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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珊幫助救活的兩位感染了克里米亞剛果熱的外科醫生以及同他們一樣的醫生．對一個發展中的國家是無比珍貴的財富，他們是國家的希望和醫學界的驕傲。聰明好學，勤奮工作，救死扶傷，他們的創造确有成效。我們招聘來阿格汗大學流行病學研究項目的人員是新近畢業的醫科學生和年輕醫務工作者。他們也都熱情好學，不畏艱難，永不疲倦。他們渴望有所作為，并愿為此而冒風險。最值得稱贊的是，他們樂意留在自己的國家工作。阿格汗大學自成立以來，已辦成了一所良好的醫學院。培養著优秀的醫務人員，但和其他醫學院的畢業生一樣，有些學生尋求到西方進修，其中不少入便一去不回。我們則鼓勵學生留在國內工作，為國家一片空白的公共衛生事業做開拓工作，從中找到奮斗的樂趣与人生的滿足。如果他們去西方作實習醫生，或住院醫生，能救治多少人呢？而在國內，即使只作一名三級護理醫生，也能救死扶傷無數。如果有更多的人投身流行病學領域，那么總有一天，落后的事后治療將被事先預防所取代，從而節約寶貴的醫療資源。使之更好地服務大眾。 在巴基斯坦，對病毒學的研究与實踐等于零。蘇珊白手起家，在阿格汗大學醫學院創建了病毒學系。像我一樣，蘇珊帶著年輕人在她的實驗室以及我們的公共衛生研究項目領域工作著。我們的規划，從對痢疾、肺炎与肺結核（該國死亡率最高的疾病）的研究，到骨折、燒傷、傷殘的治療，以及城鄉貧困人口的醫療救濟。第一年我們培養了六名學生，支持他們出去獨立追蹤病毒，其中一名學生，阿米爾·賈伍德·汗（AamirJaved Khan）被派到最偏僻的憚路支山區沙漠，在牧民中追蹤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任務很艱巨，但他欣然前往。 阿米爾在給我和蘇珊的報告中說：“1995年8月最后一個星期，憚路支省巴爾汗縣的牧民塔吉·穆罕默德（TajMohammed）像往常一樣到周圍山上放羊，回家后對家人說覺得身体軟弱有點發燒。” 不容置疑，阿米爾是我們最好的學生之一。他已通過了赴美深造的考試，但最終放棄移民机會，留在家鄉工作。他英俊健壯，有著烏茲別克人的圓臉和閃亮的黑眼睛。在多次大型調查中。他表現出色，包括在信德（Sind）監獄調查艾滋病，以及調查C型肝炎。 到游牧部落調查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的想法始于我們那次在奎達旅館中的聊天。當時我因感冒臥床休息。杰米爾汗，沙菲克，阿米爾和蘇珊在房間里碰面，談到了追蹤這种病毒。調查是必要的，但是從何入手呢？我突然想到了，說：“牧民。” 前几天，我們在阿格汗大學醫學院幽靜的庭院里遇到了一位憚路支牧民。他身著傳統的牧民服裝，頭纏艷麗的穆斯林頭巾，外罩白色長袍。他告訴我們他們那里死了很多人。 阿米爾就是為此前往山區的，他最終到達了一個叫科魯（Kholu）的山谷。 在報告中，他寫到：“路太難走。從奎達到這里需要走12小時山路。路窄得僅能容身，兩旁的山壁伸手可及。沒有旅館，幸好我們找到了政府的招待所。這里人煙稀少，但景色美麗。這里是干燥的山區沙漠气候造成晝暑夜寒，夜里冷到零度以下，白天滿是陽光，因此不宜生長糧食作物，蔬菜很少。但山坡上下散布著座座帳蓬，還有駱駝和山羊。憚路支山綿延廣麥，延伸到阿富汗、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大片地區。當地人善于編織美麗的挂毯，刺繡也美妙絕倫。” “這里缺電少水，更沒有油气燃料。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距此不到兩百公里就是蘇伊（Sui），巴基斯坦最大的天然气田，但這里的百姓根本享用不到。阿富汗境內的戰火近在邊境，也使牧民們不得不放棄每年夏天到高地草場放牧的傳統，只得在風沙不絕的低地掙扎求生。至于遍布世界各地的西方象征——可口可樂廣告，在這里根本看不到。” 原始的自然之美与艱難的牧民生活震動了阿米爾。他的同情心与生俱來：烏茲別克人從北方的阿富汗和蘇聯遷來，緊鄰憚路支山區，很多部族有著共同的痛苦命運。 報告繼續寫道：“在接下來的兩到四天時間里，塔吉·穆罕默德越發虛弱，嚴重背痛。起初他只想在家休養一下，到了8月28日，他的牙床開始出血，于是家人驅車半小時把他送到巴爾汗鎮的公立醫院。醫生檢查后，認為是毒蛇咬傷，需要抗毒血清，但巴爾汗鎮沒有。于是他建議把病人送回科魯，車開出50分鐘后，病人開始流鼻血了。 8月30日下午兩點，塔吉·穆罕默德到烏斯曼醫生（Dr。Usman）的診所求診。烏斯曼醫生檢查了病人，并用一种混合草藥清洗了出血的牙齦。但是到了第二天，病人開始吐血，烏斯曼醫生找來兩位同事會診，三人一致認為是當地特有的小蛇咬傷的，傷口不易覺察。他們為病人注射了抗毒血清，并建議病人到木爾但城（Multan）的大醫院就醫。但塔吉宁愿回家。不久，他死在了家里。他的兄弟可汗·穆罕默德記起了病人死前身上遍布青紫色斑痕，肚子上有血紅的斑點。 塔吉·穆罕默德生病時，他的兄弟可汗一直陪伴身邊并為他擦洗血跡。在病人死后第二夭，可汗身体發虛，腹痛并出現腹部紅斑。背和膝關節也開始痛，但三天后，他康复了。 而烏斯曼醫生則在9月2日開始發病。雖然他感到虛弱，身体痛，仍抱病出診。5日一早，他的叔叔注意到他的牙齦流血。鳥斯曼醫生才告訴家人自己可能從塔吉·穆罕默德身上感染了某种病毒。家人送他到德拉加齊汗（Deranghazi Khan）城尤蘇夫醫生（Dr。Yousuf）的診所里。尤蘇夫醫生化驗后發現他的血小板只有一万六千（正常指數為二十万。建議他轉往木爾旦城的尼什塔醫學院（Nishtar MedicaI College）附屬醫院。等他到達那里，卻找不到醫生就診。等他被安排進家庭醫科病房時已是6日午夜。他被當作傷寒和瘧疾治療，毫無療效，依然高燒不退，血小板數仍低落，當時他神志清醒，尚能進些飲食，但從7日早晨開始，直腸整天出血，只好輸入五個單位血漿。就在主治醫生准備將他轉往卡拉奇的阿格汗醫院時，他已大口吐血，晚上8點30分，烏斯曼醫生在尼什塔醫院去逝了。 在他去世前兩小時內，大約四五十位親友成群到床前探望（就像在非洲一樣，在巴基斯坦，疾病与死亡并不是隱私。床邊血跡斑斑，許多來探望的人都接触了充滿病毒的血液。遺体被運回科魯埋葬。五大后，其中的一位親戚賈旺·沙（Jaw；indShah）開始發燒，被診視過塔吉·穆罕默德的醫生奧蘭澤布（Aurangzeb）診斷為蛇咬。瘧疾化驗亦呈陽性。第二天，病人牙齦出血，被轉往德濟汗市民醫院（IXiKh；1nO、利Hospiial）時，血小板數目极低。9月19日上午，他開始流鼻血，并持續高熱。當天中午就去世了。遺体運回科魯下葬。下葬前，他的叔叔阿齊姆汗為他洗了身子。” 讀到這，我們數了數受害人數，10人染病，其中，1人死亡。阿米爾總結道：牧區的虱蠅及其他吸血寄生虫寄生在羊、山羊和駱駝身上，傳播疾病不可避免，并完全有可能從木爾傳播到卡拉奇，因為兩地乘飛机只需一個小時。而從卡拉奇到歐洲僅為8個小時；到美國13個小時。地理不是保護屏，銀行存款也無法讓疾病退身。如果我們忽視了發展中國家的疾病疫情，西方世界也將難逃厄運。卡拉奇，我們現在居住的城市、是一個重要的環節。 前往卡拉奇的市民醫院得經過一番努力。狹窄的馬路上擁擠著轎車、公共汽車、四輪推車、三輪摩托車以及驢子和駱駝拉的平板車。這條舊的邦達路通往海港和醫院，沿途是殘牆斷壁，搖搖欲墜的危房和四溢的髒水。 巴茲米醫生（Dr。Bazmi）是阿格汗大學專攻公共衛生的小儿科醫生，今年30多歲，身材瘦長，為人熱情，辦事認真。由于多年与貧困和官僚体系作斗爭，面容惟淬，雖然阿格汗大學醫學院刨建伊始他就前來工作，他還是將這所市民醫院視作生身父母，因為他是在那里完成醫生培訓的。隔些時候，他就回去看看，現在他開著車，看著窗外糟糕的路況。 “我開車時一向都關上車窗。 窗外迷漫著車流排放的有毒濃煙。巴茲米說，人口爆炸導致污染嚴重。最近一項研究表明盡管海風吹拂帶來新鮮空气，長拉奇仍是世界上空气鉛含量最高的城市，原因是汽油含鉛量高出任何國家。 市民醫院破舊得像一具衣衫檻樓的骷髏，外牆剝落，大廳昏暗，需要重新粉刷。巴茲米說，像巴基坦許多公立醫院一樣，市民醫院這几年快速老比。他認為是醫療体系的毛病。醫療人員的升遷不是憑醫術而是靠拉關系。政府沒能有效地運作整個醫療体系。醫學院不重視預防醫學与家庭醫學，只偏重培養專科醫生，以開診所為目標。另外，巴基斯坦國民生產總值用于醫療与教育的預算不足百分之一，而軍事預算則高達百分之三十五，另有百分之三十用來償還外債。 “發達國家与發展中國家存在的問題我們都有，又都解決不好。”巴茲曼說。 市民醫院是卡拉奇成上千万貧苦百姓最后的求醫之所，就像金沙薩的瑪瑪那摸醫院，弗里敦的康挪特醫院，阿比讓的特雷奇維爾醫院及基奎特的公立醫院一樣。基奎特是最近一次埃波拉病毒流行的地方。和無數發展中國家的公立醫院一樣，市民醫院的急診室門口回蕩著小孩惊怕的哭聲和傷病者痛苦的呻吟聲。一些女人身著艷麗的傳統服裝，有的則一身黑衣，都蒙著面紗。男人穿著各异，或身著西服，或傳統長袍，頭戴圍巾。不管何种打扮，這些男男女女都因貧困和疾病來到這里求醫問藥。病人在這里看病雖不收費，但藥費及其他費用還得自己承擔。 市民醫院有1700個床位，是全國規模最大的醫院。傷寒与霍亂患者最多，說明清洁的用水与飲食沒有保障。醫院不提供伙食，只能由患者家屬帶來。 “這樣最好了。”巴米茲干巴巴他說。 由于資金緊張，醫療用品与血漿來源奇缺，因此針頭与注射器被反复使用，血漿未經鑒別就用于輸血。卡拉奇醫學院的學生最近發起了為貧困病人募捐的活動，“我們感覺，我們關注”的標語醒目地挂在血庫的牆上。 就像非洲和亞洲的超級大都市一樣，卡拉奇也是在瞬間成長起來的。1947年巴基斯坦獨立時，卡拉奇還只是一個人口30万的港口城市。現在人口已接近一千二百万，每年仍以百分之六的速度增長著。自八十年代初，人口普查就不曾進行過。該國的政府職位空缺，預算，議會議席的數量都根据部族人口分配。由于部族及各省之間沖突頻起，政府不愿意再普查人口。長久不息的政治与民族緊張造成每晚都發生警民沖突，不是受傷、拘留就是死亡。巴米茲把這些稱作“低級內戰”。這樣的暴力沖突在世界新興各大都市都有發生。暴力是窮人与被壓迫者最后的斗爭手段。 在非洲和南美洲上演著相同的悲劇。農民放棄了土地，到大都市尋找工作。作為商業中心，卡拉奇不斷吸引著中亞、南亞甚至蘇聯人前來謀生。無數外來人居住在被你作“蚕食物”的違章房屋里，警察拆了又拆，他們蓋了又蓋。 人口的增長和外來移民使早已無法負荷的基礎建設更加崩潰了斥拉奇的夜風總是吹來腐臭的气味，因為沒有地下管道，陰溝里的污物滿街流淌，自來水不能生飲，許多地方仍需卡車送水，因為不是沒舖水管，就是“水管侍修”。衛生設施缺乏。糞便直接進入飲水与食物中。居民經常感染沙門氏菌、志賀杆菌、霍亂、傷寒及其他腸道疾病，于是錯誤地服用廣譜抗生素。使得許多病菌產上抗藥性。過去十年里，卡拉奇醫院最常見的傷寒杆菌。用最便宜的抗生素即可治療，現在卻對兩三种抗生素產生下抗藥性，同洋，南亞出現的一种霍亂新菌株0139，在卡拉奇用一般的磺胺付它已沒有療效。 所以，一個牧民又能怎樣呢？呆在荒漠的山谷里，連年的戰火、譏餓和瘟疫已經使生計無法維持下去了。還是到卡拉奇這樣的大都市來碰碰運气，也許還有一線希望。 位于高級住宅區的阿洛汗大學醫學院同地處市中心的市民醫院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它有著亞洲次大陸最完善的設施。全部建材均為大理石、花磚和裝飾水泥，十年前興建時造价高達三億巴基斯坦貨幣。盡管醫院為窮人設有慈善床位，但總的說來還是面向有錢人，在巴基斯坦，沒有醫療保險体系。阿格汗大學設有醫學院（醫學院還附設公共衛生科學系）、護士學校、教育發展學院及一所私立醫院。所有建筑群中點綴著…個個优美的庭院，頗具信德式建筑鼎盛時期的風格。紅岩石牆采用沙漠式設計，即使正午，仍能遮陽，患稈和家屬常，在庭院中相聚閒聊。但和許多高級醫院一樣。阿洛汗醫院也面臨著濟世救人与收支平衡的兩難困境。這是福利与經濟的分裂症，沒善良人可醫。 薩廬德·哈米德（Saeed amjd）是個方辭溫和的腸胃科醫生，曾在英國倫敦讀研究生學位。他的低調的態度掩飾不往內心的焦慮，他已認識到他診治的肝炎雖是重大的公共衛生的問題，其實它包含著更多的經濟的与社會的問題。醫藥條件只是其中一部分問題罷了。他每周有五天帶領一群院醫查房。 我們視察的第一個病人是個皮膚黝黑胡子花白的六旬老者，患有嚴重B型肝炎。這种肝炎和C型肝炎一樣，通過血液傳染，慢慢破坏肝髒功能。不同的是，B型肝炎有疫苗，問題是在巴基斯坦這樣的國家里，疫苗注射尚未開展。這位老人在過去几年里已經入院多次，現在只能做保守治療，抽取腹水，注射100美元一針的白蛋白來提高血清蛋白數。這种治療也只是權宜之計，無法恨治。薩依德說，這樣治療所花的費用完全可以給50個人注射B型肝炎疫苗。而薩依德不得不給很多這樣的病人以如此的治療。 第二個病人也是一個晚期肝炎患者。這位52歲的婦女也多次入院，每次都看不同的醫生。這是另一個問題。當地居民沒有固定的家庭醫生，不能在發病早期給予及時治療。第三個病人不僅肝功能衰竭，而且喪失了腎功能。這不是偶然病例。經常輸血或洗腎的病人，通過未消毒的針頭感染肝炎的机率很大。 薩依德說：“我們不斷告訴洗腎中心要為B型和C型肝炎病人提供不同的洗腎机，盡可能減少傳染的人數，但經費不足，洗腎中心只有B型肝炎患者專用的洗腎机，C型肝炎患者沒有。 這又是一個因窮困而濫用西方科技的例子：公立醫院沒有肝炎疫苗，卻有洗腎設備。 薩依德和醫生們走下樓梯來到急診室巡視另一個病人，也是一位肝炎晚期患者，兩天前入院，現在開始吐血了。這位病人住院后第二天覺得病好了就出院了，回到家立即開始吐血，只好又回來。 薩依德說：“如果當初他不出院，醫療費會便宜得多。但也不能怪他，在醫院每一秒鐘都要花錢。” 距卡拉奇辦公樓、銀行和精品店林立的市中心几里的地方是被叫作“伊莎納利”（Essa Nagri）的貧民窟。烏爾都語為“凱奇阿巴地“（Katchi abadi），意思是臨時窩棚。阿格汗大學醫學院社區衛生科學系在卡拉奇為五個貧民窟服務，伊莎納利是其中之一。派駐在此的負責人為夏絲塔·約翰（Shaista John）和沙菲雅·杜利（SafiaDhouri）。夏絲塔29歲，是一位漂亮而精力充沛的社區員工（社會工作者）；50出頭的莎菲雅是一位衛生所護士。在巴基斯坦，只有女人才能出入人家做健康檢查，男人不行。 整個貧民窟共有六條土路，路上擁擠著孩子、推車、毛驢、水牛和吸毒者，1987年，社區中心剛成立的時候，土路上流淌著污水和糞便，泥泞不堪，只能踩著木板才能行走。現在，污水和糞便不見了，盡管當街一條小河時時散發惡臭，但路上的木板已經撤掉，露出可以結實地踩踏的硬土。所謂的社區中心不過是座兩層的水泥樓，里面僅有几張木桌，几把折疊椅，几個鐵皮文件柜和招待來客的茶具。 最初，社區中心的作用在于宣傳保健常識，預防疾病傳播；漸漸地，擴展到福利与社區發展上。居民已認識到講究衛生的必要性。夏絲塔尤其以自己推行的“孩子照顧孩子”計划為榮。由于大人外出上班，年長的孩子就得照顧自己的弟弟妹妹。喜愛戲劇的夏絲塔采用短劇的形式鼓勵孩子們在大人外出時承擔起家庭的責任。 如果說卡拉奇的孩子有未來可以憧憬的話，夏絲塔就是他們的希望。遺憾的是，這樣的人員太少了。 每年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但直到最近，巴基斯但仍不重視這個日子，忽視艾滋病傳播對人民造成的威脅。多年來，我們和公共衛生領域的研究人員一起宣講亞洲將遭受艾滋病的浩劫，但人們不愿傾听，認為是危言聳听，因為沒有足以警醒的跡象。我曾目睹非洲大陸發生的一切，所以不愿看到悲劇在另一塊大陸重演。亞洲國家越早采取行動，減輕災難的机會就越多。1985年，我在德克薩斯州圣安東尼召開的國際會議上向亞洲國家發出這樣的呼吁，結果受到泰國代表忿忿的抗議，指控我侮辱他的國家，因為我在發言中指出曼谷上升的妓女与吸毒人數將使艾滋病蔓延。直到1989年艾滋病毒攜帶者比例激增，才使泰國政府認識到科學家殘酷的預言是正确的。 今天，沒有人再怀疑艾滋病在亞洲的擴散了，唯獨巴基斯但無動于衷。當局總是說：“這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和別的國家不一樣。”但是“世界衛生組織”最近公布的一項報告宣稱艾滋病的感染重心已由非洲轉到了亞洲。擁有世界人口百分之六十的亞洲將成為艾滋病毒攜帶者最多的大洲，到下個世紀初，印度艾滋病人數將是世界第一。 由于极端貧困、暴力与戰亂不斷，亞洲國家的社會結构极，容易崩潰，像柬埔塞、越南和印度這些國家，就是艾滋病高風險地區。到95年底止，巴基斯坦一共公布1500個艾滋病病例，但大家心里清楚，實際數字遠不止這些。在巴基斯坦，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是文盲，患有艾滋病被視為莫大的恥辱。公共衛生工作人員為了調查艾滋病傳播情況，往往要冒生命的危險。 有一次，一個艾滋病患者威脅調查人員。如果他再敢踏進他家一步，就讓他“身首异處。”他舉著阿富汗刺刀，准備時刻扑上來。這种刀是阿富汗戰爭爆發后流入巴境內的。 即使這樣，我們仍不放棄。我們一到阿格汗大學。就開始宣傳防治艾滋病的計划，希望阻止病毒的大范圍擴散。我們發起了一個大規模的基金，讓年輕的沙拉·貝淇（ShehlaBaqui）負責。她剛結束在布朗克斯（Br0nx）的四年工作。計划開始時進展很慢，因為大家對此一點也不熟悉。現在，信德省艾滋病防治計划的主任參与了我們的行動。巴國家艾滋病防治工程由于資金有限，坐吃山空，已起不到作用。十年以來，關于巴基斯坦艾滋病傳播的數据少得可怜。但是我們与省衛生廳合作，又得到美國阿拉巴馬大學与美國政府“佛格提計划”（the Fogarty）的協助，擴充了專業工作人員。現在我們已能夠“訓練更多的人員，并在卡拉奇開設艾滋病特殊診所。” “為艾滋而走”的活動是沙拉夫·阿里·沙（Sharaf AlilShah）組織的。他像外交家一樣用自己的聰明与熱情為活動東奔西走，一方面爭取活動經費的來源，另一方面保證活動不違背政治与宗教的禁忌。為了使“艾滋病与人人息息相關”的觀念深入到各家各戶，他召集了許多小學生參与活動。艾滋病防治要從小做起，孩子不像大人那樣思想僵化他們善于吸收新觀念。 除了艾滋病，災難深重的巴基斯坦人民還要面對許多“怪獸”，營養不良、污染、文盲与環境惡比。而在這些“怪獸”的后面，隱藏著人口過剩与貧窮兩大“惡魔”，這是傳染性疾病肆意傳播的罪魁禍首，如果我們要想改善人類生存的境遇，就不得忽視這兩大“惡魔”。 當然。人類在許多領域取得突破。科學家把人送上太空，破譯人類基因密碼，解開物質最小粒子之迷。但我們深信，如果無法解決人口過剩与貧窮兩大課題，人類取得的所有成就即使不討諸東流，也只能造福少數人。現在是人類把言辭付諸行動的時候了，要想降低人口增長，減輕貧苦民眾的生活苦難，科學家必須超越國界，真誠奉獻所學，并尋求政底間的有力支持，以寬廣的視野包容千百万大眾的苦難。 不論是巴基斯坦境內的貧窮牧民和農民，還是我們在書中走訪過的几大發展中國家的窮苦百姓，他們生存的選擇在哪里？呆在埃波拉病毒和克里米亞剛果熱病傳播的地方，忍受這些疾病的侵害，還是在充斥污染与暴力的擁擠城市里，承受感染艾滋病的風險？他們——和我們——生活在兩個世界之間，而這兩個世界正在互相沖撞中。在病毒的世界里，我們是進襲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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