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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夏天，佛教僧侶与南越政府之間的對抗一直處于暗中積蓄的狀態中，八月二十一日，政府突然采取鎮壓行動。在吳庭艷的批准之下，吳庭儒命令一支精銳的部隊于凌晨時分襲擊了佛教的寺院。他們擊碎了阻擋他們前進的大門，毆打那些企圖抵抗的和尚們，并將數百人關進了監牢。 吳庭艷曾親口向即將离任的美國大使小弗雷德里克·Ｅ·諾爾廷信誓旦旦地保證，絕不會再對佛教人士采取新的鎮壓行動了，然而，他卻并沒有信守諾言。与這种背信棄義行徑出現的同時，另一方面的事情也正發生著微妙的變化，這与巴黎的戴高樂總統有關。在初夏之時，我們就得到消息說，吳庭艷通過其兄弟吳庭儒已与河內進行了秘密的接触。戴高樂也從他在北越和南越的情報人員那里獲悉了同一消息，他熱衷于法國對印度支那地區再度發生影響，并認為，此時正是一個絕妙的良机。他迅速發出了呼吁，希望越南再度統一和實現中立。我們還無法證實這些謠傳的真實性，但很想搞清楚，吳庭艷是否想利用此點來要挾美國，以減輕因為對不同政見者的鎮壓，我們對他所施加的壓力。 吳庭艷已不會再有机會上演襲擊寺院之類的慘劇了。正是在這一周，我們對于越南問題上的所有決策者——約翰·Ｆ·肯尼迪總統、迪安·腊斯克、麥喬治·邦迪、約翰·Ａ·麥科恩和我——統統同時离開了華盛頓，在我的記憶中，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總統正在海恩尼斯港口，而我和瑪格麗特也在怀俄明州的特頓地區，進行一次短暫但又必不可少的度假。盡管，我們的住地是有電話的，但是，由于离開的時間較長，就像我平日离開華盛頓時那樣，我授權我的副部長來處理一切事務。 八月二十四日，有關暴力行為的情報潮水般地向華盛頓涌來，几位留守在華盛頓的軍官認為，這正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机會，可以利用它來打擊吳庭艷的統治。當天，美國已開始部署一次軍事政變，我認為，在約翰·Ｆ·肯尼迪和林登·Ｂ·約翰遜執政期間，這是關于越南問題的重大決定之一。小羅杰·希爾斯曼是這次行動的發起者，他接替了Ｗ·埃夫里爾·哈里曼負責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的職務。小羅杰·希爾斯曼精明能干、勤于鑽研、頗為健談，是一位西點軍校的畢業生。在二次世界大戰中，他曾參加了游擊戰爭，并在后來對此做了大量的研究。他和他的助手們認為，和吳庭艷在一起，我們是不可能贏得最后的胜利的，故必須除掉他。 小羅杰·希爾斯曼給我們駐西貢的新任大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起草了一份電報，這正是行動的開始。電文從一開始即對吳庭儒的行為進行的嚴厲的譴責：顯而易見，無論是軍隊建議實行軍事管制，還是吳庭儒欺騙他們進行了這次行動，吳庭儒都是利用他的強權去砸碎了那些廟宇……吳庭儒已經將自己放在了一個統治者的位置上，這一野心已經暴露無遺。 美國政府絕不能容忍權力落入吳庭儒的手中，吳庭艷必須要表明，他与吳庭儒集團沒有聯系，并任用合适的軍政人物來取代那些人的地位。 倘若在你做出努力之后，吳庭艷仍然執迷不悟，拒絕接受，那么，我們就可能要面對這樣的事實，即吳庭艷本身也不能被繼續保留了。 ……与此同時，我們還必須讓那些軍隊的要人們知道，美國已經發現，繼續在軍事和經濟方面支持ＧＶＮ（越南政府）已無可能了，除非……立即采取有關行動（釋放被捕的僧侶人士），我們認為，這是清除吳庭儒影響的必要措施。我們希望能給予吳庭艷一個适當的机會來撤換吳庭儒及其同党，如果他執意不從，那么，我們將接受這樣一個明顯的事實，即我們對吳庭艷的支持已到此為止了。你也可以适當地選擇一些軍界的首腦，并告訴他們，在中央政府崩潰期間，我們將對他們進行直接的支持。 ……与上述的行動相一致，大使和工作人員應緊急行動起來，選擇各种可以替換的領袖人物，并對在必要的時候，我們撤換吳庭艷的手段和方法，擬定詳細的方案。 小羅杰·希爾斯曼完成電文之后，八月二十四日，Ｗ·埃夫里爾·哈里曼批准了這一電報，他新近升任了副國務卿，主管政治事務。邁克爾·福里斯特爾立即向在海恩尼斯港口的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發去了電報，他是第一任國防部長的儿子，目前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他在電文中說道，“（副國務卿）喬治·鮑爾和國防部正在傳閱該文件……我們想知道，是否您會……阻止這一行動。” 電文的支持者們決心在當天將電報發往西貢。他們在高爾夫球場上找到了喬治·鮑爾，并要求他給在科德角的總統打電話。電話接通后，總統回答說，如果他的高級顧問們意見一致的話，他將同意發出這份電報。喬治·鮑爾立即給在紐約的迪安·腊斯克打電話，并告訴他，總統已經表示了贊同。盡管對此事并不十分熱心，但迪安·腊斯克還是批准了這一行動。与此同時，Ｗ·埃夫里爾·哈里曼正在尋求中央情報局的意見。由于約翰·Ａ·麥科恩不在，他与主管該問題的副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進行了交談，盡管，其并不表示樂觀，但也像迪安·腊斯克一樣表示了同意，因為總統已經同意這樣做了。 同時，邁克爾·福里斯特爾也打電話給在家中的羅斯韋爾·Ｌ·吉爾帕特里克，并同樣向他說，總統和國務卿已經看到了電文，并一致同意。 羅斯韋爾·Ｌ·吉爾帕特里克的想法与我大致相同：我們均對吳庭艷政府日益加劇的鎮壓行為感到擔憂，但是，我們對找到一個更滿意的政權來取代它仍然沒有把握。我們認為，最佳的方法是，在說服吳庭艷改弦更張上進行努力。在軍事上，我們向他提供了大量的顧問人員、設備和金錢，這使我們掌握了相當的權力，并且，對于我們而言，南越政局的穩定才是至關重要的。我們認為，我們可以利用揚言減少對他的援助，或者真正地削減對他的援助，通過一定的時間，來使他放棄那些毀滅性的行為。 盡管持有這樣的觀點，但批准的程序似乎已成定局，羅斯韋爾·Ｌ·吉爾帕特里克也只好投了贊成的一票。然而，他對此舉仍然十分擔憂，怀疑情報的可信性，因此，在電報發往西貢的那個星期六的晚上，他就給總統的軍事顧問馬克斯威爾·泰勒送去了一份副本。 在我見到的人中，馬克斯威爾·泰勒是軍界最有頭腦的地緣政治學和安全事務的顧問。他們這一代軍事將領從二三十年代即投身于戎馬生涯——就像我前面說道的那樣，在那個時期，我們的國家對軍事完全忽視了，人們對軍人的態度如果不是蔑視的話，至少也是漠不關心的。馬克斯威爾·泰勒是一位戰爭中的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指揮了第１０１空軍師，并在既定進攻日的凌晨，率領該師空降到諾曼底。他也是一位知識淵博的學者，能說六或七种語言，其中包括日語和朝語，并且，他已出版了兩部關于軍事問題的著名專著。 小羅杰·希爾斯曼的電報使他感到震惊——尤其是電報已被批准并發出。馬克斯威爾·泰勒知道，這標志著我們對越南政策上的重大變化；此外，這一做法与他原先認為正确的做法也是完全相反的。后來他說，如果不是那些在華盛頓的反吳庭艷小集團在高層官員缺席之時，玩弄“极其惡劣的規避花招”，這一電報是絕不可能被批准的。 總統很快就對電報的發出感到后悔了。在后來的年代里，博比·肯尼迪在一次口述歷史的談話中回憶說，他的兄弟視這一決定為一項重大的失誤。博比·肯尼迪解釋說：“在周末的科德角，他過于迅速地做出了這項決定——他以為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國務院的人們都清楚此事。然而，事實上，只有留守在白宮的Ｗ·埃夫里爾·哈里曼、小羅杰·希爾斯曼和邁克爾·福里斯特爾清楚此事，而他們又都是這一行動的堅定擁護者。” 在馬克斯威爾·泰勒的眼里，該電報代表了一個极為惡劣的花招，我對此卻不持相同的見解。眾所周知，小羅杰·希爾斯曼有時喜歡脫离正常的官方渠道來行事，就像他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一樣，其他人對他的行為也听之任之，這正是導致這一失誤的根本所在。今天我仍為此事的出現感到震動和悲痛，因為我意識到，就在華盛頓和西貢的官員們正為如何使吳庭艷体面下台而絞盡腦汁之際，最終導致他的垮台和被謀殺的行動卻已經開始了；無論是我還是其他人都沒有對替換吳庭艷的人選做仔細的審查和估价；在試圖說服他改弦更張方面，也未采用深思熟慮的手法——選擇合适的胡蘿卜和大棒。況且，我們過于熱衷于關于吳庭艷地位的辯論了，以致于忽視了戴高樂的建議。在前一年中，老撾的問題就是以實現中立化而解決的——假如吳庭儒和法國也能在越南實現這一方案呢？我們對問題的討論和研究往往只是匆忙而過，它們總是處于懸而未決的狀態之中。 電報到達西貢之后，事件開始像瀑布一樣接踵而來。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于次日收到了它，隨即召開了一個會議，商討如何組織這次政變。他做出決定，美國官方將不露面，而是由中央情報局的工作站來負責這次行動，它已經接到指示，受命于大使的指揮。按照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理解，八月二十四日的電報指示他，發動一次行動，將吳庭艷從南越領袖的座位上赶下去。 當時，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接任他的工作僅僅兩天時間。他曾是一位共和党的參議員，并是副總統的候選人。在這一困難重重、險象環生的外交使命中，他能不顧党派之間的分歧，在其馬薩諸塞政治宿敵的政府中忠心工作，這使我對他敬佩不已。但是，我仍然認為，他過于高傲、自負，甚至有些剛愎自用。 在尚未抵達西貢之時，他已聲稱，他將政府慘無人道地鎮壓其人民的行動，視為一种可恥的舉動，并特意列舉了對于佛教徒的殘酷鎮壓。有關吳庭艷与北越人秘密接触，企圖使其國家脫离美國走向中立的謠傳，似乎也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心煩意亂。電報到達之后，他的理解与電文作者的意圖不謀而合：這是一道約翰·Ｆ·肯尼迪總統下達的命令，旨在策動南越軍界人物發動一場軍事政變（事實上，如上所述，電文并沒有准确地告訴他這樣做）。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發布了緊急的指令，中央情報局工作站的首領立即派出了特工人員，与西貢的陳天謙（音譯）將軍和波來古的阮慶將軍接触。他們對這些將軍們說，吳庭儒和其手下的人必須被清除掉，而吳庭艷的去留則可由他們來決定。 与此同時，在華盛頓，我們的動作則是遲緩的，我們仍在爭論，是否應策動一場軍事政變來打擊吳庭艷。爭論并不是一場鷹派与鴿派之間的交鋒，爭論的焦點主要是，南越政治穩定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取得這种穩定性。這場爭論持續了長達几個月之久，始終沒有公開。令人奇怪的是，盡管，在西貢的記者人員連篇累牘地發回了指責吳庭艷的消息，并不斷地分析政府對越南的政策，而華盛頓的記者們卻從未披露過我們的爭論。 約翰·Ｆ·肯尼迪對新聞媒介极為敏感，這是他与其前任們顯著不同的差別之一。他喜歡那些新聞記者們，并十分欣賞他們那些坦率、富于想象、頗具刺激性的想法，甚至，有時也包括一些不太雅的幽默。他敬佩他們的智商和學識，并認為，他應該對此給予重視。由于他意識到這些人在社會中舉足輕重的地位，故他非常希望能影響他們。 八月二十六日，在一次白宮的會議上，約翰·Ｆ·肯尼迪總統談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有關對寺院襲擊的新聞報道。這是那份電報發出后的第一次白宮會議。他說，他認為，盡管吳庭艷和吳庭儒的某些做法的确令人憎惡，但是，他們也按照我們的意愿做了大量的事情，這是不容抹殺的。因此，我們不應當僅僅因為“新聞媒介的壓力，”就決定消除他們。馬克斯威爾·泰勒說，他反對進行軍事政變。他指出，南越在吳庭艷倒台后，軍隊將會分裂，而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應考慮，選擇軍隊的首腦擔任國家的領袖。 然后，我將話題轉移到洛奇大使身上，他到西貢的時間太短了，只与吳庭艷和吳庭儒進行過禮節性的會見。我提出了兩個基本的問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應該向吳庭艷談論的事情是，如果我們“允許”他繼續掌權的話，我們希望他做些什么，以及，為了使他接受我們的要求，我們所應運用的強硬手法或拉攏方法。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認為，誰是取代吳庭艷的最佳人選，同時應指出，如果我們袖手旁觀，讓一位軟弱的人占据了總統的席位，那么，“我們將會陷入真正的麻煩之中”。 上述兩個問題的討論，并未得出明确的答案，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也未收到要求他會見吳庭艷的指示。 小羅杰·希爾斯曼強調立即行動的急迫性，但是，總統回答他說，他將于次日舉行另一次會議，并要求前駐越大使小弗雷德里克·Ｅ·諾爾廷出席會議。小羅杰·希爾斯曼并不喜歡此舉，他抱怨說，小弗雷德里克·Ｅ·諾爾廷的看法并不明朗，并且，對形勢的看法已摻入了個人的感情。總統則尖刻地答道：“這可能也是符合邏輯的。”八月二十七日的會議上，首先，由中央情報局的越南問題專家威廉·Ｅ·科爾比做報告，他敘述道，西貢的局勢平靜，騷亂并沒有波及到農村地區。在回答總統的問題時，海軍陸戰隊少將及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小維克托·Ｈ·克魯拉克說，在對越共展開的軍事進攻方面，內部動亂造成的影響已經大大減小，南越的軍事力量和軍事能力并未出現明顯的減弱。迪安·腊斯克特別提到，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必須就越南的問題与吳庭艷和吳庭儒進行談話。小弗雷德里克·Ｅ·諾爾廷對馬克斯威爾·泰勒前一天的判斷表示贊同，即，在那些南越的將軍中，無人具有進行統一和擔任領袖的真正能力。 听取了這些意見之后，總統說，他還沒有看出有發動軍事政變的必要性，除非它已表現出胜券在握的跡象。他又問道，南越的軍方人士中有适當的人選嗎？小弗雷德里克·Ｅ·諾爾廷回答說，他未發現這樣的人選，但是，他認為，既然中央情報局已經放出了去除吳庭艷和吳庭儒的消息，這樣的人物可能會出現的。 總統說，我們還沒有走到必須立即進行政變的地步。我提出建議，我們可以要求西貢的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羅·Ｄ·哈金斯上將做出估价，讓他們判斷一下軍事政變是否可能成功。与此同時，我們也要告訴中央情報局，讓他們不要理睬南越的將軍們。這又招來了小羅杰·希爾斯曼的不滿。他聲言，我們等待的時間越長，除掉吳庭艷就會越困難。 總統并沒理睬他的意見，問馬克斯威爾·泰勒道，保羅·Ｄ·哈金斯對政變持有什么樣的想法。馬克斯威爾·泰勒回答道，還無人問過他這個問題。結束會議時，總統指示向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羅·Ｄ·哈金斯發電，詢問他們對推進還是停止行動上，持有何种觀點。 我們的審議進行的越來越急迫了。在隨后的一天——八月二十八日——我們于中午和晚上兩次与總統舉行了會議。 在中午的會議中，我提議我們必須做出決定，是否我們將希望南越軍方將領顛覆吳庭艷和吳庭儒的政權。喬治·鮑爾認為，除了支持政變之外，我們已無其它的選擇。對此，我回答說，我們并不能按照事物發展的慣性來被動的前進。總統贊同地說道，我們絕不能僅僅因為事情已經走得很遠了，就一味前進。 小弗雷德里克·Ｅ·諾爾廷對于除掉吳庭艷的動議，表示了极大的疑慮。他說，我們并不能以為，一個新政府就能更好地應付局面，或者說，能為戰爭的進行提供更堅實的基矗喬治·鮑爾對此持有异議，爭辯說，我們絕不可能在吳庭艷掌握政權的情況下贏得戰爭，因此，拋棄他是必然的結果。Ｗ·埃夫里爾·哈里曼也附和地說道，我們已經失去了在越南戰斗中的优勢，并且，如果軍事政變不出現，我們將必須打道回府了。小羅杰·希爾斯曼也補充道，現在，將軍們的行動已無法阻止了。 然后，小弗雷德里克·Ｅ·諾爾廷再次提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以前我們也曾提出過這一問題，但從未充分地討論和回答它。倘若軍事政變獲得了成功，南越將會出現什么樣的形勢？小羅杰·希爾斯曼也不得不承認，一旦那些將軍們控制了局面，他們究竟會如何治理這個國家？對此，我們仍然一無所知。小弗雷德里克·Ｅ·諾爾廷則認為，只有吳庭艷能夠將這個破碎的國家統一起來。 意見的分歧如此之大，總統要求我們再次開會的決定顯然是极為自然的了，我們將于當日晚間再次參加會議。 下午六時，會議再度開始。總統先會見了迪安·腊斯克、麥喬治·邦迪、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我，然后，又召集大家一起開會。他命令向西貢發出三條電文：一條是馬克斯威爾·泰勒發給保羅·Ｄ·哈金斯上將的，要求他就形勢和南越將軍們的計划，做出自己的估价。第二條是總統發給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也是要求他做出自己的估价。第三條電文是發給他們倆人的，向他們報告了我們中午的討論情況，并且清楚地告訴他們，約翰·Ｆ·肯尼迪要求他們對應該如何行動上，提供個人的看法——并不是讓他們就猜想華盛頓有可能做出的決定而做出反應。 第二天，當我与迪安·腊斯克再度碰面時，他已收到了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羅·Ｄ·哈金斯的回答。他們一致認為，在吳庭艷掌權的情況下，戰爭是無法取得胜利的。但是，保羅·Ｄ·哈金斯試圖要砍斷吳庭儒和吳庭艷之間的關系，小弗雷德里克·Ｅ·諾爾廷也對此舉頗為欣賞，他建議“對吳庭艷做出最后的努力。”迪安·腊斯克敦促我們做出決定，是否指示保羅·Ｄ·哈金斯支持中央情報局去策動南越的軍隊首領們。總統則詢問，對于目前的行動方針，是否有人持保留意見。 我發表了我的意見。我建議，我們要求保羅·Ｄ·哈金斯去說服吳庭艷除掉他的兄弟。羅斯韋爾·Ｌ·吉爾帕特里克同意我的觀點。我在解釋我的觀點時說：“我根本看不到另一位好的人選，軍隊的將領們正在考慮一個政變后的軍政府，然而，就我對他們的了解而言——我認為，我對他們了如指掌——他們根本就沒有長期運轉政府的能力。” 麥喬治·邦迪重复了約翰·Ａ·麥科恩的觀點，他認為，我們應該再次努力說服吳庭儒离開現職。小弗雷德里克·Ｅ·諾爾廷指出，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沒有与吳庭艷進行實質性的談話。他言之未盡之處——但我能推測到——是，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并無會見的打算，而其在國務院的上級也并未下達指令，要求他安排這樣的談話。 總統批准向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發出一份電報，電文談到了兩件事情：保羅·Ｄ·哈金斯應該向南越的將軍們說明，中央情報局透露的消息代表了美國的政策，但是，美國必須知道，在將軍們采取特殊的行動之前，他們的計划是什么；對吳庭艷最終將如何處理，目前還尚無定論。 總統仍然心有疑慮，為了表明此點，他、迪安·腊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同意，給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電報應該附上第二份電文——政府中的其他人均未看過這份電文。 在這份秘密的電文中，總統告訴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按照憲法賦予總統和總司令的責任，我希望向你說几句話：……直到南越將軍們開始行動的最后關頭，我必須保留改變方針和撤銷以前指示的應急權利。”他接著說，“由于充分考慮到……這一撤銷所造成的后果，我知道，依据我的經驗來看，相對于优柔寡斷而言，這將會招致更為致命的失敗。對于這樣的改變及其后果，我將理所當然地承擔全部的責任。” 八月三十一日，會議在迪安·腊斯克的會議室再次進行，事情變得非常清楚，其他人也与約翰·Ｆ·肯尼迪總統一樣，對事情的進行存有疑慮。迪安·腊斯克在開始議論時說道，我們的思路似乎整整兜了一圈，又轉回到原來的姿態上，即表現美國支持軍事政變的那份八月二十四日電報之前的狀態。 他主張，我們必須讓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告訴吳庭艷，他的鎮壓已威脅到美國對他的繼續支持，并提議，我們應向駐越大使詢問，讓他談談，在有關佛教人士的安全和吳庭儒夫人的去留問題上，吳庭艷可能會做出哪些退讓。我完全贊同這些觀點，并強調道，必須再次建立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保羅·Ｄ·哈金斯和南越政府之間的聯系。十分明顯，明智的做法是，在八月二十四日電報之前而不是以后來完成這些工作。然而，會議并沒有對我的觀點做進一步的探討，就結束了，也未對洛奇和他的同事發出指示去指導他們如何行動。 正是在這一混亂的局面中，九月二日，ＣＢＳ電視台將它的晚間新聞從十五分鐘延長到三十分鐘，播放了沃爾特·克朗凱特采訪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的畫面，地點是海恩尼斯海港他住宅的院子里。沃爾特·克朗凱特說：“總統先生，目前，我們唯一卷入熱戰的地區，無疑是越南了，并且，十分明顯，我們在那里遇到了很大的困難。”總統答道：“我并不這樣認為，如果（南越）政府不做出巨大的努力，不能贏得廣泛的支持，那里的戰爭就不會胜利。從根本上說，這是他們的戰爭。只有他們才是戰爭的胜利者或失敗者。我們可以幫助他們，可以給他們提供裝備，可以派出我們的人員作為顧問前往那里，但是，他們必須贏得這場戰爭的胜利，在這場越南人民反共產党人（特意強調此點）……所有我們所做的事情只是提供援助，這一點是務必要明确的。但是，我也不能同意我們應該撤离的那些說法，撤离將是完全錯誤的。” 總統的意思顯然极為清楚，他堅信，只有南越人才能贏得這場戰爭的胜利，毫無疑問，他也絕沒有流露出任何要派出美軍戰斗部隊的跡象，既無打算用美軍部隊去加強南越軍隊的實力，也無以美軍去取代他們的意圖（吳庭艷也并未透露出任何跡象，顯示他歡迎這樣的行動）。 之所以我在此引用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的這些話語，是因為我認為，就美國在這場戰爭所扮演的角色而言，這些話語反映了他深思熟慮之后的結論。 在九月三日的會議上，總統推測性地指出，法國在越南追求的目標，正是其鄰國老撾在最近的國際性談判中獲得的東西——中立化，這涉及三個敵對勢力集團之間的聯合。但是，他确信，中立化在老撾是不會順利進行的，同樣，對于其鄰國是否能順利實現這一目標，他也抱以极大的怀疑。然而，無論是那時還是以后的任何時間里，我們都從未認真地探討過，一個中立的南越——倘若這能取得成功的話——究竟可以在地緣政治上給美國帶來何种影響。形成這一做法的原因是，我們認為，南越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中立，它將會落入北越的控制之中，而其結果則只能是，導致了艾森豪威爾所展望的多米諾骨牌的連鎖反應。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我們對于中立化的選擇甚至沒有進行過起碼的探索，這是一個极為嚴重的錯誤。如果當時有一位像戴高樂一樣的社會活動家來倡議此事，那么，他至少會使我對此事認真地看兩眼。然而，我們所處的位置涉及眾多的關系，要想調和它們是极為困難的。我們（尤其是迪安·腊斯克）擔心，作為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成員，迪安·腊斯克認為，我們應對南越的安全負有責任，如果我們在這一點上丟失了面子，那將會削弱我們在北約中的地位。東南亞條約組織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泰國、菲律賓和巴基斯坦，按照條約的規定，其成員國只能在按照本國“憲法程序”“遇到共同危險”時，進行相互間的“協商”。 另外一份獨立的文件標明，柬埔寨、老撾和南越將作為這樣的地區，即如果它們受到威脅，將“危及”該條約簽署國的“和平与安全”。然而，該條約簽署國之一法國則認為，它將不受條約規定責任的約束，并且它似乎暗示，美國的介入將會對我們的共同利益產生危害。既然，法國——一個具有豁免權的東南亞條約組織成員國和美國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防務承諾的頭號受惠國——認為，一個中立化的越南并不會嚴重地削弱北約或西方的防務与安全，那么，就最低程度而言，我們也應該對這一問題進行充分的討論。然而，我們卻沒有這樣做。 會議最后一致同意，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應當盡可能早地會見吳庭艷，与他就我們八月三十一日在國務院會議上提出的議題進行討論。 但是，當九月六日我們再次碰面時，令人費解的是，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尚未會見吳庭艷。正是在此時，博比·肯尼迪開始積极地介入此事了，自從八月二十四日的電報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后，他就開始以极大的興趣關注越南問題了。他刨根問底地大聲問道，如果我們已經做出定論，即与吳庭艷在一起我們將喪失戰爭的話，為什么“現在我們不解決這一棘手的問題？”——他的意思是，我們應以撤离進行要挾。 這引起了迪安·腊斯克的警覺，他回答說，如果越共占領了南越，那我們將陷入“真正的麻煩”，其言下之意是，以撤离進行要挾將是“引火燒身”。馬克斯威爾·泰勒支持他的觀點，他提醒我們，僅僅三個星期之前，我們仍然認為，与吳庭艷在一起我們將能贏得戰爭，并且，參謀長聯席會議也与我們持有相同的看法。然后，迪安·腊斯克又繼續將我們目前的位置——与吳庭艷對話——描述成第一階段。他指出，我們一旦撤离，那將不會再有第二階段了。“在撤离之前，”他說，“我們可以進行策划政變的考慮”——仿佛我們仍未進入發動一次政變的過程！极具諷刺意義的是，在所有這些辯論中，我們仍然沒有對支持和反對撤退的理由進行認真的分析。 在這一關鍵的時刻，約翰·Ｆ·肯尼迪總統有了更深刻的見解，這表現在九月九日他對ＮＢＣ電視台晚間新聞節目主持人切特·亨特利和戴維·布林克利的談話中。“總統先生，”戴維·布林克利問道，“所謂的‘多米諾理論’認為，如果南越陷落了，東南亞的其它國家也會緊隨其后的。您對此表示怀疑嗎？”或許是想到了艾森豪威爾的警告，總統答道，“不，我相信這一理論……中國的領土是如此之大，就像一個巨大的龐然之物一樣，屹立在邊境之外，如果南越倒向他們，那將不僅會為他們在馬來亞開展游擊戰爭提供有利的地理條件，而且，也會給人們造成深刻的印象，即，東南亞的發展趨勢將掌握在中國和共產党人之手中。所以，我相信這一理論。” 九月十日，我們的審議重新開始。博比·肯尼迪說，我們應該對与吳庭艷和吳庭儒有關的特別行動進行討論了。我在回答時指出，我們似乎還缺乏可行的方法：“我們已在試圖推翻吳庭艷，但是，卻沒有找到可以替代其的合适人眩因此，一方面，我們已無可能与吳庭艷繼續保持合作，而另一方面，在确定合适替代人選上，我們也未取得新的進展。我們應當重新返回到三個星期以前所做的事情中去。” Ｗ·埃夫里爾·哈里曼表示了強烈的反對。作為一位我敬佩万分的人物，就像納爾遜·洛克菲勒和道格拉斯·狄龍一樣，Ｗ·埃夫里爾·哈里曼是屬于那類出身于富豪之家，但卻又熱衷于為公眾服務的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擔任了駐蘇聯大使；杜魯門執政之時，他就任了總統特別助理一職；并且，在五十年代中期，他還擔任過紐約州長的職務。 然而，在后來紐約州長選舉失敗后，他仍然极為渴望返回華盛頓，以輔佐年輕的新總統。盡管，他已有六十九歲的高齡，但仍接受了巡回大使這一并不顯眼的職位，而政府里的工作人員大都非常年輕，与他的儿女們年齡相仿。Ｗ·埃夫里爾·哈里曼精力充沛，善出主意，這使他很快取得了總統的信任，先后被任命為美國出席老撾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代表團的團長，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以及主管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 Ｗ·埃夫里爾·哈里曼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就吳庭艷撤換的問題，他与我進行了坦率的辯論。他認為，吳庭艷已經創造了這樣一种局勢，以致于在他的控制下，我們無法在越南實現任何我們的目標。馬克斯威爾·泰勒和約翰·Ａ·麥科恩則站在我的一邊。會議在毫無結論的分歧中結束了。 次日，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發來了電報，談到了他對南越當前形勢的估計。他報告說：“形勢正在急劇惡化，美國應當當机立斷，立即采取有效的行動，導致現存政府的垮台和新政府的成立。”麥喬治·邦迪在与迪安·腊斯克的交談中說道，在所有對形勢的估价中，總統對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估价最為重視。而迪安·腊斯克卻對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沒有与吳庭艷交換看法，而感到十分的煩惱。 几天之后，在又一次國務院的會議上——約翰·Ａ·麥科恩和兩名新近從南越返回的中央情報局的特工人員也參加了會議——約翰·Ａ·麥科恩問道，對于發動軍事政變，是如何進行构想的。特工人員描述了南越軍方人士的想法，并評論道：“他們對政變后的情況，都未做出周密、詳盡的計划，這是他們共同缺乏的東西。”然后，我們探討了吳庭艷對待事態的兩條途徑：調停与對抗。我建議，向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發去電報，具体闡述調停的途徑，并要求他對此事發表看法。迪安·腊斯克表示同意，并指令擬定電文，送交總統定奪。 九月十七日，在与其最密切的顧問們商討之后，總統向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發出了“調停”的電報。其部分內容如下：ＣＡＰ６３５１６。僅供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親閱。 國務院直接發出由總統轉來的原件。院內不得做任何散發。 １．即日的最高層會議批准了一個寬泛的行動框架……該項目旨在，在可能的情孔下，實現ＧＶＮ（南越政府）的改弦更張和必要的人事變動，以保持越南人民對它的支持，以及美國以武力反對越共的主張。此電報告了這項計划，在做出最后決定之前，我們希望得知你的意見……２．我們并不認為，目前具有良好的机會發動撤換現政府的行動。因此，就像你剛剛發來的電文所建議的那樣，我們目前必須施加某种适當的壓力……我們認為，這樣一种推進或許能產生重大的影響，至少在短時期內。況且，這一方針与采用更為激烈的手段也具有連貫性，只要施行那些手段的時机成熟之后……３．我們同意你的某些看法……顯而易見，在這一過渡時期里，由你一人獨攬所有美國援助項目的審批，是加強你進行討价還价地位的最佳途徑……你有權決定，推遲任何援助物資的交付，或者，推遲任何机构所提供資金的轉移，直到你認為，這种交付有利于美國的利益。但是要記住，徹底的停止援助仍不是我們的現行政策（……我們認為，擁有這种權力對你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限制和改變吳庭儒或其他人物得到的各种援助上……以及從他那里得到資助的同伴們……４．根据你的意見和修訂，我們擬定了可能會收到效果的行動步驟，政府應嚴格按照下列程序展開活動：ａ．消除誤會——吳庭艷應使每一個人回到工作中去，并且，將他們的注意力引到贏得戰爭上去。一些人可能因為某种合理的理由而認為，在最近的形勢中，要完全支持他是非常困難的。對此，他應當予以寬容和同情的態度。 真正地以調停來行事，將有助于消除人們對他領導權威的怀疑；而懲罰、嚴厲或獨裁式的姿態則只能招致進一步的對抗。 ｂ．佛教人士与學生——釋放他們，并不再追究其責任。与其它措施相比，此舉將最有助于表現事態已恢复平靜，并使人們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在眼前主要的工作——戰爭上去。 ｃ．新聞——應給予新聞言論充分的自由。盡管，吳庭艷將會遭到抨擊，但是，此時對國內外新聞界采取寬容和合作的態度，將會帶來對他領袖資格的及時頌揚。帶有傾向性的報道固然令人惱怒，但對新聞的壓制將會招致更為嚴重的麻煩。 ｄ．秘密武裝警察——將它的作用限制在反對ＶＣ（越共）的行動上，取消其鎮壓非共產党的反對派人士的活動。這將會极為清楚地顯示，事態又回到了和解和政治穩定的局面之中。 ｅ．調整政府班子，注入清白的新鮮血液，清洗招致廣泛反對的眾矢之的。 ｆ．選舉——此舉應當在自由和廣泛監督的形式下進行。 ｇ．議會——選舉之后，應立即召開議會。政府應向其提交自己的政策，并取得其的信任……５．如果缺乏引人注目、极有象征意義的撤換行動，越南人民就很難對改革的貨真价實表示認同，改革將只能流于形式。我們在一個特殊的事實上，与你有相同的看法，即，公開地削減吳庭儒和其同伴的影響，將是改革取得最佳效果的根本途徑。因為，他們正是招來憎恨的符號，使人們對ＧＶＮ（南越政府——譯者）產生了仇視。我們的看法是，吳庭儒及其同伴應當离開西貢，最好是去越南度長假。我們已認識到，要實現這一點，极有可能會碰到各种壓力，但我們确信，進行此舉的嘗試是必不可少的……６．我們注意到，你并不情愿与吳庭艷保持經常性的對話，但是，我們仍然認為，与他進行對話也是我們獲取情報的重要來源。此外，對話也完全可以作為對他進行說服的手段，甚至對他目前的思維產生說服的效果……我們本身都會明白，當一個人即使他是一位蠢人，在置身于逆境之中時，勸說也往往會收到特殊的效果……７．与此同時，軍事問題方面的形勢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這一方面表現在實際戰局的進展上，另一方面則体現在，需要向國會提出有效的議案，以獲取其對此繼續支持的批准。為了滿足這些需要，總統已經決定，將派遣國防部長和馬克斯威爾·泰勒上將前往越南，他們將于下個星期初到達那里。值得強調的是，此行完全是一次軍事使命，而所有關于政治方面的決定，將由作為總統高級代表的你來控制……同一天，在電報發出之前，Ｗ·埃夫里爾·哈里曼打電話告訴邁克爾·福里斯特爾，說他与小羅杰·希爾斯曼“對起草的電報都十分失望。”并將計划中的越南之行稱之為“一場災難”，因為，他說，“兩位前往者均是我們政策的反對者（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和馬克斯威爾·泰勒），另外一位隨行者（副國務卿助理Ｕ·亞歷克西斯·約翰遜）也并不堅決反對現行政策的執行。”邁克爾·福里斯特爾對此也表示同意。 收到總統的電報之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權衡了利弊，次日他說，他反對我們的前往。他擔心我們的越南之行將會給吳庭艷一個信號，即我們已經決定“原諒和忘記”往事，這無疑是對改變其政府所做出的努力潑上了“涼水”。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認為，他主張采用一張冷冰冰的面孔，并認為，此舉已經開始奏效，而我們的前往將會破坏已有的成果。 為了配合他的意圖，我向總統提議，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我將在夏威夷而不是在西貢會見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羅·Ｄ·哈金斯。然而，正像麥喬治·邦迪向迪安·腊斯克說的，“總統認為，你務必要留心此事（即，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應該去現場視察問題），查看此事的落實。”那天下午，約翰·Ｆ·肯尼迪在另一份發給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電報中解釋說：“我完全可以理解你對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和馬克斯威爾·泰勒之行所指出的問題，然而，与此同時，這次出訪對我來說，也是至關重要的，并且，我相信，在兼顧你的擔心上，我們會找到一致的方法……在任何一次對吳庭艷的拜訪中，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將只會就目前危机所導致的軍事后果做真實客觀的通報。” 九月二十三日，總統簽署了一份文字的指示給我，其內容如下：將我們對你為何出訪南越的理解落實在文字上，這或許是會很有用處的。我之所以將你派往那里，這是因為，想對擊敗越共的軍事和准軍事行動的作用，做出盡可能准确的現場估价。目前的方案是在馬克斯威爾·泰勒上將出訪后提出的，并在你的密切監督下得到了執行和發展，至少到最近為止，它已帶來了令人振奮的成果。自從五月份以來，南越出現的事件目前已提出了嚴肅的問題，它們既与目前是否能成功地反對越共有關，并且，除非這個國家的政局出現重大的改進，它們也与日后這方面的成功与否有著重大的關系。正是在這种錯綜复雜的背景中，目前，我急需你對形勢做出估价。如果你的判斷和結論是并不樂觀的，那么，我期望，你能就南越政府所應采取的行動，以及我們的政府在敦促南越政府行動上所應采取的步驟提供你的意見。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已經全力投入到支持這一使命的行列中（！），并且，你們兩者之間觀點的密切交換，將為我提供可靠的依据。顯而易見，所有的政治局勢和軍事及准軍事方面的努力，相互之間都以各种形式發生著密切的關系，因此，在你對軍事和准軍事問題進行估价的這次使命中，我期望，你能就相關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進行充分的協商。此外，我還希望你能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攜起手來，共同對我們向南越提供援助的全部手段和方式進行逐一考察，以便為我們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更為准确的依据。 我打算交給你一封我寫給吳庭艷總統的私人信件。你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應對此事進行探討，如果，在你們將討論的結果告訴我后，我仍做出結論：這封信是必要的，那么，大使就應在一個會見的時机中，將之轉交給吳庭艷總統。 按照我的看法，南越各地斗爭進展的情況是頭等重要的問題，在這次任務中，你應當盡可能花費最多的時間，對西貢和戰場上的情況進行徹底的視察。 當他將這些指示交給我時，總統補充道，他認為，我有必要与吳庭艷會見兩次，并且，如果根据我和馬克斯威爾·泰勒的判斷，改革和變化對于贏得戰爭是必不可少的措施，那么，我就應該以這一結論對他施加強大的壓力。 約翰·Ｆ·肯尼迪將此信視為一种對我的指導，也將它作為一份文件，以便于我能出示給他人并說：“這是總統希望做的事情。”然而，華盛頓的那些反吳庭艷活動者們仍在進行重新展開反駁的行動。背著麥喬治·邦迪和我，在閱讀了總統給我的指示后，小羅杰·希爾斯曼給小亨利·卡伯特·洛奇送去了一份信，其中寫道：尊敬的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我借邁克爾·福里斯特爾的安全之手傳送這一信息。 ……我感覺到，改變原有看法、贊成我們觀點（即，必須用軍事政變除掉吳庭艷）的人數，正在与日俱增。只要你和我們分別在西貢和國務院堅持我們的主張，其他人也會站到我們一邊的。就像邁克爾·福里斯特爾將告訴你的那樣，一群堅定的伙伴正在這里遠遠地支持著你……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給我的文字指示和小羅杰·希爾斯曼通過后門渠道給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信，標志我們政府為期一個月的猶豫不決已經結束，在這一期間，我們正面臨著一個日益惡化的重要問題，迫切地需要我們做出決定性的行動。在認可反對吳庭艷的政變之前，我們在面對越南的根本問題上，缺乏足夠的勇气，最終導致了他的垮台，然而，在他被撤換之后，我們仍然忽視了這些問題的解決。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我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定的過失：·我應當對一些基本的問題進行強制性的考察、思考和辯論。例如，与吳庭艷在一起，我們能夠贏得胜利嗎？如果不能，那么，能否以一位与我們合作更好的人來取代他的角色呢？如果答案仍是否定的，那么，我們是否可以考慮，与吳庭儒和法國一起合作，實現中立化的目標呢？或者，站在其它的角度上看問題，即南越的政治危机已使美國失去了在此呆下去的可能性，從而選擇撤离呢？ ·馬克斯威爾·泰勒沒有對那些不斷傳來的報告中的分歧進行更深入的分析，這些分歧表現了人們對南越軍事形勢的進展——或不足——有不同的看法。 ·迪安·腊斯克——最無私的人物之一，全力以赴地為美國工作著——失誤于對國務院的嚴格管理，以及對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監督。他也未堅決地參与總統召開的會議。 ·而總統——我對他的責備最少，因為，他必須處理一大堆別的問題，范圍包括從公民權利的紛爭到就“禁止核試驗條約”獲得國會的批准——的失誤則在于，沒有將美國政府中的各個派系捏和在一起，使他們能夠齊心協力。面對這一弊端重重的環境，他的优柔寡斷持續了太長的時間。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說政府內還無發生此事的話，那么在新聞界，對中立化和撤离的贊成和反對卻早已引起了辯論。 一九六三年的夏天和秋天，報刊專欄作者沃爾特·李普曼和詹姆斯·賴斯頓提出了應當考慮中立化的建議，然而，新聞記者戴維·哈伯斯塔姆卻反對這兩种選擇，在六十年代早期，他從南越向《紐約時報》發回消息，并激烈地抨擊政府的政策。一九六五年他是這樣寫的：就目前越南的基本選擇而言，其情況与一九六一年他們面臨的事情完全相同；它們并無不同之處，并不能提起人們的興趣，同樣猶如一個可怕的噩夢。 首先，大量的言論已談到了一個中立化越南的可能性，然而，在當前的形勢下，這個問題并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中立化當然并不是天方夜譚，瑞士、奧地利、印度，或者說甚至老撾，都已實現了這一目標——這些國家利用這种方式聲稱：在冷戰期間，它們既不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戰場，也不愿加入交戰的任何一方。越南邁向中立的第一步，將是撤离國內所有的美國軍事力量，以及中止美國的軍事援助；這將造成一片真空，致使共產党人，即南方唯一真正有組織的力量，從容地占据這個國家——或許為六個月的時間，也可能需要兩年。他們會在不遭任何抵抗的情況下長驅直入，并且，如果河內愿意向我們和南越提出中立化的方案，那將成為美國挽回面子的唯一途徑。 那么撤离的說法又如何呢？在越南做出過奉獻的美國人中，几乎無人會對此想法感到興趣。這一觀點也意味著，那些將身家性命已完全托付給美國的越南人，將要在共產党人的統治下遭受前所未有的痛苦。而此時，我們這些為數极少的幸運者卻憑借著藍皮的護照，毫無危險地遠走高飛了。一個本應生活得更好的民族，將淪陷于一种單調、毫無生气、受到控制的社會生活中。撤离也意味著，美國在整個世界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而共產党人對其它東南業國家的壓力，則大大加強了。最后，撤离還將意味著，全世界与西方為敵的勢力將倍受鼓舞，他們也會效仿越南的做法，嘗試進行暴動的滋味。正像一九五○年我們對朝鮮的承諾，曾經阻止了共產党人公開地跨越邊境，在越南取得反對共產党人的胜利，也會對阻止所謂的解放戰爭起到非凡的作用。 公正而言，在當時的新聞記者中，戴維·哈伯斯塔姆的這番鷹派的言論，反映了絕大多數人的觀點。 九月二十五日，這是我啟程去西貢的前夕，ＣＢＳ的報道人哈里·里森納問我，南越人是否“可以在我們的援助下……在戰場上贏得戰爭，而在西貢輸掉它？”我回答說：目前要做出估价是非常困難的。毫無疑問，在過去的几周里，政府的行動一直在針對不穩定的局勢。完全可能，他們已經疏遠了重要的因素——人民，而且，除非政府和人民能齊心合力地与越共戰斗，否則越共是絕不會被擊敗的。 我繼續說道： 必須認識到，這是一場南越人的戰爭，這是至關重要的。戰爭的胜利与否將取決于他們自己。我們可以提供顧問和援助，但是，只有他們才是最后結果的承擔者，而目前還有待于觀察的是，他們將如何進行這場戰爭。 實踐證明，這番話語的确起到了預言的作用。 在前往西貢的途中，我提醒同行的成員們注意此行的目的：對南越反對越共的軍力進行考察，并對其是否獲胜的前景做出估价。如果前景并不樂觀，我們就必須問到這樣的問題，即南越應當采取什么樣的行動，而美國又怎樣能使南越做出那些行動？ 我對他們說，按照我的想法，在我們能夠提出建議之前，我們必須回答某些特殊的問題：·如何解釋那些報告中軍事進展和政治穩定性之間矛盾的地方？何种說法是正确的？ ·學生、軍隊、政府人員和普通民眾對吳庭艷的反對，究竟達到了何种程度？這种對抗在繼續加深嗎？ ·誰在政治上控制了農村地區的村庄？我們將對此進行何种方式的判斷，并且，我們對我們的判斷會有信心嗎？ ·假如吳庭艷和吳庭儒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發生了變化呢？如何對他們之間目前的關系与他們之間過去的關系進行比較呢？ ·吳庭艷仍能有效地保持其政治權力嗎？南越權力基礎中的關鍵因素已經离開了他嗎？ ·如果吳庭艷仍然大權在握，軍事上的努力會取得成功，還是會越變越糟？ ·如果我們做出結論，吳庭艷將會改弦更張，那么，我們都有什么樣的手段——經濟的、軍事的、政治的——來促使他這樣做呢？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認為，我們必須在最為廣泛的基礎上，詳細地分析各种意見和看法，這包括：所有職位上的南越官兵們，所有職位上的美國官兵們，新聞界人士，外國大使，南越，法國和美國的商人和勞工領袖，國際控制委員會的成員，學術界人士，天主教神職人員。我指示，我們將于每天早晨碰頭交換意見，并將在對華盛頓的匯報上采用唯一的報告系統，每天統一匯報的電文中，將列舉觀點中的分歧，如有反對的意見的話，將會在給總統的報告中特別注明的。 在為期十天的逗留期間，我們實際上周游了南越的每一個行動區，舉行了几十次會議。我發覺，在我親自參加的三次訪談中，我受到了特別的啟發和震動。 九月二十六日，我會見了Ｐ·Ｊ·霍尼，一位倫敦大學東方与非洲研究學院的講師，他能說一口流利的越南語，并且与南、北越的領導人均保持著密切的接触。他的評論在我的腦海中留下了特殊的地位，這是因為，他具有很強的文化背景知識，并且他以前曾經是吳庭艷的支持者。 在我們討論期間，Ｐ·Ｊ·霍尼說道，几個星期之前當他剛到達西貢時，他相信美國總是可以設法与吳庭艷共同相處的，而試圖改變這种現狀則是极為危險的。然而，目前他已改變了看法。在過去的三年中，吳庭艷衰老得极快，以致于有些反應遲鈍了。吳庭艷公開地指責著一切，既包括軍隊也涉及市民們。他對佛教人士的襲擊已引起了公眾的极大震動。 綜合這些因素來看，霍尼認識到，要想使這一統治自由化，或改變吳庭艷的想法，已是毫無可能的了。因此他說，美國必須要做出決定了，与這樣一個政權在一起，它是否會贏得戰爭的胜利呢？按照Ｐ·Ｊ·霍尼的觀點，我們是不會取得胜利的，盡管，他指出有跡象表明，戰略村計划正在取得效果，而越共利用西貢政治動亂的企圖也落空了。 但是，這是否就意味著，我們就應該撤換吳庭艷呢？Ｐ·Ｊ·霍尼的看法仍然是模棱兩可的。他說：任何脫离這一政權的運動都具有极大的風險，并且，按照他的判斷，無論是發動政變或者是進行暗殺，在對事態向好的方面發展上，都是半斤八兩，很難對其作用進行高下之分。 最后，Ｐ·Ｊ·霍尼預測，如果共產党人控制了南越，那么，在整個亞洲，就不會再有政治領袖對西方世界表示信任了。并且，他聲稱，這种信任的危机將絕不會僅僅局限在亞洲的。 九月三十日，我与羅馬教皇的代表阿斯塔閣下進行了交談。一開始，他就告訴我。在南越表面的平靜之下，“控制正在加強”，統治集團已建立了一個警察的國家，到處存在著暴虐的惡行。知識分子和學生們都將政府視為仇敵，一些人轉向了越共，大多數則接受了中立的立常Ｐ·Ｊ·霍尼曾經證實，河內已通過法國与吳庭儒進行了接触。阿斯塔閣下進一步指出，一旦吳庭儒攫取了政權，他將首先會驅逐美國人，然后，再斷絕与共產党人的聯系。他最后以不客气的指責結束了談話，我對他的觀點也有完全相同的看法：美國政府從未在對西貢的講話中，表現出前后一致的聲音，這不僅使美國的政策變得模糊不清，也使南越人民搞不清它的真實意圖。 第三次訪談是在九月二十七日進行的，約翰·理查森是這次交談的對象，自從一九六二年以來，他一直就任中央情報局西貢站的首腦。約翰·理查森告訴我，廣泛的不滿已潛藏了不短的時間，佛教僧侶的動亂正集中地表現了這一情緒。 他對夜間拘捕學生和濃厚的多疑气氛表示了特別的擔憂。他將吳庭艷描述成一位愛國者，并對其道德品質极為尊敬，但是，他認為，他的助手們——尤其是吳庭儒——損害了他的聲譽，并將他置于了死地。這是一個极大的悲劇。 約翰·理查森接著匯報說，吳庭艷最親近的助手們也擔心，危机將會導致高層將領們發動政變，盡管，約翰·理查森還未發現任何人具有足夠的精神權威能夠取代吳庭艷的位置。為了挽救南越，他談到了自己的結論，美國必須強迫吳庭艷停止鎮壓行為，并且驅逐吳庭儒。他認為這是唯一可行的途徑，并對我說，“部長先生，我要求你對吳庭艷采取极為嚴厲的態度。” 終于，九月二十九日，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我來到了坐落在天里（音譯）街的嘉龍（音譯）宮。這里距美國大使館只有几個街區。我們与吳庭艷將在此會見，時間為三到四小時，隨后將共進晚餐。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羅·Ｄ·哈金斯陪同我們前往，吳庭儒則始終沒有露面。 吳庭艷咕咕嚕嚕地說著法語，語調似乎顯示出他的疲倦，并一根接一根地抽著香煙。在前兩個半小時里，吳庭艷一直在夸耀他的英明政策和軍事上的進展，并不時地起身在地圖上指點著，我們無法插言，只能洗耳恭听。他顯得神態自若、頗為自信，這使我感到內心很不是滋味。 這一獨角戲式的演說終于有了停頓，這給了我得以說話的机會。我告訴吳庭艷，美國真誠地希望能幫助南越戰胜越共。但也強調指出，從根本上說，這是一場越南人的戰爭，美國人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提供援助。我同意他對戰局的說法，并指出，軍事上的确取得了進展，同時，也謹慎而又帶有壓力地指出，動亂和由此引發的鎮壓，已危及到戰爭中的成果和美國的援助。因此，必須停止鎮壓并盡快解決動亂造成的有關問題。 吳庭艷斷然拒絕了我的主張。他說，新聞界對他的政府和家庭進行了惡意的誹謗，這造成了美國人對南越真實情況的錯誤理解。我承認，某些新聞報道确有失誤的可能，但是也指出，無論在南越還是在美國，吳庭艷政府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正在大大降低，這是不容回避的事實。他再次反駁了我的觀點，并指責那些學生的“幼稚、缺乏教養和無責任感，”認為，他們才應對最近的拘捕風潮負完全的責任。他聲稱，他對佛教人士的動亂給予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耐：過去，他對他們“過于寬容了”。這使人有點不寒而栗。 我將話題硬拉到了吳庭儒夫人身上，向他指出，他的政府在美國公眾的眼里，并未樹立很好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与這位夫人那些魯莽和不合時宜的言論有關。我從口袋中掏出了一塊剪下的報紙，上面引證了她的某些評論。她曾對美國的下級軍官們評頭論足，說他們的“舉止就像一個小兵痞”。我告訴吳庭艷，類似的說法不能不深深地引起美國公眾的反感。 從他的眼神和姿態來看，這時他開始明白我談話的要點了，但他還是起身為儒夫人進行了辯護。“這并不能令人滿意，”我說道，問題的确是非常嚴重的存在著，在戰爭能夠獲得胜利之前，它們必須得到處理。 馬克斯威爾·泰勒概括了我的要點，并強調指出，美國人對南越最近發生的事件給予了廣泛的關注，這是合乎情理的，吳庭艷必須就此做出自己的反應。兩天之后，馬克斯威爾·泰勒在一封給吳庭艷的信中，補充寫道：“經過与大量的越南和美國軍官交談之后，我确信，到一九六四年底，越共在北部和中部的暴動行動，將會減少演變為一些零散的活動。 三角洲地區的時間會長一些，但到一九六五年底，這一目標也將會實現的。然而，這些預測的實現將取決于某些條件（即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指明的那些）的滿足。” 然而，吳庭艷并未做出答复，對于我們向他提出的要點上，他絕未做出將響應和采取措施的保證。就像美國在我們會面時記錄中寫到的那樣，“至少從外表上看來，他顯得鎮定自若，并不厭其煩地做了大量的解釋，希望以此來糾正某些誤會。” 飛回華盛頓之后，在國防部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部長助Ｐ·邦迪的幫助下，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我起草了給總統的報告。由于本報告的重要性以及一些隨后發生的事件，我曾大量摘引過它。下列的摘錄較好地概括了我們當時所做的結論和建議，相比于重新的闡述而言，它會取得更好的效果：結論·軍事行動上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并且，繼續保持著發展的勢頭。 ·西貢（或許還有南越的其它地方）的政治局勢目前非常緊張，吳庭艷一吳庭儒政府正日益失去民眾的擁護。 ·在日后的壓制行動中，吳庭艷和吳庭儒有可能改變當前軍事鎮壓的慣用手法。而一旦重新使用較為溫和的統治手段，盡管這似乎并不可能，那將會大大地緩解目前的政治危机。 ·目前尚不清楚，美國所施加的壓力是否可促使吳庭艷和吳庭儒走向溫和。壓力誠然有可能會使他們更加一意孤行，但是，如果不施加這些壓力，他們則几乎肯定不會放棄過去的行為模式。 ·以一個新政權來取代目前的政權，其前景是否會更好，似乎還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開始時，要想凝聚政府的各种勢力和維持秩序，只能實行獨裁式的強大統治。按照當今軍人在越南的突出地位來看，這一角色极有可能由一位軍事將領來擔任，他或許會通過政變后軍政府的選舉來獲得大權。在吳庭艷和吳庭儒离開后的最初階段里，這一獨裁式的軍事統治或許會平安無事，此后，則至少會重新撿起吳庭艷的壓制手段，以及繼承吳庭艷之前越南傳統統治体制中的腐敗。他們在憎恨异邦的极端民族主義上，絕不會比其前任遜色，從而將其考慮的重點放在傳統的軍事上，而非社會、經濟和政治上。 我們的建議是： ·保羅·Ｄ·哈金斯上將与吳庭艷一起重新審查軍事方面的必要變化，使北部和中部地區的軍事行動將于一九六四年底完成，三角洲地區的行動將于一九六五年底結束。 ·建立培訓越南人員的計划，這樣，到一九六五年底，目前由美方軍事人員扮演的基本角色，將能由越南人來充當。到那一時期，大量撤离美方人員將是非常可能的。 ·与培訓越南人接任軍事職能計划的進展相一致，國防部將于近期宣布，立即著手擬定計划，以便到一九六三年底，能撤离一千名美方人員。 ·為了給吳庭艷留下我們不贊成他的政治計划的印象，我們的做法是：·斷絕其計划發展的重要財政援助。 ·与南越政府的最高層人員保持目前純粹的“恰當”關系。 ·密切監測形勢的變化，以對吳庭艷在減少壓制、改進軍事能力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做到心中有數。我們應當認識到，在兩到四個月的時間里，我們決定使用更嚴厲手段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我們將不采取主動的做法，去鼓勵政府中出現積极的變化。 我們特別強調，這時組織一場軍事政變的時机還不成熟。 十月二日凌晨，我們抵達了華盛頓，在那天上午，我們前往白宮，向總統就我們的此行做了一個小時的簡單匯報。談話中，一個主要的議題就是關于我們撤离一千名顧問人員的建議。“總統先生，我認為，我們必須有一個從這一地區脫离出來的手段，并且，我有責任將這一手段展現在國家面前。” 我說。 那天晚上，總統召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討論了我們的報告。由于上個星期的尖銳分歧仍停留在他的腦海里，總統概括地指出了根据他的理解我們所處的位置。他說，我們需要找到有效的途徑，來說服吳庭艷改變西貢的政治气氛，但是，他也強調，越南行政當局的團結統一是起碼的條件。他說，現在我們已有了一個大家認可的政策和報告。 每一個人都同意，這是一場南越人的戰爭，而我們去那里只是作為顧問，是為了幫助南越人保衛自己，如果他們沒有保衛自己的能力，那么，戰爭將沒有取胜的可能。然而，對于我們的建議，即：國防部將宣布一項撤离美國軍事人員的計划，本年內將撤出首批的一千名人員，其余人員的撤出將于一九六五年底前完成。大家則眾說紛紜，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盡管，全部出訪的成員都已對報告中的文字表示了同意，然而，一旦開始討論，大家則對建議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爭論反映，鑒于各人抱有不同的動机和目標，對此問題的認識還缺乏一個完全的一致性。 一部分人認為，軍事方面的進展是可觀的，訓練也已達到了足以讓我們撤离的地步。另一部分人則認為，戰局的進展并不令人樂觀，也無證据表明，南越人已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培訓。但是，他們贊同我們開始撤离的觀點，其理由是，如果南越人是“可以被訓練的，”那么，我們在那里呆的時間已足以取得這一成果了。而如果成果并不明顯，那則是因為其政局的不穩定而導致其無法取得這种成果。還有一部分人——代表了大多數人的觀點——認為，南越人還是可以被訓練的，只是我們的訓練時間還短，不足以取得有效的成果，因此，他們認為，目前水平上的訓練還應當繼續下去。 經過大量的辯論之后，總統批准了我們的建議：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撤离一千名軍事人員。按照我的回憶，在沒闡明任何理由的情況下，他做出了這一舉動。總之，由于內心動机的強烈驅使，以及擔心其他人會試圖讓他撤銷這一決定，我敦促他公開宣布了這一決定，這將使它變成了現實。 這一過程當然引起了爭議，這是不出所料的。盡管，總統反對將“到年底前”的詞語寫在里邊，但是，他最終還是同意了。他擔心，如果我們宣布了此事，并且，無法在九十天內完成此舉，那么，我們就會背上頭腦發熱的罪名。我說，“公布此舉的有利之處在于，我們可以對國會和人民說，在減少美國軍事人員在南越游擊戰中的出現方面，我們已經有了切實的計划——南越人民也應逐漸培養隱藏自己的能力。并且，我認為，在面對Ｊ·威廉·富布賴特和他人的強烈攻擊時，此舉將是极有价值的。他們認為，我們已陷入了亞洲的沼澤之中，几十年后都不能自拔。” 總統最終表示了同意，會議之后，新聞部長皮埃爾·塞林杰發布了這一聲明。白宮的新聞發布中包括了這一段文字：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部長和馬克斯威爾·泰勒上將……報告說，到本年底之前，美國訓練越南人的計划將應當進展到這樣的地步，即，受命去南越的一千名美軍人員能被撤回。南越的政治形勢仍然處于嚴重的狀態中……但（鎮壓的）行動（在那個國家里）還未對戰局的進展造成重大的影響，他們在未來是可以完成此事的。 我們提交給總統的報告，在十月五日早晨，再度引起了人們的辯論。這次爭論變得更激烈了，但是，最后總統還是清楚地說道，對于我們報告中有關政變計划的部分，他表示贊成。我們是這樣寫的：“此時，還不應采取積极的行動，去推動政府的變換。我們的政策應當是：全力以赴地去确定可以取代現任領袖的人選，并在其一旦出現的時候，与其進行接触。”總統發出了指示，命令通過中央情報局的渠道，將這一段話語的大意傳遞到西貢去。 几周之內，總統關于即美國“不采取任何積极的行動，去推動政府的變換”的決定開始傳開了。十月二十五日，在給麥喬治·邦迪的電報中，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敦促說道，既然南越的將軍們已密謀多時，并早已開始行動了，故“我們不應該阻止這次政變了。”他推理的基礎是，“即使從賭賭運气的角度來看，下屆政府也不會像現政府那樣，在工作中錯誤重重，屢入迷途。”為了替總統辯護，麥喬治·邦迪回答說，阻止一場政變的實質在于，我們應當擁有特權，可以審查將軍們的計划，并阻止那些前途渺茫的行動。 四天以后，在一次總統召集的會議上，我問道，我們在西貢的軍官中，是誰在負責政變的計划，并且，我注意到，保羅·Ｄ·哈金斯可能并不知道，大使館和中央情報局正在干什么。博比·肯尼迪在承認自己沒有看過全部的電報后說道，他實在搞不清目前的情況。支持一場政變將意味著，將南越的未來——也可說是整個東南亞的未來——放在某人的手里，而我們對此人的身份和意圖則一無所知。馬克斯威爾·泰勒贊同道，甚至一次成功的政變也會傷害戰爭中的成果，因為，一個新的政權毫無經驗，只能探索自己的道路。約翰·Ａ·麥科恩對此表示了同感，早些時候，他已說道：“總統先生，如果我是一位棒球隊的管理者，并擁有一名投手，我可能就只會將他關在盒子里，而不管他是否是一位出色的投手。”迪安·腊斯克則比較長遠地考慮到，如果吳庭艷的政權繼續存在下去，戰爭中所取得的成果則可能逐漸失去。會議在沒做出決定的情況下結束了，總統要求我們于晚上繼續開會。 在下午六時的會議上，總統感到，有必要讓那些南越將軍們明白，他們不可能取得迅速的成功。對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所持的肯定或熱情，總統從未表示過同感。會議之后，麥喬治·邦迪將這一旨意發電告訴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并指示他發電報給保羅·Ｄ·哈金斯，告知其南越將軍們的密謀計划，讓他和中央情報局工作站對我們將如何行動提出建議。 讀了電報之后，保羅·Ｄ·哈金斯向華盛頓的馬克斯威爾·泰勒發回了電報，憤怒之情充滿在字里行間。他對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封鎖消息，不讓他得知政變計划的做法，十分惱怒，重申了他對政變所持的反對立場，并指出，在他來看，還無人具有吳庭艷那樣的領袖實力——特別是那些將軍們，他對他們的情況了如指掌。保羅·Ｄ·哈金斯的建議是，“我們不應過早地調換其領袖人物，而應繼續采用說服的行動，以使現任領袖改弦更張。” 美國試圖阻止政變的想法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震惊，他的回答中帶有明顯的不滿：“不要認為，我們還有力量去推遲或阻止政變。”我嚴肅地提出問題，如果美國政府反對進行政變的話，南越的將軍們是否會仍然不顧一切地進行政變呢？麥喬治·邦迪明顯与我持有同感。同一天稍后的時候，他發電給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我們已沒力量去推遲或阻止政變的說法……是不能被接受的，它不能成為我們制定美國政策的依据。我們認為……你應當采取行動來說服那些政變的將領們，讓他們停止或推遲行動……因為從前景來看，它并不具有完全成功的把握。”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已定好日期，將于十一月一日從西貢返回華盛頓，以提供他的咨詢。在即將啟程之前，他陪同費爾特海軍上將，對吳庭艷進行禮節性拜訪。在此之前，吳庭艷已經送來了一張紙條，說他希望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能在費爾特走之后，再停留十五分鐘。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依此而行了。后來，他向華盛頓發來了電報：當我起身离開之時，他說道：請轉告約翰·Ｆ·肯尼迪總統，我是一位誠實而坦率的伙伴，我愿意立即著手解決問題，而不是在失去時机后再放馬后炮……請告訴約翰·Ｆ·肯尼迪總統，我已認真地考慮了他的全部建議，并著手將其付諸實施，這只是一個時間安排的問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在電報中評論道：“我認為，從星期日（十月二十七日）吳庭艷開始參加我們在大叻舉行的會談之后，這是一個新的姿態。如果美國想要做一筆一攬子的交易，我認為，此時正是時候。實際上，他的意思是：請告訴我們你們的要求，以便我們去完成它。希望華盛頓能商議此點。” 電報由正常的渠道發回，最終于十一月一日（華盛頓時間）上午九時十八分到達了國務院，九時三十七分，它被送到了白宮，我們与總統一起正在再次討論西貢的事件。然而，此時已經為時過晚，政變已經發動了。 十一月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我們又一次与總統一起討論西貢的局勢。在會議開始之時，吳庭艷和吳庭儒的命運還尚不為人所知。會議開到中途之時，邁克爾·福里斯特爾突然闖了進來，宣布了一條從情報室得到的重要消息。中央情報局西貢站報告說，他們已從南越的同行那里得到消息，兩兄弟已在“從城里去將軍聯合指揮部的途中自殺”。 事實上，在提出投降之后，吳庭艷和吳庭儒就在堤岸的一座天主教堂里等待，教堂位于西貢鬧市區南部的中國人居住區。明（音譯）將軍，他后來成為了總統，派出了兩輛吉普車和一輛裝甲運兵車來接他們。他們倆人被推進了裝甲車里，雙手被捆著。當車輛到達將軍聯合指揮部時，裝甲車的門被打開了，人們發現吳庭艷和吳庭儒倆兄弟已經死去了。倆人都被槍擊過，吳庭儒還被捅了几刀。 “他們怎么會死的？”据說，敦（音譯）將軍曾這樣問明將軍。 “這有什么奇怪的？”明將軍回答道。 几個月后，他對一位美國人談到了兩兄弟的死亡：“我們別無選擇，必須殺了他們。那些愚昧無知、頭腦簡單的村民們极為崇拜吳庭艷，所以絕不能讓他繼續留在世上。“陳文香（音譯）這位普通的市民曾是吳庭艷的批評者之一，并因反對其統治而受過牢獄之苦，他說：“掌權的將軍們之所以決定干掉吳庭艷兄弟兩人，完全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將軍們的心里十分清楚，他們既非安邦治國之天才，又缺乏道德上的權威和政治上的支持，故只要總統和吳庭儒先生還活著，他們無論如何也難阻止倆兄弟卷土重來。” 約翰·Ｆ·肯尼迪總統聞此消息后，臉色迅速變得煞白，我還從未見過他如此的激動。死訊“就像一個道德和信仰問題那樣，造成了他內心的震動和煩惱，”邁克爾·福里斯特爾事后回憶道，“完全動搖了他的信心……開始怀疑有關南越問題的情報。”小阿瑟·施萊辛格也說，自從豬灣事件以來，這似乎是總統最感沮喪的一次，他處于深深的“憂郁和不安”之中。 總統仔細地推敲著這一死訊，并認真地評論道，這一死訊將對美國和世界均產生嚴重的后果。他怀疑地指出，作為天主教徒，這倆兄弟是會殺死自己的。小羅杰·希爾斯曼反對道，即使他們信仰天主教，吳庭艷和吳庭儒結束自己生命的舉動也不難理解——按照一种精神，即“這是‘哈米吉多頓’（《圣經》中善与惡的決戰唱—譯者）”。后來，麥喬治·邦迪剛直截了當地評論道，當人們的手被反捆著的時候，他卻能用槍和刀來進行自殺，這似乎是异乎尋常的。 總統堅信，在為越南服務了二十年之后，吳庭艷的影響決不會与他的死亡一起消失。這一判斷似乎与毛澤東的說法有不謀而合之處。在一九六五年早期，他与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曾提到，美國人已不再關心吳庭艷了。他又繼續說道，胡志明和他（毛）都認為，吳庭艷并不是如此之坏。他說，在他被謀殺之后，天下難道就變得太平無事了嗎？我們還無法得知毛對吳庭艷評价的全部細節，不知道他對吳庭艷在越南歷史發展中所起作用的全部看法，這只能有待于中國和越南開放他的檔案。這一評論引起人們的許多疑問。 吳庭艷之死引起了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的震動，但問題還不僅于此。回顧往事，從當時來看，最令人心焦的事情是：我們正面對著一個政治上形成真空的南越，并且，我們也失去了按照美國的目標來推進事物進程的基矗吳庭艷之死并未結束越南政局中深刻的分歧。在一次避重就輕報告的杰作中，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于十一月四日告訴華盛頓，似乎有某些分歧存在于我們与你們之間，這主要是關于政變的影響和功績。這里是一些我們的看法：ａ．對于那些曾与軍事或政治運動有關的人來說，這次政變似乎產生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其表現在兩個方面……ｂ．那些一直對政變抱有敵意的專家們曾認為，“与吳庭艷在一起將會取胜，”現在他們的說法是，這次政變意味著，戰爭的時間有可能大大縮短。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結論性地指出，他也認為，政變將縮短戰爭的時間，并加快美國人返回家園的速度。 馬克斯 威爾·泰勒和我均對此表示怀疑。在政變之前，我們几乎看不到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將會出現來取代吳庭艷，政變之后，我們也未看到一個這樣的政府。 為了摸清真相，總統要求我于十一月二十日，在火奴魯魯召開各方參加的會議。這是我們會見林登·Ｂ·約翰遜之前，最后一次開會商討越南問題，四天之后，他繼任了總統的席位。 這次會議与所有以前的這類會議并無不同，我對它也無特別的印象。但是，麥喬治·邦迪卻對它有深刻印象，此前，他從未出席過夏威夷的情況通報會議。在我們返回的途中，他對碰到的一位參謀人員說，“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對情況的簡要通報似乎成了一場法庭的辯論，人們試圖愚弄他，他則試圖向他們說明，這辦不到。”或許，這种說法對那些將領們失之公允，但它的确反映了我們面臨的困難，越南的形勢和我們對它未來的展望，均未在我們的頭腦中形成清楚的畫面。 麥喬治·邦迪從會議的情況中，得出了一個完全准确的估价，事后這一估价得到了證實。在談到南越的政局形勢時，他對那位參謀人員說，盡管，要想看出政變后的軍政府會采取什么樣的方針還為時過早，但有一點則是顯而易見的，即將軍們的聯合只能是權宜之舉。這一預測不幸言中！在其后的十八個月中，這個軍政權就像一扇高速轉動的旋轉門，其首腦以令人眼花繚亂的速度不斷變換著。 約翰·Ｆ·肯尼迪總統最后一次公開地發表對越南問題的評論，是在十一月十四日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當時，他富于修辭地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將放棄南越嗎？”然后，他自問自答地說，“毫無疑問，我們國家的安全是頭等重要的大事，但是，以我之見，美國的軍隊并不一定非要留在那里。” 此前，也是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問道：“您能否就政變后南越目前的局勢，以及召開火奴魯魯會議的目的，談些個人的看法？”他回答說：“召開火奴魯魯會議的目的，是為了對形勢做出估价：美國應該制定什么樣的政策？我們的援助政策是什么？我們如何能加強斗爭？我們如何將美國人撤出那里。目前，我們將要爭取的目標是，將美國人撤回家鄉，使南越有机會自己保衛自己，就像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那樣。” 這兩次評論的觀點均与他十周以前的觀點相同，那次是他在回答沃爾特·克朗凱特的問題。當時，他說，按照最終的結論來說，這是他們的戰爭——他們是指這樣一些人，即那些必須贏得戰爭或不得不輸掉戰爭的人。然而，有關這個話題，約翰·Ｆ·肯尼迪的態度也并非總是這樣的，一個星期之后，他對切特·亨特利和戴維·布林克利說：“我認為，我們應該呆在那里。我們應當充分利用我們的影響來取得效果……我們不應當撤离。” 然而，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占有絕 對优勢的觀點——無論是在這次會談之前或之后，無論是在公開場合還是在私下里——則是，從根本上說，南越必須自己來進行戰爭，美國絕不可能為他們完成此事。 ------------------ 网絡圖書 獨家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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