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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姆萊与羅姆 希姆萊与戈林 希姆萊与戈焙培爾 希姆萊与里賓特洛甫 希姆萊与國防軍將領 希姆萊与納粹党領袖 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充滿著矛盾和斗爭，這些矛盾和斗爭集中表現在爭權奪利方面。 在這場斗爭中，不是以個人功勞、能力、道德价值作為准則，而是以一個集團是否受到一位有權勢的人物的一時寵愛或暫時得勢為准則。 作為擁有龐大机构的党衛隊，在這种爭權奪勢的斗爭中，大打出手，不甘居人后，不僅跟其他龐大勢力集團展開殊死的搏斗，而且其党衛隊內部也并非鐵板一塊。充滿著矛盾和斗爭。這种斗爭便充分体現在納粹領袖之間。 希姆萊和羅姆的關系。 作為党衛隊全國領袖的希姆萊，是由羅姆招募進納粹隊伍的。但是，隨著手中權力的不斷增長，他們之間的矛盾也不斷加深，其緣由在于羅姆的勢力和他對領袖的態度。 1934手春天，希姆萊鞏固了自己的權勢，將原由戈林領導的蓋世太保也弄進自己手里，羽具開始丰滿起來。從理論上講，羅姆還是他的上司，党衛隊還只是羅姆沖鋒隊的一部分。雖然羅姆無權支配党衛隊，希姆萊也還是迫不及待地想擺脫他。 羅奶也是個野心勃勃的人，他恣意擴大自己的沖鋒隊。盡管他滿腦子納粹思想，但還是深深地印著職業軍官的烙印。 羅姆一心想當國防部長，建立一支由具有政治素質的士兵組成的軍隊，統治這個國家。但出乎他意料的是，這個職務被瓦爾納·勃洛姆堡將軍奪去了。 這引起他极大的不滿，對希特勒不時地發出一些怨言。希姆萊對希特勒忠誠不貳，羅姆對領袖的不忠不敬，引起他的反感。尤其是戈林對羅姆平時有宿怨，希姆萊又跟戈林結成新的聯盟，戈林一心想置羅姆于死地。希姆萊作為戈林的盟友就不能心怀二意，否則，他就無法控制秘密管家，尤其是干掉羅姆及其沖鋒隊，是党衛隊發展自己勢力不可缺少的行動。 因此，導致了后來的所謂的“長刀之夜”。消滅了羅姆及其同伙。 希姆萊和戈林的關系。 1933年1月30日， 阿道夫·希特勒入主總理府進行大組閣，幫助他取得政權的人紛紛占据了國家机器的重要職位，而希姆萊及其党衛隊卻連新政權的重要配角的角色也沒撈到。 希姆萊冒著風風雨雨，騎著摩托車為希特勒的納粹宣傳賣命，結果，納粹頭子卻把他忘到腦后去了。 令希姆萊更為惱火的是，在此期間，他在党衛隊內的勁敵，遠在普魯士的地區總隊長庫特·達呂格卻在他的靠山——普魯士內政部長和未來的邦總理赫爾曼·戈林的支持下，爬上了政務專員的寶座。 戈林不怀好意，慫恿沽名釣譽、野心十足的達呂格反對自己名義上的領導希姆萊，并指令達呂格管轄普魯士的風紀警察。又任命他為部務主任，甚至將他提升為警察中將。 達呂格獲得這么大的權力，覺得眼下沒有任何理由再從屬党衛隊全國領袖希姆萊的疙旗下，于是，自己獨立門戶去了。 為了使悖逆的下屬達呂格俯首听命，希姆萊將自己最得力的部下厂、党衛隊旗隊長萊因哈德·海德里希派往柏林，指示他在施普里河畔建立一個情報机构，監視達呂格的行動，隨時向他報告。 海德里希和已怀孕的妻子莉娜一起來到柏林，在市西郊租了一棟房子，開始了監視工作，并著手与受戈林庇蔭的達呂格對話。 海德里希初次登門就吃了閉門羹。達呂格的女秘書告訴海德里希：將軍不能接見旗隊長，因為他已另有所屬。 海德里希繼續要求接触，均遭到拒絕。 戈林還气勢洶洶地威脅，再在這里糾纏不休，警察就逮捕他。 由此，使希姆萊認識到，權力是不會自動送上門來的。達呂格膽敢如此囂張，是有權力大的靠山。第三帝國遠非理論家們所說的那种极權主義國家。德國國家机器從希特勒登上總理寶座那時起，就被一張等級森產、權柄相持的錯綜复雜的大网所覆蓋。只有把阿道夫·希特勒的權力集結起來，這張网才有被突破的可能。 希姆萊為确保希特勒的安全，建立了一支“党衛隊特遣隊”，后改為政治預備隊，執行警察的任務。 希姆萊明白，只有通過警察机器這條曲折的道路，他才有可能參与民族社會主義特權階層的角逐。 希姆萊-舉成功地插手了巴伐利亞以外的警察活動。 由于他掌握一支党紀嚴格的部隊，一些邦的新上任的警察頭子紛紛投靠了他。 希姆萊自命為政治警察司令，并決心廢除民主國家行之有效的那种警察。擬將十六支不同的邦警察統一成一支真正的全國性督察，因為全國性警察是一個國家所能掌握的最強大、最有力的鉗子之一。 可是，希姆萊建立全國警察的野心，碰到了一堵無法逾越的高牆，使他難以在全德一半以上的地區插手警察工作。 普魯士總理戈林，將自己的警察百人團擺開陣勢，同希姆萊對壘。 希姆萊和戈林的野心不相上下，都想掌握第三帝國的警察机器。但戈林比希姆萊多個优越條件，那就是，普魯土警察大權抓在他的手里，而這正是构成任何一种德國警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戈林把普台士的領導大權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他給自己搞了一支私人衛隊，“取名為“特別管察部隊”，并選定柏林警察總局第一處，作為自己實行統治的核心机构。這個處起著政治警察情報中心的作用。 政治刑事警察也不跟一般警察在-起辦公。 他們遷出警察總署，另立新机构為“反布爾什維主義特別部門”，以后又將其改名為“秘密國家警察處”。 戈林大肆煽動他的警察和沖鋒隊進行一体化恐飾活動，以進攻最后一批堅持抵抗納粹主義的人。 沖鋒隊這群烏合之眾，非法抓人，私立公堂，引起公眾不滿。戈林不得不下令讓秘密警察制止這种暴行。 秘密警察反外鋒隊的斗爭愈演愈烈，希姆萊的党衛隊悄悄地滲入到普魯士戈林的地盤。 戈林不想跟党衛隊拼爭到底，表面上与党衛隊消除了芥蒂。慕尼黑党衛隊机關遷往柏林一事被希特勒制止了，但允許党衛隊在施普雷河畔建立一個保安處机關。 希姆萊向戈林的警察帝國的沖擊沒能取得胜列，不得不跟戈林更新握手言和。 就在這時，一個反普魯土總理的盟友主動向党衛隊全國領袖希姆萊伸出救援之手。1933年11月，國家改革派威廉·弗立克的中央內政部決定，各邦僅僅作為行政單位行使由柏林控制的管理權，連德國各邦的最后一點主權也必須予以取消。但國家改革中最棘手的問題，是如何控制警察。 過去警察的主管權完全分屬德國的十六個邦，有關警察的組織、任務、職權范圍，概由各邦自行掌握，中央內政部只是進行一般性監督，只是通過對各邦警察的資助略施一點影響。 但是弗立克的中央集權派，規定各邦的主權包括警察主管權全部划歸中央政府。他在條款里明确規定：非經中央內政部事先批准，在德國警察內部不得頒布執勤條例，不得部署調整机构，不得提升和任命少校以上的干部。國家改革派試圖實現希姆萊曾設想的剝奪納粹党各區頭目的指揮權。 但戈林抵制這項決定。 他赶在了中央集權派之前采取了行動。于1933年11月30日頒布法令，將普魯士秘密警察定為內部行政當局的一個獨立机构，把由內政部主管的有關業務工作划結警察處，隸屑普合士總理直接領導。 國家改革派的計划還沒來得及以法令形式獲得通過，戈林就對准它的要害給以致命的一擊。 內政部長弗立克無法使戈林就范，因為他在党內沒有可支配的權柄。也沒討得希特勒歡心，固因他曾向希特勒的政敵：格利戈爾·施特特賽宣誓效忠。 中央內政部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希姆萊身上。 希姆萊曾經宣稱要解除納粹党各區頭目的警察控制杖。他掌握著党衛隊這支党內警察，在全國許多邦都有他的政治預備隊，他長期以來就鼓吹建立一支全國性的警察隊伍。 中央集權派在希特勒的授意下，幫助警察中央集權派希姆萊向普魯士分离主義分子進攻。 在中央內政部的暗中配合下，連續奪得了-個又一個邦的政治警察指揮權。 戈林始終沒有屈服，他針鋒相對地采取了回擊的措施。他于3月9日宣布：他已接管普魯士部警察最高領導權。 戈林再次戰胜了對手。 正當他得意之際，戈林突然發覺這樣斗下去是得不償失的。擁有四百万沖鋒隊的羅姆，超過了弗正克和希姆萊對他的威脅。 戈林感到現在應該跟弗立克和希姆萊言和了。 戈林在政治警察方面作了無疑不利于自己的讓步：雖然他尚未完全承認中央內政部的統治權，但把秘密警察督察元的位子讓給了希姆萊。 從此，党衛隊第一次掌握了德國警察。 希姆萊的仕途生涯從此達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 希姆萊和戈林雖然締結為盟友，但在思想意識方面還存在著分歧。 在“長刀之夜”血洗羅姆及其沖鋒隊時，有些人就是利用戈林和希姆萊的矛看活了下來。 例如：沖鋒隊地區總隊長西格弗里德·卡舍，被党衛隊和蓋世太保迫得走投無路時，逃進戈林官邸，再三懇求戈林救他一命，戈林把他悄悄放跑。 再如：外交國務秘書馮·貝勞已被党衛隊和蓋世太保列入死亡名單，戈林將他的名字從死亡名單上勾掉。 大難臨頭的沖鋒隊親王奧威，被戈林藏在自己的府邸，使他免遭-死。 希姆萊和戈培爾的關系。 希姆萊和戈培爾的矛盾主要表現在反猶太人的處理方法上。戈培爾對反猶太民族的觀點是：只有將猶太人消滅干淨，才能解決猶太人的問題。只要還有一個猶太人活著，這個猶太人就始終与納粹德國為敵。因此，不能對猶太人講任何寬容和人道。而希姆萊及其助手們的方案是：將猶太入驅逐出德國，即美其名曰移民出境。不論党衛隊推行原定的這种反猶太政策如何殘酷，直到戰爭爆發時為止，它并未想到從肉体上消滅猶太人。 自從党衛隊成為領袖專政的最重要的工具起，党衛隊內舉足輕重的人士宁愿采取一些多少有別于納粹党的庸俗的反猶主義的對猶政策。 當時， 納粹党內反猶太大義分為三個派別。一是民族運動派，這-派人主張限制猶大人在政治相文化方面的影響，但允許他們在經濟方面合作共事，几個不加任何限制；另兩派是患神經官能症的反猶太主義者，代表人是戈培爾和尤利烏斯·施特萊徹。 從1935年起，戈培爾主管反猶工作。他曾聲言：“我們再也不想要猶太人了：“但一年以后，反猶工作又由戈林主持。戈林屬于民族運動反猶派，對猶太入被完全驅逐經濟領域表現猶豫。 但党衛隊采取他們認為唯一合理的長期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措施：把所有猶太人移民出境。保安處計划將五十万零三干名德國猶太人遷往巴勒斯坦。 党衛隊的計划和行動，遭到身為中央宣傳部長的戈培爾的強烈反對。長期以來，他就在等待机會，想重新將反猶工作抓到手。 他的宣傳机器已做好掀起一次反猶新浪潮的准備。 此時，德國和波蘭兩國敵視猶太人的領導者之間進行著一場极其隱蔽的反猶斗爭， 結戈培爾提供可乘之机。1938年10月6日，波蘭政府公布一項法令：凡持波蘭護照者，如不在本月底前辦理好波蘭發結的特別簽證手續，其波蘭護照一律作廢。德國外支部立即看出波蘭政府的目的，是想把眾多的波蘭籍猶太人推給德國。 德國自有對付的辦法。 10月28口，保安警察處長海德里希下令逮捕了一万七干多名波蘭猶太人，用悶罐車將他們拉到德波邊境。當天夜里和次日清晨，弟三帝國首批大規模武裝押送出境的受害猶太人被赶出了邊境，站在波蘭邊防部隊的槍口前。 處在德波兩國警察之間的漢諾威裁縫師傅格林斯潘處于絕望的境地。在法國巴黎， 十七歲的赫舍爾·格林斯潘听到父親的噩耗，于11月7日，買了一支手槍，用五顆子彈打死了德國大使館三等秘書恩斯特·馮·拉特。 一個猶太人刺殺-名德國外交官員， 正是戈培爾求之不得的事情。他的宣傳机器立刻開動起來。 11月8口，《人民觀察家報》气勢洶洶地說：“很清楚，德國人民必將從這個新的事實中引出自己的結論。”挑動德國人反對猶太民族。這些戈培爾的代言人親自去幕尼黑，煽動參加過“十一月政變”的老戰士采取血腥暴行。 當德國外交官因傷致死的消息傳到柏林后，戈培爾立即向希特勒建議對猶太人采取最后解決辦法。此后在全國發生了砸猶太商店、搗毀住宅等一系列暴行。 希特勒還明确規定：党衛隊不得阻止。 希姆萊對戈培爾發起的反猶高潮感到极大的不滿。 聞悉這次行動，戈林曾赶往總理府要求希特勒立即下令制止這次行動。希姆萊再次向戈培爾提出抗議，并要求他下台。他說：“這是不負責任的反猶暴行，使德國在國外蒙受了無法估計的損失。” 希特勒袒護了戈培爾。 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為戈培爾解了圍。說這談不上什么有損德國外交政策利益。 希姆萊只好無可奈何地罷休了。 希姆萊和里賓特洛甫的關系。 希姆萊和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曾經是很要好的明友，但因保安處秘書保護羅馬尼亞鐵衛隊叛亂分子而鬧翻了臉。 里賓特洛甫聞悉党衛隊保安處在羅馬尼亞的特別行動，立即向希特勒說保安處的坏話，煽起希特勒對党衛隊的不滿。并派一名公使去市加勒斯特，把呆在羅馬尼亞的屬于公使館成員的保安處領袖撤了職，召回德國。 這個保安處的頭子一回到德國，立即被捕，他在秘密警察那里被關了好几個月。 保安處的名聲掃地，里賓特洛甫大膽地對駐外大使館的警務隨員們進行紀律整頓。并于1941年4月和6月，給德國中央保安局頭子海德里希連續寫了三封情，措辭強烈地提出：由于保安處不斷侵犯外交領域，兩個部門需要确立-种新的工作關系。 外交部長聲明廢除1939年10月26日的協議。這個協議是，外交部同意保安處利用德國駐外大使館以掩護它在國外的工作，給保安處派在各國的情報网頭子以外交人員的地位，名義為警務隨員。另一面，保安處保證不干預外交政策問題。他援引希特勒關于德國駐外机构的一切行動均受駐在國使團團長領導，并提出警務隨員也只能通過使團團長進行其職務上的交往。 希姆萊做了讓步，于1941年8月9日，和里賓特洛甫達成一項新的協議：警務隨員和德國中央保安局的全部文件往來，必須經使團團長過目，此外，保安處不得對駐在國的內政進行任何干預。 盡管保安處一直嚴守這項決議，但里賓特洛甫還是不時地向希姆萊提出要注意尊重外交部長的外交特權。 有一次，希姆萊應意大利外長的邀請，要出國旅行。這時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告訴他：“党和國家領導人出國旅行必須及時向外交部提出書面申請報告。”言外之意，你沒提出書面申請報告，就不能隨便出國。希姆萊把意大列之行的目的詳細地說了一遍。里賓特洛甫裝腔作勢地說：“待我向領袖匯報后，再決定你是否可以外出旅行。”接著，他不無挪揄地說：“倘使你以為根据你在德國國內擁有的職權，進而也有特權在國外采取這樣或那樣的特別行動的話，那么，我可以肯定，我這方面決不會承認這种事關德國外交政策的國外權力要求。” 因為党衛隊在東南歐有廣泛的聯系，里賓特洛甫就在這個地區設置了一道遏制党衛隊插手外交事務的柵欄。1941年夏天，里賓特洛甫將駐巴爾干地區的大使和公使職位全部安插上沖鋒隊領袖。這些人，都是“長刀之夜”的幸存者，他們沒有忘記自己差一點儿死在党衛隊的手里。 里賓特洛甫划定了一條界線，不讓希姆萊再越雷池一步。這位部長指示來外交部任職的党衛隊員，從現在起，只能是他的人，而不能是希姆萊的人。 隨著戰爭歲月的迅速推移，外交作用越來越小，他們的矛盾也就慢慢消失了。 希姆萊同國防軍將領的關系。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希姆萊將武裝党衛隊派到了前線。這支缺乏正規訓練的部隊，引起陸軍將領們的蔑視。 陸軍將領們認為武裝党衛隊是一支激進的部隊，又是軍中的督軍。武裝党衛隊員一個個殘酷無情，他們在戰場上根本不知道抓俘虜，而是干淨徹底地消滅每一個敵人。 希姆萊把武裝党衛隊建成納粹政權的一支警衛部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雖然取得一些胜利， 但在作戰部隊將軍們的眼里，只不過是-群政治狂熱分子組成的歹徒軍隊。 國防軍的將領們本來是可以糾正武裝党衛隊的越軌行為的，但是他們都保持沉默。陸軍元帥艾伯特·凱塞林認為建立武裝党衛隊是“一個性倍執拗的孩子搞出的儿戲”。齊格菲·維斯特法爾將軍認為，“武裝党衛隊挖走了陸軍員重要的后備力量和新兵”。 武裝党衛隊跟國防軍的士兵經常進行毆斗，高聲辱罵國防軍士兵。并未經國防軍同意擅自征集有兵役義務的人，引起陸軍將領們的不滿。希姆萊表面上不得不向陸軍將領們保證：“我不可能容忍他們一再任意胡鬧！” 將軍們從來沒把武裝党衛隊看在眼里，但他們擔心，希姆萊已經控制了政權的警察机构，他手中掌握的武裝党衛隊短時期內將對國防軍的存在形成致命的威脅。武裝党衛隊和國防軍之間的任何一次毆斗、在党衛隊俱樂部里對反納粹陸軍總司令馮·弗立契的任何一次辱罵、陸軍和党衛隊共同使用的部隊演習場上發生的任何一次意外事件，在弗立契將軍的眼里都是一种危險。他認為，有朝一日，可能會把軍隊的壟斷地位和作為國家唯一的武器攜帶者的特權讓給武裝党衛隊。 弗立契和陸軍的將軍們极力向希特勒施加壓力，說什么“武裝党衛隊与陸軍的關系非常冷淡，甚至對抗”。使希特勒不得不暫時限制武裝党衛隊進行任何擴大，甚至不完全承認它是軍事戰斗部隊。武裝党衛隊眼睜睜地看著自已被國防軍緊緊地捆住了手腳。陸軍有權對武裝党衛隊進行監督。 希特勒還考慮是否將武裝党衛隊置于陸軍管轄之下，或干脆解散，將其成員分配到國防軍各部隊中去。 就在這關鍵時刻，武裝党衛隊的對手——陸軍總司令馮·弗立契和國防部長馮·勃洛姆堡下了台，希特勒掌握了國防軍的領導權，這場矛盾沖突才算告一段落。 但是，這种矛盾又漸漸轉向党衛隊的內部。 希特勒曾在一項公告中說：“武裝党衛隊既不是武裝部隊的一部分，也不是警察的一部分。它是受我專門支配的常備武裝部隊。作為這樣一支部隊和納粹党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在世界觀上和政治上應按照由我為納粹党和党衛隊所确定的路線，通過党衛隊全國領袖來選定。” 但是， 武裝党衛隊不愿再承認自己曾經是-支党的軍隊的成員。旅隊長豪塞爾這個老脾的職業軍人，根本沒把希特勒的指令看成一回事。 希姆萊漸漸感覺到，武裝党衛隊的軍官們与他出現裂痕。盡管希姆萊同意加入武裝党衛隊等同于服兵役，但武裝党衛隊的高級軍官們在外表上仍然模仿國防軍——他們不穿党衛隊的黑色制服而穿陸軍的灰色制服，以及佩帶國防軍的肩章和袖口的條紋。 當武裝党衛隊領袖甚至想按軍隊的建制概念實行軍階時，希姆萊馬上予以否決，他不能同意將自己慘淡經營起來的武裝党衛隊拱手送給別人。 希姆萊預感到武裝党衛隊高級軍官醉心于傳統職街一事，隱藏著叛逆的危險。于是， 他采取了-項措施：武裝党衛隊的領袖必須定期去其他非軍事性質的党衛隊去執勤；以鍛煉世界觀和培養出一种集團精神，使武裝党衛隊成員跟集中營看守人員和保安處調研人員具有同樣的政治水平。 希姆萊的這個舉措受到武裝党衛隊軍官的抵制，沒能付諸實施。 希姆萊一直把武裝党衛隊看作是干預內政的權威工具，用它來保衛政權和牽制不可靠的武裝部隊。如果出現軍事政變的危險，武裝党衛隊的任務就是同警察部隊和普通党衛隊聯合起來，鎮壓政變。 但是，希特勒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打破了武裝党衛隊的政治計划。希特勒的冒險政策，驅使武裝党衛隊奔赴戰場，使它成了軍事戰斗部隊。 希姆萊雖然滿腹不快，但也無可奈何。 希姆萊同納粹党領袖的關系。 希姆萊同党的官僚政客從未建立起良好的關系。多數党閥和貪生怕死的魯莽漢，都是滿腦子的當官思想和充滿穿金線制服的虛榮心，他們對希姆萊侈談道德的迂腐及所搞的集團和對日爾曼人的崇拜，都嗤之以鼻、不屑一顧。盡管他擁有龐大的党衛隊和警察机器，但對党來說他永遠是局外人。 希姆萊懼怕党的干部，不得而知不一再下達書面命令，叫保安處永遠不要偵察党的干部和永遠不要干預党的問題。 《黑色團》登載了一篇短評。這個短評是該報編輯米歇爾·穆姆撰寫的。他用极其刻薄的語言挖苦一位党的地方組織領導人的一則愚蠢的出生通告，招來了全國婦女領袖格特魯德·朔爾茨·克林克的嚴厲抨擊，納粹党書記全國領袖鮑曼也為之震怒。希姆萊膽戰心惊。立刻書面批示：“党衛隊全國領袖希望《黑色團》上不要再發表米歇爾·穆姆的作品，因為它很容易招來怨言。” 1941年5月2日，希姆萊在給編輯部的一封信中寫到：“我們之所以受到指責和抨擊，原因是這份過去很有威信的報紙，降低到現在現在這种廚娘和使女的水平了。請你們務必收起這种無聊的小聰明，顯然除開主筆先生以外，它們不會引起任何人的興趣，因為主筆先生們大概想借此表達某种內心深處的需要！” 希姆萊一心想跟党的總管鮑曼搞好關系，他采取了各种各樣不顧廉恥的手段。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希姆萊和鮑曼的關系卻是從一幢號稱“雪角領地私邸”的住宅開始得到改善的。 希姆萊想為情婦波特哈斯特買一幢住宅，鮑曼幫助希姆萊搞到一所住宅。希姆萊的新住宅与鮑曼的家相距不遠。這所住宅也就成了聯系兩位太大的紐帶。進而又發展成溝通希姆萊与鮑曼之間芥蒂的媒介，使希姆萊和鮑曼之間暫時締結了聯盟。希姆萊的情婦波特哈斯特，也与住在附近的鮑曼的妻子格爾達交上了朋友。 像兩位太大一樣，希姆萊和鮑曼也打得火熱，這一切應歸功于鮑曼的太大格爾達。格爾達曾對鮑曼說：“我簡直不能想象會出什么事情。如果你和希姆萊不事事操心的話，領袖決不能事事過問。因此你們倆要好好相處，多多注意。” 鮑曼是個很听老婆活的男人，他听信老婆的話，跟希姆萊誠摯相處。凡遇到希姆萊垂頭喪气時，他就給希姆萊鼓勁。 兩個人到了推心置腹、無話不說的程度。有時，希姆萊擅自批評希特勒，鮑曼就善意地批評希姆萊不該對領袖持怀疑態度。有一次，希姆萊在鮑曼面前訴苦說：“我一片好心給領袖源源不斷地建立新的師，領袖卻對我如此不公平。”鮑曼安慰他：“領袖心里會有數的。”隨后又警告希姆萊：“說話要有分寸，對希特勒的批評不能過頭。” 事后，格爾達听鮑曼說：“希姆萊對領袖那种冷冰冰的批評是令人很不高興的。不論希特勒做了什么事說了什么話，領袖畢竟是領袖。沒有他能有我們嗎？” 格爾達也埋怨道：“這個希姆萊，赶明個儿我得讓波特哈斯特說說他！” 希姆萊從此偃旗息鼓。可是新當上國內保安處長的奧托·奧爾道夫一這個听命于他、屠殺了七万猶太人的罪魁禍首，卻給希姆萊捅了個大漏子。戰爭越是無情地轉變得對它的發動者不利，由奧爾道夫領導的保安處的報告就越是流露出悲觀主義的情調。党和戈培爾的宣傳工作，越來越深地陷入保安處報告員們的批評火力网。 党閥們怒不可遏。他們并非是因受到保安處的批評而惱火，生气的是保安處把坐探派到他們的身邊，監視他們的行動。這是他們所不能容忍的！ 党閥們向被揭露出來的保安處派在党內的坐探明确指出：要么選擇納粹党，要么選擇党衛隊。二者必居其一，否則滾蛋！ 全國党務書記官鮑曼也在1943年2月2日向希姆萊發出警告：“我在不久前已提請您注意，不少納璀党區領袖感到，保安處以監視政治領導人和監視党的工作作為自己的任務。我認為當務之急是，立即向各納粹党區領袖就此事做出澄清。” 希姆萊在措詞嚴厲的書信面前不得不做出讓步。 1943年3月18日，他給鮑曼寫了一封信，保證保安處“像過去一樣遵守不插手党的內部活動的嚴格命令。”鮑曼對希姆萊的書面保證表示滿意。何況他也知道，希姆萊最不喜歡的党衛隊領袖，莫過于知識分子奧爾道夫了。 希姆萊确實不喜歡奧爾道夫，他辦的《全國簡報》經常被希姆萊退回原處。希姆萊不能允許奧爾道夫將悲觀情緒印在簡報上，即使那上面說的都是真話，也決不允許。 希姆萊的退卻，首先暴露出這個平素被极權主義統一的外表所掩蓋的集團內部的虛弱。党衛隊不敢同党決斗，因為党衛隊領袖們對党衛隊的真正利益究竟是什么，從未取得過一致意見。 在希姆萊權勢日漸增長的時候，鮑曼以熾熱的嫉妒心密切注視著希姆萊跨出的每-步。 這位希特勒的幕僚，不能容許党衛隊頭子的權力超越他全國党務書記官的權力。 希姆萊跟鮑曼曾因爭奪國內保安處的大權，傷了和气。鮑曼一心想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他決不允許希姆萊這個党衛隊兼警察高級領袖触犯党的統治地位。 鮑曼稿起了一支由党直接控制的人民沖鋒隊，從而削弱了希姆萊的權力。同時，鮑曼還慫恿戈培爾跟他一起反對党衛隊頭子希姆萊。戈培爾原想跟希姆萊合作，讓希姆萊抓軍隊，他抓民兵。但當他看到鮑曼的人民沖鋒隊的實力后，也站到鮑曼一邊，這對希姆萊是個沉重打擊，他們侵犯了補充軍總司令希姆萊的職權。 不過，鮑曼仍然畏懼希姆萊的權力，只要他依然出入領袖大本營，就對自己十分不利。 他苦思苦想，絞盡腦汁，終于想出了-個把希姆萊從希特勒身邊排擠出去的万全之策。在此后的接触中，鮑曼嚴密注視希姆萊的一舉一動，伺机實施這一計划。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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