中轉站同樣有權追蹤逃犯。

  外籍日耳曼族人的中轉站,還插手戰爭事宜。合并奧地利、在蘇台德區掀起鼓動浪潮,它都插上一手。戰爭期間,這個中轉站對波蘭和東歐地區居民的遷移,起到了決定作用。

  最后,還有一個在國外頓有影響的組織,即盧森堡的“國外政治局”。它的主要任務是:向國外的公眾進行納粹主義宣傳。宣傳的重點是反猶太主義。宣傳的方法是通過互派留學生、优惠貿易以及在國外新聞界中宣傳柏林御用文人撰寫的文章。

  外因報紙刊登這些文章,可以從德國宣傳部門得到相當可觀的酬金。當時,國外一些右派報紙,為了既得利益,經常刊載有關納粹宣傳方面的文章。納粹宣傳的內容就是用此方法通過法國《赫斯待報》傳播到大洋彼岸的美國和其他一些拉丁美洲國家。

  國外政治局擁有一大批精通各國語言文字的翻譯人員,他們不僅將國內的有關納粹的宣傳文章翻譯成多种外文,寄給各有關國家的報刊雜志,還負責搜集世界各國的報紙,將其中有關對納粹反應的文章翻譯過來,摘其要點,編輯成冊,發結國內有關部門。主要是党衛隊保安處。

  國外政治局還負有一項重要的使命,他們還必須從國外報紙上查找有關政治逃亡者的蹤跡,包括他們結婚和生老病死的廣告、集會和大會的預告以及商業廣告等等。

  綜述以上事例,完全可以證明,德國党衛隊的黑网不僅籠罩著整個德國,而且擴展到歐洲乃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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