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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東方民族政策



  《處理東方异族人的几點想法》 五支特別行動隊開進波蘭 波蘭人殺害德意志波蘭人 波蘭被肢解為五個地區,其中四個地區歸党衛隊管轄 居民德意志化東方總計划

  海因里希·希姆萊想方設法采取措施妥為保管著一份秘密文件,任何与此無關的人都無權閱讀它。因為在這份長達六頁的文件中,記下的是党衛隊頭子最諱莫如深的白日夢,記下的是使千百万人橫遭劫難的狂熱臆想。

  了解這份秘密文件的只有少數納粹要員。除了几個納粹党區領袖、兩名中央部長和駐波蘭總督外,只有各主管處局頭子,才有資格在駐東方的党衛隊領袖們的監視下閱讀這份文件,并親筆簽字,以資證明。

  這是希姆萊在1940年5月以《處理東方异族人的几點想法》為題,寫給希特勒過目的一份文件。在這份文件中,希姆萊用他特有的率直而呆板的語言,提出了消滅東方各國人民以利于德意志主宰民族的主張。

  備忘錄的這位作者提出, 德國東方政策的最后目的必須是把原來擁有多民族(波蘭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猶太人、戈拉人、萊姆克人和卡舒布人)的波蘭“分解為盡可能多的部分和碎片”,。從這么一鍋爛糊中選出种族上有用的人”,其余的部分逐漸加以淘汰。希姆萊寫道:“總督轄區內的居民經過下一個十年期間徹底推行這些措施之后,留下來的將是一种劣等居民,他們將作為沒有自己領袖的、專供驅使的苦力,充當德國每年季節性農業短工和作為特別勞動力的工人。”應該一步一步地壓縮東方各民族:必須采用“大量外移非洲或殖民地的辦法來徹底消滅”猶太人,關于“在我國的國土上不再使用烏克蘭人、戈拉人和萊姆克人等民族攝念。……相應地在較大范圍內也适用于波蘭人。

  那么怎樣滅亡一個民族呢?其方法是消滅它的領導階層,并將它的青年“過篩”。具体做法分為兩种:把“优等种族”的儿童擄到德國來,使他們德國化,對篩落下來的, 則有計划地使之變成愚民。 “對東方的非德意志人居民,”希姆萊寫道,“不得開辦程度高于四年級以上的國民小學。這些小學的宗旨僅僅是教會他們五百以下的簡單計數,書寫自己的名字,教育他們對德意志人服從,老實、勤勞、有禮貌,這是上帝的戒令。我認為沒有什么必要讓他們去閱讀。”

  對于納粹德國的征服欲來說,沒有再比這份文件表達得更露骨的了。這是昔日德意志東進政策的變本加厲的繼續,達到了令人難以想象的地步。但遠不僅此,希姆萊這份文件的字里行間還含有更多的內容。備忘錄表達了党衛隊急于一手把持德國東方政策的欲望,反映了党衛隊种族和移民局地區總隊長英托·霍夫曼直截了當地概括的那种傲慢要求:“東方屬于党衛隊所有。”

  的确,希特勒德國戰爭初期的胜利,使党衛隊在東方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希姆萊仿佛成了德國東方領土上的真正主人。這位党衛隊頭子在迷离的夢境中似乎看到這一切即將成為現實:為他的新德意志騎士團党衛隊贏來一個新的集團普魯士——結构堅固的集團國家;它是遏制波濤洶涌的斯拉夫主義洪流的堤壩,是使德國農民取得肥沃的移民墾殖區的保證。

  海因里希·希姆萊從能思索起就為這一使命作了准備。他打心底里認為,再沒有比引導德國人東進,并使他們重新成為農民這一神圣使命更為合适的了。希姆萊說:“德意志民族過去是農民,今天必須恢复它的這一根本素質。東方應該為加強德意志人的這种農民素質做出貢獻。它應該成為德意志血統青春常在和從而不斷發展的源泉。”

  從少年時代起,他就以這樣的偉大日耳曼農民領袖自居。在他奇异的想象中,中世紀向東方遷徙的那幅浪漫主義的歷史圖畫和對黑頭發圓腦袋的人所產生的生物學上的恐懼合為這樣一种狂想:德國的幸福就在于在東方實現封建主義的農民貴族政治。党衛隊頭子希姆萊孜孜不倦地宣傳德國東方移民。這個阿爾塔曼分子當年曾打算和自己的朋友阿·瓦爾特·達里在德國庄園遏制廉价的波蘭農業工人蜂擁而來的洪流,反复教導他的党衛隊隊員,德意志人必須再次扎根于大地和開拓新的移民區。

  希姆萊与种族和移民局(RUSHA)局長達里很快就把德國移民政策抓在手里。1934年,党衛隊地區總隊長達里榮升為中央農業部長,党衛隊旗隊長霍斯特·雷興巴赫博士主管全國移民挑選局,中央農民事務局的領導干部全体加入—党衛隊,成為名譽領袖。盡管如此,兩個反動空想家的社會理想國,還是由于現代工業社會的現實而遭到失敗,達里和希姆萊的友情也因此中斷。1938年2月,希姆萊撤了死抱住血統和土地貴族政体計划不放的种族和移民局長達里的職務,原因是他認為達里”祟尚空談“。善于見風使舵的希姆萊耐心等待著領袖的政策能為他開拓移植大德意志國家新農民的移民區。

  1939年3月,希特駛首次將外族、即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余下的捷克人,并入大德意志國家,這時希姆萊有了一個使他的計划复活的机會。同年6月,他委派种族和移民處長、党衛隊區隊長庫特·馮·戈特貝格去布拉格,在那里建立一個地產局。馮·戈特貝格的任務是,剝奪德國保護頓地上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宜于發展農業地區上的捷克土地占有者,并把沒收來的庄園交由德意志族移民經營。希特勒也參加了外遷六百万捷克人計划的討論,但執行剝奪政策的頭子馮·戈特貝格未能達到目的。大德意志的軍備机器開始運轉了,它同樣需要捷克的工業潛力和勞動潛力,不允許在德國的后院采取任何大規模外遷措施。布拉格地產局只好僅限于准備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特兩地安置寥寥几戶党衛隊員的家屬移居。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才給反斯拉夫的農民神秘主義者希姆萊開放了夢寐以求的地區。誠然,他暫時也只能從側門里鑽進去,因為在波蘭戰投開始前就向自己員忠實的助手發出召喚的獨裁者并不急需這位移民使徒,他感興趣的只是訴諸暴力的警察。

  阿道夫·希特勒決定解決“波蘭問題”。就他來說,對波開戰決不只是為了武力解決但澤和走廊問題而已,現在是實現多年前他在《我的奮斗》一書中即已大膽提出的預言的時候了:“我們要繼承我們在六百年以前中斷了的事業。我們要停止日耳曼人不斷移往歐洲南部和西部,轉而矚目東方的土地。我們要結束前時期的殖民政策和貿易政策,向未來的土地政策過渡。”但是,這樣的土地政策是和一個已經在土地上從事經營的异族相對立的,這一點希特勒早在1928年就已考慮到了:“德國”,他寫道,只能“要么將這些异族分子加以封閉處理,以免本民族的血統不斷受到侵蝕,要么……干脆將他們消滅,把空出來的土地交給本民族同胞。”

  希特勒的這些話翻譯成1939年8月的語言,就是:使波蘭人淪為農奴,強行使他們失去自己的上層,摧毀他們的民族性,剝奪他們的國籍和文化,自豪的波蘭人將變成沒有自由的苦力,他們唯一的命運只能是服役于德意志的統治者。德國軍方頭目們至遲已在1939年8月22日上薩爾斯堡會議上獲悉,這位獨裁者決定滅亡波蘭。費多爾·馮·包克陸軍元帥記得希特勒這樣說過:“可能會發生一些不會得到德國將領們鼓掌唱采的事情。因此,他不打算麻煩軍隊去做必要的消滅工作,而是把它……交給党衛隊來執行。”

  希特勒正是為了這項工作才召見了党衛隊頭子,并使党衛隊成了導致波蘭悲劇的千古罪人。這位獨裁者責成希姆萊組織特別行動隊,跟隨進入波蘭的德國軍隊消滅隨時遇到的波蘭上層人物。

  在這以前,納粹擴張政策的每一次進攻,都有保安警察的特別行動隊參加。強占奧地利時,萊因哈德·海德里希的特別行動隊就曾隨軍前進,粉碎捷克斯洛伐克之役也吸引特別行動隊開進了那個國家。海德里希的特別行動隊是保安處和保安警察的先頭部隊,它們閃電般地執行情報和保安警察的任務。任務一經完成,它們也就轉到兩個組織設在該地的固定据點,像在國內一樣:特別行動隊就是由這些据點——秘密警察局和分局以及區和分區保安處机构的人員組成的。

  海德里希在短時間內就組成了波蘭戰役的特別行動隊。他組織了五個特別行動隊,其成員身穿党衛隊特別机動部隊軍服,左臂佩帶保安處菱形標志。每個特別行動隊由四個特道隊組成,尾隨一個軍團前進;每個特遣隊有隊員一百至一百五十名,配合一個軍行動。重要指揮官全部由保安處領袖擔任:党衛隊旅隊長布魯諾·施特雷肯巴赫領導第一特別行動隊,隨威廉·李斯特大將的第十四軍團向倫堡方向進軍。党衛隊一級突擊隊大隊長埃馬努埃爾·告費爾博士率領第二特別行動隊,跟隨瓦爾特·馮·萊希瑙上將的第十軍團向華沙南面突進,直抵維斯杜拉河。党衛隊一級突擊隊大隊長赫伯特·菲舍爾博士卒領第三特別行動隊,跟隨約翅內斯·勃拉斯科維茲上將的第八軍團向羅茲進軍。党衛隊旅隊長洛塔爾·博伊特爾指揮第四特別行動隊,緊隨奔向奠德林要塞的古恩特·克魯格上將的第四軍團。党衛隊旗隊長恩斯特·達姆佐格指揮第五特別行動隊,隨格奧爾格·馮·庫希勒上將的第三軍團前進。

  如果海德里希和希姆萊想要放手執行對武裝部隊保密的、領袖關于集体消滅波蘭民族精華的命令,這個隨軍前進的德國中央保安局就必須考慮,不能讓軍人們過多地窺探它的秘密。因為,武裝部隊擁有控制特別行動隊的某些條件,海德里希的部隊在整個作戰地區受陸軍領導,盡管它們在業務上是接受柏林德國中央保安局指示的,它們還受武裝部隊軍法審判權的約束。此外,陸軍總司令也巳征得希特勒的同意,在戰斗結束后對占領下的波蘭實行軍管。德國將軍們如果具有足夠的政治直覺,那么希姆萊和海德里希在這里搞恐怖暴行就將會招來很大的風險。

  這兩個党衛隊頭子不得不小心行事。他們向軍方不多談情況,例如第八軍團在1939年9月9日的一份基本命令中將特別行動隊的任務概括為:“打擊作戰部隊后方的一切敵視德國和德國人的分子,特別是打擊諜報人員,逮捅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收繳武器,查封諜報警察的重要材料等。”希姆萊和海德里希當然會隱瞞特別行動隊的真實任務,但也無法長期不讓士兵知道特別行動隊屠殺波蘭貴族、教士和知識分子的行為。后來,渴求功名的党衛隊領袖們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尷尬處境:要么他們只好泄露這位獨裁者的詭秘企圖,要么他們就得忍气吞聲,被士兵們看成是一群無紀律的殺人匪幫。

  如此几個月以后,希姆萊和海德里希變得郁郁不樂,因為他們被領袖弄得如此狼狽不堪。希姆萊以其不可謂不聰明的手法企圖把罪責推諉給這位獨裁者,他几乎是苦苦哀求地向將軍們發誓說:“我不會做任何領袖所不知道的事情。”而海德里希后來在一份存檔的筆記中透露,在波蘭占領區發生的同陸軍的沖突,是因為“警方采取行動所依据的命令特別偏激(例如命令大量消滅數以千計的波蘭領導人)”,而領袖命令“不能告知陸軍將領,當然也包括他們的參謀部人員,以致表面上看來這一切似乎是警察和党衛隊擅目采取的獨斷獨行的殘暴行動”。

  軍人們很快就看出了派遣特別行動隊去波蘭的真相。9月8日,諜報局卡納里斯海軍上將即報告陸軍總司令部第一處處長馮·施圖爾納倍爾將軍說,党衛隊領袖們以每天槍斃兩百名波蘭人而炫耀自己;處決大多未經司法程序,受害者主要為猶太人、貴族和教士。三天后,卡納里斯登上伊爾瑙的領袖專列,向最高統帥部長官凱特爾匯報。卡納里斯警告說:“對這樣的做法,終有一天,世界輿論也會向武裝部隊追究發生在它眼皮底下的這些事情的責任的。”凱特爾大將看來沒有怎么听進去。他用希特勒的強盜邏輯作為搪塞:既然武裝部隊不愿于“這些事情”,那它就不要干涉保安警察和党衛隊去擔負消滅工作。

  盡管卡納里斯及其代表們在繼續收集特別行動隊所作所為的材料科,這台碾軋不幸的波蘭人的恐飾壓路机,還照樣在軍人們的眼前隆隆滾動。它壓出的可怕輪轍,使人想起納粹在德國上台后舉國恐怖的日日夜夜。特遣隊的獵手們四處活動,擄人殺人,實現希特勒所講的話:“凡是經我們現已确定屬于波蘭領袖階層的人,必須予以消滅。以后再發現的話,由我們注意看管,過一定時間后再加以清除。”

  海德里希的追捕者按淮備好的名單,把波蘭教師、醫生、公務人員、教士、地主和商人驅赶在一起,被捕者被送進接收營。事實證明,這些接收營中有不少是滅絕工厂。布龍貝格附近米爾塔爾的托爾恩油脂厂、施圖特霍夫的京爾道接收營、波森省第七要塞都已成為數以千計的波蘭人的恐怖和死亡信號。“消滅過激分子是既定計划,”布龍貝格特遣隊隊長、党衛隊二級突擊隊大隊長勒德爾博士聲稱道。任何一個波蘭民族主義者都屬于“過激分子”,連波蘭沙文主義者團体“西部邊境地區協會”——他們提出要吞并大片德國領土,因而有助于希特勒推行波蘭政策——會員的身份也足夠劊子手們有理由把他們判處死刑,公諸于眾。

  一次又一次的打擊使波蘭民族精華受到沉重損失。庫爾姆一佩普林主教區的六百九十名教士中,被捕者達三分之二,二百一十四名被處死,其中包括佩普林大教堂的几乎所有教士會成員。勒德爾向柏林報告說:“一大批天主教教士,由于持有眾所周知的波蘭激進立場而被消滅”。一位歷史學家統計,在德國人統治的最初几個月中,殺害的人數為几万人。海德里希在1939年9月27日宣稱:“被占領地區內留下來的波蘭領導人物至多還有百分之三。”

  除了冷酷無情的特別行動隊的滅絕部隊外,還有另一种党衛隊的力量在活動。它不是根据領袖密令行動,而是受仇恨和复仇欲所驅使。特別是在但澤和西普魯士,成千上万狂熱的德意志族人跳了出來,他們沒有忘記他們一度也曾是波蘭沙文主義者任意措獲的對象。

  波蘭行政机關和團体為希特勒回到德國來的宣傳所刺激,也由于瘋狂的間諜恐怖而感到惊慌失措,于是在戰爭爆發時對德意志族人展開了進攻。德意志族人眼見死路一條:在波蘭的德意志人中間,一時拘捕令滿天飛,分紅色(逮捕入地方監獄)、玫瑰紅色(逮捕入隔离營)和黃色(流放到中部和東部波蘭)三种。手中捏著黑名單的民族主義團体,對“德國人”、“希特勒分子”和施瓦本人采取了特別行動。

  五万名德意志族人被從他們所在的西部波蘭驅鼓到了東部,數以干計的人身陷圖圍。波蘭行動隊洗劫德意志人的住宅和農舍,殺害他們的家小,數以千計的德意志又喪命。還有數以千計的德意志人被拉去游鄉,讓人群詛咒、吐口水,經不住百般折磨而慘死。第三帝國當局后來宣稱,截至1940年2月1日止,共發現一万三千具被害的德意志族人尸体。這個數字看來過于夸大,最接近實際的數字是,被害的德意志族人為四千至五千名,另外約有兩千名死于戰爭。

  不過,波蘭人殺人跟德國人的暴行有根本不同的地方:他們沒有統一的計划,國家不是這些殺人凶手的主使者。一些波蘭人在被煽動起來的群眾的盛怒面前,將德意志族人藏匿起來,不少波蘭軍官保護受到迫害的德意志人。但盡管如此,德意志族人還是對迫害他們的人進行武裝報复。戰爭剛打到一個地方,波蘭的德意志人就聯合起來,成立自衛團体。起初它的目的只是出于自衛。波蘭境內的德意志人擔心多數波蘭人會發動新的攻擊,為此他們建立了志愿民兵來保衛自己。

  但是,這种自衛很快就變成了發泄民族主義怨恨的行動。外加納粹党但澤區領袖艾伯特·福斯特還利用他的保衛團和一個剛成立的特別組織(党衛隊埃曼突擊大隊)挺進西普魯士,煽動反對波蘭人的民族斗爭,使西普魯士很快就成了無情打擊波蘭人的主要戰場。這些來自但澤的民族斗士們還保持著“革命”的沖鋒隊的傳統,將多年來積壓在心頭的反波仇恨發泄出來。福斯特的目的是,讓領袖看到,他作為東方納粹党區領袖第一個把自己的地區變成“無波蘭人”區。

  后來,希姆萊派出他的兵源補充處處長、党衛隊旅隊長戈特洛勃·伯格爾,命令他:將自衛隊改組為一支德意志族人党衛隊。

  伯格爾帶來了一批德國党衛隊領袖,接管了波蘭德占區內德意志族人自衛團体的領導權。伯格爾的副手們將民兵組織划為四個自衛區;自衛區又分成所謂的督察段,分別由各該地的高一級党衛隊兼督察領袖領導。在一般情況下,自衛團体執行輔助警察的任務,只有在西普魯士(后來在盧布林地區也是如此)追捕波蘭人,濫加殺害。

  西普魯士自衛團体的頭子是党衛隊區隊長盧多爾夫·馮·阿爾文斯勒本。他是個狂熱的納粹分子、稱霸一方的暴君,跟當年私設“野蠻”集中營、虐待民主派和共和派人士的卡爾·恩斯特之流的沖鋒隊惡棍們如出一轍。自衛區領袖馮·阿爾文斯勒本儼然是操生殺予奪之權的統治者。如有德意志族人告密,他就在名單上揮筆一勾,自衛團員就把被告發的波蘭人押進地窖、汽車間或樹林,加以殺害。

  有些納粹分子對令人發指地迫害波蘭人漸漸看不下去了。霍亨薩爾察縣一個德意志族人地主的妻子、党員莉莉·容克布盧特給赫爾曼·戈林寫信提出抗議。她訴說道:“成千上万的無辜者放槍殺。”連關心紀律胜過關心人道的海德里希也埋怨自衛團体干出了自衛行動中“部分難以想象和過火的复仇行動”。

  可是,對希姆萊來說,主要的只是“成績”,只是被消滅的或按現在的說法——“被特殊處理掉的”波蘭人的統計數宇。

  9月中旬,全國領袖派出一支新的滅絕隊,即党衛隊副總指揮烏多·馮·沃伊爾施率領的加強特別行動隊。它的任務是消滅卡托維茲地區的波蘭人和猶太人。特別行動隊頭子馮·沃伊爾施是希姆萊圍剿羅姆時期的老搭檔,他奉命在東部上西里面亞開展了党衛隊奉行自己的東方政策的新階段:將但繹、西普魯士、波森和上西里西亞約五十万名猶太人赶往波蘭內地。

  沃伊爾施所部顯然是作為一种恐怖隊而組織起來的,它的任務是用恐飾手段恫嚇東部上西里西亞的猶太人,將他們強行遷往克拉科夫一帶。這位党衛隊副總指揮剛剛開始戰役行動,海德里希又親自制定了一個新的計划。這個計划是:將已經重歸德國的東部地區的所有猶太人,集中到在波蘭划定的猶大人隔离區,將來有一天讓他們移居海外。對此瓦格納未表示异議。二十四小時后,9月21日,海德里希指示特別行動隊,開始將猶太人強行遷往波蘭腹地。

  可是,跟陸軍事先打招呼井未使海德里希得到好處,陸軍突然起來反對了。在這期間,在占領的波蘭已建立了以東線總司令格德·馮·倫斯德大將為首的軍事管制,把德占區划成四個軍區。

  軍人們負責抓治安和秩序,恪守陸軍向波蘭人發布的庄嚴宣言:“武裝部隊不以居民為敵,一切國際法條款均將得到尊重。”党衛隊部隊的野蠻恐怖,尤其是沃伊爾施特別行動隊的殘醋暴行,使陸軍的諾言成了騙人之談。但其中也不乏猛烈攻擊党衛隊殺人暴行的軍官。

  如果武裝部隊繼續堅持對希姆萊施加壓力的話,它本來是有可能制止在東方的專橫行為的。可是希特勒更了解他的將軍們,他迅速結束了東方的軍事管制,同時還滿有把握地緩和了高級將領們的情緒。

  10月5日,納粹党區領袖福斯特去見希特勒,訴說軍人們在西普魯士不斷給他制造的麻煩。就在同一天,希特勒下令撤除西普魯士的軍事管制,將其交給福斯特領導。這個閃電式的決定引起了一陣雪崩,埋葬了東方的軍政權。10月中旬,希特勒大筆一揮,批准在波蘭德占區建立一套新的統治体系。于是出現了一個染指東方的納粹特權階層內部相互爭權和日后勾心斗角的新迷宮:但澤和西普魯士被并為德國的一個區,由納粹党區領袖福斯特任領導。福斯特在但澤的競爭者、納粹党區副領袖兼議會主席阿圖爾·格賴澤爾,出任新划的另一個德國區瓦爾特蘭區(潑森)領袖。和東普魯士接壤的小塊波蘭領土,成了福斯特的另一競爭者、納粹党何尼斯堡區領袖埃里希·科鼓的地盤。上西里西亞并入納粹党區領袖約瑟夫·瓦格納的西里西亞,但到1941年又改為一個獨立的行政區,歸納粹党區領袖弗里茨·布拉赫特領導。經過德國人(以及從東面入侵的蘇聯人)這樣肢解后余下來的波蘭,則被強行划為一個總督轄區,它的最高領導人是表面上擁有特別全權的納粹法學家領袖漢斯·弗朗克博士。

  軍人們反對剝奪他們在東方的大權嗎?他們抗議希特勒背棄由武裝部隊掌握執行權的諾言嗎?沒有。將軍們為這位獨裁者不要他們對屠殺負有責任而感到高興。狡猾的希特勒事先故意向軍人們描繪的波蘭未來的可飾形象,令人喘不過气來。10月17日,希特勒闡述了他的對波政策要點。震惊不已的軍人們匆忙將其記錄下來:“無情的民族斗爭不受任何法律約束……這些方法同我們的原則是不會一致的……要阻止波蘭的才智之士充任領袖階層……清除新老德國領土上的猶太人、波蘭佬和賤民。”

  軍人們毛骨悚然地走開了。希特勒的估計完全正确,這一點可由馮·倫斯德大將的表現來加以說明:這位東總在獲悉老納粹弗朗克出任總督時,立即提出辭呈。將軍們忙不迭地急于結束軍管,以致來不及建立新的國家行政權构,軍方就已撤走。于是出現了一种“無政府主義的法律真空”,希姆萊利用這個時机,派他的党衛隊和警察部隊乘虛而入。

  新的行政机關的統治者們還未來得及開始工作,隸屬党衛隊控制的政府就已將波蘭置于它的蛛网之下了。特別行動隊變成了地方常駐的區秘密警察局和區保安處,它們在總督轄區的各地區,由一名保安警察兼保安處司令統管。波蘭五個地區的保安警察兼保安處司令,受保安警察兼保安處總司令領導,后者又直接所命于德國中央保安局。同時,在波蘭被占領區還舖設了另一條警察渠道,即風紀警察的指揮系統。風紀警察在戰爭爆發時即進行了動員,好多個警察營參加了征服波蘭和特別行動隊的某些活動。風紀警察体系建制和保安警察一樣:總督轄區的每個地區設風紀警察司令一人,整個總督轄區設風紀警察總司令一人,總司令又受風紀警察總處領導。

  掌握實權的是控制兩條警察渠道的党衛隊兼警察高級領袖。從1937年起,德國就有党衛隊兼警察高級領袖了,他們多半是希姆萊派在各軍區作為他的代表的党衛隊地區總隊長。他們的任務名義上是在動員時采取措施協調所有党衛隊和警察部隊,實際上是希姆萊所企求的党衛隊和警察一体化的鐵鉗子。

  新的党衛隊兼警察高級領袖,被委以監督東方所有警察和党衛隊組織的全權,构成對付黑色集團內部海德里希的优勢地位的干衡力量,并建立起希姆萊用以充當舖袖意志的真正体現者的政治警察特別行動權。

  党衛隊兼警察高級領袖還待別關系到希姆萊的意圖在東方能否得到貫徹。全國領袖給自己挑選了三個人,他們都是手段強硬、雄心勃勃的党衛隊領袖,干勁很足但又并非強大到足以對希姆萊构成威脅。他任命地區總隊長里夏德·希爾德布蘭特為維斯杜拉(但澤)党衛隊兼警察高級領袖。此人是老戰士,有“小希特勒們”的對頭之稱,曾因為同納粹党區領袖施特萊徹爭吵,一度被希姆萊撤去党衛隊內一切職務。地區總隊長威廉·科佩是一名有魄力的干部,被任命為瓦爾特蘭(波森)党衛隊兼督察高級領袖。 副縣長總指揮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呂格爾被任命為東部(克拉科夫) 党衛隊兼警察高級領袖。他是最不受歡迎的党衛隊領袖之一,為沖鋒隊所憎恨。因為他在1934年6月30日玩弄兩面派手法,傳播謠言,自命博學,對所謂不忠于路線的同事進行詆毀,連希姆萊也几乎難以忍受。希姆萊還破天荒地給駐波蘭党衛隊兼警察高級領袖配了一個助手團:党衛隊兼警察領袖。他們駐在總督轄區的每個地區,也負責确保党衛隊和警察在省一級的一体化。

  希姆萊依仗在東方迅速建立的党衛隊兼警察体系,要求在德國占領政策中擔當領導角色。現在,他自作主張,不同武裝部隊進行商量,也開始把矛頭指向潰散的波蘭部隊和新成立的游擊隊。在反游擊隊的幌子下,希姆萊的部隊繼續大肆消滅波蘭上層人物。 波蘭人不斷被捕, 并隨時排成一行行遭到殺害。僅1940年春的“特別綏靖行動”,就有三干五百名波蘭人被槍殺。

  希姆萊的部隊以名正言順的占領軍自居,致使武裝部隊將領們產生了強烈的反感。

  武裝部隊收集材料反對党衛隊,部隊的報告從各方面源源送來。在1939年11月23日,瓦爾特蘭區軍區司令貝茨爾將軍報告:“所述這些組織(党衛隊和警察)几乎在所有較大的村鎮進行公開槍殺。槍殺各种各樣人物,而且經常令人不解,其做法很不光彩。几乎總是一邊抓人,一邊搶劫”。1939年10月30日關于圖爾克城所發生的事件報告說:“……一批猶太人被押進猶太會堂,命令他們一面唱著歌并爬在地上鑽板凳,一面由党衛隊員用鞭子不停地抽打。然后強迫他們脫下褲子打屁股。一個猶太人嚇得大小便失禁,競逼迫著他把屎尿抹在別的猶太人的臉上。”1940年2月2日,南部邊區總司令烏萊克斯將軍寫道:

  最近一段時間內,警方人員暴行層出不窮,缺乏人性和道德感,實在令人費解。以致可以稱之為与禽獸無元异……擺脫這种不充彩的、玷污整個德國人民聲譽的狀況的唯一辦法,我認為是……立即調走和解散所有警察部隊包括其全体高級領袖。

  武裝部隊又整理了一份党衛隊所作所為的材料,列舉了三十三起事件,對經過情況作了詳細記述,虐待猶太人和波蘭人,強奸、搶劫、屠殺。“部隊對党衛隊和警察的態度,時而厭惡,時而痛恨。每一個軍人都對德國人和國家權力的代表者在波蘭犯下的這些罪行感到可恥和惡心。”

  1940年5月,正是海因里希·希姆萊口授打印出那份“處理東方异族人”備忘錄的時候,道路暢通無阻了:現在希姆萊可以開始將已經淪亡而又彈痕遍地的波蘭,用刀斧雕塑成党衛隊集團之國——未來德意志農民和武士民族的理想國了。

  這份五月備忘錄標志著希姆萊東進的新篇章。集体屠殺波蘭上層人物的劊子手,搖身一變成為德意志化的園藝師,德國警察頭子變成了“加強德意志民族中央長官”。—支擁有并非完全出于自愿的輔助部隊的新的黑色集團侵略軍,已做好准備,待命行動。党衛隊的移民辦事机构紛紛搭起架子,設立難民營。种族委員會印就了征詢意見表,由党衛隊控制的用心策划的德國歷史上空前規模的移民工作開始形成了。

  他們已經出發了。他們就是党衛隊企圖用來達到它統治東方目的的人,他們就是被喪盡天良的強權政治蒙在鼓里的、听從回到德國來的宣傳號召而上當受騙的犧牲品:十二万波羅的海地區的德意志人、十三万六千蘇聯占領下的東部波蘭的德意志人、二十万來自羅馬尼亞的人,成千上万來自南斯拉夫和斯洛伐克的人,他們按規定移居德國東部。宣傳家們告訴他們說,血統的呼聲向他們發出召喚。其實,統治者叫他們遷回來,只是出于一個非常明顯的原因:大德意志國家缺少勞動力,這個叫喊所謂“缺少空間的人民”的國家,根本就沒有足夠的人力來全力經營它的工業和農業。

  隨著希特勒侵略野心的膨脹,德國法西斯的軍隊不斷擴張,征兵服役、擴大軍需,使德國的勞動力日益短缺。為确保搞到所需要的勞動力,希姆榮在他的本部設立了“四年計划辦公室”,委派一名党衛隊領袖、党衛隊重要技術政治家之一的智囊人物烏爾里希·格賴費爾特負責。

  格賴費爾特搞了一個二十人的班子,取名為“移民遷回辦公室”。第一批回國移民剛到達德國,希姆萊就給他的設計師格賴費爾特提出一項更大的新任務,要他把東歐的德意志族人遷到德國占領的波蘭境內定居。

  几十万德國勞動力棄工從軍參加作戰部隊,以及軍火工業日益增長的需要,促使希特勒和戈林采納了格賴費爾特1939年1月的建議。9月底,德國同蘇聯和波羅的海沿岸各國達成協議,商定居住在這些國家的德意志人遷回德國。這位獨裁者召見了受他本人直接領導的德意志族人中心頭子、党衛隊副總指揮維爾納·洛倫茨,任命他負責領導這項遷移工作。其所以挑選洛倫茨是不言而喻的。從1938年起,德意志族人中心就同國外德意志族人一直保持著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聯系。

  9月29日,党衛隊頭子希姆萊得到一份領袖密令,委派他負責“加強德意志民族”。密令說,党衛隊全國領袖有三項任務:“遷入最終符合回國定居條件的國外德國人和德意志族人;消除對德國和德意志民族共同体具有危險的這些异族居民的有害影響;通過移民,特別是通過安置從國外回來的德國人和德意志族人定居以建立新德意志居民區”。

  這三項大權使希姆萊能在東方為所欲為,因為這一紙命令又給予了這個加強民族長官新的特權。這個密令規定,希姆萊有權節制“中央、各邦和地區以及其他公眾團体和現有移民協會的現有机關和部門”。只要充分運用這些新的大權,他就能在短時間內成為被征服的東方的統治者了。

  他給自己戴上了“加強德意志民族中央長官”的庄嚴頭銜,但同時卻放棄建立龐大的机构。他選定格賴費爾特的辦公室作為自己的民族進攻參謀本部,將其改名為“加強德意志民族中央長官辦事處”(1941年起稱“本部總處”)。隨后希姆萊將工作分給好几個党衛隊組織:加強德意志民族中央長官辦事處負責規划德國移民回國的遷移和定居工作,并通過沒收波蘭人或猶太人的產業,給移民提供定居地;德意志族人中心負責將回國者送往接收營集中,并督導各入境移民小組的政治工作;种族和移民局負責對回國的德意志人進行种族審查;德國中央保安局負責征用所謂的敵產,驅逐波蘭人和把他們放逐到總督轄區。

  可以開始行動了。德意志族人中心頭子洛倫茨在這期間已率領手下各班人馬完成了波羅的海沿岸各國德意志人回國的准備工作,從10月20日起,首批運載愛沙尼亞移民的船只抵港;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的德意志人按規定安置在但澤地區。

  在里茨曼施塔特(羅茲),保安警察設立了一個所謂易地安置總處,准備將划歸德國的几個區內的不受歡迎的波蘭人和猶太人統一強行遷往總督轄區。保安警察采用毫不容情的手段,驅逐被列入另冊的波蘭人。截至1940年2月止,有三十万波蘭人“遷入”總督轄區。被保安警察驅赶的人數飛速上升:被遷走的占有土地的波蘭人在瓦爾特蘭區達十二万人,在但澤一西普魯士為三万五干人,在上西里西亞為一万五千人。到對俄作戰開始時,共計有一百万波蘭人被逐出他們的家園。党衛隊各地的移民安置本部迅速把遷入的經過“种族和移民局”進行复雜審查的德意志族人運來,把已被赶走的波蘭原主的房產分給他們。

  1941年中,有二十万遷回來的德國移民分到了房產,經手分配波蘭人財產的是格賴費爾特的辦事處。德國移民總共獲得九十二万八千所波蘭農舍中的四万七千所,九干九百五十万公頃土地中的九百二十二万公頃。截至1942年年底,六万個波蘭經濟企業中,約有百分之二十被分配給移民,百分之八歸了德國人;百分之五十一屬于定居的德意志人,百分之二十一由德國托管人掌握。約有兩万家手工業店舖作坊落人了遷進來的德國移民之手,大部分(百分之八十)仍歸波蘭業主所有。

  無疑,民族幻想家希姆萊并不滿足于召回真正的德意志族人返歸德國和安置他們在東方定居。根据他自己起草的五月備忘錄,希姆萊開始從波蘭民族中榨取每一點德國血統的后裔。种族委員會再次被動員起來,清查尚未發現的日耳曼人。希姆萊叫人制定了一种“德意志民族登記冊”,對東方所有德裔居民進行登記。每個德裔居民必須按下述四類登記入冊。第一類:表現積极的民族戰士;第二類:至少會一半德語的消极的德意志族人;第三類:德裔出身可疑者;第四類:曾參与反對波蘭境內德意志族人斗爭的、敵視納粹的德裔居民。

  除德裔居民外,土生土長的波蘭人也成了种族調查員審查的對象。之所以對他們進行審查,是要找出北歐人的基本待征,以便發揮“重新德意志化”的机械論的作用:但如果帶有德意志血統的居民是波蘭人的話,按照种族主義救世說的荒謬邏輯和一份党衛隊官方文件的說法,則是要把在東方“現有的德意志血統為德意志民族爭取回來。”在希姆萊看來,几乎不存在任何不能日爾曼化的异族的“北歐人代表”。希姆萊聲稱,連确實屑于“日耳曼人出身,至少是日耳曼混血的戈拉人、萊姆克人和胡楚人,也應“逐漸加以德意志化。”

  希姆萊頑固地堅持波蘭儿童也決不能放過。因為在他的心目中,他們是理想的德意志化的對象。在波森有謠言說,波蘭人在戰爭最初的日子里,把德意志儿童藏在孤儿院。加強德意志民族中央長官立即下令查封了波蘭所有的孤儿院,將在院里的孤儿經過种族政治審查后,送到德意志儿童之家。后來,有父母的儿童也被擄到德國來。“純种族波蘭儿童,”希姆萊在1941年6月13日對瓦爾特蘭區統治者、納粹党區領袖格賴澤爾說,“應由我們送到特別幼儿園或儿童之家進行教育。可以對他們的父母說這是為了儿童的健康。”

  半年以后,希姆萊打出党衛隊特有的”生命之源”助產協會這張牌,指定該協會的產婦休養院收養波蘭儿童,后來又將這些儿童送給沒有子女的党衛隊隊員家庭。“干草行動”(劫奪儿童行動計划的代號)把成千上万的波蘭儿童擄到德國,下落不明。誰拒絕讓自己的孩于德意志化,誰就必然受到保安警察員嚴厲的報复。一個波蘭軍官的妻子、德意志族人布龍希爾德·穆斯宰斯莫不肯讓她的几個孩子去德國受教育,德國中央保安局所屬机關查莫什奇移民處決定:“凍結她几個孩子的口糧供應,并將他們隨便送到一個地方去給別人作養子。”

  不過,這种情況确屬罕見。大多數波蘭人和德意志族人都屈服于希姆萊的日耳曼化措施。十万名純血統波蘭人接受德意志化。一百人列為民族登記冊的—、二類德意志人,另外兩百万人列為三、四類德意志人。

  東方戰爭的繼續、對俄國進行征伐,給希姆萊的事業開拓了新的和日益廣闊的用武之地。現在希姆萊可以在無限遼闊的俄國土地上開拓新的、無邊無際的移民區。希姆榮和他的党衛隊領袖們利令智昏,為一望無邊的草原和莽莽森林所陶醉。這些党衛隊設計師們開始取出他們的繪圖板,描繪出幻想的美妙的未來圖畫,一幅怪徑誕、臆想、病態的圖畫。

  早在1941年1月,希姆萊就在韋韋爾斯堡的一次會議上,向党衛隊地區總隊長埃里希·馮·德姆·巴擄一齊列夫斯基透露,偉大的德意志東方計划要求消滅三干万斯拉夫人。德國中央保安局第三處B組集中了民族事務專家、設計德意志人未來的東方之國。

  他們的美妙設想成文后稱之為“東方總計划”,其中規定:德意志人要在沿列宁格勒一拉多加湖一瓦爾代高地一布良斯克一第聶伯河曲一線內的整個東方地區移民。必須將三千一百万异族人移走,移民區內可以留下一干四百万人,但必須在三十年內實現德意志化。總督轄區和波羅的海沿岸各國應該徹底“更換居民”。應將兩千万波蘭人中的百分之八十五和百分之六十五的西烏克蘭人遷往西伯利亞的西部。他們必須騰出地方,給首批遷來的八十四万名“緊急移民”、隨后第二批一百一十万德意志移民定居。在以后的十年中,德國中央保安局估計移民人數為二十万,再后的兩個十年為二百四十万。

  可是,為數有限的這么一點人,怎能對付光在數量上就占优勢的异族人民,并做到希姆萊提出的必須掌握領導權呢?對此,党衛隊區隊長、柏林大學農業和農業政策學院院長、移民和空間規划制定者康拉德·邁爾—赫特林格教授作了書面回答。這位党衛隊教授在1942年5月28日致全國領袖的一份備忘錄中,勾畫了德意志主宰民族夢想之國的輪廓:在東方遼闊的土地上划定所謂的移民特別區,直屬党衛隊全國領袖統治,由他作為未來東方領主總管所有特別區的移民,并將其分別定為不同類型的“短期領地”、“世襲領地”和“特權產業”。由党衛隊全國領袖委派的“特區頭目們”對移民特別區進行監督,經過二十五年的創業之后,各特區的居民必須有一半是德意志人。邁爾—赫特林格首先設計了除全盤德意志化的波羅的海沿岸各國和波蘭以外的三個移民特別區:列宁格勒以西地區(因格爾曼蘭)、克里木一赫爾松地區(“哥特區”)、梅梅爾和納雷夫地區。同時在德意志東方殖民帝國境內建立一個有二十六個据點的体系。這些地區的异族居民暫時只有百分之三十德意志化;根据地确保“大德意志的生命線。在生命線的交叉點上建立兩万左右居民的小城市,周圍直徑五至十公里內設置德意志村鎮”,希姆萊這樣說。

  全國領袖興致勃勃,在這里終于出現了他過去夢寐以求的世界一海因里希·希姆萊一人保護之下的農民防御移民區。“這將是舉世無雙的最偉大的移民事業,同時又和防御亞洲人入侵西方世界這一最高和最迫切的任務聯系在一起。”他反复拿出標明農民防御移民區的地圖和計划,不慶其煩地向保健醫生解釋農民防御移民區概貌:這儿是一片有二十至四十個農民點的農村,那儿是領導人居住的院子,它的四周圍是農民防御村,那邊是由全体男性居民組成屬于党衛隊的農民防御突擊隊。“我們將在這里培養出一种您從未見過的防御精神,它將确保我們建立起堅不可摧的堡壘。”

  希姆萊已經物色了愿將全國領袖的幻想變為現實的党衛隊領袖:盧布林党衛隊兼警察領袖、旅隊長奧迪多·格洛博斯尼克。這個后來屠殺猶太人的劊子手格洛博斯尼克,是同希姆萊如出一轍的种族优生學龐大規划的信徒,他在自己管轄的盧布林的東南方,發現了過去德意志移民的痕跡。這一發現啟發他制定出開辟一個新的德意志移民區的計划:放逐所有波蘭人,在每一個縣安排党衛隊和警察部隊同德意志移民定居。格洛博斯尼克計划先從查莫什奇、托馬舒夫和赫魯比斯措夫這几個城市做起。

  這位旅隊長當然也知道,總督弗朗克不會同意這么大規模的移民行動,它必將進一步惡化波蘭的災難性的經濟和交通狀況。然而弗朗克和希姆萊之間必然要發生的爭奪正是格洛博斯尼克所希望的。他把計划送給全國領袖看,希姆萊一拍即合。他看了看地圖,格洛博斯尼克的試驗區就靠在一片長方形的地帶,希姆萊正打算把這片地帶作為党衛隊推行自己的移民政策的重點。

  這片長方形地帶位于盧布林、日托米爾、文尼察和倫堡之間。其中每一處都標志著党衛隊積极進行活動的高峰:盧布林是格洛博斯尼克的駐地,日托米爾是希姆萊東征第一階段建立戰地指揮所所在地,同時還在這里開辟了一個安置所有烏克蘭德意志人的移民中心,文尼察位于特蘭斯尼斯特里思的邊緣,那里計划要設立另一個德意志移民區,而倫堡這時已是總督轄區屬下的東加里西亞首府,掌權者為陶爾斐斯的宿敵党衛隊旅隊長韋希特爾。最杰出的黑色集團民族政策通、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艾·克爾推測說:“在這片兩個德國行政區接壤和波蘭人一烏克蘭人交界的長方形地帶內,如果德國人戰胜了俄國人的話,也許真的有一天要出現一個党衛隊之國。”

  1941年秋,希姆萊給格洛博斯尼克發出行動信號。顯然他過分低估了弗朗克抵制盧布林移民方案的可能性,從而引起了一場無法制止的權力斗爭。它再次說明,党衛隊要想一手操縱第三帝國的政策也并非輕而易舉。

  希姆萊在一次盧布林之行中,不和總督轄區政府打招呼,就宣布查莫什奇縣為第一個德意志大移民區,立刻就有一個人出來和他搞抗衡。在此以前這個人沒有表現出他對加強德意志民族中央長官侵入他的地盤有抵触情緒,這個人就是納粹党法律部負責人兼全國指導處成員、中央“不管部”部長、波蘭總督漢斯·弗朗克博士。

  漢斯·弗朗克是最激進的納粹領袖之一,他主張取消對法律作出的任何不抱成見的細則說明,他盲目狂熱地崇拜阿道夫·希特勒。這個魔鬼律師是一位“才華出眾而又暴戾乖張的老戰士”,他同樣是抱著堅決貫徹領袖綱領的堅定意志來到波蘭的。弗朗克在日記里記下了自己所作演說的要點,全是些令人壓抑的迷信強權的狂妄措辭。

  他說:

  “ 我們要保住總督轄區, 我們不會再把它交出去……我坦白承認,有那么几千個波蘭人將要失去生命,特別是波蘭精神領袖上層……我們將把他們就地消滅。我們也將采用最省事的辦法……問題的主要關鍵,是在這個地區完成偉大的民族社會主義東方使命。因此目的并不是要在這里建立一個法治國……凡是引起我們怀疑的人,均應立即予以消滅。”

  當然,弗朗克聰明過度,不會不知道光靠殘暴手段是不能實現統治的。他相信,只有把總督轄區變成一個經濟發達的模范地區,將德國統治階層遷入這個地區,并煽動從烏克蘭人和卡舒布人這些异族反對波蘭人,才能使波蘭人臣服德國。

  可是希姆萊的民族政策使弗朗克的方案破滅了。保安警察把一百万波蘭人從重新划歸德國的地區攆出來,赶入總督轄區,從而嚴重影響到弗朗克地盤內的糧食基礎。移民家希姆萊將三万名居住在總督轄區的原意志族人(總數為九万)遷入划歸德國后設立的瓦爾特蘭區,削弱了弗朗克設想中的德國統治階層。加強德意志民族中央長官開始對戈拉人、姆克人、卡舒布人和胡楚人進行德意志化,這些人都是弗朗克計划中作為平衡波蘭人力量的零散的民族。更糟糕的是,党衛隊部隊和保安警察轉而毫不留情地迫害其正的或所謂的波蘭反抗者,逼迫成千上万善良純朴的農民跑進森林,加入游擊隊的行列。党衛隊兼警察法庭一手壟斷死刑的宣判,對政府和正常的司法置之不顧。

  希姆萊的党衛隊之國夢想,已部分地實現。消滅波蘭上層、移民、經濟掠奪等計划都在逐步實施。只是因為戰爭的進程和其他原因,他才沒有把這個“沙盤”擴大之后放在東方的土地上。

  德國人民真的缺少生存空間嗎?不,這是希特勒欺騙人民的鬼話,是發動侵略戰爭的借口。1939年時,德國占有一干公頃土地的庄園有三干六百六十八個,總面積達一千零三十万公頃。1939年,德國十七個最大的地主共有土地七十二万公頃,可建家庭農場十万多個。

  德國并不缺少生存空間,只因這空間掌握在极少數人手里。

  德國的東方民族政策,是徹頭徹尾的民族滅亡政策和侵略政策。它給波蘭人民和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的人民帶來巨大災難,在納粹德國史上又寫下了罪惡昭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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