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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83年夏天我到扎伊爾調查金沙薩的艾滋病情況的前几個星期。當時我正要會見一位將以許多意想不到的方式改變我的生活的研究人員。我曾從戴維·辛普森（DavidSimpson）那里听說過她。戴維是“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調研員，曾于七年前積极參与對蘇丹埃波拉疫病爆發的調查。他寫信告訴我關于一位對病毒性出血熱症的發病原理感興趣的英國婦女。她名叫蘇珊·費希爾·霍克（susan Fisher Hock）。她瘦小但精力极為充沛，善于以清晰的語言表達思想感情。她有一頭紅色卷發和金雀斑。她在亞特蘭大受美國全國退伍軍人疾病大會（National Legionnaires'DiseaseConference）邀請發表她對退伍軍人疾病（legionella pneumophila）細菌在英國的熱水系統中傳播的新數据時，給我打過電話。她在報旨中指出：一旦在英國發現退伍軍人症時，她認為這不可能來自空調系統。寒冷潮濕的島國是不常用空調的。因此她開始在別處尋找細菌來源。 我不明白這种研究工作同病毒性出血熱症的發病原理有什么關系。但我很快就明白了。 我了解到，除關于退伍軍人疾病的研究外，她已經在英國波登·當（Porton town）的第四級病毒實驗室對埃波拉病毒做了大量研究工作，顯然她正熱衷揭示這种病毒的种种神秘。當她告訴我關于她所做的埃波拉病在猴子身上的感染試驗時．我感到震惊。她同從事研究工作的同事們的工作條件令人吃惊，基本上她們能夠依賴的唯一的保護是用來清除空气污染的一些高效粒子，一件相當于大號睡衣的隔离服和一個面罩式呼吸器，而她能夠在這樣的環境下從事研究而不受感染，則更為惊人。 蘇正在進行的試驗是空前的。“疾病控制中心”對此特別感興趣是因為埃波拉病毒和拉沙病毒作用于人体的方式极為相似，當她回來參加大會時，我們同意她應盡早到“疾病控制中心”來進行一系列有關拉沙熱症發病原理的試驗。我向她保證，新的工作環境將對她的生命會有所改善，我在下午的退伍軍人疾病大會上同她分別。 奇怪的是，1976年我在蘇丹的同一項調查工作是蘇卷入病毒學研究的間接原因。她在這個領域里的興趣是由戴維·辛普森引發的。1978年，她在倫敦衛生与熱帶醫學學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攻讀碩士學位，听了辛普森的講課。那次講課對她是一個轉折點。還是讓蘇來講她自己的故事吧。 戴維當時正在波登·當從事出血熱病毒的研究工作，那是英國唯一的熱試驗室，可以供他繼續進行他在烏干達荒漠中開始的病毒性疾病研究。他是對分离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毒作出貢獻的一批科學家之一——也許是他應得的最大榮譽。我對出血熱并非一無所知。我听說過戴維也曾研究那神秘的綠猴病（瑪爾伯格病）（Marburg）；我也知道与此有關的埃波拉病毒看上去很像，長絲狀、卷曲和纏繞的瑪爾伯格病毒，是能致人死亡的疾病。這种病毒如此神秘和凶暴，使我想起科幻小說《安德羅美達菌株》（Andromeda Strain）中虛擬的來自外星球的疫病。它來自何處？何以具有如此致命的毒性？我要進一步了解它。這种病毒實際干了些什么？為什么患者染上它便迅速死亡？ 我清楚地想起戴維·辛普森的講課。我听過戴維講述他1976年在扎伊爾調查埃波拉病毒的經歷。 我們的飛机經過滑行停在朱巴（Juba）机場的停机坪上，准備把東西都卸下來。麻煩的是我們的裝備大多。女工政府堅決相信防毒面具的效用，這种傳統的信念無疑是二次大戰中皇家空軍的英雄范例所造成的。然而，在戰斗中适用于飛行員的東西，并非對解剖埃波拉病毒死者尸体時你臉部最需要的東西。你發瘋似地淌著汗水，几乎看不清你的動作。但我們別無選擇。當我們著陸時，飛行員回過頭來對我們說： “要交著陸費，請替我們付吧”，說著，就將我們連同我們所有的裝備扔下飛机，立即飛走。 戴維是1976年世界衛生組織埃波拉病毒研究小組在蘇丹的主要調查員之一，他是一個才華橫溢具有吸引力的講師，但同時又有點自行其是，靠頭腦和毅力在人生道路上一帆風順，而他确實有毅力。我怀疑他從未仔細准備講稿，可是他的講課水平總是一流的。也許因為他是愛爾蘭人，具有傳奇的愛爾蘭人天賦的口才，說起后來令人不得不信服。但是吸引我去听課的既不是戴維的贓力，也不是他的深刻的智慧。真正引起我的好奇心的是他在世界各地探尋病毒的經歷。 我們終于來到喀土穆，對當局控制放行感到焦慮。但是我們不能前進。我們無法動彈。我們在叢林中找上有關官員的門，但是他們堅持說毫無辦法。馬里迪周圍已經建立起一道防疫線，沒窄任何進出該城的交通，每個人都害怕得不得了。他們告訴我，無法找到愿意運送我們的人。他們不愿或不能幫助我們。 于是，晦，你看！緊要關頭出現了解圍的人。如不是上帝自己，也是他的代表，降臨現場。你猜，誰來到朱巴机場了，不是別人，正是坎特伯雷大主教。還有，他有自己的飛机。原來英國圣公會在蘇丹南部被圍困的人群中有一大批追隨者。他是去南方幫助那些信徒而途經此地的。顯然，對于當地政府，主教是比我們更為重要的人物，因此沒有人會干涉他，不讓他”飛到任何他想要去的地方。于是，我們找到大主教請求搭乘他的飛譏。他說：“當然可以，來吧！” 我至今不能肯定他是否完全理解這場突然爆發的瘟疫的全部意義，或者他自信有上帝保護，而全然不顧瘟疫的危險。 戴維接著談他在馬里迪的調查，在那里他找到一所被棄置的醫院，該院的許多工作人員死于埃波拉病疫，其他人員則躲在各自家中，但疫情仍時有發生，他就在空地中間解剖尸体。他最后來到恩扎拉（Nzara）鎮。他爬到一座棉紡厂的屋頂去抓蝙蝠，希望能在其中的身上找到引起埃波拉病的病毒。他將這只死蝙蝠裝在箱子里送回波登，由一位名叫厄尼·鮑恩（Ernie Powen）的研究人員將它打開。沒有人告訴厄尼箱里裝的什么，因此當他發現那六只蝙蝠時很是惊訝。遺憾的是，波登的研究人員在蝙蝠身上找不到埃波拉病毒的線索。但就我而言，這与本題無關。當截維繼續往下講時，我唯一想到的是：這正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才作出這個決定，并用了更長的時間才真正參加和戴維所描述的那樣一項調查工作。然而，我總是一個后來者，在我的道路上有許多障礙，遠比我想象的要多。 1943年8月，我出生于英國的登比（Denby）市。當時正是酷熱的長夏，該市正在遭受唯一的一次空襲。母親說過在我出生前采集黑毒的事。這是很不尋常的，因為在英格蘭北部通常黑毒要到八月底才成熟。我最初的記憶是當敵机在頭頂上飛過時，我仰躺在通向防空掩蔽体的樓梯上的情景。 當我11歲時，我被送到威爾士北部的一所寄宿學校讀書。那好像被放逐一樣——真正完全的隔离。我在那里度過的6年時間，是一生中最不愉快的日子。為了排遣孤獨感，我貪婪地閱讀我能找到的一切散文、小說和詩歌。我學音樂、彈鋼琴和風琴。 當我以英文、法文和歷史都是A等的成績畢業時，我發現自己已在人生道路的分水岭上。父親和母親遷居巴黎近郊，因為父親將在楓丹白露（Founfainebleau）的北約總部（NATO）工作。于是我得有机會在巴黎大學（Sorbonne）讀書并有過几次真正的旅行。 在法國和意大利消磨了兩年之后，我逐漸顯現出掌握外國語言的能力和向往异國他鄉的情緒，我下打算回到寒冷、潮濕和灰漾漾的英國，但是我要謀生。到這個時候，我實際上已把自己當作一個地中海人了。我再也不能使自己适應故土的生活。我同一個年齡比我大的人結了婚，他到處旅行，特別是非洲。 我自己要旅行的激情并未隨結婚而消逝。相反，隨著歲月的推移變得越發強烈了。27歲那年，我覺得一定得采取某种行動了。我決定要做一些人們曾經告訴我，像我這樣已婚婦女，特別是有一個孩子的婦女做不到的事情。我要成為一名醫生。 不管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英國流行的對婦女不宜學醫的偏見，我上了當地的技術學院，選讀物理、化學和動物學等課程，以便能達到醫學預科課程的要求。也許那些主管人以為這些課程足以便我生气而放棄我的脫离常軌的道路。誠然，我坐在15歲男孩坐的最后一排的未位，熬過了艱難的第一學期。盡管這些孩子還不成熟，他們已經學過兩年物理，這意味著他們知道所有的答案，而我則一無所知。 然而我下定了決心。我盡量把一切都記錄下來。下課后就去接漢娜（Hannah），然后回家，准備晚餐，并料理家務。只有這一切都做完了，我才能坐下來做家庭作業。這也并不容易。1967年那時還沒有袖珍計算器，而我又恥于讓人知道我已經忘記了對數運算了。因此，整整一個學期，我都用長長的乘法和除法運算，寫得滿紙都是，就像《阿麗斯漫游奇境記》小說中的老鼠尾巴，直到我哥哥可怜我，送了我一把計算尺。 無論處于何种困境，我總是能夠在A級物理和化學課中門門得A分。我想這樣的成績足夠使我順利進入醫科學校。當時對婦女是有限定名額的，接納的限額為所進班級人數的15％，而大多數成功的女孩子是從高級私立學校畢業的化學專業學生。即使如此，我相信我仍能進得去。我給所有我能想到的每一所醫學院的院長寫信，所有的回音都是一樣的：我被認為是“不合适的”；有一所學校直截了當地讓我回到廚房水池旁邊去。同時，我看到醫學院接收比我年輕、學習成績差的男同學入學，原因是橄欖球打得好。 值得欣慰的是，有一個例外：皇家自由醫學院院長費朗西絲·加德納夫人（DameFrarces Gardner）出于好奇，約我面談。我們談話之后，她同意接收我，盡管這樣做明顯地違反招生委員會其他委員的意愿。于是她提出一條不可違背的條件：我必需出具丈夫的信件，保證他在我結束四年學業之前不与我离婚。他照辦了。 加德納夫人嫁給一個名叫喬治·奎斯特（George Quisi）的好人。他是我遇到過的最古怪的人，他的名字令人想起狄更斯小說中的一個人物。其實，曾有謠傳他是理查德·戈登（Richard Godon）的喜劇小說《家庭醫生》（Doctor in The house）中的古怪外科醫生蘭斯洛特·斯普拉特（lancelot Spratt）爵士的原型。他常常拒絕在外科手術教室中進行手臂消毒，雖然十分合理的，他自己從來沒有不進行消毒就做手術。他走進手術教室，穿上一件大號的塑料工作裙。為向他的學生演示一項外科技術，用帶血跡的棉花球取出一大套鉗子，利用這套鉗子在圍裙的正面闡明他的論點。他的腰圍很大，因此有足夠的地方進行演示。有一次喬治·奎斯特在開車（他開車不穩）將我從一所醫院送到另一所醫院的途中告訴我說，有一個（唉，也許不足憑借的）傳說，說他曾經給錢讓正在建造一所新醫院的工人們喝啤酒，鼓勵他們堅持罷工。他說他不贊成新建筑。 我抱著相當程度的憂慮進入醫學院。我肯定我會處于一群很聰明的男生中間，他們將徹底胜過我。此外，在路上來回還要各一個半小時的時間——我們注在离倫敦50英里的地方——這就耗費了我一天的大部分時間。但是我感到能夠進醫學院學習是一种殊榮，因此我不在乎不能滿足家庭和工作兩方面對我的要求。我非常幸運有家庭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我的能力甚至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呀。而且我后來竟能在交通車上大量地閱讀。唯一的問題是當我取出我的解剖學書藉——特別是當我翻到有關性的片段時，同車的穿著細條子工作服的人所表現出的惊奇。在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里，我甚至把盛放著一具真正的骷髏的盒子放在我頭頂上方的行李架上，但愿它不致于掉下來將所盛的東西散落地上。有人告訴我，如果出了這樣的事故，根据不知何時制訂的“解剖法”，我將會被抓起來。這條法律就是為了制止任何与醫藥有關的東西不當地惊嚇公眾而制訂的。 我的事業也受到另一位意志堅強的婦女的影響，她就是希拉·謝洛克（SameShei1aSherlock）。是她引導我通過了實習醫生。她相貌威嚴，對人要求嚴格，她因為對引起黃膽性肝炎在國際上所持的立場而以黃色皇后的綽號著稱。在她的管轄下，根本不允許出錯。她秉性古怪，才華出眾，可能會是《愛麗斯漫游奇境記》的作者筆下創造出來的人物。有一次她參加她的住院醫生們組織的一個圣誕節聚會，她徑直走到盛著混合香甜飲料的大酒缽前面。那是一個放滿干冰的大色譜箱。為的是使它放出誘人的霧气。住院醫生們一時都沉默了。 她先品嘗了調制的飲料，然后撅撅嘴皺起眉說：“酒味不夠”，她轉身對一位住院醫生說：“孩子，到我桌子底下把一瓶威士忌酒拿來。這酒是一位病人為了感謝而送我的禮物。”酒瓶一到手，她就把酒倒進大缽，統統都倒進去了。這次聚會結果開得很好。 我很幸運与特麗莎·泰特（Teresa Tate）成了好友。她是一個可愛的女孩，有著一頭淡黃色的頭發。她出身有錢人家，還曾与安妮公主（Princess Anne）一同上學。因此她進醫學院并非為了將來的生汁．而是出于她要成為一名外科醫生的志愿。她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人——沒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擋得住她。當我們兩人結合在一起時就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這使謝洛克夫人非常高興。這是我一生中見到的領導偏愛婦女甚于男人的唯一一次。 有一次，特麗莎和我忽發奇想，用彩色蜡筆在病人的記錄紙上做標記：紅色代表血紅蛋白，黃色代表膽紅素（bilirudin）。膽紅素是引發黃疽病的。我們把結果貼在病人的床腳一端。謝洛克夫人党得這樣做挺好，并讓年長的住院醫生們看。她大聲說：“瞧，孩子們，事情就該這么做！”（她總是稱呼男士們為“孩子”。）“現在你們可以看見發生什么事情了”。我們的同事們真正喜歡我們兩人。我們可以看見他們那种咬牙的樣子。 醫務實習期后。我必須當六個月的外科往院醫師。但外科不适合我的性格，外科醫師好像并非真正需要用腦子辦個。他們老是開刀。除此之外，我的興趣在另外的方面。自從我在謝洛克夫人手下工作、護理肝炎病人起，我就對病毒著了迷。因此當我一旦完成了外科注院醫師的任務之后，就自然而然地到公共衛生實驗室服務部，（PHIS）（Public HealthLaboratory Service）去工作，那里是英國一個病毒學訓練的好地方。 問題是那時候病毒是科學的灰姑娘。醫學界對病毒并不認真對待，因為他們認為病毒并非引起疾病的一個主要因素，而且，不管怎樣，“沒有辦法對付病毒”。在那些日子里，把公共衛生的重點放在疾病的預防上是一种陌生的觀點。你等待患者得病，然后設法去醫治他。此外還廣泛地相信現代藥物已經戰胜了像小儿麻痹症那樣的疾病，一位同行甚至為我的興趣而責備我，他堅持認為我專攻病毒性疾病是很“不恰當的”。他說我需要深入研究的是細菌學一一像他所做的那樣一一那一定會提供我成為一個病毒學家所需的一切知識。然而，不知怎么，我堅信他是錯的，而且，在這點上，大多數人是錯的。我堅信病毒學將成為一門有發展的事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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