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在沙特阿拉伯、麥加圣地及附近的吉達發生了數起“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例。這引起了沙特政府的警覺。在這個國家里無人了解這种疾病及治療方法。鮑勃·方丹（BobFontaine），是主持“疾病控制中心”沙特地區流行病學培訓項目的流行病專家，他建議沙特政府邀請我去當顧問。 這事正好發生在每年一度麥加朝圣臨近之際，世界各地穆斯林朝圣者紛紛前往麥加。除了朝圣的傳統習俗之外．朝圣者還要奉獻牲畜，供當地的窮人分食。每年來麥加的朝圣者有兩百万，因此需要屠宰大量牲畜。鮑勃已先追蹤查出病毒來源于屠宰場。所有的發病人都接触過新鮮的羊肉。大多數患者是屠宰場的工人。沙特當地的阿拉伯人看不起這种低賤的工作，只好留給周邊國家的外來勞力去承擔。這些粗曠、能干的屠宰工有個坏習慣，當雙手忙著干活時，他們就把帶血的屠刀含在嘴里。 我們面臨一种可怕的前景：大規模的疾病爆發与朝圣有關。鮑勃与他的同事制定了控制的措施。 我被邀請到麥加演講“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我不清楚我會受到什么待遇，其實我不必擔心，与會者對此十分關注，他們知道麥加和吉達都有這類病例，急于了解更多有關這种毀滅性病毒的情況。我先給他們講了發生在迪拜（Dubai）一所醫院里的一例“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迪拜是波斯灣的一個盛產石油的酋長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酋長國之一），沙特阿拉伯的鄰國，一位大量出血、陷入休克的病人，被送進急診室，外科醫生們竭盡全力搶救他，在必要時還用了人工呼吸，但最終未能挽救他的生命。几天后，急診室的醫生們到了，同時還出現了休克和大量出血症狀，他們最終被病魔奪去了生命。 我望著面前無數張面孔，接著講述了另一個類似的另一例，這個病例發生在巴基斯坦。 “1976年在巴基斯坦的拉瓦爾品第地區，一個牧人被迭進醫院。當時他吐血。外科醫生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給他進行了手術，但沒能救活他的生命”，几天后那位外科醫生自己也死了。 這時我注意到大廳后排有一陣騷動，一個男人站起身，說：“我認識那位醫生，這事太可怕了，當時我們所有的入都感到作常震惊。” 接著是一片寂靜，我等了片刻想知道這位男子是否還有話要說，他沒再說什么。 我繼續講，這种病毒最初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蘇聯人發現的。事情的經過是：一群蘇聯士兵被派往克里米亞半島上一個被戰爭破坏的農村里，幫助收割，不久，許多士兵染上了奇怪的疾病，這种疾病的特征是出血和休克，死亡率高得惊人。這种病毒跨越里海傳播到保加利亞。實際上這种病毒的入侵在保加利亞已經成為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迫使保加利亞人生產疫苗与之抗衡。這种疫苗是從接受過活性病毒感染的老鼠腦子里提取的，而病毒本身因加入福爾馬林（甲醛水溶液）而停止活動。我是在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ki）的一個飯店房間里看到這种疫苗的。這個城市位于保加利亞邊界的南邊，接近希腊。我同許多國際知名的病毒專家在一起，把一位資深的保加利亞病毒學家團團圍住，他手里舉著一個玻璃瓶，“這就是疫苗！”他自豪地宣布，仿佛見到這玻璃瓶就可以讓我們相信疫苗的功效。 他聲稱所有派駐前線的士兵全部都接种這种疫苗，沒有一人再染上這种疾病，但他沒有向我們透露有關疫苗的進一步詳情。另外，保加利亞是個共產主義政權的國家，所以我們雖然重視他們所說的疫苗情況，但總的說來對此還有所怀疑。 后來這种疾病再度被發現。這次是繞了半個地球來到了中國的遙遠地區，喜馬拉雅山北邊的新疆。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被中國人稱為“新疆熱病”。塔克拉瑪干沙漠和戈壁灘都在新疆境內，該地區气候惡劣，沿絲綢之路的古貿易城鎮的遺跡就隱藏在這片荒蕪的廢墟里。湯姆·莫納思（Tom Monath），研究黃熱病的專家，也來自“疾病控制中心”，他講述的在中國經歷的那件事与我在塞薩洛尼基的經歷摹本相同。當他問起“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這一疾病時，一位官員給他看了一小瓶裝有同樣用福爾馬林抑制活動的疫苗，并詳細解釋它的功效，只是從未說明它的作用如何，疫苗是用什么制成的。盡管我們滿腹狐疑，但我們都一定還記得“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是一种急性病。也許能用一种簡單的疫苗來預防，也許中國及保加利亞專家已經在繼續研究探索。實際上，中國和前蘇聯一直對出血熱疾病的研究很感興趣，据我們所知，蘇聯軍隊确定了一個巨大的實驗規划來調查這些疾病。 1956年，這种病毒最終從一個垂死的男孩身上分离出來。這個男孩當時在非洲的剛果，因此就采用剛果作為病毒名字的一部分。這种病毒是巴尼亞病毒中的一种，由扁虱攜帶、傳播，這些病毒可以通過許多牲畜傳播，尤其是綿羊和山羊。“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主要是由硬扁虱傳播，硬扁虱在于燥、炎熱的地區繁殖很快，人感染病毒是通過以下途徑，即：硬扁虱的叮咬、接触感染了病毒的動物的鮮血、或接触病毒感染了的病人的鮮血和肌肉。 我先給沙特的与會者講了“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的歷史，接著又給他們講述我們早期在非洲進行的有關“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的調查。1986年，在南非，喬和我調查在卡拉哈里北部半沙漠地區突發的一連串起因不明的出血熱病。据我們了解，其中許多病例与遙遠的牧羊場有關，1989年，我們倆又到塞內加爾調查“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我們參加這次調查，起因是一位名叫馬克·威爾遜（Mark Wilson）的研究者在弗羅的偏遠的薩赫勒地區研究當地的動物和昆虫。在調查的過程中，他發現動物，主要是羊染上“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病毒的比率高得惊人。人染上這种病毒的比率是否也同樣如此？這情況還很難弄清楚。薩赫勒是一個沙漠地帶，寸草不生。這片荒野上沒有醫院、醫生、診所、商店和交通工具，只有沙漠、荊棘、時隱時現的水坑。游牧人的牲畜聚集在水坑周圍，發出輕輕的叫聲。此地汪沙扑面，衣服、眼睛、鼻予、嘴里，都吹進了沙子。 此地居民多是游牧部落，他們沿著撒哈拉沙漠的南邊，赶著牲畜千里迢迢尋找水源和牧場。這群可愛的人多數是穆斯林。他們過著艱苦、自律的生活，男人放牧時，其他大部分勞動由女人承擔。她們汲水，舂米。舂米時把六尺長的木杆揮舞過頭頂。极有節奏的善米聲音与她們那高條、嫵媚的身影頗有韻味。 當地的男人可以娶妻納妾，但他們到底有多少只羊，穆斯林教有規定他們無權知道，不然就會給他們惡運。羊群已屬于真主阿拉的，只有他才有權知道這一切。這就給馬克的工作帶來困難。為了研究，他要搜集資料。必須知道當地牧羊的數量。既然這樣做要触犯當地的習俗，他只好想出另一個可行的辦法：數羊糞蛋。每天清晨，他就去羊群過夜的荊棘叢中，清點新鮮的羊糞蛋。雖然這不是統計羊群數字的最好辦法，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他是盡力而為了。 我們到了薩赫勒，就同牧民住在一起。他們熱情、慷慨，為我們搭起了兩座茅草屋，這房子与蔓藤涼亭聯在一起。可我們宁可在屋外宿營，因為茅草房离雞棚只有三尺遠，一大清早公雞喔喔叫，我們無法躲避。當地牧民對此已習以為常。我想唯一解決這個問題辦法就是把雞殺掉，炖鍋雞湯。 我們很想知道這一地區發病時的情況，如發病時如何進行治療？但找出答案确實很困難。我們花了几個星期的時間詳細詢問當地牧民，他們很友好，也很合作，但我們未能發現有關“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例及死亡的任何跡象。 我們在動物身上發現大量“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毒，但沒發現人染上這种疾病。我對沙特的听眾說：“也許在這一地區，病毒有所不同，它只傳染動物，對人沒有危害。”或者是牧民對該疾病已經有了抵抗力，或是染上這一疾病的人士部死亡了，我們從未得到真實的情況。關于病毒的情況這些部落的牧民守口如瓶。我們無法找到任何線索。“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發現已經半個世紀，但至今它仍然是個謎。 驅車前往麥加前，我先去了利雅得，然后又到了吉達。在吉達，我碰到了麻煩。我單獨前往吉達，直到我登記要住進我事先訂好的一家四星級法國飯店時，我才知道有問題，前台服務員惊恐地看著我。 “對不起，女士，”他問，“你的男伴呢？”我問：“什么男伴？我為什么需要男伴？” 服務員一臉窘迫，這時我才想到在這個國家，女人不應該一個人出游，一定要有男伴，更何況，是要單身住進旅館。我只好請他們把經理叫出來。 經理一出來，就認出了我。他曾是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市的瑪咪約科(Mammyyoko )飯店的經理。這家飯店也是索菲亞特爾的全球連鎖旅館之一。他十分抱歉地說，他不能冒險讓一個單身女子住進飯店，還說專門負責宗教事務的警察隨時會出現，一旦被發現，他的旅店就要關門停業。 我問“那我該怎么辦，我是沙特政府請來的客人！如果我睡在大街上，他們會怎么處理？” 最終問題還是解決了。他們做了些手腳，更改了許多登記項目，才收容了我。确信不再節外生枝，我到飯店的咖啡館去吃午飯。侍者走過來，禮貌地請我移到“家庭房”用餐。我同樣禮貌地告訴他，我沒有家人隨行，我在這儿覺得很愜意。侍者只好提心吊膽地給我上菜。顯然他是奉命要所有的落座的女客，包括我們西方人都移到“家庭房”，不能与男客混在一起。我也打消了去游泳輕松一下的念頭，那也是“女士止步！”我只好把自己關在房間里。 第二天，我与我的邀請人，沙特阿拉伯衛生部的几位醫生碰頭，他們身著白色的、長長的、飄垂著的長袍，戴著方格頭巾，彬彬有禮地詢問我的健康狀況，一切是否正常，食宿是否安頓好？ 我笑著回答“很好，一切都很好，沒有問題。這回我可見了世面。” “見世面是什么意思？”他們追問。接著又說“你肯定是碰到了麻煩。” “不，一點沒有，”我向他們保證“就是見了世面，僅此而已。”我又重复一遍。過了一會儿，我又說：“我想現在我可知道黑人在南非是什么滋味了。” 他們終于明白了我的意思，開始笑了。他們知道了發生的事情，有點尷尬。雖然當時食宿安排令人不愉快，但以后我全部逗留期間一切都很順利了。我發誓絕不再跨進這個國家。 鮑勃·方丹和他的同事完成了調查。他們斷定“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也許在沙特阿拉伯一直就存在，只是發病率不高。只有在朝圣者中間這种病毒才得以傳播。他們為了滿足祭把的需要，沙特從世界許多國家進口了牲畜。這些國家包括蘇丹、伊拉克、也門、伊朗。上述國家的許多地方都有硬扁虱，也許這也就是“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毒。從新西蘭進口的羔羊干淨，健壯。但問題出在屠宰場的工人身上。屠宰前，他們把所有的羊都關在一個大的羊圈里呆上几個星期。所以伊拉克羔羊身上的病毒很容易傳給新西蘭羔羊。屠宰之前，羔羊可能染上了病毒。 在鮑勃的倡導下，沙特政府想方設法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所有進口牲畜都必需檢疫。這樣做的結果是：在朝圣季節“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毒已不再像過去那樣出問題了。 以后我在巴基斯坦工作時，我告訴當地的男人----當然是穆斯林了——我曾在麥加做過報告，這使他們大力震惊。一位白人婦女去過麥加！還作報告，簡直不可思議。 1986年，為了追蹤“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毒，我和喬去了南非。霍斯特·庫斯納（Horst Kustner），比勒陀利亞的衛生人口發展部專門負責流行病工作的主任，邀請我們前去調查該疾病的發病情況。該机构与美國的“疾病控制中心”的職能完全相同，只是沒有“疾病控制中心”丰富的信息資源這一有利條件。霍斯特五十多歲時曾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過，在南非唯一的一個流行病研究部門任主任時，完全是單槍匹馬工作。我們在比勒陀利亞辦公室見到他時，他顯得很焦慮。“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令南非衛生部門負責人憂心忡忡。他們認為只有真正了解這种疾病對人体的危害，才能确立一套防疫措施。听了霍斯特簡要介紹情況后，我們決定建立一個“疾病控制研究室。” “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是一种很難研究的病毒，原因是在地理位置及發病時間上，病例總是很分散。病毒的實驗工作也受到阻礙，其原因是動物染上這种病毒而發病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不幸的是人類卻無法逃脫病毒給他們帶來的惡運。 接下來我們去拜訪鮑勃·斯旺波爾（Boh Swanepoel），一位老朋友，著名的出血熱病專家。他在約翰內斯堡有一個第四級病毒隔离實驗室，這是僅次于美國國內的世界一流的實驗室。我們不僅需要鮑勃的幫助，而且還了解到他上在做這些病例的實驗診斷。鮑勃，這位身材矮小、精力充沛的專門研究動物病毒的專家，几年前离開津巴布韋（當時叫羅得西亞）前往南非工作。他進入克魯格公園野生動物保護區，從大量奇特的烏和動物身上采集血佯，他也因此而出名。調查結果令他吃惊，除了非洲的旋角大羚羊外，所有的動物都有“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抗体。這一發現确實很了不起。鮑勃研究所獲資料不僅使我們興奮不已，更重要的是這些資料表明，“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毒在野生地帶廣泛傳播。1984年，鮑勃曾在泰格伯格醫院（Tygerberg Hospital）調查過受病毒感染而發病的九例病人，其中兩人死亡。他告訴我們，庸情不是很嚴重的所有病人，都与這些病人及他們的血液有過直接接触。到此為止，可以證明，在南非出現的所有“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毒感染都与屠宰牲畜，扁虱叮咬有關。令人吃惊的是，非洲的鴕烏卻養得羽毛丰滿。 我們想同鮑勃見面談談應該沒有問題。准知道与他通話時，他的口气听上去极不情愿，我們一再堅持，會面的時間才定下來。霍斯特派他的統計專家，安娜密克·米德爾庫普（AnnamikMiddick00）也來參加。我們在鮑勃的辦公室等鮑勃時，安娜密克顯得局促不安。鮑勃進來后，一付敵視的樣子。后來，我們才知道他与霍斯特已不來往。我感覺他們之間的矛盾還相當复雜，他們各自為政。 我們的問題，一方面我們的調查需要鮑勃的幫助，因為他能提供一流的實驗室設備和疾病的鑒定，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霍斯特的幫助，他會給我們配備流行病專家協助工作。我們應流行病研究員的邀請，幫助他們解決問題。我們感覺到雙方關系緊張，科學界這類事情并不稀奇。但這次麻煩的是，雙方都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決定拋開雜念，集中精力解決眼前的問題。我們听從鮑勃的安排。他同我們講了心里話，心情好多了。 他告訴我們自1981年他便開始在南非做人体上的“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調查記錄，所有病例都是在他的實驗室里診斷出來的。他見到第一個病人的鮮血是從一個12歲男孩身上抽取的。這個孩子与他的朋友一起去“先鋒隊”夏令營露營。這些男孩走進灌木叢中，在大草原的樹下露宿了一晚。所有的南非儿童都要參加這些活動，安排這些活動是為了讓他們了解自己的國家。這個男孩從夏令營回來就病倒了，檢查發現他頭頂上有可疑的腫塊，一定是扁虱咬的。 這個男孩的病情急劇惡化，大出血后死亡。 把病毒從這個男孩的血液中分离出來后，鮑勃帶了一條毯子驅車前往夏令營，找到了男孩宿營地點，把毯子舖在草地上，這是昆虫學家捕捉扁虱的最原始的方法，第二天毯子上爬滿了扁虱。 我們与鮑勃達成協議。我們同安娜密克及霍斯特派來的几位年輕研究員前往金伯利（Kimberlev），我們采集的樣本則送到鮑勃的實驗室化驗。鮑勃還答應讓他在金伯利的病毒接触者為我們的研究提供資料。而霍斯特仍留在比勒陀利亞。這樣一來他們倆就不必見面。 要采集的樣本實在大多了。我們在牧羊場和醫院，從六百人身上抽取血樣。此外，當地一位极為能干的獸醫從二千只動物身上抽取血清供我們研究。 雖然金伯利以鑽石采集聞名，但醫院里大多數染上“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的病人都來自遙遠的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Desert）北部牧羊場。去年，金伯利醫院有九名患者，其中一位是牧民，已死亡。前年，有位護士也死于該疾病，這就說明該醫院隔离護理方面還有漏洞。現在我們看到醫院非常現代化，管理嚴格，為“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感染者設置了專門病房。病人在那里得到很好的看護，許多人都痊愈，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因為“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疾病。 得到醫院的支持和合作，我們把醫務人員組織起來，分成兩組，一組在醫院里搞調查，另一組到36個牧場調查了解“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流行的情況。在一望無邊的原野里，有大片的牧場，有些牧場地廣人稀，几乎見不到羊群。在這片荒涼的土地上，宏偉的景觀与單調的生活并存。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此生存。我發覺當地的祖籍歐洲的白人牧民极為好客，也十分粗魯，但有時令人無法理解。一次我們去牧場。一到那儿，就發覺我們被監視，有兩雙眼睛在農舍房門后一直窺視著我們。我們走近，才看清是兩個男人，當地牧場主的儿子。從他倆的表情及一舉一動，看得出他倆有嚴重的智能障礙。這就使我們很快推測這些牧場里，一定有不少的近親通婚。因為這里的情況是：牧場主白人一家与雇佣的黑人住在牧場上。牧場与牧場之間距离很遠，所以近親通婚就不足為怪了。然而這些牧民生活中的甜酸苦辣有誰過問過呢？一位牧場主拿出一個記錄雨水情況的本子給我看，上面記錄著過去二十年的降雨量。最后一次降雨是1977年，現在是1987年。整整十年，沒下過一滴雨。 一走進當地白人的房間，就像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外面的荒漠似乎不存在了。起居室里擺滿了安樂椅，上面套著華麗柔軟的椅套。屋里還擺放著精巧的咖啡桌。環顧四周，到處都擺放著黃銅制的裝飾物和小玩意儿----這些都是這儿的主人到世界各地旅游帶回的紀念品：一雙荷蘭木履。上繪有藍色的風車，微型的埃菲爾鐵塔。凡有外人來必定熱情招待。午飯經常是一大鍋炖羊肉。這倒讓我想起在福克蘭群島上的生活。在那儿，羊肉又稱作三百六十五。因為那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有羊肉吃。此地也是一樣。 我們与外界聯系全靠一部老式電話机。拿起電話听筒放在耳邊，然后對著電話机上的講話筒大聲叫喊。喬說這部電話机，使他想起五十年代他的家鄉，印地安納州的喬治鎮，那個只有五百人的小鎮。 一位牧民給我們講了他染上“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的經過。他還記得當時用手打死了一個扁虱，碰巧他手掌上有一條傷口。三天后，他頭痛得很厲害，全身肌肉疼痛，渾身發冷，只好躺下。他說，他很少因病躺在床上。因為他從未得過病。他不相信“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會把他整垮。躺了几個小時后，他又從床上爬起來，跑到牧場上幫儿子把羊群赶到一起。就在這時，他鼻子大量出血不止，血小板指數几乎接近零；血液無法凝固。他馬上被送進醫院，接受治療。他算幸運，活了下來。 我們調查結果最終公布于眾，結果表明危害人類的“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毒感染与牧羊有關。尤其是与當地牧場主接触羊的方式有關。調查結果說明：這就是為什么牧場主比雇工更易被病毒感染的原因所在。我們在調查結果中還說明，金伯利醫院因“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而死亡的病例是异常的。但這并不說明醫院里的消毒設備不夠完善。實際上，除了一年前死去的那個護士外，還發現一位實驗室的技師帶有“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抗体。她在實驗室工作，与病毒經常接触，卻能安然無恙，确實有些奇特。我們分析這有兩個原因：其一，她在實驗室工作時极為小心，在接触血樣時總戴手套，沒出過任何意外事故。她從未病倒過，這一點很難解釋清楚。這些很可能与她在醫院的工作無關，她被扁虱叮咬過，但無人知曉，我們得出的結論是：盡管病毒在家畜中廣泛傳播，人們會經常接触到扁虱及家畜的血液，但實際上，人感染上病毒的机會還是很少的。 但是人一旦染上了這种病毒，就是致命的。看來我們能做的首要事情是了解我們是否能使用抗病毒藥治療這种疾病。喬使用雷巴抗病毒素治療拉沙出血熱成功后，我們已准備把“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作為我們下一個研究目標。但我們發現“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毒對雷巴抗病毒素极為敏感，我們不清楚在實驗室里，它是否能在人体中起作用。我們不能用動物進行試驗，因為這种疾病的症狀在動物身上反應不出來。喬和我起草了一份議定書，內容是在受病毒感染的病人身上進行實驗。最終我們得到消息：雷巴抗病毒素，在接受這种抗病毒藥物治療的病人中取得了很大成功。隨后在柏林舉行的學術會議上，鮑勃提出了30位這類病人的有關資料。其中只有1位病人接受這种藥物治療后死亡，但他死于并發症，与這种急性病毒感染沒有直接聯系。“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死亡率至少是百分之三十，在某些發病的情況下還會更高。因此，這些研究的成果象征著醫學研究領域里一個引人注目的進步。研究資料的出版及這种可怕的疾病得以治療，這一切都將是鼓舞人心的。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